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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5卷 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1907年5月2日〔15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够是胜利的革命。这种说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一革命的要求而斗争。这大多数居民或者完全由一个阶级组成，或者由具有某些共同任务的几个不同阶级组成。对目前的俄国革命来说当然也是这样：说俄国革命只有在它成为全民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是说俄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使大多数居民自觉地参加斗争。 然而，通常所说的“全民”革命的正确含义也只限于此。老实说，除了这种老生常谈（只有大多数人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统治者）之外，再不能从这一概念得出其他什么结论了。因此，如果把这一概念当作一般公式、模式和策略准则来运用，那是根本不对的，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全民革命”这一概念中看到，尽管几个不同的阶级在某些有局限性的共同任务上有一致的地方，但还必须正确分析这些阶级的各种不同的利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用这一概念来模糊和掩盖对某一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分析。如果这样运用“全民革命”的概念，就是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倒退去玩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的庸俗词句。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这一真理。他们还常常忘记，革命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步而变化的。革命的任何真正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因而就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因而就要求更明确地划分各种政治类别即政党类别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因而就要求更要以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来代替笼统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要求。 例如，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是在“政治自由”、“人民利益”这种笼统的口号下开始的，而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实际上实现这一“自由”并以一定的内容去充实“民主”这一空洞字眼的时候，群众和各个阶级才会明白这些口号的具体含义。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时，所有的人都为民主而斗争：既有无产阶级，也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自由派资产者和自由派地主。只有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只有当革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才能看出各个阶级对这个“民主”的不同理解。同时，还能看出，不同的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需要它们为了实现同一个“民主”而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看清楚：某一个要求“民主”的阶级或阶层不愿意或不能够象另一个阶级走得那么远，因而在实现“共同的”（所谓共同的）任务的时候，为了确定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例如为了确定自由和民权制度实现的深度、广度和彻底程度，为了确定用什么方式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等等，各个阶级会展开激烈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提起这些被人遗忘的真理，是为了向读者说明不久以前两家报纸进行的争论。这两家报纸就是《人民报》和《我们的回声报》，下面就是前者反对后者的一段话： “《我们的回声报》写道：‘居民按党派划分，是革命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期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训和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这种划分根据全国范围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向右转了。’完全正确；但是，各地的‘左派’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情绪和代表当选证书也‘清楚地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目前‘群众’在不小程度上都充满着立宪民主党式的‘立宪幻想’；‘群众’对杜马的独立活动都寄予厚望：他们极为关心‘保全’杜马的问题。《我们的回声报》的著作家们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最重要的现象。他们只注意群众派谁参加杜马，而不注意为什么群众派这些人参加杜马。既然如此，《我们的回声报》是否同意，它让无产阶级忽视‘全民的’任务，也就是让无产阶级不仅同资产阶级‘社会’隔绝，而且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呢？”
这一段话极有教益，意味深长，它暴露了机会主义的三大错误：第一，把代表的情绪同选举的结果对立起来，这就是以代表的情绪来暗中代替人民的情绪，这就是撇开更深刻、更广泛、更带根本性的东西，而看重更渺小、更狭隘、更带随意性的东西［注：至于“代表当选证书”，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个理由。谁会去注意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委托书和代表当选证书呢？谁不知道有多少报纸由于发表革命的委托书而被查封呢？］。第二，用估计这种或那种“情绪”的问题来代替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问题。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为了“全民革命”这个庸俗民主派的偶像而用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的危险来吓唬无产阶级。对于前两个错误，我们尽量谈得简单些。选举触动了群众，它不仅表明了群众的暂时的情绪，而且表明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撇开阶级利益（通过选举中的党派组合表现出来的阶级利益）而去看重暂时的情绪。代表的情绪也许是沮丧的，但是群众的经济利益却能激起群众性的斗争。因此，如果估计“情绪”有必要，那是为了确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或提出某种号召的时机，而决不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的策略。否则就是以看“情绪”行事的无原则做法来代替坚定的无产阶级策略。这里谈的始终是路线问题，而决不是“时机”问题。无产阶级目前恢复了元气还是没有恢复元气（象《人民报》所想象的那样），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对估计行动的“时机”来说的，而不是对确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策略路线来说的。 第三个错误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错误：害怕社会民主党或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这种害怕实在太不应该了。 既然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实际上在追随立宪民主党（这是过去和现在常有的事，从投票选举戈洛文起，直至采取死一般沉默的著名策略等等），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反映小资产者的动摇本性，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任何动摇隔绝开来，也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帮助他们作好斗争的准备，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虽然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右分子倾向于这一观点，但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直接而公开地维护这种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叛变行为）隔绝开来，以便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帮助他们作好更有计划、更加坚定和更加坚决地参加下一次革命的准备。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都绝对必须同充满立宪民主党式的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执行真正革命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不能因听到关于全民任务、全民革命的任何反动的或庸俗的胡说而不知所措。 可能，在某种力量组合下，在各种不利条件的某种凑合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会暂时变得奴颜婢膝或胆怯。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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