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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5卷 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 （1907年4月5日和7日〔18日和20日〕） 一昨天《人民杜马报》用这一标题登载的文章，是冷静地、明确地、质朴地叙述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真正原则性分歧的一个典型。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争论是愉快而有益的，相反，回答《敬礼》或《回声》［100］的歇斯底里狂叫却是不愉快的难题。 现在来谈正题。分歧是由对立宪民主党和民粹派的估计引起的。《人民杜马报》说得完全正确，在立宪民主党问题上的分歧应归结为他们代表谁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杜马报》回答说：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说：“这些政党的经济基础是一部分中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政党走（纯粹是由于习惯和直接受自由派的欺骗）。”［注：见本卷第3页。——编者注］ 显然，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的估计比我们乐观。他们掩饰或否认立宪民主党同地主阶级的联系，我们则强调这种联系。他们强调立宪民主党同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我们却认为这种联系很少。 关于地主的问题，我们曾在《我们的回声报》［101］第7号中指出，在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这一点《人民杜马报》弄错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里有20个地主［注：见本卷第172页。——编者注］，《人民杜马报》宣称我们这种论断是幼稚无知，并讽刺我们说，就是在社会民主党里也还有百万富翁和大官。 多么廉价的讽刺啊！谁都明白，辛格尔、阿龙斯、纳利夫金这样的人只是表现了个人从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已。但是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会认为，20个地主（在立宪民主党党团的79个成员中占1/4）是作为个人跟着60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而不是相反吗？？你们会认为，是地主奉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策，而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奉行地主的政策吗？？你们用辛格尔和纳利夫金同志的例子开玩笑，不过是为了掩饰你们不可救药的立场而开的一个俏皮的玩笑而已。 当然，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成分并不是主要的证明，它只是一种象征。主要的证明是：第一，俄国地主自由派的历史（这一点连《人民杜马报》也承认）：第二（这是主要的），对立宪民主党目前的政策的分析。“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请注意〉是地主的政策。”（《我们的回声报》第7号）“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律师的自由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律师要农民同地主和解，而且是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和解。”（同上）［注：同上。——编者注］ 《人民杜马报》对这个论据无话可说。 其次。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证明立宪民主党同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系呢？用关于选举的统计。城市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最多。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第一，我国的选举制度并不特别优待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各阶层。大家知道，民众大会能够更确切地反映“城市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第二，同小城市的城市选民团比较起来，大城市的城市选民团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较强，而左派势力较弱。关于复选人的统计就是证明。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代表的不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中等资产阶级。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就愈尖锐，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里的立宪民主党势力就愈是比左派强。第三，在22个有左派联盟的大城市里，右派得17000票，十月党人得34000票，立宪民主党人得74000票，左派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的票数所以一下子就减少这么多，正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自由派的律师在任何地方都欺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但总是被社会党人所揭穿。 《人民杜马报》问道：“说我国中小资产阶级为了摧毁直接威胁着他们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热中于镇压革命——这样说对吗？”接着回答说：“完全不对。” 这里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得完全不对。亲爱的同志们，这已经不是有原则的争辩了……你们自己很清楚：我们是把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和十月党的反革命性区别开来的；我们也根本没有把反革命的罪名加到小资产阶级的头上；我们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地主们不只是害怕工人，而且也害怕农民。你们那样说，就不是反驳，而是歪曲。 《人民杜马报》如下的论据倒是一个反驳意见：立宪民主党变得更温和、更反动，不是在革命高涨时，而是在革命低落时，就是说，不是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是由于自己的软弱性。《人民杜马报》用黑体字强调指出：立宪民主党的策略“不是强大的反革命派的策略，这是软弱的革命派的策略”。 于是，立宪民主党也成了革命派，只不过是软弱的革命派。真是不可思议的结论。所以走到这样荒谬绝伦的地步，是因为论证的出发点就是根本错误的。这一错误就在于否认立宪民主党的地主性质（在俄国，地主的反革命性或者以黑帮和十月党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否认立宪民主党里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纠正了这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反革命地主和较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策略。地主是强大的反革命派。大资产者也是强大的反革命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吏是他们的怯懦的奴仆，他们用“民主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为反革命效劳的行为。 认为立宪民主党只是在革命低落时而不是在革命高涨时“右倾”，这是不正确的。《人民杜马报》的同志们，请回忆一下《开端报》［102］吧。请回忆一下《维特——交易所的代理人，司徒卢威——维特的代理人》那样一些文章吧。那都是一些好文章！那个时节是好时节……那时我们同孟什维克在对立宪民主党的估计上没有分歧……要正确阐述立宪民主党在革命高涨时或者说在历次革命高涨时的态度，就应当这样说：革命在街头露面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就在大臣的前厅露面。 1905年11月司徒卢威谒见了维特，1906年6月某个立宪民主党人谒见了某个黑帮，1907年1月15日米留可夫谒见了斯托雷平。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人民杜马报》在从经济上论证自己对立宪民主党的看法时最后说： “由于俄国城市不发达，而城市工业中又以大工业的影响占绝对优势，我国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我国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微不足道，因而他们不能象过去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感觉到自己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太好了，非常正确。只是这与立宪民主党没有关系。其次，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把“进步的城市大”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这种曾不止一次地被用来为孟什维克的策略辩护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资产阶级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了……”一点不错！……“这就是它在反专制农奴制的斗争中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根源……”同样一点不错，不过这不是讲立宪民主党，而是讲那些不仅依靠农村小资产阶级，而且也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劳动派政党和集团！
正确！千真万确！《人民杜马报》竟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作了如此完整的论证，这是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一向左转，他们就成为民粹派。”一点不错：左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民粹派。而立宪民主党不过是冒充的民主派，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主派。因此，当无产阶级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它必须结成广义的政治“联盟”，这里不仅是指达成选举协议和议会协议，而且还指同左派也就是同民粹派小资产阶级在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方面无需任何协议就采取共同的行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一向左转，他们立即就会丧失城市这个立脚点，而陷入农民民粹主义的泥潭。这也是由于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较软弱的缘故。” 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我们所需要证明的。 下一次我们将同《人民杜马报》专门谈一谈民粹派的问题。 二［注：由于政府查封《人民杜马报》，我们尽量不同它直接争论，而只谈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怎样估计民粹派。］既然承认“民粹派是立宪民主党的左邻’，承认他们“经常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那就必然要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迫使民粹派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反对立宪民主党。 孟什维克力图削弱或回避从他们承认的东西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他们的借口是：农民虽然比自由派“革命，民主”，但是却“充满了反动的社会空想”，并力图“在经济方面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这种在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著作中经常见到的议论，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经济史上看都有重大的错误。拿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方面的反动性同自由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策的反动性作对比，就等于拿尺与斗作对比。 如果说农民在对待社会主义任务的态度问题上无疑赞成反动的空想，那么自由派资产者在对待这一任务的态度问题上则赞成象1848年6月或1871年5月那样实行反动的镇压［103］。 如果农民及其思想家民粹派在目前的革命中即资产阶级革命中同自由派比较起来是在奉行反动的政策，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永远不会承认民粹派比自由派更左、更革命、更民主。 显然，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请把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土地政策比较一下吧。目前其中有没有经济上反动的观点呢？这两个党都具有限制地产转移的反动倾向。但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具有官僚性质（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委员会），所以它的反动性在当前在实践上要危险得多。就是说，从这一点看，如果要比较，决不可能对自由派有利。 “平均”使用土地……小生产者的这种平等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不是向前寻找而是向后寻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提出的不是小业主的平等社会主义，而是公有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然而那种平等思想却最完全、最彻底和最坚决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我奉劝那些忘了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去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平等思想最完整不过地反映了同一切农奴制残余作斗争的要求，反映了争取最广泛、最彻底地发展商品生产的要求。 我们有些人在谈到民粹派的“平均制”土地法案的反动性时，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平等不仅是最完全地实现自由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所必需的条件的思想表现，而且，对于从农奴制中成长起来的农业所具有的经济关系来说，小生产者的平等还是最广泛、最完全，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物质条件。 这种发展过程在俄国很早就开始了。革命加快了这个过程。全部问题就在于，这种发展是采取所谓普鲁士的方式（保留地主经济和对雇农的奴役，让雇农为了一块养不活人的份地“按公平的价格”纳租）还是采取美国的方式（消灭地主经济，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 这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这个革命成败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把全部土地不经赎买转交给农民，也就是说，坚决争取有利于人民的第二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农民同农奴主－地主进行斗争时，平等思想是为土地而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力。而在小生产者之间建立平等，能最彻底地消灭所有一切的农奴制残余。因此，说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这不仅仅因为它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推动力，而且因为它是从经济上清除农业中的农奴制残余的推动力。 民粹派幻想平等能够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幻想这种平等能够成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就这一点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这一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应当记住。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忘记了这种平等思想本身和各式各样的平均制方案最完全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反映了同地主和官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就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任务。 或者是普鲁士式的演进：农奴主－地主变为容克；地主政权在这个国家里获得10年的巩固，实行君主制；实行“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而不是实行民主制度；在农村居民及其他居民中存在着最大的不平等。或者是美国式的演进：消灭地主经济；农民变成自由的农场主；实行民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农村居民间存在着最大的平等——这是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起点和条件。 通过立宪民主党（他们引导我国走第一条路）的伪善态度和民粹派（引导我国走第二条路）的反动社会空想主义表现出来的历史性抉择实际上就是这样。 显然，无产阶级应当全力支持第二条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尽快摆脱最后的资产阶级幻想，因为平等社会主义是小业主最后的资产阶级幻想。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从实际经验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受到教育，在最短时间内切实地体会到所有一切平均制方案的软弱无力，在反对资本权力时的软弱无力。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尽快清除掉自己身上的“劳动派”传统即小市民传统，摆脱现在必然落在它肩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一心一意去完成自己的、真正是本阶级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 正是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相互关系，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害怕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政策。 正是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实质，才会发出下面这样的议论：“它〈我国革命〉归根到底不是出于农民的需要而发生的，而是〈？？〉出于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的”，或者说“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能在农民的旗帜下进行，不能由农民领导”（4月4日《人民杜马报》第21号）。这就是说，俄国的农民经济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别的什么基础上！农民群众的需要，这也就是最完全、最迅速和最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按“美国方式”而不是按“普鲁士方式”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农民的领导”下进行（确切些说：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因为农民虽然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但总的说来还是拥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不彻底的革命（严格地说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
注释： ［100］《敬礼》杂志（《Привет》）是孟什维克的周刊，1907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两期。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等曾为该杂志撰稿。 《回声》文集（《Отголоски》）是孟什维克的刊物，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文集中刊载有尔·马尔托夫、德·柯尔佐夫、叶·查尔斯基、费·伊·唐恩等人的文章。——186。 ［101］《我们的回声报》（《НашеЭхо》）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7年3月25日—4月10日（4月7日—23日）接替于1907年2月27日（3月12日）被查封的《新光线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由列宁编辑，几乎每一号都有列宁的文章。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等人。该报共出了14号。1907年4月9日（22日），彼得堡市长根据非常警卫条例下令禁止该报出版。最后一号即第14号是在发布禁令后出版的。——187。 ［102］《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3日（26日）—12月2日（1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C．H．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189。 ［103］指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1848年6月对巴黎起义工人的镇压和1871年5月对巴黎公社的镇压。——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