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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3卷 杜马内的政党和人民 （1906年7月5日〔18日〕） 昨天杜马内关于告人民书问题的讨论，为广大群众的政治教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告人民书问题与实际生活这样密切，以致各个政党的实质都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杜马受到了反动的专制政府（《政府通报》）和革命的人民的夹攻。革命人民在杜马外的斗争可以说已经透过了塔夫利达官的每一个孔隙和裂缝。讨论一开始，问题就不可遏止地从形式和细节方面转到了实质方面。 为什么需要告人民书呢？这个问题有力地在杜马面前提出来了。它反映在全部讨论中。它把整个讨论引向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注：见本卷第291—295页。——编者注］提出这个问题时的那个方面：是否要用杜马的战斗声明来回答内阁的战斗声明？或者根本不作回答？或者设法消除意见分歧，缓和由现实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问题的尖锐性？ 这场争执是由杜马中的右派挑起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彼得拉日茨基试图推迟问题的讨论。自然，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得到了十月党人的支持。很明显，反革命害怕杜马的告人民书。 反动派以自己明确的行动促使杜马内的整个左派团结起来。推迟讨论问题的提案被否决了。从讨论中极其明显地表明了杜马内存在三个主要派别。“右派”（十月党人和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安抚”农民运动，因此反对任何一种告人民书。“中间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可能是多数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也主张“安抚”农民运动，因此主张发表安抚性的告人民书。“左”派（劳动派，显然只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以及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向人民说明：不能“安安稳稳地等待”，因此主张革命的而不是“安抚性的”告人民书。 劳动派日尔金、波兰代表列德尼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拉米什维里最突出地表达了左派的观点。日尔金说：“民众抓住最后的几乎可以说是幼稚的希望。”“我不是谈和平、平静和安宁，我是谈同旧政权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难道国家杜马是由于和平和安宁才有的吗？”而在谈到十月斗争时，发言人在左派的一片鼓掌声中高声喊道：“我们能够在这里，正应当归功于这种‘混乱状态’。”发言人很正确地说：“在这种一般的意义上说来，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告人民书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只不过应当加上一句：没有包含日尔金发言中的那些思想和论点的劳动派草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强调并且在最后必须说明：不是和平和安宁，而是在好的和伟大的意义上的混乱状态才能组织群众……” 列德尼茨基甚至用了我们昨天用过的一个最尖锐的字眼，他说提出来的告人民书是“可悲的”。拉米什维里也“反对要求大家安安静静地等待问题的解决”，他宣称：“只有革命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引自《我们的生活报》的报道）他还宣称，必须说明要无偿地转交土地。 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赞成“安抚性的”告人民书，谴责革命措施（见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反驳列德尼茨基的发言），证明告人民书“从土地占有者的观点来看”是有好处的（立宪民主党人雅库什金）。 黑帮分子沃尔康斯基同斯基尔蒙特和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彼得拉日茨基一起，论证了告人民书的“危险性”，说它有可能燃起革命火焰，他还指出，按照法律，土地法案还必须在杜马中通过，然后提交国务会议等等，等等，等等。 派别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情况又一次表明，立宪民主党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在旧政权和人民之间动摇不定。事件又一次表明，“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多么近视和荒谬，这种策略只会削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民主派在杜马中的革命立场。事件又一次表明，社会民主党独立行动既能争取一部分劳动派分子，甚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立宪民主党分裂。 政治形势本身势必要决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管社会民主党右翼怎样拼命努力，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对立宪民主党的任何支持，却幸运地出现了受到一部分农民代表支持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结果没有出现机会主义者所虚构和臆造的划分：右派与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三者相对立。结果出现的是革命的划分：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与右派相对立，立宪民主党处于完全动摇的状态。 很遗憾，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并没有充分利用极为有利的形势。他们本来必须在共同讨论时提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告人民书草案。只有那样，他们的政策才是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代表的完全彻底独立的政策。只有那样，拉米什维里、日尔金和列德尼茨基的正确见解才不致消失在争论中，而会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坚决而明确的纲领中集中起来，固定下来。 现在只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吸取日益频繁地发生的杜马中的派别划分的教训，希望它更坚决地采取完全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能在逐条讨论告人民书草案时，使情况有哪怕是局部的改善，即加入一些独立的彻底革命的提法。 社会民主党的告人民书草案，即使只是一个在杜马中宣读过的草案，也会对革命斗争的团结和发展起极为有益的作用，并且会把革命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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