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1905年9月1日〔14日〕） 在我们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受的政治教育还非常少。在我国，明确的政治信念和坚定的党的观点还几乎完全没有树立。在我国，人们对于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都太容易相信了，而对于任何对这种抗议的性质和实质的批评都怀着敌意，认为这是瓦解解放运动的有害行为。难怪在这面解放的总旗帜下，司徒卢威先生主编的《解放》也在形形色色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开来，这些知识分子是讨厌分析“解放派”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的。 要知道，解放派自由主义不过是更有系统地表现了（在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束缚的情况下）全俄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革命愈向前发展，这种自由主义的面目就愈加暴露，不敢正视真理和不敢了解这种自由主义的真正实质的行为就愈加不可原谅。在这方面，有名的历史学家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发表在有名的自由派机关报《俄罗斯新闻》（8月5日）上的《政治书信》，最能说明问题了。自由派的其他报纸如《我们的生活报》，也转载了这部大作的摘录，而且连一句愤懑的话都没有讲，这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极其明白地道出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策略和心理。他的这种坦率精神在某些比较圆滑的自由派看来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是对觉悟的工人却很有价值。下面就是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这两段话体现了该文的全部精华。 “我不知道，俄国还能不能通过近似德国在1848年所经历的道路走向新制度，但是我毫不怀疑，必须竭尽全力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走上法国在1789年选择的道路。
你看，1789年的“道路”是空前危险的，这就是俄国资产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资产者不反对1848年的德国的道路，不过他们要竭尽“全力”避免法国的道路。这是大有教益的名言。值得好好深思。对于不成熟的、很不齐心的、彼此充满敌意的俄国社会说来，走后一条道路将会带来空前的危险，甚至会招致灭亡。落到去听关于政权、秩序、国家统一、社会组织等题目的实物课的地步，是很糟糕的，何况，讲这些课的不是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就是因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负有天赋使命的德国士官。” 这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1789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进行的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前者是彻底的，后者是不彻底的；前者成立了共和国并争得了完全的自由，后者半途而废，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后者主要是在自由派资产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把不够强大的工人阶级拉了过去，前者是由积极革命的人民群众即工农群众进行的（虽然只是部分地），他们把有势力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撇在一边（虽然只是短时期地）；后者很快就着手“安抚”全国，也就是镇压革命人民并使“巡官和士官”取得了胜利，前者使粉碎了“巡官和士官”反抗的革命人民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统治。 所以，俄国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仆从就在“最有声望的”自由派机关报上警告人们不要走第一条道路，即“法国的”道路。这位有学问的历史学家向往的是“德国的”道路，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德国的道路没有能避免人民的武装起义。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的起义，甚至出现了一些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些起义没有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成功的一次是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但是这次起义最后没有推翻王权，只是迫使保持政权的国王作了些让步，国王在局部失败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又夺回了所有这些让步。 总之，这位有学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并不害怕人民起义。他害怕的是人民胜利。他并不害怕人民把反动派和官僚，把他所仇视的官僚轻轻教训一顿。他害怕的是人民推翻反动政权。他仇视专制制度，一心希望它被推翻，但是他预料到使俄国招致灭亡的不是保存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机体由于没有死去的君主政权寄生虫慢慢腐烂而遭到的毒害，而是人民的完全胜利。 这位精通廉价科学的大学者知道，革命的时期也就是给人民上实物课的时期，因此他不希望有消灭反动派的实物课，而拿消灭革命的实物课来吓唬我们。他甚至对革命取得短时期的完全胜利也感到害怕，害怕走这条道路比害怕火还要厉害，他一心向往德国式的结局，也就是反动派长久保持绝对胜利的结局。 他不欢迎俄国发生革命，他只是在尽量设法减轻革命的罪过。他希望的不是胜利的革命，而是失败的革命。他认为反动是一种合理的和正当的、自然的和持久的、可靠的和有道理的现象。他认为革命是不合理的、虚幻的、不正当的现象，它最多只能是由于专制政府的不稳固、“软弱”、“无能为力”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正确。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不认为革命是人民的完全合法的权利，而认为仅仅是纠正反动派极端行为的罪恶的和危险的手段。在他看来，完全胜利的革命是“无政府状态”，完全胜利的反动则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只不过是稍微夸大了国家的某些必要的职能。他只知道君主“政权”，不知道别的“政权”，只知道资产阶级的“秩序”和“社会组织”，不知道别的“秩序”和“社会组织”。在因俄国革命而“负有天赋使命”的欧洲力量当中，他只看到“德国士官”，却看不到而且也不想看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他最反感的是那些“试图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教授先生给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加上了表示讽刺的引号，他说人们竟拿如此荒谬的术语来说明欧洲的——欧—洲—的——文化！）的人物的“妄自尊大”。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自安自慰地闭起眼睛，故意不看下述事实：正是由于俄国专制制度卑鄙成性，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几十年停滞不前以至倒退了。他害怕“重新聚集力量的巡官”的实物课，因此——啊，人民的领袖！政治活动家！——他特别警告人们不要彻底粉碎现代巡官的全部“力量”。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奴才！这是在所谓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客观研究的幌子下干出的多么卑鄙的叛卖革命的勾当！拿破仑说过，去查一查俄罗斯人，就会找到鞑靼人。我们也要说，去查一查俄国的自由派资产者，就会找到穿上新制服的巡官，而且根据一个深奥的、“学术的”、“客观的”见解看来，应当让这些巡官保留9/10原有的力量，否则他们也许要“重新聚集力量”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灵魂，都是彻头彻尾的生意人的灵魂；他考虑的不是消灭反动派和“巡官”的力量，而是尽快地同巡官勾结起来，以便收买、笼络、软化他们。 这位最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绝妙地证实了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屡次谈到的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性质的全部论断。欧洲资产阶级当时是革命阶级，过了几十年以后才走向反动，而我们自家的聪明人却不同，他们立刻就要跳过或者希望跳过革命，去建立反动资产阶级的温和谨慎的统治。资产阶级不希望革命，而且由于它所处的阶级地位也不可能希望革命。它希望的只是同君主制勾结在一起反对革命的人民，它希望的只是背着革命人民窃取政权。 这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聪明人给社会民主党的那些空论家上了多么富有教益的一课，这些人甚至谈起高加索新火星派所通过的、经《火星报》编辑部出专页特别赞许的那项决议来。那项决议（连同《火星报》的赞语）曾经全文转载在尼·列宁的《两种策略》（第68—69页）［注：见本卷第76—77页。——编者注］一书里，但是鉴于国内的同志们不大知道这项决议，鉴于《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这个他们认为“非常成功的”决议，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决议全文刊出，以教育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并让《火星报》丢丢脸： “代表会议（新火星派的高加索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因为它主张（不管走机会主义下坡路的人写这个决议时的意愿和认识怎样）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这个决议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尾巴的行为神圣化。只要把这个决议同上面引证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由派的政论中发现几百处几千处类似的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新火星派已经陷进多么深的泥潭。维诺格拉多夫先生，这位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退出了革命事业。新火星派先生们，难道他的这种举动没有缩小“革命的规模”吗？你们是不是应当向维诺格拉多夫之流的先生们请罪，不惜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来恳求他们不要“退出革命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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