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 （1905年8月16日〔29日〕） 在8月3日（16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讲过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并且分析了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策略［注：见本卷第160—167页。——编者注］。现在，布里根草案已成为法律，8月6日（19日）的诏书宣布“不迟于1906年1月月中”召开“国家杜马”。 恰好在1月9日事件快一周年的时候，恰好在彼得堡工人用自己的鲜血记录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并表明为革命胜利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决心的这个伟大日子快到一周年的时候，沙皇准备召开拙劣伪造的、经过警察局筛选的地主、资本家和极少数对当局奴颜婢膝的富裕农民的会议。沙皇打算把这个会议当作“人民”代表会议来同它协商。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千百万劳动者和没有家产的人却根本不准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过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沙皇关于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的估计是不是正确的…… 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武装起来，还没有战胜专制政府，那么，除了施舍给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对沙皇来说算不得什么而又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小恩小惠之外，想得到其他东西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迫在眉睫，恐怕就连这类小恩小惠，现在也不会施舍。现在，专制政府如果不同地主和资本家协商，就既不敢让人民承担疯狂地继续进行战争的重负，也不敢采取措施把军事开支的全部重担从富人肩上移到工人和农民的肩上。 至于说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的内容本身，那么，它完全证实了最坏的预料。这个杜马是否还真的召开，尚不得而知，因为这类施舍是不难收回的，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曾无数次许过这类诺言，而过后又都违背了；如果这个杜马将来召开了，而没有成为泡影，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真正广泛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鼓动的中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令的内容本身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便于我们进行鼓动，阐明专制制度的实质，揭露它的阶级基础，揭示它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的根本不可调和，广泛传播我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8月6日（19日）的诏书和法令现在应当成为每个政治鼓动员和每个觉悟工人的必读文件，因为这确实是反映浸透俄国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野蛮、暴虐、压榨的一面“镜子”。这个诏书和这个法令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用作现成材料来撰写内容丰富而充实的政治评论，以激起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自觉。 常言道：不摸狐狸不知臊。当你阅读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象有人在你鼻子底下翻腾着一堆积存了不知多久的脏东西。 由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遭受压迫，由于他们愚昧无知，备受压抑，由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专制制度才得以维持下来。“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完全一致”的谬论便在这个基础上毫无阻碍地发展起来，并以伪善的面目传播开来。这种谬论认为沙皇的专制政权是居于人民的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高于贫富之分的，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企图用最怯弱、最低级的形式，即通过同“俄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简单协商的办法，使这种“一致”实际表现出来。可是，结果如何呢？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只有依靠大批把人民嘴上的笼套勒得紧紧的官吏和警察，“沙皇与人民的一致”才有可能。为了“一致”，需要使人民不敢开口。所谓“人民”只是指可以参加二级选举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首先按县或市区选举复选人，然后再由复选人选举国家杜马的代表）。至于农民户主，只有在贵族代表、地方官和警官的监视、协助和训示之下经过四级选举的筛选，才能算作人民。首先是户主选举乡会代表；然后每个乡会选出两名乡初选人；接着乡的初选人再选举省复选人；最后，农民的省复选人才同地主和资本家（市民）的省复选人一起选出国家杜马代表！在全部省复选人中，几乎在全国各地，农民都占少数。他们得到的保证只是每省必须从农民当中选出一名国家杜马代表，就是说，在412席中农民有51席（俄国欧洲部分的51省）。 整个的城市工人阶级、所有贫苦农民、雇农和无家可归的农民都根本不能参加任何选举。 沙皇与人民的一致就是沙皇与地主、资本家，再加上一小撮富裕农民的一致，在所有选举都要服从警察局的严格监视的条件下的一致。根本谈不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选举纯粹是一出滑稽剧。 国家杜马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它的一切决定都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咨议性的。它的一切决定都要呈交国务会议[88]，就是说要经过那些官吏的审核和批准。它只不过是官府和警察局大厦的装饰品而已。国家杜马会议公众不得出席。关于国家杜马会议的报道只有在会议没有宣布秘密进行时才能在报刊上公布，但是只要官员们下一道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大臣把讨论的问题列为国家机密，就可以使会议秘密进行。 新的国家杜马只不过是规模扩大了的俄国警察局而已。富有的地主和厂主资本家（有时还有富裕农民）可以在警察局（或地方官，或工厂视察员等）的“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他们永远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请皇帝陛下……不，请巡官“明断”。而“庶民”，即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穷人自然是永远不能参加任何“协商”的。 所不同的仅仅是，警察局数目很多，它们的一切都十分秘密，而国家杜马只有一个，而且现在不得不公布它的选举程序和职权范围。我们再重复一句，这些东西一公布，本身就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整个丑恶面貌。 从人民的利益来看，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好象是故意要使这种嘲弄更加突出，发生了这么几件事：杜尔诺沃先生发表演说，米留可夫先生等一伙人被捕，沙拉波夫先生言语乖常。受到反动报刊热烈欢迎的新的莫斯科总督杜尔诺沃在演说中道出了政府的真实计划。政府在8月6日颁布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当天，还颁布了关于废除1905年2月18日的“给参议院的诏令”的诏令。[89]2月18日的诏令允许个人提出改善国家组织的展望和设想。地方自治人士和知识界代表根据这一诏令召开过警察当局所容许的集会、会议和代表大会。现在这一诏令被废除了。现在一切“改善国家福祉的展望和设想”都必须“按照建立国家杜马所规定的程序”“呈给”专制政府！这就是说，不得进行鼓动了，不得召开集会和代表大会了。有了国家杜马，就再也不要讲什么话了。杜尔诺沃先生就是这么说的。他声明，他们再不容许召开任何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了。 我们的“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自由派又一次被愚弄了。他们指望制定宪法，可是人家现在借口“恩赐了”一个嘲弄宪法的机构而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立宪宣传！ 而沙拉波夫先生泄露的就更多了。他在他那接受政府津贴的报纸（《俄国事业报》[90]）上，直截了当地建议在将要召开杜马会议的宫殿里屯驻哥萨克……以防止这个杜马的“不恰当的”举动。为了沙皇与人民的一致，人民代表的言行都要符合沙皇的意愿。否则，哥萨克就会驱散杜马。否则，杜马代表甚至在进入杜马之前，用不着哥萨克就可以被逮捕起来。星期六（8月6日）颁布了关于沙皇与人民一致的诏书。星期日（8月7日）解放派即“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的温和派的领袖之一米留可夫先生和他的10名同党一起在彼得堡近郊被捕。当局企图以参加“协会联合会”的罪名迫害他们。他们大概很快就会获释，但是他们很容易被拒之于杜马门外，只要说一声他们是“受调查和受审讯的人”就行了！…… 俄国人民取得了最初的一点点立宪主义的教训。只要还没有实际争得人民专制，还没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没有能保障人身不受侵犯的公民武装，任何人民代表选举法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国家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从人民专制理论的观点看来，无疑是如此。但是无论专制政府也好，无论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即立宪君主党）也好，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目前的俄国，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政治理论（关于它们的含义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谈到）：（1）沙皇和人民协商（或者如8月6日的诏书所说的，“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的理论。（2）沙皇和人民妥协的理论（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纲领）。（3）人民专制的理论（社会民主党以及一般革命民主派的纲领）。 从协商论的观点看，沙皇只和他所愿意的人，只采取他所愿意的方式进行协商，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究竟愿意同谁协商和怎样协商，国家杜马以绝妙的实例作了说明。从妥协论的观点看，沙皇不必服从人民的意志，而只须重视他们的意志。但究竟怎样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这从“解放派的”“妥协”论中是得不出结论的。只要实际权力掌握在沙皇手中，“解放派”资产阶级必然要处于乞怜者或者企图利用人民的胜利来反对人民的经纪人的可鄙地位。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鼓动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就是说，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 这样，我们就谈到我们关于国家杜马的鼓动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了。谁能切实保障选举自由和立宪会议的充分权力呢？只有组成革命大军；把沙皇军队中有生气的、正直的力量全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战胜了沙皇势力，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以代替沙皇专制政府的武装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建立国家杜马，一方面用所谓代议制的管理形式的思想“招引”人民，另一方面又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拙劣的伪造，因而就成了向群众进行最广泛的革命鼓动的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成了举行集会、游行、政治罢工等等的最好的借口。整个这种鼓动的口号是：武装起义，立即建立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起义时间的确定当然要看当地的条件。我们只能说，目前把起义时间稍为推迟一些整个来看对革命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武装工人这一工作正在逐渐开展，军心愈来愈涣散，军事危机即将有个结局（要么是战争，要么是负担沉重的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过早地举行起义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害处。 最后，我们还要把上面提到的策略口号同其他的口号简单地对比一下。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口号和在俄国工作的大多数同志所说的“积极抵制”的含义是一致的。《火星报》在第106号上建议立即组织革命自治，由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个策略是完全错误的。在还没有力量进行武装起义和取得起义胜利之前，谈什么人民革命自治，那是可笑的。这不是起义的序幕，而是起义的尾声。这种错误策略只会有利于“解放派”［注：手稿上接着有“君主派”一词。——俄文版编者注］资产阶级：第一，它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排斥或者代替起义的口号；第二，它便于自由派资产者把他们自己的（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因为在保存沙皇政权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人民选举的，而自由派倒还可以进行地方自治和城市的选举，尽管有杜尔诺沃先生们进行威胁。 无产阶级被排斥于杜马选举之外。其实无产阶级用不着抵制杜马，因为这个沙皇杜马本身就以它的成立抵制了无产阶级。不过，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希望同沙皇讨价还价，而是希望采取革命行动，希望抵制杜马，希望在人民中加强反对这个杜马的鼓动工作；支持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大谈抵制杜马（甚至在地方自治人士七月代表大会上最初投票时大多数人都赞成抵制杜马），讲什么面向人民而不面向沙皇的花言巧语（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实际上却打算对这种嘲弄人民要求的新勾当不进行真正的抗议，不进行广泛的鼓动，打算抛弃抵制的想法而参加杜马，这样，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种开始暴露的变节行为或不彻底性，就不应该置之不理。目前，竭力反对抵制思想的自由派合法报刊（如8月7日的《俄罗斯报》[91]）上的文章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无产阶级不能不加以驳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用他们的论断腐蚀人民，硬说和平道路、“各种意见的和平斗争”是可能的（先生们，为什么米留可夫不能“和平地”同沙拉波夫斗争呢？）。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欺骗人民，说什么地方自治人士“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地方官和一般地方行政当局显然即将对农民选民产生的影响”（同一号的《俄罗斯报》）。报界的自由派先生们从根本上歪曲国家杜马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竟把这个杜马和同俾斯麦发生预算冲突[92]时期（1863年）的普鲁士议院相提并论。其实，要对比的话，就应以争取宪法时期，即革命开始时期作例子，而不应以立宪时期作例子。否则，就是一下子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时期跳到同反动派妥协的资产阶级时期。（参看《无产者报》第5号上关于我们的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同“从前的革命者”而后来成了大臣的安德拉西的比较［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84—288页。——编者注］）国家杜马很象1847年2月3日即革命前一年成立的普鲁士“联合议会”（国会）。普鲁士的自由派当时本来也打算抵制这个咨议性的地主议院，可是没有打定主意，所以向人民问道：“接受还是拒绝？”（“Annehmen oder ablehnen？”，这是1847年出版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亨利希·西蒙著的小册子的书名。）普鲁士联合议会召开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1847年4月11日开幕，1847年6月26日闭幕），于是立宪派和专制政权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但是，在革命人民和领导人民的柏林无产阶级没有在1848年3月18日起义中战胜国王的军队以前，联合议会始终是个僵死的机构。在起义之后，国家杜马……不，联合议会也就垮台了。当时，在鼓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可惜不是由革命政府召开的，而是由“没有被”柏林的英勇工人“打死”的国王召开的）。 让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参加这个已成为死胎的国家杜马吧。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加强鼓动和准备我们俄国的1848年3月18日（最好是1792年8月10日[93]）。
注释： [88]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174。 [89]按照1905年2月18日（3月3日）沙皇给参议院的诏令，大臣会议负责审议机关和个人就“完善国家和改善人民福利”提出的建议。同年8月6日（19日），因公布了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这个诏令被撤销了。按照新的诏令，这些问题应由国家杜马预先审议。 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沙皇，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75。 [90]《俄国事业报》（《Русское Депо》）是俄国反动报纸（周报），1886—1891年、1905—1907年和1909—1910年在莫斯科出版。出版人是谢·费·沙拉波夫。——176。 [91]《俄罗斯报》（《Рус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1905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报》、《眼睛报》和《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1910年停刊。——179。 [92]指19世纪60年代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同普鲁士王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预算冲突或所谓的宪法冲突。从1860年到1862年，邦议会多次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扩大军费开支以加强和改组军队的预算方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王室和容克贵族的力量。1862年9月，普鲁士国王把奥·俾斯麦召来任首相。俾斯麦干脆不要议会同意国家预算，径自拨款实行军队的改组。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样军队问题的争执便演变成为宪法的争执。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邦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自宪法冲突以来俾斯麦政府的一切支出，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同反动的贵族官僚政府完全和解，所谓的宪法冲突随之烟消云散。——179。 [93]1792年8月10日是被称为“无套裤汉”的巴黎革命群众举行起义的日子。这一天起义者在革命市府领导下攻入王宫。在武装的人民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黜国王、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的决议。这次起义推翻了法国数百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推翻了三年来的君主立宪政体，同时还废除了1791年的宪法。在这次起义中，维护君主政体的斐扬派大资产阶级统治被推倒。——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