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肤浅的人，或者不知道我们党内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斗争历史而从旁判断的人，还往往只是简单地援引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说明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歧。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须展开宣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运动的战斗的、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不应当夸大，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带引号的“政治”）秘诀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往往掩盖着人们对党的迫切紧急需要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还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也不会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比较一下，这种分歧就一目了然了。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指出运动中的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地弄清，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实际的政治危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弄清，这些或那些策略口号（也许是缺乏这些或那些口号），对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训练、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党所面临的实际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之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支持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人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真正相信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弹的老调。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显眼，这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在完成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团体和小组已经认识到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认清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完全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固执地一再重复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基调，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因为它是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解决了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承认这些任务，并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口号。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号而是一味论述引言，不是在确认旧的东西的同时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枯燥无味地翻来复去谈论这种旧东西，制造借口来拒绝新东西，不能确定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而已，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流言。然而，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却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现在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来推动自己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和“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方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提出极端要求的“革命主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同这个决议的事实，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让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啊！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确定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别赞同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例在更大范围内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施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一的防御策略，鼓吹“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喊大叫，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推行“雅各宾主义”，说“著作家”不懂“工人的主动性”，如此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确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考虑。最突出地表现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歧的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dürfen　wir　siegen？“我们敢不敢胜利？”[46]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必定会提出来，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不让它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会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是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47]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冷嘲热讽，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只是表明，如果就道听途说的事情发表意见，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会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
　　就拿我们的旧“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曾大喊大叫，说他们的论敌是密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特别是第10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48]讨论党纲时的发言），说这些人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说这些人忘记了工人运动的基础，无视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主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轻视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又善于尽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主动性和纯粹的阶级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把工人阶级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去支配，即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要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份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份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最重要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而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在组织方面，他们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开始，以“破坏－过程”而告终，他们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章程”[49]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物脱离党组织的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实行“协商”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叫作“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是在1月9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自我武装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对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等任务，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芒。“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骚乱派－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贬低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往往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且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谁贬低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言人变为工联书记。谁贬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理解的道理，他们不是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这个在备受压抑、愚昧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贬低这些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到达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谁也不能谴责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考虑不让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热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谴责它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编者注］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会为反动势力要实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吓倒，也不会为资产阶级要退出的思想所吓倒。工人并不期待做交易，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求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风暴时期，比起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风平浪静的“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榨取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航船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要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放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个策略问题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

　　注释：

　　[46]《我们敢不敢胜利？》是卡·考茨基于1899年9月发表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第3章第3节的标题。列宁曾把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翻译成俄文。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91。
　　[47]指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路易·欧仁·瓦尔兰于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委员会一事。——92。
　　[4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92。
　　[49]指1905年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29—308页和本卷第151—157页）中也批判了这个章程。——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