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各节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写出一个好的结尾（pour la bonne bouche），我们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前进报》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 真的，的确如此。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在括弧中指出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 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啊！〉，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之前10个月作出的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号[42]〉，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表明了。我们在上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看到的倾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而且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取消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而彻底的民主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工人同志们啊，还是躲在你们的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马尔丁诺夫或新火星派对这个名词的“理解”会直接造成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去回想它，谁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请回想一下伯恩施坦主义的《信条》[43]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只管真正的工人事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别陷入“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谁要是全文读了《信条》或《工人思想报》第9号增刊[44]（1899年9月），谁就可以看出这一整个的推论过程。 现在还是这一套，只是范围很大，被用来估计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唉，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论家们给庸俗化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他们资产阶级却要有行动的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读作：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和从上面实行“改良”的自由。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编者注］。他们盗用马克思的名义，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这些空谈家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但是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那些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那就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搞交易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种可能结局中的前一种结局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交易，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恰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昏眼花，竟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关于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力求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关于“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应当和人民一起去努力实现革命，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而不考虑那个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种“不考虑”，而惟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叫喊什么有人指责你们自觉地出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潭，正象旧时的“经济派”那样沿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遏止地、不可逆转地滑到专门从事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革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即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是专制政府、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在《人道报》[45]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72期］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阶级性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只用学校尺度来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参议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居然说革命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义，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了，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了。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具体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决议来推翻自己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够麻痹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够“迫使它退出”的力量，《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为认识肤浅而对此感到害怕）。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不过不要忘记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被忽略的一种情况。不要忘记，这里谈的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通过什么道路去求得任务的解决。这里谈的并不是使革命具有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规模是否容易做到，而是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意见分歧所涉及的恰恰是行动的根本性质，是行动的方针。我们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往往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达到或是否能很快达到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这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和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极大的注意。忘记不仅吸引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获得最大的胜利：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御人民的“资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派”的“清白”。但是有困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决不会不经过战斗而把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请不要考虑参加临时政府，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会因此而缩小！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注释： [42]《无产者报》第3号发表了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的第二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2—240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77。 [43]《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78。 [44]《〈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78。 [45]《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