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行动，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显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在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行动，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第9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而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是局部地、暂时地等等）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如该决议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起义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也有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37]，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38]，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它称作什么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一个外来的和“新的”词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象彼得堡这样发生过1月9日事件的地方不是一个“城市”吗？难道象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是一个地区吗？关于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和国库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内，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在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自己不是在决议一开头就谈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竟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竟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引导它解决“局部的”问题，而不解决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问题呢？在设想在一个城市“夺取政权”时你们自己谈到“使起义扩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是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是否可以希望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混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作出了详尽而清楚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人为地随意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回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且造成混乱。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象常见的那样，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未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要实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一种远处的钟声……或空洞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是珍视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只引用它而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这样做就是重复恩格斯所讥笑过的布朗基派的荒谬做法，布朗基派（在他们的1874年的“宣言”[39]中）对公社的每个行动都备加崇拜。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之，不管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仍然是目光短浅和考虑欠周。“革命公社”，即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要用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等等，——总而言之，它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材料来批判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某些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轮流更换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作好最充分的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象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准备谈细节问题，不谈所谓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的荒唐设想，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已经完全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不提任何社会主义改革，而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谈谈《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这些意见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作好准备，怎样去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指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他们二者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代表会议的决议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性要取决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取决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定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我们除无产阶级以外，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么“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不仅用来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注：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粉碎得愈快，这种统一就结束得愈快。］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这样，我们和资产阶级“合击”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进行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对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40]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41]

　　（1）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这位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后来的）领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谈到1894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页。——编者注］《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1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页。——编者注］完全承认马克思把19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区别开来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不过是为立宪君主制而斗争，激进派小资产阶级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注释：

　　[37]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页和第18—28页）。——61。
　　[38]这是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他在1905年3月17日（30日）《火星报》第93号登载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里说，“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有两种可以想象的形式：或者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去掌握国家，那就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限，那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整个分析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从根本上修改我们的纲领；或者是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民主政府，那就不妨现在就同我们将与之一道实现“专政”的社会力量建立政治“联盟”，那就需要马上修改我们的策略原则。因此，“或者是最庸俗的饶勒斯主义，或者是否认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让·饶勒斯是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他主张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参加政权。——61。
　　[39]指在伦敦的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发表的纲领。参看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一文第2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
　　布朗基派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派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63。
　　[40]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69。
　　[41]《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0章的附注是列宁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写在另外的纸上的。列宁在附注的手稿中注明：“加在第10章中”。但该书第一次出版时和1907年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都没有加进这个附注。1926年这个附注第一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按照上述列宁意见把这个附注收入了该书的正文，放在第10章的后面。——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