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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

(1905年6—7月)


序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注: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2]。(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3](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注:见本卷第126—135页。——编者注]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社会革命党”[4]纲领草案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5]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憎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的[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7]。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8]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注释:

 [1]《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
  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98—124页)写于6月21日(7月4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7月13日(26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页)。在刊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08页);几个星期以后,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1907年2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3月核准了这一禁令,并于12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
  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1907年11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
  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对。
  本卷《附录》中收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见第393—394页)。——1。
  [2]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1905年6月14日(27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3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1。
  [3]《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党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
  [4]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
  [5]《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
  [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7—213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3。
  [7]指1905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出席会议的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除了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外,列宁还在《倒退的第三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本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4。
  [8]《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