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0卷 第三次代表大会[130] （1905年5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长期顽强斗争终于结束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过了。对代表大会全部工作进行详细的评价，只有在代表大会的记录出版之后才有可能现。在我们只想根据已公布的《通知》［注：见本卷第200—204页。——编者注］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印象，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体现的党的发展的主要里程碑。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党内危机问题。第二，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党的组织形式问题。第三，主要问题，即我们在当前革命关头的策略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先谈次要的，再谈主要的。 由于召开代表大会这一事实，党内危机自然就解决了。大家知道，危机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拒不服从它的多数。这次危机之所以使人苦恼和延续很久，是由于迟迟未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分裂，这是隐蔽的和潜在的分裂，而表面上还保持着虚假的统一，多数派为尽快找到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最好出路费尽了气力。代表大会指出了这条出路，它向少数派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承认多数派的决议，也就是实际恢复党的统一，还是正式彻底破坏党的统一的问题。少数派照第二个意思解决了这个问题，宁愿分裂。总委员会不顾无疑是党的大多数享有全权的组织已表明的意志，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全体少数派也拒绝出席代表大会，正如《通知》上所说的，这是走向分裂的最后一步。这里我们不再谈代表大会形式上的合法性，因为这在《通知》中已经充分证明。有人说，代表大会不是总委员会召集的，也就是没有按党章办事，因而是不合法的；在经历了所有党内冲突之后，对这种说法大概只能一笑置之。凡是懂得任何党的一般组织原则的人都会明白，服从下级组织这条纪律是以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为条件的；服从总委员会这条纪律是以总委员会服从它的委托人，就是说服从各地委员会及其整体即党代表大会为条件的。谁不赞成这个基本原则，谁就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似乎不是受托人对委托人负责并向委托人报告工作，而是相反。可是，我们再说一遍，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谈，这不仅是因为只有不愿弄懂问题的人才弄不懂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是因为从分裂一开始，分裂双方关于形式手续的争论已成为一种十分枯燥和无聊的烦琐哲学了。 少数派现在已经从党内分裂出去，这是个既成事实。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看到代表大会的决议，尤其是看到代表大会的记录之后，大概会认识到关于压服的种种胡说等等是幼稚可笑的，认识到整个少数派的权利在新党章中是有充分保障的，认识到分裂是有害的，因而会回到党内来。另一部分人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拒不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只好希望他们内部尽快组织起来，成为具有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章程的完整组织。这一点实现得愈快，所有的人，广大党的工作者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并对分裂作出评价就会愈容易，根据各地的工作需要，在党和分裂出去的组织之间达成实际协议就会愈切实可行，最后，找到将来必然恢复党内统一的途径就会愈快。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即党的总的组织准则。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整个党章，对这些准则作了相当重大的修改。这次重新审查涉及下列三个主要之点：（1）修改党章第1条；（2）确切规定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和各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并使后者扩大；（3）建立统一的中央。关于轰动一时的党章第1条的问题，党的书刊早已充分阐明。从原则上替马尔托夫的那个模糊不清的条文辩护，已被完全证明是不正确的。考茨基不是出于原则性的理由，而是着眼于俄国秘密条件的方便，试图替这个条文辩护，但是没有得逞，而且也不可能得逞。［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42—44页。——编者注］凡是在俄国工作过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从方便着眼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现在就要看在实行党章新的第1条时党的集体工作的初步经验了。我们强调，要实现党章新的第1条还必须做工作，并且要做很多工作。把自己列为“接受一个党的组织的监督”的党员，这是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的，因为这一条是一句空话，而且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直都是一句空话。为了建立广泛的各种党组织网，从范围狭小的秘密组织到范围尽可能大而秘密性尽可能少的组织，为此就需要进行顽强的、持久的、熟练的组织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就落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肩上，而尤其是落在我们的地方委员会的肩上。正是地方委员会应该批准一大批组织为党的组织，应该避免任何无谓的拖延和挑剔，应该在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必须建立尽可能多的各种各样加入我们党的工人组织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多谈这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只是指出，在革命时代尤其有必要使社会民主党同各种民主主义政党严格划清界限。而如果不经常扩大党组织的数目并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划清界限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代表大会规定的两周报告制应当为这种加强联系的工作服务。我们希望：这种报告制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实际工作者不要把这看成是可怕的繁文缛礼和官样文章，他们能先养成写短报道的习惯，即使是简单通报一下每个党组织、甚至最小的、离中央最远的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也好。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将来就会看见，定期进行组织联系的习惯，意义有多大。 关于一个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不多谈。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两个中央机关制”，而第三次代表大会却以同样的绝大多数予以推翻。凡是细心观察党的历史的人，都会很容易弄懂其中的原因。与其说代表大会创造新东西，不如说代表大会巩固已经作出的成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火星报》编辑部曾经是并且被认为是稳定的支柱，这就形成了编辑部的优势。在当时党的发展水平上，俄国国内同志对国外同志的优势看来还是成问题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现，不稳定的正是国外的编辑部，——而党却成长起来了，而且正是在俄国国内肯定无疑地大大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办法，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党的工作者的赞同。 其次，关于试图更精确地划分中央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分清思想斗争与破坏性吵闹的界限问题，也同样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全部事变进程必然提出来的。这里我们要不断地、系统地“积累党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903年10月6日写给那些有不满情绪的编辑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52—353页。——编者注］，就是力求把意气用事和发表不同意见区别开来。1903年11月25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131]，正式建议成立著作家小组来表达同样的愿望。1904年1月底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的声明［注：同上，第115—117页。——编者注］，就是试图号召全党把思想斗争形式同抵制等等分开。1904年5月26日列宁写给俄国国内中央委员的信［注：同上，第426—430页。——编者注］，承认正式保证少数派权利的必要性。众所周知的《二十二人宣言》（1904年秋），更明确、更周密、更肯定地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十分自然，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它“用正式决议把戒严的幻景吹散了，完全吹散了”。这些正式决议，即对党章的修改，内容究竟如何，我们在这里不再重述，因为这从党章和《通知》中可以看到。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可以相信，保证出版书刊的权利和保障地方委员会不被“撤销”，将有利于分裂出去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回到党内来。第二，规定地方委员会成员不受侵犯，这就要求防止滥用这种不受侵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求防止绝对不称职的委员会“不能换班”的毛病。于是产生了新党章的第9条，该条规定解散委员会的条件是，要有2/3加入党组织的当地工人提出这种要求。我们等待试行的结果，以便判断这个规则的可行性程度。 最后谈谈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规定党的策略的问题。我们应当指出，在这里把各项决议一一列举出来并详细分析这些决议的内容是不合适的。也许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写几篇专门论述最主要决议的文章。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代表大会当时应当弄清的总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一种是沙皇政府还能用一些小的让步，用什么“希波夫式的”宪法[132]摆脱被夹击的窘境。这样的结局，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专制制度的国际地位有所改善，例如获得比较顺利的和平，如果资产阶级同掌权者勾结，很快背叛自由的事业，如果一次或数次不可避免的革命爆发都以人民失败而告终，那么，这个结局是会到来的。那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全体觉悟的无产阶级，将要在资产阶级残暴的、所谓宪政的阶级统治下长期过暗无天日的生活，工人的政治主动性将遭到百般压制，经济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将很缓慢。自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革命结局，我们都不会灰心丧气，我们将利用一切转机来扩大和巩固工人政党的独立组织，从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斗争。代表大会在它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活动的决议中，也考虑到了这项任务。 革命的另一种结局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较有把握的，这就是《通知》中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主义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不用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力求达到这个结果，消除可能产生第一种结局的各种条件。况且客观历史条件是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毫无意义而又可耻的战争勒紧了置沙皇政府于死地的绞索，并为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军阀、为广泛宣传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为在广大居民的支持下迅速实行这一措施，造成了不寻常的有利时机。专制制度长期的独霸统治，在人民中间积蓄了可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革命能量：随着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起义在不断发展壮大，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日益团结。历史的嘲弄惩罚了专制制度，连对它友好的社会力量如教权派，也要打破或摆脱警察官僚制度的框框而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专制制度了。神职人员中也表现出不满情绪，他们渴望新的生活方式，教权派分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应运而生，“异教徒”、教派分子等等怨声载道，——所有这一切，对革命来说是再有利不过了，并且为宣传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愿和不自愿、自觉和不自觉的革命同盟者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他们在不断壮大成长。人民战胜专制制度的可能性愈来愈大了。 这个胜利只有经过无产阶级英勇奋战才能取得。这个胜利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是民主主义变革时代历史在任何地方也未曾向工人政党提出过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慢条斯理地做准备工作的平坦大道，而是组织起义，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把这种力量同全体革命人民进行武装进攻的力量团结起来这些宏伟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现在已经公布周知的决议中，力求考虑到这些新任务，并给觉悟的无产者的组织作出相应的指示。 俄国正处在一切进步人民力量长期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最后关头。现在谁也不怀疑，无产阶级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参加这个斗争，而且恰恰是无产阶级参加斗争，才会决定俄国革命的结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应当表明自己是最革命阶级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应当帮助它争得最广泛的自由，——这是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注释： [130]《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于1905年7月1日（14日）转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的俄文版、亚美尼亚文版和格鲁吉亚文版。——207。 [131]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1903年11月12日（25日）向孟什维克提出的。这一天，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列宁、弗·威·林格尼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叶·加尔佩林）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确定了对孟什维克采取的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 列宁还在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建议确定一个向孟什维克提出的最后通牒方案，即让步的最终界限，其内容包括：（1）增补四位前任编辑到《火星报》编辑部里去；（2）由中央选定两名反对派成员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3）恢复国外同盟过去的状况；（4）让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5）停止争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以上内容除第5条外，都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此外，通牒还提出允许反对派成员建立独立的著作家小组，并给予它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 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个人决定把全部前任编辑补选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而帮了孟什维克的大忙。于是，孟什维克便以嘲弄口吻拒绝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和孟什维克对它的答复，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57—259、267—271页）。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最后通牒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75页）。——211。 [132]“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