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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

(1905年3—4月)



  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一、它是彻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
  二、还是只限于削减、限制沙皇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
  换句话说:我们注定要进行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注:注意:这里还可以加上“还是1871年式的革命”?应当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许多非社会民主党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说,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荒唐的想法,即认为一去不复返的1789年和1848年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可能再现。)
  社会民主党人必然希望并争取实现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这未必会有人怀疑。
  可是马尔丁诺夫对问题的提法完全是尾巴主义的,他希望革命尽量温和些。若是第二种形式,马尔丁诺夫们所害怕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的“危险性”就完全消除了。在第二种场合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甚至对革命也不可避免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马尔丁诺夫就是想甚至对革命也要采取反对派的态度。
  试问,哪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
  认为第一种形式可能性最大的人的看法是:(1)俄国下层阶级中积蓄的仇恨、革命性无疑比1848年的德国要多得多。在我国,转变更为急剧,我国的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之间不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中间阶梯(地方自治机关不算),我国的专制制度是纯粹亚洲式的。(2)在我国,不幸的战争更有可能造成急剧的崩溃,因为这个战争使沙皇政府彻底陷于困境。(3)在我国,国际局势更为有利,因为无产阶级的欧洲会使欧洲的君主们无法对俄国的君主制进行帮助。(4)在我国,觉悟的革命政党,它们的刊物和组织的发展要超过1789年、1848年和1871年许多倍。(5)在我国,许多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如波兰人、芬兰人等等,特别坚决地攻击专制制度。(6)在我国,农民遭到严重破产,贫困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一无所有。
  当然,所有这些看法远不是绝对的。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1)我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很少。(2)政府较有经验和拥有较多的辨认革命的危险性的手段。(3)战争产生了一些和革命不相干的任务,阻碍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战争证明俄国革命阶级是软弱的,没有战争它们就不能行动起来(参看卡尔·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的观点)。(4)我国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推动力。(5)目的在于分割俄国的民族运动,能够使俄国大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脱离我国的革命。(6)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要比1789年、1848年、1871年深刻得多,所以资产阶级就更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宁愿投入反动派的怀抱。
  当然,只有历史才能对所有这些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作出估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尽量向前推动,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工作:把无产阶级独立组织起来。
  马尔丁诺夫正是在这方面糊涂起来了。彻底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可是这些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不能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夺取政权,起初是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步骤,而迫于形势,它会违反参加者的意志(有时是意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遭失败,那么我们(象马克思在1871年预见到巴黎起义必遭失败一样)就应当劝告无产阶级不要起义,要等待,要组织起来,后退是为了跳得更远。
  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报》)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这样,假如他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想到底的话。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80—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