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 （1905年3月23日〔4月5日〕）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欧洲资本在拯救俄国的专制制度。没有外国的贷款，俄国的专制制度是不能支持住的。法国资产阶级从支持自己的军事同盟者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当贷款能如数偿还的时候。于是法国资产者就贷给专制政府近百亿法郎（大约40亿卢布）的小额款项。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对日战争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败，最后甚至破坏了它在“友好的盟友”法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信誉。第一，战争表明俄国的军事力量软弱；第二，接连不断的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表明战争胜利无望，整个专制制度的政府体系必定彻底崩溃；第三，俄国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使欧洲资产阶级对于一场可能也燃及欧洲的爆发惊恐万分。易燃物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堆积如山。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拒绝继续贷款的局面。不久以前，专制政府曾打算仍旧向法国借款，但没有借成：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已经不信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害怕革命，想对专制制度施加压力，迫使它同日本签订和约，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和。 欧洲资本正在投和平之机。不仅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欧洲的资产阶级也都开始懂得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开始害怕节节胜利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的运动。资产阶级希望保持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的“社会制度”，使它免遭过分的震动，希望通过立宪君主制或似乎是立宪君主制的形式把俄国的君主制保持下来，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利益正在投和平之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忽略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对抗，如果忽略了资产阶级在其各种言论（不管这些言论看起来是多么民主和人道）中都首先而且主要是维护它本阶级的利益、“社会和平”的利益，即镇压一切被压迫阶级并解除它们的武装的利益，那么，对甚至象战争与和平这样“简单”明白的问题，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提法。因此，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提法，也正如对自由贸易、反教权主义等问题的提法一样，必然有别于而且也应当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反对战争而且将来也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但它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只有完全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才可能消灭战争。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情况下，不能单用民主主义的感伤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战争；在剥削者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必须区别各该国的进步资产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一般原理实际运用到对日战争上去。我们在探讨这一战争的意义的时候（《前进报》第2号，《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注：见本卷第139—140页。——编者注］）曾经指出，不仅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斥责盖得和海德门同情日本），而且还有新火星派，是如何陷入错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的。新火星派的错误表现在：第一，他们提出“不管什么样的和平”，第二，谈到不得“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只有站在感伤主义立场上提出政治问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才会发表这两种议论。现在，实际情况表明，“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已成为欧洲的交易所经纪人和俄国的反动分子的口号（美舍尔斯基公爵现在已经在《公民》[164]上明显地指出，为了拯救专制制度，必须有和平）。十分清楚，为了镇压革命而投和平之机，是反动分子的投机，与进步的资产阶级投日本资产阶级胜利之机是迥然不同的。新火星派笼统地反对“投机”的论调，正是一种感伤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毫无阶级观点而且根本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力量。 揭露反动资产阶级新面目的事件十分引人注目，现在连《火星报》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火星报》在第83号上曾因我们《前进报》第2号上的一篇文章而怒气冲冲地“反唇相讥”，而现在在第90号上，我们满意地读到（社论）：“不能仅仅要求和平，因为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和平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就是这样，不能仅仅要求和平，因为沙皇的和平并不比沙皇的战争好一些（有时还要坏一些），不能提出“不管什么样的和平”的口号，而只能要求和专制制度的覆灭同时到来的和平，由获得解放的人民、由自由的立宪会议缔结的和平，即不是以随便什么代价、而只能是以推翻专制制度的代价换取的和平。我们希望《火星报》在了解这一点以后还能了解到，它那些反对投日本资产阶级胜利之机的高尚的长篇议论是不恰当的。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欧洲资本和它的政治“投机”吧。从下面这件颇有教益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沙皇俄国现在是如何害怕这种资本。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俄国是否有支付能力？》的文章。文章详尽地论证了维特先生和科科夫佐夫先生之流玩弄财政诡计的“巧妙把戏”。这些人的经营总是亏本。他们想摆脱债务，结果总是愈陷愈深。同时，在一次借款与另一次借款之间这段时间，借来的款项是存入国库的，于是他们就扬扬得意地把“黄金储备”说成“闲置现金”。借来的黄金竟被到处宣扬，说这是俄国富裕和有支付能力的证明！难怪英国一个商人把这种伎俩比之于有名的骗子安贝尔一家所玩弄的把戏，后者常常把借来或骗来的钱（甚至把似乎是存放钱的柜子）拿给人看，为的是签订新的借款条约！《泰晤士报》写道：“俄国政府之所以时常以债务人的身分出现在欧洲市场，并不是由于缺少资本，不是由于生产企业的需要或是由于有临时的和特别的开支，而几乎完全是由于国民收入的正常的赤字。而这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俄国正直接走向破产。它的国民收支的差额，在逐年加重它的负债。他欠外国人的债务超过了国民的资力，它没有偿还这些债务的实在的保证，它的黄金储备是安贝尔的大柜子，柜子里那轰动一时的数百万元钱是从受骗者那里借来的，这些钱是继续欺骗受骗者的工具。” 真是诡计多端，不是吗？为自己选定受骗者，向他借钱。然后把这些钱当作富裕的证明拿给这个受骗者看，再从他那里取得新的借款！ 同有名的骗子安贝尔一家进行对比是十分恰当的，它揭露了有名的“闲置现金”的丑恶的“实质”和用意，使有名望的保守派报纸的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本人拍了一封电报给《泰晤士报》，这家报纸立刻刊登了（3月23日〔10日〕）这封电报。抱屈的科科夫佐夫在这封电报中邀请《泰晤士报》的编辑到彼得堡来亲自检查黄金储备的数额。该报编辑部谢绝了他的盛情邀请，理由很简单：得罪沙皇仆人的那篇文章丝毫也没有否认有黄金储备。所以要跟安贝尔一家对比，并不是说俄国没有它所提到的黄金储备，而是说这种储备实质上是别人的，是借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这笔钱丝毫不能说明俄国的富裕，在继续借款时提及这笔钱是很可笑的！ 科科夫佐夫先生不懂得这个俏皮而又恶毒的对比的用意，他的那封电报使他遭到全世界的嘲笑。检查银行中的黄金储备不是新闻记者的责任——《泰晤士报》这样回答财政大臣。的确，报纸的责任是揭露利用这些实际存在的、但是冒充为国家富裕的证据的“黄金储备”所玩弄的诡计的实质。这家报纸在它就这封可笑的电报所写的文章中教训这位俄国大臣说，问题不在于你们是否有这笔黄金储备。我们相信你们是有的。问题在于你们的资产和负债的情况如何？你们的债务的数额和债务的保证金额如何？或者简单地说，你们那里存放的储备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和必须归还的，还有，你们是不是无力偿还全部债务？于是英国的资产者一方面嘲笑这位不太聪明的大臣，同时又用各种方法向他详细解释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狡猾把戏，并且带着教训的口吻补充说：如果你们要找个人来检查你们的贷方和借方，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俄国人民的代表呢？人民的代表刚好希望现在去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或你们那里所称的国民议会。他们一定不会拒绝认真地检查轰动一时的“黄金储备”，而且还会认真地检查专制制度的整个财务。他们一定能够详细而又十分内行地进行这样的检查。 《泰晤士报》在结尾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也许，也许是认为代表会议将坚持认为自己有权进行这种检查，而这种想法也就迫使沙皇政府不敢召开这样的会议（至少是在这种会议拥有哪怕是任何实在的权力的情况下）吧？” 好尖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尖刻、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并不是《泰晤士报》，而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玩弄论战的鬼把戏，而是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直接表达他们不信任专制制度，不愿意贷款给它，而希望同俄国资产阶级的合法代表机关打交道。这不是提问题，而是警告。这不是嘲笑，而是最后通牒，是欧洲资本给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后通牒。如果说日本的同盟者——英国人，用讽刺的形式提出这种最后通牒，那么俄国的同盟者——法国人，就通过最保守的和最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时报》[165]说出了同样的话，只不过是说得温和一些，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但实质上仍然是拒绝再给予贷款，并劝告专制制度同日本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讲和。再请听听英国另一家同样有名望的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66]的意见：“现在法国终于开始认识到俄国财政的真相。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俄国早就在靠借贷过活，它的预算并不象它的历届财政大臣所愉快声明的那样，而是每年都有很大的赤字，虽然这些赤字是靠玩弄簿记上的诡计被狡猾地掩盖起来了；最后，轰动一时的‘闲置现金’主要是借来的款项和一部分国家银行存款。”这家财政专刊就这样向俄国专制制度说出了痛苦的真相，但它又认为有必要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安慰：它说，如果你们现在能够立刻媾和并向自由派作点让步，那么欧洲无疑会重新开始给你们成百万成百万的贷款的。 我们面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借口使俄国摆脱革命和使沙皇专制制度免于彻底崩溃而进行的投机活动。投机者正在用拒绝贷款的方法对沙皇施加压力。他们施展了自己的力量——钱袋的力量。他们希望俄国能建立一种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立宪的（或者似乎是立宪的）制度。他们在迅速发展的事件的影响下，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不分民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法国的交易所经纪人和英国的大亨、德国的资本家和俄国的商人。《解放》正在按照这个最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精神进行活动。司徒卢威先生在《解放》第67期上叙述了“民主党的纲领”，甚至承认（长期地吗？）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对武装人民却保持缄默！），并以这样一篇很有代表性的声明（“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声明用黑体字排出）来作为自己新的信条的结尾：“目前，立刻停战的要求应当超出俄国任何进步政党的纲领之外和置于这一纲领之上。实际上这就是说，目前俄国的现存政府，应当（在法国的调停之下）开始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对停战的要求的不同，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把这个要求置于“纲领之上”，它不是向“现存政府”提出这个要求，而是向自由的、真正自主的人民立宪会议提出这个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不利用分明是为了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力争和平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调停来进行“投机”。 最后，实际上，现在同这个温和派资产阶级的国际集团讨价还价的是布里根先生，他巧妙地赢得了时间，把对手弄得精疲力竭，用明天就办的空话来哄骗对手，决不提供一点肯定的东西，让一切，让俄国所有的一切都照旧存在下去：从派遣军队对付罢工者，到逮捕不可靠的人和查封报刊，直到卑鄙地唆使农民反对知识分子和野蛮地毒打起义的农民。而自由派正在步入圈套，有的人已经开始相信布里根，而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先生正在法学家协会中劝说自由派为了……为了……为了布里根先生的漂亮的眼睛[167]而放弃普选权！ 可以同温和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相对抗的只有一种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就政治团结来说，这个联盟已经完全形成了。至于事情的实际方面和革命的发动，这全要看俄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它与千百万城乡贫民为民主而共同进行的决战的成就了。
注释： [164]《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356。 [165]《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359。 [166]《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刊物（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该刊是伦敦西蒂的喉舌。——359。 [167]这里是套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独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台词。喜剧描写两位青年因不会使用沙龙语言而遭到巴黎两位小姐的冷落，就设计报复，让他们的多少懂点交际语言的仆人冒名前去追求这两位小姐，果然博得了她们的欢心。最后他们到场说出真象，羞辱这两位小姐说：“那是我们的听差……你们如果愿意爱他们，那就为了漂亮的眼睛而爱他们吧。”（第16场）——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