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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8卷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53] （1903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11月11日和18日〕之间）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指出，旧的俄国的古典的革命民粹派，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蜕化了。他们对于建立特殊的农民经济结构，对于以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对于通过人民已经准备好立即举行的社会革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信念，已经愈来愈淡薄了。只有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农民经济和整个“人民小生产”这个要求，还保持了政治意义。这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民粹派已经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不愿意看到或者说不可能看到，他们拟定的措施（信贷、合作社、改良土壤、扩大地产等等）并没有超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瓦·沃·、尼古拉·—逊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的许多应声虫的民粹主义理论，不过是为这个不愉快的但又无庸置疑的事实披上了一件貌似科学的外衣。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撕去了这件外衣，民粹主义思想对俄国革命者的影响急剧削弱。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同它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俄国自由派“社会”的独有财产了。 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潮，它使上述流派得到加强，同时又使它有所改变。难怪都说“本国无先知”[54]，确实如此。伯恩施坦在本国没有交上好运，可是法国、意大利、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却“认真接受了”他的思想，而且实际加以运用，他们本身也就很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言人。这种思想培育出来的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得到了新的拥护者，同时抛弃了某些原始的幻想和反动的附属物，而更加成熟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功劳并不在于它改造了社会主义，而在于它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戴上了一副面具，而撕下了一些冒牌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面具。 尔·先生在《解放》[55]第9期（总第33期）上发表的《论土地问题》一文，是欧洲机会主义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相互接近以至融合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颇有教益的典型。这是一篇真正纲领性的文章，它真诚地陈述了作者的一般信条，并且展示了这个信条在一个方面的问题上的系统运用。这篇文章是俄国自由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在其形成和巩固方面已经大大前进一步。 作者给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披上了时装。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伯恩施坦的原话，摆出一副使人好笑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读者相信：“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截然分开，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因为按其基本理想来说，两者是相同的，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并不象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对自由主义形成危险，它不是要毁弃而是要实现自由主义的遗训。”大家知道，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尔·先生及其娄罗们非常非常希望社会民主党人不要离开自由派，“不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企图预先估计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现成的教条和死板的教义……”（如此等等，和《革命俄国报》[56]的思想一模一样）而要理解为“一般的伦理理想……”（谁都知道，一切庸夫俗子，其中包括自由派，都把这种理想看成今生不能实现的东西，看成来世的东西和“自在之物”。） 自由派自然是想乔装打扮，以广招徕（请原谅我用这么粗俗的词儿！），把俄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同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等同起来。这种想法是很“善良的”，但同时又是很混乱，很圆滑的。说它善良，是因为它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派坚持广泛实行社会改革的善良愿望。说它混乱，是因为它把民主派自由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这又是和《革命俄国报》的思想一模一样！）；作者看来还不了解，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会没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主张进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作者和所有俄国的米勒兰一样，想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里指的当然“不是现成的教条”）等同起来，等等。最后，说这种想法很圆滑，是因为作者要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一部分自由派在一个历史时期同情改良——“关心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真正的和高尚的伦理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就是或者可能是整个自由主义的永恒本性。这未免太幼稚了。谁不知道，任何已经下野的资产阶级内阁，任何“陛下的反对派”，只要还处在反对派的地位，就总是宣扬他们的真正的高尚的和伦理的“民粹主义”？俄国资产阶级玩弄民粹主义（有时还相当真诚地玩弄），正因为他们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还没有掌握政权。俄国无产阶级会回敬解放派先生们的花言巧语说：pas si bête，messieurs！先生们，我们还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竟会相信你们这一套！ 尔·先生谈完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同的这些一般见解以后，接着就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他用短短十来行文字，就把马克思主义取消了（又和《革命俄国报》一模一样），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他惯用的手法，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实际经验，没有科学根据，是根本错误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唯一的论据，他引证了欧洲的社会主义（黑体是尔·先生用的）著作，——显然是伯恩施坦主义的著作。这个引证实在太有说服力了。既然欧洲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虑和谈论问题，俄国的资产者为什么不可以宣布自己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呢？尔·先生硬要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无可辩驳和唯一正确的话，那就会使整个地方自治派的〈原文如此！〉俄国处于可怕的、可悲的境地，使它一筹莫展，因为已经证明不可能采取进步的土地政策，甚至不可能对农民经济给以任何合理的切实的帮助”。理由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广泛的农民阶层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持久的繁荣，所以它就使“地方自治派的”（是不是把“土地占有者的”写成“地方自治派的”了？）俄国，即靠农民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维持的俄国，处于可怕的、可悲的境地。不错，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它使披着民粹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民主主义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永远处于可怕的、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 为了完全揭穿尔·先生的理论把戏，我们还要举出下面一个妙论。他说：“这里〈指农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工业中那种由于技术的客观〈！〉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的自动的〈！〉进步。”这种妙不可言的高论，完全是从卡布鲁柯夫、布尔加柯夫、爱·大卫这些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那里照搬过来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用农业在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落后来为自己的观点的落后辩护。农业的落后是无可怀疑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承认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工业的自动的〈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和技术的客观发展，却是十足的胡说八道。 然而，到科学领域去游览一番，不过是尔·先生的文章的一种建筑装饰品罢了。他作为真正现实的政治家，虽然一般论断异常混乱，但他所提出的实际纲领还是非常清醒而切实的。诚然，他谦逊地作了一个声明（用他惯用的官样俄语），说他并没有打算设计一个纲领，而只是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但这不过是故作谦逊而已。实际上，尔·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详尽而完备的俄国自由派土地纲领，所缺的只是文字上的加工，以及按条款分一分段落。这是一个贯彻自由派精神的纲领：政治自由、民主的税制改革、迁徙自由、旨在实现地产民主化的农民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为了实现这种民主化，要有退出村社的自由，要把村社从强迫的联合变成类似一切经济合作组织的自由联合，要制定民主的租佃法。“国家”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土地转到劳动大众手里”，这些措施就是：扩大农民银行的活动，把皇族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建立个人经营或合作经营的小规模的劳动农场”，最后，强制转让或强迫赎买农民需用的土地。“当然，这种强迫赎买应该完全合乎法律规定，每一次都要有可靠的保证”，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于造成类似农奴制关系的“割地”，却必须“近乎〈原文如此！〉无条件地”实行。为了消除半农奴制关系，国家应该有权强制转让和强制划出这种地块。 这就是自由派的土地纲领。把它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相对比，情况是一目了然的。相似之处是两者的近期趋向是一致的，大部分要求也是相同的。差别则在于以下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消灭农奴制残余（两个纲领都把这一点直接作为目的提出来），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用革命的办法，采取革命的坚决态度，自由派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采取不坚决的行动。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指出，清除了农奴制残余的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他们现在就立即预先揭露了这个制度的一切矛盾，还力图立即扩大这个新制度内部蕴藏着的、而且现在就已暴露出来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更加自觉。自由派却忽视清除了农奴制的这一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掩盖这个制度的矛盾，竭力缓和这个制度内部所蕴藏着的阶级斗争。 现在来详细谈谈这两个差别。 自由派土地纲领的改良性质和不彻底性质是很明显的。首先，它仅限于“强迫赎买”，而且还只是“近乎”无条件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则要求无偿地转让过去占有者的割地，赎买只有特殊情况才能允许，而且是指贵族的土地。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注：见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曙光》第4期上的声明[57]和我在给伊克斯的回答中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只是认为把这种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适当的要求列入纲领是不容许的和冒险的。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号召无产阶级同富裕农民一起采取最初的革命步骤，以便立即继续前进——或者是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地主阶级，或者是反对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的农民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这里，在反对半农奴制关系的斗争中，就已抛弃阶级行动和阶级斗争了。他们想委托“国家”（忘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在自治机关和“特设”委员会的帮助下实行改良，把强制转让割地同强制转让修建铁路用地相提并论（这再典型不过了）！！我们的自由派再清楚不过地表示了，或确切些说，泄露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通过新的改良，使统治阶级得到就象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卖修建铁路用地得到的同样的“方便”。而在这同时却在大声疾呼什么要用农民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来代替等级制的贵族的土地政策！要真正实现这种代替，就不应该诉诸“社会的关注”，而应该诉诸被压迫阶级——农民，反对压迫阶级——贵族，应该发动前者去反对后者，应该号召农民采取革命行动，而不应该请求国家实行改良。其次，自由派在说消除半农奴制关系的时候，不愿正视他们要从中清除农奴制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尔·先生重弹尼古拉·—逊、瓦·沃·等先生的老调，即所谓“承认耕作者有权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原则”，农民有“生命力”，但是对于这些有生命力的农民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和剥削雇佣劳动的“原则”，他却谦逊地避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而且也不愿意考虑到，在土地方面彻底实行民主主义，必然会加强和巩固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尔·先生不愿（又是跟在民粹派之后，和《革命俄国报》一模一样）把农民无产阶级化看作是一种“发展类型”，而把它说成是“农奴制的残余”和“农村的通病”！想必我们制定宪法以后，城市就会不再增长，贫苦农民就会不再逃离农村，地主就会不再从工役经济转向雇用雇农的经济，如此等等！尔·先生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农民的良好影响，热情洋溢地谈到饥饿的消失，农业的发展和进步，至于这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是建立在形成“巩固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下层农民群众处于经常性贫困状态基础上的进步，对于这一点，民粹派化的资产者当然是只字不提的。 总之，尔·先生的土地纲领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差别，作为一个缩影，极其准确地反映了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之间的所有总的差别。这两个纲领，不论是从它们各自的思想家对它们的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它们各自的党派对这两个纲领的实际贯彻来看，或者是回顾一下比如1848年的历史，你们都可以看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对于当前实际任务的提法正是存在着这两个根本的差别。自由派采取不彻底的改良的办法来消除农奴制的残余，抹杀“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民主党则用革命的办法来消除旧制度的残余，以便在新社会的基础上扩大、发展和加深阶级斗争。当然，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本身所形成的这些根本区别，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不善于透过新的独特的形式看出“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思想家的特点。例如，我们不能不认为“惊慌失措的民粹派”的代表彼·诺沃勃兰策夫先生就属于这一类思想家（见《革命俄国报》第32号和33号）。他在谈到《火星报》抨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刊物的时候，就用讽刺的口吻说：“真不简单，总算找到资产阶级了。”《革命俄国报》傲慢地教训我们说：“司徒卢威先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并不联合和带领任何阶级和阶层。”好极了，先生们！可是，稍微仔细琢磨一下，就会看到司徒卢威先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至于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那只有在将来有了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当政府几乎直接成为资产阶级某一阶层的“委员会”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历史舞台上看到这样的资产阶级。只有“由误会造成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不了解，他们的职责就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不论是它的行动，还是它的思想，不论是在它成熟的时期，还是在它喜欢幻想的青年时期。 谈到喜欢幻想，诺沃勃兰策夫先生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我们的文章已经够长了，而诺沃勃兰策夫先生的世界观和他对土地问题的历史分析又颇有意思，特别是同尔·先生相比，因此我们只好留到下次再谈了。
注释： [53]《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只写了分析批判尔·在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解放》杂志第9期（总第33期）《论土地问题》一文中阐述的自由派土地纲领的部分。文章的续篇，即分析批判彼·诺沃勃兰策夫在1903年9月15日（28日）和10月1日（14日）《革命俄国报》第32、33号《俄国革命纲领的基本问题》一文中阐述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民粹主义土地纲领的部分，没有写出。从保存下来的《〈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一文的几个提纲》（见本卷第469—475页）中可以看到本文原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概貌和批判民粹主义土地纲领的要点。在本文的准备材料中，还保存有列宁为本文拟的一些标题：《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和民粹派的马尼洛夫精神》、《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民粹派的空想》、《民粹派的自由主义和民粹派的空想》、《资产阶级的清醒和民粹派的马尼洛夫精神》。其中第二个标题内的“民粹派的空想”被勾掉，第三个、第四个标题全部被勾掉。 本文是列宁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72。 [54]“本国无先知”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耶稣在各地传道，深得民心，唯独在自己家乡遭到厌弃。耶稣于是说：“没有一个先知能在自己家乡被人心悦诚服地接纳的。”列宁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带有讽刺意味。——73。 [55]《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73。 [56]《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74。 [57]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02年8月《曙光》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解说》一文中的一段话：“固然，在革命时代，没收大地主可能是我国革命党取得社会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但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将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虽然现在就应当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必然要提出的。”——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