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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7卷 新事件和旧问题 （1902年12月1日〔14日〕） 最近半年或9个月以来，我国革命运动的特征是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时期，——同过去革命运动暴风骤雨般的迅速发展相比而言——看来，这一时期就要结束了。尽管这种“平静”时期是短暂的，尽管任何一个细心的了解情况的观察者都很清楚，工人们普遍的愤懑情绪（短期内）没有公开表现出来决不意味着这种情绪已经停止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然而，在我们那些倾向革命、但往往既同工人阶级没有巩固的联系、在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方面又没有坚固基础的知识分子中间，一方面有人发出了许许多多悲观失望、对群众性工人运动丧失信心的论调；另一方面，有人主张重新采用个人政治暗杀的旧策略，作为当前必须采用的政治斗争手段。自去年一段时期的游行示威以来的几个月里，我国已经成立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党”，他们大声叫嚷说游行示威留下了令人沮丧的印象；说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又说什么在口头和文章上谈论武装群众当然容易，但是现在必须着手进行“个人的反抗”，不要总是借口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鼓动和组织群众性冲击这一个任务（在对工人运动不再抱“教条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个任务是单调“乏味”的！），来否认个人恐怖手段的绝对必要性。 然而，乍看起来极为普通而“平常的”一次罢工[21]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爆发了，这次罢工所引起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人企图重犯民意主义及其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全部错误，是多么荒谬，多么有害。这次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由纯粹经济性质的要求引起的罢工，很快就演变成了政治事件，尽管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极少参与。群众（据某些参加者说，达到两三万人）举行了就严肃性和组织性来说均令人惊讶的政治集会，在这些会上人们热切地宣读和介绍了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发表了政治演说，向完全是并非有意集合在这里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人民讲解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初步常识，给他们上了关于怎样对待士兵和怎样号召士兵的具体的“实物”课。行政当局和警察张皇失措（也许一部分原因是军队不可靠？），无力阻挠在俄国从未有过的一连几天在露天举行的群众性政治集会。最后出动了军队，群众拼死进行抵抗，而一位同志的被枪杀，又成了第二天抬着遗体举行政治游行示威的导火线……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件事也许另有看法，在他们看来，在罗斯托夫被枪杀的六位同志如果为暗杀某些警察恶棍而牺牲，想必“更相宜”吧？ 我们则认为，只有这种能向大家表明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明显提高的群众运动，才称得上是真正革命的行动，才能够真正激励为俄国革命进行斗争的人。这不是那种同群众的联系仅仅限于口头声明、限于已发表的判决书等的臭名远扬的“个人的反抗”。这是一大群人的真正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之缺乏组织性、缺乏准备和带有自发性质又使我们想到：夸大自己的革命力量，那实在不聪明；群众就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真正的斗争，应该使他们更有组织性，更有准备，忽视这一任务，那简直是犯罪。不应靠枪杀来制造激动人心的理由，制造进行鼓动和提高政治思想的材料，要学会整理、利用和掌握俄国生活所提供的绰绰有余的材料，——这才是革命者唯一应该承担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人对那些在自由派客厅和民间小酒馆里引起那么多窃窃私议的政治暗杀的巨大“鼓动”作用赞不绝口。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用发动政治事件来代替（或者甚至是补充）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是毫无价值的（反正他们已摆脱了稍微肯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狭隘的教条！）。我们则认为，只有由群众亲自登场、由群众的情绪引起，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抱着特殊目的”排演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有激励人心的作用，同时还有（这点更加重要得多）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成百次暗杀沙皇的行动决不会起到这种激励人心的作用和教育的作用，这只能靠数万名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种利益的联系，——这只能靠参加斗争，以真正唤起无产阶级中愈来愈多“没有触动过的”阶层奔向更加自觉的生活，投入更加广泛的革命斗争。有人对我们说政府（它不得不以普列韦先生之流更换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把最卑鄙无耻的恶棍“选来”供职）在解体，而我们确信，牺牲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即使可以干掉十个恶棍，也无异于使我们自己的队伍解体，因为我们的队伍本来人数就太少，少得连工人们“要求”他们做的一切工作都做不过来。我们认为，表明政府真正解体的是这样一些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一些情况：通过斗争本身真正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使得政府张皇失措；街头的群众明白了，甚至派来“绥靖”的军队中的一部分人也开始明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要求是正当的；当局在采取军事行动对付数万人民以前，就已经犹豫动摇，感到无法实际估计这些军事行动会引起怎样的后果；群众认定并感到内战战场上牺牲的人是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同伴，满怀着新的仇恨，准备去同敌人决一死战。这里，人民的敌人已经不是个别的恶棍，而是整个现存制度，与人民为敌的是地方和彼得堡的当权者、警察、哥萨克和军队，至于宪兵和法庭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举行人民起义，它们始终都要插手，历来如此。 不错，是起义。尽管一个遥远的外省城市的这次罢工运动开始时看来离“真正的”起义还很远，可是它的发展和结局使人不禁想到的正是起义。罢工的起因很平常，工人提出的要求也微不足道，这既特别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它一下子就认识到铁路工人的斗争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团结的强大力量，又表明他们容易接受政治思想和政治宣传，也表明他们有决心在同军队的直接战斗中挺身捍卫自由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些权利已成为一切有思想的工人共同的和最基本的东西。顿河区委员会在传单（传单全文，我们在下面予以转载）中对“全体公民”说，罗斯托夫的罢工是俄国工人要求政治自由的总高潮中的一次爆发，这是千真万确的[22]。在这类事件中，我们确已亲眼目睹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正在成熟，它已经不仅是革命者头脑和纲领中的思想，而且是运动本身必然的、实际上很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从俄国实际生活中吸取了宝贵教训和接受了出色教育，以至愤懑日益加深、经验日益丰富和勇气日益增大的结果。 我讲了必然的和自然的步骤，现在来赶紧附带说明一下：除非我们一步也不偏离我们那日益迫近和已经面临的任务，即帮助这些已经奋起的群众更勇敢、更齐心地进行斗争，派给他们不是两个，而是几十个街头演说家和领导者，建立能够指导群众的真正的战斗组织，而不是建立指导（假如说是指导的话）一些抓不住的个人的所谓“战斗组织”。自不待言，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近来人们常常引用得很不恰当的马克思的话改动一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个人暗杀和个人反抗“更重要”，比数百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党派”更重要。[23] 除了罗斯托夫战役以外，在最近政治事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游行示威者判处苦役。政府决定采用从鞭笞到判处苦役的种种办法来吓唬人们。而工人对政府作了多么出色的回答啊（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说[24]我们将在下面引用），这个回答对于所有叫嚷游行示威产生了令人沮丧效果的人来说是极有教益的，他们这样叫嚷不是为了激励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开展工作，而是为了鼓吹臭名远扬的个人反抗！工人的这些演说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对罗斯托夫这类事件作出的精采解释，同时也是一则出色的声明（我要说，这是一个“公告”，假如这个词不是警察的专用语的话），它对运动的“实际”步骤方面所作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是极大的鼓舞。这些演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通俗地、极其确切地描述了，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受压迫、遭贫困、被奴役、受屈辱和被剥削”的这些平时千百万次重复着的事实，怎样促使工人觉悟起来，使他们愈来愈“愤懑”，并且用革命行动来表现这种愤懑（为了说明下诺夫哥罗德工人们演说的特色，我不得不使用上面的几个词，这些词我都加上引号，因为这些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最后几页上的名言，它们曾使“批评家”、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大肆鼓噪、徒劳无益地企图反驳和揭露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讲得不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编者注］）。 正因为发表这些演说的是普通工人，而不是觉悟程度很高的先进分子，甚至不是以某个组织成员的身分，而只是以普通群众的身分发表演说，正因为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他们个人的信念，而是俄国每一个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生活中的事实，他们的结论才会产生十分令人鼓舞的印象，这个结论是：“这就是我们自觉地参加反对专制政府的游行示威的原因。”他们作出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极为寻常、“比比皆是”，这就能保证几千、几万、几十万人都能够作出而且也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扩大和加强对他们的经常不断的、坚持原则的、全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的话。下诺夫哥罗德的四个工人说，既然我们感觉到了自由的气息，我们为了反对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甘愿去服苦役。罗斯托夫的几千名工人夺得了几天政治集会的自由，击退了多次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的武装进攻，他们仿佛在同这四个工人遥相呼应地说：我们甘愿献身。 现在我们只需对那些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25]说：以此将取胜。
注释： [21]指1902年11月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的罢工。1902年11月2日(15日)，该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工人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举行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结束。这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43。 [2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于1902年11月6日(19日)印发的传单《告全体公民》。1902年12月1日《火星报》第29号转载了这份传单。——45。 [23]指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中说的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46。 [24]指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彼·安·扎洛莫夫、阿·伊·贝科夫、米·И．萨梅林和Г．Е．米哈伊洛夫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四位工人是因参加1902年5月1日和5日(14日和18日)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而被捕和受审的。这次游行示威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领导下准备的。在游行中，工人们高举红旗和“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标语，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冲突。1902年10月28—31日(11月10一13日)，莫斯科高等法院在下诺夫哥罗德和索尔莫沃开庭审判游行示威的参加者。共有23人受审，其中13人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反映了这次游行示威。小说主人公巴维尔的原型就是工人扎洛莫夫。 四位工人的演说最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以石印单页的形式散发。1902年12月1日《火星报》第29号转载了这几篇演说并发表了列宁为演说写的前言。——46。 [25]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耶稣在传道时多次对众人说，有眼可看的人都应当看，有耳可昕的人都应当听。意思是说，对于善于观察，用心领会的人，无论什么隐蔽的事物，一听也就明白，一看也就清楚。——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