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卷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44] （不早于1899年10月） 给编辑部的信亲爱的同志们： 寄上应约为你们报纸写的三篇文章。我认为有必要就我的撰稿问题，特别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 看了你们上次的通知，我以为你们是想创办一个出版社，并且要我来编纂一套社会民主主义丛书。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成立了编辑部，并且着手出版报纸和约我撰稿。 这个建议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但是同时必须说明，顺利的合作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1）编辑部和撰稿人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有关一切来稿的处理情况（刊用，不刊用，修改）通知撰稿人，并且把你社的一切出版物告知撰稿人；（2）我的文章都用笔名（如果我写去的笔名遗失，就请代选一个）；（3）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具体任务和怎样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 我希望编辑部会同意这些条件，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达成协议，现在我谈一谈与第三个条件有关的问题。 正如来信所说，你们认为“旧思潮很强大”，因此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没有多大必要。我认为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伯恩施坦曾经公开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他的观点一致[45]；国外“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旧思潮”的奠基者、代表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劳动解放社”已经分裂[46]；《工人思想报》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见该报第7号上《随笔》一文）；最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其中许多人明目张胆地要求采纳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批评”，——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你们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怎样看待报纸的任务和办报的计划，我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到什么程度（文章是写了，可惜仓促了一点，总之，我极需知道最迟什么时候截稿）。 我认为，同《工人思想报》必须直接展开论战，为此请寄给我第1—2号、第6号和第7号以后的《工人思想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47]。我需要这本文集还为了在报纸上发表对它的评论。 你们来信说篇幅不受限制。我认为，既然有了报纸，最好登载一些报纸论文，这些论文甚至可以探讨一些专题，以备日后改编成小册子。我最近拟写作的问题如下：（1）即将寄上的纲领草案[48]；（2）下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49]将要讨论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3）关于工人和社会党人在行动自由时、在狱中或流放地行动准则的小册子。拟以波兰的《行动准则》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如有可能，请寄给我一本）；（4）谈谈罢工（一、罢工的意义；二、反罢工法；三、近年来几次罢工的概况）；（5）《妇女和工人事业》小册子，等等。 我很想大体知道编辑部拥有哪些材料，以免重复和再谈已经“谈透的”问题。 等待编辑部的回信，来信可通过原转送站。（除了这个途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无法同你们取得联系。） 弗·普· 我们的纲领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50]，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屏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51]。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52]，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现在处于过渡时期。西部边疆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城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结果是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迈出了这一大步以后，好象暂时用尽了全部力量，又重新回到过去各地方组织分散活动的状态。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致力于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编者注］，——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开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已经散播在俄国各地；从彼得堡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克服的主要缺点，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表现都成了纯粹地方性的事件，大大失去了它们作为俄国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例和作为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阶段的意义。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党纲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得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尝够这种手工业方式的苦头了！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完全有可能来共同工作，制定共同的党纲和一起讨论我们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由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下面两个主要问题就特别重要。（1）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这两者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工业中心的表现形式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活动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手工业者”的活动，那么严格说来，就不能把它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社会民主党力求成为一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同时又坚决不策划政治密谋，坚决不“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按照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正确说法[53]），或强迫工人去接受某些革命者所拟定的某种袭击政府的“计划”，这两者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 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权利认为，它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谈这些问题，就会重复《我们的纲领》一文说过的话了。现在应该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所能胜任的，只有整个社会民主党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办到。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的。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不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集体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一切写作力量、一切组织才能、一切物资等等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丝毫也没有想把其他活动，例如把地方性的鼓动、游行、抵制、追查奸细、攻击资产阶级和政府中个别的人、示威性的罢工等等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种种活动构成了党的活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不通过全党机关报把它们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失去十分之九的意义，就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 但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把这样的机关报办得正规，办得比较扎实呢？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谈。 迫切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目标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人会反对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开展地方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这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立即着手把党的机关报，进而把党本身建立和巩固起来。采取这个步骤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地方工作在进行，而且显然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愈来愈频繁的暴行只能造成短时间的中断，战斗中牺牲的人很快就由新生力量补充。党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出版经费和写作力量。可见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按“手工业”方式进行已在进行的工作呢，还是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运动中一个迫切问题，即运动中的一个症结——组织问题。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应该坦白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赶上和超过它们。不健全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任何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能正常出版报纸的积极政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现有机构（指机关、小组和报纸而言）必须更多地注意组织问题，并在这方面影响地方小组。 手工业方式的地方工作，总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个人联系，总要养成一种小组习气。可是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不适合于小组活动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小组就显得太狭窄，而且会造成力量的严重浪费。只有联合成一个党，才能逐步贯彻分工和节省人力的原则。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各地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党人小组面前，有极其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庞大机构，它竭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深信，我们最后一定能摧毁这个警察国家，因为一切健康的和发展着的人民阶层是赞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 俄国社会党人和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作出英勇的事迹，因此，一般说来，抱怨我们缺乏人手是不对的。青年工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尽管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帮助工人的人却不断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来。如果能向所有这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新兵广泛宣传必须使组织更加严密的思想，那么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报的计划就不再是一种幻想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报纸正常地收到各地的通讯和材料。在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各个时期，连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也完全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难道历史没有证明吗？如果在各地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党报看成自己的报纸，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同它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党报上讨论自己的问题，在党报上反映本地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采用的秘密活动方式并不特别巧妙，也完全能保证报纸收到关于运动的各方面消息。另一方面，即把报纸正常地送到俄国各地，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比俄国革命运动旧形式下的同样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那时报纸的对象还不是现在这样广泛的人民群众。但是社会民主党办报的宗旨使报纸很容易散发。报纸应当正常而大量发行的主要地方，是工业中心、工业城镇和大城市的工厂区等等。这些中心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工人；工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居于主人地位，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瞒过机警的警察；这些地方同附近工业中心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从1878年到1890年）[54]，德国政治警察干得不比俄国警察差，甚至可能比他们还好，但是德国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终于使他们每周出版的秘密报纸正常地从国外运到国内，而且送到每个订阅者家里，连大臣们也不能不佩服社会民主党的邮政（“红色邮政”）。这种成绩我们当然不敢奢望，但是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完全能使我们的党报每年至少出12次，并且能正常地送到运动的各个主要中心的所有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手里。 我们在回过来谈专业化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专业化所以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手工业方式”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各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平常关于组织问题谈得太少了。 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严格实行这种专业化，才能节省人力：不仅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每一项革命工作，而且可以使目前活动的若干方面合法化（即为法律所许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55]早就建议俄国社会党人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骤然看来，这种建议使人感到惊讶，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差不多每一个在城市的地方小组中工作过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回忆起来，在他所做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中，有些本身就是合法的（如收集有关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研究涉及许多问题的合法书刊，阅读某些外国书刊并作介绍，进行某种联络工作，帮助工人学文化，研究工厂法，以及其他许多工作）。把这类工作交给专门的人员去做，就会减少积极的、“在火线上”的革命大军的人数（但丝毫不会削弱它的“战斗力”）和增加替补“伤亡人员”的后备力量。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使战斗人员和后备人员在全党机关报上看到自己活动的反映，感觉到自己同党报的联系。当然，不管我们怎样彻底实行专业化，工人和地方小组的地方性会议总是需要的。但是人数众多的革命集会（这种集会受警察破坏的危险性特别大，因此与会议的效果相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革命工作由专人负责就更有可能用合法的会议形式如娱乐会、合法社团的会议等等来掩护这种会议。既然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工人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都能够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的政治性会议和社会主义会议，那么俄国工人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我们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作几乎必然会夸大地方特点，会……［注：部分手稿遗失。——俄文版编者注］没有中央机关报（它同时也是先进的民主机关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的愿望才能实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屏弃了“反动的一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页。——编者注］这一谬论。它认为利用各个进步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反动阶级，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各个组织和机关报仍然是地方性的，那么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执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能同个别“自由派”取得联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合作”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只有到那时候，才能把工人对警察和当局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变成对专制政府的自觉的憎恨，变成为工人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权利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将成为现代俄国的一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后几号，我们将登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并且将开始更详细地讨论一些组织问题。
注释： [44]《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这三篇文章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157。 [45]爱·伯恩施坦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附注中（第1版第169—170页）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同意他的观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于1898年7月在《新时代》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同年10月底—11月初又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批判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那一组修正主义文章。上述伯恩施坦的话意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判，为自己辩解。——158。 [46]指1898年11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158。 [47]《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8年冬出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列宁在《怎么办？》第4章第2节中，对文集的观点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158。 [48]指《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见本卷第186—208页）。——158。 [49]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倡议于1900年春在斯摩棱斯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1900年2月，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伊·克·拉拉扬茨曾到莫斯科同列宁商谈由代表大会恢复《工人报》和由列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该报编辑部的问题。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见本卷第284—285、315—316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拒绝参加，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还从国外把代表证书寄给了列宁。代表大会由于1900年4—5月间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许多人被捕而没有开成。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158。 [50]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161。 [51]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奥·倍倍尔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作了报告。代表大会议程所以列入这个问题，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开展起来。列宁对倍倍尔的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161。 [52]指1895年特别是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1896年的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工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163。 [5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天真的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是建议人们去号召工人修筑街垒或者唆使工人搞密谋。……作者是要工人政党发展和壮大到自己感到足以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时再来解决‘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的手段问题……”——168。 [5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