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415、419、42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变为绝对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
　　“……大陆国家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发展工场手工业。”（第2卷第330页）“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了。”（第2卷第332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欧洲的浪漫主义和俄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我们准备在脚注中引用尼·—逊先生的话。“我们不希望利用西欧经济发展过程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芒曾使我们大为惊讶，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也同样使我们大为惊讶”等等。（第323页）可见，甚至尼·—逊先生的措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使他“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本世纪初叶使西斯蒙第“惊讶”的东西。］
　　“不应该忘记，财富只是代表着（n＇est　que　la　représentation）使生活惬意和舒适的东西”（这里已经用一般财富代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创造人为的财富必然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贫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prendre　le　mot　pour　la　chose）”。（第1卷第379页）
　　“……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indications）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和拥有的原料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不自然状态（une　position　forcée），它没有去寻求那种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贫困的表面财富（une　opulence　appa-rente）。”（第1卷第411页）资产阶级的财富不过是表面财富！！“关闭自己的对外贸易的大门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把它引向灭亡的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表面成果……使我们糊涂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完全忽略了人民社会的方面……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是依靠什么实现的，我们连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第298页），——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对自己过去采取鄙弃的态度……培植资本主义……”（第283页）……“我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培植资本主义……”（第323页）“……我们忽略了……”（同上）］
　　“……工资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领取工资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资的政府是不幸的，它会牺牲一切（il　sacrific　tout　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对未来财富的希望……这一区别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纯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错误的政策。”（第2卷第169页）［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
　　“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ú　I’on　veut　aller）（第2卷第328页）
　　“他们〈即私有者阶级和劳动者〉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加给人类社会的现代人为组织的后果……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分离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这种分离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真正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　nous　appartient）我们去调节这种分离。”（第2卷第348页）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同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第2卷第359—360页）在此以前，他也回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道路：“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靠这些资本来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构成的收入为生。”（第2卷第359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农民们〉手中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第322—323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忽略了一种发展……只有依靠另一种发展才有可能。”（第32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
　　“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分到4英亩土地，否则禁止在英国建造茅舍（cottage），但未被遵守。如果这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任何一个日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茅舍农民都不会弄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c’est　quel-que　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户农民即使有4英亩土地，还得过贫困的生活。现在英国的茅舍农民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相当高的租金……应该用法律……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茅舍农民时，给每个人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能够生活。”（第2卷第342—343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一而已。”（第65页）可见，西欧浪漫主义者喜欢在“历来的传统”中寻求对人民生产的“核准”，并不在俄国浪漫主义者之下。］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自由民，将怎样复兴起来。”（第2卷第357—358页）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注：艾弗鲁西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也引证了这一段话（从“这种社会主义”起）。］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88页，尼·—逊先生的这一段译文中有两处不确切，一处遗漏。他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译成“狭隘小市民的”和“狭隘农民的”。他把“工人的事业”译成“人民的事业”，虽然原文是der　Arbeiter（工人的。——编者注）。“必然被突破”（gesprengt　werden　mussten）这几个字他遗漏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