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这个矛盾还是得到了历史研究者或多或少的正确承认的。而人们也许还没有很正确或者很清楚地认识到的——至少不是普遍地认识到，而且也远远没有看透到它的一切结局——但和这个矛盾有密切关系的，却是马丁·路德在当时宗教改革的发动中所占的地位。大概我用不着先声明：我是完全站在新教的立场上来对待天主教的，而且对马丁·路德这个伟大人物从来是热爱的。人们通常认为宗教改革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德第一个创造出来的，这却是一个错误。我把它同宗教改革运动本身加以明确区别的这种改革的意识，不仅早在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经绝对地存在了，而且它还充满了那种因科学复兴而产生出来的自由人的热诚，并且还受到那种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影响的纯粹人性的自由激情的熏染，只不过路德和他的后人才把这种自由激情纳入那通往片面的神学教条方向去的狭窄轨道罢了。
“这种存在于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意识，较之它自己的成果即宗教改革运动，要更为伟大、更为广泛、更为自由、更有人性！
“这一点可在乌尔利希·冯·胡登以及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著作里，特别是伟大的莱希林论战及其插曲中找到证明。——在胡登的著作里有许多说法（其中一部分比路德在威腾堡大教堂门前公布的主张要早得很多），后来不仅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本身的信条，而且还成为更晚得多的新教的口号，以及启蒙运动
[3]的纲领，“在受到古风吹拂而苏醒过来的精神里，开始产生不以神学为基础而以真正科学为基础的自我解放要求。这种自我解放已经快将变为不仅要求撰脱某一种教会形式，而是要求摆脱神学上一切不自由的形式，并且起来反对这些形式的运动。在这方面，厄拉斯姆斯
[4]在谈到《蒙昧人书简》
[5]时说的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尽管他十分欣赏这些书简，他叫道：‘人们开始时反对的是游方僧，但到后来就攻击起一切僧侣来了。’路德初露头角时，给胡登留下的印象，也同样是很有特色的。胡登在写给吕纳尔伯爵的一封信里曾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印象：‘他们开始自相残杀。——也许你还不知道，最近在萨克森的威腾堡有一派人起来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另一派人则为教皇的赦免权辩护。双方使出了一切可能的手法，拼命争吵。两派的首领都是僧侣，他们竭尽喊叫、咆哮、埋怨之能事。最近他们甚至拿起笔来了。他们印刷并散发各种信条、疑难解答和论文。因此我希望他们两败俱伤、同归于尽（sic spero fiet，ut mutui interitus causas sibi invicem praebeant） 。最近有个游方僧教团的兄弟向我谈起了这件事，我回答他说：你们拼命残杀吧，以便使你们指互毁灭（consumite，utconsumamini invicem）。因为我希望我们的敌人进行最激烈的厮杀，弄得全军覆没。”‘Ac facit，’他最后写道，‘Deus Optimus et Maximus ut intereant et emoriantur qui surgentibus impedimnento sunt literis， quo aliquando en ascantur viva pulcherrimarum virtutum，quae toties isti conterunt plantaria。’
[6]—虽然不久以后他就欣然归附路德， 但他首先考虑的一直是争取普遍自由、建立民族威望和复兴民族的事业。他对路德喊道：“Vindicemus communem libertatem！ Jiberemus oppressam diu jam patriam！’
[7]他在一封致路德的信里，指出他和路德之间的一个差别时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更深刻的意义和坚定性的。他写道：‘sed in eo differunt utriusque consila， quod mea humana sunt，tu perfectior jam， totus ex divinis dependes。’
[8]
“为了引导德国走上政治上彻底新生的道路，当时德国的一切基本成分都汇集在一起了，—可是它们又彼此分解了，这真是咄咄怪事！处在这次精神上巨大变革之中的，并且也是由这次巨变所引起的，就有济金根的反抗活动。但是他的反抗活动首先也是由于求得政治上的解放和建立民族威望的目的而引起的。当时萨克森的一个编年史作者（胥特莱乌斯）写道：“那个时候许多人把济金根看作是德国的勃鲁脱斯，他会替长期受到诸侯与主教暴政压迫的人民报仇雪恨，并且把他们解放出来。”——再就是一年半之后爆发的农民战争，它最初多少明显地具有伟大的政治复兴的思想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运动爆发之前，那些思想上的领导人物却似乎突然无影无踪了，因此农民战争就陷入自流，走上无依无靠的迷途，并发展成为无计划的、个别的恐怖事件，因而结果遭到失败，带来影响最深远的、最可怕的反动，造成德国历史上的莫可名状的不幸。——当我们一方面谈到那无疑是乌尔利希·冯·胡登在叶贝隆堡时期所写的《新的卡尔斯特汉斯》
[9]一文，一方面对照一下起义的农民曾经要求已故的弗兰茨的儿子汉斯·冯·济金根少爷做他们的领袖
[10]的事实时，就可以看到这种令人注目的一再出现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
“那个时代的这场巨大的文化斗争，还在两个方面制约着我们今天的整个现实状况，而且在整个德国历史上它也还一直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在德国实际上争取到的精神自由，是永远给保存下来了！当时所追求的，但没有取得成功的，仍然是德国民族和德国历史感到最痛心的事，却停滞不前有三百多年。精神自由是争取到了，但最令人痛心，最富于悲剧性的是：这个实际上得到的东西，却正是以彻底牺性一切民族生存、一切政治上的自由、统一和威望至少有三百年之久的代价换来的！无法避免的事情终于很快就发生了。就连那脱离了在政治上的运用和实践，脱离了它所赖以成长的自由科学的热诚基础的理论精神自由，也被限制在神学教条的阴郁而狭窄的领域里，且不久就萎缩成在十六、十七世纪流行的令人生厌的僧侣之间的宗派争吵，这是一种僵化。后来还不得不再一次让科学来帮助它摆脱这种僵化的境地。
“初看起来，似乎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我在研究那个时代时所获得的这些思想和一个个分歧的见解写成一篇学术论著。至少对我来说这样做比较容易。可是我不愿意写一部只能放在学者书架上的著作。我感到材料已经十分强烈地打动了我，以致我不能那样做。我所要做的是使那个很不平凡的文化历史过程——它影响着我们整个现实，但是只有学者们知道它，而人民则已经将它遗忘，只有几条口号还一直在人民身上起着传统的影响，能使人民的思想火焰旺烧起来——成为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如果可能，我一定要以明确的认识和奔放的热情再一次把这个文化历史过程灌进全体人民的血管。只有文艺才具有达到这种目标的力量。因此，我决定写这样一个剧本。
“此外，我长久以来十分醉心的一种美学上的信念，也从另一方面来督促我。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就在于他们两个，尤其 是席勒，首先创造了狭义的历史剧。至于其他的一切，特别是席勒戏剧中的更伟大的思想深度，那只不过是与这种狭义的历史剧有着密切关系的结果而已，可是即令在席勒的作品里，历史精神的重大矛盾也只是使悲剧冲突得以进行的基础。例如在《华伦斯坦》、《玛丽亚·斯图亚特》、《堂·卡洛斯》里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就是如此。在这个历史背景上作为戏剧本身的情节出现的，并且构成情节的灵魂的，正如别人也已经提到过的，则还是纯粹个人的利害和命运、露骨的虚荣心、家族和皇室所欲达到的目的等等。甚至在《威廉·退尔》这部席勒最接近历史剧的概念的杰作里，有些地方也还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真正的救援行动不是出自卢特里的壮士们
[11]所为之斗争的民族自由感，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他最珍贵的家族利益受到了攻击，主人公
[12]才起而进行自卫，发起正义的反抗。
“相反地，我很早以来就把它看作是历史悲剧的，因而也是一切悲剧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使时代和人民，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伟大的文化历史过程成为悲剧的真正主题，成为可以在戏剧上加以刻划的悲剧人物，把这样的转折时代的伟大文化思潮及其激烈斗争作为戏剧化的真正的对象。因此，在这样的一出悲剧中，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人，他只不过是这种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对抗性矛盾的代表和化身罢了，而问题却在于那个最重大、最有影响的民族命运，这种命运决定着整个普遍精神的祸福，具有历史意义的强烈感情的戏剧人物，就使这种命运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死问题。
“然而，从他们为之献身的思想和目标的明确性出发，赋予那些个人以一种十分坚强的，甚至是坚定的和现实主义的个性，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有那种近来在我们艺术中十分流行的拙劣的细节描写法，那种对偶然性人物的既空空洞洞、又非本质的特征不厌其烦地去描绘，在我这样一个主要是受古代文艺及其光辉的作品所哺育而获得艺术观的人看来，对于这个剧本是完全不适用的。这完全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是不去理会这出历史剧可能碰到的障碍。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把历史性的东西放到历史材料、事件和人物身上去。我主要是这样来处理的：使这个转折时期的具有最内在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和思想冲突能十分清楚地在戏里得到展现和塑造，固然，这样就更有可能陷入一种抽象的、学究式创作的危险。但我深信这个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另一方面，由于面对着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目的及其所能产生出来的动人感情，所以凡是与描写个人命运的悲剧有关的和所能涉及到的一切问题，都会为之 黯然失色，并且退居到远远不是重要的地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