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再度转入地下
这一夜同志们把伊里奇安置在彼得格勒区的苏利莫夫家里过夜。隐藏伊里奇最可靠的地方是维堡区。于是，决定让他住到维堡区工人卡尤罗夫家里。我到苏利莫夫家里找到了伊里奇，然后，我们一起到维堡区去。我们在莫斯科团驻地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走着。卡尤罗夫已坐在林荫道旁。他看到了我们，便稍为走在我们的前面一点，伊里奇一个人跟着他，我转到另一边走了。士官生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白天，彼得格勒委员会曾在雷诺工厂的警卫室里举行会议，[1]伊里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总罢工问题。当时决定不举行罢工。会后，列宁到森林街福法诺娃[2]同志的住所去，他在那里同几位中央委员会晤。在这一天，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曾任第二届杜马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前进派分子、当年一度在工作上曾跟我们接近过的阿列克辛斯基和蹲过什吕谢尔堡监狱的老政治犯、社会革命党人潘克拉托夫[3]造起谣来，说什么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他们企图用这种诽谤来削弱列宁的影响。7月7日，临时政府颁布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克舍辛斯卡娅公馆被政府军队占领了。伊里奇又从卡尤罗夫家里搬到阿利卢耶夫[4]家里。季诺维也夫也躲藏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卡尤罗夫的儿子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青年喜欢玩弄炸弹，这对于要作为隐蔽的住宅来说，是很不合适的。
7日，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阿利卢耶夫的住宅去看伊里奇。当时，正是伊里奇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提出必须出席法庭的理由。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激烈反对他到法庭上去。伊里奇对我说：“我和格里哥里决定上法庭去，你把这个决定去告诉加米涅夫吧。”加米涅夫当时躲藏在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我急忙要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住我说：“我们来告别吧，也许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我们拥抱了。然后，我去找加米涅夫，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决定转告给他。傍晚，斯大林和其他同志来了，说服了伊里奇不上法庭去，这样便保全了他的生命。晚间，宽街我们的住宅受到了搜查。只搜查了我们的房间。进来搜查的是一个上校和一个穿白里子军大衣的军人，他们从桌子里拿走了几个笔记本和我的一些文件。他们问我知不知道伊里奇在哪里。从他们的问话里我判断出伊里奇没有到法庭去受审。早上，我去找斯米尔加同志，他也住在宽街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也在那里。在那里我知道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决定躲藏起来。
过了一天，即9日，一大群士官生又闯进我们的住宅来搜査。他们仔细地搜遍了全幢房子。他们把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札罗夫当作伊里奇，一再问我他是不是伊里奇。当时，有一个名叫安努什卡的农村姑娘在叶利札罗夫的家里做佣人，她是从偏僻的农村来的，什么也不懂。她非常愿意学习识字，一有空就拿起识字课本来学习，但学习的成绩不好。“我是个乡下笨蛋！”她时常伤心地这样说。我尽力帮助她学习，同时也给她讲解目前有些什么政党，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等问题。关于列宁，她一点也不知道。8日，我没有在家。家里人告诉我，有一辆汽车驶到我们屋前，并有人举行了敌意的示威游行。突然，安努什卡跑进来喊道：“来了一些奥列宁！”搜查的时候，士官生指着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问安努什卡：他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他们以为是安努什卡不肯实说。于是，他们到她的住处——厨房去，检查了床下，看是否有人躲在那里。安努什卡火了，对他们说：“你们再到烤炉里去看看，说不定有人呆在那里呢！”他们抓了我、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和安努什卡三个人，把我们押到参谋本部，分隔开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持枪的兵看守着。不一会，有一些象发了疯似的军官闯进来，准备向我们扑上来。这时，第一次搜査我们住宅的那个上校进来了，他看了看我们，说：“这几个都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时候，假如伊里奇真的在这里，那他们是会把他撕成碎片的。我们获释了。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提出要他们用汽车送我们回家。那个上校答应以后就溜走了。当然，谁也不会用汽车送我们的。我们雇了一辆马车回去。桥面已经被吊开。我们到家的时候天快亮了。敲了很久的门，我们开始担心家里人是否出了事。最后总算把门叫开了。
我们家又遭到第三次捜查。当时我不在家，是在区上。我回家时，门口有几个士兵看守着，街上挤满了人。我站了一会，就回区上去，——反正也没有办法可想。回到区上，已经很晚了。除了看门的老太太之外，谁也不在。过了一会，斯卢茨基[6]同志来了，他是不久以前同沃洛达尔斯基[7]、美尔尼昌斯基和其他同志从美国回来的；后来，他在南方战线上牺牲了。他当时刚从监牢里出来，他劝我不要再回家了，建议第二天早晨先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们就出去找地方过夜。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同志们的住址，在区里转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福法诺娃的住处。福法诺娃是我们区上的同事，她就给我们安排过夜的地方。到了早上，了解到家里人都没有被逮捕，这一回搜査并不象上回那样粗野。
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藏在一个老地下工作者、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叶梅利扬诺夫[8]家里，他的家在距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不远的拉兹里夫车站。伊里奇对叶梅利扬诺夫及其一家人始终怀着非常亲切的感情。
我一直留在维堡区。在七月事件的日子里，市民的情绪与工人的情绪大不相同，给人的印象很深。在电车上，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市民口发怨言，但一走过通往维堡区的木桥，就象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这时候事情很多。通过佐夫和其他跟叶梅利扬诺夫有联系的同志，我不断地收到伊里奇写给我的条子，上面写着各种任务。反动势力更加猖獗了。7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临时政府“是挽救革命的政府”。当天“挽救”就开始了。当天加米涅夫就被逮捕了。7月12日，颁布了在前线实行死刑的命令。7月15日，《真理报》和《战壕真理报》被封闭，并颁布了禁止在前线举行群众大会的命令。在赫尔辛福斯，有许多布尔什维克被捕，那里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浪潮报》也被査封了。7月18日，芬兰国会被解散，科尔尼洛夫[9]将军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7月22日，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了。
七月事件过去不久，克伦斯基[10]就采取措施来加强军队中的纪律，他决定解除在七月事件时首先举事的机枪团的武装，把他们集合在广场上，加以侮辱。我亲眼看到了这个被解除了武装的机枪团到广场上去的情形。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牵着马，眼睛里充满无限仇恨，缓慢的脚步也显示出无比的仇恨；很显然，再没有比克伦斯基这个措施更愚蠢的了。确实如此，在十月革命时，机枪团的士兵们都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机枪手们都奋不顾身地在斯莫尔尼宫保护伊里奇。
布尔什维克党转入了半秘密状态，但它更加巩固、更加壮大了。在7月26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已有十七万七千名党员[11]，比三个月前召开全俄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时增加了一倍。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尤其在军队中的影响的增长是十分明显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团结了更多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出的宣言中指出了临时政府的反革命立场，指出了世界革命和阶级的搏斗正在酝酿。宣言中写道：“在这个搏斗中我们党高举着飘扬的旗帜前进。它牢牢地把这些旗帜紧握在自己手里，不让它们在强暴者、卑鄙的诽谤者、革命的叛徒和资本的奴仆面前倒下。它今后也将高高地举着这些旗帜，为社会主义、为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而战斗。因为它知道：新的运动就要到来，旧世界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12]
8月25日，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开始向彼得格勒推进。彼得格勒的工人，首先是维堡区的工人，当然奋起保卫彼得格勒。我们派出了鼓动员到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即所谓“野蛮师”中去进行工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快地就瓦解了，真正的进攻没有发动起来。指挥进攻彼得格勒的军长克雷莫夫[13]将军自杀了。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维堡区的一个青年工人的模样。他负责扫盲工作。他是最早去前线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他刚从前线回来，肩上还背着步枪，就赶到区杜马来。扫盲学校当时缺少粉笔。这个青年小伙子进来，脸上还充满着战斗的激情，把枪往屋角里一放，便热烈地谈起粉笔、黑板来了。在维堡区，我每天可以看到工人是怎样把他们的革命斗争跟掌握知识和文化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的。
伊里奇不能再继续躲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草棚里了，因为秋天来了。伊里奇决定移居芬兰，他计划在那里写完他已考虑成熟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为了写这部著作，伊里奇已作了大量的摘录，并从各方面作了深刻的思考。同时，在芬兰也较容易看到报纸。尼·亚·叶梅利扬诺夫给伊里奇弄到了一张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的护照，我们给伊里奇戴了假发，帮助他化好装。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他是1905—1907年时期的老党员。他当过我们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秘书，在那期间，列宁常在他家里过夜。这时，他是维堡区我在文化工作方面的助手）到拉兹里夫车站来给伊里奇拍了照片（因为护照上需要贴照片）。一位在芬兰铁路上当司机的芬兰同志雅拉瓦（绍特曼和拉希亚同志非常了解他）负责把伊里奇化装成司炉护送过境。当时就这么办了。以后，也是通过雅拉瓦同志，我们同伊里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不止一次地到他那里去取伊里奇写来的信件，因为他也住在维堡区。[14]伊里奇住在赫尔辛福斯的时候，曾用化学方法写了一封信来，叫我到他那里去，他把自己的住址告诉我，并且还画了一张路线图，使我不用再去问人。只是我把这封信拿到灯上烤的时候，路线图烤坏了一个角。叶梅利扬诺夫夫妇帮助我弄到了一张身份证（那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一个老女工的身份证）。我包了头巾，坐车到拉兹里夫车站，找到了叶梅利扬诺夫夫妇。他们把我送过国境。住在边境上的居民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穿过国境。检査身份证的是一个军官。从国境要穿过一个大约有五俄里长的森林到奥利拉小车站去乘军用列车。一路上都很顺利。只是那张路线图有一块地方烤坏了，添了些麻烦，我在街上徘徊了很久，才找到了我所要找的那条街道。伊里奇非常高兴。显然，在非常需要呆在准备斗争的中心的时刻却不得不转入地下，这使伊里奇感到十分苦闷。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在赫尔辛福斯住了两天。伊里奇一定要送我到车站，他把我送到最后一个拐角。我们约好，我还要来。
过了约莫两个星期，我第二次到伊里奇那里去了。因为误了时间，所以我决定不再找叶梅利扬诺夫，而自己走到奥利拉车站去。但当我走进那个森林时，天已黑了——那已经是深秋时节，月亮也出来了。我的脚常常陷到沙里。我感觉到似乎迷了路，心里着急起来。我到了奥利拉车站，但没有火车。等了半个钟头，火车才到站。车厢里装满了陆海军士兵，挤得我只好一直站着。坐在车上的士兵们都公开地谈论武装起义，他们谈的都是有关政治的问题。车厢就象是一个十分激昂的群众大会会场。没有别的人走进这节车厢里来。开始时有个普通乘客走进车厢，听到一个士兵谈论他们在维堡区如何把军官扔到水里去之后，车刚到下一站他就溜走了。没有人注意我。当我把这些士兵的言论告诉给伊里奇的时候，伊里奇立刻深思起来，后来他无论说什么话，脸上深思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看得出来，他谈的是一个问题，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武装起义问题，他在想如何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9月13—14日，伊里奇以《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为题给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15]9月末，为了更靠近彼得格勒，他从赫尔辛福斯移居维堡。[16]列宁从维堡写了一封信给赫尔辛福斯的斯米尔加[17]（他当时是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省委员会主席），在这封信里，伊里奇指出应当充分注意使芬兰陆军和海军作好战斗准备，以便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推翻克伦斯基。伊里奇不倦地考虑着：必须怎样改造国家机构，必须怎样用新的方式组织群众，必须怎样象他所说的那样用新的方法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8]一文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在告农民和士兵书[19]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在写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信（这封信是供在非扩大会议上宣读的，[20]信内已指出为了夺取政权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中，在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中，[21]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1] 1917年7月6日（1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俄国雷诺”工厂的警卫室里举行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编者注
[2] 玛格丽特·瓦西里耶夫娜·福法诺娃（Маргарит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Фофанова，1883年9月20日——1976年3月29日），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七月事变后曾掩护列宁躲入其住所。1922—1934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4年退休。
[3]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潘克拉托夫（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нкратов，1864年12月26日——1925年3月5日），19世纪80年代初参加民意党活动。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20年苦役。1898年获释，随即被流放到雅库特。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9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1912年回到彼得堡。1917年七月事变后，伙同阿列克辛斯基等人制造“列宁间谍案”，大肆诬蔑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收受德国款项。1918年支持高尔察克。1919年被开除出党。内战结束后定居列宁格勒，参加了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1925年逝世。
[4]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Аллилуев，1866年10月7日——1945年7月27日），斯大林的岳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成员。1907年移居彼得堡，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秘密集会场所。七月事件后曾为列宁提供躲藏地。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开展地下工作。此后在电气化领域工作。1945年逝世。
[5]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6] 安东·伊西弗沃维奇·斯卢茨基（Антон Иосифович Слу́цкий，1884年？月？日——1918年4月24日），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2月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4月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4月21日政府被叛军颠覆后被捕，4月24日英勇就义。
[7]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8]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7月事件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9]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0]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已有二十四万名党员。——编者注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07页。——编者注
[13]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雷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ры́мов，1871年10月23日——1917年8月31日），1890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乌苏里骑兵师司令、德3骑兵军总司令。1917年8月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自杀身亡。
[14] 在手稿的另一文本中写着：“佐夫同志常常到我工作的维堡区议会来，把伊里奇写来的信交给我。这些信很短，上面写着各种简单的任务。而每次在我收到他的来信之后，我便非常想见见他，哪怕同他说上一两句话也好。我们曾约好什么时候可以上他那里去了，就由伊里奇通知我。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前一段时间伊里奇曾躲在拉兹里夫车站他的家里）替我弄到了一张姓阿塔玛诺娃的老妇人的身份证。她作为边民，有权穿越谢斯特罗列茨克附近的芬兰国境。列慎科同志给我拍了一张扎头巾的照片（身份证上要贴照片）。当时约好当我准备动身往芬兰伊里奇那里去时，先到拉兹里夫车站叶梅利扬诺夫家，由他们送我穿过国境和森林到芬兰的奥利拉车站，我再从那里坐军用列车直达赫尔辛福斯。伊里奇终于捎了一本书来，里面用化学方法画了一张路线图，指明打车站下来以后该怎么走法，以便不用问人就能找到要找的房子，楼梯应该怎么上，以及应该按哪扇门上的铃。第二天，我就上伊里奇那儿去了。一路上很顺利，是叶梅利扬诺夫夫妇俩送我过国境的。虽然因车厢里十分拥挤，我不得不站了一个通宵，但不知怎的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思想太集中了”。——编者注
[15]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0页。——编者注
[16] 列宁是1917年9月17日（30日）从赫尔辛福斯移居维堡的。——编者注
[17]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52—56页。——编者注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8] 见上书第69—118页。——编者注
[19] 指《告工人、农民、士兵书》（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19—121页）。——编者注
[20] 见上书第127—130页。——编者注
[21] 见上书第122—12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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