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1912年初
召开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涅美茨写信，商谈在布拉格举行代表会议事宜。布拉格有一个优点，就是那里没有俄国侨民，这从保密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在第一次侨居国外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熟悉了布拉格，那时他在布拉格的莫德拉切克家里住过一些时候。
我还记得与布拉格代表会议有关的两件事情（我自己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一件是：原龙寿姆党校学生、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代表萨瓦（捷文）同基辅的代表大卫（施瓦尔茨曼）以及好象还有谢尔哥之间的争论。直到如今我还记得萨瓦那激动的面孔。谈话的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萨瓦是个普列汉诺夫分子。普列汉诺夫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他在答复邀请他的信里写道：“你们代表会议的成员太清一色了，为了更符合党的统一的利益，我最好还是不参加。”他又以相应的方法挑动萨瓦，所以萨瓦在代表会议期间曾按着普列汉诺夫的精神接连不断地提出抗议。大家都知道，后来萨瓦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了。另一个普列汉诺夫分子大卫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致。谈话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谈的问题是关于萨瓦去不去出席代表会议的问题。在龙寿姆的时候，萨瓦一直是个愉快而又很沉静的人，因此，他的激动使我非常惊讶。
另一件事情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到布拉格去了。前往出席党代表会议的菲力浦（戈洛舍金[1]）和勃连金斯基一起来了。勃连金斯基这个人，我只听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做运输工作的。他住在德文斯克。他的主要职责是把领到的秘密书刊转运给各地组织，主要是送往莫斯科。这时，菲力浦对勃连金斯基发生了怀疑。菲力浦的父亲和妹妹都住在德文斯克。菲力浦在出国之前曾顺便去看过父亲。勃连金斯基在菲力浦的妹妹那里租了一个房间。老头警告菲力浦说：这个人是靠不住的，他的行动有些奇怪，他生活铺张，挥霍金钱。在代表会议举行前两星期，勃连金斯基曾被捕过，过了几天就获释了。他在监狱期间，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这些人都被捕了：究竟是谁被捕了却不清楚。而且共同越境也引起了菲力浦的猜疑。菲力浦同勃连金斯基一起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们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但是菲力浦意味深长地握了握我的手，并且向我使了使眼色，这样我就明白了他有一些关于勃连金斯基的事情要跟我谈谈。后来在走廊里他把他的怀疑告诉了我。我们约好，他先离开这里，过一会儿再面谈，现在我先同勃连金斯基谈谈，摸摸底细，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同勃连金斯基的谈话，是一次非常奇特的谈话。我们常接到“星期五”[2]的通知，说书刊都妥善地运送出去了，书刊已到了莫斯科；但莫斯科的同志却抱怨说，他们什么都没有收到。我就问勃连金斯基把书刊送到什么地址，交给谁了，这时他惶惶不安起来，说他没有把书刊交给组织，因为现在这样做是危险的，他把书刊交给了几个熟识的工人。我又追问那些工人姓什么。他显然地胡谄起来——他说那些人的住址不记得了。显而易见，他是在撒谎。我问起他旅途的情形，问了他某个城市（大概是雅罗斯拉夫里）的什么事；他说他未能到那里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被捕过。我问道：“为什么事被捕的？”他回答说：“因为犯了刑事罪。”我不禁愕然。越往下问，他就越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了。我就骗他说代表会议将在布列塔尼举行，而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到那里去了。然后我又同菲力浦商妥，要他同格里哥里当夜就动身到布拉格去，而给勃连金斯基留个字条，说他到布列塔尼去了。我们就这样办了。接着我就到布尔策夫那里去了一趟，当时他专门做锄奸工作。我告诉他：“有个无疑是奸细的人。”布尔策夫听完我的话，建议说：“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吧。”没有什么必要把勃连金斯基送到布尔策夫那里去。后来，皮亚特尼茨基拍来了一个电报，他对勃连金斯基也发生了怀疑。他在电报中写道，不要让勃连金斯基参加代表会议；后来他又寄来一封详细的信。这样，勃连金斯基就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他没有再回俄国，沙皇政府用四万法郎在巴黎近郊给他买了一所别墅。
我很满意于使这个奸细未能破坏代表会议。但是我不知道，仍有两个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和原喀普里党校学生罗曼诺夫（阿利亚·阿列克辛斯基）参加了布拉格代表会议。
布拉格代表会议是1908年以后召开得成功的、有俄国工作人员参加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切实地讨论了与俄国工作有关的问题，制订了进行这一工作的明确路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决议，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及组织形式的决议，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反饥饿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关于对杜马的工人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
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成就是：在俄国工作问题上制订出明确的党的路线，确定了对实际工作的真正领导。
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3]。会上选举了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泽（谢尔哥）、施瓦尔茨曼（大卫）、戈洛舍金（菲力浦）、斯潘达梁[4]、马林诺夫斯基。还指定了候补委员，在万一有人被捕时补缺。代表会议闭幕不久，斯大林和彼得堡工人别洛斯托茨基（龙寿姆党校学生）被补选为中央委员。那时在党中央内造成了统一，没有这样的统一就不可能在这种艰难的时期进行工作。毫无疑问，代表会议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消除了俄国工作的混乱现象。取消派分子和托洛茨基的滥施攻击，普列汉诺夫和崩得分子等人的玩弄花招，这一切虽然需要予以激烈的回击，需要揭露，可是这些争论的比重毕竟降低了，现在主要的注意中心转移到在俄国国内的工作上去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中央是一个不幸。另一个不幸是：在代表会议之后在莱比锡同第三届杜马的代表——波列塔也夫、舒尔卡诺夫——举行的会议，警察局了解得很清楚，原来舒尔卡诺夫也是个奸细。毫无疑问，虽然奸细杀害了党的工作人员，削弱了组织，但是，警察当局却无力制止工人运动的高涨；正确制订出来的党的路线把工人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产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力量。
伊里奇去莱比锡会晤波列塔也夫和舒尔卡诺夫，然后从那里到了柏林。他到柏林是为了同“保管人”谈归还钱的问题，因为现在工作特别需要用钱。这时绍特曼到巴黎来找我们。他最近在芬兰工作。布拉格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激烈地抨击了沙皇和第三届杜马对待芬兰的政策，并且着重指出了在反对沙皇制度及俄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芬兰工人与俄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这个时期，我们的组织在芬兰秘密地进行着工作。有人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中间进行工作，于是绍特曼来说，芬兰已准备好起义，在我们部队中工作的秘密组织已做好战斗准备工作（预定先夺取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特要塞）。那时伊里奇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就很感兴趣地向绍特曼问起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实（拉希亚[5]、斯·弗·沃罗比约夫、科克科在组织里工作），但是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样的时刻举行起义，彼得堡的工人是否支持，是值得怀疑的。不久就弄明白了，发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组织迅速地被破获了，很快地开始了普遍的逮捕，有五十二人因准备起义而被交付法庭审判。离起义的时机当然还差得很远，然而4月中旬爆发的连纳事件以及各地的抗议罢工，却显然地表明了：在这些年内，无产阶级已壮大起来，而且什么也没有忘掉；现在运动已经发展到更高阶段，己经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
伊里奇变成另一个人了，他立刻变得很少急躁，而精力则更为集中，他更多地考虑着俄国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任务。伊里奇的这种情绪，在他于5月初所写的论赫尔岑一文里可以说表露得最充分。这篇充满了伊里奇所特有的热情的文章，真是使人百读不厌，不忍释手。他写道：“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6]还在几个月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忧郁地对来到巴黎的安娜·伊里尼奇娜说：“我不知道能不能亲眼看到下一次的革命高潮”，而现在他已经充分地感觉到了这个正在发展的风暴——群众自己的运动。
《真理报》创刊号出版以后[7]，我们就准备往克拉科夫去；克拉科夫在许多方面要比巴黎方便得多。在对付警察的问题上就要方便些。法国警察局千方百计地协助俄国警察局。但是，波兰警察局对待俄国警察局也象对待整个俄国政府一样，是釆取敌视态度的。在克拉科夫可以放心：寄来的信不会被拆开检查，来的人不会受到监视。同时离俄国的边境又近，人们可以常常从俄国到这里来。寄往俄国的包裹和信件不会有任何耽搁。我们就赶紧准备动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兴起来，他对留下来的同志们非常关心。我们的住所挤满了来来往往的人。
我记得那时库尔纳托夫斯基也来了。我们还是在舒申斯克村流放期间认识他的。那是他的第三次流放；他曾在苏黎世大学毕业，做过化学工程师，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个糖厂里工作。他返回俄国以后，很快又在梯弗利斯被捕。他在麦捷赫城堡的监狱里蹲了两年，后来被流放到亚库特卡去，在路上他又卷入了“罗曼诺夫事件”[8]，所以在1904年被判处十二年苦役。1905年他被赦免，建立了赤塔共和国[9]，被美列尔—扎柯美尔斯基[10]抓去，然后被转交到连宁坎普夫手里。他被判处死刑并被载上火车去陪刑。后来死刑改为无限期流放。1906年，库尔纳托夫斯基得以从尼布楚逃亡到日本去。从那里他又转到澳大利亚去了。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非常贫困，还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人，患了感冒，得了一种耳炎病，他的精力耗尽了。他好容易来到了巴黎。
艰苦卓绝的遭遇使他精疲力尽。1910年秋天，他来到以后，我和伊里奇就到医院去看他。那时他害着可怕的头痛病，非常痛苦。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夫娜·奥库洛娃带着她的小女儿伊林娜常去探望他。奥库洛娃的女儿还用孩子的笔迹写了些字给库尔纳托夫斯基看，因为库尔纳托夫斯基当时己经半聋了。后来他好了一些。他跟调和派搞在一起了，不知怎地他的言谈里也开始出现调和派的论调。从这以后，我们疏远了一个时期：那时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但在1911年的秋天，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他在蒙帕纳斯街租了一个小房间住着。我把我们的报纸带给他，跟他讲了龙寿姆党校的情形，我们畅谈了很久。他已无条件地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了。伊里奇高兴起来，而且在后一时期常常到库尔纳托夫斯基那里去。库尔纳托夫斯基瞧着我们收拾，瞧着我母亲高兴地包扎着东西，他就说道：“你们这些人真有精力！” 1912年秋天，当我们已经到了克拉科夫的时候，库尔纳托夫斯基去世了。
我们把我们的住所转租给一个波兰人——克拉科夫教堂唱诗班指挥。他接收这所带家具的住所时，紧追着问伊里奇一些家务事情：“鹅什么价钱？小牛肉什么价钱？”伊里奇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鹅？？……小牛肉？？……”。伊里奇对家务管的很少，就连我也说不出鹅值多少钱，小牛肉值多少钱，因为我们在巴黎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吃过，而这位唱诗班指挥对马肉和凉拌菜的价钱却不感兴趣。
那时我们在巴黎的人，都怀着一个急于回到俄国去的愿望：印涅萨、萨法罗夫[11]和其他人都准备动身回俄国去。我们暂且只能到离俄国近一些的地方去。
[1] 菲利普·伊萨维奇·戈洛舍金（Филипп Исаевич Голощёкин，1876年2月26日——1941年10月28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成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家庭。1922—1925年任萨马拉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省委书记。1933—1939年任苏联首席国家仲裁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61年平反。
[2] 即皮亚特尼茨基。——译者注
[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有处在工人运动中心的工人们，例如，其中有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叶甫盖尼·奥努弗里也夫，他是彼得·格里巴金的挚友，格里巴金于1895年在伊里奇的小组里学习过，后来于1909年在沙皇监狱中备受折磨。”——编者注
[4] 苏廉·斯潘达梁是巴库的代表。当伊里奇在代表会议结束后到柏林的时候，他也在柏林。他把伊里奇介绍给了他家的老朋友——沃斯基—约翰尼相，她曾帮助党做过许多工作。当时打算通过她同俄国迸行通信联系。苏廉工作了没多久，4月底就传来了他被捕的消息。苏廉的父亲住在巴黎。我同伊里奇到他那里去，以便更详细地了解他的儿子被捕的情形。
苏廉的父亲是个生病的老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没有钱，甚至连房租也交不起，记忆力也不行了：写信时常常会忘了写地址。伊里奇非常怜悯这个老人。而且从巴库来的消息也是不愉快的。苏廉在狱中的情形非常艰苦，没有人照顾他。我们回家以后，伊里奇立即给沃斯基写信，请她关心一下斯潘达梁父子。伊里奇在信中谈到老人的情况，说：“他的处境十分可悲，简直走投无路。我们借给了他一点钱。不过我还是决定写封信给您。您大槪是认识斯潘达梁在巴库和巴黎的一些熟人和朋友的……您在巴库是否认识什么人，能去信谈谈苏廉的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苏廉吗？此外，如果您有共同的熟人，能够照顾一下他的父亲，也是非常需要的……我想，为了斯潘达梁父子俩的事，您一定会尽力而为，也会将此事写封短信告诉我的”。——娜·克·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62—63页。——编者注）
苏伦·斯潘达洛维奇·斯潘达良（Сурен Спандарович Спандарян，1882年11月3日——1916年9月11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成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6年在流放地逝世。
[5] 埃依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Eino Abramovich Rahja，1885年6月20日——1936年4月26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1918—1927年任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退休。1936年逝世。
[6]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16页。——编者注
[7] 《真理报》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出版。——编者注
[8] “罗曼诺夫事件”是指1904年根据当局的命令对雅库茨克州流放者进行的武装进攻，原因是流放者抗议行政当局对政治流放者所施行的骇人听闻的压迫和暴行。2月18日，抗议者被关在雅库茨克人罗曼诺夫的房子里（因此这次抗议称为“罗曼诺夫抗议”）。双方进行对射的时候，流放者马特拉霍夫同志被打死，三人受伤，士兵方面死去两人。3月7日，“罗曼诺夫事件参加者”投降了。雅库茨克法庭审判了参与抗议的人。五十五名受审者全部被判处十二年苦役。——娜·克·注
[9] 赤塔共和国，又称外贝加尔共和国，建立于1905年年底赤塔铁路工厂工人实际取得政权的时期。俄日战争结束后，从中国东北回国的士兵们也参加了铁路工厂工人的队伍。1月21日，连宁坎普夫将军率领的讨伐队来到赤塔，把这次运动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娜·克·注
[10] 美列尔—扎柯美尔斯基将军因1905—1906年在波罗的海沿海边疆区和西伯利亚的讨伐行动而出名。——娜·克·注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美列尔—扎柯美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1884年11月1日——1928年4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2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3年参加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898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05年镇压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1906年镇压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担任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1909—1911年任国务院议员。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勒令退役。1918年流亡法国。1928年死于尼斯。
[11] 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年？月？日——1942年7月27日），出身于建筑师家庭。1905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长期侨居国外。二月革命后随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1917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9年参加“军事反对派”。1922—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0—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遇害。1990年恢复党籍。1991年平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