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年代日内瓦 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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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年代

日内瓦
1908年

　　到达日内瓦的当天晚上，伊里奇就给阿列克辛斯基写了一封回信，伊里奇还是在柏林时收到他的来信的。阿列克辛斯基是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和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代表一起被判处苦役，后来逃亡国外，这时正侨居在奥地利。过了两天，伊里奇又给阿·马·高尔基写了一封回信。高尔基当时侨居在意大利的喀普里，他曾再三邀请伊里奇到他那里去^[1]。
　　伊里奇当时不能到喀普里去，他需要筹备出版党中央秘密的机关报《无产者报》。需要尽快地把这件事安排好，以便更加迅速地在这困难的反动时期通过中央机关报来建立经常的领导。当时无法到喀普里去，但是伊里奇在回信中表示期望说：“真的，如果能到喀普里去一下该多好！”他接着又写道：“我想在您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到您那里去，这样我们可以一同信步漫谈。”^[2]最近一个时期，伊里奇经历了很多事情，考虑了很多问题，他很想和高尔基倾心地谈谈，但这次旅行不得不延期。
　　《无产者报》是在日内瓦出版还是在国外别的什么地方出版，这个问题尚未决定。当时给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3]和住在奥地利的约瑟夫（捷尔任斯基）写了信去。奥地利靠近俄国的边界，如果在那里办报，在某些方面要方便一些，运送报纸也可能容易些；但是除日内瓦而外，伊里奇认为在其他地方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希望是不太大的，于是就在日内瓦开始了报纸的筹备工作。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得知我们从前曾在日内瓦留下了一台排字机，这既节约开支，又省了事。
　　我们找到了排字工人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革命前他在日内瓦排印过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一般的事务工作交给了德·姆·科特利亚连科负责。
　　2月之前，俄国派来创办《无产者报》的全体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波格丹诺夫和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都已到了日内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2月2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准备妥当，日内就发出刊预告。我们把您列入了撰稿人。您能不能为头几号写点东西（象《新生活报》上所发表的论小市民那样的东西或者您现在正在写的中篇小说的片断等均可）。”^[4]早在1894年，伊里奇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谈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他深深憎恨和蔑视的小市民习气。因此，伊里奇特别喜爱高尔基对小市民的评论。^[5]
　　伊里奇给住在喀普里高尔基那里的卢那察尔斯基的信里写道：“请写封短信告诉我，您是否完全安顿下来，并且已经可以工作了？”^[6]
　　三个人（列宁、波格丹诺夫、英诺森）组成的编辑部给住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邀他给《无产者报》撰稿。托洛茨基拒绝了，他不愿意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但又不肯直说，而推说没有时间。
　　开始考虑运送《无产者报》的问题了。我们寻找旧的联系。从前，我们经过马赛等地由海路运送。现在伊里奇认为也许可以经过高尔基住的喀普里运送。列宁在给高尔基的妻子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的信中，谈到了如何通过轮船上的职工把报纸送到敖德萨的问题。他在给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中谈到由维也纳运送报纸的问题，但很少抱成功的希望。阿列克辛斯基实在不适宜于做这种工作。我们就把我们的运输问题“专家”皮亚特尼茨基^[7]从俄国召到国外，他现在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从前他曾把通过德国边境的运输工作安排得很好。但是，当他避开监视和逮捕，越过国境时，差不多已过了八个月了。皮亚特尼茨基到国外之后，试图经过利沃夫建立运输线，但没有成功。1908年秋，他到日内瓦来了。我们商量好：他再去从前住过的莱比锡，仍旧经过德国边界建立运输线，恢复旧的联系。
　　阿列克辛斯基决定迁到日内瓦来。他的妻子塔吉扬娜·伊万诺夫娜预定做我的助手，负责与俄国通信。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计划。至于信件，我们等得多，收到得少。我们到日内瓦不久，就发生了兑换钱的事件。
　　1907年7月，在梯弗利斯的埃里温广场发生过一次剥夺事件。在革命高潮时期，与沙皇专制制度展开全线斗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认为可以抢沙皇的国库，容许剥夺。从梯弗利斯剥夺来的钱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派。但是，这些钱当时不能使用，都是五百卢布的纸币，必须进行兑换。但是，在俄国不能兑换，因为各个银行都存有被我们剥夺来的那些五百卢布的纸币的号码单。现在，反动势力横行全国，必须组织那些受沙皇政府折磨的革命者越狱；为了不使革命运动低落下去，必须建立秘密的印刷厂等等。这就急需钱用。于是有一批同志试图把这些五百卢布一张的纸币同时在国外几个城市进行兑换。恰恰是我们到国外几天之后，他们进行了兑换这些钱的尝试。奸细日托米尔斯基^[8]知道了这件事，并参加组织了这次兑换的工作。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奸细，大家都非常信任他。可是他在柏林时就使卡莫同志出了事，警察从卡莫那里搜到一只炸药箱。卡莫因此长期被关在德国监狱里，后来德国政府又把他引渡给俄国了。日托米尔斯基向警察告了密，因此试图进行兑换的同志都被捕了。在斯德哥尔摩逮捕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他是苏黎世小组的组员；在慕尼黑逮捕了日内瓦小组组员奥丽珈·拉维奇，她才从俄国回来不久，是我党党员；还逮捕了博格达萨良和霍扎米梁。
　　在日内瓦当地逮捕了尼·亚·谢马什柯，因为有一张寄给一个被捕者的明信片寄到他的住所。
　　瑞士的居民们吓得要死。到处都谈论着俄国的剥夺者。在我和伊里奇包伙的那个公寓里，人们在吃饭时谈得十分怕人。当时住在日内瓦的米哈·茨哈卡雅完全是个和平居民，他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那高加索人的外貌简直把我们的女房东吓坏了，她断定他就是真正的剥夺者，她惊叫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瑞士的党当时充满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情绪。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对尼·亚·谢马什柯的被捕发表意见，说他们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司法是至高无上的，在他们的国土上不容许有反对私有制的罪行。
　　俄国政府要求引渡被捕者。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干预这件事情，只要求被捕同志所属的苏黎世小组证明，在斯德哥尔摩被捕的这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确实一直住在苏黎世。然而，孟什维克把持着的苏黎世小组拒绝这样做。孟什维克并赶紧在伯尔尼地方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们与谢马什柯并无关系，把事情说得好象谢马什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代表日内瓦小组出席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似的。
　　孟什维克指责1905年的莫斯科起义。他们反对一切会吓退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对革命失败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脱离革命这种事实，孟什维克不是以他们的阶级本性来解释，而硬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法把他们吓跑了。布尔什维克认为在革命斗争高涨的时候，可以剥夺剥夺者的财产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孟什维克猛烈地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吓跑了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认为必须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并不惜釆取一切手段。
　　1908年2月26日，帕·波·阿克雪里罗德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发挥了怎样使布尔什维克在外国人面前名誉扫地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计划利用这个事件作成报告，并把它译成德文和法文，寄给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考茨基、阿德勒、国际执行局，并寄往伦敦等地。^[9]
　　过了许多年以后，在1925年公布的阿克雪里罗德的这封信，最好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和孟什维克的道路当时已经有怎样的分歧了。
　　在尼·亚·谢马什柯被捕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名义，向国际执行局^[10]发表了正式声明。他也写信给高尔基说，如果高尔基在下新城就认识谢马什柯的话，那就应当在瑞士报刊上替他辩护^[11]。谢马什柯很快就获释了。
　　革命之后我们很难习惯再过侨居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但晚上我们就不知上哪里好。真不愿意坐在我们租的这间冷冰冰的不舒服的房间里，想和人们在一起，于是我们每天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看戏，虽然很少看完，往往演到一半我们就出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散步，最常去的是湖边。
　　《无产者报》（第二十一号）终于在2月里，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是在日内瓦出版的第一号。上面发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

　　他写道：“我们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连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1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几句话反映出了他当时所考虑的问题。在革命失败的时刻，他所考虑的是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胜利。晚上我们在日内瓦湖滨散步时，伊里奇曾谈到这一点。
　　我们在日内瓦还碰见过阿多拉茨基^[13]同志，他是1906年被驱逐出境的，1908年初才回俄国。他回忆说，他和伊里奇曾谈到下一次革命的性质问题，谈到这次革命一定会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阿多拉茨基同志的这些回忆完全符合前面引证的伊里奇的那篇文章的精神和他当时所说的话。无产阶级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伊里奇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阿多拉茨基同志还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要他“详细地写一些回忆1905年，回忆十月的斗争，特别是和武装工人问题、战斗队问题、组织起义问题以及夺取政权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的文章”。^[1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应当认真细致地研究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来会有用的。他抓住参加过不久前的斗争的每个同志，同他们长谈。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保持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急于抛弃的革命斗争传统，发扬和巩固这种传统，把它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去，把它保持到不可避免的民主运动的下一次高潮。”^[15]

　　他写道：“工人们自发地执行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斗争。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只有通过这种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现在他们所说的，或者至少他们所感觉到的，就象一位织布工在给他的工会机关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工厂主夺去了我们的果实，副工长仍旧象过去一样嘲讽我们，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
　　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们的想法。对于工人来说，这一年的斗争提供了怎么办的范例。对于知识分子和变节的小市民来说，这是‘疯狂的一年’，这是不该怎么办的范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研究和批判地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学会更有效地运用当时的斗争方法，使这种十月罢工斗争和十二月武装斗争更广泛、更集中、更自觉地进行。”^[16]

　　即将来临的几年，伊里奇认为是准备新的进攻的几年。
　　为了进一步充实革命斗争的内容，必须利用革命斗争中的“喘息”时机。
　　首先必须制定在反动条件下进行斗争的路线。必须考虑如何把党转入秘密状态，而同时使党有可能进行公开活动，使它有可能通过杜马讲坛跟广大的工农群众讲话。伊里奇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有很多人，即所谓召回派分子，力图把问题简单化，想不惜任何代价保持适合于革命高潮时期的斗争形式，实质上，他们是在困难的反动的条件下放弃斗争，逃避使工作适应于新条件的各种困难。伊里奇称召回派为左的取消主义。阿列克辛斯基是个最露骨的召回派分子。他回到日内瓦后，同伊里奇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在许多问题上，伊里奇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和他打交道，伊里奇非常厌恶这个人的狭隘自负。阿列克辛斯基很少关心如何使杜马讲坛在反动的情况下也能成为同工农群众广大阶层联系的工具。因为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阿列克辛斯基已不能再在这个讲坛上发表演说了。这个人的自我欣赏的无赖行为，在日内瓦显得特别突出，没有任何掩盖；而他在当时还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哩。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在卡鲁什街上（卡鲁什街历来是侨民的中心）看到慌乱地站在人行道中间的两个崩得分子。当时他们和阿列克辛斯基一起在伦敦代表大会记录整理委员会工作（这些记录最初于1908年在日内瓦出版）——他们在某个措辞上发生了争执，阿列克辛斯基就嚷起来，并且从桌子上抓起所有的记录就走了。我回头望了一下，在很远的地方，我看见疾步前行的阿列克辛斯基矮矮的身影正在拐弯，他傲慢地昂着头，腋下挟着一大堆文件。这简直不值一笑。
　　但问题并不在阿列克辛斯基一个人身上。已经使人感到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象从前那样团结了，就要发生分裂了，首先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分裂。
　　俄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上面载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苏沃洛夫^[17]、别尔曼^[18]、尤什凯维奇^[19]和格尔方德的论文。^[20]这本《概论》企图修正唯物主义世界观，企图修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发展观和阶级斗争观点。
　　新的哲学向一切神秘主义敞开了大门。在反动年代，修正主义所以特别嚣张，是由于知识分子中间的颓废情绪助长了它。于是，非划清界限不可了。
　　伊里奇一向对哲学问题感到兴趣，在流放中就很努力研究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在哲学领域中的论述知道得很清楚，研究过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康德的著作。早在流放期间，他就同倾向于康德的同志们争论得非常激烈，他一直注意着《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总之，在哲学方面他有很高的素养。
　　伊里奇在2月25日（3月10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叙述了他和波格丹诺夫的分歧的经过。伊里奇早在流放期中就读过波格丹诺夫的《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但波格丹诺夫当时的立场只不过是向他后来的哲学观点的过渡。后来，1903年伊里奇同普列汉诺夫一道工作时，普列汉诺夫曾在他面前不止一次地指责过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21]。1904年，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出版了。于是伊里奇直接向波格丹诺夫声明说，他认为正确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而不是波格丹诺夫的观点。
　　伊里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1904年夏天和秋天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订立了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做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们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贯彻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在革命火热的时候很少研究哲学。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在狱中又写了一部著作，大概是《经验一元论》第三卷。1906年夏天他送了一本给我，我便坐下来仔细读它。我读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那时就向他‘表白爱情’，给他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我在信中明白地告诉他，在哲学方面我当然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他那些明白易懂、写得很出色的著作使我完全相信他根本错了，而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这些笔记本我曾给某些朋友（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看过，本来想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这个标题发表出来，但是没有实现。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立即把它发表……
　　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已经出版。除了苏沃洛夫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我宁愿四马分尸，也不愿加入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报或编委会。
　　我又想到了《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我已开始在写了，我在看《论丛》的过程中当然已经把自己的印象直率地、不客气地告诉了亚·亚·”。^[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就是这样说明事情的。
　　《无产者报》在国外出版第一号的前夕（1908年2月13日），伊里奇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已经极端恶化了。^[23]
　　还在3月底的时候，伊里奇就认为可能而且必须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哲学争论同政治派别区分开来。他认为：内部的哲学论争将最好地说明布尔什维主义不等于波格丹诺夫哲学。
　　但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即将分裂的征象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伊里奇和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特别接近。
　　1905年以前，我们只是听说过英诺森。在阿斯特拉罕流放所里认识他的“叔叔”（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称赞他，萨马拉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夫妇）也极力赞扬他，但我们从未见过他，也没有通过信。只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有一次与孟什维克激烈争论的时候，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说明了维护党的统一的重要性。后来他参加了调和主义的中央，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住所同其他中央委员一起被捕了。
　　1905年，伊里奇因工作关系与英诺森有接触。伊里奇看到英诺森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看到他总是承担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因此英诺森一次也没有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因为总是在每次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捕了^[24]。伊里奇看到英诺森在斗争中是多么坚决——他参加了莫斯科起义，起义时他在喀琅施塔特。英诺森不是著作家，他常在工人大会上、在工厂里发表演说，他的演说鼓舞着工人们去进行斗争，但当然没有人记录和速记他的演说。伊里奇非常重视英诺森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他到日内瓦来非常高兴。很多事情使他们接近起来。两人都认识到党的巨大意义，认为必须与取消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取消派说什么秘密党应当取消，说什么秘密党只会妨碍工作。两人都特别重视普列汉诺夫，都因普列汉诺夫不支持取消派而感到高兴。两人都认为在哲学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认为在哲学问题上应当坚决与波格丹诺夫划清界线，认为在现在，哲学战线的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伊里奇认为任何人都不象英诺森那样从三言两语中就能了解他。英诺森常到我们这里来吃午饭，饭后他们两人长时间地考虑着工作计划，讨论时局。晚上到兰多尔特咖啡馆去，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伊里奇把自己的所谓“哲学癖”传染给了英诺森。这一切都使他们接近起来。当时，伊里奇和“英诺”（英诺森）非常亲密。
　　当时正是困难的时期。俄国的组织不断地遭到破坏。警察在奸细的帮助下逮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大的会议和代表会议都不能召开。不久前还是公开行动的人们，要想转入地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春天（4、5月间），加米涅夫和瓦尔斯基^[25]（他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捷尔任斯基、梯什卡^[26]和罗莎·卢森堡的挚友）在街上被捕了。过了几天，季诺维也夫以及尼·亚·罗日柯夫（我们的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也在街上被捕了。群众退缩了。他们要想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要考虑它，一般性的鼓动已经使人厌烦，它己不能满足任何人了。他们很想参加小组，而小组却没有人领导。基于这种情绪，召回派有了某些成就。战斗小组没有组织上的领导，没有在群众斗争的配合下展开活动，而是站在群众斗争之外，不与群众斗争相联系；战斗小组蜕化了，于是英诺森不得不研究在这一基础上所发生的许多困难问题。
　　高尔基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喀普里去（当时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其他人也在那里），以便让大家在一起谈谈。但伊里奇没有去，因为他预感到谈不拢来。4月16日伊里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

　　“现在去对我是有害无益的。我不能，也不想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交谈。笔记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必争吵，徒伤脑筋是愚蠢的。”^[27]

　　5月间，伊里奇因高尔基再三邀请，还是到喀普里去了一趟。他在那里只住了两天。^[28]当然，喀普里之行并没有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调和。后来，伊里奇回忆说，当时他对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说；我们不得不分手两三年。高尔基的妻子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微笑着招呼伊里奇客气些。
　　那里人很多，既吵闹，又忙乱；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去荡舟闲游。不知怎的伊里奇很少谈到他的这次旅行。他多半只谈海怎样美丽，那里的酒怎样，而对在喀普里举行的困难问题的会谈却说得很少，因为这对他是很不愉快的。
　　伊里奇又钻研哲学了。
　　1908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沃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沃罗夫斯基是他在《前进报》的同事，1905年革命时在一起工作过；这时住在敖德萨。信中是这样说明当时处境的：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两点‘怀疑’是不对的。我并不是着急，但是我们的处境困难，眼看要和波格丹诺夫分裂了。真正的原因是在几次学术讲演中（绝不是因编辑工作）尖锐地批评了他的哲学观点，他生气了。现在波格丹诺夫在收罗各种分歧。他同阿列克辛斯基一起搬出了抵制，后者爱肆意胡闹，我不得不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
　　他们在抵制的经验一元论的基础上制造分裂。事情发展很快。在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争吵。完全有可能发生分裂。只要‘左的’真正的‘抵制主义’的路线获得胜利，我就退出派别。我请您来，是认为您快些来会把事情缓和一下。我们还是十分指望您在公历8月来参加代表会议。一定要设法到国外来。全体布尔什维克的旅费由我们寄去。对地方提出的口号是：委托书只发给地方工作人员，只发给真正的工作人员。恳请您为我们的报纸写稿。现在我们能付稿酬并且将准时付给。
　　握手。
　　有没有哪个出版者愿意出版我要写的一本哲学著作？”^[29]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有了巩固的物质基础。
　　莫罗佐夫^[30]的外甥、莫斯科普列斯尼亚区一家家具工厂的厂主、二十三岁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31]，1905年完全转到工人方面来了，并且成了布尔什维克。他出钱支持《新生活报》购买武器；他同工人接近，成了他们的亲近的朋友。警察把施米特的工厂叫做“魔鬼的巢穴”。在莫斯科起义时，这个工厂起了巨大的作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被捕了，他在狱中受到百般折磨，被押去看了他的工厂的遭遇，去看了被打死的工人，然后就在监狱里被杀害了。临死前，他告诉狱外同志说，他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布尔什维克。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妹妹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施米特，也决定把从哥哥那里继承过来的、她应得的一分财产交给布尔什维克。但是她还没有成年，为了使她能随意支配继承的遗产，只好让她假结婚。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嫁给了伊格纳切夫^[32]同志，他在一个战斗组织中工作，但可以公开活动。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既被当作他的妻子，她就可以在取得丈夫的同意后来支配遗产了，但他们的结婚是假的。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维克多·塔拉土塔^[33]的妻子。假结婚可以立即得到遗产，遗产交给了布尔什维克。所以伊里奇很有把握地说：《无产者报》将支付稿费，并将寄给代表们旅费。
　　夏天，维克多·塔拉土塔来到日内瓦，开始帮助进行经济工作，并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秘书的身份同国外其他中心通信。
　　逐渐同俄国建立了联系，开始通信了，但是我仍然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我感到还得长期住在国外，于是决定认真地学习法语，以便参加当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我进了日内瓦大学为教法语的外国教师举办的夏季法语学习班。在学习班我注意观察了外国教师们，我不仅学习了法语，而且学会了瑞士人那种认真、紧张、勤恳的工作作风。^[34]
　　伊里奇写哲学著作写累了的时候，就拿起我的法语语法、语言史和研究法语特点等方面的书，躺在床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直看到由于哲学争论而紧张起来的神经安静为止。
　　我也研究了日内瓦的教育制度。我第一次懂得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学校是什么。我看到在那些有着明亮的大窗子的漂亮房子里，怎样把工人的孩子培养成顺从的奴隶。我在同一个教室里看到教师怎样殴打工人的孩子，打他们耳光，而对富人的孩子却连碰也不碰；孩子的独立思想备受窒息，要他们死啃书本，从头到尾给他们灌输向权势和财富屈服的思想。我从来也没想到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会有这类事情。我把自己的印象详细地告诉伊里奇。他非常注意地听着。
　　第一次侨居生活时期，即1905年以前，伊里奇观察周围的国外生活时，他主要是注意工人运动，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集会、示威游行等等。1901年伊里奇出国之前，我们俄国没有这样的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现在，1905年革命之后，在经历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潮之后，在经过了各党派斗争之后，在取得了杜马的经验之后，特别是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之后，伊里奇除了对工人运动的形式感到兴趣以外，他对下列问题也特别感到兴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工人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作用如何；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工人的影响多大；其他党派的影响多大。
　　一个瑞士代表谈到关于谢马什柯被捕的问题时说，他们的共和国已存在几百年了，它不能允许破坏私有制；我记得伊里奇曾用半惊奇半鄙视的声调转述他的话。
　　“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是当时我们纲领中的一项。现在伊里奇特别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虽然比沙皇政府精巧，但它毫无疑问地终究是奴役劳动群众的工具。民主共和国中的政权组织，不遗余力地促使全部生活浸透资产阶级精神。
　　如果不经历1905年革命，如果不经历第二次侨居生活时期，我想伊里奇是写不出《国家与革命》一书来的。
　　哲学问题上已经展开的争论要求迅速出版伊里奇开始写的那本哲学著作^[35]。伊里奇需要的几种材料在日内瓦找不到，而且侨居生活的吵吵闹闹的气氛又大大妨碍了他的工作，因此，伊里奇到伦敦去了，以便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写完那部已开始写的著作。
　　伊里奇不在日内瓦时，卢那察尔斯基宣布举行报告会。英诺森在会上也发了言。伊里奇给他寄来了提纲，英诺森又作了一些修改。演说之前，他很激动，整天坐在我们这里，翻书，作摘录。他的演说很成功，他代表自己和列宁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派别（经验一元论）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他和列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是赞成普列汉诺夫的。
　　虽然报告是由卢那察尔斯基作的，但在报告会上，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要答辩人是波格丹诺夫，他特别激烈地攻击了英诺。他很了解英诺，他知道英诺赞成在哲学战线上进行公开的直接的斗争，他知道英诺有革命荣誉感，所以他反驳英诺的时候，就拼命打击这种感情。谈到报告人时他说：“骑士戴着玫瑰花冠出来了，但人家却从背后给了他一击。”当然这种攻击并没有使英诺惊慌。他对刚从伦敦回来的伊里奇详细地叙述了这次报告会的情形。
　　伊里奇对伦敦之行非常满意，他搜集到了所需要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列宁回来不久，8月24日召开了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决定迅速召开党代表会议。英诺森回到俄国去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在这时候，包括很多孟什维克在内的取消派的路线，已明显地出现和确定了。取消派企图取消党，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在他们看来，党的秘密组织只能导致失败；他们要坚持进行合法活动的方针，并且仅仅是在工会和各种团体内进行的合法活动。在反动势力嚣张的情况下，这就是完全放弃任何革命活动，放弃领导，退出一切阵地。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不仅反对参加杜马，而且反对参加各种文化教育团体，反对参加俱乐部的工作，反对参加学校、公开的工会和保险储金会的工作。他们完全放弃了广泛的群众工作，放弃了对群众的领导。
　　英诺森和伊里奇两人不止一次地谈论过党的领导（为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秘密机构）与广泛的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必要性。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应当在选举代表会议代表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
　　为了实现这一切，英诺就回到俄国去了。他到了彼得堡^[36]在那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五人小组的工作。五人小组中除他之外，还有梅什柯夫斯基（戈尔登贝尔格）、孟什维克勃罗伊多^[37]、崩得的代表、拉脱维亚的代表。英诺组织了常务局，参加常务局的有哥卢勃科夫，他后来成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英诺本人未能参加1908年12月召开的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召开前约两星期，他已准备动身到国外来，但在华沙车站上被捕，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关于英诺森到俄国去的消息，原来警察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毫无疑问，日托米尔斯基把英诺森到俄国去的消息通知了警察司。此外，英诺森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吸收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代表谢罗夫^[38]的妻子柳霞。不久就发现，这个柳霞是个奸细^[39]。
　　伊里奇在9月里写完了自己的哲学著作，那时英诺森已到俄国去了。但过了很久，直到1909年5月，这本书方才出版。
　　我们本来已打算在日内瓦定居下来。
　　我的母亲来了，于是我们安排过家庭生活——租了一个不大的住所，开始操持家务。表面上生活似乎已经上了轨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从俄国来了，另外还来了几个同志。我记得正在研究合作社问题的斯克雷普尼克也来了。我曾作为一个翻译和斯克雷普尼克一同去访问瑞士代表西格（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和他谈合作社问题，但谈得并不投机，因为他们两人对合作社问题各有不同的见解。斯克雷普尼克以革命者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而西格却把合作社看作不过是办得很好的“商人的店铺”。
　　季诺维也夫和利林娜^[40]也从俄国到来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忙于家务。加米涅夫一家也搬来了。离开彼得堡之后，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想搬到一个大的中心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早已搬到了巴黎。伊里奇犹豫不决，因为日内瓦的生活用费低，进行研究工作较好。最后利亚多夫和日托米尔斯基从巴黎来了，他们劝说伊里奇去巴黎。他们提出了各种理由：第一，将来可以参加法国的运动；第二，巴黎是个大城市，那里的监视会少些。第二个理由说服了伊里奇。深秋时，我们迁到了巴黎。
　　在巴黎度过了侨居生活时期最艰苦的年代。伊里奇经常怀着沉重的感情回忆这几年。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什么魔鬼把我们带到巴黎去了！”不是魔鬼，而是在侨居生活的中心展开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列宁主义、保卫党的斗争的需要把我们带到了巴黎。在反动年代，巴黎正是这样的中心。^[41]

^[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不记得伊里奇与高尔基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前是否见过面，但从伦敦代表大会——高尔基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一开始，每谈到高尔基，伊里奇总是脸上焕发出光采，眼光也变得柔和起来”。列宁与高尔基第一次见面是1905年11月，在彼得堡。——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7页。——编者注

^[3] 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

^[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5]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文章（载于1928年4月22日《真理报》第94号）中写道：“1908年初伊里奇给高尔基的信件不知怎么地写得特别充满友情。伊里奇因为又要去过那与俄国隔绝，老是等待彼得堡、莫斯科等地来信的日子，重新适应侨居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感到非常沉重。对此他虽然没说什么，但自然非常愿意找人谈谈，找象高尔基那样善于理解别人心情的人谈谈。
　　然而，如果有人以为伊里奇个人心情上的不愉快，哪怕会稍微影响他准备斗争的决心，哪怕会有一分钟使他情绪低落，对无产阶级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这一点产生怀疑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编者注

^[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123页。——编者注

^[7]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木匠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前往德国，1903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并于同年返回返回俄国，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1908年获释后前往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先后在铁路工会、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1920年春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国际联络部领导。1922年担任共产国际组织局委员，1923年担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8]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日托米尔斯基（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Житомирский，1880—？），俄国医生、暗探。1900年被德国警察招募，秘密打入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1902年赴俄国，打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二月革命后，因身份暴露逃往南美。此后的生平不详。

^[9] 《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德通信集》第2卷，1925年莫斯科版第256—258页。——编者注

^[10] 这个声明寄给了《伯尔尼哨兵报》编辑部，发表于1908年2月5日该报第29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11]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12] 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423页。——编者注

^[13] 弗拉基米尔·维克托洛维奇·阿多拉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Адоратский，1878年8月7日——1945年6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哲学家。190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流亡国外。一战期间被监禁于德国。1918年获释。1920—1928年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1928—1931年任列宁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6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逝世。

^[14] 弗·阿多拉茨基：《十八年间》，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13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页。——编者注

^[16]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35页。——编者注

^[17]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沃洛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воров，1869年？月？日——1918年7月15日），俄国作家、哲学家、统计学家。1895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退党。二月革命后是孟什维克国际派，并当选为雅罗斯拉夫尔市长。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叛乱期间，呼吁红军不要轰炸名胜古迹，为红军所错杀。

^[18]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曼（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ман，1869年1月？日——1934年？月？日），苏联哲学家。1889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起是“召回派”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1918年任莫斯科革命法庭主席。1918年加入俄共（布），同年赴维也纳任奥匈帝国关押俄罗斯战俘委员会主席。1918年12月被捕。1919年越狱逃往布达佩斯，参加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奥地利政府逮捕。1919年被遣返回国。1922年起在大学任教。1934年逝世。

^[19] 帕维尔·所罗门诺维奇·尤什凯维奇（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Юшкевич，1873年6月29日——1945年12月6日），苏联哲学家、翻译家。早年在敖德萨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在敖德萨苏维埃工作。1920年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工作。1945年逝世。

^[20]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哲学论文集》，1908年圣彼得堡种子出版社版。——编者注

^[2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但又认为同波格丹诺夫进行旨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合作是可能的”。——编者注

^[22]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6—429页。——编者注

^[23] 手稿中接下去说：“在这一号报纸上业已刊登了下列内容的声明：《新时代》杂志第20期刊载了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对我们来说并不熟悉。序中有如下一段话：‘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当作党内派别分裂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看来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文在理论认识上是赞同斯宾诺莎和崔尔巴赫的学说呢，还是赞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
　　《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思潮的思想代表者，认为有必耍就此发表如下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一切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4页。——编者注）
　　对这项声明，三位被派往国外出版《无产者报》的编辑——伊里奇、波格丹诺夫、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一取得了一致意见。
　　他们都认为这个声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孟什维克中间形成并确定了一种对嚣张一时的反动势力‘迁就’的倾向，以至要解散所有的秘密支部，停止出版秘密书刊，等等。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导致取消党，放弃一切多少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退出一切阵地。为了跟取消派作斗争，必须保留派别。
　　伊里奇希望能够把哲学争论跟派别区分开来。
　　还在3月底的时候伊里奇就指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写信给高尔基说：‘所以我说：把争论和派别分开。当然，在活人身上实行这种分离不免会有些困难和痛苦，需要时间，需要细心的同志。在这方面实际工作者们会来帮助，您也应该给予帮助，——这是“心理学”，也是您的拿手戏’。”（《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7页）。——编者注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奥地利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

^[24] 约·费·杜勃洛文斯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他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方才赶到。——编者注

^[25] 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1868年4月20日——1937年8月21日），原姓瓦尔沙夫斯基（Warszawski），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的朋友。1889年发起成立波兰工人工会。1898年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8年发起成立波兰共产党。1919—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1929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29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

^[26]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梯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领导人。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2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0页。——编者注

^[28] 列宁于1908年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之间在喀普里岛高尔基家作客。——编者注

^[29]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4页。——编者注

^[30] 萨瓦·季莫费耶维奇·莫罗佐夫（Савва Тимофеевич Морозов，1862年2月3日——1905年5月13日），俄国资本家、慈善家。

^[31]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Шмит，1883年12月22日——1907年2月26日），1904年起进厂做工。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并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关进布蒂尔卡监狱。1907年在狱中被暗杀。

^[3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伊格纳切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879年11月1日——1936年3月2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中入伍。1921—1925年任苏联驻芬兰贸易代表。1936年逝世。

^[33] 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塔拉土塔（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аратута，1881年4月？日——1926年5月13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9年流亡法国。1917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19年回国，并担任共产国际书记。1924—1926年任苏联外贸银行董事会主席。1926年逝世。

^[34]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可不比咱们俄国那样松松垮垮；我入迷似地读起法国大作家，如：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和其他人的作品来。”——编者注

^[35] 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编者注

^[3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到了彼得堡之后，他在扎戈罗德街9号西蒙诺夫的大楼里住下了。那幢房子由一个姓科米萨罗夫的人经管。那人自称是个党员，他想方设法帮地下工作人员的忙，安排他们住在自己那儿，为他们搞护照。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奸细，因为抓人的事并不在他的住所，而是在别处进行的。英诺森在华沙车站被捕后被解送到沃洛格达省。”——编者注

^[37] 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勃罗伊多（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Бройдо，1884年11月7日——1956年5月2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并担任塔什干苏维埃主席。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3年任苏俄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1—1925年任东方共产主义工人大学校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27—1930年任萨拉托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33—1934年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45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1955年平反。1956年逝世。

^[38] 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谢罗夫（Василий Матвеевич Серов，1878年12月29日——1918年9月4日），1899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被捕。1912年获释。二月革命后任上乌金斯克苏维埃主席。1918年7月被白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俘虏，9月4日在地牢逝世。

^[39]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英诺森走了。而伊里奇在9月里写完了自己的著作。这本书很快就印好了，但由于出版人被捕，仅仅才销售了三、四百本，余下的就存放在出版人的书库里。
　　尽管伊里奇埋头于党的工作以及写大部头的科学著作，他仍然注意地观察着周围的生活。”——编者注

^[40] 兹拉塔·伊诺夫娜·利林娜（Злата Ионовна Лилина，1882年1月15日——1929年5月28日），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任妻子。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瑞士。1914—191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伯尔尼委员会秘书。二月革命后回国。1925年起是“新反对派”成员。1926—1927年期间是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出版社儿童部门工作。1929年逝世。

^[41] 在本章的结尾处，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过了许多年之后，他还提到过这段往事。我记得，伊里奇在世的最后几年中，有一次他竟谈起了巴黎给他留下的坏印象，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候巴黎以及全部侨居生活，早已成为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可见那几年该有多么艰难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