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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和芬兰
1905—1907年
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政府残酷地迫害了起义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6年1月4日的论文（《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中对当时形势作了这样的评价：“国内战争沸腾起来。政治罢工，作为一种过时的运动形式，开始失去作用，它已经陈旧了。例如，彼得堡的筋疲力尽的工人，不能再进行12月罢工。另一方面，整个运动目前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是无疑己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杜巴索夫[1]的大炮使更多的人民群众空前革命化了……”“现在究竟怎样呢？我们直截了当地看一看实际情况吧。现在摆在面前的新工作，就是掌握和领会新的斗争形式的经验，在运动的主要中心地区准备和组织力量（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2]伊里奇对莫斯科起义的失败感到非常难受。显然，工人没有很好地武装起来，组织薄弱，甚至彼得堡同莫斯科都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记得，伊里奇是怎样听着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叙述。她在莫斯科车站上遇到一个莫斯科女工，这个女工沉痛地责备彼得堡人说：“彼得堡人，谢谢你们，你们支援了我们：给我们派来了谢苗诺夫团的士兵。”
伊里奇好象回答这种责备似地写道：“对政府十分有利的，就是象从前一样把无产者的分散的发动各个击破。政府打算在彼得堡的对工人最不利的条件下，立即挑拨工人起来作战。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善于坚持自己的道路，独自准备进行全俄国的新的发动。”[3]
伊里奇认为，1906年春天要是把农民发动起来，这就会影响到军队。因此，他说：“应当更明确更切实地提出新的积极发动的巨大任务；要更坚定、更有步骤、更顽强地准备发动；要尽可能地保存被罢工斗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无产阶级力量。（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4]
“摆在工人政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打倒立宪幻想！应当把一切新的、靠近无产阶级的力量聚集起来（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应当把11、12月这两个伟大革命月份的‘经验总结起来’。应当针对已经恢复的专制制度重新采取相应的态度，应当善于在必要的地区重新转入秘密状态。”[5]
我们转入地下，建立了秘密组织网。俄国各地的同志们前来跟我们谈工作，谈应当执行的路线。人们首先到接头地点，由我和维拉·鲁道佛夫娜或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接待他们。若是最亲近最重要的人，我就安排他们同伊里奇见面，若是军事方面的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就安排他们同尼基提奇（克拉辛）见面。接头地点设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时在牙科医生多拉·德沃伊列斯那里（在涅瓦大街），有时在牙科医生拉甫连齐耶娃那里（在尼古拉耶夫大街），有时在“前进”书库[6]里，有时在各式各样的同情者的家里。
我记得两件事。有一次我和维拉·鲁道佛夫娜·缅任斯卡娅准备在“前进”书库里接见几个新到的人，为此，在这个书库里给我们拨出了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个区委委员拿着一卷传单来到我们这里，另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接见。这时突然门开了，警察所长探进头来，他说了声“啊哈！”就把我们锁在屋子里面了。怎么办呢？从窗子里爬出去吧，又不妥当，我们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面面相觑。后来我们决定先烧毁传单及其他一切秘密文件，我们就这样做了；并约定说，我们是在给乡村挑选通俗读物。我们也这样说了。警察所长冷笑着看了看我们，但没有逮捕。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和住址。当然，我们告诉他的姓名和住址都是假的。
另一回，我第一次到拉甫连齐耶娃那里去接头，险些出了岔子。她的门牌本来是32号，别人却告诉我是33号。我到门前一看，感到奇怪——名片不知为什么被撕下了。我想，真是奇怪的保密方式……给我开门的是个勤务兵，我什么也没有问，带着许多用密码写的住址和书刊，沿着走廊就一直往里闯。勤务兵跟在我后边，脸色非常苍白，全身打颤，追赶着。我站下问道：“难道今天不看病吗？我的牙痛。”勤务兵结结巴巴地说：“上校大人不在家。”“哪位上校？”“里曼上校。”原来我竟闯进了谢苗诺夫团里曼上校的住宅，他曾镇压过莫斯科起义，迫害过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工人。
显然，他怕被刺，才把门上的名片撕了下来，而我竟闯进门来，没有报告便沿着走廊往里走。
“这么说我是走错了，我要找医生看病，”我说完便转身走了出来。
伊里奇不能在固定的地方过夜，这使他很苦恼。一般讲来，他为人是很拘谨的；热情的主人的殷勤招待，使他感到不安，他喜欢在图书馆或自己家里工作，而现在每次都必须适应新的环境。
我跟他在“维也纳”餐厅见面，因为当着许多人谈话不很方便，我们在那里只坐一会儿，或者在街上约定的地点见面后，便雇一辆马车到尼古拉车站对面的“北方”旅馆去，在那里租一个单独的房间，订晚饭吃。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了约瑟夫（捷尔任斯基[7]），我们就叫马车停下，请他一同去。他坐到了赶车人的座位上。伊里奇老是担心他坐着不舒服；他笑起来，说他是在农村长大的，甚至会坐在赶雪橇人的座位上赶雪橇呢。
这样到处过夜终于使伊里奇厌烦了，于是我们在潘捷列伊蒙诺夫街的一个黑帮派女房主那里租到房子（潘捷列伊蒙诺夫教堂对面的一座大房子）住下了。
伊里奇在这一时期的讲演中，我只记得在克尼波维奇家里举行的那次各区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了。伊里奇谈的是农村问题。记得从涅瓦关卡外来的尼古拉向他提了个问题。我当时非常不喜欢那种千篇一律的提问题的方法和尼古拉的说话方式。会后我向“叔叔”——她当时是涅瓦关卡外的组织员——打听尼古拉是什么人。她说他是个有才能的青年，跟农村有紧密的联系，但她抱怨说他不会对群众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只是在少数工人中间瞎忙一阵。在1905和1906年，尼古拉总还算是一个积极的工作人员。在反动的年代里，他变成了奸细，但忍耐不住而自杀了。当时尼古拉也象其他一些同志一样，力求深入各个贫苦阶层。记得他曾到旅店里去进行鼓动工作。克雷连柯[8]同志那时还是一个冒失的小伙子，有一次竟跑到教派分子的集会上去了，险些挨了一顿揍。谢尔盖·沃伊廷斯基[9]也总是惹是生非。
伊里奇被盯上了。有一次他参加了个什么集会（好象是在切克鲁利卡什律师家里），作了报告。因为盯得很严，他决定不回家了。我就这么靠窗坐了一夜，直到早晨，以为他在什么地方被捕了。伊里奇好容易摆脱了监视，在巴索克[10]（“斯皮尔卡”[11]当时的主要成员）的帮助下到了芬兰，在那里一直住到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2]召开的时候。
在芬兰，伊里奇在4月间写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3]一书。起草了要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提出通过的决议案。伊里奇回到彼得堡之后，便在维特米尔的住处对这些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那儿是一所中学，所以讨论是在一个教室里进行的。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一起出席了代表大会。虽然孟什维克最近几个月以来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但是伊里奇毫不怀疑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他希望那时能把他们卷进来，使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我出席代表大会稍微迟了一些。我是和土查普斯基[14]（在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早已跟他认识了）、克拉夫季娅·季莫费耶夫娜·斯维尔德洛娃[15]一起去的。斯维尔德洛夫[16]也准备参加代表大会。他在乌拉尔的威信很高。工人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放他。我有一张喀山的委任书，可是还不够具有表决权的票数，因此资格审查委员会只给了我列席的权利。在同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短暂的接触中，一下子就使我感觉到了代表大会的气氛——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派性相当厉害。
布尔什维克团结得很紧。他们相信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一定会走向髙潮，这种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
我还记得“叔叔”忙碌的情形。她深通瑞典语，因此招待代表的全部繁忙工作，都由她来做。我记得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17]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扎罗夫，后者在战斗的时刻两眼特别炯炯有光。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因此说巴扎罗夫很有政治才干，热爱斗争。记得有一次在野外散步，一起散步的有李可夫、斯特罗也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大家谈论着工人的情绪。伏罗希洛夫[18]（沃洛嘉·安季孟克夫[19]）和康·萨莫伊洛娃[20]（娜塔莎·布尔什维克娃）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两人的充满青年人热情的绰号，就足以表明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情绪了。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代表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了。
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了。失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沃伊廷斯基当时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五一劳动节是在极其热烈的情绪中度过的。4月底，《浪潮报》代替《新生活报》出版了。布尔什维克杂志《生活通报》开始出版了。运动又开始走向高潮。
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我们住在外巴尔干大街，我用的是普拉斯科维娅·奥涅金娜的护照，伊里奇用的是齐赫泽[21]的护照。那里有一个穿堂院子，住在那里本来倒是很方便的，要是没有一个军人做邻居的话，那个军人经常痛殴他的老婆，扯着她的辫子在走廊上拖；另外，女房东也太客气，她一个劲儿地打听伊里奇的亲人，并且硬说伊里奇四岁的时候，她就认识他，不过那时黑一些罢了……
伊里奇给彼得堡工人写了关于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阐明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的一切分歧。伊里奇在这个报告中写道：“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支持农民的革命发动，都同意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在进行选举（杜马选举——娜·克·注）的时候行动必须完全一致。代表大会决定，在所有将要举行选举的地方我们都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不得对参加选举进行任何批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该是一致的……”。[22]
这个报告由《前进》出版社在5月份出版了。
5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卡尔波夫的化名在俄国第一次公开地在帕宁娜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大厅里挤满了来自各区的工人。奇怪的是警察没来。在大会刚一开始的时候，两个警察所长在大厅里转了转，便不知到哪里去了。“他们被驱虫药粉熏跑了，” 一个人开玩笑地说。在立宪民主党人奥戈罗德尼科夫[23]发言之后，主席让卡尔波夫发言。我站在人群当中。伊里奇激动得很厉害。他沉默地站了约一分钟，脸色非常苍白。他身上的血都涌上心窝了。立刻使人感到，讲演者的这种激动怎样感染了听众。突然，大厅里掌声雷动——党员们认出了是伊里奇。我记得，一个跟我并排站着的工人显现出一种疑惑莫解的焦急的神情。他问道：谁，这是谁？没有人回答他。听众安静下来了。伊里奇讲完之后，听众的情绪异常高涨，当时大家所想的都是把当前的斗争进行到底。
工人把红衬衣扯开作成旗帜，高唱着革命歌曲，回到各区去了。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五月的彼得堡白夜。我们都以为警察要来，但是他们没有来。散会后，伊里奇到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那里去过夜。
此后，在这次革命期间，伊里奇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在大会上公开讲演了。
5月24日《浪潮报》被査封。5月26日，它又以《前进报》的名义复刊了。《前进报》存在到6月14日。
直到6月22日才得以着手出版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回声报》。该报存在到7月7日。7月8日，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了。
刚刚由华沙监狱获释出来的罗莎·卢森堡于6月底到了彼得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成员都同她见了面。会见的地方是房主罗杰老爹提供的一所住宅。我同这个老人的女儿一起在涅瓦关卡外教过书，后来又同她一起坐过牢。老人竭力帮忙，这一次拨出了一套宽敞的空房间供开会用，为保密起见，他吩咐把所有的窗户都刷成白色，这当然引起了所有看院子人的注意。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目前局势，讨论了应当遵循的策略。卢森堡从彼得堡动身经芬兰到国外去了。
5月里，当革命运动高涨、杜马开始反映农民情绪的时候，伊里奇非常注意杜马。在这一时期，他写成的论文有：《国家杜马中的工人团》、《农民团或“劳动”团和社会民主工党》、《杜马中的土地问题》、《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政府、杜马和人民》、《立宪民主党人阻碍杜马面对人民》、《哥烈梅金[24]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糟糕的意见》、《立宪民主党、劳动团和工人政党》。[25]这些论文所谈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使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起来，必须把农民发动起来去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不使立宪民主党人有可能同政府勾结起来。
这一时期，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作过报告。
伊里奇在扎戈罗德街工程师协会给维堡区的代表们作了一次报告。当时等了很长的时间。一个大厅里挤满了失业者；另一个大厅里集合了一些搬运工人，他们的组织者是谢尔盖·马雷舍夫[26]，他们最后一次地企图跟企业主们达成协议，但是这次也没有达成。只是在等他们走后，才能开始报告。
记得伊里奇也给一些教师作过报告。那时，在教师们中间，社会革命党的情绪占着统治地位，教师代表大会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但是组织了一个有几十个教师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是在一所学校里举行的。在出席者里面，我记住了一个女教师的面貌，她个儿不高，背有些驼，——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康德拉季耶娃。梁赞诺夫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人布纳柯夫[27]在会上发言反对他，揭他发言中的矛盾之处，竭力引证伊林（伊里奇当时的笔名）的话来打败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着，做着记录，然后极其忿怒地反驳了这个社会革命党人的恶意攻击。
当土地问题显得十分突出的时候，当伊里奇所说的“官吏和自由派反对农民的联合”公开呈现出来的时候，动摇不定的“劳动”团就跟着工人走了。政府感觉到杜马不会成为它的可靠的支柱，于是转为进攻，开始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焚烧人民集会的房屋，蹂躏犹太人。6月20日政府发表了激烈攻击国家杜马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公告。
杜马终于在7月8日被解散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被查封了，各式各样的迫害、逮捕开始了。在喀琅施塔特和斯维亚堡举行了起义。[28]我们的人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29]）装作醉汉，好容易从喀琅施塔特逃了出来，逃出了警察的魔掌。我们的军事组织很快地就被破获了——这个组织里出了一个奸细。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斯维亚堡起义的时候。这一天，我们绝望地等待着报告起义进程的电报。
我们在缅任斯基[30]家里坐着。那时维拉·鲁道佛夫娜·缅任斯卡娅和柳德米拉·鲁道佛夫娜·缅任斯卡娅住在一所很方便的单独的住宅里。同志们常到她们那里去。经常到她们家去的有罗日柯夫、约瑟夫、戈尔登贝尔格等同志。这次那里也聚集了好几个同志，伊里奇也在。伊里奇派维拉·鲁道佛夫娜到施利希特尔那里去，告诉他需要立刻动身到斯维亚堡去。有个同志想起了哈尔里克同志在立宪民主党《言语报》里作校对员。这样，我便去他那里打听有没有电报。他不在，电报是另一个校对员给我的。这个校对员说哈尔里克住在离此不远的古谢夫胡同里，要我跟哈尔里克谈一谈，甚至把哈尔里克的住址都写在电报边上了。我到古谢夫胡同去了，有两个妇女牵着手在哈尔里克的住宅附近走着。她们止住了我：“你要是到某号住宅去的话，您就别去了，那儿有埋伏，见人就捉。”我急忙回去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后来才知道，我们在那里的军事组织被破获了。维亚切斯拉夫·鲁道佛维奇·缅任斯基也被逮捕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反动气焰越发嚣张了。布尔什维克转入地下，重新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报》。孟什维克打起了退堂鼓，开始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写文章，提出了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这个煽惑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的条件下就等于取消党。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紧急的代表大会。
当时，伊里奇不得不“短途流亡”，移居芬兰。在那里，他住在距火车站不远的库沃卡拉站上的莱特伊仁家里。那宽敞而不舒适的“瓦沙”别墅，久已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了。起初是社会革命党人住在那里制造炸弹，后来是布尔什维克莱特伊仁（林多夫）带着家眷住在那里。他们在别墅边上给伊里奇腾出了一间房子，他就在这里写起他的论文和小册子来。中央委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从外省来的人们，都到这里来见他。伊里奇事实上是在库沃卡拉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工作。不久我也移居到库沃卡拉了。那时我每天清早到彼得堡去，晚上很晚才回来。后来莱特伊仁一家离开那里，我们就占用了楼下的全部房间，——我的母亲到我们这里来了，后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来我们这里住了一些日子。波格丹诺夫夫妇住在楼上。1907年，杜勃洛文斯基（英诺森）也住在楼上。俄国警察局那时还不敢到芬兰来，我们生活得很自由。别墅的大门从没有关过，夜里在饭厅里摆上一壶牛奶和一些面包，在沙发上铺上被褥，以便有人坐夜车来了，谁也不用惊动，吃点东西就可以躺下睡觉。早晨我们常在饭厅里碰上夜里来的同志。
每天有专人给伊里奇送材料、报纸和信件来。伊里奇读完了送来的东西以后，立即坐下来写文章，并把它交原人带走。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几乎每天都到“瓦沙”来。每天晚上，我带回来彼得堡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任务。
当然，伊里奇非常想回彼得堡去，尽管大家竭力使他和彼得堡保持经常的最密切联系。有时他产生一种情绪，希望设法把这些念头岔开。于是“瓦沙”别墅的住客都坐下来打“杜拉克”[31]了。波格丹诺夫玩得很认真，伊里奇玩得既认真又起劲，莱特伊仁完全被迷住了。有时候，有人在这时带着什么任务来了，或区委会的某个委员来了，都困惑莫解：中央委员们都在起劲地玩“杜拉克”！不过，只有一段时期是这样。
这个时期我很少和伊里奇见面，整个白天都在彼得堡度过。晚上回来得很晚，看见伊里奇的时候，他总是心事重重，因此，我什么也不问他，只是告诉他一些在彼得堡的见闻。
这个冬天，我和维拉·鲁道佛夫娜在工艺学院的食堂里有个常设的接头地点。那里很方便，因为每天有许多人从食堂里经过。有几次，一天当中有十多个人到这里来。谁也没注意我们。不过有一天卡莫[32]到我们这里来，他穿着高加索的民族服装，用餐巾包着个圆形东西。食堂里的人都放下饭不吃，打量起这个怪客来了：“带炸弹来了”，大概大多数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那不是炸弹，而是一个西瓜。卡莫给我和伊里奇带来了礼物——西瓜和一种糖渍胡桃。“婶母要我带来的”，他有些羞怯地解释说。这个勇敢无畏、意志刚强的战斗队员，那时是个非常纯真的人，是个有些天真而且温柔的同志。他非常喜爱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在库沃卡拉的时候，他常到我们那里去。他和我的母亲处得很好，他给她讲自己的婶母和姐妹的事。卡莫经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总是随身带着武器，妈妈每次总是特别关心地把手枪牢牢系在他的背上。
从秋天起，在维堡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报》[33]，伊里奇为这个报纸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联系工作是通过施利希特尔同志进行的。秘密出版的《无产者报》运到彼得堡，在那里发给各区。那时，伊林娜（莉迪娅·哥比）担任寄发工作。虽然运送和分配工作都安排好了一报纸通过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印刷所发出去，但是总还得找一个转运报纸的地址。我和维拉·鲁道佛夫娜需要一个女助手。区委会的委员科米萨罗夫就叫他的妻子卡佳给我们做助手。卡佳是个头发剪得短短的举止谦逊的女人。初见面的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对她非常不敢信任，这种感觉从哪里来的，却想不出，不过它很快就消失了。卡佳看来是个很能干的助手，一切事情都做得有条有理，能保守秘密，工作迅速，没有任何好奇心的表现，什么事情也不多问。我记得只有一次，当我问到她夏天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不知怎的使她抖动了一下，她恶狠狠地看了看我。后来才发现卡佳和她的丈夫都是奸细。卡佳在彼得堡搞到武器向乌拉尔运送，警察就跟踪而来，夺走了她所运送的武器，逮捕了所有的人。这件事我们过了很久才知道。而她的丈夫科米萨罗夫当上了扎戈罗德街9号大楼房主西蒙诺夫的管家。西蒙诺夫当时帮助社会民主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他家住过一个时期，后来布尔什维克的俱乐部设在这幢房子里，再后来阿列克辛斯基搬到那里住了。在更晚一些的时期——在反动的年代里——科米萨罗夫在这所房子里接待一切秘密工作者，并且供给他们护照——但是后来这些秘密工作者不知怎的都很快地“偶然地”在国境上被逮捕了。例如，有一次英诺森从国外回到俄国来工作，也落入了陷阱。当然很难断定科米萨罗夫和他的老婆是什么时候成为奸细的。不管怎样，警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他们就不知道。警察机关在1905年和1906年全年都处于紊乱状态。第二届国家杜马预定在1907年2月20日召开。
在十一月代表会议[34]上，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十四个代表（其中包括波兰和立陶宛的代表），赞成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但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任何联盟（孟什维克是主张这样做的）。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选举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选举中，立宪民主党人失败了。在第二届杜马中，他们当选的代表只有他们在第一届杜马中的代表的半数。选举拖延得很久。似乎正在掀起新的革命浪潮。1907年初伊里奇写道：
“不久前我们在‘理论上的’争论，在现时光芒四射的初升的革命太阳的照耀下，显得多么渺小啊！”
第二届杜马的代表们经常不断地到库沃卡拉来和伊里奇商讨问题。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直接领导着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工作，他也住在库沃卡拉“瓦沙”野墅里，——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什么事情都和伊里奇商量。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从彼得堡返回库沃卡拉的时候，在火车上遇见了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他谈起布尔什维克的代表，特别是阿列克辛斯基，在杜马中表现得挺不错。还谈到了工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对工人代表大会进行着非常紧张的鼓动工作，他们指望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能有助于消除不断增长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坚持迅速召开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终于决定在4月召开了[35]。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代表们成群结伙前来参加大会，川流不息地到接头地点来；在接头地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我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孟什维克的代表是克罗赫马尔和欣楚克[36]的妻子姆姆希克。警察当局实行了监视。在芬兰车站上逮捕了马拉（尚采尔[37]）和其他几个代表。不得不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伊里奇和波格丹诺夫己经动身去参加代表大会了。我没有急着回库沃卡拉去。星期日傍晚我才回去，我看见的是一幅什么景象啊！十七个代表坐在我们家里，又冷，又饿，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家的女工是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每逢星期日她就出去一整天——他们在民众文化馆等地方演剧。我给这些代表弄东西，让他们吃饱喝足，花了不少的时间。我自己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秘书工作找不到人做，而且那时是很困难的。警察非常猖狂，人们不敢留布尔什维克过夜和在他们那里接头。我有时在《生活通报》社跟大家见面。《生活通报》的编者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勉采夫，有点不好意思对我直说不要把接头地点安置在《生活通报》社里，他就让守门人（我和这个工人常常谈论事情）对我说。遗憾得很，他本人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伊里奇从代表大会回来得比谁都晚，他的样子有点异乎寻常：胡子修过，脸也刮过，还戴了一顶大草帽。
伊里奇在开完代表大会之后，马上在捷里奥基一个芬兰人卡科开的旅馆（这个旅馆后来被火烧了）里，给许多从彼得堡来的工人做了报告。
6月3日，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体人员在夜晚来到库沃卡拉，大家整夜坐在那里讨论当前的局势。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伊里奇疲倦到了极点，心情焦躁，吃不下饭。我给他收拾了一下行李，让他到芬兰的内地斯提尔苏甸[38]去，"叔叔”的家住在那里。我急忙清理了一切事务，随后赶去。当我到了斯提尔苏甸的时候，伊里奇已经好些了。人们告诉我说：伊里奇初到这里的那些日子总是昏昏入睡——他坐到枫树下面，过一分钟就睡着了。孩子们都喊他“睡迷”。在斯提尔苏甸我们过得很好——森林、大海，一片自然景色，附近只有齐亚比茨基工程师的一座大别墅，列慎科夫妇和阿列克辛斯基住在那里。伊里奇避免跟阿列克辛斯基谈话——他想休息一下——阿列克辛斯基见怪了。大家有时聚在列慎科家里听听音乐。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克尼波维奇的亲戚——嗓子特别好，她是个歌唱家，伊里奇愉快地听着她唱歌。一天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我和伊里奇是在海滨或骑自行车度过的。我们骑的自行车是旧的，经常需要修理，有时由列慎科帮着修，有时自己动手修；我们用旧套鞋修补，修理的时间似乎比骑的时间还多。但是骑着玩是很有趣的。“叔叔”特别给伊里奇作煎鸡蛋、鹿肉火腿补养身体。伊里奇的健康逐步好转并恢复过来了。
我们从斯提尔苏甸到捷里奥基去参加代表会议[39]。伊里奇在闲暇的时候通盘考虑了全面情况，在会上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斗争又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了，那是反对抵制派的斗争；抵制派不愿考虑残酷的现实，而以响亮的辞句自我陶醉。在一座小小的别墅里，伊里奇激烈地捍卫着自己的立场。克拉辛骑着自行车到这里来，站在窗外留神地听着伊里奇的讲话，后来，他没有进屋，沉思着走开了……是的，是值得加以沉思的。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召开了[40]。伊里奇对这次代表大会感到很满意。他很满意大会对工会问题的决议和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
[1]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杜巴索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ба́сов，1845年6月21日——1912年6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3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2—1897年任驻柏林大使馆海军特工。1893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1897—1898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01—1905年任海军技术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莫斯科总督，在任期间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1907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06—1912年任国务院议员。1912年逝世。
[2] 《列宁全集》第10卷第72—73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73页。
[4] 同上书第74页。
[5] 同上书第74页。
[6] 《前进》书库和《前进》出版社是属于党中央的。——编者注
[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8]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9]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沃伊廷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
[10] 巴索克，即马·伊·美列涅夫斯基。——译者注
[11] “斯皮尔卡”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成立于1904年底；它作为自治区域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译者注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日至25日（4月23日至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0—247页。——编者注
[14] 帕维尔·卢基奇·土查普斯基（Павел Лукич Тучапский，1869年1月15日——1922年7月4日），1896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被捕。1900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1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3年一度支持布尔什维克，后又转向孟什维克。1904年发起成立乌克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斯皮尔卡”，反对乌克兰自治。1914年加入敖德萨文物和历史协会。十月革命后在大学任教。1922年病逝。
[15] 克劳迪娅·季莫菲耶夫娜·斯维尔德洛娃·诺夫哥罗德采娃（Клавдия Тимофеевна Свердлова-Новгородцева，1876年3月22日——1960年3月23日），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委员。此后多次被捕。1915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副秘书。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总务部长。1919—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20—1925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儿童机构部主任。1925—1931年任国家出版社儿童文学部部长。1946年退休。
[16]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17]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18]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19] “安季”在俄文中是“反对”的意思，“孟克”指“孟什维克”。——译者注
[20] 康戈迪亚·尼古拉耶夫娜·萨莫伊洛娃（Конкор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амойлова，1876年？月？日——1921年6月2日），1897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第一次被捕。1902年流亡法国，开始为《火星报》工作。1903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委员，不久再次被捕。1909—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12年任《真理报》书记。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工作。1919—1920年任俄共（布）萨马拉委员会委员。1921年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21]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格鲁吉亚语：ნიკოლოზ ჩხეიძე；俄语：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 დასი），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反对军事预算，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战争，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前往格鲁吉亚，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
[22]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49页。——编者注
[2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戈罗德尼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горо́дников，1872—1919），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894—1895年任科斯特罗马地区法院助理书记。1895年起担任律师。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短暂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科斯特罗马市杜马议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苏活动。1919年被处决。
[24] 伊万·洛吉诺维奇·哥烈梅金（Иван Логгинович Горемыкин，1839年10月27日——1917年12月11日），出身于小贵族家庭。1860—1866年任波兰王国农民事务委员。1866—1869年任普洛克州副州长。1869—1873年任凯尔采州副州长。1873年起在内政部工作。1882年起在参议院工作。1894年起担任参议员。1895—1899年任内政部长。1899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6年4—7月、1914—1916年任大臣会议主席。1910—1914年任国务卿。二月革命后被捕，后因年龄原因获释。1917年12月11日在土匪抢劫中被杀死。
[25]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编者注
[26]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马雷舍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алышев，1877—1938），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任科斯特罗马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6年领导了港口工人大罢工。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回到彼得堡。191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秘书，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安加尔斯克。1916年越狱，但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斯克。二月革命后任博罗维奇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在劳动人民委员会工作。1930年退休。
[27] 伊利亚·伊西多罗维奇·布纳柯夫（Илья Исидорович Фондаминский，1880年3月1日——1942年11月19日），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1902年被捕，获释后加入社会革命党。1904年任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5年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被捕，但无罪释放。1907年流亡法国。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6月再次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并担任黑海舰队政委。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流亡法国，同年加入共济会。1940年法国沦陷后拒绝前往美国。1941年被捕。1942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28] 斯维亚堡在1906年7月17日（30日）半夜时分自发地爆发起义的消息传到喀琅施塔特之后，7月19日（8月1日），喀琅施塔特的海陆军士兵也开始起义了。政府通过奸细搞到了关于喀琅施塔特起义日期的情报，因此事前就作好了战斗准备。社会革命党人的捣乱者的活动也妨碍了起义的顺利进展。7月20日（8月2日）黎明时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斯维亚堡的起义坚持了三天。但由于对这次举事总的准备不足，7月20日（8月2日），要塞遭到多艘军规的扫射之后，斯维亚堡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编者注
[29] 约瑟夫·费多洛维奇·杜勃洛文斯基（Иосиф Фёдорович Дубровинский，1877年8月26日——1913年6月1日），1893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被捕，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13年在流放地逝世。
[30]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31] 纸牌的一种玩法。——译者注
[32] 西蒙·阿尔沙克维奇·捷尔—普罗相（Симон Аршакович Тер-Петросян，1882年5月15日——1922年7月14日），化名“卡莫”（Камо），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继续在高加索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积极参加了巴库武装起义。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外贸人民委员。1922年因车祸身亡。
[33]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自1906年8月21日（9月3日）至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由列宁主编出版，共出了五十期。——编者注
[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俄性的”）于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坦默福斯举行。——编者注
[35] 指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5月13日至6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36]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 维尔吉利·列昂诺维奇·尚采尔（Виргилий Леонович Шанцер，1867年9月21日——1911年1月29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后逃走并流亡英国。1907年秘密回国，但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08年逃走并流亡法国。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回国。1911年因病逝世。
[38] 列宁是在1907年6月18日（7月1日）以后去斯提尔苏甸的。——编者注
[3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全市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8日和14日（21日和27日）在捷里奥基（芬兰）举行。——编者注
[40] 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5—11日（18—24日）举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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