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国外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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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国外侨居

　　1904年11月在小册子《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中，以及后来12月发表在《前进报》第一号到第三号上的各篇论文^[1]中，伊里奇写道：群众争取自由的真正的公开斗争的时代迫近了。他清楚地感觉到革命的爆发己经迫近。但是感觉到这种迫近是一回事，而知道革命己经开始却是另一回事。因此，当关于一月九日事件的消息，关于革命开始的具体形式的消息传到日内瓦时，好象周围一切都变了样，好象在此以前的一切都变成遥远的过去了。一月九日事件的消息是第二天早晨传到日内瓦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去找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夫妇。我还记得卢那察尔斯基的妻子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样子，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晃着皮手笼。我们决定到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侨民饭馆去，凡是听到彼得堡事件的消息的布尔什维克都本能地纷纷赶到那里去。大家都希望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人们彼此都不说话，那时大家都太激动了。人们唱起了：“您为革命而牺牲……”。大家都是一脸全神贯注的表情。人们都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了，对沙皇的信仰已经消失了，现在“暴政即将垮台，伟大的、强大的、自由的人民站起来……”的时代迫近了。
　　我们也象那时住在日内瓦的一切侨民一样过起独特的生活来：一号一号地读着当地的报纸《论坛报》^[2]。
　　伊里奇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到俄国去了。
　　不久，加邦^[3]到日内瓦来了。他先到了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社会革命党人竭力把加邦说成是“他们”的人，而且把彼得堡的整个工人运动也说成是他们一手领导的。他们对加邦大捧而特捧，替他吹嘘。那时加邦成了众所瞩目的人物。英国的《泰晤士报》拼命给钱约他写文章。
　　加邦到日内瓦不久，一天傍晚有个社会革命党人太太到我们这里来，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邦想见他。他们约定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咖啡馆里会面。夜色来临了。伊里奇没有把房里的灯点起来，他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来回走着。
　　加邦是俄国高涨起来的革命的活生生的一部分，他同工人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人群众无限地信任他，所以伊里奇为这个会见而激动着。
　　有一个同志不久以前还感到愤慨：伊里奇怎么去同加邦打交道呢！
　　如果事先肯定从这个牧师身上永远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话，当然可以干脆不理睬加邦。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加邦的态度极其冷淡。可是，伊里奇的力量就在于：他认为革命是活生生的东西，他善于审视革命的面貌，善于全面地把握革命，他知道并懂得群众希望些什么。只有同群众接触，才能了解群众。伊里奇想知道加邦是用什么方法影响群众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加邦会面回来之后，讲述了自己的印象。那时加邦身上还散发着革命的气息。谈到彼得堡的工人时，他就激动起来，充满了对沙皇及其走狗的愤怒。这种愤怒相当幼稚，但却是直率的。这种愤怒是和工人群众的愤怒一致的。“只不过他还需要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对他说：‘您呀，老兄，不要去听那些恭维话，学习吧！不学习您就会到那儿去的’，——我对他指了指桌子下边。”
　　2月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前进报》第七号上写道：“我们希望已经如此深刻体会和感觉到从政治上不觉悟的人民的观点转向革命的观点的格·加邦，能够取得一个政治活动家所必需具备的明确的革命世界观。”^[4]
　　加邦始终没有获得这种明确的革命世界观。他是乌克兰一个富有的农民的儿子。一直跟自己家庭、跟自己村子保持着联系。他非常了解农民的需要，他的语言对普通工人群众是易懂而亲切的；他的出身，他和乡村的联系，也许就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但是也很难碰见象加邦这么一个满脑袋牧师意识的人。他从前根本不知道有革命的人物，他的本性也不象是个革命家，而是一个准备作出任何妥协的狡猾的牧师。有次他谈到：“有一个时候，我怀疑起来了，信仰动摇了。简直是害了一场病，后来我到克里木去了。据说，那时在克里木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为了巩固我的信仰，我就到他那里去了。我到了长老那里；小河边上聚了一堆人，长老在那里做祈祷。小河当中有一个小坑，据说是圣乔治的马在那里踩的。嗳，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我想问题不在这里，——长老的信仰是坚定的。在祈祷之后，我到长老跟前去祝福。但是他却脱下法衣说：‘我们在那里开了个蜡烛铺，赚了多少钱啊！’这就是信仰！我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那时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维列夏金说道：‘别做牧师啦！’可是，我想，现在全村的人对我的父母都很尊敬，父亲是村长，受到众人敬重；若是这样做，大家就会说：儿子是个被免职的牧师！因此，我没辞退圣职。”
　　这段叙述表明了加邦是何等样人。
　　他不善于学习。他用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射击和骑马，但却不好好读书。的确，由于伊里奇的劝告，他坐下来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了。但是他读这些著作，好象是在尽义务。加邦不善于向书本学习，但也不善于向生活学习。牧师意识遮蔽住了他的眼睛。他回到俄国之后，就滚进了奸细活动的深渊。
　　从革命最初的日子起，伊里奇就立刻清楚地看到了整个远景。他懂得，运动将要象狂潮一样高涨起来，革命的人民不会在半路上停留下来，工人们一定会投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战斗。工人们是胜是败，——斗争的结果将会表明。为了胜利，应当更好地武装起来。
　　伊里奇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能够深刻地理解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感受。
　　孟什维克指靠着那个本身还需要打气的自由资产阶级，谈论着必须“发动”革命；而伊里奇知道，工人们已经下决心斗争到底了。他是同工人们在一起的。他知道，半途而废是不成的，这会使工人阶级士气沮丧，斗志衰退，这会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这样做。历史表明，在1905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遭到了挫败，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战胜，它的斗争的决心没有被摧毁。那些因列宁率直而攻击他的人，那些在失败以后只会说“本来就毋需拿起武器”的人，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忠于自己的阶级，就不能不拿起武器来，先锋队是不能脱离自己的斗争着的阶级的。
　　所以伊里奇不倦地号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去斗争，去组织，去武装群众。关于这一点他在《前进报》上写过，在寄给俄国的信里也写过。
　　“1905年一月九日事件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潜力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工作的薄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2月初在他的一篇文章《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5]里这样写道。这篇文章的每行字句都发出了从言论转到实际行动的号召。
　　伊里奇不仅反复地阅读和极细致地研究和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关于革命与起义的所有著作，而且还读了不少军事书籍，全面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技术问题，武装起义的组织问题。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远比旁人所知道的多得多，他的关于游击战争时期的突击队、“关于五人组和十人组”的谈话，决不是外行人的瞎扯，而是经过全面考虑的计划。
　　“Société de lecture”的职员亲眼看到：一个俄国革命家每天清早穿着一条质地粗劣的裤子走来，为了怕溅上泥泞而跟瑞士人似地卷着裤腿；他常常忘记把裤腿放下来，就拿起昨天留下的那本谈街垒战、谈进攻技术的书。他坐在靠近窗户那张桌子旁边的老位子上，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手势把他秃头上稀疏的头发梳弄平顺，然后就埋头读了起来。他偶而才站起身来，为的是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大辞典来，査找不熟悉的术语的解释；然后不停地来回踱着，接着又坐到桌子旁边，很快地聚精会神地用细小的笔迹在一折四的一张小纸上写起东西来。
　　布尔什维克想尽一切办法往俄国运送武器，但是运送到俄国去的武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俄国成立了战斗委员会（在彼得堡），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伊里奇给彼得堡去信说：“在这种事情上，各种方案以及关于战斗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的争辩和谈论是最没有用处的。这里需要的是炽烈的活动能力和更多的活动能力。我胆战心惊地看到，确实是胆战心惊地看到，谈论炸弹己有半年以上，却连一颗炸弹也没有制造出来！而最有学问的人在谈论……先生们，到青年中去吧！这是唯一的挽救一切的办法。不然你们真要耽误了（我是根据一切情况看到这一点的），你们虽有‘很有学术价值的’记录、计划、图样、方案和宏伟的规划，却缺少组织，缺少活生生的行动……不要要求任何形式，千万要唾弃一切方案，一定要把主管一切‘职责、权力和特权’的上帝打发去见魔鬼。”^[6]
　　布尔什维克在武装起义的准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常常表现出伟大的英雄精神，时刻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准备武装起义——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口号。加邦也在谈论着武装起义。
　　加邦到达不久，就提出了一个各革命政党的战斗协议的草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前进报》第七号上（1905年2月8日）对加邦的提议作了评价，并且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战斗协议的整个问题^[7]。
　　加邦承担了供给彼得堡工人武器的任务。各种捐款都交由加邦支配。他在英国采购一批武器。事情终于办妥了。找了一只轮船——“约翰·格拉甫东”号，船长同意把这批武器运到离俄国国境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加邦根本不了解如何进行秘密运输的工作，他把事情想象得比实际情形简单得多。为了组织这桩事情，他从我们这儿取去了非法的护照和秘密关系，就到彼得堡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整个这一措施是从言论向实际行动的转变。无论如何工人们是需要武器的。但是，整个运输武器的工作一无所成。“格拉甫东”号搁浅了，根本不能驶近所指定的海岛。而加邦在彼得堡也毫无办法。他不得不躲藏在简陋的工人住宅里。他不得不用别人的名字生活。一切联系都非常困难，那些约好用来接受运来武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住址原来都是假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人派到那个海岛上去了。所有这一切给加邦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印象。秘密生活，忍饥挨饿，不能见任何人，这完全跟不冒风险地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演不同。只有那些有着跟加邦完全不同的革命经历的人，那些准备默默无闻地作出任何牺牲的人，才能搞好秘密运送武器的工作……
　　伊里奇提出来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支持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支持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能有农民作依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都很重视农民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讨论党纲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提出并且热烈地坚持过归还农民“割地”（即1861年改革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的口号。
　　他觉得，为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必须提出最能使农民感到切身利益的、具体的要求。正如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是从争取有开水喝、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按时发放工资开始一样，也必须在具体的口号下把农民组织起来。
　　1905年促使伊里奇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同农民出身的并与乡村保持着联系的加邦的谈话，同“波将金”号的海员马丘申科^[8]以及同来自俄国并熟悉乡村情形的许多工人的谈话，向伊里奇表明了归还“割地”的口号已经不够了，必须提出更广泛的口号——没收地主、皇室^[9]和教堂的土地。伊里奇从前曾经用心地研究过统计资料汇编，并且详细地揭示出城乡之间的、大小工业之间的、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些都没有白费心血。他看到，这种经济联系应成为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施加强大政治影响的基础的时刻己经来到了。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
　　我记得这么一个场面。有一次加邦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他读他所写的传单。加邦充满热情地读起来了。这个传单里充满了对沙皇的咒骂。“我们不需要沙皇”，传单里说，“让大地上只有上帝这一个主人吧，你们大家都将是他的佃户！” （当时农民运动还刚刚沿着减租斗争的路线进行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起来——这种写法未免太幼稚了，而另一方面，却突出地表现了加邦接近群众的地方：他自己是农民，他激起了还和乡村保持着一半联系的工人们长久隐藏在心里的对土地的渴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笑声使加邦困惑起来。他说道：“也许不是这样吧，您告诉我，我来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不”，他说道，“那不行，我的思路完全不同，你就用自己的话写吧，照自己的想法写吧。”
　　我还记得另一个场面。这已经是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波将金”舰起义以后的事情了。“波将金”舰上的人员被扣留在罗马尼亚，非常贫困。加邦当时收到许多钱，——一些是他写回忆录得来的，一些是交给他用于革命事业的各种捐款——他成天地忙于给“波将金”舰上的人员购置衣服。“波将金”舰起义最著名的参加者之一、水兵马丘申科到日内瓦来了。他和加邦一见如故，形影不离。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红面颊的书库伙计（我已经记不起他叫什么了）从莫斯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不久以前才成为社会民主党员。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一件任务。这个青年叙说了他是怎样和为什么成为社会民主党员的，然后讲起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为什么是正确的，并以新信仰者的热情逐条逐条地讲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无聊，就到图书馆去了，把我留下来给青年弄些茶喝，并且从他那里尽量打听出一些东西来。青年继续讲党纲。这时加邦和马丘申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本来也准备给他们弄茶喝，可是，这个青年这时恰恰讲到有关“割地”的问题，他开始证明农民除了争取归还“割地”的斗争以外，再不应作进一步的斗争。马丘申科和加邦听完这个青年的叙述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一切土地归人民！”
　　假若伊里奇不来，我不知道他们要争吵到什么地步。伊里奇迅速弄清了为什么争吵以后，没有发表什么与本题有关的意见就把加邦和马丘申科领到自己那里去。我设法尽快地把青年打发走了。
　　农民中间广泛地掀起了革命运动。在12月召开的坦默福斯代表会议^[10]上，伊里奇建议把关于“割地”这一条完全从党纲中删掉。
　　另立了一条以代替原来的那一条：支持农民的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室的土地。
　　当时有巨大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他在《Neue Zeit》^[11]杂志上写道：在俄国，城市革命运动应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保持中立。
　　现在考茨基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最著名的叛徒之一，可是当时他却被认为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另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在九十年代末举起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认为应当重新审查马克思的学说，说马克思学说中有许多东西陈旧了、过时了，说目的（社会主义）不算什么，而运动才是一切的时候，考茨基当时就出来反对伯恩施坦以保卫马克思的学说^[12]。因此，考茨基的名字在那时是被绕着马克思的最革命最彻底的学生的光环的。但是，考茨基的论点并没有动摇伊里奇的信念：只有依靠农民，俄国的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考茨基的论点促使伊里奇去检验考茨基是否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根据经验来研究马克思对美国1848年的土地运动的态度和恩格斯1885年对亨利·乔治^[13]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4月间就己写出了一篇论文《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14]。
　　他在这篇论文的结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农民受到这样的苦难、压迫和凌辱。这种压迫越是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越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越难阻挡。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全力支持这种冲击，使它彻底消灭这个古老的、可恶的农奴专制和奴隶制的俄罗斯，使它能创造出勇敢自由的新的一代，创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我们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在这里广泛地开展起来。”^[15]
　　在日内瓦，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设在俄国侨民居住的著名的卡鲁什街（Rue de Carouge）和阿尔瓦河岸街的拐角处。《前进报》的编辑部、发行部，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布尔什维克的饭店，都设在这里；邦契—布鲁耶维奇、利亚多夫^[16]（曼德尔施塔姆）夫妇、伊林夫妇都住在这里。奥尔洛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和其他人经常到邦契—布鲁耶维奇那里去。波格丹诺夫回到俄国以后，就同卢那察尔斯基谈妥了；于是，卢那察尔斯基来到日内瓦加入了《前进报》编辑部。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他对巩固布尔什维克阵地起了很大作用。从那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对卢那察尔斯基很好，因有他在旁边而感到愉快，甚至在同前进派分手的时期对他还是相当偏爱。而卢那察尔斯基在他跟前也总是特别活跃而机智。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1919年或1920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从前线回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叙述自己的印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着他的描述，眼睛闪闪地放着光芒。
　　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他们都是《前进报》的支柱。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主管全部经济事务，他总是精神焕发，制订着各种庞大的计划，忙着印刷所的工作。
　　布尔什维克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聚集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每人守着一杯啤酒，久久地坐在那里讨论俄国的事件，制订计划。
　　许多人已经走了，许多人准备动身。
　　在俄国正进行着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实际生活提出了这么多的新问题，以致新的代表大会简直是非开不可了。大多数地方委员会主张召开代表大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17]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补选了许多新委员，其中也有孟什维克；这个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调和主义的，它千方百计地阻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设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在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8]的住宅里被破获之后，剩下的未被捕的中央委员们同意召开代表大会了。
　　代表大会是在伦敦举行的^[19]。绝大多数大会代表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因此，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代表大会，而把自己的代表召集到日内瓦举行代表会议。
　　中央委员会派佐美尔（他也叫马尔克即柳比莫夫）和文特尔（克拉辛）出席了代表大会。马尔克带着一副极其忧愁的样子，而克拉辛却显得好象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似的。代表们愤怒地谴责中央委员会的调和主义立场。马尔克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沉默着。克拉辛也沉默着，用手支着面颊，但毫无恼怒的表示，好象这些辛辣的发言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当轮着他发言的时候，他用平静的声调作了报告，甚至对责难也没反驳，——于是大家都清楚了：再用不着谈什么了，他有过调和主义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已经消失，今后他将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他将跟布尔什维克永远在一起了。
　　党员们现在都知道1905年革命时期克拉辛在武装战斗人员、负责准备战斗装备和其他方面所担任的重大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秘密地无声无息地做的，他献出了巨大的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任何人都了解克拉辛的这项工作，所以从那时起，他总是很器重他。
　　从高加索来了四个人：米哈·茨哈卡雅^[20]、阿廖沙·查帕里泽^[21]、列曼和加米涅夫。但是只有三张委任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委任书是谁的——四个人怎么只有三张委任书？谁得到了多数票啊？米哈愤慨地答道：“难道我们在高加索是投票选出来的吗？！我们是以同志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的。派来了我们四个人，至于几张委任书那是无关紧要的。”米哈是代表大会代表中年纪最大的——那时他五十岁。大家委托他宣布代表大会开幕。列瓦·弗拉基米罗夫^[22]代表波列斯克委员会出席了大会。过去我们曾多次往俄国给他写信，把分裂的情形告诉他，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我们去信描述马尔托夫分子的狂妄行为，我们接到的回信却是告诉我们散发了多少什么样的传单，波列西耶的什么地方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在代表大会上，列瓦表现出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从俄国来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波格丹诺夫、波斯托洛夫斯基（瓦季姆）、鲁勉采夫（彼·彼·）、李可夫^[23]、萨美尔、捷姆利亚奇卡、李维诺夫、斯克雷普尼克^[24]、布尔（亚·马·埃森）、什克洛夫斯基^[25]、克拉莫尔尼科夫等人。
　　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感觉到了，俄国的工人运动正方兴未艾。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关于在变革前夕如何对待政府的策略的决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活动问题的决议，关于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关于对待自由党人的态度的决议，关于对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组织的态度的决议，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决议，关于党的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大会上作了土地问题的报告。根据他的提议，“割地”一条移到注释中去了，没收地主、皇室、教堂的土地的问题被提到首位上来。
　　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两个中央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著作家和实际工作者占大多数，他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们跟当时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俄国组织之间的联系是极其薄弱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已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这时俄国的组织已经完全建立起——那就是在极其艰苦的秘密条件下工作着的秘密委员会。由于这种条件的限制，几乎任何地方的委员会都未能吸收工人参加，但是它们对工人运动却有很大的影响。委员会的传单、“指令”是符合工人群众的情绪的，——他们感觉到了领导的存在；因此，委员会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但是它们的行动对大多数工人说来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烟雾。工人们常常离开知识分子，单独开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五十名敖德萨工人把他们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分歧的基本问题的声明提交给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声明在讨论这一问题的集会上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参加。
　　“委员会派”通常都是一些相当自信的人。他们看到了委员会的工作对工人群众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委员会派”照例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他们说：这种民主只能导致失败，我们就这样也跟工人运动联系着。“委员会派”在内心里总是有些轻视“国外”，说“国外”是吃饱了饭在胡闹和制造纠纷：“教他们到俄国来试试”。“委员会派”不希望国外的势力强大。同时他们不欢迎新事物。“委员会派”不愿意也不善于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条件。
　　1904年到1905年这一时期，“委员会派”担负了巨大的工作，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日益增长的合法条件和公开斗争的条件很难适应。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工人——至少是没有一个稍微著名些的工人出席。“巴布什金”这个绰号根本不是指工人巴布什金。因为这时巴布什金在西伯利亚，据我记得，这个绰号指的是什克洛夫斯基。但“委员会派”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却很多。谁若是忽略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这种面貌，谁就不会明白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的许多问题。
　　提出“约束国外”问题的，不仅仅有“委员会派”，而且有其他著名的工作者。与国外对立的反对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
　　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无的放矢的话，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并没有特别介意。他认为，由于革命的发展，国外的意义每时每刻都在减弱。他知道，他自己在国外也住不久了。他所关心的只是使中央委员会能迅速地向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从那时起应叫做《无产者报》，暂时在国外出版）反映情况。他还坚持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国外人员和国内人员的定期晤谈。
　　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热烈地拥护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表示拥护的还有波格丹诺夫、“国外派”和著作家们。表示反对的是“委员会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现得急躁起来了，“委员会派”也表现得急躁起来了。“委员会派”坚持在这个问题上不搞决议案，因为事实上，决不可以通过一个决议，说用不着把工人吸收到委员会里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辩论时说：“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广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为二比八。如果著作中所提出的建议——尽量使工人参加委员会仍显不够，最好是以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这种建议。如果你们有了代表大会的明确肯定的指令，那末你们也就有了消除煽动的积极方法：这就是代表大会明确的意志。”^[2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前就曾多次坚持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吸收到委员会里来。这一点他早在1902年《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就谈到了。现在在代表大会上为了维护这一观点，他非常急躁，有时就在自己座位上嚷起来。当米哈伊洛夫（波斯托洛夫斯基）说到“这样，在实际上，向知识分子提出的是十分低的要求，而向工人提出的却是过高的要求”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喊道：“完全对！”，他的喊声被“委员会派”齐声喊叫的“不对！”声盖住了^[27]。
　　当鲁勉采夫说到“在彼得堡委员会里只有一个工人，虽然彼得堡的工作已进行十五年了”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喊道：“真不象话！”^[28]
　　后来，在辩论结束时，伊里奇说道：“在有人说到没有能当委员会委员的工人的时候，我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坐着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显然，党内是存在着毛病的。应当把工人吸收到委员会里来。”^[29]如果伊里奇没有因为他的观点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失败而感到非常痛心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知道：即将来临的革命，会彻底治愈党的这种不善于使委员会工人化的毛病。
　　代表大会上还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宣传和鼓动问题。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姑娘从敖德萨到日内瓦来，向我们抱怨说：“工人们向委员会提出了没法满足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们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工作。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只能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工作！”
　　敖德萨姑娘的这番话给伊里奇留下了相当强烈的印象。这番话可以说变成了关于宣传工作的辩论的导言。原来，——捷姆利亚奇卡、米哈·茨哈卡雅和杰斯尼茨基^[30]也谈到过这一点，——旧的宣传形式已经过时了，宣传变成了鼓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突飞猛进，口头宣传甚至鼓动一般地已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了；需要出版通俗读物、通俗报纸、农民读物、讲其他语言的各民族的读物……
　　生活提出了成百个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从前那种秘密组织的范围里已不能够解决了。只有在俄国出版一个日报，只有发行大量的合法出版物，这些问题才能解决。但是，那时还没有争取到出版自由。于是决定在俄国出版一种秘密报纸，并且在那里成立一个著作家团体，责成他们关心通俗报纸。但显然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对炽烈的革命斗争的问题谈得不少。会上通过了有关波兰和高加索事件的决议。一个乌拉尔的代表说道：“运动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早就不应当把乌拉尔看作是落后的、沉睡的、不能前进的边疆地区了。雷斯瓦的政治罢工，各个工厂的多次罢工，革命情绪高涨的各种迹象，直到在农村和工厂举行各种形式的自发的小规模游行示威中采用的恐怖手段，——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乌拉尔处在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前夕。乌拉尔的这一运动很可能要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乌拉尔是工人们使用炸弹的第一个地方，甚至还拖出了大炮（在沃特金斯克工厂）。同志们！不要忘记乌拉尔！”^[31]
　　自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乌拉尔的代表谈了许久。
　　整个看来，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规定了斗争路线。孟什维克对同一些问题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32]这本小册子中，阐明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原则上的区别。
　　我们回到了日内瓦。我同卡姆斯基和奥尔洛夫斯基一起被调到代表大会记录校订委员会工作。卡姆斯基走了。奥尔洛夫斯基非常忙。代表大会之后，有很多代表到日内瓦来了；我们组织了检查记录的工作。那时没有任何速记员，也没有专职记录员；记录由代表大会的代表轮流担任，每次两名代表，记好之后交给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不都是好的记录员。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记录当然是不可能的。在日内瓦，在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饭店里，我们和代表们共同进行了检査记录的工作。自然，每个代表都找到了他的意思被记录得不确切的地方，都想做些补充。补充是不允许的；修正是可以的，但必须由其余代表确认是合理的才行。工作非常困难。不可能没有冲突。斯克雷普尼克（辛斯基）要求让他把记录拿回家去；当时我告诉他，这样的话，就势必要把记录发到每个人的手里，——记录要残缺不全了。斯克雷普尼克愤怒之余，就用印刷体的字母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抗议书，抗议不把记录发给他。
　　整理工作完毕以后，奥尔洛夫斯基在校订这些记录上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7月间，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第一批记录送来了。来信中说：俄国的孟什维克不同意《火星报》，他们也将进行抵制^[33]；还说中央委员会虽然讨论了支持农民运动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它想征询一下农学家们的意见。
　　信写得非常简略。
　　第二封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信更加简略。伊里奇非常不安。在代表大会上呼吸到俄国的空气以后，与俄国工作相隔绝便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
　　8月中旬，伊里奇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服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作哑巴”，不要局限于在自己之间讨论问题。他给俄国的中央委员们写信说：“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缺点。”^[34]
　　在以后写的几封信里，他狠狠地斥责不执行定期向中央机关报报道情况的决议的情况。
　　9月间，伊里奇在给奥古斯特的信里写道：“期待中央委员会或它的代办当中完全团结一致，这是空想。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亲爱的朋友！”^[35]
　　1905年10月13日，在给古谢夫的信里，伊里奇指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工会斗争，但是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精神进行这一斗争，在这方面也要同孟什维克开战。^[36]
　　在日内瓦呈现了出版自由的征兆。来了几个出版人，争先恐后地提出，要公开出版在国外出版过的一些秘密小册子。敖德萨海燕出版社、马累赫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都表示愿意效劳。
　　中央委员会提议不要签订任何合同，因为它想建立自己的出版社。
　　10月初，产生了伊里奇到芬兰去的问题，预定在那里同中央委员会见面，但是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有了变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到俄国去了。我还必须在日内瓦停留两周，把事情处理完毕。我和伊里奇一起清理了他的文件和书信，把它们分别装在信封里，每个信封都由伊里奇亲笔注明。我们把这一切都装在箱子里，好象是交给卡尔宾斯基^[37]同志保存的。这个箱子保存下来了，在伊里奇逝世之后交给了列宁研究院。这箱子里的许多文件和信札光辉地阐明着我党的历史。
　　9月里，伊里奇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一些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传闻。由于我们向国际执行局揭露了他，他明显地对我们怀有敌意。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日记》第二期中，象一个马车夫那样骂街。人们时而谈论他那份独特的报纸，时而谈论他回到《火星报》的问题。结论是：对他的不信任定会加深。”^[38]

　　10月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写道：“我恳求你们:现在完全抛掉对普列汉诺夫的想法，从布尔什维克中指派自己的代表……最好是指派奥尔洛夫斯基。”^[39]
　　但是，当从俄国传来有可能创办日报的消息，伊里奇已准备动身时，他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叫普列汉诺夫共同去办报。“革命本身以惊人的速度扫除我们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一切将造成一个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最容易忘掉旧事，并在生气勃勃的工作中协调起来。”^[40]在信的结尾，伊里奇邀请普列汉诺夫会晤一次。我现在记不起是否会晤过。大概是没有，不然这种事多半是不会忘掉的。
　　1905年，普列汉诺夫没有回俄国去。
　　10月26日，伊里奇已经在信里详细地谈妥了他回俄国去的事情。他在信上写道：“真的，我们俄国的革命是多么好啊！”在回答起义日期的问题时，他说道：“我个人希望把它拖到春天，……不过，反正不会有人来问我们的。”^[41]

^[1] 《列宁全集》第7卷第48—507页，第8卷第1—22页，29—44页，52—76页。——编者注

^[2] 指用法文出版的《日内瓦论坛报》。——编者注

^[3] 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4] 《列宁全集》第8卷第141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笫8册第142页。——编者注

^[6] 《列宁全集》第9卷第330—331页。——编者注

^[7] 参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列宁全集》第8卷第134—141页。——编者注

^[8] 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马丘申科（Афанас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тюше́нко，1879年5月2日——1907年11月2日），出身于鞋匠家庭。1900年入伍。1904年11月参加革命活动。1905年6月领导了“波将金”号军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罗马尼亚。1906年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流亡瑞士。1907年秘密回国，旋即被捕，11月2日英勇就义。

^[9] 皇室领地是属于沙皇及其家族的土地。——编者注

^[10] 关于坦默福斯代表会议的情况请参看本卷第374页。——编者注

^[11] 《新时代》杂志。——编者注

^[12]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文章（载于1925年12月6日《真理报》第279号）中接下去写着：“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书（《Anti-Bernstein》；德文版）是波特列索夫寄到流放地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这本书。我们动手为流放的同志们翻译这本书，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把它译完了”。——编者注

^[13] 亨利·乔治（1839—1897年），美国经济学家，《进步和贫困》一书的著者。他认为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租给劳动者是消除一切社会灾难的方法。——编者注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年9月2日——1897年10月29日），美国记者、经济学家。

^[14] 《列宁全集》第8卷第293—299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8卷第299页。——编者注

^[16] 马尔金·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多夫（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ядов，1872年8月24日——1947年1月6日），1890年入伍。1891年被开除。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期间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秘密回国，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国外。1909年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学校。1911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巴库新闻报》主编，接近孟什维克。1918—1920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员。1920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1932年退休。

^[17] 因为调和主义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顽固地拒绝召开代表大会，而且它根本就不能反映站在“多数派”立场上的大多数党员的意志，所以在日内瓦的“二十二个代表的会议”（1904年8月召开的）上决定成立布尔什维克机关，以便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次会议提出的候选人（古谢夫、波格丹诺夫、捷姆利亚奇卡、李维诺夫、利亚多夫），后来在俄国的三个秘密代表会议——“北方代表会议”、“南方代表会议”和“高加索代表会议”上得到批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就是这样成立的。除了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以外，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事实上还领导着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实际工作。——娜·克·注

^[18]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71年8月9日——1919年9月12日），俄国作家。

^[1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日至27日（4月25日至5月10日）举行。——编者注

^[20] 米哈伊尔（米哈）·格里戈里耶维奇·茨哈卡雅（Михаил (Мих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Цхакая，1865年4月22日——1950年3月19日），1886年起参与革命活动。1892年发起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7年流亡日内瓦，期间是“前进”派。1917年随同列宁返回俄国。1919—1920年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关押。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21] 普罗科菲·阿普雷森诺维奇·查帕里泽（Прокофий Апрасионович Джапаридзе，1880年1月15日——1918年9月2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领导了巴库大罢工。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1—7月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4—7月任巴库公社内政专员。1918年6—7月任巴库公社食品专员。巴库公社被颠覆后被捕，后被米高扬救出。1918年9月20日同邵武勉等26名巴库公社委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英国干涉军杀害。

^[22] 米龙·康斯坦丁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Мир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1879年11月27日——1925年3月20日），1898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书记。1906年被捕。190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8年流亡国外。1911年加入“调和派”，随后脱离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1917年7月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南部特别粮食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乌克兰粮食和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逝世。

^[2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24]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

^[25] 格里戈里·洛沃维奇·什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75年？月？日——1937年11月4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任苏俄驻瑞士大使馆顾问。1918—1925年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5—1927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26] 《列宁全集》第8卷第379页。——编者注

^[27]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5月。会议记录》，1969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63页。——编者注

^[28] 同上书第267页。——编者注

^[29]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74页。——编者注

^[30]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杰斯尼茨基（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есницкий，1878年1月30日——1958年9月22日），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9年以后是召回派。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同年发起成立《新生活报》。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中央委员。1920年退党。1922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此后在大学任教。1958年逝世。

^[3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5月。会议记录》第377页。——编者注

^[32] 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125页。——编者注

^[33] 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对议员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员会的态度。这个委员会是沙皇政府在1月9日事件以后成立的，其目的是“迅速查明圣彼得堡市和郊区工人不满之原因并寻求消除此种不满之措施”。孟什维克主张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必须参加复选人的选举，使觉悟工人当选为复选人，向委员会提出委员会无法履行的要求，借以向广大工人群众揭露沙星政府政策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在上述要求中包括：公开委员会会议惰况，集会和出版自由，释放被捕者，等等。这个运动是由我党彼得堡委员会进行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彻底破产了。——编者注

^[34]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于1905年7月11日（24日）（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317—318页）——编者注

^[35]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2页。——编者注

^[36] 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0—364页。——编者注

^[37] 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рпинский，1880年1月16日——1965年3月20日），189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起侨居国外。一战时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1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逝世。

^[38]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75页。——编者注

^[39]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55页。
　　指的是派代表参加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事。从1905年到1912年列宁担任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编者注

^[40]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0页。——编者注

^[41] 同上书第366页。着重号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加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