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无政府共产主义

Ⅰ

　　我们以为无论任何社会，只要废止了私有财产后，便不得不依着共产的无政府的方向进行。由无政府主义生出共产制；由共产制达到无政府主义。两者都是近代社会中的主要倾向的表现：即是对平等的追求。
　　在从前有个时候，农家把他们自己耕种得来的谷麦和在茅屋内织就的毛布衣服看作自己劳动的产物。但是这样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即便是在那时，道路、桥梁也是公共修建的;低湿地方的排水，也要靠着公众的力量；公用的牧场，周围有一道篱笆，这也是要众人共同修补的。一两个人把织布机和染料改良了，万人都得着利益，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农家也不能够单靠着自己生活。他们在各方面都要靠着乡村或公社的人民合力去做。
　　况且在今日的工业状况中，一切都是互相维系的，生产的各部门都是和其他的一切相联属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各种工业的生产品，要说是个人制造的结果，要主张一种个人主义的起源，这是不能成立的。文明各国内的纺织业和矿业之所以达到异常完美的地步，还是由于其他千百种大小工业同时发达所致；这也是由于铁道网的扩张，海洋间的航行，劳动者的技能之熟练以及劳动阶级全体的教养程度达到某一定的水准等所致；简言之，这完全拿着世界各地的人的劳动的力量。
　　开凿苏伊士运河而患虎列拉^[1]，和造圣哥塔特隧道^[2]患关节病而死的意大利人，以及参加解放黑奴的战争而死于枪林弹雨之下的美国人，对于英、法棉纱工业的发达所尽的力量，并不减于那些憔悴在曼奇士脱（Manchester）和卢昂（Rouen）^[3]的工厂中的青年女工和改良织机的发明家（他也是依着别个工人的暗示而成功的。
　　然则，我们对于这万人的力量所积蓄下来的财富怎样能够计算出来其中各个人所有的实额呢？
　　假若我们用一般的综合的见地去观察生产，我们便不能不反对集产主义者的意见；他们拿各个人对于财富之生产所化费的劳动时间为比例，来分给报酬，并且以为这可以是一种理想的安排，甚或是向着正路的迈进。在现社会中，物品的交换价值果真能够依着生产这件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来计算么(如亚当·斯密^[4]、李嘉图^[5]所提倡，而马克思所追从的学说)？这问题且留在后章中讨论，我在这里只略说几句：在我们看来，集产主义者^[6]的理想决不能在以生产机关为共有财产的社会中实现。若要根据着这个原理，则那样的社会第一步便不得不彻底废除工钱制度。
　　集产主义的那种缓和的个人主义决不能够和部分的共产主义(生产机关与土地的共有)同时并存。财产的新形式也需要着报酬的新形式。生产的新方法不能与消费的旧形式并存，犹如它不适合于旧形式的政治组织一样。
　　工钱制度是由土地与生产机关的个人私有而生出来的。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即使工钱制度戴上了“劳动券”^[7]的面具来骗人，但也免不掉要同资本制度一齐灭亡。生产机关收归公有以后，人人都可以享受共同劳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事实。
　　我们更以为共产主义^[8]不仅是值得愿望的，便是建设在个人主义上的现社会也是不可避免地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的。最近三百年间个人主义的发达，是由于各个人为着抵抗资本与国家的威权，保卫自身的努力。有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脱离掉国家与社会的羁绊，而那些代他表示出他的思想的人也是这样地说。他说：“我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能够用金钱购得”。但是他却走上了错误的路，近代历史已经使他明白，假使没有一切人的帮助，便纵有金银满箱，也仍旧不会做出一件事来。
　　实在，在近代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还有一种倾向，随着个人主义的潮流前进，它一方面保存着古代共产主义的遗物，一方面在近代生活的一切发展中，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原理。
　　当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纪的公社脱离了宗教的和世俗的领主的羁绊以后，它们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便立刻很快地扩张发达。都市（不是私人）租赁了船舶，组织了远征贸易队，把它们的制造品输到他处，由这外国贸易得来的利益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并且由都市购买粮食以供市民需用。到了十九世纪这种制度的遗迹还保存着，平民便把它们的纪念传为口碑，制为传说，异常赞叹、景仰。
　　可惜现在都不见了。但是乡村公社仍竭力保存着这共产主义的最后遗迹，只要国家不来妨害，它的结果便是成功的。
　　同时，那些建设在这同样的原则——各取所需——上面的新组织，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勃兴起来了，要是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酵母，现在社会便不能够存在。虽然现在的商业制度足以使狭隘的利已思想深入人心，但这共产主义的倾向，仍不断地出现，并且还以各种方法影响我们的活动。
　　在从前，桥梁是要征税的，现在却成了共有财产，任人通行了；从前要向旅行者征收通行税的大路，现在也是任人通行，只有偶尔在少数东方国家中还要征收这样的税。博物院、免费图书馆、免费学校、免费的儿童食堂是很多了;公园、花园、都开放了，任何人都可以去游玩;铺石燃灯的街衢，万人可以自由往来了；水也无限制地供给万家使用了。——这样的一切设备都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原则上面的。
　　电车与铁道已经发售一月或一年的长期券了，乘车的次数是不限制的。俄罗斯和匈牙利两国的铁道已通用“区域制度”的车票了，这种车票可使乘客以同样的车费行五百英里或八百英里的路程。^[9]这与邮政所采用的邮费均一制相差不远。在这一切的改革中都有一种倾向，就是不计较消费量的多寡。一个人要走八百英里，另一个人要走五百英里。这是各个人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二倍于他人的需要，他便应该付出二倍的价钱，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便是在我们现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兆候了。
　　此外尚有一种趋势，虽然这还是极其细微的，也值得注意;这便是供给各个人的需要时，并不较量这个人过去和现在对于社会所尽的力如何。我们开始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它的各部分是互相密切地结合着的，所以为着一个人尽力便是对全体尽力。
　　假若你走进一个公共图书馆——例如不是巴黎国家图书馆，而是伦敦博物院，或柏林图书馆^[10]，——那馆员并不问你在社会上所尽的勤劳如何，只要你要看书，一本或五十本他都会立刻借给你，假使你不会检寻目录，他还要来给你帮忙。你倘使有会员证书（有许多是以勤劳来代替的），还可以到各学术团体的陈列所，花园、藏书室、实验室和每年的讲演会，不管你是达尔文或平常的人。
　　在圣彼得堡，假若你正从事于某一种发明，你便可以到特别实验室里去，在那里你可以得着坐位，一个木匠用的凳子，一个旋转的车床，其他一切必需的工具，以及科学的器械，只要你会使用你便可以取用的；至于在里面时间的长短也是随你自已的意思。那里有的是工具；又有各种技巧熟练的职工同伴，你要使他人对你的思想感到兴趣，便与他们合作也可以;不然，你要是喜欢单独工作也可以，都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将来发明一架飞机，或什么都不能发明，一那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从事研究来实现你的理想，那就够了。
　　同样，那些驾驶救生艇的人也不会要遭难水手的身价保证，他们立刻开船，冒着怒涛狂澜的危险，有时甚至有灭顶丧身之祸：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那些不知姓名的人。何必定要知道他们呢“他们也是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这两句便够了，他们的权利由此便可成立了），快去援救他们！”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这个理论上是个人主义的现社会里面，共产主义的倾向已经在各方面勃兴起来了。
　　假设我们的大都市中的某一个，它在平常是自私自利的，如今一旦遭了祸患——譬如说是被围攻了，——这自私自利的都市也会最先安置城内的老人和小孩，并不问这些人平日对于社会尽过力没有，也不问他们将来能不能对社会尽力；却先去养活他们，然后才来照顾战士。城内的男女都争先恐后地去看护那些负伤者，并不以他们所表示出来的勇敢和才能来分别待遇的优劣。
　　这种倾向存在着。当我们各人的迫切的需要满足后，我们便会觉察到这种倾向，它的发达是与人类的生产力成正比例的。每每在日常生活的浅陋的成见被一个伟大的思想驱逐去了的时候，这种倾向便成为一种活泼的力量。
　　然则，到了生产机关收归万人使用，一切事务均依共产主义而行，劳动在社会中占着最尊贵的地位，生产出超过万人所需要的物品的时候，这个已经如此强大的力量自然要扩张它的活动范围，直到它成为社会生活之支配原理为止，我们怎么还可以疑惑什么呢？
　　我们根据这些兆候来推论，更考究后章中所论的充公的实际方面，我们便可以决定当革命打破了维持现在制度的势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责任便是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傅立叶和共同住居论者^[11]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12]的共产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即是说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自由的共产主义。这是我们人类经年累月所追求的二大理想之综合。这二大理想就是——经济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Ⅱ

　　我们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我们的政治组织之理想，不过表明人类进步的另一个显著的倾向。当欧洲社会发达到某一点的时候，它们便打破了强权的束缚，而代替以一种多少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原理上面的制度。并且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此等部分的或者一般的革命的时代（那时旧政府已被推翻了），也就是经济和智力两方面急速进步的时代。在中世纪的各公社得着自由独立后的情形是这样，公社的那些纪念物（由各同业公会的自由劳动产生出来的）的技巧真是千古无比；^[13]在农民大暴动发生，随后便引起宗教改革，动摇了教皇的权势，那时的情形是这样；旧世界（指欧洲——译者）的不平者在大西洋对岸所创设的，仅有一时自由的社会也是这样。
　　假若我们更来观察文明各国现时的发达，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一种更显著的倾向来，就是逐渐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增加个人的自由。这种进化虽不免为旧制度和旧迷信的破砖碎瓦所阻碍，但是它依然进行不止。这也是和其他的进化一样，只待着革命的爆发来扫去阻塞进路的旧障碍。那么，进化便可以在更生的社会中找到自由活动的范围了。
　　人们费了许多力量想解决那个不可解的问题——建设一个“一面说是社会的公仆，一面又压迫个人使之服从”的政府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直到后来才想到从一切形式的政府下面解放出来，单靠那些由于具着同一目的的团体和个人中间的自由契约而成立的组织，来满足他们的欲求。于是各个小的地方单位的自立便成了迫切的需要了，以互相合意来代替法律；取消现在的国家的国境，以共同的目的和见地来调节个人的利害。
　　从前人们所目为政府的功能的一切，现在都成了问题了，事情的处置安排用不着国家的干涉，已经是更容易而且更满足的了。我们观察向着这方面的进步，便一定会得着下面的结论：人类的趋势是在减少政府的干涉以至于零：实在就是要消灭那不公道、压制、独占三者的化身——国家。
　　我们已能够大略地看出将来的世界了。在将来世界中维系个人间的结合的，不是法律，而是社会习惯——这是我们各个人所感到的要求邻人来帮助、合作与同情的需要之结果。
　　不消说，这种无国家的社会的思想，会引起许多的反对论的；至少那种废弃私人资本的社会的经济学是一定有人反对的，我们大家从小所受的教育都以为国家之建立是出于神意。我们在学校中所习的罗马史，后来我们习罗马法时所研究的东罗马法典^[14]以及在大学中所习的各种科学，无一不使我们迷信政府和尊重神意的国家的德行。
　　为了保持这种迷信起见，便完成了整个哲学的体系，并且辗转地教授传播；一切的政治都基础在此种原理上面。无论何种党派的政治家都对人民说：“把权力交给我们的党，我们愿意并且也能够使你们脱离多年来压在你们身上的那些困苦。”
　　我们从摇篮走到坟墓，这中间的一切行动，都是受着这种原理的支配的。试翻开一本社会学或法理学的书，我们便可以看出政府及其组织、其设施等等占去了一大部分，因此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客而外什么都没有似的。
　　报纸也同样地使我们相信这些，全篇都是讨论国会的辩论和政治的阴谋的；至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仅仅在经济栏，或者关于诉讼或警察局发布消息的杂闻栏中说到一点。我们读报纸时，很难使我们想起那些生存的或者死亡的、知道悲伤的、劳动的、消费的、有思想的、有创造力的无数的生物（即全人类）；我们只看到那些“伟大的”少数人，他们乘着我们的愚昧无知，扩大了他们的阴翳，把全人类都遮掩了。
　　我们再来观察生活的本身，看看实际的社会，我们便知道在其中，政府所做的事是异常微小的，这是令人惊奇的事。巴尔扎克^[15]曾描写过几百万的农民一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国家强迫他们缴纳的重税。每天都有几百万件事情进行了，并不要政府的干涉。其中最大的事，如商业贸易之类，纵使订契约者的一方有不履行契约的意思，也不必诉于政府便可以得到解决。假若你和一个熟悉商业情形的人谈谈，他便会告诉你，商人间每日的贸易要不是以互相信用为基础，便是绝对不行的。践言的习惯和保全信用的存心，皆足以维持此种比较的诚实。即便是那种把有害的药包装得很精致，出售与人，使顾客中毒还不悔恨的人，为了名誉起见，还是要遵守着他们的信约。在现在以赚钱为唯一目的和唯一诱因的社会情形之下，这种道德居然也能发达，那么，到了社会不以垄断他人劳力的结果为基础的时候，对于它的急速的进步，我们还用得着疑惑吗？
　　还有另一个显著的事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的特征）更足以证明我们的思想之正确。这便是，私人发起的事业的范围不断地扩大，而各种的自由组织也异常发达。在后面“自由合意”一章内我们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说明这种事实是很多而且很普遍的，虽然一般政论家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把这种事实全然漠视不顾，只顾向我们谈论政府的职权，但这类事实已经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主潮了。
　　这些自由的，各种不同的组织，都是我们的文明之极其自然的结果。它们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容易团结起来；它们是文明人的需要继续增进后一个必然的结果。它们很有效地代替了政府的干涉，结果是非常之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社会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要素。倘使它们不能扩张到生活现象的全部，这实在是因为工人的贫困，现社会中阶级的区分，资本之被私人垄断以及国家等等阻碍了它们的发展。要是把这些阻碍物除去了，我们便可以看见它们的存在遍于文明人的活动的全部领域。
　　近五十年的历史便足以证明代议政体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希望它做的，它完全做不到。在将来，一定有人举出十九世纪来作为目击着议会政治之失败的证人。
　　议会政治的无能，众人都明白了；议会政治的缺点和代议制度的固有弊害是异常明显的，将它们作过批判的研究的少数思想家如弥尔^[16]、奈渥尔德斯等不过以文字来表示一般人民的不平罢了。实在要指定少数人并且对他们说：“请你们制造法律来规定我们一切活动的范围，纵然你们自己对它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不要紧！这样办法的荒谬，并不是不容易知道的。
　　我们渐渐知道了所谓多数政治也不过是把一切的国家事务委之于一般毫无定见、只在议会和选举委员会中占大多数的人们的手中罢了。
　　人类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方法，而且现在已经找到了。
　　万国邮政联合会，铁道联合会，以及各种学术团体已经把自由合意足以代替法律的这个好例子指示给我们了。
　　到了现在，凡散处在各地的团体，为着某一件事情要联络起来，也用不着选出几个“无所不能的人”，组织一个国际议会来处置一切，并向他们说：“你们替我们议定法规罢，我们是要服从的”。他们采用另一种办法。倘使在不能直接集谈，用通信方法不能彼此合意的时候，便遣派熟悉这个问题的委员赴会讨论，并且吩咐他们说：“如此这般的问题，务必要勉力达到合意的地步；我们希望你们带回来的不是法规，而是合意的提案；至于提案之承认与否，却由我们自己决定。”
　　这便是全欧、美的大的实业公司、学术团体及其他各种协会所采取的方法。即便是将来的自由社会也应该采用这个方法。既要实行充公，而一面又要保存国会代议制度的原理是绝对不可能的。建筑在农奴制度上面的社会必不能脱离君主专制政体；建筑在工钱制度和资本家掠夺民众上面的社会必定不能脱离议会政治。然而自由社会——恢复了共同的财产的自由社会，必定要在自由的团体和各团体的自由联合中，寻出与历史的新经济现象相和谐的新组织来。
　　每一个经济现象必有一个与它相合的政治现象。要推翻私有财产制，同时不去寻求一个政治生活的新方式，到底是不可能的。

　　
^[1] 虎列拉，旧时又称虎力拉，二者均为霍乱（Cholera）的旧译。——编者注
　　
^[2] 圣哥塔特隧道（St. Gothard tunnel），现译名“圣哥达隧道”，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长约九公里半，在1828年造成。——译者
　　
^[3] 曼奇士脱（Manchester）和卢昂（Rouen），即曼彻斯特和鲁昂，前者为英国重要城市之一，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城市；后者位于法国塞纳河下游，中世纪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著名作家福楼拜就出生于此。——编者
　　
^[4]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名著《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译者
　　
^[5] 李嘉图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经济学家，它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译者
　　
^[6] 集产主义者，这里的集产主义者是指社会民主党，集产主义即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译者
　　
^[7] 劳动券（Bons de travail 或 Arbitesbons），英文本作 Profitsharing。——译者
　　
^[8] 指自由的共产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不同。——译者
　　
^[9] 法文原本仅有匈牙利一国，无俄罗斯。据我所知，法国巴黎地道车也是采用这种制度的。——译者
　　
^[10] 这是对法国人说的，所以举出英国或德国的图书馆，虽然不是那两国的公民，仍然可以在那两国的图书馆中自由阅书。我们到巴黎国立图书馆中也是如此。——译者
　　
^[11] 法文本无傅立叶，只有共同居住论者。共同居住论者系根据日译名，原文为Phalanstériens，即指傅立叶的信徒。傅立叶的理想社会组织是法兰市（Phalange ou Phalanx）由四百个家族约千八百人组成的团体生活，住在叫做法兰司德尔（Phalanstère）的共同建筑中，故傅立叶的信徒又称作为Phalanstériens。——译者
　　
^[12] 此“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在后来希特勒所处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称呼之一。——编者
　　
^[13] 参看著者的另一著作《互助论》（全集第六卷，朱洗译）的第五、六章。——译者
　　
^[14] 东罗马法典（Byzantium Code），康士坦丁大帝于纪元前326年移罗马都城于拜占庭（Byzantium，即现今之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是伊斯坦布尔）），是为东罗马。故东罗马法典称为“拜占庭法典。”——译者
　　
^[15] 即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1850），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家，《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他的全部长篇小说的总名目）的创造者。——译者
　　
^[16] 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 s. Mill 1806—1873），詹姆士·穆勒的儿子，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代表作有《论自由》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