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二（英文本序）

自序二

（英文本序）

　　反对共产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流行的论调之一，即是说这个思想已经是这样旧了，然而它从来不曾实现过。古希腊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国家的计划；稍后，初期的基督教徒组织了共产的团体；又过了数百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便有大的共产主义结社发生。后来在英法两国大革命之际，这同样的理想又复活起来；最后近世法国1848年的革命爆发了，这个革命受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鼓舞甚大。因此便有人对我们说：“但是你们看你们的计划的实现期还远得很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对于人类的本性和欲求的了解有着根本的错误吗？”
　　骤然看来，这个反对论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而当我们更精密地考察人类历史时，这个反对论就会失掉力量了。第一，我们看见亿万的人在他们的共产村落中能够维持那社会主义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将那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土地收归公有，并且以各家族的劳动能力为标准来分配它）以至于数百年之久；其次我们又知道西欧土地共有制度的崩坏，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被政府创设土地的独占制度以帮助贵族和中产阶级所促成。再次我们又知道中世纪的都市能够在连续的几百年中间维持着某种社会化的生产和商业的组织；这数百年都是知识上，工业上和艺术上进步最速的时期；至于此等共产制度的衰颓，大半因为当时人们没有能力，不能将农村和都市，农人和市民联合起来，协力反对那个破坏了自由都市的武力国家之生长。
　　这样地了解的人类历史，并不能够供给一个不利于共产主义的论据。反之，它却象是实现某种共产组织的努力之一种连续，这种努力在某时期以内是得着了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们还敢断言人类至今还没有寻到一种依据共产主义的原理，把农业和急速发达的工业以及进展得很快的国际贸易结合起来的适当方式。这所谓国际贸易尤其显出是一个搅乱的要素，因为借远道的商业和出口贸易而致富的并不再单是个人的或城市了；而是一国或数国，它们剥削了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这些情形，虽开始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末叶，然到了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完全发展。近代共产主义自然要考虑到这些情形。
　　我们现在知道法国大革命，在其政治的意义之外，还是法国人民（在1793年和1794年中间）在三种不同的方向接近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第一就是财产的平均；用很高的累进率征收所得税和遗产承继税，又直接没收土地，然后来重新分配，并且单独向富人征收苛重的战争税。第二个企图就是一种都市的共产主义，日常最需要的消费品，由都市购备，以实价出售。第三是制定全国标准物价的制度，注意生产的实费和相当的贩卖的利润。国约议会热心地尽力来实施此种计划，然而快要成功的时候，反动派便得势，这工作也遭破坏了。
　　这个卓越的运动从来不曾被人适当地研究过，然而近代的社会主义正是发生于这个运动的当时——如里昂的南吉^[1]的傅立叶主义，与夫邦纳罗蒂^[2]、巴贝夫^[3]及其同志的强权共产主义。恰当大革命之后，近代社会主义三派学说的伟大的建立者——圣西门^[4]，傅立叶^[5]，欧文^[6]以及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者葛德文^[7]，便同时出现了；而邦纳罗蒂、巴贝夫等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则为后来五十年间战斗的强权共产主义的模范。
　　正确地说，近代社会主义从发生到现在，还不过一百年，而且这一百年的前半期中，只有两个站在工业运动前头的国家——即英法两国，对于近代社会主义的完成是有功劳的。在拿破仑的十五年残酷战争中间，这两个国家流血最多，又被卷入在从东方来的欧洲大反动的漩涡中。
　　其实，只有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和英国1830—32年的改革运动^[8]开始动摇了那可怕的反动之后，直至1848年革命的前几年，社会主义的讨论才成为可能的事。在这些年中间，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志愿，才由他们的信从者努力完成，取了确定的形式，现在存在的各派社会主义的定义遂因而决定了。
　　在英国，欧文和他的信从者同时完成了他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共产村的计划；创立了很大的合作社，想以他们的股息来创立更多的共产殖民地；于是大团结的职工组合成立了，——这便是国际劳工协会与如今的劳工党的先驱。
　　在法国，傅立叶派的孔西德朗发表了他的超著的《宣言》^[9]，这个《宣言》包含着（发展得非常好）资本主义的生长之一切理论的考察，这便是现在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完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互依主义（Mutualism）^[10]，不要国家的干涉的思想。路易·布朗^[11]刊行了他的大著《劳动组织》，后来便成了拉沙尔^[12]的纲领，法国的维达^[13]和德国的斯太因^[14]也著了两本超著的书，祖述孔西德朗的理论的概念，出版于1846年和1847年^[15]，后来维达，尤其是柏格尔，更详细地完成了集产主义的体系，他甚至还希望1848年国民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来批准它。^[16]
　　然而那时期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中有一个共通的现象，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十九世纪初期著书的社会主义的三大创始者，为社会主义所展开在他们眼前的广大的地平线所迷惑了，竟视社会主义为一个新的天启，视自己为新宗教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应该成为一个宗教，他们也应该象新的教会的首领一样，去规定它的进行，而且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后反动的时期中著书，看见它的失败方面多过于成功方面，便不信赖群众，他们不鼓舞群众把他们以为必需的改革实现出来。他们反而去信仰某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和某一个社会主义者中的拿破仑。他们以为他也会了解这个天启的；他看见了他们的共同居住^[17]或协会的实验的成功以后，也许会相信这是必要的；他也许会用自己的权力来和平地完成革命，带来人类的安乐和幸福。那时候一个军事的天才拿破仑正统治着欧洲，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天才不上前去使新福音在欧洲的社会里实现呢？
　　只有在1840—48年之际人人觉得革命是快要来的了。无产阶级在障碍物上树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在社会改革者的心中又发生了对于平民的信仰：一方面有人信仰着共和主义的民主制，一方面有的人信仰自由联合，信仰劳动者自身的组织能力。
　　然而1848年的2月革命，中产阶级的共和国来了，从此又把希望打破了。共和国成立了仅有四个月之久，巴黎无产阶级的6月暴动便爆发起来，但为血潮所镇压下去了。劳动者大批地饮弹而死，大批地被流放到新几内亚去，最后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又继之而起。^[18]社会主义者更受着极猛烈的迫害，剪除的方法又残酷，又精密，以至其后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之间社会主义竟然完全绝迹；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完全散失了，甚至在1848年以前人们异常熟习的书至此时也无人知道了。当时流行的思想（即1848年前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皆完全消灭，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又把此种思想视为新的发现了。
　　大约在1866年，新的复活的日子来了，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重到人间，关于实现它们的方法的概念，却已有着一个很深刻的变更了。对于政治的民主制的旧信仰已经消失了。当1862年和1864年巴黎的劳动者同英国的职工组合主义者^[19]和欧文派在伦敦会见时，他们同意的第一个原则便是“工人解放的事应由工人自己去做”。关于另外的某一点，他们也是一致的。即劳工组合自身应该掌握生产的工具，自己组织生产。法国傅立叶派和互依主义者的“协会”的观念和欧文的“全国职工大团结”（现在已经扩大了）的观念携手，于是国际劳工协会^[20]便成立起来了。
　　然而这次社会主义的新复活，也不过有数年的寿命。未几1870—71年的战争爆发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又继之而起——但随后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在法国又成为不可能了。可是当德国由社会主义的德国传道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接受了法国“1848年诸人”的社会主义，即是孔西德朗和路易·布朗的社会主义以及柏格尔的集产主义的时候，法国也更进一步了。
　　1871年3月，巴黎宣言它此后不再等待法国的那些进步迟滞的部分，而立意在它的公社内开始它自己的社会的发展。
　　因为这个运动的寿命太短，所以不曾生出什么积极的效果。它只是公社主义的；这只能确定公社的完全自治的权利而已。然而第一国际的工人阶级立刻会看出它的历史的意义来。他们了解自由的公社今后会是实现近代社会主义的方法。自由的农工业的公社（这是1848年前英法人常常说起的）并不必象共同居住或二千人的小社会那样，它们必须是象巴黎那样的大的团结；或者更好一点，象小的州县那样。那些公社在某种情形之下会联合起来，甚至不管现今的国界分别（如英国的五港^[21]和德国的汉撒同盟^[22]）。同时为着处理各公社间联合的铁道，船渠及其他的事业，便成了大规模的劳工联合会。
　　这便是1871年以后在有思想的工人中，特别在拉丁诸国的工人中间不大明确地传布着的思想。一般劳动者在这类的组织中（其详细部分应由生活本身来决定），已经看出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活形态，这个方法是比较由国家占有全部的工业财产，和由国家来组织农工业的方法容易得多。
　　我在这本书里便想把这些思想多少说明一下。
　　现在回顾到这本书写成后好些年来的情形，我能够带着完全的确信说，这本书的主要观念是不错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然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国有铁路，国有银行和国营商业在各处都实行了。但是向这方面走的每一步伐，纵使结果能够把货物的价格减低，却成了工人解放的战斗中的一个新阻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人中间，特别在西欧的工人中间，发生出来一种很有势力的思想，即象铁道网那样的庞大的国有财产，与其归诸国家管理，不如由铁道雇员的联合团体来管理好得多。
　　在别一方面，我们还看见了遍于全欧美的无数的企图，它们的主要的观念，一在收回生产机关由工人管理，一在逐渐扩大各都市为着它的居民的利益而行的职务的范围。职工组合主义有着一个向着将各种职业国际地团结起来之发展的趋势，它不但是改良劳动条件的一个工具，还成了在某一个指定时期中取回生产之管理的一个组织；生产的和分配的合作，在工业上和在农业上的合作，以及在实验的移居地上把两种合作联成一起的企图，和最后所谓“都市社会主义”的广大的复杂的领域，——这些便是近来发展了最大量的创造力的三个方向了。
　　自然，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代替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因为这两者都含有生产工具公有的意义。但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企图都当作试验——象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在他们的移居地上所做的试验那样，——这些试验是用来使人类思想可以明晓共产社会将由此实现的某种实际的方式。所有那些部分的试验，将来有一天会由文明国民的建设天才做出一个综合来。然而这个大综合的建筑所用的砖石的样品，甚至其中某一些房间的样品，却是如今正由人类的建设天才的绝大努力在制造的。

　　作者
　　1913年1月于Brighton

　　
^[1] L’ange，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官和地方官吏，傅立叶的先驱者。——译者
　　
^[2] Philippe，Buonarroti（1764—1837），意大利的律师，因宣传法国革命的原理，被逐出国外，1793年归化法国。后因参加巴贝夫的活动被捕，1797年5月被判逐出法国。1830年再到法国，以后死在巴黎。他写过一本叫作《巴贝夫与平等团的阴谋》的书。——译者
　　
^[3] Francois Noel Bapeuf（1760—1797），法国大革命中抱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后来发动所谓平等团的阴谋，企图推翻当时的执政府，恢复1793年的宪法，事泄被捕，在1797年5月被Vendome高等法庭判处死刑，当时自杀未死，后来勇敢地死在断头台上。——译者
　　
^[4]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著作家，十九世纪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和马克思的相近。——译者
　　
^[5]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的社会改革家，十九世纪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近。——译者
　　
^[6] 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社会改革家，十九世纪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接近着近代的合作主义。——译者
　　
^[7] William Goldwin（1756—1836），英国哲学家和著作家，安那其主义的最初的建立者。他的名著是《政治的正义》（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共二卷，1793年在伦敦出版。——译者
　　
^[8] 1830年7月巴黎人民暴动把国王查理十世驱逐出国，成立新政府。英国的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运动，亦即所谓普选运动。在1832年完成了一部分的改革。——译者
　　
^[9] 指孔西德朗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原理》（Principes du Socialisme），《十九世纪民主主义的宣言》（Manifeste de la Démocratie au XIX Siecle，1843）。孔西德朗（Ⅴ．Considerant，1802—1893），法国社会主义作家。——译者
　　
^[10] 关于蒲鲁东，见正文第72页注①（见正文第五章注[7]——整理者注。下同），互依主义，据德·柏朴（C．DePaepe），蒲鲁东的信从者，比利时劳动运动的领袖，第一国际的最活动的会员之一）解释如下：劳力的生产物应该属于生产者，而生产者在将它变换出去时，也不该收取超过它所值的代价，这就是说，应与化费了同等量的劳力所生产的物品交换。此等事业可以由合作主义的团体和人民银行来完成。将一切收归国有的办法是有害的，国家应该消灭。——译者
　　
^[11]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历史家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里面的一个委员，又是一个改造生产组织的特殊委员会的主席。1849年亡命英国。他的重要著作有《劳动组织》（L’Organisation du Travail）和《法国大革命史》等，参看正文第54页注①（参看正文第二章注[6]）。——译者
　　
^[12] F．Lassalle（1825—1864），德籍犹太的社会主义者。——译者
　　
^[13] Francois Vidal（1812一18？？），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家。曾任国民议会的议员。——译者
　　
^[14] 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德国政治学教授。——译者
　　
^[15] 指维达的《论财富的重分》（De la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1846年出版）和斯太因的《第三次法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运动》（Die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seit der 3 franzosischen Revolution，1848年出版）。——译者
　　
^[16] 柏格尔（Constantin Pecquer，1801—1887）是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克鲁泡特金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全集第八卷）第十一章中论到维达与柏格尔两人，说“这两个卓越的著作家也主张在一切交易中均用劳动券代替金钱，然而矿山、铁道、工厂则应该归国家所有，他们称他们的体系为集产主义。维达是卢森堡委员会的书记。柏格尔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详细的论文。他在这文章中阐明了他的体系，甚至用着法律的形式，以便由议会表决通过，来实现社会革命。第一国际创立的时候，维达和柏格尔的名字似乎已经被人完全忘记了，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却流传甚广，而且不久就被人视作新的发见，在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名称下广为传布了”。——译者
　　
^[17] 这是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中的市民共同居住的地方，叫做Phalanstère，参看正文第61页注①。（参看正文第三章注[11]）。——译者
　　
^[18] 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1851年实行政变，解散议会，逮捕共和党人，延长总统任期，并且独揽大权。第二年他又改行帝制，即皇帝位。——译者
　　
^[19] trade－unionists，所谓职工组合主义（trade－unionism）是在工业革命后，伴随着工厂组织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劳工运动。它的意义可以从“职工组合”（tradeunion）这名词本身上看出来（即是同一个职业里所有工人联合起来之意）。它起初仅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目的，到了后来，在1875—1880之间便开始进化为一种活动的战斗的工团主义。职工组合主义的发祥地是英国，但这个运动现今在各国内都很发达。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便是它最活跃的地方。英国的柯尔（G．D．H．Cole）和韦伯（S．Webb）都是职工联合主义的理论家。——译者
　　
^[20] 即第一国际，1864年在伦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的人是参加协会的六国工团的代表。协会不久便成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机关。后因马克思与巴枯宁两派的冲突（德英两国代表倾向于马克思，并且相信私有财产制度废除以后国家仍可存在，拉丁民族的代表则信仰巴枯宁，反对国家，不相信代议制），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里，协会分裂成两个同名的团体。巴枯宁派在圣德田开会后，打起自由联合主义的旗帜，继续第一国际的工作，直到1878年。马克思派的总评议会迁至纽约后，在1876年6月开过最后一次会议便消灭了。——译者
　　
^[21] 五港指英国南海岸的五港，即Dover，Sandwich，Hastings，Romney，Hythe.——译者
　　
^[22] Hansa，中世纪北德意志和邻近的各都市为着保护扩张相互间的贸易而结的同盟条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