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科尔施
科尔施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保罗·马蒂克
1978年
〔来源〕原载《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一书。英国默林出版社，1978年。黄雪辉摘译 施辉业校。
一位批判考茨基的批评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影响，使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劳工运动的危机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尽管理论路线已经分裂成为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派和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这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所从事的都是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的和社会爱国的活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足轻重的左翼分子及其口才出众的代表俄国的列宁和德国的罗莎·卢森堡，由于要求把丧失已久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恢复起来，因此，他们也就不继续在马克思的“正统观念”的阴影中进行活动了。
由于“修正主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因此，它对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难对付的，而对于考茨基的“正统观念”，则要开展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对它明目张胆地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进行辩解的双重斗争。“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已成为这种斗争的口号，目的是要在为振兴劳工运动的新努力中运用社会主义的激进传统。但是，由于信仰和反对考茨基的“正统观念”的人都求助于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是切中要害的。而且，在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新世纪里，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大的适用性呢？还有哪些方面是适用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使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
科尔施从1922年至1925年撰写了一系列反对考茨基的“正统观念”的论文，极力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考茨基在他所著的《唯物主义史观》一书中放弃了他先前提出的“正统”观点。正如科尔施所指出的，考茨基在发展、社会、国家、阶级斗争和革命等方面提出的种种概念是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明显地表现在，考茨基企图把唯物主义史观说成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未必有联系的“纯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已。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以这种观念形态开始支配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正是以这种观念形态丧失其革命含义的。科尔施认为，尽管确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门“科学”，也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所说的那种“科学”。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作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就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内容来说，它并不是要用新的哲学、历史或社会学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或社会学，而是要对全部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开展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打算成为一门“纯科学”，它只是揭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的“不纯的”思想性和阶级局限性。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一种哲学立场，他本人用后来形成的术语把这种哲学立场说成是他自己必须从中摆脱出来的思想立场。他从思想批判入手发展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并由此再进一步发展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提出﹕“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是产生合法的政治上层建筑并同一定形态的社会意识相适应的真正基础。”[1]这个唯物主义史观并不是从为了揭示“社会变化的一般规律”而在科学或哲学方面所作的努力中获得的，而是从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进行的唯物主义批判中获得的。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未构成唯物主义的实证哲学，也未构成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命题都具有特定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内容，包括那些看来是普遍适用的命题也是如此。即使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对它的批判已经成为马克思自身发展的出发点），除非把它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并且不是把它作为一般革命的哲学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性反映，否则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并未反映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而仅仅反映了它的结尾阶段，它顺从眼前特定的现实就表明了这一点。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成为往事，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现实的发展和理念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丧失了它的意义。然而，对于遭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无产阶级来说，情况则并非如此。正如资产阶级的理论，除非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思想方式，是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实践一样，它也不可能超越而只能背离黑格尔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理论不可能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也不可能对它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从而用现行的阶级关系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实际的对抗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种辩证观点影响到了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并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为终结的整个历史进程，而这个进程结果却产生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它在理论上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并不是无产阶级运动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而是刚刚从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理论，因此，这种理论在内容和形态上仍然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痕迹。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否认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哲学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也把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衔接起来。但是，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写道，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的独立发展中仍然保存着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也不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雅各宾主义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方面。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不再把他们的唯物主义立场看作是哲学立场，他们还谈到要结束所有的哲学。但是，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喜爱各种实证科学甚于喜爱哲学。相反，他们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就是实际发生的革命进程的理性反映，这个进程是要通过铲除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中得到思想反映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来铲除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
虽然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条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这种改变本身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上的。科尔施认为，由此可见，抹杀哲学是不可能的，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成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即使革命的哲学除了具有参与变革现存世界的作用外就没有其他作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也仍然是哲学上的一场斗争。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唯物主义截然不同，它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体现、理解和改变由历史决定的社会条件之总体的唯物主义。成熟的马克思是比较忽视哲学的，但这并未影响他认识到意识形态和哲学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而人们必定会以意识形态和哲学为根据并通过改变与它们有关的各种条件来顶住这种力量。
俄国革命及其影响
卡尔·科尔施再度关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于他对哲学怀有特殊的兴趣，而是由于他要想使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摆脱其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战争和革命引起的新的革命倾向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成果，因为阐明社会意识和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劳工运动。事实上，1848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多少不同于在不存在革命形势的长时期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个时期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动荡而暂告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不过是非革命实践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则是脱离一切实践的一种理论，因此，两者都充当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间接的思想支柱。
俄国革命开创的新的革命运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科尔施认为，这只能是表面上的思想上的恢复，这种恢复不可能消除根据革命运动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必要性。然而，作为初次同改良主义运动的非革命的因而也是反革命的实践进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是个进步。
这场革命运动是在“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的口号下开展的。就俄国而言，即使在苏维埃思想与实现这种思想的可能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宽阔的显然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为工业不那么先进的国家提供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有具体地进行它在思想上不得不要否定的事情，即扩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继续维持下去。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帮助了把俄国变成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的非马克思的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施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把唯物主义史观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揭示整个现存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
第三国际的思想家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是“修正主义的邪说”。由于他们把列宁和考茨基的“正统观念”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当然是对的。围绕科尔施著作的争论显然只是理论之争，但却很快带有较多的政治性。共产党在战后制定的世界战略，主张凡是在时机成熟时应举行起义并在有可能的地方参加社会党政府，这个战略在德国1923年发生的政治事件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这个失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新的内部危机。右的和极右的流派以及左的和极左的流派出现了，它们竞相争夺本国的各种组织和第三国际的控制权。这一派或另一派偏离党的正式路线，或者仅仅是回避党的路线的作法，不仅被作为策略分歧而受到抨击，而且也作为背离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受到抨击。科尔施1923年事件发生后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所显示的“异端”立场的结果。然而，科尔施及其一派的人直到1926年才被实际开除出党。
从1926年的有利条件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动荡似乎同以往的实际情况一样，是软弱无力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还远远没有取得稳定，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新的革命浪潮。科尔施认为，要准备掀起这种浪潮，就要强化而不是软化阶级斗争，并且还要增强夺取政权的决心。然而，举行新的起义的可能性虽未排除，但反革命的力量也壮大了。所有的从反动的右翼到改良主义的左翼的反共势力都纠结在一起反对通过革命解决现存的危机局面。他们发现布尔什维克要维持和巩固俄国的政党权力，也发现布尔什维克要在世界上维持和巩固一支不称心的但又是有效的同盟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成俄国政权的政治工具，因此它就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力量了。所以，科尔施认为，使国际共产主义从属于俄国的民族要求，就是重复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做法，即为了国家帝国主义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这时，对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进行详尽的批判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种方针的确定并不是由于在考虑到无产阶级的愿望的情况下对实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不是根据一种可以通过讨论来加以纠正的错误理论。相反，这种方针直接来源于俄国政权及其经济和民族利益的特定的具体需要以及俄国的新统治阶级——布尔什维克的决策者们和大批官僚主义侍从的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必须同俄国和第三国际断绝关系，就象它以前曾不得不同社会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决裂过一样。当然，由于采取这种做法，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身就要暂时遭到厄运。传统的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支持者以及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把思想力量和实际力量结合起来，就足以摧垮一支还不可能认输的革命少数派。
科尔施或者他在所谓的“极左”的共产主义派别中的新朋友都没有试图提倡夺取或改造第三国际这个组织，也没有试图通过支持这样或那样的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策略行动而同争夺控制俄国国家政权的这个或那个布尔什维克派别联合起来。重要的是，正在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的资本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就俄国而言，这就是以其创始人萨普罗诺夫的名字而闻名的“工人反对派”。由于它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反对俄国共产党的斗争具有阶级的特征，因此，科尔施同它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认识到它必须在党外的广大工人中间开展斗争。但是，“工人反对派”同所有其他的反对派一样，也成了日益发展的斯大林主义恐怖统治的受害者。
无产阶级的自决权
第二国际未能做到的事情，即把劳工运动变成支配工人的组织，这时由第三国际做到了。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必须显示出它反对所有现存的劳工组织，不管它是经济性的组织，还是政治性的组织。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行业性或产业性的工会组织，这时都是大批劳工官僚（他们的特殊利益同维护社会现状是一致的）手中的操纵工具，或者正在成为政府控制的或依附于政府的机构。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曾寄希望于使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的这些组织形式不可能再被看作是解放力量了。确切地说，这些组织形式已经成为奴役无产阶级的新的附加形式。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比较合适的组织形式，因此，不管怎样勉强，科尔施这时还是认识到，要结束资本主义，必须首先结束传统的劳工组织。只要这些组织仍然得到工人的认可，这种情况本身就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缺乏到何种程度。
科尔施这时把无产阶级在争取实现工人阶级目标的直接行动中——不管这些行动起初是多么短暂并且具有地方性——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理解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极权主义者越来越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独家控制的情况下又得到恢复的迹象。在仍然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独立行动的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泯灭。对于革命运动的新生来说，不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而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形式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做法。科尔施是在未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情况下转向无政府主义者的。对于科尔施来说，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偏见的解释是否忠实于马克思的著作是无关紧要的。而重要的是，为了至少能有自己的劳工运动而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采取这种无政府主义态度。列宁曾断言，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人们必须感到担忧，而不是要加以助长；社会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ª¾识—-界的作用就是要把革命的觉悟传给不可能自动产生阶级意识的广大群众。科尔施指出，俄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同列宁的上述论断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列宁只是阐明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早已得到承认（即使是默认）的现象，而且他还使这种现象适应于俄国的条件。这种现象就是：被组织者受组织者的统治，而这个组织又受领导集团的支配。
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种种思想——自由和独立、理智和民主，都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中得到实现。于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立即成了走向废除社会阶级关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的阵痛，或者已经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阵痛之中，这是无关紧要的。凡是在这种革命取得了成功的地方，这些革命也就按照产业无产阶级的愿望使自身受到否定。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终结，而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要“不断”进行，就是说，直到它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为止。这个进程要历时多久是无法预测的。它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提高，也取决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激烈程度。然而，只要存在这种觉悟，只要存在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工人阶级目标的斗争，即使这种斗争还未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那也有理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产物。
然而，在这期间，天下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此，就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来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职能就只能是进行批判，甚至批判资产阶级革命的缺点。因为资本主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但是，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和无产阶级的行动同时得到增强，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每当有必要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这不过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但又不只是替资产阶级帮忙，就要有不忘记社会主义目标的始终如一的鲜明的阶级觉悟。马克思本人扶助带有民族民主性质的资产阶级运动并不违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在造就工人阶级同解放工人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鸿沟。
1848年革命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资本在反革命赞助下的发展并没有阻止了劳工运动的兴起。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兴起的这种运动使自己适应了由于新兴资本家阶级同仍然是半封建的国家实行妥协所造成的没有革命的形势。但是，即使在政府不过是执政的资本家阶级的执行机关的那些国家里，发展中的劳工运动也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显示出革命性。1848年的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纲领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这就给社会改良主义的纲领提供了机会，这种纲领凡是在尊重1848年传统的地方，都用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粉饰。
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为了取得对这些革命的控制权并把这些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行动，而是对一个正在上升的阶级（它的出现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真正支持，从而依靠这个阶级的成功使新的革命得到保障。这种支持离不开1848年大陆欧洲的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也就毫无意义。《资本论》和第一国际时期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这时已不再同封建残余相对抗，而是控制着封建残余。因此，他就不再把工人阶级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头部队，而认为工人阶级在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心关注的是自己的工人阶级目标。
俄国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俄国的社会条件看来好象同1848年西欧的条件相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仅面临着半封建的专制统治，而且也面临着没有社会主义抱负的农民群众。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却近在眼前。但这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具有法国革命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这场社会革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份，但它首先是一场农民革命，并且是在资本主义还很落后但又已经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控制，从而卷入了所有构成国内和国际政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国家里爆发的农民革命。
虽然列宁曾设想到他所预料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1917年的实际革命却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布尔什维克已成功地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这个政党缓慢地确定起来的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首先还需要通过强行把落后的俄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来造就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从革命爆发到布尔什维克掌权这个时期被看作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凝集成为一种革命的时期，也就是说，用政治手段取消整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时期，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而是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家政权的直接威力来造就无产阶级和创造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时期。这种立场完全是非马克思的立场，然而，如果不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一国的事务而把它看作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一部份，就可以为这种非马克思的立场辩解。如果这个世界革命进程获得成功，那么，它就可以把世界上那些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同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就象以前资本主义曾把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的情况千差万别，统统纳入资本主义确立的世界经济一样。
另外，只要俄国革命还有向西扩展的可能性，列宁主义者为使俄国革命超越其客观界限而作出的努力就符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然而，如果没有这种革命，这种做法也就不再适用了。俄国革命范围内的各种运动要是遭到摧毁，就无法再恢复起来。一旦政权在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这个政权，因为其他选择不是退位就是灭亡。因此，要继续掌权，就要接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即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而不是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社会生产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时必须做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做到的事情，即用“原始积累”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创造资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来做这项工作，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未反映现实存在的情况。掩盖令人厌恶的社会实践并为其辩解，这正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说这些题外话的目的是为了归纳科尔施在他撰写论述俄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许多文章中确立的思想观点。正象马克思曾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影响所造成的现实一样（尽管他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可以在社会主义中找到解决办法的一个革命进程中的中间阶段），科尔施和其他所有的人也不得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独特的非马克思的特征所提出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只要条件还使人们有可能期待西方爆发革命这个时期同俄国革命的所谓“英雄主义”时期，同战时共产主义和内战是一致的，那么，人们应采取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就不仅是参加俄国的反革命，而且也是参加其他地区的反革命。不管在思想上有何种保留，对德国的革命者来说，支持俄国的革命是必要的。只有在布尔什维克本身转而反对自己和反对西方的革命者时，也只有在他们间接而有效地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求和时，才可能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不致于同时为国际的反革命帮忙。
虽然马克思主义能阐明诸如布尔什维克出现前的俄国和其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情况，但它却不能为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提出改造社会的纲领。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范围局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那些国家的革命并没有开展起来，开展起来的也遭到了失败。然而，在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地方，尽管这种革命并没有无产阶级的特征，但也仍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革命的思想必然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就有必要把这些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为此，也有必要确切地阐明马克思学说的有限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命题“提出的只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轮廓，只有用同样的方式，把所有对于自然形态和历史形态的完全的经验认识运用到不止是已经考虑到的个别事例中去，这些命题才会具有超越那个范畴的普遍有效性”。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在“两个普遍性方面，即以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出现的作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起作用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关心“得到肯定的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关心的是处在明显解体和衰退倾向中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有效的批判，这当然也是对经济学的一贡献。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真假命题的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一部分历史现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和历史的化身。因为这个总体构成了《资本论》的题材，所以《资本论》既是经济理论，又是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
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从属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和剥削性的劳资关系，因此，它只有描述性和思想性的作用。不管它如何力求得到实际运用，但它作为“独立”科学的结构使它无法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要通过破坏资产阶级经济学企图为之辩解和维护的那种社会关系来摧毁这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要求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即这种了解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决不会发挥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作用”。“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这门经济学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消除它固有的资产阶级偏见和不断拟定它的前提”来使它“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为了结束对于劳工的剥削，“人们不应该运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同解释，而应该通过社会的实际变革，造成这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门经济学变成空洞无物并最终完全消失的局面”。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条件。资本生产并不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建立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马克思的经济研究与社会研究最终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各个阶段和形态，这些研究证明，“政治经济学的最一般的思想和原理不过是掩盖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构成中的个人与阶级间存在的实际社会关系的偶像”。除非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中受到盲目崇拜的社会关系，就无法达到无阶级的社会，而且，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可能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科尔施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准确阐述，是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仅仅是完整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方面的做法的，也是同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运用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去的做法相对立的。
马克思的“哲学”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科尔施认为，尽管马克思毫无疑义地承认，对于一切历史和人类事件的发生来说，外部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但马克思主义首先感兴趣的却只是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有实际影响的力量出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创的并且由列宁完成的把辩证唯物主义夸大成为宇宙发展的永恒规律，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然而，这种做法是由恩格斯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的理论很早就已经变成独立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世界观。以这种观念形态出现的世界观可以用来达到全然不是无产阶级的目的，列宁和“知识界”在他们使俄国社会现代化的斗争中也就是那样运用这种世界观的。
此外，由于马克思在开展革命活动时期把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创建革命政党上面，因此，列宁注重的是政党而不是无产阶级，这一点看来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虽然马克思曾谈到要依靠具有高度觉悟并同社会有直接联系的劳工组织来最终摧毁已成为偶像的资本生产，但他在这方面的说法是含糊不清的。对这些说法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特别是由于马克思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不是单一的革命行动而是一个革命过程，而这个过程仍会在某个时期内带有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特征。自上而下控制的计划经济，实现政党独裁的新的国家机器，如果把这些看作是走向没有国家的、群众自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那看起来就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已变成了空想的期望。
列宁的“正统观念”及其革命运用能有助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但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事实表明，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早期的劳工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未能使自己摆脱资产阶级的遗产。在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中经常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出现的东西，证明是可以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收的东西。那些看来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导致了新型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想象中似乎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看来是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永世长存的新方式。由此看来，科尔施对马克思的“正统观念”，特别是对列宁主义提出的批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当然也包含着自我批评。
一般地说，经院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再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把作为单独的思想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消失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可吸收部份被纳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看作是马克思的天才的伟大胜利，并以此来宽慰自己。另外一些人只是宣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其他方面统统都过时了。当然，正如科尔施所指出的，这些经院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对这种方式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分析始终是贴切的，曾经困扰过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的各种问题，无一不困扰着当今的世界，而且这些问题正在日益明显地驱使它走向毁灭。这些经院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注意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证据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从而也就认为明天也不会有这样的阶级。
但是，随着至今还不发达的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全世界不仅存在无产阶级，而且还会不断增长。在发达的国家里，资本在政治压力下的无情集中会使阶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起来。即使在某些国家里，生产率得到异乎寻常的提高还会使这个进程的社会影响缓和一些，从而导致社会的稳定，但生产率的这种提高本身也将受到现行阶级关系的限制。总而言之，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未受到触动，而且需要有非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就科尔施来说，现时期的反革命所证明的一切是，当自由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达到它们的发展极限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却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极限。
对于科尔施来说，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显然遭到了失败，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所有不完善的地方（回想起来可以用它产生的环境来解释）并未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比其他一切社会理论都高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失败并不要求人们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的批判，也就是说，要进一步使社会革命的概念无产阶级化。科尔施无疑认为，反革命时期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从历史上来说是有限度的。他也无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生产力会重新出现并且找到同这个生产力的实际任务相适应的革命理论。
[1] 引文出处不详。——译者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