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利赛党是反对祭司贵族的一般民众之代表。但是这些民众和在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前之“第三阶级”相同，他们是由于各种利益不同，各种斗争精神及斗争能力之程度不同的各种分子组成的。
这在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真实。虽然这些犹太人都是城市居民，其生活，主要是依赖于商业和财政之交互行动，包办税收及其它，但我们若以为他们必是富有之商人和银行家，则却是极重大的错误。我们已经指出商业之稳固性是不像农人和手工作者的职业的。而且当时较今日更为厉害，因为当时之航运没有今日完好，而海盗又纵横于海上。有很多人是为国内战争所毁灭的！
而且犹太人中，还有很多是以前富有而现在贫穷的，又有很多从来没有成为富人的。所以虽然商运是在某一种条件下鼓舞他们以最好希望的职业，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有充分营商的资本。因而大部分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便不能不仍属于一种微小的负贩和店商了。
还有一层，他们或者也从事于那些不须有伟大的技巧和特殊的精巧趣味的手工业。凡在大多数犹太人群居的地方，则因为他们礼仪和习惯的特殊性，必要产生专为他们自己信仰所要求的很多手工人。当我们晓得，在八百万的埃及居民之中，竟有一百万犹太人，则我们决不能够假定一百万犹太人都从事于商业；而且我们既可以找出在亚历山大城中有犹太人之手工业，在其它各个城市之中，当然也有犹太人之手工业哩。
在很多城市之中，尤其是罗马城中，犹太人有很多是奴隶，当然也有很多自由人。因为他们之屡次斗争的失败和革命的企图，所以便常常供给好些战争中之俘虏，他们便被贩卖而为奴隶了。
在这些阶级之中，他们很多已紧紧地附着于无产阶级之内，他们逐渐地低降，沉搬，而为流氓无产阶级之后备军，从某一个程度上看来，这个数目非常增加了。例如犹太乞丐，便引起罗马无产阶级的特殊注意。马赛尔（Martial）把都城中的市街生活，报告给我们：市街中有手工人之工作，有祭司之行列，有幻卫者，有负贩人，他同时又提及犹太的孩童，为母亲所命而行乞。约凡诺尔（Juvenal）在他的第三本讽刺剧中，说及依加利亚（Egeria）的哥罗夫（Grove）道：“现在租给犹太人居住的家宅，他们的全副家具只有一个篮和一束干草。因为每一株树，现在都要供给我们以利益了。独森林为乞丐所占有，其中的诗神已被逐出了。”①
自然，这种例证是发生于耶路撒冷毁灭之后，多米尼丹（Domit-ian）在位之时，他把犹太人逐出于罗马之外，准许犹太人缴纳人头税，便可以寄寓于这种森林之中。无论如何，它总可以表明罗马之中，实在有很多犹太乞丐的存在。
乞丐（schnorrer）之在古代犹太教中，已是一宗很可注意的现象了。
自然，这种流氓无产阶级也是一种很不坚定的分子。
犹太乞丐的巡礼之主要目的，确实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他们才觉得是在自己国家之内，他们才不必惧怕为仇视他们的人民，最少也没有为不表同情的人民所嘲笑或虐待。自然，地上各处的富人，也和贫人一样地向耶路撒冷城巡礼，在那里，他们的宗教冲动和他们的数量，达到最大的程度。
在耶稣基督之时，没有一个大城没有多数的流氓无产者。但除了罗马城外，恐怕耶路撒冷所住有之无产者最多，至少是相对地最多；因为在这两个大城中，这种下流的暴徒，从整个帝国中加以补充。当时的手工人是和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紧相接近的；大概言之，他们只是家内的工人，就在今日，家内的工人也归入于无产者之内。所以把他们归入于与乞丐和负贩者同一类，并不是特别的事情。
这样分文没有的人，大多数地群居起来，所以他们便特殊地成为横暴而好战。他们不像有产阶级，他们已没有可以丧失的东西；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堪设想的，他们也等不到有什么可以得获的东西。他们又因为数目巨大的感觉而更增加勇气。还有，军队之威力，在当日之这些窄狭而曲折的街道中，是不容易运用的。所以，城市中的无产者数目虽少，然已足够为公开的战斗，而他们的举动虽然是没有训练的，然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也已经很够了，他们已经达到可以适应巷战的水平面了。在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市中的往事，也证明这种观察的正确性。
在耶路撒冷，这种无产者，都被那些为法利赛党所传播而又为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所接纳的各种斗争精神所感示。自然，在平常的时候，无产者是可以为法利赛党所领导的，但若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之反抗，非常尖锐化，而最后决定的时间，非常逼近的危机中，则法利赛派便会渐惭地小心谨慎起来，而且临阵退缩了，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便常常和进步的无产者发生冲突。
无产者后来，在加利利的乡村居民中，找到了一种有力的支持。小农人和牧羊人，他们被税收及重利之压迫，加以最大量之剥削，而且被抛在为奴役及被没收者之中，他们在帝国之各处地方，都是一样。其中有些，则走入耶路撒冷去，而加增该处的无产者之力量。至于那些在帝国之别处地方之被没收而被逼到绝望的人中，其较有力量的分子，则从事于破坏之暴动及盗贼之行为。沙漠邻近之地方，仍然存在着很丰富之游牧风俗及习惯，它特别适宜于这种斗争，因为它供给那些熟识这种地理的人们，以很多藏身之所。就是加利利自身，它的土地是很不平坦的，而且还有很多洞穴，供给那些截抢行商的盗贼以很好之地势。这些盗贼的旗号，便是弥赛亚之希望。恰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每一个盗贼都托词革命而行使他的“没收”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则革命发展之希望，使每一个盗贼，都成为头脑简单而采取攻势的革命者①，这个情形，在加利利也是一样。盔贼之首领自称为弥赛亚，至少，也自称为弥赛亚之前锋，换言之，那些称自己为先知或弥赛亚之情感热烈的人，便成为盗贼之首领了。
加利利之盗群和耶路撒冷之无产者，彼此互相联合起来，互相帮助，而最后，则组成一种反对法利赛党人之团体，名为“热狂派”(Ze-alots)，他们是充满着热狂的人。这两个团体之互相对比，在很多观点上，恰像吉龙德党（Girondists）和约哥宾党（Jacohins，二者都是法国革命时之党派）之对比一样。
耶路撒冷之无产者和加利利之有武器的盗党之联合，与乎他们行动的切望，在基督的时候，尤其明显了。
在纪元前第四年，希律最后病重的时候，耶路撒冷居民，已经极度的骚动，以反抗希律王所设立之改革；其后，他们的愤怒，又复暴发，因为希律王要把一只金制的鸶乌放在圣殿之上。这一次暴动卒为武力所制止。但在希律王死后，人民在复活节，又复发动起来，这一次之暴动，非常有力，直到后来要经过希律王之子亚基留司（Arche-laus）军队之大屠杀之后，才把这次暴动平息；犹太人有三千名被杀。但虽然这样，仍未能挫去耶路撒冷群众的革命精神之锐气。当亚基留司旅行到罗马，而接受王号之时，人民又复暴动，但现在是为罗马人所绥靖了。后来被查老西（Cherusci）杀死于战阵中的华老司(Varus）便被指派而为叙利亚之总督。他迅速走到耶路撒冷，戡定叛乱，然后回到安提阿（Antioch)，他在耶路撒冷留下一个军团，交给代理人沙宾那斯（Sabinus）。沙宾那斯依赖其军队的力量，尽力压制犹太人，尽力为剥削及掠夺的行动。这是最重而不能再加的痛苦了。在五旬节（Pentecost，为犹太教之一重要节期，在逾越节后第五十日举行―译注）的时候，很多人群集于耶路撒冷，其中还包含有很多加利利人。他们发挥大力，能够把罗马的实力与乎希律直到死后还继续应用的佣兵，加以包围及攻击。罗马人企图突围而走，但到底失败，然而也打死了很多犹太人。围攻之暴徒到底不肯撒退，而且还引诱好些希律之军队加入于他们之中哩。
同时，国中各处乡村，都有暴动发生。现在加利利的土匪，都成为附从甚众而且有秩序的军队了。他们的领袖都自称为犹太王，换言之，就是弥赛亚。在这些人中，以犹大司（Judas）为最著名，他的父亲名依沙基阿司（Ezechias)，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盗贼，曾在纪元前四十七年被杀。在比利亚（Peraea）地方，有一个从前是希律王之奴隶，名西门（Simon)，他和别一队盗贼相结合，又有第三个，名为阿夫郎加司（Athronges)，原是一个牧羊人。
罗马人这一次平定叛乱，非常困难，华老司不得不带着两个罗马军团，及各种补助的力量，以为围攻耶路撒冷之帮助。在那里，开始一种不可言说之屠杀及劫掠；有二千个俘虏，被钉上十字架，还有很多则售为奴隶。
这个时候，就是普通所指为基督降生之时代。
于是，此后有数年安定了，然而也只数年而止。纪元后六年，犹太国之统治制度改变了，直接为罗马所辖。罗马人之第一种工作，就是要举行人口登记，其目的实在于确定税收。于是又发生了暴动之企图，这为加利利人犹大司所领导，这个犹大司可能就是前十年发生暴动时之著名人物。他和法利赛人撒土克（Sadduk）之武力相联合，撒土克是受训令来煽动耶路撒冷居民的。这一次企图，可惜没有重大之结果，但它却开始把下等阶级之民众和加利利之叛徒联合在一方面，而把法利赛党放在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发生裂痕。在纪元前四年之暴动，他们还是互相合作的。现在呢，法利赛党自觉已经有足够力量了，所以便拒绝和别部分人合作。于是便有热狂派之组织，以反对法利赛人。自这个时候起，犹太及加利利之暴动的火焰，永未熄灭过，直到耶路撒冷毁灭时为止。约瑟福斯从他的法利赛党的观点，把这个情境，描写如下：
“一个哥兰人（Gaulanite)，名叫犹大司（Judas)，从加马拉（Gamala）来，得一个法利赛人撒土克（Sadduk）之功力，唤起民众之反叛，而且令他们相信，倘若服从这种财产之登记，则他们必会成为奴隶，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争。他们两个人又指出犹太人不只会保存他们的产业，还且得有更大的好机会，因为他们的勇敢可以令他们有伟大的荣耀和名誉。假若他们不采取勇敢的决定，和不努力来实行这些决定，则上帝对于这一种热情，是不会帮助的。人民非常喜悦听受这种福音，而且为其所感示而努力于勇敢的行动。
“这两个人在民众中所制造出来的罪恶结果，是不能够详细叙述的。总之，他们没有遇着什么不幸。他们唆动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他们恒久地应用破坏的手段；无论何人，凡有反抗这种破坏手段者，必以他的生命为之报偿。盗群随地抢劫。最卓越的人物都被杀戮，为的是保障自由。而在实际上，这种行为只为贪欲，只为抢掠他们财产之欲望。此后，许许多多的叛乱和屠杀都接连而起，因为一方面，乡村民众自相攻击，各宗党派互相侵袭，而他一方面，则外面之仇敌要把它们压服。最后，又在这些之外，加以饥饿，于是便把一切栅寨都归于毁灭，各个城市都成为绝对之萧条，直到后来，连上帝之圣殿，都被仇敌化为灰烬了。于是他们古老习惯之改革及变化到底助成叛徒自身之毁灭。在这一次暴动之中，宣传第四种教派和得了很多附从者之犹大司及撒土克，不只扰乱当时之社会，还因为他们所宣传的空前新颖的教条，令到后来，还发生了好些不幸的事件。·····一切青年而附着于这种教派者，都令到我们陷于失望之中。”(“古代史”第一八章，第一节，第一段）
在同章之末一段中，约瑟福斯却非常尊敬地说及那些在该章之开始的时间便加以非难的热狂党徒。他的言词如下所述：
“这第四种教派（其它的三种则为法利赛党，撒土该党及敬虔派）是由加利利人犹大司所传播的。他的党徒完全接纳法利赛党之一切观点，不过他们所不同者，只是固执于自由之恋慕，而且宣示，唯有上帝才是应该认为人类之主。他们宁愿忍受最悲惨之痛苦，宁愿眼看他们的朋友及亲属，忍受痛苦，但不愿意称呼任何人类为他们的主人。但我也不详述这个题目了，因为在这些事情之中，已经表示着他们的顽固性了。我怕我也会相信它，但我不能够找出恰当的名词，以充分地表现他们所忍受的最悲惨的痛苦之英雄主义和坚固不拔的决心。这一种热狂传染到一般民众，像一种传染病一样，因为当时的总督几数司·福罗老司（Gessius Florus，纪元后六四到六六年）正滥用他的威权，虐待他们，逼着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弃罗马。”
当罗马之重轭日加沉重，而犹太人之绝望日加增进之时，他们便渐渐地从法利赛党之势力下，脱离出来，而加入于热狂派之中，于是后者，也同时发展它的几种特殊副产物。
其中之一，就是一种宗教之出神的狂喜。知识并不是古代无产阶级之重要物，而且他们也不以知识之追求为重要。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力量，比之别种民众阶级所依赖的为多，但这种力量是他们所不晓得的，而且似乎是很神秘的。他们被逼而致于绝望，也比别种阶级为甚，对于无论什么无价值之东西，也想执肴，他们尤其倾向于信仰神迹；于是弥赛亚之预言，在他们的身上，便牢牢地信仰，他们离开其它一切阶级，完全不了解一切直接之情境，他们只有一种简单的信仰，他们希望不可能的事实，终会来临。
无论哪一个自称为弥赛亚而且应许用他的神迹便可以解民众之倒悬而恢复其自由的狂人，都得到根多徒党。其中之一，便是先知提大司（Theudas)，当时之总督为法达斯（Fadus，开始任职时为纪元后四十四年），他带领一队兵马，赶到约但河边，但卒为提大司之骑兵所击散。提大司自身到底被捉获，而且被砍去了头颅。
在代理行政官法力斯（Felix，纪元后五十二到六十年）之时，这种宗教式的热狂更为流行：
“在那里有一大队罪人，他们虽然未干杀人之行动，但他们却有无神之思想，他们令到（耶路撒冷）城邑不安和动摇，恰像杀人者所能够做到的一样。因为他们只是诱惑的骗子，他们托词神圣之显示，宣传各种改革，而鼓励民众从事革命。他们引诱民众逃亡，而伪为上帝会允许他们看见一种自由之象征。当法力斯晓得这就是叛乱开始之时，他马上派遣军队，袭击他们，其中有骑兵，有步兵，被杀之人，不知其数”。
“但犹太人还有更大之不幸，这是由埃及来的一个假伪的预言家（一个埃及的犹太人——考茨基注）。他是一个魔术家，而且因为他的幻术的缘故，他便被人们当为先知。他领导着大抵有三万个门徒；跑到旷野，到所谓橄榄山（Mount of Olives）的地方，企图从那里侵入耶路撒冷，征服罗马守军，而得获统治民众之权柄。但当法力斯——听到这个悄息，他便带同罗马兵丁和他对仗，于是他便和这些准备着为公共幸福而斗争的民众，发生战事。然而这一个埃及人领着少数的民众，竟临阵逃避了。于是大多数犹太人被俘，而其余则躲避于乡村间”。
“这种叛乱既平之后，又复起来，恰像在一个病人和传染体一样，一种疠疫又发生了。少数的巫术家和捣乱家又联合起来，并得了许多徒党。他们号召一般民众，夺回自己之自由，而且以死亡恐吓那些仍旧继续着服属和遵从于罗马官吏下之犹太人。他们说道：一个人应该自由，凡仍旧愿意在专制重轭之下而叩首的人，我们必要转移他们之意志”。
“他们经行于整个犹太国境，抢掠富人之华厦，杀死其中之居民，焚烧村落，滋扰全国，非常悲惨，他们才正是全体犹太人民之压制者，然而这一种堕落之瘟疫竟一日一日地盛行起来”。①
在耶路撒冷城内反抗罗马军队，既然是不容易的事情，于是犹太人便用暗杀手段，行刺那些统治阶级中之最厉害者。在总督法力斯之下，盗贼及先知，其数无限，并且形成一种“恐怖主义”(Terrorist）的党徒。当时还未有爆炸品之发现，所以恐怖主义的党徒所喜用之武器，便是暗藏于他们斗篷之内的一种半月形匕首；这种匕首名为“式加”（sica)，所以这种恐怖主义的党徒，便名为“式加党”(Sicarians）。
绝无希望的骚动，使当时人民只有采取这种下策，无限地愤怒以报复他们的压迫者。让读者仍然读读那一个目击当时一切情形的约瑟福斯的文字罢，他对于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的最后两个统治犹太国的总督之行动，作如下之叙述：
“纪元后六十年至六十二年，法斯他斯为总督。他企图用严厉的方法以对付那些摧残犹太全境，掠杀多数人民的盗贼。他的后继者阿尔宾那斯（Albinus，纪元后六十二至六十四年），却不赞同他的方法。最奇怪的，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没有惩罚，也没有罪犯。他所做的，不特盗用国家管理之公共款项，还侵蚀他的臣民的私产，以武力而没收归己。他以庞大而不可言喻的税收，压迫人民。为官吏及他以前之总督所捉拿下狱的盗贼，倘赠以金钱，便得释放，于是便只有那些无力贿纳的，仍为罪犯，及羁于围圄而已。耶路撒冷之叛徒的胆大妄为，更为增加。富人送他以礼物及厚既，便可以得到他的极大的恩宠，他们可以有大队的扈从，阿尔宾那斯总闭目不视。但是那些不喜悦和平之群众，因为阿尔宾那斯宠幸富人，便开始依附着他们。由是，每一个作恶的人，手下总有一队暴徒拥护他，而他自己便成为一个暴徒的领袖。一切良好的公民，都为他的佣兵所抢掠了。那些被劫掠之人们，只好闭口不言，而那些未被劫掠者也只好谄媚那些罪大恶极之恶汉，因为他们怕遇着同样的事实。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控诉的，因为倘若这样做法，其结果，则苦难更增。于是我们的城（指耶路撒冷——译注）之毁灭的种子，便已深深地种下了”。
“虽然阿尔宾那斯运用这样一种无耻而又恶毒的方怯，但其后继者几数司.福罗老司（纪元后六十四到六十六年）之行为，却更为横暴，因为倘将他两个人，加以比较，则阿尔宾那斯尚算良好。阿尔宾那斯运用他的罪恶行为，尚不敢公然显著，他只在秘密中做去，一切事情，还以一种公正的外表为遮饰，而在他的后继者福罗老司呢，则以为虐待我们，才是他的荣誉，一切都共见共闻地做去。他抢劫、剥削、征课罚款，他的行为，似乎他并不是来犹太就总督之职位，而是为困苦犹太人之刽子手。一切可以宽大的地方，他却施以残酷，此外，他便是厚颜无耻而欺骗的，大概没有别一个人，能够找出有胜过他的欺骗民众的方法了。他敲诈私人而夺获其财产，以为自己之利益，似还不够。他还抢掠各个城市，而摧残全个国境。当一个人准备着他的剥削，他只差还没有明白公布某一个是可以抢掠及盗窃的罢了。于是，全境都成为绝望，很多人都离开祖国，而避居他处了。”①
这种声音还不像一种俄罗斯暴政的凶残性之报告么？
最后，发生一种暴动，一切犹太人，都加入于其中，以努力反抗这一个混世魔王福罗老司。当福罗老司在纪元后六十六年五月，要预备抢掠圣殿时，耶路撒冷居民实际暴动了。或者，切实地言之，则为耶路撒冷之下级居民，发生暴动。但是大部分富有者——法利赛人及撒土该人，都惧怕这种反叛而希求和平。所以这一种反抗罗马人的革命，内部便发圣了内争。其结果，则主战派得了胜利；主和派在巷战中被屈服了；耶路撒冷的卫戍军队，不得不退出城外，于其退出时，还被截为数段。
这一次叛乱者的战斗热狂非常炽烈，所以叙利亚总督西斯德斯·加老斯（Cestius Gallus）之援军三万人，也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各自逃命。
在一切巴勒斯坦地方及其边境，犹太人都群起暴动了。亚历山大城中犹太人之叛乱便令到全埃及境之罗马军力，都要动员。
自然，犹太人是不能够打胜罗马人的；他们太弱小了；因为他们性质上是城市之居民。但是假如这些叛徒能够马上采取乘胜进取之攻势，而紧紧地追求他们所已得获的利益，则至少在一定时间，可以令犹太人脱离罗马人之手，到某一个程度。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得了幸运之赞助的。在犹太战争之第二年，罗马帝国之西部军队反叛尼罗大帝（Nero)；各地方军队之争哄，一直继续到他的死后（纪元后六十八年六月九日）；所以准备着反攻犹太的军队的总司令惠思葩西安（Vespasian）不得不用更多的注意于关系整个帝国统治之西方战事，而对于已经陷入漩祸中的本土的战争，反不能十分策划了。
但是这种微小而易于轻忽的机会，犹太叛徒竟全然忽略。读者到此，还该记忆与罗马宣战而且克服主和派的只是低下阶级的民众。但是富有者和知识分子，在反抗罗马之战役中，仍旧占有领导之充分的能力，而其结果，则这一次战役并不是一心一德的，其性质，只在于打败他的仇敌，而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和他重复修好。自然，这种上流阶级必不能够久于其位；叛徒在最后，便发见他们的领导者之希望是如何地卑劣，于是热狂派的党徒便代替他们而领导着他们的武力。
“事情之最不幸的进程，就是这些热狂的人民党缺乏领导在战争前的一切准备之能力。人民只把一切事情投入危险之中，以得获他们的地位，以逐去以前的领袖。当后者不肯乐意放弃他们地位的时候，一种可怕的流血战事便发生于耶路撒冷之中，其时间为纪元后六十七年之冬季到六十八年，其残忍而凶暴，只有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差能比拟。”①
从事实上看来，凡观察这些事实的人，无不会把它和法国大革命作一比较的。法国恐怖时代所采用以为支持革命之手段，以为抵抗全欧同盟军胜利进展之手段，在数千年前之耶路撒冷，按照着事情的性质，已经有了这样地先驱之结果了。耶路撒冷城中下层阶级所建立之恐怖统治，可惜为日大迟，执行的时间太短，而中止执行的时间太多。而其恐怖手段的结果只为冲突的延长，痛苦的增加，令最后得获胜利的人的愤怒，更为剧烈，更为残忍。但是也有一种良好的结果，便是把忍耐，英雄和决志等之一种纪念物，留下人间，由于这些东西的留存，在各个时代普遍的怯儒和自私之污泥中，它成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了。
固然不是所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继续以一种最勇敢、最顽强和最聪慧的努力，反抗优势的敌人，为绝望之斗争者凡三年，直到纪元后七十年九月为止，但差不多每一寸之土地，都有死尸伏于其间，为饥饿、疾病所困逼，全城为火所焚，而沦于毁坏，最后便不得不投降了。至于祭司们，士子们，商人们，则早在罗马人围攻之前，大部分都找着安全之居所了。所以为犹太国而牺牲的战士，是耶路撒冷之小手工人，店员和无产阶级，此外还有参加耶路撒冷战役之加利利的无产化农民。
这就是基督教会渊源时代之背景。这的确不像黎南（Renan）在他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之中所描写的环境那么可羡的图画；黎南之所以错误，在于他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境之思考出发，而只由于近代加利利游客所供给的像图画一样的印象。因此，黎南在“耶稣传”中，便可以说，在耶稣的时代，这个美丽的国家，“充盈财富，快乐和安逸，”所以“每一种基督教起源的历史，其所采取的体裁，都应该是一种快乐的田园诗歌的形式哩”。
但我可以加说一句，当时之情形，并不会比之一八七一年五月的巴黎更为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