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
第四章 未来的国家
第一节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爱尔福特纲领》第五段写道：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前是保证生产者占有他的产品的手段，而现在却变成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以及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的手段。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坑，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运输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使商品生产变为为社会并由社会自己执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使大生产和日益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由一向被剥削的阶级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源泉，变为最高福祉和全面而和谐的改善的源泉”。
经过我们上面阐述之后，应如何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不难设想的。
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开始与这个社会据以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了。希望维持这种所有制形式，就等于使社会今后的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等于宣告社会停滞和解体，但这是活着的机体的解体，它必然伴随着最痛苦的痉挛。
生产力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会加深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想不触动私有制而消除这种矛盾，或只缓和这种矛盾的一切企图，都将徒劳无功，而且也必然徒劳无功。
有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使尽一切力量，想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去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崩溃，——防止革命，他们寻找各种不触动私有制本身而能够消除或至少缓和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影响的干预经济活动的方法。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间，为了达一目的，大嚷大叫地提出过并且试验了各式各样的方案。今天，恐怕在这方面再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了。我们的社会庸医提出一些“最新”方案，想在两三天内，不花分文，和没有痛苦地治好沉疴宿疾。只要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切方案，就可以看出它们只是略微改头换面的陈旧发明，早已经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被试验过了，并且证明是没有效用的。
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所以说社会改良没有效用，是因为它既想消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剧的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努力于维持和巩固这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预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是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
当我们说到社会发展的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然考虑到人，认为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和欲念，人有一定的身心能力，并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尽力使用这种能力。消极地服从于看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表明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表明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们虽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并不因此而认为，不经过被剥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会革命这只烤熟了的鸽子，会于一个宜人的晴天飞进被剥削者的嘴里。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这种革命，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社会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举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见过这样的例子。革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准备起来的，并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长期的反动统治所中断。
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再者，我们宣称仍然保存着私有制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消除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决不表明我们想说：在现存私有制形式的范围内被剥削者不可能为反对他们现在不得不受的苦难而进行任何斗争；被剥削者应该心甘情愿地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必定遭受的一切迫害和各种形式的剥削；只要他们还受剥削，至于剥削的形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那样宣称，不过想说被剥削者不应当把社会改良估计过高，不要以为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就可以把现状改造得使自己满意。被剥削者也应该仔细地研究向他们提出或他们所支持的那些社会改良方案。十分之九的改良方案，不仅对被剥削者没有益处，而且对他们还直接有害。有一些方案，为了拯救垂危的所有制形式，而企图使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把最近几世纪的经济发展压制下去。这是最坏的方案。支持这种方案的被剥削者，不过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想使死者复活的无意义的努力中罢了。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可以使它加速，也可以使它减缓；可以加强它的效果，也可以减轻它的效果；可以使它对人比较没有痛苦，也可以使它为人带来更大的苦难——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的预见能力和社会力量。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那就是不能使经济发展停止或开倒车。相反地，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想阻止经济发展的方法，不特没有效果，它甚至可能加重它们所应消除的苦难本身；实际上能够或多或少消除某种灾祸的一些方法，倒会加速经济的发展。
举例来说。假如手工业者想恢复行会制度，以便在它的帮助下振兴手工业；可是，这种努力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所以会必然如此，因为行会制度同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的要求相矛盾。首先，必须废除大工业，使现代的技术进展完全化为乌有，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会制度繁荣起来。但是，这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为复兴行会制度而进行的运动，在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工业者的力量、金钱和政治影响交给反动的政党支配。这些政党利用这些力量、金钱和影响，是为了危害“小人物”，而不是为了造福“小人物”。比如，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提高面包价格，增加赋税， 加重军费负担等等。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有利于改善手工业者状况的一些手段，也只是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扩大企业，变为大生产，使他们变成小资本家而已。像组织各种合作社，采用廉价的发动机等类的办法，当然有助于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然而只有他们放弃小生产，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买不起发动机和借不到贷款的不太富裕的手工业者，这时就要更迅速地走向破产。可见，这些办法只能帮助个别的手工业者，而挽救不了整个手工业，相反地，它只会加速手工业的灭亡。
工资劳动者最初也打算阻止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们毁坏新的机器，反对使用女工等等。但是，他们却比手工业者先理解到，他们这种行动，是十分愚蠢的。他们从经济组织（工会）和政治活动中找到其他一些较为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办法相互为辅，彼此补充，并且使各国工人能够取得或大或小的显著成功。但是，他们的每一个这类成功，不论是增加工资，或缩短劳动时间也好，还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要求采取卫生措施等等也好，都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新的推动作用。比如，它促使资本家用机器代替涨价的劳动力，或引起有必要支付额外开支的情况，而这种开支给小资本家带来的负担，要重于大资本家，从而使小资本家难于竞争等等。
比如说，如果个别手工业者想安装小发动机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或如果工人创立自己的组织并争取实行可以使他们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末，这是当时情况证明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会革命，那就错了。好像承认某些社会改良的效用，得同时承认有可能把现社会维持在它的现有基础上似的，这也同样是错误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以从革命的观点，来支持这种改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良会加速事态的发展进展，远不是消除我们在前几章里说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杀趋势，而是加速这种趋势。
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全部资本集中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现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无论这种改良是如何广泛。
任何一个党派——尽管它顽强而畏缩地故步自封，执迷于旧传统——，都不会感觉不到这个事实。虽然一切政党都还吹嘘自己特有的改良措施是防止大崩溃的方法，可是，再没有一个政党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些打算创造奇迹的药方了。
任何花言巧语，任何支吾搪塞，都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说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法律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和生产资料的性质不相容了。这种私有制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指出，它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灭亡，但它的灭亡，却是一定的。
第二节 私有制和公有制
实际上，问题已经不在于能不能保存和如何保存私有制，而在于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什么所有制必然要占据它的位置。因为，因为这里所谈的问题不是可以随便凭空臆造的事情，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所要求的。至于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来代替现存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是不由我们作主的，正如我们要保存它或抛弃它一样。
向我们提出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问题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前提。新所有制形式已经孕育在旧所有制形式中。要想认识新所有制，我们就不应当从形形色色的个人倾向和愿望出发，而必须从对人人都是一样的明显的事实出发。
知道现代的生产条件的人，也能知道一旦现存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时候，现代的生产条件将会要求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希望在下面谈到有关将来的叙述时，不要忘记我对于现存生产方式的过去和现在所说过的话。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小生产中有其根源。个体生产使得个人所有制成为必然的。相反地，大生产意味着集体的、社会的的生产。在大生产中，不是每一个工人单独为自己工作，而是许许多多的工人或整个社会，为创造一个整体而共同劳动。而且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资料，也非常庞大和雄伟，因此，要使每个单独的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现代技术水平为基础的大生产，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形式：第一，整个劳动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为个别人所私有，这也就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这种生产方式的伴侣，就是工人的贫困和遭受剥削，而资本家的财富堆积如山。第二，除了这种形式以外，只可能有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工人共同所有，这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表明工人不再受人剥削，变成自己产品的主人，有权支配历来被资本家强占去的盈余（剩余价值）。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
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实现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当然，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实现这种所有制的方法，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号召工人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创办大企业，不过是欺骗他们，决不是给他们提供正确的建议，更不是帮助他们。
然而，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实现公有制的方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叙述。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公有制的确切定义。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变成合作社，最容易说明这个问题。这时，工人同时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其余的一切仍同原来一样，商品生产照旧维持下去；每个企业仍然完全独立，并为市场而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设想这样的生产方式，当然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它不能更像今日的生产方式了。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二者之间仅在选择实现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主张工人通过一般革命来占有各种企业；后者则建议采取上述的工人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企业的方法。
我们且来研究一下，像这样解决问题，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时，工人将成为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全体工人共同占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不会再有资本家了。由于这样解决问题，工人的确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但是，一切独立的企业者今日所面临的危险，照旧存在，因为竞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破产决不会消灭。处境较好的企业，仍旧要把处境较差的企业挤出市场，最后，使它们破产。即使某一生产部门的某些企业朕合组成卡特尔，也不会使发展发生任何变化。只要指出前一章所作的说明，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目前资本主义企业趋于灭亡一样，合作社企业那时也要破产。破产企业的工人，将失去生产资料，将重新变为无产者，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能得生活。运气好的合作社的工人，将会感到与其自己劳动，不如雇用工人劳动来得有利。他们就变成剥削者——资本家。全部历史将这样结束，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回到原状，即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彼此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商品生产以私有制为前提，它使一切废除私有制的尝试，都归于徒劳。
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时，大工业必然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公有形式极其少见，而且很不完备；同时也决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因此，凡是真想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都应该比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进一步，努力废除商品生产。
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
取消商品生产，意味着用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
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又可有两种形式：第一，为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而由单个人进行的生产；第二，为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由社会或集体进行的生产。
第一种方式，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就我们所能追溯的来说，人始终是、一向是社会动物。单个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需要，经常感到自己必须同他人一起劳动并利用他人的劳动；所以为了利用他人的劳动，就常常迫使他自己为他人而劳动。为自己而进行的单干生产，从来就只有从属的作用，今天恐怕不值一提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以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集体生产，曾经是主导的生产形式。它的历史跟生产本身的历史同样悠久。如果有一种生产方式最适合于人的本性，那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该称为是天然的。方才说过，这种生产方式极其古老，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万年，而商品生产才不过几千年。生产组织的实质、规模和权限，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变更而变更。但是，不论这种生产组织是以游牧部落、氏族、农村公社（马克）形式出现，还是以家庭组织（大农业家庭）形式出现，都始终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本质性的重要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用自己的产品满足本身的需要，或最低限度满足一切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需要。生产资料是公社的财产。公社的成员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他们依照习惯或自己拟定的计划，在他们选举的并对他们负责的人员管理下，共同劳动。集体劳动的产品，归公社所有。公社用一部分产品满足共同的需要（消费需要或生产需要），把一部分产品按照习惯或全体规定的标准，分配给组成公社的个人或集团。
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的福利，依存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公社所在地区越丰饶，成员越勤奋，越有创造精神，越有毅力，它的共同福利也就越大和越有保证。瘟疫、水灾和强敌入侵，可能给公社带来危险，甚至有时使它完全毁灭。唯有一件事情威胁不了它，就是市场的波动。它当时或者完全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东西，或者即使知道，也只是为了出卖多余的物品。
这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共同生产，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生产，或者如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种生产能克服商品生产。当商品生产变成不必要的时候，社会主义生产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但是这完全不是说，现在只要使死去的东西复活，让共同管理和集体生产的旧形式再生就可以了。这种形式曾适应于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同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过去不相容，而且将来也不会相容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它们便到处在新兴的商品生产面前消逝了。凡是在它们抵抗商品生产的冲击的地方，它们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今天想通过保存和复活主要还保存在落后农村中的古代共产主义的残余来打破商品生产的尝试，也像过去为复兴行会制度所作的努力一样，都是反动的和没有希望的。
由于商品生产濒于破产，在今天成为必要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将要而且应当同共产主义生产的较古老的形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也跟共产主义生产的古老形式一样，是为了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公共生产形式。同样地，资本主义生产，也与手工业生产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商品生产。尽管如此，也像作为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十分不同一样，现在必然要出现的公共生产形式，也和以前的公共生产形式具有截然的差别。
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继续， 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后者自己为自己的后继人的诞生而培养出因素。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创造着新生产生式所必需的新人。它也创造着一被新人所掌握就会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的社会组织。
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是使各个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有企业。我们已经说过，资本家本人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必要，这便为向公有企业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把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为满足社会的最重要需要而必备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当前的经济发展怎样借助于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家公司之手的情况，为这种共同体的建立准备条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了。
但是，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应当有多大规模呢？社会主义共同体完全不是凭空的臆造，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对经济发展情况理解得越清楚，它也就表现得越明显。同样地，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是不能任意规定的，而决定于当时的发展程度。发展越向前，分工越发达，交换越发展，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就越大。
二百多年以前，一个名叫约翰·贝勒[1]的好心肠的英国人，于1696年向英国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消除当时还很年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造成的贫困。贝勒建议创办一种共同体，自己生产所需的一切工业品和农产品。依照他的计算，每个这样的共同体只需要200—300名的工人。
当时，手工业生产形式还在工业中占优势。但是，同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占统治地位。那时，还谈不到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
一百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信奉，只是它变得更加深入和发展了。但在那时，工厂制度已经开始长足发展，手工业在各地趋于衰落，整个社会生活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而要求组织的旨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协作社（比如傅立叶的法伦斯泰[2]），在规模上已比贝勒计划的共同体大十倍。
尽管傅立叶时代的经济情况比贝勒时期的经济情况进步很多，可是过了一代以后，它们已经微不足道了。机器以其不可遏止的胜利进军，使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使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扩大，所以其中的某些企业很快地就把整个国家囊括在它们的活动之内。它使同一国家的各种不同企业不断加强彼此的依存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实际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企业。最后，机器不断促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日益结合成一个经济机构。分工一天比一天发展。各个企业日益转为专业生产，而且进而为全世界制造产品。各个企业日益扩大，其中有许多企业雇用数千名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旨在满足自己需要并把满足需要所需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规模上也必然与法伦斯泰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殖民地大不相同。
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必要的规模，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作为范围，在其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体，这就是现代国家。
现在，个别企业的生产已经达到的规模十分巨大，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又非常密切，因此，国家的规模是否足能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必须考虑到下述情况。当前国际通商的发展，受现有的剥削关系的影响，甚于受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与生产扩大有联系的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越加深，在本国消费不了从而必须外销的过剩产品一般也就越多。如果本国人民无钱购买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那末，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就要设法把它们输往国外，而不管本国人民是否需要它们。资本家所寻找的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经常看到下述这样令人讨厌的现象：爱尔兰正当国内饥馑的时候，往外输出了非常多的小麦；最近当俄国发生可怕的饥荒之时，俄国的资本家却拼命输出小麦，只是政府明令禁止才得以阻止。
如果剥削停止了，为自己消费的生产代替了为出卖而生产，那末，一个国家向他国的输出以及由他国的输入，都将大大减少。
当然，各国之间的这种通商关系，是不能完全消灭的。这是因为，分工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些大企业所需要的销售市场非常广阔；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通商关系的发展，一些现代国家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这些需要，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东西，只有依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才能得到满足。如欧洲需要进口咖啡就是一例。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共同体大到占满整个国家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生产完全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所以，各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最低限度在初期，需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它们大致像原始农民家庭在商品生产出现的初期所做的那样，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彼此之间只交换过剩产品，那末，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并不会损害它们的经济独立和安全。
但是，如果要每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自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只要它具有现代国家的规模就行了。
不过，这种规模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已经指出，现代国家不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工具。它不仅在力量方面，而且在疆域方面，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适应它的要求而发展的。国内市场，即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来说，都是最稳妥可靠，最容易控制和最能彻底剥削的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扩张国土的野心也就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为现代战争不是由于王朝的利害关系引起的，而是由国家的利害关系引起的政治家，不是完全不对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利害关系应该理解为资本家阶级的利害关系。损害某个国家资本家切身利益的，无过于本国领土的缩小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把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战争赔款忘掉，可是他们却无法容忍德国并吞亚尔萨斯—洛林地区[3]。
一切现代国家，都感到有扩张自己领土的需要。这对美国和英国说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整个美洲很快就将由美国支配；而英国，依靠它的海上霸权正不断地扩大它在海外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俄国在把领土扩大到一定界限方面，至今也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固然，它今天几乎到处都碰上了力量不亚于它的强邻。例如，在东亚它遇上了日本和英国。日本和英国正直接或间接设法阻止俄国向东方各国渗透。
在这方面，处境最不利的是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它们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扩张领土的强烈要求。但是，它们彼此接壤，挤在一起，所以除非消灭力量不弱的强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扩大它的领土。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只能非常有限地帮助它们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是使欧洲变成兵营的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而把欧洲变成兵营，正给我们这一洲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威胁。要消除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和满足我们经济生活对于扩张领土的要求，只能有两条出路：或是来一场世界大战，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可是这会使其余的一切国家精疲力竭；或者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同盟，这可以拿关税同盟作为这个同盟的基础[4]。如果德国不因并吞法国的两个省份而成为法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末，国家联盟可能早就实现了。但是，由于这一外交杰作，军国主义变成了折磨欧洲各国的妖魔，除非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发生革命，或是整个国家垮台，它们是摆脱不了这个妖魔的折磨的。
因此，毫无疑问：每一个现代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力 图扩张自己的领土。可见，经济发展本身，会设法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疆界具备必要的规模[5]。
但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现代国家不仅是具有充分的余地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唯一的自然基础。为了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之话。
第四节 国家的经济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经济任务需要完成。我们在人类历史初期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当小生产的个体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的时候，仍有一系列的公共职能，由于各个私人企业无力胜任，或责任过于重大，不能交给私人随意处理，而照旧保存下来。除了照顾老幼贫病以外，即除了经管学校和救济贫病以外，每个社会也负有调整和促进商业（修建公路，铸造货币，监督市场）以及调整和确保生产的最重要最一般的基础（保护森林，管理水路交通等）的职责。在中世纪社会中，这些任务落在农村公社（马克）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以及宗教团体的身上。而且宗教团体把完成这些任务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中世纪的国家很少关心这些事情。
但是，当中世纪的国家变成现代的官僚和军事的国家，即变成资本家阶级的工具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资本家阶级开始同地主贵族一起，成为统治阶级之一，从他们手中夺取统治权，并与他们分享统治权，或干脆把他们从统治地位上排挤出去。和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它如果不消灭或剥夺它所遇到的那些曾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经济支点的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和满足资本家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它有必要把一系列的任务承担下来。
纵使在国家仍然允许中世纪组织继续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也日趋衰落，越来越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职能也就越扩大；它们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独立组织，有的现在正向这方面发展，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种完全不合它的心意的职能也承担过来。比如，把整个学校教育事业和贫民救济工作交给国家，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国家也部分地服从这项需要。铸造货币一开始就由国家办理；保护森林，调节河流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逐渐交给了国家。
有一个时期，资本家阶级感到自己很有能力，认为没有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也能办好事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任务在于保证资本家在国内外的安全，压制无产阶级和外国竞争者，并且应当使整个经济生活放任自流。资本家阶级有充分理由作这样希望。虽然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国家政权并不总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俯首听命。有时，国家政权完全落到统治阶级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贵族）手里。甚至在国家政权对资本家阶级表示好感的国家，对于工商业一窍不通的国家官吏，也往往是使资本家阶级感到不快的笨拙而无能的朋友，他们就像狗熊一样，本想赶走自己朋友——隐士额上的苍蝇，可是却把隐士的脑袋打破了。
正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资本家阶级中间出现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潮。这种思潮首先产生于英国，在那里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6]，后来又以同一名称出现于德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成了资本家阶级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思想武器；这在英国如此，而在德国也是一样。因此，毫不奇怪，在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工人中间，产生了如下的看法：曼彻斯特派和资本家或资本家的朋友同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工人们相信，打倒曼彻斯特派，就等于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想法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主张，至多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用来反对工人，在合适时，有时也反对政府的学说或理论而已。而且资本家阶级向来回避彻底实施这种理论。现在，曼彻斯特派，对资本家阶级几乎已不发生任何影响了。
资本家阶级不仅失去曾经是曼彻斯特派的必要前提的自信心，而且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使某些经济职能转到国家手里。
这些职能一天比一天扩大了。不仅是国家从上述组织手中接收过来的职能扩大了（比如，只要看一下，今日的运河开凿和河流调节，就可知道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向国家提出一些职能。这些职能中世纪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任何观念的，现在国家通过这些职能极其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以前的政治家主要是外交家和法律家，而现在的政治家必须是或至少应当是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政治议论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已经不是条约和特权，也不是文件和先例，而是经济学原理。只须提一下今天政治所包拾的一切内容，就可以了。比如，其中包括金融政策、殖民 政策、关税政策、铁路政策、社会政策、劳工保护、工人保险、贫民救济等等。
不仅如此。经济的发展还促使国家（一部分是为了自卫，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一部分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 把数量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中世纪，国家政权代表者的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或国有地产。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由于剥夺教会和农民的土地，他们的地产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现款，君主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地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仍在国有土地和国有矿山形式下，保留着这种财产的大量残余。军国主义的发展，又把兵工厂和造船厂列进了这种财产，交通事业的发展，使邮政铁路和电报变成了国营；最后，国家的现金需要的增加，又创造了各种形式的专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初期，君主们的现款需要量很大，可是他们的收入不多，所以当时他们就已经试着把各种商品的生产工作把持在自己手里，并由此通过国家专卖获得收益。但是，国家的官吏非常无能，不能使商品生产的企业有所盈利。相反地，发展税收业务，却使国家得到了丰富的财源。对此发生作用的，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信奉起这个学说。当认为，剥夺资本家的发财机会，是一种罪恶。因此，在十九世纪专卖事业没有丝毫进展，反而大大衰落。
只是最近一二十年，专卖的思想才又抬头。国家的现款需要迅速增加，而人民大众却日益贫困，所以不论如何增加税收压力，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使资本家本人日益变成多余的。这种发展也创造了一大批代资本家执行其职能的职员。这就是说，这种发展，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变成了可以直接转变为非私人所有制的组织。
因此，营利专卖企业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比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利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和国家的现款需要增加，所以专卖的思想几乎到处抬头，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已对香烟、盐、酒类和火柴实行专卖，而且还有把其他各种企业交由国营的提案。
可见，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不断扩大，整个的经济机构，正如我们所述，日益复杂和敏感，而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则越来越彼此依存。同时，这些企业也日益受资本家阶级的最大企业——国家影响，日益依存于国家。经济机构的混乱和失调，也随着加剧。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和失调，资本家阶级又求助于国家这一现有的最大经济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调节和整顿经济生活而干预经济生活的任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身上，而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所能支配的手段，也日益强大了。曾被曼彻斯特学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国家的无限经济权力，正在他们面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后果发展起来！
第五节 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发点。
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向国家管理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任何一种经济企业的转变，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决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丝毫不变，把整个经济机构完全交给国家，就能出现社会主义共同体。
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它是由于不理解国家的本质而产生的。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国家首先是保卫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国家的这一本质，决不会因为它执行不仅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职能，而有任何改变。现代国家所以把这些职能承担下来，往往只是因为忽视这些职能，就会损害社会的安全，从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地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些职能执行得同上层阶级的共同利益相抵触，更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现代国家把某些企业和职能抓到自己手里，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为了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为了使自己参加这种剥削，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减少资本家阶级应当负担的那部分国家开支。作为一个剥削者，国家超过私人资本家，因为它对被剥削者来说，除了握有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以外，还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
国家迄今所实行的国有化，从来没有超过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范围；同样地，它今后也一定如此。因此，只要有产阶级同时是统治阶级，企业的国有化就决不会达到损害一般私人资本和土地占有以及限制它们的力量和剥削可能性的程度。
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
由于这种认识，乃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为自己规定的下述任务：它要劳动者阶级取得政权和借助政权变国家为完全自行满足一切重要需要的广大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只会进行批评，而不知道用什么制度来代替现存的制度。然而我们认为，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其实，其他政党能有什么目标呢？它们都坚决支持现存的秩序，虽然它们也知道现存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不能维持下去的。它们的纲领，除了布满一些破补丁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它们许愿和希望用这些破补丁把摇摇欲坠的东西修补得坚实牢固，把不能用的东条西修补得可以用。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没有把自己纲领寄托于希望和许愿上面，而是寄托于经济发展的确定不移的必然性上面。凡是承认经济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承认我们的目标。凡是想要证明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人，必须证明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说是不正确的，他必须证明并不存在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事实，证明今日进行的生产仍和二三百年前一样，证明将来也永远像现在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当然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将像今天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谁也不会愚蠢到相信社会制度永远不变的地步；谁也不能违背合理的想法，而认为现存的制度会永久继续下去。可是，除了社会民主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指出，什么社会制度将要和应当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呢？
其他一切政党都只图目前，不替将来打算。只有社会民主党对未来抱有明确的目标，并以这个伟大的目标作为当前活动的指针。但是，其他政党既不能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超过这些政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正因为这些政党不能和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正因为它们只顾眼前而顽固地不看其他，所以，它们妄自尊大地断言：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明确目标，只是徒劳无益地破坏现有的一切东西。
第六节 未来的国家组织
回答我们的敌人为了反对我们而提出的反驳、误解和歪曲，不是我们的任务。开导恶意和愚蠢，那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可以为此写破指头，直到进了坟墓，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只有一个反驳，应当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由一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提岀的。它极为重要，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粉碎这一反驳，将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目标更加明确。
我们的敌人宣称，只有拟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计划，对这项计划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并确认它是有益和切实可行的时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被人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并成为有理性的人向往的目标。他们说，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房屋设计未臻完善，没有经过专家同意以前，就着手建筑他的房屋。如果没有这种事先拟就的计划，他是决不会同意为了给新房屋腾出地基而把他唯一的房屋拆掉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出“未来国家”，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如果我们避而不谈这项计划，那就证明我们对自己要做什么也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
这种反驳听来确实很有说服力，以至不仅我们的敌人，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也主张必须有这种计划。其实，只有在人们还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而认为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像房屋的建筑一样的时候，才会认为这种计划是新社会的必要前提。现在，人们仍然喜欢谈社会大厦的问题。
人们开始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经济发展进行得非常缓慢，几乎不能觉察出来。人们停留在所达到的同一文明阶段往往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在某些落后地方，比如在俄国，今日所用的农具几乎同历史初期的农具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从个人对以前时期所持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显得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经济生活，同他的经济生活一样，而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将像这样生活下去。人们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成是神所规定的永久不变的制度，所以凡是触犯这种制度的人，就是罪人。尽管战争和阶级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似乎只触及到社会表面。当然，这种战争也影响了社会的基础；可是，对于身历其境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影响仍然是不显著的。
实际上，历史编纂学在今天仍然不过是这些观察家留传给我们的或多或少可信的汇集而已。因此，历史编纂学也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虽然对过去的数千年进行观察的人，能够追溯社会发展的进程，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社会发展快得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发展并加以考虑的地步。当然，人们最初是从表面上去寻找这种发展的原因的，以后才深入到它的内部。但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的人，只能看到那些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只能看到正在转变的人的思想，而看不到正在变化的生产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就使依附于它的人——资本家、无产者等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完全不同于在经济上与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有联系的人们的需要，即大土地占有者、行会手工业师傅等等的需要。与这些不同需要相适应，也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必要和无用，有益和有害等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参加这种方式的各阶级越强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也就越明显，越有独立性，越在国内普及，越对国家发生强烈的影响，越能决定政治和社会生活，直到新兴阶级把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掌握到手，把国家和社会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为止。
因此，希望探讨社会发展原因的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承认这些思想来自物质需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些需要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起因于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人的需要——“人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于是，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真实的”、“合乎真理的”、“自然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只有一个制度才可以完全适合于人的真正本性。其他的社会形式都是谬误的，这种谬误之所以可能发生，只是由于人们没有事先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使人不能认识自己的需要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人的天生迟钝，而另一些人则断定，这是僧侣和君主故意愚弄人类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看来，社会发展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即思想发展的结果。人越聪明，人越巧妙地想出适合于人的本性的社会形式，社会也就越公正，越优良。
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现在仍占着统治地位。当然，十九世纪初叶的新派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初一些人，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也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制度，是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7]的纯粹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他们又感到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还远不如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完善。因此，这种社会仍然不是合乎真理社会。显而易见，这种思想家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此，必须寻找这一错误的根源。想出比现存的形式更适合于人的本性的新社会形式。也必须比魁奈[8]，亚当·斯密[9]，孟德斯鸠[10]和卢梭[11]更加周密地制订新社会大厦的计划；以便不致因某些意外的影响，而又使他们的计划成为泡影。所以必须如此，还因为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像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面前既没有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形式，又没有一个要求推翻这种社会形式的强而有力的阶级。他们不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来捍卫，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指望的社会来提出。因此，他们必须在人们面前，把自己的社回联系体得十分明确和非常清晰，使人人看到垂涎欲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种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的敌人的社会观点，还没有超出十九世纪初期科学所持有的见解。因此，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一种社会主义，不外是方才所述的社会主义，即与他们有同一来源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即看成是一个应当“创办的”股份公司，而在这个公司的发起人——倍倍尔和辛格尔[12]等人，在“缘起”中证明新企业的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以前，他们是不肯入股的。
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今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再需要这些先生们的信用贷款了。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薄西山，生命垂危。它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垮台。取代现存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的建立，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以指望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无所有的工人大军，在人数上日益众多，在力量上日益强大。对他们说来这种现存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忍无可忍的了。推翻这种生产方式，他们将一无所失，而将得到一切。他们必然要实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新社会形式，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有复灭的危险，而且同他们一起复灭的，还有以他们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整个社会。
这一切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这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已经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确凿事实加以论证了。这些事实，比起绘制得最漂亮和最仔细的“未来国家”的图画，要强而有力和令人信服得多。这种图画最多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决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全部都包括进去，始终会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漏洞。相反地，已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那末，任何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要完全中断了。到那时候，社会也将像二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一样，腐朽下去，最后回到野蛮状态。
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是不可能的，不往前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就得向后倒退，回到野蛮状态。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丝毫必要利用引人入胜的图画去感动我们的敌人，叫他们把贷款送给我们。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明显事实还不足以大声疾呼地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人，他们对于尚未出现而为他们所感觉不到和不能理解的制度所作的一切歌颂，也仍然是充耳不闻的。
然而，拟定“未来国家”结构的计划，在目前来说，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同现代的科学观点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纪，不仅完成了巨大的经济变革，而且实现了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变革。对于社会进步原因的探讨，进展甚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向我们指出（从那时起，社会科学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在证实他们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人的思想，而是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愿望或幻想势不可阻地向前推进。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指出经济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创造了必然会带来新社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它怎样引起新的需要，这新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明使社会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方法。因为，社会是不能自动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这需要有能够思维的人的理性作媒介，即需要思想作媒介。没有思维，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但是，思想只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社会进步的第一个动力不像以前的人和现在的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
因此，决定社会进步方向的，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哲学家，而 是经济的发展。思想家可能认识这个方向，而且他们越深入地研究以前的发展，也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这个方向。但是，他们决不能随意规定这个方向。
然而，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有它的一定限界。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也无法详细地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准确地测定其中发生作用的一切力量，以致他能够确信地预言：这些力量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形式。
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会由下述情况产生：个别的聪明人物，特别是头脑灵活的人物，想出了最好地建设这种社会形式的计划，并逐渐地说服了他人相信这项计划的好处，而在自己取得了必要的权力以后，就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筑和树立起这应社会大厦。
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从古以来都是长期的胜负兼有的斗争的结果。被剥削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而展开斗争，没落的反动阶级为反抗新兴的革命阶级而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一些阶级以各种不同形式联合起来，为的是战胜同它们敌对的其他阶级。有时被剥削者阵营中也包括着革命者和反动分子；而革命者的阵营中，也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甚至在同一阶级的内部，也时常由于个人或整个阶层的看法、性情和生活状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最后，每一个独立阶级的力量，决不会永久不变；这种力量随着每个阶级对于现实情况理解的深浅，它的团结的强弱，它的组织规模的大小，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大小，而增强或削弱。
在这些阶级的变化无常的斗争中，日益失去力量的社会形式逐渐衰亡，而为新社会形式所排挤。但是，代替了旧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要使新社会形式正确而合理，必须叫革命的阶级完全掌握政权并洞悉社会现象，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经常犯错误；而且，新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也像陈腐的旧社会形式一样，不是完全站不住脚，就是部分地不牢靠。然而，经济发展的压力越强，它的要求也就越明显，实现业已成熟的要求的力量也越加强。在革命阶级的制度中，凡是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的制度，将要趋于灭亡，不久就被人们遗忘：相地，凡是必要的制度，将要很快地生根结蒂，已经不是旧社会形式的信徒所能摧毁的了。
一切新社会秩序，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产生的。所谓革命时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时期，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在革命时期，事态的进展比平时迅速和激烈得多。
由此看来，社会形式的产生，是与房屋的建筑完全不同的。事先拟好的计划，对于社会形式的建设没有用处。现在，凡是承认这一点的人，都认为拟订未来国家组织的“积极方案”，差不多像给下一次大战预先编写历史一样有用，一样深思熟虑。
发展进程决不是离个人而独立的。凡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对社会发展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天资聪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对整个国家事件的进展发生达数十年之久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在社会关系方面发现了新的远景，或者使这些远景为群众所理解，或者由于组织了革命阶级，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加以合理地运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些人由于发生了相反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前者的活动，旨在加速社会的发展过程，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苦难和牺牲；后者与此完全相反，他们竭力阻碍这一过程，加重这些苦难和牺牲。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还是善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发展的方向并确切地预言发展所要采取的形式。
因此，要求我们对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国家”绘出一幅图画是最可笑不过的。这种从未向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提出过的要求，可笑得达到如此地步，因此，要是其中没有提出我们的敌人现在用来反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反对论据的话，为其多费唇舌简直是徒劳无益的。其他的一些反对论据，飞这还要滑稽可笑。
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还没着过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够预见，更不用说能够任意决定它所向往的新社会将采取什么形式。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对社会民主·不应该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实上，从古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政党，就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深入地研究和精确地理解当代的社会趋势。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是它的幸运。这一点它应归功于它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依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作了科学研究，由于它，推翻了封建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比以前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任务，更加不受自欺心理的损害。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把社会关系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比以前一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已被公认为现代经济科学的转折点。正如马克思的著作高于魁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13]的作品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自己目标的理解和认识也远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革命阶级之上。即使社会民主党没有向敬爱的公众提出介绍未来国家的任何方案，资产阶级的作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嘲笑我们，并由此硬说我们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毫无所知。社会民主党，比起现代社会制度的开拓者——以前的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来，对于未来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说过，即使一个思想家能够认识他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他也不能预见反映这种趋势的形式。试看一下现状就足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在所有实行这种方式的国家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却不于一样；英国的与法国的不同，法国的与德国的也有差异，而美国的与这些国家的又大相径庭！现存生产方式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到处都是相同的；可是这一运动的表现形式，在每个国家却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谁也不能预言：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它（假定这个方式还能维持这么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然而，竟有人要求我们对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还看不出苗头的社会形式加以详细的描述！
我们虽然拒绝回答为“未来国家”和建立这一国家的措施拟定一项计划的要求，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想说：我们总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一切考察，都是无用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迖种想法，等于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一起倒出去一样。光就建立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拟订具体的积极方案，这是一件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只是对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为我们所认识和控制的一些方面，才是可以拟制具体改革社会关系的方案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能对现代的社会拟出积极的方案，而不能对未来的社会拟出方案。超出这个范围的方案，都不可能以事实为根据，而只能以虚构的假设为根据。这种方案只是梦想的产物，或者是至多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空中楼阁。即使这种方案的拟制人十分聪朋，有足够的能力对人心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过是诱引入们离开正路和浪费精力而已。
相反地，我们不应当把探讨经济发展的趋势将要采取什么方向，这种发展将需用多长时间把资本主义的基础改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企图，同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幻想混为一谈。这种企图并不是制定“未来的菜谱”，而只是从对具体事实作科学探讨中而得出明确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决不是无益，因为我们对未来看得越清楚，我们也就越能合理地把我们的力量用于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进行了这种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这种研究的无数成果[14]。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扼要地论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大概每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亲身做着这项工作，因为凡是有远大目标的人，都认为必须了解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由于他们对经济问题理解深浅的不同，生活环境、性情和想像力的各异，以及他们对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戎，即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理解不同，他们在这方面乃形成了和表现出了最为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这种差异和矛质，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尽管我们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映象，但是只要他们眺望的方向是一致而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结束本章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对“未来国家”所持的各种不同看法，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什么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是把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对于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深思虑研究共同体如何发展和将形成什么趋势，决不是多余的。但是，不管这种研究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它们都已经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不是党的事情了，同时也不应当是党的事情。因为，它对党的活动不会发生直接影响。
但是，一部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的影响，一部分由于无知或恶意的文人的捏造影响，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用什么方法建设“未来国家”的问题，流行着许多错误的看法，以致我们如果不在这里至少批驳其中的几个看法，就会有人认为我们企图逃避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本应当从以上所述中，就足以了解如何看待“未来国家”。因此，我想举三个例子，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趋势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第七节 “取消家庭”
对社会民主党所持的最流行的偏见之一，就是硬说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里说过了，所以现在可以简略一些。
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想过“取消”家庭，即通过立法和强制破坏的方法取消家庭的问题。只有最粗暴的曲解才能把这种观点强加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只有傻瓜才能设想一种家庭形式能够用命令加以建立或取消。
现代的家庭同公共生产的本质一点也不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本身并不要求取消现存的家庭形式。
引起现存的家庭形式消灭的原因，不是公共生产的本质，而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说过，家庭在今天是怎样解体的：夫妻子女被迫离散，独身和卖淫成为普遍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不妨碍经济发展；相反地，它还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这种发展将照旧继续下去；各种家务将相继变为专门的生产企业的职能；妇女将由私人家务的女工变为大生产的女工。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妇女来说，早已不是由家庭奴隶转变为工资奴隶；这也不是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将她们推进无产阶级的最无援无助的阶层中去。妇女由于自己在社会大生产中同男人并肩劳动，而开始在经济上同男人平权，并和男人一样，有权参加社会活动。她们将成为男人的自由伴侣，不仅从家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主宰自己，她们将迅速地消灭一切合法和非法的卖淫现象。到那时候，夫妇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将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来，而不再是纸上具文。
这不是空想主义的方案，而是有一定事实作根据的科学信念。凡是想要反驳这种信念的人，必须证明这些前提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那些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一发展过程的先生太太们除了从道德上表示憤慨，并用谎言和曲解把自己的道德说得天花乱坠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反驳”方法了。当然，他们的这一切手法，不会使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推延片刻。
不必怀疑，引起传统的家庭形式解体的，决不是社会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而是几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不阻止也阻止不了这种发展，然而却可以使这种发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来的一切痛苦和堕落。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一切家庭纽带，一切正式婚姻的解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是当一种更高级的家庭形式代替现有的家庭形式时，现有的家庭形式才开始瓦解。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真实想法。
第八节 没收财产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能够比我们还精确地描写出“未来国家”的图景。他们进而捏造，硬说社会民主党不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收财产），就建设不起自己的国家。他们说，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的一切财物都将被没收（无偿地掠夺），其中不仅包括房屋和家园，而且还有非生活必需品的多余动产，直到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除了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要强制破坏家庭纽带之外，这也是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一张王牌。
对此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不要求这种没收。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对于没收，一个字也没有提过。这不是由于它害怕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只是因为对此不能说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将使大企业归社会所有和由社会经营成为必然。至于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这种过渡，即不可避免的剥夺是采取没收形式，还是赎买形式，是通过和平途径，还是强制途径，是任何人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引证过去的事实，也很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这种过渡，可能通过各样的方法来实现，正如封建贡赋的废除，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样。过渡的性质，依存于实行过渡时的一般情况，以及每个有关阶级的力量和觉悟等等，也就是依存于一些不能预先估计到的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突然性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行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剥夺时，尽可能没有痛苦，采用和平的方法，并取得各方面的同意。但是，历史的发展既不能由我们的愿望决定，也不能由我们敌人的愿望决定。
决不能说实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没收必须剥夺的财产。
然而可以断言，经济的发展，将使只剥夺一部分现存财产成为必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是生产资料公有，这完全不触犯个人消费资料的私有。属于个人消费资料的财产，不仅有食品和家具等物品。我们回忆一下前一章对于储蓄银行所述的一切情况。借蓄银行是使非资本家阶级的财产交由资本家支配的手段。每笔小额存款都不大，本身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只有把它们集拢在一起，才能发生资本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的财产，储蓄银行的存户取得利息的可能性也将要减少。这种存款将不能成为资本，而只会成为不生殖利息的单纯储蓄，即消费基金。但是，这种情况与没收储蓄存款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没收，不仅从经济的理由来说没有必要，就是从政治上考虑也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小额储蓄存款，大部分属于被剥削阶级，即属于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只有那些认为这些阶级完全没有负责任能力的人，才会设想，它们为了取得生产资料，会从自己剥夺自己的最后一点积蓄下手！
不过，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以剥夺消费资料为条件，而且也不要求剥夺生产资料的一切所有者。
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成为必要，是由大生产引起的。公共生产也要求生产资料公有。但是，正如生产资料私有制同大企业中集体劳动相矛盾一样，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同小企业矛盾。
我们已经说过，小企业本身要求生产资料私有。社会主义的趋势，要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交给工人所有，所以消灭小企业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可见，剥夺小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结果，不外是把生产资料从现有的所有者手里夺过来，然后再把它交还给这些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因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绝不要求剥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民。这一过渡不仅不夺取他们任何东西，而且将为他们带来一些好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为直接消费而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趋势。所以，正如我们说过的，它应当努力把所有的社会义务，即把赋税或对转为公有的抵押财产要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些社会义务不完全废除）从货币缴纳改为实物缴纳，也就是改为用谷物、葡萄酒、家畜等缴纳。这对农民说来，就是使他大大减轻负担。这种改变，就是今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东西。可是，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变，并通过这种改变消除农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上是资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将结束这种剥夺。
当然，社会主义不会使经济发展停止。相反地，社会主义是使经济发展超出一定范围的唯一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像在今日的社会中一样，大生产将日益发展，不断地吞并小生产。而且，我们关于家庭和婚姻问题所谈的，也同样适用于这里。发展的方向仍旧保持不变，但是，社会主义将消除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切令人讨厌和使人痛苦的现象，并使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为人人所享受。
今日农民或手工业者从小生产的劳动者转变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表明他们从小有产者转变为无产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转到集体大企业劳动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将变成大生产的一切利益的享有者；他们的境况将大大改善。他们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已经不再是由小有产者变为无产者，而是由小有产者变为大有产者了。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都变成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沦为无产者。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才意味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境况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再是消灭落后企业和剥夺其所有者的竞争，而是发达的企业和生产形式对落后的企业和生产形式的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带来痛苦，而且会比竞争所促成的发展迅速得多。现在，如果要采用新的、较高的生产形式而不剥夺落后企业的所有人，不掠夺和摧残多余的大批工人大众是办不到的，在今日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生产者一息尚存，他们就仍然要困守过时的生产形式，拼命地抓住他们不放。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具有革命性；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在一百年之内，使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可是，陈旧过时的，苟延残喘的生产形式的残余，至今还保存着很多！
一旦人们因害怕独立经营的破产而沦为无产者的恐惧消失了； 一旦公共的大生产的好处在各个不同方面向它的一切参加者显示出来；一旦每一个参加者都能享受到这种好处，那末，就只有傻瓜才会拼命保持陈旧的生产形式。
吸收落后的小企业，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的，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将在短期内把它完成。社会主义将依靠收益多的企业的吸引力而不采取剥夺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变为商品生产，而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地方，农民的农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许还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但是，在这些地区，居民最后也将体会到公共大生产的一切优点。
农业中的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将因城乡对立的不断消失，以及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工业向乡村移动的趋势而加速和容易起来。十分遗憾，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如果我们作更详细的叙述，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了。
第九节 “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关于“未来国家”，还有一点，即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想谈一谈。旁人常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将怎样分配你们的财富？难道每个人都分到相等的、同样的一份吗？”
分摊！庸夫俗子在这一点上全部表现出来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从头至尾只止于分摊这回事。
不久以前，就是有教养的德国人也认为，共产党人想把属于国家的全部财富分给人民。
尽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切抗议，可是这种看法仍然十分流行。这种情况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由于我们敌人的恶意宣传，而且还由于（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由于）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使然的。
他们的眼界常常还没有超出与小生产相适应的那些观点。然而从小生产的观点来看，分摊正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分摊的概念，与小资产者和农民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古代商品生产发生以后，就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旦少数几个家族——商人或地主——积累了巨额财富，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并依附于他们，后者就力图驱逐财主和均分他们的财产，以便自救。不过一百多年以前，在热烈主张私有权的法国革命时期，手工业者和农民就分过比如教会的财产。分摊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人民的“护国”阶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大生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不主张分摊现在分散于许多所有者手中的生产资料，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力图把这些财产集中到社会手里。要使爱发议论的一些德国人明白固然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最终他们会理解这一点。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分摊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那末，使用这些资料创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也应当由社会支配。社会如何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它的成员呢？是根据平均原则分配呢? 还是按劳分配呢？如果按劳分配，是否每种劳动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不管劳动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繁重还是轻松，需要基本知识还是不要呢？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仅我们的敌人纠缠不休地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就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十分注意产品的分配问题。从傅立叶到魏特林[15]，从魏特林再到贝拉米[16]，拟出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常常证明它们的作者具有惊人的智慧。同时也不乏“积极的方案”，而其中有许多是简单易行的。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不像一般人经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从前人们常把产品的分配，看成是与生产完全无关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缺点，首先暴露在它所特有的产品分配方式上面，所以被剥削者和他们的朋友认为，一切祸根在于产品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他们是受到十九世纪初期流行的看法影响，即认为产品的分配，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即权利观念的产物。因此，只要发明出一个比较良好的和比较公平的分配制度，并使人们相信它的好处，就可以消灭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公平的分配不能不同现存的分配制度相反。今日最可憎的不平等原则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有些人认为分配的原则，应当是平等。
今日，不劳动的人荣华富贵，而劳动者却忍饥挨饿，所以另一些人喊出口号：“按劳分配”，或者用最新的说法：“按劳分配全部产品”[17]。但是，人们对这两个公式又表示怀疑，于是又出现了第三个共识：“按需分配”。
自那时以后，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并不决定于该社会所流行的权利观念和法律制度，而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地主、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在总产品中所分配到的份额，取决于土地、资本占有的对象和劳动力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品的分配将不受盲目发生作用的、为参与分配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规律支配。今天，在任何一个大生产企业里，产品的生产和工资的支付，都是按照计划周密进行的；同样地，在不外是单一的大生产企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这样进行。产品分配所遵循的规则，将由参加分配的人自己制订。但是，他们要制订哪些规则，是不能由他们的意思而定的。这些规则，是不能任意根据这个或那个“原则”设想出来的，它们将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首先是根据生产的情况来制订的。
比如说，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科学之应用于工业将来有一天会使劳动生产率提得很高，以致人们所拥有的各种必需品将会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按需分配”的公式将毫无困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实现。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花了很多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不多的必需品，那末，即使对这个公式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也无法把它付诸实施。
“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个公式，无论如何同生产的需要相抵 触，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公式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要求把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悉数分配给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这种观点，也像关于似乎应当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大量分配（Gross Teilung）的观点一样，都在现代私有制所产生的思想范围内打圈子。年年把所有产品全部分配掉，等于逐渐重新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求只分配当时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凡是用于维持和扩大生产的产品（以及留供弥补意外亏损的产品），当然不能加以分配。同样地，凡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即供社会机关——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医疗机关，休养机构，娛乐场所等——的建立、维持和扩充使用的产品，也不能加以分配。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机关的数量与规模已在不断地增加与扩大，而且在这方面，大生产也日益排挤小生产（在这里，小生产指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展当然不会受到阻止，它反而会得到鼓励。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交由个人消费的产品，即归私人所有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将比在几乎全部产品都是商品，即归私人所有的现代社会要小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像今天一样，不能把全部产品都分配掉，而只分配剩余的产品。但是，就是这些剩余的产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任意处理；在这种产品的分配当中，生产的需要将起决定的作用。因为生产是在不断改进和变化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与方式，也要随着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认为应当发明一种特殊的分配制度，然后永远用它当作标准，这完全是乌托邦的空想。在这方面也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任何飞跃，而只能从它面临的现实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只能采取作为现存工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那种形式。财富的分配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工资的形式，不仅随时代而变化，而且因不同劳动部门和地区而各异；同样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完全可能由于仍对居民发生影响的历史传统和习惯的不同，以及生产需要的变化，而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死板的、单调的制度，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富于变化形式的制度。由于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达，科学和艺术普及于社会，必然使这种制度富于变化。
除了“分摊”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最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头痛，这就是“平等”。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从总产品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因此，勤劳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将与懒汉的收入相等，繁重而辛苦的工作所拿到的报酬，也要同轻松而愉快的工作一样；单纯的机械劳动，与需要多年准备的精巧艺术品，将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毎个人都将尽量少工作，谁也不肯做繁重而辛苦的劳动，谁也不愿意学习一些东西。结果，社会将混乱不堪，回到野蛮状态。由此可以显然看出，社会民主党的意图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这种论断十分荒谬，在经过以上说明之后，未必需要再加以详细批驳。我们不像我们的敌人那样自诩眼光远大，所以怎么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大夸海口，准确地预言“未来国家”是否要规定一切收入完全平等。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天感到需要作出这种决定，而且这一决定也真产生了我们的敌人所清晰预见到的那种可怕后果，那末，它的自然结果一定是：应被推翻的，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而是平等原则。
社会主义的敌人，只有证明了以下两点，才有权利从收入平等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结论。第一，这种平等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生产发展不能相容。他们至今没有提出这个证明，而且也永远不能提出。因为个人在生产中的活动，不仅取决于他的报酬，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各式各样的条件，比如他的责任感、功名心、竞赛、习惯和劳动的吸引力等。对这些条件在未来社会中的性质，我们只能加以推测，而不能加以肯定说明。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推测，只会同我们敌人的观点相反，而不会同他们的观点一致。
然而，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的敌人还要证明第二点。这一点是收入平等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所以，没有这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可设想的。可是，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证明，因为看一看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远古野蛮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今天的农村公社（马克）和家庭共同体，就可以知道，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一切劳动报酬形式，比如固定薪金，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超过一定平均定额的劳动奖金以及各种工作的各种报酬等等这些报酬形式，当然都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出来的，但是，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符合，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随着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习惯以及生产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个时期内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是，我们并不想由此主张，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原则 （平等并不一定就是一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发生作用；而是认 为，它将作为自然发展的目标，即作为一种趋势出现，而不作为违反生活要求用暴力强加执行的平均主义的目标出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有扩大收入差别的趋势，又有缩小收入差别的趋势，既有加甚不平等的趋势，又有减小不平等的趋势。
这种生产方式，使中等阶层解体，促进大资本家日益强大，从而显著地加深了横在人民大众与其上层人物之间的鸿沟。后者骑在前者头上，越骑越高，越来越不可攀，越来越陡悄。但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也日益使人民大众中间所有的收入差别缩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推进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者不仅把他们的收入压低到无产阶级收入的水平，而且还日益消除无产阶级中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别。机器日益使不同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消除。这种差别是在手工业时期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学徒期间的长短、劳动力消耗程度的大小和劳动组织的松紧而引起的；在机器使用以前，生产形式变化不大，这种差别是极其根深蒂固的。今天各种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不断变动并日益相等。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也开始逐渐同无产者的收入拉平。原来，我们的敌人以其极大的道德愤慨指责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这种平均化，正在他们目睹之下，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不平等加甚的趋势，当然不复存在。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差别缩小的趋势，将更加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以前在叙述传统的家庭形式的瓦解以及小生产的灭亡时所作的结论，也是适用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今天，人民大众收入平均化的过程，是通过较高的收入下降到较低的收入的水平而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趋势，当然要通过较低的收入提高到较高的收入，并和较高的收入相平等而实现的。
我们的敌人竭力吓唬工人和小资产者，说收入的平均化，只会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因为，把富裕阶级的总收入分配给最贫困的阶级并不足以把后者的收入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为了 “平等”，比较富裕的工人和小资产者，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他们不但没有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反而吃了亏。
在这方面，只有下述说法是正确的：今天，不幸的贫民的人数，首先是流氓无产者的人数无疑很多，他们的穷困情况又十分悲惨， 以致把富人的庞大收入分给他们，也恐怕不能使他们的生活达到收入较高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是否就成为有必要保存我们的优良社会的真正理由呢?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觉得通过这种分配而使贫困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分摊”，而在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必然要引起每年生产的产品迅速增长。我们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展开的障碍。它不仅不能按照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和提出的要求迅速地合并小企业，而且也无力使用现有的一切劳动力。它使劳动力浪费无用，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打入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寄生分子和不生产的中间商人的行列，使另一部分劳动者沦为对生产无所作用的常备军。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所有这些劳动力找到生产性工作。它将大大提高在业工人的人数，或许使他们增加一倍，从而使每年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也同样增加。生产的这种扩大，就足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而不单单提高最穷苦的工人的收入。
如上所述，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将大大促进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和排挤小企业的过程，从而显著提高一般劳动生产率。因此，它不仅能够增加工人的收入，而且也能够缩短劳动时间。
由此可见，说什么社会主义意味着人人贫困的平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平等不是社会主义的趋势，而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趋势。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而必然地会提高所有劳动者阶级的福利，其中也包括农民和小资产者。根据这种过渡的实现条件和当时的经济情况，这种提高，或来得大或来得小。但无论如何，是显著的。从此以后，经济的每进一步，都会促进一般福利增长，而不像今天这样的减少。
在我们看来，收入发展趋势的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福利，比收入的绝对增长还更重要。有思想的人，与其说是为现在而生活，不如说是为将来而生活；所以将来给他的祸福，比目前的享乐，更引起他们的注意。决定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祸福的，不是存在，而是发展，不是现状，而是趋势。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一个新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增进福利，而且保证生活安定，这种安定在今日就是最庞大的财富也无法加以保证。如果说，福利的增进只关系到迄今被剥削的那些人，那末，生活安定的保证，对现在的剥削者来说，即对于那些处境良好，不需要改善，而且往往也不可能再有所改善的人来说，也是值得感谢的礼物。对自己境况缺乏信心的苦恼，既威胁着富人，又威胁着穷人；它也许比贫困本身更使人难受；它甚至使那些还没有尝过贫困滋味的人，从心灵深处体会到贫困的痛苦；它是一个幽灵，甚至王公贵族也躲避不了。
凡是熟悉共产主义公社的研究家，比如研究过印度或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它们因商品生产、国家干预、货币经济及其产物——高利贷而解体以前的情况）或今日还保存在南斯拉夫人手里的农业家庭组合的人，都首先注意到这种公社的全体成员所特有的安全感、自信心与镇静精神。他们完全不受市场各种动荡的干扰，都持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自给自足，按照自己的需要调节劳动，事先就知道他们应当期待什么。
但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保证，还远远不够完备。它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还很薄弱，公社本身的规模也太小。牲畜死亡，作物歉收，洪水泛滥等灾害所引起的损失，时常发生，危及整个公社。相反地，规模相当于掌握着现代科学一切成果的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公社，不知要提供多大的生活保证！
第十节 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它的成员提供福利和生活保证，这种情况连我们的许多敌人也都承认。但是，他们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好处是以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因为，它们是以自由的完全丧失为代价的。笼中的小鸟，每天都能得到充足的食饵，它不会挨饿，不怕气候变化，不受敌人的侵犯。但是，它没有自由，所以，它是值得可怜的，极想冲到危险而困难的世界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他们说，社会主义消灭经济自由，即劳动自由。社会主义将导致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前度面前，连最无限制的政治的专制制度也是自由的状态。因为后者只束缚人的一个方面，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则束缚整个人。
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奴隶制十分恐怖，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都被它吓倒了，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人。他们厌恶共产主义不亚于厌恶商品生产，他们企图用同时追求两者的方法，来避免两者所有的危险。他们希望一个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不过是建立一些人所熟知的自由主义的工人“自助”团体。
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同劳动的完全自由不相容，即不允许要在什么时候劳动就在什么时候劳动，要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劳动，要怎样劳动就怎样劳动，那是正确的。然而，多数人在一起进行的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共同劳动，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即不管它采取资本主义形式，还是采取公共的组织形式，都与工人的这种劳动自由不能相容。劳动自由只有在小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小生产中，它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小生产不受一切限制性规定，比如强制轮作，行会限制等等束缚的地方，个体劳动者仍然要受自然或社会的影响。举例来说，农民要受气候影响，手工业者要受市场情况影响等等。虽然如此，小生产毕竟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小生产的理想，而且是它的最革命的理想。只有眼光狭隘、视野超不出小生产范围的小资产者才能抱有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在一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还在经济方面有它的充分根据。今天，它已失去了一切支柱，只有在看不到从那时以来发生的经济变革的人的脑袋中才能出现。
劳动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小生产一道灭亡。消灭劳动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大工业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恰恰是最常谈必须劳动自由的人（即资本家），却在加速消灭劳动自由方面最卖力气。
不仅工厂劳动已经没有自由，就是其他一切劳动（个人在这些劳动中仅仅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发生作用），也是没有自由的。对于在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制造商品的个别部分劳动者说来，以及对于不是作为自负其责的个人，而是作为机关团体的职员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说来，也不存在劳动自由。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铁路的职员和新闻记者都没有劳动自由。他们都受一定的规章制度束缚，必须在指定的工作地点和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并受其他限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人类的精神活动方面，也像在人类的其他活动方面一样，大生产排挤着小生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也日益失去劳动自由。
不错，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占有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工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今天，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作对工人不合适，他有完全自由到另一个企业去寻找工作；他可以改行，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由一个人统一掌握，所以只有一个唯一的“雇主”，不可能由他这里转到另一个地方去。
就这方面来说，今天的工资劳动者，确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自由，但是这不能叫做劳动自由。尽管今天的工人经常由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工厂，他得不到劳动自由。在任何地方，对工人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可见，工人害怕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失去的自由，并不是劳动自由，而是自己选择雇主的自由。在今天，这种自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凡是在某个垄断企业工作过或正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工人的一种保障。但是，就是连这一自由也日益使人怀疑了。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失业人数增加，使空闲的工作位置大大少于找寻工作的人的人数。一般说来，失业者好歹找到工作后，都一定十分快乐。此外，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结果，每个企业的工人又都重新处于同一个雇主的管理之下，或至少使他们服从于同样的劳动条件。
被我们的敌人宣布为仇视文化和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可恶意图的，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作用，也在这里发生作用。
也像使工人失去在工作时的自由一样，使工人失去选择劳动条件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不想阻止这种发展，当然，它也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但是，也像我们在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可以使这种发展具有一种与原来不同的对工人较有利的形式。它不能使工人不隶属于他在其中只是一个齿轮的整个经济机构，但是，它却能使工人不再隶属于利益与他们相反的资本家，使工人隶属于由他们自己构成的社会，即隶属于由利害一致、权利平等的同志构成的社会。
一个自由主义的辩护士或文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隶属关系是忍受不了的，但对现代的无产者说来，它却不是忍受不了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工会运动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工会组织使人看到了我们的敌人一在污蔑的“社会主义的强制国家的暴政”的雏形。在工会组织中，每个人的工作条件，也都有严格和精确的规定，可是其中的成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感到对他的人身自由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如果说，有人认为必须经常借助武装力量和流血手段，来反对这种“恐怖主义”，以保卫劳动自由，那决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剥削者。可怜的自由呀，除了奴隶主以外，再没有别人保卫它了！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不自由，不仅要失去它的压制性质，反而要成为人类至今所能达到的最高自由的基础。
这似乎有些矛盾，这只是表面上看来的矛盾。
在大工业出现以前，生产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简单说来，就是营生劳动，用去了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种劳动要求全力紧张工作，即要求心身两方面鼓起全力。不仅猎人和渔夫如此，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这样。因为，生产者的生活，几乎全部是在他的营生劳动中度过的。劳动锻炼了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使他的头脑富于发明和求知欲。但是，分工越向前发展，就必然使生产者越向单方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已经不再用于各个不同方面，它停止发展了。生产者在一定时刻埋头于部分工作，他失去了理解周围现象的整体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那些不从事营生劳动的人，才能使体力和智力得到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作深入研究，进行哲理的思维，即为最高真理本身而探求最高真理。可是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唯有靠着把营生劳动转嫁给别人，靠着剥削别人，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历史上最理想的哲理世界，一个唯一由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社会，就是雅典的贵族社会，即雅典的占有奴隶的地主社会。
在雅典的贵族看来，劳动——不仅是奴隶的劳动，而且也有自由的劳动——是一种下贱的事情，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苏格拉底[18]的话，决不夸张。他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文化，只是由于无暇，因为无暇，就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只学习自己工作所需要的东西，知识本身对他们说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他们学习算术，只是为了做买卖之用，而不是为了理解数的性质。他们没有能力探求任何高深的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同挣钱比较起来，荣誉和科学带来的快乐，没有任何价值。即使铁匠、木匠和鞋匠精通自己的行业，也大多数具有奴隶根性。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美、善。”
自那时起，经济发展大踏步向前，分工达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而商品生产的优势，又使许多剥削者和有教养的人下降到赢利者的行列中去。现在，甚至有钱的人，也同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完全投身于他们的实业活动。他们的集会场所，不再是专科学校和学院，而是交易所和市场。他们埋头从事的投机，与真理和正义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唯羊毛，威士忌酒，俄国公债和葡萄牙的息票是问。他们的精力完全消耗在这些投机活动上面了。在作完这种“劳动”之后，他们除了从事最庸俗的享乐以外，再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去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学问变成了商品。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推动力忘我地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的专业，认为把一分钟的时间花在研究不能获利的某种学问上面都是损失。因此，现在有人主张中等学校取消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取消这两门课程的理由，与其说是出自教育学上的考虑，不如说是企图叫青年只学习他们将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即学习将来能够变钱的东西。
甚至从事科学工作和艺术活动的人，也失去了关于整体的一切观念以及追求全面而和谐的发展的任何志向。到处都是片面的专业化。科学和艺术降低到手工业的水平。苏格拉底对于手工业者的活动所说的那一番话，也完全适用于科学和艺术。哲学思想濒于死亡，至少在上述阶级里是这样。
但是，在这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和一个新的阶级，即使用机器的劳动和无产阶级。
机器使劳动失去了一切精神内容。使用机器的工人，不再需要思考和熟虑，他的工作只是被动地服从于机器。机器指挥工人工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
对于使用机器的劳动所说的这一些话，也适用于工场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劳动，不过一般说来，适用的程度较小。把制造一件完整物品的手工业者的劳动，分成许多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通过一道或数道十分简单的工序，只能制造出完整物品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劳动的这种分割，是机器生产的准备阶段，也就是机器生产的序幕，这是众所周知的。
工作的单调和思想的缺乏，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心灵显得迟钝。
但是，紧接着而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他们产生了起来反对劳动时间过长的愤慨情绪。对他们说来，劳动与生活已经是两件事情。对他们说来，只有在劳动结束之后，生活才开始。对劳动和生活还形成一体的工人说来，劳动自由可能等于生活自由。但是，对于只有在不工作时才有生需的―天说来，唯有摆脱劳动之后才能享受生活自由。 当然，这类工人实现不了摆脱一切劳动的愿望，因为劳动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可是，他们必然会设法限制他们的劳动时间，以便有时间来生活。
现代无产者为缩短劳动时间而斗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在这里；而旧制度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斗争的。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一点点经济利益，不在于增加工资，不在于减少失业人数。虽然这一斗争也有这些目的，但在基本上它是为生活而斗争。
然而，从使用机器的劳动夺去了劳动的精神内容这一事实，又产生了第三个后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也像其他生产者的这种力量一样，并没有被生产活动消耗殆尽；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力量是闲着的。因此，无产者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渴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渴望求知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之一。其他一切阶级尽量把自己的余暇毫无意义地消磨掉，而无产阶级则真心诚意地渴求知识。只有那些有机会同无产者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无产者的这种追求知识和教育的渴望的强烈。但是，如果一个局外人，拿工人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同其他社会阶层爱读的书刊比较一下，他也不难看出这种渴望的强烈。
而且这种求知欲完全没有自私的动机。知识并不能帮助使用机器的工人增加收入。他们是为了真理而探求真理，而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因此，他们非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别的狭隘范围内；他们的视野面向整体；他们希望理解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最困难的问题，最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喜欢研究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以致要想把他们从云雾中拖回到大地上来，往往是很困难的。
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知识。雅典贵族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家的哲学精神，恰恰就在被人轻视的无知的无产者中间复兴起来。但是，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无产者没有钱学习，没有人指导他们去学习系统的知识，他们受尽无计划的自学所有的一切意外和困难，尤其是没有充分的余暇！对无产者说来，科学和艺术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们力图占领它，可是打不进去。
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享受教育的一切源泉。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减少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使工人有获得充分知识的必要的余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求知欲；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这一欲望得到满足。
给人类带来生活自由，艺术活动自由，科学活动自由和最高尚享受自由的，不是劳动自由，而是劳动解放。这种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施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的那种作为少数高等贵族特权的幸福而和谐的知识，将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共同财产。少数高等贵族依靠奴隶获得的东西，一切文明民族将依靠机器来取得。它们将因生产劳动的解放而受到上升的影响，而丝毫不会受到奴隶经济迫使雅典贵族终于颓废而引起的那种卑躬屈节的影响。正如现代的科学手段和艺术手段，远远地超过了两千年以前，现代的文明世界大大地胜过小小的希腊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的崇高和物质福利方面，将凌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光辉灿烂的社会。
能够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美丽理想而奋斗的人，幸福无疆！
[1] 贝勒（Bellers, John 1654—1725），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消灭人民群众的贫困，贝勒提出了一个组织劳动团的空想方案。在这种劳动团里，富人也要同穷人一样地劳动，并将完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工。
[2] 傅立叶（Fourier, Charles1772—1837），是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理想社会的基层生产消费组织——法朗吉，应当联合1,625人。法伦斯泰是法朗吉成员的住所。
[3] 亚尔萨斯——洛林地区，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由法国割给德国。由于夺取有一个巨大铁矿的亚尔萨斯一洛林地区，得到50亿战争赔款，而促进了德国工业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飞速发展。
[4] 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过一种想法，认为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共同市场等等，就可以消除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和消灭可能导致战争的冲突。考茨基在这里对这种思想作了错误的评价。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是某些巨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统治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表现。现在，右翼社会党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直接继承者——所支持的各种军事集团、欧洲煤钢联营、“共同市场”清晰地证明：在这些联合组组的内部，各资本家集团经常勾心斗角，成员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加深。考茨基没有看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唯一可能保卫和平的手段。这个事实，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投入了工人阶级的直接背叛者的阵营，即加入了资本主义大屠杀的帮凶的阵营。——俄文版编者
[5] 这里顺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决不会停止，所以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繁荣所必要的规模不断扩大。各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最后将结合成一个国家，而整个人类将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过，我在上面所说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发展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以后发展进程。因此，在我们的说明中，没有必要谈到世界共和国。——考茨基
[6] 曼彻斯特学派，是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流派，它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学派的拥护者们主张贸易自由，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设在曼彻斯特。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个纺织厂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在1838年于曼彻斯特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以便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7] 考茨基在这里系指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1760-1825）、罗·欧文（1771—1858）和沙·傅立叶（1772—1837）。他们三人在自已的著作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工人所受剥削的惨状，不过在历史观方面，他们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都没有能够看出无产阶级是可以改造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社会力量。
[8] 魁奈（Quesnay, Franqois 1694—1774）,是法国的伟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生。
[9] 亚当·斯密（Smith, Adam 1723—1790），是英国的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
[10]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1689—1755）,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11] 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是法国的杰出的启蒙运动者和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12] 保罗·辛格尔（Singer, Paul 1844—191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从1887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邦理事会理事；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列宁对于辛格尔的活动，特別是在反对取缔社会党人的非常法时期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参看《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77页）。
[13] 李嘉图（Ricaido, David 1772—1823），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
[14] 这里，极其明显地暴露出考茨基存心不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这本书写于1875年，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爱尔福特纲领的前一个纲领）作了分析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等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是科学地对待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基础，但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却把它遗忘了。一直到1891年，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幵会前夕，恩格斯不顾考茨基的反对，才把《哥达纲领批判》公布于世。但是，不论是在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拟成的《爱尔福特纲领》里，还是在他的这本解说里，都不仅没有反映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甚至连《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也没有握到。——俄文版编者
[15] 威廉·魏特林（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是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裁缝出身，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16] 爱德华·贝拉米（Bellamy, Edward 1850—1898），是美国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因著有一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空想小说《追溯往事》（英文原名《Looking backward》。——译者）（1888年）而出名。他在这部小说里，以不很高明的艺术形式，凭空捏造一些细节，描绘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制废。在贝拉米的乌托邦里，还保存着资本主义垄断，社会制度的改革，是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的。
[17]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两个公式不是同一的。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相当的按劳分配原则，是表示根据社会的每个成员所耗费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社会产品，除去满足社会需要、用作贮藏和社会保险的部分。
而“按劳分配全部产品”的要求则是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或“劳动所得”的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明了这个要求的含混暧昧、模糊不清。——俄文版编者
[18]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约469—约399），是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用文字记载的作品。有关苏格拉底的学说的材料，是他的同时代人色诺芬、柏拉图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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