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者说明

　　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1875年的哥达纲领之后通过的一个新纲领。这个纲领此之哥达纲领是前进了一步，因为纲领中基本上消除了拉萨尔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它的理论方面也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写成的。但是，纲领中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誤。
　　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恩格斯为了反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曾对威廉·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纲领草案写了一个批判意见，^[1]着重指出了草案中错误地否定暴力革命而提出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草案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以后，又由考茨基另拟了一个纲领草案（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而在李卜克内西主编的《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转载考茨基拟的纲领草案中，出现了把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称为“一个反动集团”的拉萨尔主义提法，恩格斯看到后又立即提出了批评，说它“是极端片面的”，“是完全谬误的”。^[2]列宁在准备写《国家与革命》的笔记中曾把恩格斯所作的批判概括如下：“（一）直接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指出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增长，认为它是‘对于巨大的、伟大的、主要的（对比关系）“观点”的遗忘’；（二）再度叙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三）坚持成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共和国；（四）坚持取消地方自治局中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五）反对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概念多么明确啊! ”^[3]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第二国际中影响最大的党，它的纲领也是整个第二国际的模范纲领，因此，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4]。
　　爱尔福特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导言）和实践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本书就是考茨基对纲领的理论部分所作的解说。在本书中，考茨基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的贫困化和它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活动。考茨基大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等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还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
　　但是，考茨基是一贯倾向机会主义的，即使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已经显露出他的机会主义思想了。所以，曾经受到恩格斯严厉批评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的一些错误论点，在考茨基的这本解说中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考茨基在谈到“未来国家”问题时，大谈批判空想主义的“未来国家”观点，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却只字不提。考茨基一方面谈论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为无产阶级规定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夺取政权这个问题，却又总是闪烁其辞地加以回避，而不肯清晰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原来，考茨基认为统治阶级由于“眼光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是世界历史上“屡有的先例”，因此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本书第85页）。与此同时，考茨基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中，“国家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本书第172页）。而“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本书第175页）。因而他把议会斗争看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有力手段”，以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使统治阶级自愿让出阵地。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议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在德国，政府天权独揽，帝国议会及其他一切人民代表机关毫无实权可言，在这样一个德国，竟如此这般来作宣传，而且并没有这种宣传的任何必要，那不啻是从专制制度把那遮羞物摘下而用自己的身子将那赤裸着的东西遮蔽起来罢了。”^[5]恩格斯把鼓吹“今天的社会在向社会主义长入着”的论调斥之为“异想天开”，“荒谬之至”，认为这就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到头来只会把我党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6]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手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考茨基却完全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指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7]，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考茨基后来之成为无产阶级凶恶的敌人，是有其深远的思想根源的。
　　再则，考茨基在阐述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时，一方面正确地强调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认为“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本书第78页），认为成立这种超卡特尔就是实际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观点后来被考茨基进一步发展成为“超帝国主义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估价完全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既不可能消灭危机，更不可能消灭私有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剧危机，加快资本主义制度总崩溃的到来。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8]

^[1] 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同上书，第19页。

^[3]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俄文版，第27页。

^[4]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430页。

^[5] 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10-11页。

^[6] 同上书，第11页。

^[7]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25页。

^[8] 同上书，第22卷，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