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瑟·韩生
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吗？
﹝美国﹞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
1967年7月
大壶春花 翻译、Hertzian 校对
编者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吗》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写给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文集。本文已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由Merit出版社出版。
俄国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足于何处？
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二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阵营把以“遏制”为中心并最终推翻共产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在美国历史上，最浩荡的政治迫害当属杜鲁门所推出，即针对 “共产主义威胁”的杜鲁门主义。它在已故参议员麦卡锡的指导下到了疯狂的地步，在许多美国人民的生活中也是致命的。华盛顿已反复介入如伊朗和危地马拉等他国内部矛盾并推翻其政府；还有输送美军去黎巴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例如在猪湾事件和刚果行动中，美方提供资金并组织雇佣兵。所有的这一切均以打击共产主义为名。此类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已经两次升级为大规模武装斗争，以致于可能发生以核止战的风险——1950~1952年的朝鲜战争和如今的越南战场。
“共产主义威助”主要来源于苏联——至少直到毛泽东和卡斯特罗时代。苏联背后，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鼓吹者总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和列宁治国理政之道追根溯源。
因此，马克思、列宁和苏联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位一体成为被资本主义阵营长期攻击的对象。这些言论上的攻击，像绝大多数的战争宣传被作为反动资源一样粗制滥造，其主要目的是洗脑。
然而，我们需要一些更合理的东西，以对严肃的、关心真理的人民产生深刻长远的正面影响。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很直白很老练，他们至少假装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了一把。他们的价值输出是惊为天人的，但输出模式十分缺乏具有独创性。同样的论调十年如一日地反复出现，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教条。
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除了露骨而厚颜无耻地捍卫资本主义体系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学，这里还有一种趋势，即批评家们虽然嘴上喊着打倒资本主义，但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找到了足够的证据以确保修正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正主义”一词最早于19世纪末由爱德华·伯恩斯坦首次使用。他认为这个词是体面的。作为恩格斯之后的一代修正主义集大成者，证据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方面或已过时或被驳斥，他把马克思的一些谬误归因于他的“黑格尔主义”哲学。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狭獈的经验主义。
伯恩斯坦总结，资本家过去已经学会完美地管理他们的体系，以此避免灾难性的萧条。他认为这个“原因”已获支配地位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而民主进程使资本主义可能渐进为社会主义。
但是，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贬低的根源可以从他的观点中总结出来，即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没经过长期教育就行使权力。在殖民地，西方力量曾上演执行“进步”任务的好戏。那时的德国霍亨佐勒恩外交政策也并非一无是处。值得一提的是，伯斯斯坦声称他的观点没有独创性。事实上，他们反映了贝姆·巴维克等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贝姆·巴维克是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经济学家。
伯恩斯坦的观点被1914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所驳斥。战争年代，是革命和殖民地起义的开端。暗含于战争背后的阶级斗争到了只有深谋远虑的社会主义者才能预见的程度。理性法则在西方臣服于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统治。资本主义开始在大萧条和大繁荣之间游走。其中一个本质性因素是为大规模毁灭性战争做准备。尽管伯恩斯坦的预言没有实现，他的观点却延续至今。
斯大林执政期间，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思潮。不同于之前的社会民主化趋势，斯大林主义不支持或称有所谓“修正主义”。它的核心要义是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内部是有可能去建立“社会主义”（或日后进入“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个理论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视社会主义为建立在极少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未来国际体系。
列宁和托洛茨基视苏联为一个过渡社会，它被迫执行历史上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土地改革、工业化），其执行任务的手段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斯大林同时修订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在俄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去援助和鼓励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英特纳雄耐尔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所取代，这反映了特权阶层的社会利益出现在孤立无助的俄国暴力革命中。这种修正主义表现出来的倒退观，在列宁所聚集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清算中，发展到了可怕的极端地步。浩大的清洗运动，包括清洗反对者，强迫劳动营、专制独裁以及被神化的独裁者。
修正主义尽管消除了糟糕的过激行为，但在赫鲁晓夫及其同僚的领导下仍在延续。它在国际上的特征是与帝国主义走和平共处路线。这意味着与资产阶级合作，或者说至少与其宣称的“先进”领域合作，确立议会制政体——这是复兴伯恩斯坦时期的观念。很少有人尝试为这条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在斯大林的方法论体系里，这只是一种简单又清高的教条。有的伴随着来自社会主义革命党反动派的中伤和诸如“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恶魔”、“帝国主义代理人”等修饰语，更糟糕的是把这些帽子扣在遵守马克思主义纲领者的头上。
修正主义一派仍旧强大，但逐渐式微。
过去几年里，美国和英国出现了“新左翼”思潮。然而，“新左翼”欠先前改革派太多东西了，例如回到伯尔尼公约，但他们倾向于不履行回到公约后应尽的义务。一个产品的新包装总是要满足产品本身的销售性的。“新左翼”的意识形态特点与众不同，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近二十年来，由于长期人为制造的繁荣景象，劳工组织相对平静，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固有属性。
空想科学社会主义
在仔细思考不同学派的论点之前，这里将提供一个有益的对照，简要阐述空想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
（1）科学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经济活动涉及人类的行为，无论技术和社会条件如何，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中，人类把自然界获取的材料加工成维持其个体、群体和物种生存所需的方法。归根到底，所有经济关系及其相应的范畴都起源于这一人类劳动活动，包括马克思阐述的令人费解的“剩余价值”理论。
即使这个观点看上去足够明了，但对于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一切受其影响的群体来说并非如此。他们在被研究的对象中找到了经济学及其不同分支的源头：商品、贵金属、货币；或模糊的抽象概念，诸如“需求”和“欲望”、“稀缺性”、“供与需”……
遵照费尔巴哈的观点，揭示资产阶级的物化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功绩。人与人的关系基础是物质和其他形态的资本，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剥削和被剥削以及这两个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反映，是宗教的世俗版本，同时也确立自己的方法论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因此，在黄金的例子中，马克思表明，守财奴、银行家、资本家或他们的走狗及同犯赋予黄金某些“宝贵”的物质属性是虚无的。依据马克思的看法，黄金“宝贵”的价值来源于人们寻找、开采和提炼时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它的交换价值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活动。资产阶级就是把事实颠倒，导致无穷的混乱，阻碍理解经济制度、起源、发展和未来演变的任何正解。这是马克思声称创立了一门社会科学的根本证据之一。
（2）科学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大自然和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双重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参与劳动过程的生产组织带来的可能性。生产力和劳动效率提高的标准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向前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且客观的基础，且不以人们对某一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化价值导向为转移 。
在我们这个盛产专家和时代研究者的时代，节省劳动力和调整发展模式引申出“科技革命”一词，科技的关键作用和有组织的劳动是增阔人们获得文化、闲暇时间和更丰富的福利的基础，这似乎已经到了平平无奇的程度。但对于反动派来说，情况并非如上所述。“自由企业”、“自由竞争”、“公共利益”和类似的精神依旧统治着人类经济生活。
（3）科学社会主义承认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各阶级存在斗争及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根源，但他们的的确确为探索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政治、政府、国家、艺术和文学等众多领域及其分支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础。
完全客观地确定各阶级的利益并不难。今天哪一个政治家不是出于客观确认各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政治考量？如果有时过于纠结各阶级利益或各阶级利益过于模糊，那么一次尖锐的阶级斗争往往会拨开乌云重见天，且此种斗争往往影响广泛而深远。
（4）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马克思的逻辑使他能证明资本主义起源于与之前性质不同的封建主义制度。如果这惹恼了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的永恒性，那如何证明这种普遍、普通的现象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仅仅作为一种组织集体劳动的方式——可以避免受其他一切的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他们的责任了。仅指出“人性”的不变是不够的。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以佐证人类的特征和能力是如何变化的。马克思的结论来自于对资本主义起源以及这一制度最不稳定、最具破坏性的固有倾向的一次最彻底的研究。
因此马克思能够为革命以周期性爆发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资产阶级能量的巨大高涨时人类社会可能会失去快速发展的能力，并推翻或吞没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这迫使其理论家将革命视为非理性和非必要的，甚至是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出的革命也是非理性和非必要的，更不用说结束现行或将来可能发生的革命了。
（5）科学社会主义是全局性的。马克思从整体上把握了他那以动态发展并贯彻人类社会始终的学科。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资本主义便可以与之前的制度和之后的制度作比较。“之后的制度”可以通过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以牺牲所有其他阶级为代价不断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推知。
从人类的生存、福祉和进步的角度来看，从而为判断人类距其特种起源有多远提供了依据。如果我们利用在改造和控制大自然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作为衡量人类是否进步的标准，那答案是肯定的。此外，进步的本质可以用客观的，经得起检验的中性词（生产人口、知识的增长等）来说明。可以用类似的方式说明这一进程的规律。总之，相反的观点必须提出主观性质的标准，例如文明发展带来的“损失”。但这无关紧要，而且肯定不科学。因为它们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编者：生产力水平）
（6）科学社会主义是辩证的。马克思的逻辑原则上使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究相互作用力、反作用力、相对运动趋势和各种性质。亚瑟.P.孟德尔在1966年10月的《外交事务》（“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衰）中声称，它“代表着经典力学的社会学和历史术语意义上的转变，现在被相对论、量子物理学、概率论和不确定性彻底破坏” ，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和误解。
马克思曾充分意识到，风险、概率不仅在商品价格等经济学门类中发挥作用，同时在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件所产生的结果中也发挥作用。我们没有必要把《资本论》读很深、很多才能发现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等一章第3节，即货币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
即使我们表面上接受孟德尔的说法，但它仍是有缺陷的。二十世纪的发展限制了牛顿力学的有效性，但它不是没用的。经典力学和量子物理定律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自然和宇宙现象。那么，孟德尔是否愿意承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像在经典力学及其被应用的领域一样成立？博学的院士应该好好想想。
（7）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本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包含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因此，这使分析客观的现实的新发展态势成为可能。今天的一些发展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或者他模糊片面地预见到了，这不足为奇。通过遵循他的逻辑，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此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对历史上的新兴事件及其本身兼收并蓄来保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我们撇开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庸人和有其他信仰的人的问题）
那些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结论的人很少谈到马克思的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甚至一度流行以“黑格尔主义”攻击马克思的方法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努力让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与《资本论》的马克思对立）。今天，马克思的反对者通常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在一些国家已经被反噬（人民的贫困化），或被他没预料到的趋势（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所遏制。他们的杀手锏是尽管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推翻，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这一目标仍有待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了充分证实。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和资本集中理论体现在大企业、金融集中的统治、工厂制度的延伸、引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 、资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资本的野蛮生长、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对于这一切，资本家们集体装聋作哑。
他们无视且贬低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积累、详审、分析、按逻辑安置和解释的材料。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有用，对今天的资本主义没用。他们努力让人相信海盗、奴隶主和强盗大亨的后代是温良恭俭让的群体。与他们的祖先不同，他们关心那些住在贫民窟和贫民区的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他们热衷于插足他国的穷人福利和民主权益，特别是那些居住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殖民地区的人民。
与在磨坊里从早到晚劳作的儿童相比，用凝固汽油弹烧死儿童是更人道？还是更进步？
马克思所提供的不仅是对他所处时代的资本家在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推向极端时所犯下的暴行的揭露。还有这种逻辑的物质基础的分析或者说分析控制这套逻辑系统运行的过程。他和恩格斯在过去一个世纪对英国工厂的揭露意义在于，无论是极端还是改良，都是这套逻辑系统本身固有的。这还有助于验证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研判的正确性。因此，分析保留了它的有效性和相关性，致使每一个严谨的学者都会对马克思如何合时宜地博闻强识和如何真实地描述我们仍旧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留下深刻印象。
（8）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是首要的，而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逻辑衍生。它们只能提供关于未来过渡社会性质的一段表征以及它在最终在一个如此伟大的共产主义无阶级的社会中达到的巅峰状态，最终结束伴随人类千年的贫困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马克思的预测没有理想主义、乌托邦或教条主义的影子。他不依靠所谓先见之明，而只是一种已被证明的在一定程度内适应人们所处的经济体系的能力的判断。马克思的推论更不涉及任何“最佳”体系供人们生活其中。
劳动社会化
马克思对未来的愿景是从逻辑上扩展劳动过程的社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引入“计划”的趋势中得出的。虽然资本主义为这些趋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它将这些趋势保持在原则上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财产形式内。这阻碍了科学在适当和彻底地有机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很多国家将经济水平维持在无政府主义水平状态，并保持了竞争形式，这种竞争形式变得越来越具有爆发性和破坏性。
如果这些限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商品生产原始阶段遗留下来的，那么劳动社会化、计划原则、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的应用将使整个社会以真正革命性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对所有领域的有益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任何情况下，试图将其细节具象化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将是子孙后代的工作。当代人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上述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马克思看待现在与未来关系的方式。
（9） 科学社会主义是理性的。这一显著特征对那些持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狭隘观点以及资本主义衰落所产生的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情绪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兴衰提供了极其理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反过来为确定最富有成效的阶级斗争方式提供了现实依据，并据此得出每个人都要付出为阶级斗争的努力，为结束这一困难和痛苦的时代作出积极贡献。除了它的政治效应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可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文化、艺术甚至心理现象获得无与伦比的丰富和有益的见解。
（10） 科学社会主义不反对改革创新，而且欢迎新的思想。在马克思所作贡献的基础上，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包括列宁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一分析正在形成世界政治的主要格局；还有托洛茨基的“永恒的革命”理论，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阶段，倾向于屈服于社会主义边缘力量，而不是屈服于工业、金融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力量。
列宁在被压迫民族问题、工农政治联盟、建设领导人民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等方面，都总结了宝贵的经验。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分析是对列宁所总结的经验进一步的重要补充。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一种理论，一套公式和研究。它指导了十月革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后资本主义国家，并成功地保卫了这个革命成果，让工农当家作主，使苏联免受敌人的蹂躏。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的成功仍然是被实践验证的不朽例子。
古巴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独特的新验方。在那里，年轻的领导层一开始就坚信巴蒂斯塔政权除了武装斗争之外别无选择。古巴人民接受了帝国主义及本土买办制定的框架，继续前进，但他们发现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发现这一点后，关键领导人并没有退缩，而是向世人证明他们足够聪明和诚实，能够得出适当的结论。托洛茨基关于另一个马克思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但革命者肯定会走到舞台中心的预言得到了显著的证实。古巴人把这一思想写进了一句口号——“革命者的义务是进行革命！”
马克思论神话
在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之后，让我们谈谈当前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者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上述文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兴衰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攻击路线。文章作者是密歇根大学的俄国历史学教授，其主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根据这一点，马克思一生都在图书馆辛勤地构造一个“神话”，即如果废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就可以为大众创造财富。
孟德尔声称，在苏联，这个神话被用来证明以进步和子孙后代的名义作出的非人道的牺牲是正当的，这为马克思的成就提供了一个现代的解释。事实证明，马克思炮制的幻想 “在西方发达国家无关紧要”，现在苏联本身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孟德尔认为，今天最优秀的苏联思想家要求“诚实” 和真正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为教条服务而腐蚀自己才能 ”
“因此，合理的价格、利润、利息计算、边际效用理论和先进的数学和‘控制论’模型正在取代与神圣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命令式’计划所迷恋相关的原始技术。”
孟德尔论证中的基本假设很清楚：人类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进化发展主轴——自甘堕落是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习性。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基因为基础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做了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得很对：“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一条狗会公平而有意识地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
这一学派的拥趸的论战不如孟德尔粗鲁，包括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工具或道德说教，即便如此它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试想，由于西方工人“失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苏联政府“失败”地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失效。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人类社会是宇宙所有其他物种中明显的普遍进化过程的例外，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与如今“成熟”的苏联计划经济之间所谓“趋同”的证据。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工业社会各自都呈现出彼此的最佳特征。因此，苏联社会在“去斯大林化”的幌子下出现了一种据称是从西方引进的自由化、民主化倾向；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和苏联的反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层面的计划。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这代表着某种进步，但这种进步远远偏离了马克思预测的历史发展模式。
这一理论相当普遍；一些人甚至在为开明的技术官僚和“新左派”的党派制定的最新计划中，以准入政策推进了这一计划。因此，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在1966年夏季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中指出，“美国和苏联开始看起来有些相似，他们希望（也可能）变得更相似……”在众多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因素中，利希海姆忽略了核军备竞赛。如果这两个社会正在融合，为什么他们要囤积炸弹？这个问题对于开始走向末日的美国来说尤其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苏联似乎像两列在一条轨道上相向而去的特快列车一样碰头。
该理论的实质是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人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渐进主义的更新变体。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足够成熟，或足够文明，可以屈从于通过民主进程表达的理性和民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遭到了“驳斥”，例如其关于毁灭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或者已经“过时”，如其方法论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已经到了可以抛弃教条性质的“学教”的地步，比如马克思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因此，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制政体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暴力革命的想法可以被抛弃——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今天制度对立之国家互相“趋同”的理论没有伯恩斯坦时代那么有说服力，当时它被描述为冲突的阶级的趋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被”一致。例如，它没有表明“趋同”如何在没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跨越国界被实现。在伯恩斯坦时代，人们认为这可以通过选举决定和议会多数党实现。今天，矛盾的逐渐演化如何以及在哪里能够到从质变到大同性的点？在联合国？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联合国这具尸体，甚至不会提及它。鼓吹美国和苏联“趋同”的理论家甚至没有议会席位。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外交需要可能与华盛顿的外交需要部分吻合，并在一段时间内使两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曾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又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合作发表这样的文章之后，恶交暴露了他们社会结构的潜在不可调和性。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杂性
有一个相关的论点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出现了一个基本缺陷。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师对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有着“复杂”的洞察，这个洞察就是现在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像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通过操纵税收、利率、公共工程、货币和信贷，使系统“过热”时降温，使系统突然寒冷时升温，从而使其保持健康。
他们指出，自3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过大萧条。相反，资本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以美国为甚，这证明了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加以控制。
实际上这一论点特别具有欺骗性，因为把经济置于政府宏观操纵之下是有必要性的，而这个必要性表明，一个本应在“私有”基础上自动运行的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根本性问题。长期的繁荣也不是它健康的有力证据。资本主义体系萌牙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是该体系的一次新的正常扩张，而是由于二战期间的巨额支出，以及战后恢复所需的巨额支出。（这些“经济师”也总是忽略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破坏和屠杀给整个文明带来的重大挫折。）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战后的繁荣伴随着国债的持续上升，而在资本主义大国中最富有的美国，国债的比例已是天文数字。诚然，与他们的祖先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国债的存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尽管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国债问题很大，但这些债务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
到最后，只有政府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支出，才能维持繁荣。这笔支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一场毁灭性战争做准备。
政府在核能和太空探索等新领域的开发的巨大支出各显其能，这同样体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局限性——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无论其规模多么庞大，能力多么强大，都越来越难以按照现代世界所需的规模适应社会所需去发展。私人资本与这些进步领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具有依附性。
讽刺的是，资本主义理论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争论本质上只是一个论点的变体，即马克思主义是非理性的，因此它不能被任何智慧的、公正的人接受。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观点及其纲领的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加之无政府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在今天得到了如此显著的证实，以至于在举出实例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反动派会感到尴尬。
其中最明显例子与核能攻关有关。这一下子解决了开发大量廉价能源的问题。从人类的肌力到动物的力量，再到水、风和化石燃料，核能使人类在能源领域取得了自发现火以来最大的进步。
然而，资本家们坚持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同时他们心怯地考虑如何将核能转化为新的利润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将核能的发展转向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目标。核武器储备现在足以消灭所有高级生命，而且不知道能消灭多少次呢！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存在一天，这种终极非理性毁灭性的灾难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逊政府每年在侵略越南这个小国的战争中浪费240亿至300亿美元，而每年在国内只投资20亿美元进行“脱贫战争”。美帝国在亚洲大陆的肮脏血腥的冒险有可能升级为对中国的冲突，并进一步侵略，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降临在我们头上，这证明那些负责美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人是非理性的。他们显然是站在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闭上眼睛，径直走向自己的厄运。
除了这些资本主义制度非理性的活生生的例子外，还有其他例子不胜枚举。目前令人日益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范围内无法无天地排放废物和滥用农药对空气、土地，甚至海洋造成污染。仅在我们这一代，据报道，如果已知物种还没有彻底灭绝的话，那也至少接近灭绝，这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他们的消失不是任何“物竞天择”的结果，而是人为的结果。这种对动物种群的间接屠杀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发展下不合理的副产品之一，仅仅是人类必将面临的诸多警告信号之一——且并不在遥远的未来——除非（我们能）超脱这疯狂的、无法无天的资本主义制度。
直到1917年，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通过给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打分来断言其所谓的空想。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设立了一个虚幻的目标，几乎不值得认真考虑；因为人类的贪婪和天赐的不平等（更不消说谁会主动去做清扫街道和清理下水道之类的脏活了）会击碎理想。
当然，这并没有阻止那些负责政治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实践中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无效宣传与他们对阶级斗争的真正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差距。只要列举法国统治者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野蛮举动、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烈士的绞刑、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统治下德国的政治迫害以及多年来沙皇臭名昭著的镇压措施就足够了。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还是相当相信自己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可以因为其“乌托邦主义”性质而被抛弃；因此，令他们惊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在俄国真实地建立了工农政府这一革命高潮中结束。
虽然盟军在丘吉尔的指导下，试图通过支持俄国反革命分子并派遣自己的军队来粉碎这个政府，但他们也狡辩苏联的实验是注定要失败的，理由也很幼稚，即“行不通”。
科学技术规划落后
除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与人性不相容之外，资本主义宣传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是计划经济无法吸收、更消说领先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由于俄国缺乏“实践经验”，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基于总体规划的经济体系最终会崩溃。
思想家们很容易忘记，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归功于侵占科技成果的资本家，应该归功于工人（包括技术人员）和与生产最密切相关的科学部门（机械、化学、电子、物理）。
当苏联率先研制出原子弹，紧接着又研制出氢弹时，关于“实践经验”的争论到底尘埃落定。有一段时间，人们坚持认为“间谍”负有责任，因为“机密”被偷走了，所以苏联才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当苏联发射第一颗太空卫星时，这种说法就破产了，显然苏联在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除了对美国在其卫星上的“精密仪器”和核“小型化”技术的一些迟来的回应外，关于经济规划与技术发展之间所谓矛盾的争论已销声匿迹，尤其是在中国引人注目的核武器发展之后更是如此。
对于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固派来说，更糟糕的是，现在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都清楚地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经济规划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其优越性，它是落后国家克服文化落后和技术水平低下的最快手段。资本家们无法指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果接近苏联、东欧国家、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让他们比较一下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中国和印度，或者古巴和智利！由于计划经济的成就不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而是在面临诸如战争、入侵和自然灾害等巨大障碍和挫折，加上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本主义最反动的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这就显得计划经济的成就更加显著。
这已经成为常识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帝国主义的买办和走狗在内的反动民族资产阶级，都被迫摆出“社会主义者”的姿态，至少口头上支持经济计划的原则（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不是更多的话）。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不得不缩小他们的争论圈。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他们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非理性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还有斯大林时期发生的清洗和大规模谋杀，数百万人被塞进强迫劳动营，以及已故独裁者时期发生的所有其他令人憎恶的事情。
整个论点取决于——
1、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作同一件事，同时
2、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暴行是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固有的。
历史记录表明，资本主义统治者——至少是其中更聪明的统治者——理解得更好。在托派左翼与斯大林领导的保守派的大斗争中，资本主义统治者们支持斯大林。当形势有利于德意志帝国主义时，希特勒就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
当形势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时，罗斯福甚至促使好莱坞拍摄了一部电影，展示了斯大林在30年代骇人的大清洗的官方版本。
斯大林主义和某些资产阶级统治者之间并存的根源是什么？资产阶级理论家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尽管这似乎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
斯大林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正统，这当然会成为被帝国主义针对，针对的点就是将其政权的罪行和罪恶视为社会主义本身固有的，而不是与社会主义的背离。
然而，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斯大林的威权主义的兴起没有多少兴趣提供一个真正合理的解释。1944年，资产阶级思想家中一位名为F.A.哈耶克的教授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是美国管理界的圣经（《纽约时报》称之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书之一”），因为它声称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神话”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哈耶克说，想象一个富裕的社会是骗人的。
“读者可能会认为，任何谈论潜在富裕的人要么不诚实，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第98页）
另一派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具有解决资源稀缺和贫困问题的潜力。这个学派从已故的沃尔特·多温·提格（Walter Dorwin Teague）等善良的工程师延伸到L.B.约翰逊（L.B.Johnson）具有民粹性的“反贫困战争”。
哈耶克认为，“计划”直接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专制统治、个人独裁、奴役和混乱。正如哈耶克所见，“基本事实”是“任何人在既定范围内都不可能展开调研，也不可能意识到要超越既定范围的紧迫性。”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这是整个个人主义哲学的基础。”哈耶克的观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一书中，仅对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基本社会学观点提出了一个想法：革命党统治下的党政机构发展了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保守的，因此革命党变成了它自己的对立面。
与计划经济的“农奴制”相反，哈耶克提出了一个以建立由小型企业组成并按照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规律运作的理想经济模式为中心的计划。他为这个乌托邦辩护的基本前提——人类的想象力无法考虑整个经济学中包含的繁杂的因素——鉴于他在撰写这本书时，技术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或仍处于实验阶段，这一前提显得相当荒谬：电视，为信息、意见的收集和交流提供了惊人高速，以及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其处理数据的能力已经众所周知。这些进步，再加上核能开发所提供的几乎无限的能源资源，以及这意味着富裕经济的可能性，使哈耶克的概念，即回到小企业的阔日子，看起来像是马车时代的遗迹。
哈耶克也充分利用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将斯大林主义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在当时的潮流中，他还将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称之为“集体主义”的简单变体随着支持纳粹的德国资本家的复兴，这一理论不再像1944年那样流行。然而，自从哈耶克成为美国“敢作敢为者”的预言家以赚取“快钱”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理论）出现来取代它了。与孟德尔的例子一样，哈耶克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论点现在仅限于重复。
浅析斯大林主义
对于那些真正理解并试图运用马克思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崛起并为其提供合理的解释仍然是一个留给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的主要贡献来自里昂·托洛茨基。他在斯大林主义出现的社会中寻找斯大林主义兴的物质根源。布尔什维克党，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冷淡的，都只是早期苏联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支力量。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工人的政治利益；但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农民群众都远超工人阶级本身。这个国家的落后、贫穷、战争留下的废墟、帝国主义和列强的封锁、革命力量被摧毁、革命源泉的枯竭——所有这些不利条件和缺陷都需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早期大量援助和充足的时间或才能克服。可惜的是，布尔什维克被这点堵死了。
一旦人们看到斯大林放弃列宁主义的逻辑，转而扮演最能代表倒退的政治人物的角色，同时仍然披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皮，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他上台的原因了。这一转变的逻辑要求斯大林清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和干部，以稳固官僚阶级的地位。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正确预测苏联社会面临的通常选择：要么沿着反革命的道路螺旋式衰落，最终复辟资本主义；要么，伴着革命的新高潮，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国际上，斯大林主义的瓦解，最终回到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来。
这种二重预判已经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得到证实。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德意志帝国主义，革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随后东欧推翻了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苏联占领下的官僚与军事手段）。尽管没有沿着明了的纲领路线发展，但世界革命到底重回正轨。南斯拉夫的一场社会革命使该国得以免于被重新纳入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冲破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束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它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这个国家现在正在迅速崛起，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随后，小古巴向世界展示了西半球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整个国际舞台。
斯大林主义本身现在正遭受一场最深刻的危机，这显然预示着它将走向凋零。“去斯大林化”进程标志着官僚机构决定的向群众让步的政策，其目的是争取时间避免最终大清算。当高层官员感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这一让步表明苏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压力。中苏冲突和斯大林主义整体的瓦解构成了官僚极权主义侵蚀的额外症状。
根据战后革命高潮和斯大林主义衰落的预测和事实，托洛茨基本人和其拥护者所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在资产阶级或斯大林主义者号称“科学的”经济和政治的所有文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经受住这样的事件的考验。在这方面，我们不太可能从资本主义或特殊官僚特权者及其维护者那里得到可被人民群众听到的答案。
工人阶级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过去五十年中是如何屹立不倒的。其实这主要归功于工人阶级的生命力。
黑格尔、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生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容易理解的点，因为他代表了新左派中不断扩大的思潮。1966年4月，在圣母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1]，马尔库塞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并写文章驳斥。在他看来，这本应该打一个问号，因为即使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他理论的基本概念得到了验证。
他说：“用稍许通俗的话来讲，导致马克思某些重要概念或得证或过时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反映了替代资本主义的趋势。”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最基本的道理已经得到了事实的验证。例外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矛盾只有在“受到剥削的劳动阶级夺取生产设备并将其置于生产者自己的集体控制之下”才能被解决的观点。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达工业国家，在这些国家，确切地说，劳动阶级根本没有革命的潜力。”
在他看来，他们已经腐败了。他们享受着相对的繁荣，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进行革命。这不仅包括工会官僚机构，还包括普通员工。
尽管有这种悲观，但马尔库塞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他认为以下四点合在一起同样可以替代资本主义：“……首先是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次是欧洲的‘新战略’劳工运动；第三，富裕社会本身的弱势阶层；第四，持反抗态度的知识分子。”（他还补充宣称，“已被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
青年和知识分子取代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对马尔库塞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一社会阶层似乎能够理解世界需要人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发展不是阶级意识的发展，而是意识本身的发展，摆脱强加给发展的歪理，似乎是实现根本变革的基本先决条件。”用阶级的话来说——马尔库塞没有这样做——工业发达国家未来的希望在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这不是一种新论调；尽管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调，但它有着悠久的传统。其实，在本质上，他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在工业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们确实显得很疲倦，尤其是在美国。尽管工人如此，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近表现出令人鼓舞的激进作风。
然而，从这一点来看，马尔库塞用知识分子和青年代替工人阶级是危险的。另一种方式似乎至少温和且有效一点；例如，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激进也预示着工人阶级的激进。它是一个新革命进程的开端，并不反映当今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些社会阶层有任何所谓固有特征。一言以蔽之，唤起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即使速度较慢，但也能在工人身上发挥作用。工人们天生就有能力表现出与相关的社会各阶层一样的“意识”；例如，得出需要采取行动，使人类免受核冲突的威胁的结论。当这种意识的传播与工人的阶级地位有关，特别是与他们为实现目标而求助的手段有关时，它就变成了“阶级”意识。
马尔库塞在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是否得到了事实验证时，似乎是为了考虑到俄国在1905年和1917年的经验。他还想取得过去五十年里其他地方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的经验。例如，1925-27年的中国；1936-39年的西班牙；二战后的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那些认为工人缺乏革命潜力的悲观主义者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是否受到了美国、西欧和日本长期繁荣的过度影响，这种繁荣首先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其次是为另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出现的第一次新革命的浪潮，都将以一个新的、对立的事实经验来对抗一个陈旧的面貌，从而结束这种从根本上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仔细研究1965年4月圣多明各起义开始的几天，可以隐约看出这种可能性。
一些城市的工人们充分表明他们准备采取最勇敢的行动。如果他们的武装起义没有被国外的人为毁灭性打击终止的话，他们甚至可能在走向权力的过程中成功地建立一个革命党，并在西半球古巴人开始革命的过程中开启另一个革命篇章。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约翰逊政府立即下令对多米尼加进行武装侵占。但凡作为务实的统治者，他们就应该必须遵循政治现实，而不是秉持散漫的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和“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值得强调。总的来说，“新左派”势力对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全盘贬低并不为资本主义统治者所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制定了严厉的反劳工法，进行了政治迫害，努力在工会、工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维持一个通敌的领导阶层，并在革命的关键转折点准备放弃议会制度，转向“强人”政治，甚至投入法西斯主义怀抱的原因。
这条推理逻辑线的外延是，即使工人们成功地占据了政权，他们也无法维持政权。例如，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在1966年夏季的党派评论中指出，技术官员们构成了“天然的统治阶层”。在评论苏联和东欧国家时，他宣布：
“试图继续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将技术官僚阶层与大众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已失败。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是革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如今这个阶级已经耗尽了气数，受到了从共产党统治集团演变而来的技术官僚阶层的约束，后者之所以使用传统词汇，目的是使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合法化。”
利希海姆的观点源于一种并不新鲜的理论，即社会主义不会产生一个无阶级社会，而只会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个剥削阶级无论是被称作“管理者”还是“技术官僚”，或者你想称之为的任何名词。
这种流行的观点的另一种形式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认为，一个新的“管理”社会正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变体。这一理论的一些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随着这两个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及有明确证据表明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统治形式，该理论的一个主要支柱崩塌了。它只在偶尔的深入理论研究中幸存下来，就像利希海姆提出的那样。（他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即将到来的“管理阶层”社会浪潮中的旧的、不可信的理论，从他的论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们的西方或大西洋世界”中，“资产阶级社会逐渐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注意到了“国家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詹姆斯·伯纳姆等理论家将“国家主义”解释为一个与资本主义有质的不同的社会的进步。“国家”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频繁干预，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全面控制和全面规划的必要性已迫在眉睫，以至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迫参与其中。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发生这种情况，会带来特别恶劣的形式和有害的结果，法西斯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把苏联的计划经济，甚至苏联的管理不善和不平等与这种资本主义腐朽现象混为一谈，是极其错误的。苏联模式和一般资本主义腐朽现象的关键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在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则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源于该体系在萧条或繁荣时期的运行所需的阶级结构。在像苏联这样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平等源自资产阶级过去遗留下来的分配制度。由于不平等仅限于分配领域，因此它们对生产的影响不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阻碍了生产）。因此，“分配”在性质上是严重依附于体系的，可以在不改变财产形式的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消除。这个问题属政治层面，可以通过将权力从官僚转移到劳动群众的政治革命来解决。
斯大林确实摧毁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因此需要颠覆性的政治革命来恢复这种民主）。其原因比“管理”理论的各种拥趸所提出的简单解释要复杂得多；然而，如上所述，可以简单地说，斯大林破坏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普遍存在的贫困和落后，以及必须完成一系列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当计划经济扩展到包括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并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时，由此产生的富裕将消除寄生在官僚阶级身上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民主、自由，这些确保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将被确立的经济社会的必要条件。况且，归根结底，没有其他可以担保实现这些目标。
另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观点是，马克思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地方。但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奇怪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既然被迫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但他们竟然以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更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认为他们的论点能以任意形式支持他们的“科学”。多可笑！首先，他们都没有提前预测到事件的发展过程；其次，即使在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他们也没有任何独创性的言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
但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确实准确地预测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大约提前了12年！此外，完整的阐述是（同样在革命发生之前提出），马克思预测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其根基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指出在那些落后国家，反资本主义革命具有双重爆发性。在这些国家，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争夺霸权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在引入其体系的同时，也引入了最现代化的技术，最前沿的思想。当然，这一进步归功于科学社会主义者里昂·托洛茨基和他提出的著名的“不断革命”理论。
因此，托洛茨基的理论主旨中所设想的俄国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鼓吹者的主要观点——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僵硬的教条，而是一个真正的科学体系，完全能够考虑到现实世界的新发展，并为其提供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个反对意见，一些反动派别已经提出，那就是中国革命走了一条与托洛茨基预言的不同的道路。就中国而言，农民武装——而不是工人阶级——并不是在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领导下，而是在一个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政党的领导下，领导了革命。
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拥趸的这个论点同样很奇怪。中国革命没有让太多资本主义者欢呼雀跃。事实上，华盛顿对此对意外而神秘地唱了一首“丢掉中国”的哀歌。即使在十七年后，在他们的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可行解释。
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国际资本主义比托派分子所判断的或寄予希望的还要脆弱和不稳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革命可以在领导并非十分坚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快让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统治者用世界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来安慰自己吧……
一个像中国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这条道路有多么曲折，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或被败坏。马克思主义接受历史实际进程的能力表明它离教条还很远。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革命胜利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欧。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斯大林强大到能够阻止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和法国等国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中国，他再强大也阻止不了。这些不同的结果是由阶级斗争本身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佯装能够以天文精度预测事件。由于所涉及因素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和未知因素的数量，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去预测革命发生的日期，也没有预测过革命的所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主要涉及制度和体系的发展趋势以及在一个正确反映这些客观条件的方案下的革命力量。
如果资产阶级的反对者在寻找证据来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时，愿意再举一个具体事件的例子，而这个事件无论是在日期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我们愿意为他们举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古巴革命。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指出，古巴领导人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预示着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事态发展。
如果资产阶级的鼓吹者有意对这一预测提出质疑，那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留给事实来检验。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阶级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主要政治代表，无论是最反动的还是最自由主义的派别，都在假设类似古巴革命的出现是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把一切都押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大多数由他们控制的国家的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上，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准备在接到“紧急呼叫”后，在面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大规模革命高潮时，无论傀儡政权出现在哪里，都会赶来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在越南所采取的方针可以判断资本主义统治者对革命这一基本趋势的确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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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它对革命进程的许多主要预测已经被证实。资本主义本身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无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性革命走了多少弯路，怎样迟延，有多奇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结论都不能被称为“神话”，这是所有阶级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必须面对的最强大的现实。
[1] 圣母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与西方世界》一书中参与者的论文（500页，1967年，8.9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