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瑟·韩生
东欧问题
﹝美国﹞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
1949年12月
易天放 翻译、赤心 校对
一些同志认为，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在阶级结构定性上的分歧，可能会变成纯粹的术语问题，而我们这些想称其为“工人国家”的人，对事态发展的评价，实际上与那些坚持称它们为“走上与苏联结构同化道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是一样的。
情况可能是这样。差异可能只涉及给我们在东欧看到的高度复杂和迅速变化的现实贴上什么标签最合适。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差异仅仅是术语上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国家的阶级性质。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最大限度的科学严谨性。
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由于涉及这个问题的分歧，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潮一再出现。虽然这些差异并不总是表明反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发展，但经验要求我们以极度的严格性和准确性来检查我们的结论，并力图寻找差异产生的原因。
因此，讨论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我们没有压力仓促下结论。我们有时间把事情想清楚。
东欧的事态发展对我们运动的未来至关重要。它们检验了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最矛盾和动态现象的能力。它们为我们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令人鼓舞的政治前景，可能为我们建立一个杠杆和支点，以推翻反革命的斯大林官僚集团，这是世界工人运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的决裂只是这整个地区涌现的强烈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潮流的第一个主要迹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苏联战胜世界帝国主义的成果不仅会暂时加强斯大林主义官僚，而且会削弱其地位。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托洛茨基为什么如此关注斯大林主义队伍的后续发展，因为他完全预料到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出现朝我们方向发展的潮流。
正确分析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应该有助于我们将这场新的反对派运动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来，从而加速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去年4月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中的一些主张。
其中一篇提纲指出：力量对比的某种特定演变，会使‘缓冲地带’的这一或那一国家有必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造，我们不能事先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直到现在为止，逐步限制私营部门的政策并不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苏联官僚实施的那些特殊的剥削形式，构成走向这种改造道路上的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第四国际》1948年六月号，第118-119页。）
从1948年4月的这篇提纲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或那个国家可能被同化到苏联的样子，但趋势绝对不是那个方向。私营部门的限制并非“循着”这条道路，斯大林派官僚正在为其引入“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
提纲宣称，然而：“这种情况只能是过渡性的。它势必导致或者是官僚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后退，或者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但后者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和取消官僚在这些国家内实施的特殊剥削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似乎很清楚。要么克里姆林宫必须撤出东欧国家，要么它必须“彻底摧毁资本主义”。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破坏“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来实现”。
我个人将“资本主义的彻底摧毁”理解为财产关系的颠覆，私有财产关系的终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和国有制的建立。这将为这些国家建立工人国家奠定基础，并随着共同财产形式的建立，将在堕落工人国家框架内开辟同化之路。
实现这种财产关系颠覆的手段被明确指定为“群众的革命动员”，从提纲中的表述方式来看，似乎很清楚，这种革命动员到1948年4月还没有发生。事实上，斯大林派官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消灭这种自发的动员。
然而，这篇提纲确实对革命动员的必要性打上了问号，宣称“这样的破坏已经在波罗的海各国、东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卡累利阿实现。”。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被告知，“这是可能的，因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力量关系以及斯大林派对群众运动控制的程度。此外，这里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一方面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另一方面处于官僚的压力之下。”
人们可能会想，这篇提纲是否在原则上承认，在斯大林派控制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弱小、世界帝国主义无法对其援助的情况下，不需要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
无论如何，这篇提纲强调，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来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摧毁是不可能的”
为这些国家制定的口号旨在动员群众反对斯大林派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要求包括“剥夺大中资产阶级”、“剥夺外国资本”、“通过将工业、银行集中在托拉斯和国家银行手中，实施真正的计划”，“在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下，制订符合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计划”。
提纲宣称，“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同斯大林派官僚的剥削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应该成为决定我们战略的基础。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有必要在战争时用最严格的革命失败主义来对待他们本国的政府”。
提纲强调了，我们反对斯大林派和本土资产阶级分子，支持根本独立的战略，它的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力量。“因此，我们战略的根本目标仍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共和国。”
由于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执行这一战略的直接策略似乎是争取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争取尽快扩展其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提纲指出斯大林派官僚没有将土地国有化，而且“在大多数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保留了其资本主义结构”，但没有列出要求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这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决定整个经济的特征时，着重强调这一因素。
这仅仅是一个疏忽吗？或者，起草这篇提纲的同志当时是否觉得，这一问题不如他们制定口号的其他问题那么重要？
还应该指出，该决议呼吁“真正的计划”时，很可能被解释为在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能力范围内进行计划。
第七次执委会全会的决议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年后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
“1948年，东欧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被告知。“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银行系统、通信和运输的国有化实际上已经完成；波兰和匈牙利即将完成这项工作，罗马尼亚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些国家中，批发贸易也同样在走向国家化。只有零售贸易和农业仍然主要掌握在私人业主手中。”
决议详细说明了各国发生的情况，宣布在南斯拉夫“通过群众行动，即在这个国家具有真正内战性质的游击战，消灭了大部分有产阶级，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我们不得不同意“东欧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同志认为，发生此类事件的国家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他说，这项决议“只是去年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能是一种延伸，即它仍然将发生这种变化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但最肯定的是，东欧的现实并不是我们之前所拥有的东西的简单延伸。在我看来，财产关系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应该反映在决议中。
这些事件立即带出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进步的吗？东欧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步骤吗？斯大林主义策划如此重大变革的能力是否表明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官僚的分析是错误的？由于财产关系的逆转，无论你给这些国家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
但未来还会有更多问题。在公认发生了“真正的”内战的南斯拉夫以外，哪里有群众的革命动员呢？根据仅仅12个月前的论断，没有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摧毁是“不可能的”。
决议指出，“这些国家垂死的资产阶级的抵抗”到目前为止“正在由斯大林派通过‘冷’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进行清算，无需任何群众动员。”我认为，带引号的“冷”字是为了表明这一过程不是在深度冷冻状态中发生的，有时可能还有点热。
对这些异常事件的解释与前一年波罗的海国家、东波兰和卡累利阿的情况相同。帝国主义没有干预。他们“实际上抛弃了极度衰弱的资产阶级，转而接受斯大林派官僚的压倒性政治和军事优势。”
难道这不是在原则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在没有群众革命动员的情况下被剥夺、作为一个阶级被打破、财产关系被逆转和经济被国有化？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匆忙地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放在由此产生的经济上无助于解决问题。你仍然需要回答这些问题。此外，称其为“资本主义”会引发更多的复杂性。
这种变化会发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吗？资本主义还有这样进步的发展空间吗？所谓资本主义有能力为这样的变化腾出空间，难道不是表明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存在根本缺陷吗？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这些明显是堕落工人国家复制品的卫星国家是“资本主义”，那么苏联不就是一些同志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吗？你的底线在哪里？为什么？如果只有苏联的革命起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的储备，使其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基本的财产关系，那么这个标准还能适用多久？
试图把“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已完成的社会范畴加以延伸，以涵盖在决议所列国家中发生的财产关系的质变，在我看来，没有澄清任何问题。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时，我们只会迫使自己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标准。我们强迫自己在我们的理论中引入创新，而我觉得这些创新似乎根本没有必要或理由。
南斯拉夫和“真正的计划”
以南斯拉夫为例。在这里，我们进行了群众的革命动员；我们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内战；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打破了，他们正在“消失”；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已经国有化。计划已经实施。据《第四国际》十一月号报道，正在采取措施“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该政权正在向左靠拢。
然而，根据第七次全会决议制定的新标准，南斯拉夫不能被定性为“工人国家”。“为什么不是？”我们惊讶地问道。“难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财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吗？”
这是决议给出的答案：“这些因素的总和并没有消除任何真正计划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南斯拉夫的经济与俄国的经济仍存在质的不同。”
“真正计划”的结构性障碍来自南斯拉夫的面积小、人口少、资源有限和发展落后。除非南斯拉夫能够通过“并入”苏联或加入“正式独立于苏联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前提是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形成真正统一的经济计划框架”——来废除其边界，否则这些障碍是无法克服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合并“可以被定义为这些国家与苏联结构性同化过程中的决定性的点，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
这是决议确定南斯拉夫——当然还有其他国家——是否可以被视为工人国家而制定的决定性标准。由于这个标准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因此不得不根据事实得出结论，即缓冲国家是“在结构上与苏联同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决议继续指出，“这一定义必然令人尴尬，过于简明扼要，无法涵盖缓冲区的不同方面，因此，本质上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结构同化过程中，尚未产生辩证的飞跃。它既强调了当前形势的历史根源，也强调了尚未确定的社会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我认为起草这项决议的同志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报告根据所分析国家事实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联合结论。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不是作为“在这些国家”的主导阶级掌权，那么又是哪个阶级在掌权呢？
该决议引入“真正计划”的新标准，打开了一扇通向以下理论的大门：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被粉碎，一个不同的阶级掌权，但仍然不是工人国家。
决议继续：“这一定义意味着缓冲国家的情况也不同于‘正常的’和‘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它专门用来表示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排除了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工人或堕落的工人）的经济体和国家的存在。”
我现在将试图表明，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实排除了“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的国家和经济，但它为资本主义和苏联两者的国家和经济作出了规定。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就标准而言，我们正在处理一项创新，一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创新，一项用“真正的计划”决定我们是否有一个工人国家的决定性测试的创新。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创新，那么我们就会自动将所有弱小的、落后的、贫穷的国家排除在工人国家之外，只要它们仍然孤立，无论财产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例如玻利维亚这个国家，如果工人和农民打破封建地主和矿业寡头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就不能称玻利维亚为工人国家，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可能引入“真正的计划”。玻利维亚本身永远无法制定决议中要求的“真正的计划”。这至少需要一些南美洲国家的共同努力。
杰尔曼同志解释了这一点，他在《第四国际》九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更充分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左翼反对派起草了苏联第一个反对官僚和斯大林派暴力抵抗的计划。“但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国家框架都不能仅仅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权力的条件下进行计划。很明显，即使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准备工作，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比假装在苏联完成建设更明显是荒谬的。”
这一点基本上正确。社会主义计划确实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但在我看来，杰尔曼同志应该补充说，为了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的利益，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目标开个好头。这将给他们带来一个工人国家，虽然这离社会主义还很远，但这仍然是迈出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一步。
然而，杰尔曼同志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违背决议中规定的标准，即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质变点是“真正的计划”制度，这种制度只有在最低物质基础上才有可能，然而不管是罗马尼亚、卢森堡，还是巴拉圭都没有。
苏联呢？
然而，这提出了一个难题。即使是苏联也有“真正的计划”的最低物质基础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决议本身被迫承认苏联的计划“本身就是对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的官僚变态”。决议并没有详述这一点，而是就此打住。
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把“真正的计划”标准作为对工人国家的决定性检验，在区分这样一个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时，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质的变化点，是无效的。
为什么不能适用于苏联？如果苏联的计划不符合我们的主观标准或我们认为的“真正的计划”规范，我们是否有义务质疑我们将苏联描述为一个堕落工人国家？难道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权利和义务疑问，为什么这个标准在目前被引入并给予如此决定性的重视？难道这不应该被解释和被证明吗？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标准，可能对我们在所有小国家的运动造成特别严重的政治破坏。保留正统的标准不是更好吗？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解释，正如我们已经无数次解释过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只有在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实现，其中至少包括一到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建立所需的工人国家，作为该计划的最低物质基础。
讨论的关键
因此，在我看来，整个讨论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争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就这一点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在消除分歧方面就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你能说服我，我们应该把“真正的计划”作为我们的决定性标准，即质变点，也即所有量变经过的节点，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将南斯拉夫定性为“资本主义”，如果南斯拉夫仍然是“资本主义”，那不言而喻，所有其他东欧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不同的标准，作为决定性的标准，比如粉碎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国有化，那么我们至少必须将南斯拉夫视为“工人国家”并确定其性质。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他国家的性质。
我认为已经相当确定的是，全会决议中提出的“真正的计划”标准在确定我们面前是否有一个工人国家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审查中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解释这个标准的起源的问题。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之一。
那些坚持认为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东欧都应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同志们很难找到适用于所有这些国家而没有任何例外的标准，。这一标准看起来不错，因为很明显你没有真正的计划，如果不加入苏联或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计划。因此，这一新标准的引入，使同志们一举解决了东欧国家的整个问题。
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是这样的：
我认为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一般范畴的区别不够明确。我相信，仔细阅读官方文件和支持这些文件的文章，或根据这些文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所写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两种概念掺杂在一起，因此我们对它们没有明确的区分。杰尔曼同志关于罗马尼亚、卢森堡或巴拉圭不可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新标准来源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同志极不情愿给这些国家贴上“工人国家”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这个标签与属于“社会主义”这个大标题的范畴联系得太紧密了。他们没有明确区分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明确区分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
然而，无论“真正的计划”新标准的来源是什么，在我看来，很明显，随着讨论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清晰，提出这个标准的同志们将被迫放弃它。
工人国家的范畴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对“工人国家”这一范畴产生迷恋。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它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的血腥和肮脏而出现的光荣事物。直到今天，由于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所有联系以及他们领导的伟大解放斗争，“工人国家”这个词仍然笼罩着一种光环。因此，我们发现很难将它与任何卑劣的东西联系起来，即使我们坚持它在苏联的堕落，它的光辉仍然依附于它。我们希望它成为高贵、伟大和鼓舞人心的东西。
这是许多人无法区分工人国家和建立在其上的政权的原因之一。从斯大林的形象中可以看出赢得了他们拥护的国家。
其他已经学会憎恨斯大林的人，在没有真正理解的情况下背离了工人国家。吸引力只是变成了它的对立面。
然而，要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必须学会破除表面现象。国家应被视为阶级关系的一种表达。这是一种胁迫关系，主要采取民事官僚机构和武装暴力的形式。一个阶级通过这种手段强迫或压制另一个阶级。
这种关系的表达不限于固定形式。“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列宁说。当然，他立即补充说，“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列宁继续说道，“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国家与革命》，第31页。）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为了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它压迫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始于工人阶级取代资本家成为统治阶级。新政权的任务是结束资产阶级特有的社会关系。但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即使是模范的工人国家，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最重要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国家也被迫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资产阶级分配国民收入的模式。
我们有一个矛盾的现实——一个建立在摧毁资产阶级财产形式和经济国有化基础上的国家，但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当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开始消亡，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危险消失时，我们可以首先开始谈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如果我们称一个工人国家为“社会主义”，那更多是因为它的目标和倾向，而不是它刚从资本主义的子宫里诞生时的样子。
工人国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国家。
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沿着国际螺旋线扩展革命，以此尽快完成这种过渡。但历史迫使我们将一种不健康、正在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工人国家纳入我们的一般范畴。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越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的边界，扰乱了东欧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并形成了几乎是苏联的复制品的结构。他们的命运与苏联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苏联必须包括在我们的工人国家的一般范畴中，我认为将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包括在内是正确的，在这些国家中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已被取代。
社会内容和政治形式
1937年11月，托洛茨基就苏联的性质写了一篇最具启发性的文章。标题是《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对伯纳姆和卡特的回应，当时他们首次提出了对苏联是否为一个工人国家的怀疑。
它以教学的方式写成，借鉴了四年前写的小册子《苏联与第四国际》的理论主线。托洛茨基解释了工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内容与其可以采取的各种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
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权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你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在他的标准中没有包括“真正的计划”。他说“政权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
他以对称的方式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将法西斯政权视为资本主义。“只要法西斯主义以其野蛮的方法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国家在法西斯统治下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我知道我们的同志没有一个会不同意这一点。我引用它只是为了表明托洛茨基判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性标准是其政权“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
托洛茨基强调：“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力量介入财产关系，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然后他继续说：“但历史上真的有经济和国家在阶级性质上的冲突吗？确实有！第三等级掌权时，社会在数年内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在苏联统治的头几个月，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行了数年小资产阶级经济（即使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如果资产阶级反革命在俄国获胜，新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胜利者将为自己的利益重建经济。但是，在每一次社会革命的必要时期出现的这种过渡情况，与无阶级国家的理论（没有真正的老板，雇员即官僚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我看来，这段话值得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为它可以揭示东欧发生的事件。首先，在我看来，在决定国家的性质时，把农业中的阶级关系问题适当地放在次要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在过渡时期经济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段时间的矛盾。最后，它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即如果没有革命或反革命力量的介入，财产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东欧的事件构成了对这些主张的检验。问题是要弄清楚它们如何证实或否定托洛茨基的论点。
如果不彻底理解托洛茨基所说的我们的革命规范与我们必须根据科学标准来评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标准和规范
托洛茨基继续说：“这是主观的、‘规范性’的方法取代了客观的、辩证的方法。”，“这使得许多同志很难对苏联作出正确的社会学评价。伯纳姆和卡特不无理由地说，苏联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个术语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国家’。这只是意味着苏联不符合我们纲领中规定的工人国家准则。”
为了说明他的意思，托洛茨基使用了工人国家和工会之间熟悉的类比。我们的准则体现在我们为之奋斗的纲领中，要求工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组织。但现实中的工会是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有很多种。其中有一些肯定是反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工会。
托洛茨基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工会和工人国家：“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由其与生产资料中的财产形式的关系决定的。像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的性质是由其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决定的。”因为威廉·格林及其同伙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他们是资产阶级。然而，只要劳联官僚被迫捍卫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他们就会继续领导真正的工会。“这种客观现象，在一切重要的情况下，都足以使我们在最反动的工会和工贼组织之间划清界限。”
“斯大林的职能，和格林的职能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服务，从而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但他只能捍卫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会基础，才能捍卫官僚。在这个程度上，斯大林不仅保护国有化财产免受帝国主义的攻击，也保护它不受官僚中急躁贪婪的阶层的侵害。然而，他的这种保护的方法最终会彻底摧毁苏维埃社会。”
然后是一个最有趣的观察：“历史发展使我们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工会：激进的、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反动的、自由派的和天主教的。工人政府则不然。这样的现象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说明了我们倾向于完全从革命纲领规范的角度来对待苏联。同时，工人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受到不同历史力量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完全与‘传统’规范相矛盾。”
托洛茨基似乎预见到我们的规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因此不是乌托邦理想的反对意见，观察到，“当然，务必谨记，只有当纲领性规范是历史进程本身进步趋势的普遍表达时，我们才期望实现纲领性规范。”
这是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托洛茨基解释说：“工会的纲领性定义听起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行业或产业工人的组织，其目标是（1）为改善工人的条件与资本斗争，（2）参加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3）参加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如果我们将这个‘规范性’定义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说：没有一个是事实，也就是说，发展的普遍表达与同一发展的特定表现不同——例如在纲领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形式的、终极的、非辩证的平衡是绝对没有生命的，不会为革命党的介入开辟任何道路。同时，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压力下，当前的机会主义工会可以并在我们工会内部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必须接近我们的纲领规范，并发挥进步的历史作用。当然，这是以领导层的彻底改变为前提。”
如果我们把这一思路延伸到东欧的复杂问题上，它会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想会的。当然，理论上必须承认，除了苏联之外，其他特定的工人国家可能会偏离规范。托洛茨基没有活着看到这种新的缓和的出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接近它们。再次，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利用苏联的例子的：
“帝国主义对苏联施压是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的本质。这场斗争——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军事的——涉及财产的形式。官僚作为这场斗争的齿轮，时而靠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时而靠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以增加自己的权威。（我们多么清楚地在东欧看到了这一点！——约·汉）与此同时，它无情地利用其作为微薄生活需求的分配者的角色，以维护自己的福祉和权力。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呈现出一种被削减、被抑制、被扭曲的特征。完全有理由说，在一个落后的、孤立的国家里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压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传递机制——官僚。如果说“一个统治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被压迫阶级”这句话有矛盾，那不在于思想错误，而是来自苏联本身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不是一种典型，而是一种残缺的典型——根本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赦免苏联官僚。相反，只有在它的反无产阶级政治和工人国家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它的反动性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集团的揭露才有充分的动力。”
根据托洛茨基的这些有启发性的评论，我们是否有理由问一下，在我们对待东欧国家阶级特征的方法中，我们试图强迫这些国家符合我们对工人国家的规范，而不是客观评价财产关系的颠覆，这是否犯了错？这不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正确的名字——“工人国家” ——来称呼他们的原因吗？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这个类别中添加任何形容词，尽管很明显需要一个。我完全准备好接受任何看起来最合适的词，“变态的”、“堕落的”、“残缺的”——任何能最清楚地表明我们指的是怪物而不是正常类型的词。就苏联而言，只要保留名词这一基本范畴，托洛茨基愿意在形容词上走得更远。
以下是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5页所说的话：“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种声音：如果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范畴——‘反革命的工人国家’——来形容它。他们试图用一套良好的纲领标准，与糟糕乃至丑恶的客观现实进行对比，借此震撼我们的想象。但是从1933年起，我们不就天天研究着苏联在国际角斗场上起到的越来越大的反革命作用么？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中国革命、英国1926年总罢工和最近西班牙革命带来的新教训么？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是两个反革命的工人国际。批评家们忘了还有这样一个‘范畴’。英法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会完全拥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称它们为工会，我们支持它进步的措施，保护它以反对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用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反革命的工人国家呢？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国家是掌握了政权的工人组织。为什么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呢？简单而言，普通工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我们习惯于把它当作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单单将其视为我们纲领中的‘一个范畴’。对于工人国家，事实证明人们在处理它时，没能把它当作一个真正历史事实，而这个历史事实并不符合我们的政纲。”[2]
让我们把苏联想象成一个反动的工会，在那里，官僚进行敲诈勒索，与老板达成出卖的协议，对工会成员施压，压制他们的反对声音。在克服了一个被粉碎的可怕威胁并面临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威胁之后，现在正试图通过组织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强工会的地位，这个类比是不是太过夸张了？
考虑到这些官僚如此害怕引入一点民主和新力量——即使他们渴望会费——以至于他们非常犹豫和害怕接纳这些新的地方分会成为正式成员，甚至会在必要时利用老板的帮助来确保他们的官僚控制，这是不是有点牵强？
假设这些新东欧地方分会人中的一些成员反抗官僚，即使他们在同一所糟糕的工会主义学校接受培训，并被迫分裂。我们应该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工会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自信地对待东欧的这些新组织，如果它们是在一个破坏工会的雇主协会和托宾领导的官僚主义横行的卡车司机工会之间的冲突中诞生的，而不是从德意志帝国主义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的冲突诞生的？仅仅因为它们规模小、实力弱，缺乏给它们组织动力的庞大母体的资源，而母体现在正将它们缠绕在官僚链中，我们就不得不地称之为“工贼组织”和“御用工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坚持旧的标准，不要陷入这些创新的称呼，我们就能自信地对待它们。在下一个阶段，它们可以为新的强大浪潮提供火花，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注意到我们的纲领。
强调差异
在转向我认为是东欧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些反对称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的论点。
首先，一种论点认为我们应该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这如何能让我们在确定我们面前的国家是何种类型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这似乎是模糊的。我们可以同意在强调分歧的同时不前进一步。
强调凶猛的斗牛犬和一窝北京京巴犬之间的区别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新生动物是畸形的狗或只是在与饥饿的斗牛犬结构同化的道路上堕落的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什么是狗的标准。
你可以列出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和差异，强调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但你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是数量上的差异还是性质上的差异？你如何区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你如何判断南斯拉夫的阶级特征?这两种情况适用相同的标准吗？决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发生逆转的质变点是什么?
很奇怪，坚持要我们强调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同的同志，也坚持要我们强调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相似之处。他们问，如果南斯拉夫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中国呢？然而，事实是具体的。要确定东欧国家的性质，必须对每个国家进行评估。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财产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同样适用于正在发生自1917年以来最大动荡的中国。中国问题完全值得个别对待，我们现阶段不必试图将其与南斯拉夫问题相结合，从而把具体问题抽象化。
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有人认为，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比苏联更依赖世界市场，因此不能被视为工人国家。但这并不能决定这些国家的阶级特征。只是表明他们比苏联更弱，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这一事实为推进我们的计划提供了积极的方法。
与这一论点相关的是，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联的发展，它变得更加依赖于世界市场。这增加了苏联的危险，但并没有改变其阶级特性。
托洛茨基指出，苏联对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是反对有害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另一个论据。（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第43页）托洛茨基无法说服大多数人，因为当时苏联的自给自足过于突出。
对于更依赖世界市场的国家，这项任务应该更容易。我们指出了这种依赖，以表明赢得国外政治盟友和推进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多么重要。
这个错误的标准似乎源于我们要求通过扩大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的准则。然而，这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经典工人国家标准之一。
“不稳定性”
提出的另一个“标准”是，与苏联相比，这些国家相对不稳定。
当然，它们更不稳定。如果他们不被苏联吸收或不能成功赢得独立，除非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真正的革命政治，否则他们的寿命将比苏联短得多。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思想渗透他们，这就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开辟了可能性。但是，这些政权的相对不稳定性肯定不是确定其阶级性质的有效标准。充其量只能表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例如内战、革命或反革命，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者该国相对于世界大国来说是软弱的。
这样的考虑似乎已经抛到脑后，没有考虑它们的相关性或特定的重量，而只是出于一种预感，即它们无害并且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对于那些一直想把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称为工人国家的人来说，纯粹的数量可能会使他们的思想发生质的变化。
国界
正如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千百次坚持的那样，今天的旧国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样反动。我们的社会主义规范要求废除它们，这样人类才能够前进。但这是否意味着南斯拉夫被限制在其狭窄的国界内，因此不能被描述为一个工人国家？
这确实是关于“真正的计划”的争论的必然结果，并与之共命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则要求“真正的计划”，只有消除反动的国界，才能有真正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废除国界，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面临着评估真实形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其中为我们的规范找到立足点。
让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假设一场真正的运动开始了，乌克兰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了独立。克里姆林宫当然无法承受这种事件的政治后果。但是，理论上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是否会拒绝称乌克兰为工人国家，因为计划会受到狭窄、令人窒息的国界的阻碍？
更具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那些不愿给任何东欧国家贴上“工人国家”标签的人在他们的武器库中有更重要的论据。这些可以归纳为三个大标题：（1）生产中的阶级关系，（2）国民收入的掠夺和分配，（3）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政治后果。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近似。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来自这些不同标题的论据因此具有不同的分量。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那些处理生产中的阶级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生产关系而不是分配形式（尽管这两者在历史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或对革命社会主义的直接政治后果来确定国家的阶级性质。
首先，有必要再次强调全会决议确立的事实：“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消亡”；关于缓冲区的阶级性质的决议的结论“根本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掌权”。
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这些国家被清算，是他们必须被视为工人国家的立场的基石。如果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那么国有化本身就不会使这些国家成为工人国家。然而，事实表明，我们必须将这种可能性定性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抽象概念。
如果决议在这方面是错误的，如果熟悉事实的同志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描述，资产阶级实际上仍然是统治阶级，那么就必须说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我看来，关于东欧事实的陈述是该决议最有力的方面。
除了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被取代之外，我们还把工业、银行系统、交通运输业几乎完全转变为国有财产。这些是重要的事实，必须在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们涉及到生产中阶级关系的决定性领域。
因为在大范围内，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所有这些国家都不能被视为“工人国家”，因为它们主要是农业国家，而且农业尚未国有化，在我看来，这种论据是称它们为“资本主义的”的最有力论据。这点需要仔细考虑。
农业问题
这些国家以农业为主，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农业向先进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速度要比工业慢得多。即使在美国，农业也远比工业落后，因此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小得多。如果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推翻资产阶级，工业成为国有财产，政府就会取代资产阶级成为农业辐条围绕的枢纽。因此，土地国有化，虽然重要和根本，却没有打破资产阶级统治和工业国有化那么重要。
在东欧，要衡量农业与工业的相对实力，还必须知道大资本主义农场主占农业的比例是多少，中等资本主义农场主占多少，主要为直系家庭生产的农民占多大，红军横扫这些土地时，封建残余势力有多大。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农民袭击土地财产的结果。今天的农业有多大比例仍然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小农户？在如此贫困的农民中，他们的生产主要不是以商品为基础的？今天阶级力量的真正关系是什么？
例如，如果地主的控制被打破，土地被重新分配，大农场要么被国家分割，要么被国家接管；如果政府正在推动一项集体化计划，那么迄今为止未能将土地国有化就没有这一领域的其他标准那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控制是决定性的，而仅仅引用一个国家的总体农业比例——不区分其阶级构成——在确定国家的阶级特征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导。
就波兰和芬兰而言，托洛茨基预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伴随着红军推进的内战中，将对大地主采取措施。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东欧战后对大地主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斯大林派在这方面的谨慎和拖延，可以归因于争取小农的努力，或至少使他们中立——暂时给予他们保证。这种保证总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法律文件对斯大林派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在农业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纲领”的官方声明，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很重要。
在这一点上应该做一个额外的观察。在我们希望解决东欧国家的性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问题。如何赢得农民的积极同情是我们尚未详细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的《过渡纲领》给出了主线，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最根本的应该是排除没收小农财产和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的利益决定的。”
这很好地暗示了出于政治原因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多远。顺便说一下，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土地国有化”是如何与社会主义任务“农业集体化”相结合的。
《过渡纲领》继续说：“剥夺剥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没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财产。相反地，工人对银行和托拉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国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创造比在垄断资本畅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贷、购买和销售条件。对私人资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经济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他们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斯大林主义最大的罪行之一就是违背农民和商人的意愿强行征用他们的财产。我们必须“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
这种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主要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尽管它们的分量很明显。该策略基于更深层次的基础。
列宁解释过，“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3]（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39-278页和第十二卷，第304-335页。）列宁指出，土地国有化可以加速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然而，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反封建革命中，都没有将土地国有化。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1）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逻辑结论来执行他们的历史任务；（2）在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独立力量的出现时，他们与封建反动妥协，保留了某些残余的剥削形式。这种额外的社会负担是由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恐惧造成的。
由于资产阶级不再有能力在需要的地方进行这项民主任务，工人国家就成了这项工作的接班人。但工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不是为了加快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是为了推进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其目标。
随着资产阶级被剥夺，工业转为国有，一股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秩序力量成为社会的主人。乍一看，工人国家似乎更有必要——因为它更先进——对所有这些早已过时的历史遗迹表现出彻底的冷酷无情。但是，我们与资本主义和在其统治下幸存下来的封建残余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关系。最初剥夺与大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大地主就足够了。这使得小农、店主和工匠成为阶级——这些阶级“不论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过渡纲领》。）
随着工人国家，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展现其充满活力的力量，资本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手中重生的危险达到了消失点。尽管工人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生活机会，同时仍然允许他们继续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但从各个方面开放的社会主义机会都更具吸引力，以至于他们自愿掌握这些机会，放弃已逝的过去，投身开创新社会的伟大事业。那些无法做出改变的人不需要被骚扰。年轻一代摆脱了令人窒息、充满恐惧的资本主义氛围，将在新的视野中成长，对什么是最佳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些考虑迫使我们说，在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时，必须从与资产阶级没收的工业国有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及其所带来的一切。
掠夺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吗？
现在让我们转向关于掠夺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但不那么重要的论点。
“鉴于对东欧国家的掠夺，”有人问道，“难道我们没有义务称他们为资本主义吗？”
如果一名歹徒劫持了一名工人，拿走了他的工资袋、他的周末购物袋、他的衬衫、裤子、鞋子和有轨电车车费，然后在街上踢他，我们是否也有义务称该工人为歹徒？
我们根据工人在工厂中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确定工人属于哪个阶级，而不是根据各种各样的高利贷者、工会官僚、强势的艺术家和其他伤害他的寄生虫来确定。
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克里姆林宫的害虫时所说的那样：“坦白说，就官僚集团掠夺人民（这种掠夺是各种官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而论，我们所要对付的并不是阶级剥削（按这个词的科学意义而言），而是社会寄生，虽然其规模非常大。”（《苏联与第四国际》，第20页。）
我们的反对者反驳道：“但是承认外债和在某些情况下赔偿全部资产被国有化的外国资本家，这又如何呢？”
我们不会问外国资本家从斯大林派对这些帝国主义金融需求的承认中实现或期望实现多少。实际支付很可能取决于国际力量关系，以及满足帝国主义强盗对必需品要求的价格对斯大林派和铁托政权的重要性。与欧洲国家所欠的其他国际“债务”一样，它们也得到了“承认”。然而，如果他们永远得不到报酬，那也不会违反欧洲的传统。
然而，即使他们被迫向外国进贡，也不会使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你忘记了克里姆林宫通过混合公司和其他方式对东欧国家施加的剥削。这种剥削不是迫使我们称他们为资本家吗？”
是的，确实如此——如果你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缓冲区”是这个资本主义苏联正在实行帝国主义剥削的殖民区。但是，如果您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将这种形式的掠夺称为“资本主义剥削”似乎不太准确。苏联在东欧的“剥削”与帝国主义的剥削是对称的，正如苏联的警察政权与法西斯政权是对称的一样。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正如掠夺并不一定会使受害者成为“资本家”，所以也不一定使从事掠夺的人成为“资本家”。
不可避免的抗议声来了：“你要我们以‘工人国家’的身份接受这些令人反感的组织！你质疑通过工人国家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肮脏和腐朽中解放出来的整个想法。工人国家的全部意义在于，工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自己参与政府。这在东欧哪里有？”
我们完全同情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如果历史现在能给我们另一个模范工人国家的例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联，而不是这些堕落工人国家的畸形后代，我们也会感到更高兴。除了斯大林主义继续玷污共产主义的名义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我们还能说什么？除了继续努力清理这个烂摊子，我们还能做什么？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特别是帮助东欧的工人和贫困农民发展一场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首先需要明确的理论，并对这些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确的科学解释。如果你闻不到紫罗兰，别怪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理论上的分叉，而不是像大力神那样的革命河流。
至于论据本身，让我们回顾一下托洛茨基对适用于苏联的同一论据的回答：“能够到哪里、到哪些书本里去为无产阶级专政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成规呢？一个阶级的专政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使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经常参与国家的管理。首先，我们在有产阶级的专政中看到这种情况。贵族阶级通过君主来实行统治，而贵族却在君主面前屈膝。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的时候才采取了比较发展的民主形式。”托洛茨基接着举了德国的例子，在那里资产阶级仍然统治着，尽管“在政治上它已经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和他的匪帮”。尽管希特勒实行政治专政，“德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受到侵犯，因为资产阶级称霸社会的一切条件都保留着，而且是加强了。希特勒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却使它免受（即使是暂时地）经济方面的剥夺。”
应该研究托洛茨基使用的这样的例子。它们包含理解斯大林主义角色的关键，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它扩展其统治和推翻财产关系的那些领域。
托洛茨基继续说：“当我们的对手预料着我们以后的论据时，也许会赶忙出来反驳说：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的少数，依靠法西斯独裁也能保持住自己的霸权，正在建设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却必须自己管理政府，把愈益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吸收到政府的工作中来。一般说来，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它却仅仅意味着目前苏联的专政是一种病态的专政。”（《苏联与第四国际》，第6-7页。）
托洛茨基论波兰和芬兰
其中一个论据最值得我们深思熟悉，尽管它不能在科学分析中起决定性作用，它认为我们的立场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有人认为，我们对这种可能性敞开大门，即国家的阶级特征可以通过来自上层的操纵，通过“冷”手段来改变。有人争辩说，这反过来意味着向斯大林主义，甚至向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让步——向斯大林主义让步，因为那样它就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未来；向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让步，因为它通过操纵资本主义政府职位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在那种情况下，第四国际还能有什么前景？
如果谈起修正，我认为支持全会决议的同志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立场没有漏洞。从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全会决议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说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动员，资本主义的毁灭是“不可能的”，而全会决议解释了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如何被“冷”手段剥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我个人的印象是，决议让步太多。它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受到质疑，除非抽象地提到国内和世界的力量关系可以让你满意，因为这是对明显违反阶级斗争规律的充分解释。
为走出这一陷阱，不妨再看看托洛茨基关于波兰和芬兰的著作，重新回忆一下他是如何处理同样的一般问题的。首先，关于克里姆林宫在这些领土上的行动对我们评估苏联的重要性：
“暂且假设，按照与希特勒的约定，莫斯科政府不会侵犯新占领土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仅限于法西斯式的‘监督’。这样的让步将具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新阶段的起点，它会使我们对苏联的性质做出新评价。”
[4]（《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8页。）
然而在1939年，托洛茨基预见到了更可能的变体。托洛茨基说，莫斯科政府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对“被占领土上的私有财产”的“监督”上，“更有可能的是，在计划成为苏联一部分的领土上，莫斯科政府将剥夺大地主，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这种变化很可能不是因为官僚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既不想也不能与被占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
这不是对战后东欧事态的准确预测吗？托洛茨基继续说：
“在此自然而然地有一个类比。拿破仑一世通过军事独裁制止了革命。然而，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命令：‘废除农奴制’。这一措施不是出于拿破仑对农民的同情，也不是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专政依靠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专政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财产之上，因此，红军入侵波兰自然应该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从而使被占领土的政权与苏联的政权一致。”
[5]
继续托洛茨基的评论：“这项具有革命性的措施——剥夺剥夺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以军事官僚的方式实现的。号召新领土上的群众独立行动——没有这种号召，即使措辞极其谨慎，也不能建立一个新政权——明天无疑将被无情的警察措施压制，以确保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优势。”[6]
托洛茨基极其细致地注意到，红军的逼近给波兰人民带来的推动。他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内战”。他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财产关系的推翻，离不开群众的革命动员。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规律所预测的事实会如何发展，以及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这些事实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我们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纲领准则，非常感兴趣。
托洛茨基再次在芬兰观察类似的表现形式。甚至像兄弟打架这样的症状也被他当作“内战”的表现。
在1940年1月为《圣路易斯邮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解释说：“为了将芬兰纳入苏联的框架内——这是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明显目标——有必要将她苏维埃化，即剥夺较高层的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内战，就不可能完成这种财产关系的革命。克里姆林宫将尽一切努力吸引芬兰产业工人和下层农民。一旦莫斯科寡头发现自己不得不玩弄战争和革命之火，它至少会尝试暖手。毫无疑问，它会以这种方式取得一定的成功。”（《第四国际》1942年8月号，第254页。）
请注意，托洛茨基并没有提到“真正的计划”。他称对上层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夺是“财产关系的革命”。还要注意，托洛茨基并没有预料到内战的经典形式。“暖手，”他谈到莫斯科玩弄战争和革命之火时说。
托洛茨基在他的《致伯纳姆的公开信》中更具体地谈到了内战，他说：“自然，这是一场特殊类型的内战。它不是从人民群众的深处自发产生的。它不是在基于群众支持的芬兰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从外部用刺刀上引入的。它由莫斯科官僚操控。”（《保卫马克思主义》第89页。）换句话说，这场内战与我们的“规范”大相径庭，但必须承认内战正在发生的事实。
托洛茨基设想了苏联前进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变形”、“扭曲”的阶段，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特殊类型”的内战。他警告说，第二阶段将是莫斯科官僚在新地区建立极权统治时迅速对运动进行政治扼杀。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芬兰内战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会带有一种有限的、半受束缚的性质，在下个阶段，它会转变成芬兰大众与莫斯科官僚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无需赘述。我们至少对此和反对派一样清楚知晓，我们公开向群众发出警告。但我们分析了实际的进程，不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混淆。”[7]（《保卫马克思主义》第71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托洛茨基并没有要求内战符合他的规范（众所周知，他的标准是最高的），然后才同意将其定性为内战，甚至如果是“特殊类型”。
如果你仔细研究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著作，你会不由自主地惊讶于他对波兰和芬兰事件的分析如何准确地预测了苏联军队向西进攻德国帝国主义军队时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分析不仅仅是事后分析，而是对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堕落工人国家扩张后会发生什么的预测。
内战的第一阶段比1939-1940年明显得多。1939-40年间在希特勒轻蔑的注视下进行的尝试，然后被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打断，德国军队撤退之后，面对纳粹政权的惨败，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这个阶段更加明显，因为起义更加自发，从更深的根源和更广泛的基础涌现。毕竟，群众是在响应一支胜利的红军的前进，一支战胜了纳粹军事机器的红军，而不是一支被芬兰小部队击垮的红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事实。克里姆林宫不需要像战前那样向群众发出呼吁。它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控制群众？在许多情况下，农民消灭了大地主。许多工厂的工人组成委员会接管。
第二阶段来得很快，即政治镇压。这次镇压的肆无忌惮的性质是衡量红军前进所引发的革命冲动的深度。这种冲动吓坏了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场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的火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利用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和工作人员，把政治鞭子打在群众的脸上。革命冲动所带来的政治危险给克里姆林宫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衰弱的资产阶级在东方征服者的刺刀前卑躬屈膝和挣扎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危险。
在红军枪炮的保护下，斯大林派在文职官僚和武装部队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特别关注武装部队，在内战条件下，武装部队无论多么削弱，都比通常处于控制地位的文职官僚发挥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拉丁美洲国家，当武装部队的控制者推翻文职政权时，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周看到这种情况。斯大林派在获得了对群众的政治控制之后，转而反对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及其政治代理人，他们以前曾利用这些残余分子对付无产阶级，并开始粉碎他们的残余地位。
人们不禁会想起，西欧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战争结束时如何利用斯大林派来拖延革命、争取时间，在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然后把像挤干的柠檬一样的斯大林派官员扔进垃圾桶的。在东欧，在俄罗斯武器和格伯乌的帮助下，斯大林派足够强大，能够在政治领域扭转这一总体策略，利用资产阶级代理人帮助巩固自己的官僚政权，然后抛弃或吸收他们。这一阶段或多或少与加速和扩大国有化相结合。
斯大林派甚至动员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控制行动。保罗·G·史蒂文斯（Paul G.Stevens）在1948年3月1日的《战士报》中报道了斯大林派在捷克斯洛伐克使用“行动委员会”的情况，他说：“斯大林派根据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路线，显然正试图使用群众行动，以便使捷克斯洛伐克与莫斯科完全结盟，就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
“虽然斯大林派领导人以群众行动为基础，但他们谨慎行事，这暴露出他们对革命冲动的恐惧。”
可以肯定的是，史蒂文斯同志显然不认为这构成真正的内战，因为他继续说：“如果真的爆发内战，无论官僚计划如何，局势都有可能失控。”如果说“内战”是指符合我们规范的行动，那么这个估计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客观地看，这一行动与克里姆林宫向前推进或试图向前推进时在波兰和芬兰看到的行动有何不同？
由于本土资产阶级的极度衰弱，德国帝国主义或同盟国帝国主义都无力拯救他们，而且群众强烈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因此，处置这个“流氓资产阶级”，史蒂文斯同志曾经恰当地这样称呼他们，用内战的方式并不比你用一把好的飞弹枪得到的更多……不过，它必须被描述为“内战”。
现在，如果我们不在东欧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之间画出严密的、形而上学的分界线，而是从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就是说，把红军进入苏联边陲与德军交战以来的整个时期，看作是一个“时刻”，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这难道不是一场受苏联影响的群众发动的、被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反革命所扭曲的社会革命吗?因此，一切都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发展的阶级斗争规律来解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应用托洛茨基的一些教导，不要让我们的计划和内战规范干扰我们对现实的评估。在我看来，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为托洛茨基在1939-1940年的分析和预测的正确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并证实了他对国家性质的教导。除了堕落的工人国家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以这种特殊的形式推动我们今天在东欧看到的事件？你不仅可以追溯到贪得无厌的官僚主义的明显印记，甚至可以追溯到残缺不全、被亵渎的十月革命的印记，这标志着它仍然存在，并带有燃烧的炭火。
我们的政治观点
斯大林现在会撤出这些国家吗？克里姆林宫能做任何事。如果它能从华盛顿得到足够有利的交易，它可能会尽其所能帮助清理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或者至少在西方帝国主义试图像在希腊那样行事的时候退出。但华盛顿会给出这样一个协议，还是克里姆林宫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提议？华盛顿能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才能充分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让它敢于这样做。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华盛顿会放弃原子弹吗？异常的战争准备？哪个强权政治家期望美帝国主义会剪掉自己的翅膀和爪子？
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是，如果从东欧的趋势判断正确的话，将这些国家转变为苏联共和国的翻版，或者将它们正式纳入苏联，或者将其纳入苏联的经济框架，同时让它们正式独立。
没有人会误解斯大林的政治观点。它是要粉碎采取这一条路线中遇到的丝毫抵抗或潜在抵抗的苗头。
我们的政治观点必须建立在工人和贫农普遍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以及它可能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公开爆发。在我看来，这是最现实的政治路线。这意味着，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我们保卫已经采取的任何进步措施；在通往苏维埃巴尔干-多瑙联邦的道路上，我们反对克里姆林宫，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苏维埃波兰、苏维埃捷克斯洛伐克等而战。
我们的路线应该立足于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视角，如果你想让这个口号发挥其全部潜力，那就意味着独立于莫斯科主导的计划。斯大林将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粉碎这些共和国，将任何朝这个方向的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并动员他所掌握的计划经济的一切可能资源来实现这一反革命目的，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目睹了克里姆林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行动。同化的代价，以及与莫斯科有机联系的计划，是赤裸裸的依赖。
如果我们能够指出真相——斯大林为了继续掌权，将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清算工人国家，我们的宣传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用这些术语解释南斯拉夫的情况，将为我们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斗争带来极其锐利的优势。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苏联时所说的那样，“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对斯大林集团罪行的揭露才能获得充分的动力。”
我认为这也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不会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任何安慰。事实上，如果我们立足于东欧出现新的反对运动的可能性，这一立场应该会加强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由。我们展示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如此前进，破坏了苏联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应中的防御，更糟糕的是对国外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灾难性的挫折。
我们对东欧事件的分析仅仅指出了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重大打击的事态发展的积极方面。虽然边境地区的财产关系出现了动荡，但斯大林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追随者却在背后破坏工人起义。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结束时斯大林主义的罪行，整个欧洲，包括德国，今天可能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与世界革命遭受的这种打击相比，东欧的进步步伐变得微不足道。
能在西欧重演吗？
斯大林主义不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重复它在落后的东欧国家所做的事情。西方资产阶级太强大了。他们可以从美国的军火库中获得直接帮助。如果没有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规范”非常接近的群众革命动员，它们就不可能被推翻。
东欧的事件根本不表明斯大林主义的生命会延长。整个发展只是历史的一个短暂插曲。就像托洛茨基经常对我们说的那样，在谈到斯大林主义与我们拯救他免于暗杀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时，“垂死挣扎的狼最危险。”托洛茨基从他在俄国的狩猎经历中得出这个类比，他的意思是，当斯大林主义面临崩溃时，它不仅可以给人以极大的假象，甚至可以带来一些最可怕的打击。
在南斯拉夫的叛乱中，克里姆林宫看到了不祥之兆。战争只是推迟了结局，就像战争对所有这些过程所做的那样，只是为了在以后通过历史补偿来加速它们。斯大林主义将对社会主义斗争犯下新的滔天罪行，但恰恰在它表现出最大力量的东欧，铁板一块的格局可能会开始瓦解。
在内战中像喷火器一样对孤立的小分队起作用的军事官僚行动只能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作用，即在那些资产阶级被战争削弱、与群众隔绝、被传统的帝国主义保护者抛弃、受到克里姆林宫占领军的压迫、以及群众本身最初对斯大林主义抱有幻想、进步阶层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地方。
这些具体条件在西方并不成立。“但如果红军横扫大西洋怎么办？”
如果红军甚至席卷亚得里亚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很可能拉开帷幕。如果克里姆林宫真的与现实脱节，开始了向大西洋挺进的军事冒险，那肯定会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不会那么愚蠢。斯大林主义的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试图避免战争（但通过实际上有助于促进战争爆发的手段）。官僚在这方面没有改变。经历德军入侵后，其对战争的恐惧并没有减少，应对威胁的基本政治态度也没有改变。
因此，只有在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的情况下，红军才会西进。除了这个问题的纯军事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阻止了克里姆林宫的前进。在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或其他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国家中，大量工人扎根于古老的文化中心，在这些国家中可以预期会出现的反应，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只是一个温和的例子。克里姆林宫深知这一点。你可以想象斯大林派官僚在规模虽小但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了怎样的噩梦，更不用说政治觉醒的南斯拉夫了。即使在东欧，他们对前进的犹豫也会在西方的国际中心成千倍地增加。红军和法国工人的兄弟情谊会产生什么结果！最好不要管它。
我重申，对东欧矛盾事件的具体分析不能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任何安慰。这只会有助于打破东欧财产关系的颠覆必然会助长的幻想，无论你给这些国家贴上什么标签。
将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东欧国家称为“工人国家”并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也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相反，它加强了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并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胶卷能倒转过来放映？
有人认为，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逆转，胶卷倒回了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内战。在我看来，这种论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了质疑。没有内战，怎么能有反革命和恢复资产阶级产权呢？你可能会争辩说这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内战，但它仍然是一场内战。
这些国家如果试图复辟，就会爆发内战，希腊的事变尽管是血腥的，但与之相比仍然黯然失色。胶卷可以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倒转放映的主张，完全符合这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论点。在我看来，实际情况与这个论点大相径庭。
与此相关的是保卫这些国家取得的相对成果的问题。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发生战争时采取失败主义立场。一年后的全会决议提到了这个立场，并宣布它仍然成立。它补充说，只有在它们的经济特征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重新考虑这种失败主义的立场。只有引入“真正的计划”，才能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或巴尔干-多瑙河联邦时，才能引入“真正的计划”——前提是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形成真正统一的经济计划框架”。
因此，我们很可能会保卫并入苏联的罗马尼亚，而对独立的南斯拉夫主张失败主义立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不必要的严厉惩罚，因为它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使它无法达到我们关于“真正的计划”的标准。当然，这一立场阻碍了对铁托-斯大林冲突的最有效干预。为什么我们要保卫苏联而不是南斯拉夫？在我看来，这不仅在政治上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政治方面是要应对这种不可否认的财产关系颠覆给斯大林主义的声望带来的增长。理论方面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规律如何通过东欧的发展再次得到验证，以及为什么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则是如此全面地适用，或者说非常接近我们的“规范”。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托洛茨基在开战时对芬兰和波兰事件的处理。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即没有革命就不能推翻财产关系，是如何在这些具体的例子中得到证明的。
规律的表述甚至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所寻求的“规范”相去甚远。强烈的扰动使它呈现出一种紧缩、稀少、残缺、畸形的表情。这种扰动来自苏联，也是推动财产关系逆转的同一源头。可以区分扰动源和脉冲源。一个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另一个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财产关系。但是，正是这种扰动、压抑、扼杀的规律表达形式更加出色地展示了规律的运作。
这种以东欧国家的起源为核心的中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
一些原本认为南斯拉夫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经过进一步研究，越来越相信这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改变。然而，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破例，但其他东欧国家仍然必须被视为资本主义。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利用了这些国家与南斯拉夫之间“强调差异”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太有成效。它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效果不佳。在那里，为了强调与苏联的分歧，全会决议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标准，“真正的计划”。尽管承认苏联不存在“真正的计划”，但仍然坚持苏联的计划与南斯拉夫的计划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现在提出的强调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之间差异的决定性标准是发生了“真正的内战”。
人们很可能会说，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不应被恰当地视为“真正的内战”。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强调这种差异，而只是为了表明“真正的计划”和“真正的内战”的论点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是完全对称的。所发生的只是标准的转变。放弃了“真正的计划”使我们可以将南斯拉夫视为畸形或残缺的工人国家，而提出“真正的内战”的标准，缺乏这一标准，则其他国家自然不被定性为畸形或残缺不全工人国家。当然，这很容易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但这是正确的吗？
让我们再次检查讨论中的主要立场。
（1）我将利用这个机会首先列出我自己的立场，尽管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顺序也有一定的逻辑。在我看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打破，经济的主要部门已国有化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将它归为“工人国家”的一般范畴中，无论它与我们的规范有多么广泛或严重的背离。这种变化不可能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发生，尽管这场内战也可能是这种类型的残缺，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我们的规范。在东欧，必须分别考虑每个国家，以确定其实际上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2）那些认为南斯拉夫是工人国家但不承认任何其他东欧国家属于这一范畴的人的立场。这些同志同意，只要伴随着“真正的内战”，摧毁资产阶级和经济关键部门的国有化就可以作为决定性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要么否认其他国家发生过内战，要么坚持认为它不符合我们的规格。他们立场的弱点是认为不需要内战就可以把资产阶级赶下台，将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国有化。因此，东欧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在我看来，这里的错误在于坚持根据悲惨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内战准则，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因为它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扭曲。
（3）那些否认东欧国家是工人国家的人的立场。他们的决定性标准要么是“真正的计划”，要么是对“所有”因素的模糊权衡，并发现“真正计划”的决定性因素或整体因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规范的标准。错误再次在于坚持现实必须符合我们的规范，否则将受到不被认可的惩罚。
（4）有些人的立场是，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意义上，不仅东欧国家不符合我们的准则，而且苏联也不符合我们的准则，因此苏联及其卫星国都不应被冠以“工人国家”的称号，而应被称为“资本主义”，尽管诚然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
（5）那些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现象与资本主义和工人的规范相去甚远的人认为，我们必须称之为一种全新的“官僚集体主义”
每一个立场及其变动归根到底都提出了我们处理与现实相关的规范的变化。因此，我们就得出了方法论问题。将规范和标准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的正确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托洛茨基在关于苏联的性质及其首次进入东欧的长期讨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托洛茨基关于这些问题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如此有价值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我将强调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集合来解决的重要性。在讨论的早期就采取强硬立场，拒绝以最大的注意力和开放的心态去倾听那些认真试图帮助找到正确解决方案的人提出的每一个考虑，这将是一个错误。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思考问题，并努力为解决东欧难题的集体努力做出贡献。如果我们冷静地处理这件事，并理解这不是一场派系斗争，而是一次忠诚的、同志间的讨论，我相信我们会成功。
1949年12月
[1] 中译文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2] 《再论苏联国家性质》，见《保卫马克思主义》。
[3]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4] 见《保卫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
[5] 同上。
[6] 同上。
[7] 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