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瑟·韩生
Hayek Pleads for Capitalism
哈耶克为资本主义辩护
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
1945年6月
素侠云雪 译
来源:《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45年6月号,第181—187页
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首次于1944年3月在英国出版,9月在美国出版,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约瑟夫·汉森(也译韩生)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本文发表于1945年6月。
《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国影响甚大,各国左翼反驳该书的文章也非常多。本文指出《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读者群是吸收畏惧于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服务对象则是垄断寡头;本文还指出哈耶克一些与法西斯言辞相近之处,而推崇哈耶克的中国自由派大量去推崇美国极右翼特朗普,正对应了此文所指。
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有这种奉献精神,人们可能认为这是要将其读者限制在左翼政治运动中,但该书长期以来一直广受臭名昭著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圈子欢迎。例如,《纽约时报》称赞该书“推理严谨”、“无情的逻辑”、“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并认为它不亚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据报道,当地商会显然同意《纽约时报》的裁决,正在批量订购《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的信息实际上可归结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大企业古老主题的变格。哈耶克能在反动圈子中突然流行,无疑是由于他为人们所熟悉的商会反社会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明确的帮助。
必须承认,与大多数专业的反共分子和资本主义捍卫者相比,哈耶克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哈耶克挑选自己的听众并限定自己的意图。要理解哈耶克论证的意图(这些论证本身非常薄弱且易于答复),有必要首先设想他所针对的个体的类型。这个人不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宣传指向那些倾向于将社会主义作为结束资本主义持续战争和萧条的唯一手段的小资产阶级。他试图阻止他们进一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为他们提供通往反动的桥梁。因此,该书可以归类为一种转向宣传,希望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从怀疑情绪一步步引导到拒绝社会主义和完全支持资本主义的阶段。
一、转变的开始
作者很早就确立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和成功教授的权威;但直到后来他谈到他的整个论证所依赖的关键问题时,他才严重依赖这种权威。在他的开场白中,他更喜欢奉承读者的智慧,以逻辑学家的风格说话并寻求共同的兴趣基础。在序言中,他暗示自己“年轻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仍然是一个具有“那些终极价值”的理想主义者。他正在自我牺牲,尽管“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他还是痛苦地履行了他的“责任”,说了出来。[1]
在引言中,哈耶克寻求与他的读者建立额外的情感联系。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罕见的错误。这简直太人性化了!此外,相信社会主义源于最好的意图。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民主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太明显不过了。”
[2]
这位博学教授的断言充满了谎言。例如,社会主义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仰,至少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美国不是。仍然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宣称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与哈耶克无关。他正在向那些厌恶斯大林主义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发出情感诉求,他们困惑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表面相似之处,绝望于纯正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弱点,并被资产阶级战争宣传的浪潮席卷而去。正如我们将一再看到的那样,哈耶克教授的主要目的是与他的读者在情感上建立融洽关系,以便将对方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他继续说:“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可能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3]观察教授为放弃“追求”提供的巧妙合理化:“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4]
大多数已经开始悔恨自己的社会主义青年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想必会很快同意教授的观点,即想象不出更大的悲剧。然而,一个灵魂病态的小资产者,如果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丝痕迹,可能会要求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场难以想象的悲剧适用于社会主义。哈耶克旨在提供这样的“证据”。
“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哈耶克解释说,他们寻求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但“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而不是带来更大的自由。作为证据,哈耶克引用了上世纪“自由主义”学派的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家,他声称拥护该学派,并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例子来证实他们警告过社会主义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忘记,他同样还在指责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5]
“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可能会让读者大吃一惊。“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或堕落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情况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学教授不动声色地回答:
也许更好的是,将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
[6]
这就是《纽约时报》所推崇的“推理严谨”和“无情的逻辑”。我们可以同意,它是一种逻辑——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腐朽时期的逻辑特征。任何能够阅读媒体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逻辑如何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追捕社会主义者,谋杀他们。在“民主国家”中,“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现在正准备用鲜血淹没正在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哈耶克的逻辑中,彼此绝对矛盾的运动是就是一类运动,并且发音相同。
对于一个正在倒退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哈耶克的思维方式“可能更可取”。一旦接受,其他一切都会“无情地”接踵而至,包括推翻马克思主义。
当然,哈耶克的逻辑并非独创。他只是更大胆地陈述了整个学派最低级的假设,即坚持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孪生兄弟;纳粹德国和苏俄是一个属的物种;斯大林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的代表。哈耶克的方法就是小资产阶级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的特征。它对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的吸引力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明,最近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哈耶克在脚注中赞美了他。[7]
在他的意图需要的地方,我们的资产阶级专家不仅融合了不可融合的东西,而且分割了不可分割的东西。这给了他的逻辑一种对称性,即应该取悦小资产阶级的眼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手段和目标的问题,以便构建适当的合理化言辞来掩盖他们根本上的倒退。哈耶克并没有忽视这种资产阶级宣传的强大工具。“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他宣称,“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8]哈耶克就是这样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砸下一把斧头。相反,在辩证逻辑中,手段和目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革命者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为目的,使其成为达到新目标——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又成为开创和平富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然而,哈耶克的逻辑对“手段”进行了任意抽象,将其从“目的”中截断,并像打开一个空袋子一样,他可以在袋子中放置他需要的任何内容来“证明”他的论点。
唯有灵魂病态的小资产阶级,无法清晰地思考,才会被逻辑如此“无情”地接纳。但哈耶克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人。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驱赶出去,而任意分离目标与手段的效果已多次得以实现。我不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中是否有人没有经历过为“手段和目的”而汗涔涔下的阶段。现在,这是资产阶级宣传中的标准论据。
哈耶克非常具体地描绘了社会主义手段的危险和恐怖。他的主要展品之一是计划。这位资本主义秩序的代言人认为,计划会导致与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在教授眼中,计划不是实现更大的自由的手段,而是导致奴役和混乱的手段。在法西斯统治下失去了自由,但法西斯只是集体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另一种集体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与在法西斯统治下一样,会同等地丧失自由。或者更深入理解哈耶克的逻辑深渊:因为目标(哈耶克暗示无论意图好坏)与使用某些手段所发生的事情无关,而且由于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不好的手段,所以无论谁使用计划,恶果随之而来;但是计划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
事实如此广为人知,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最神志不清的小资产者也会让自己接受这样的“推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都用“计划”来镇压工人阶级,降低生活水平,加剧剥削,团结资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争夺世界霸权。这个“结局”无关乎意图的善恶。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计划”来维持其统治。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始于剥夺资本家财产,扩大生产机器,提高生活水平,并通过总体计划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来平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也与意图的善恶无关。这是工人阶级必须用来保护自己免于彻底瓦解的手段。同时计划也成为结束阶级斗争的手段。在法西斯主义下,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社会主义下,阶级最终会消亡。
不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能看到哈耶克分析计划时的谬误。每个了解阶级斗争的人、每个资本家都可以看到,计划的结果并不隐含在作为手段本身的计划中,而是隐含在什么阶级制定“计划”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制定“计划”中。然而,鲜有人知晓《通往奴役之路》的阶级斗争。“无情的逻辑”和“严谨的推理”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生活现实。这样拒绝阶级分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
小资产阶级要驱除阶级斗争;他厌倦了。因此,哈耶克的论证意图必然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模式。
哈耶克仍然没有完成为他的读者提供一系列合理化解释的任务,以“证明”计划的内在弊端。他只是通过恐怖表演完成这一任务。人性似乎是这样构成的,不可能就集中性计划的所有庞大复杂的小细节达成共识。一些地区会因为没有得到与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同等的资源开发而感到痛苦和被轻视;计划经济下必须把权威委托给一个中央机构;这个中央机构可任意统治;因此个人自由将消失。所以,每个害怕失去个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都能看出,没有比计划更大的悲剧了。
二、恐怖之恐怖
哈耶克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计划社会的任何学说。他甚至不考虑苏联计划的创造者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该计划使这个落后的国家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因此,哈耶克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现出一幅高度扭曲的计划图景。首先,他把计划经济配置给将来互相争斗的国家,而非没有国界的统一世界经济中。其次,他设想阶级对立会持续存在,这将导致各个孤立国家内部的计划冲突。第三,他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会带来短缺经济,而短缺经济会引发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群体斗争。哈耶克指望他的读者接受这些遗漏和歪曲。显然,这位博学的教授认为他的读者完全不熟悉关于计划经济的文献。
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手段,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样遭到我们的唯心主义道德家的反对。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最终解决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资产阶级宣传家自然会对这个主题产生深厚的兴趣。此外,病态的小资产阶级正是在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体验到最严重的厌恶情绪和逃跑的冲动。不仅对工人阶级,而且对处于工人对立面的资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是当今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不择手段地攻击、阻碍、阻止这样一个党的建立,并且在工人政党出现时,必要时会用武力和暴力粉碎它。哈耶克也将革命党问题置于其讨论中。
依照他的“无情逻辑”,他再次融合了对立面: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样一个政党的观念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
[9]
现在,社会主义确实是从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角度来处理所有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政治家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为资产阶级做同样的事情。但有一点并不正确,即哈耶克断定所谓法西斯的“做法”是“由社会主义者”引入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做法”要比社会主义运动古老得多。如果人们想知道这种做法,那么可以看所有压迫阶级或种姓的统治受到被压迫者威胁时会怎么做。在宗教裁判所的传统中,法西斯主义延续了极其古老的“做法”。识别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同识别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和和迫害者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如此,哈耶克仍冷静地宣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10]哈耶克区别纳粹分子和德国反纳粹分子的唯一方法是,称后者为“旧”社会主义者,而称纳粹为他们的后裔——“新”社会主义者。二者间的斗争被简单描述为派系争吵,其中更有活力的一方获胜。
哈耶克向他的小资产阶级听众保证,社会主义政党“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11]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就像巫医在鸡的内脏中探查“原因”一样郑重其事,列出了社会主义吸引最坏的分子的三个“原因”。
首先,“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到道德和智力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而是那些构成‘群众’、很少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12]这被公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叛徒的主题曲,他们最终将成为当前秩序的奴性支持者。然而,就像著名的罗蕾莱之歌一样,它似乎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水手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13]
其次,在高贵的贵族哈耶克看来,这样的“因素”需要一个“潜在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顺的和轻信的人的支持,他们没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就会就范。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14]当然,这一切都给哈耶克早先关于社会主义者的崇高理想主义、他自己过去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影响事态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善意言论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种宣传无疑打动了正在反对社会主义、对“区别封闭组织的成员与非成员”感到不安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哈耶克的目的是塑造和表达这种人逃离无产阶级政党特性(纪律性、单一目标、积极活动及要求以强大的勇气和顽强精神积极反对世界反动派)的情绪。
哈耶克的第三个“原因”并没有超越他那无情的逻辑。“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起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15]社会主义因此是消极的,会诉诸于排除人性法则(指严格依照哈耶克所强调的人性法则)的消极本性,即人们会在事件的压力下团结起来,制定有时甚至彻底重塑社会的积极计划。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只有破坏性;它只会攻击“犹太人”和那些境况较好的人(如“富农”和资本家)。哈耶克以对资产阶级教授来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发表这些恶毒的诽谤。他希望他的读者接受这些垃圾,这有趣地表明资产阶级宣传家并不了解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纲领。
三、个人诚信与党
哈耶克显然仔细研究了从社会主义撤退的典型人物,如伊斯曼(Eastman)、莱昂斯(Lyons)、伯纳姆(Burnham)等叛徒,因为他耸人听闻地描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道德品质的退化,并以此来结束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恐怖故事。
用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做的事是没有的……
[16]
哈耶克似乎忘记了,党只吸引“最坏的分子”,这些人想必没良心,但这良心现在突然变得引人注目。然而,这还只是小事一桩。当你打开所有的音阶时,某些和弦必然会听起来不和谐。不过音量弥补了这种不和谐。
当退却的小资产者读到哈耶克描述的“典型的德国人”时,一想到自己差点陷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泥潭,敏感的灵魂不自觉地缩了缩。是的,奇怪的巧合,当盟军接近他们在德国的目标时,哈耶克对典型社会主义者的描述实际上变成了“典型德国人”的描述。
哈耶克将纳粹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混为一谈,使他的读者无法区分他在各个特定的断言中所指究竟为谁。然而,他的意图显然是利用他无情的逻辑中可用的一切手段,无论多么卑鄙,以描绘社会主义运动的邪恶画面。因此,他宣布:
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之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不持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
[17]
哈耶克如此强烈地强调这一点,以至于研究过他们工作领域的资产阶级宣传家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异常有效的论点:
由此产生出来的一般的知识界氛围,由此酿成的对于真理的完全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对真理意义的意识的丧失、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信念所具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及在每个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意见分歧都成为须由当权者加以决定的政治问题的这种情况,这一切都是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到的——任何简短的叙述都不能够表达它们的程度。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对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的厌恶,不只在极权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发生,而是也到处发生在所有抱有集体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那些仍保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被拥戴为知识界领袖的知识分子当中。
[18]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哈耶克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罪恶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相反,他将社会主义融入了他的混合物中。显然,他把他的小资产阶级听众的严重无知——或一厢情愿——当作了这种诋毁的沃土。众所周知,在独立思想的历史上,在反抗最强大的压迫势力的历史中,巨人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哈耶克苍白病态的世界中,有哪些人物可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德布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鞋面?或者说,能达到任何反主流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通成员的鞋帮?
四、丰裕能否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巫医的“严谨推理”已经“证明”计划会导致奴役,无产阶级政党会吸引最坏的分子,社会主义道德“必然”导致那些“让我们恐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可怕特征”。这似乎足以武装哈耶克所吸引的最摇摆不定的圈子。然而,教授意识到他必须跨越另一个障碍。
归根结底,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能否极大提高世界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已经确定了如何通过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运输和工厂,来消除失业、停止战争,以合理的计划结束经济混乱,以及以科学的密集应用来尽早扩大生产体系。有很多关于能否实现丰裕的调查;如果不做更多的事情,而是让现有的机器满负荷运转,才是最保守的、最浮夸的观点。军工生产的经验让每个工人都看到了现代工厂的潜力。他只需要想象用和平时期的商品来替换当前倾泻而出的破坏性产品,就可以大致了解在真正理性的制度下可以做什么。
然而,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代表试图说服他的小资产阶级读者反对这个关键点: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一百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
[19]
在其他地方,哈耶克谈到了“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可避免的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无根无据的一概而论”[20]……以及“受到精心培养起来的,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合理的那种信念的支配,受到有关‘潜在的丰裕’的伪称、有关垄断趋势不可避免的伪论。”[21]我们将跳过关于没有什么“可行的计划”曾为西欧或世界增加产量的谎言,而只考虑哈耶克关于潜在的丰裕这个“神话”的主要观点。鉴于已经做过的调查、苏联的实践经验和军工生产的证据,一个聪明的工人至少会期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尝试证明自己那厚颜无耻的断言。但哈耶克并不为聪明的工人等“最糟糕的元素”而写作。要证明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经济丰裕?哈耶克什么证据也没提供。毫无疑问,他计算出,他所吸引的小资产阶级会满意于出版商在书本护套上的声明,即哈耶克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前“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维也纳大学经济学讲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教员”。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只有在“道德和智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最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和品味才会占据主导地位”,你才能找到这样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教授需要证明的因素。哈耶克只是回避讨论他的整个论证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很难找到一种更轻蔑的方式来鄙视哈耶克的小资产阶级听众的智慧。
哈耶克以他无情的方式确定潜在的丰裕只是一个“神话”,然后继续他的逻辑的下一环节。下一环节涉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逃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喘息点。其实,如果无法实现经济丰裕,那么社会主义就并不必然实现。只有在生产已达到如此丰裕的程度,以至于种姓、阶级等利己群体没有形成的基础时,全面计划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只要短缺盛行,争夺主要份额的无情斗争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当这个驱动轮停顿时,世界社会的理性计划不仅变得可行,而且不可避免。
为了对“必然性”感到懊悔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哈耶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们“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一无所知”,他在《引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发展是必然的。”这种观点是在彻底瓦解科学,认为任何现象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有什么决定因素。
事实是,哈耶克得意洋洋地宣布“计划”并非不可避免。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学的谬论,包括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的必然性、所谓‘潜在的丰裕’以及在这类著作中出现的所有其他流行的口号。
[22]
你能确定“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有机趋势的表现吗?可能会有人这样问小资产阶级读者,希望能消除他最后的疑惑。当然,教授保证会去安慰:“竞争”在被消除,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有机变化,而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然而,像哈耶克所说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即国家主义的发展,并不表明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没有规律、缺乏必然性。相反,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生产资料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复杂和高度社会化,以至于引入社会(即政府)的总体监督是不可抗拒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发生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过这样只会加剧阶级斗争,像德国那样在血腥冲突中暂时解决它;也可能发生在多数人的统治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消灭阶级对立,以新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基础制定计划。
在哈耶克看来,要阻止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就需要改变政府政策。
哈耶克的小资产阶级听众应该乐于接受这种被虫蛀了的假设,即政府不是统治阶级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种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独立力量,可以用说服的方法,在不停止“技术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政策来恢复“竞争”。
除了正面攻击社会主义之外,哈耶克还反对乌托邦,以便为他的小资产阶级客户留下一个积极的纲领。但他所倡导的乌托邦无非就是“竞争”社会。
竞争的乌托邦相当模糊。他从来未清楚勾勒出各个阶级。我们不知道这个安乐乡中是否还有这些阶级。竞争的乌托邦似乎由小商人、工匠和农民组成,他们都在市场上竞争相当平等的资源,都依照法制(即预先制定的固定游戏规则)参与竞争,只有“运气”和“企业”会决定谁最成功。哈耶克给这样的制度贴上“自由”的标签,并声称这将是可能的世界中最道德的制度,哈耶克的“某些终极价值观”将在其中得到最大的体现。这个乌托邦虽蒙了雾,但至少它的“自由”内容是清晰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开始,就一直在他的小资产阶级读者耳中敲响“自由”之音。这“自由”是购买的自由、销售的自由、剥削的自由、获利的自由,以及偶尔发动战争的自由。这就是哈耶克想要替代计划经济的“奴役”的自由。他相信正确的政府政策能实现这一目标。
竞争的乌托邦最像街角杂货贩所梦想的自由世界,街对面的连锁店可以用特价销售带走他的顾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哈耶克教授希望这个乌托邦能吸引那些阅读《通往奴役之路》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代替为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秩序而奋斗的理想。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哈耶克自己的宣言就很容易证明这点。“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23]因此,竞争的乌托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即以拥有、控制和榨取国家资源和经济体系的个人为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石。
众所周知,这个制度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发展出明显的不平等。哈耶克为不平等辩护:
在一个自由企业的制度下,机会是不均等的。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私人财产和遗产(虽然这或许不是同样的必要)以及由两者所造成的机会差别为基础。
[24]
因此,竞争的乌托邦这个舒适的小王国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真实的杀戮性资本主义社会,在哈耶克的允许下,六十个家族可以而且确实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听听这句名副其实地称赞亨利·福特的赞美诗:“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在当今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了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25]更进一步,“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26]
竞争的乌托邦甚至有它的失业者。哈耶克对这些不幸的人深表同情,认为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实上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解决失业的方案,那些从未在竞争的乌托邦遭遇过失业,但知道美国六十个家族的严酷状况的人应该很熟悉这种解决方案。例如,我们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27]这种解决方案无疑将满足哈耶克的“终极道德价值观”,即给幸运者提供他们想要的工资的自由,以及给不幸的失业者提供挨饿的自由。
竞争的乌托邦并不像其创造者所假称的那么美好。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紧急情况,为了维护自由和竞争,需要暂时中止自由和竞争。“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我们的人道主义宣称,“就是战争和其他暂时性的灾难。”我们假定他所讲的“灾难”是指罢工、失业者示威和无产阶级起义。
五、哈耶克与帝国主义战争
在让小资产阶级皈依者接受私有制原则之后,哈耶克完成了自己的转变,以支持当前的秩序,他无疑希望自己的皈依者能信任地效仿。他顺便攻击托拉斯——你如果不蛊惑性攻击托拉斯,怎能吸引小资产阶级呢?——但这并没有使哈耶克偏离自己的主要目的,即争取人们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是由远离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托拉斯发动的。他大胆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毫不犹豫地在书的开头部分陈述了他的目的: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攸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
[28]
很明显,其背后的目的是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这是粉碎欧洲工人的意识形态准备,假称工人革命实际上只是希特勒运动的一种新形式。哈耶克甚至为盟军迫害犹太人奠定了基础:
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把许多人赶出了他的国家,或把他们变成了敌人,而那些人在各方面却是德国式的坚定的极权主义者。
[29]
换言之,不要因反纳粹分子受到希特勒残酷迫害,就使你处理起他们来要比希特勒处理他们还温和。在哈耶克的逻辑中,他们只是另一种集体主义,是纳粹主义的孪生兄弟!哈耶克试图用“已成为纳粹分子的前社会主义者”这样的煽动性断言来强化这种理念。这种煽动与盟军媒体上关于纳粹正潜入地下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诱导性故事惊人地吻合。
作为对盟军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的一部分,哈耶克为限制自由的战时措施辩护,而这自由正是他自己所倡导的。“当战时甚至连自由和公开的批评都必定要加以限制时……”[30]这就是战争爆发以来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帝国主义面前,只要主人举起了鞭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其奴性来。
然而,哈耶克将他的奴性带到了极端,不是为永远消除战争的社会主义,而是为支持帝国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开辟了道路。
“正如在其他大的恶行发生时的那样,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31]这种永久战争的观点非常符合哈耶克的“严谨推理”,因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竞争只是将“竞争”推向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因此,我们真正了解了哈耶克的著作、他的经济学、他的逻辑和他的科学——这是战争宣传;特别是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宣传。所有关于手段和目的、道德、独立思考、计划的不可能性、经济不平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下“自由”的可能性的论辩,都被视作通往支持帝国主义为利润、市场和殖民地而战的桥梁。哈耶克在书中明确表达这个目的。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和商会希望小资产阶级会把这本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来吞下去。
哈耶克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他的读者支持资本主义的垂死秩序?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他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在拒绝社会主义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时,哈耶克开辟了反动之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固定特征是,它会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几乎是一种政治规律,如果小资产阶级思想拒绝社会主义,它必然以任何可能的名称朝法西斯主义方向前进。用批判的眼光可以发现,《通往奴役之路》中很可能出现法西斯煽动者考夫林神父[32]《社会正义》中的话语。像考夫林一样,哈耶克攻击资本和劳动力:
当某一产业的劳资双方订立“协议”推行某项限制生产的政策来剥削消费者时,通常在按照双方以前收入的比例,或根据其他类似的原则分配既得利益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33]
另一句话表明了这种趋势:
“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
[34]
在下面的观察中,其思想的方向更加明确:
最近垄断的成长多半是有组织的资方和有组织的劳工精心合作的结果,在这种合作中,劳工中的特权集团分享了垄断利润,而以社会,尤其是最穷苦者,即受雇于组织化较差的产业的工人和失业者为牺牲品。
[35]
法西斯煽动者承诺将“小人物”从托拉斯和“劳工沙皇”中“解放”出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原则”甚至设想了一种“积极的”国家,不容许“罢工纠察队使用暴力”。他没有提到这种积极的国家会对导致罢工的资本家的暴力采取什么措施。
在科学的政治中,诸如此类思想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为法西斯主义所做的知识准备的一部分。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实际打击目标总是劳工运动,但法西斯煽动者在其受骗者的耳中鼓吹劳工和资本同样是“小人物”的敌人。
教授本人似乎一直在按照他在书中没有完全揭示的思路来思考。他神秘地说:
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我无疑会宁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或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
[36]
即使在他所宣称的反对整个极权主义的运动中,这位可敬的教授也有他的民族偏好,他在所有可能情况之前就说明了这一点。万一法西斯主义真的在英国或美国上台,哈耶克教授明确表示他会举起白旗,并且能够在不惹麻烦的情况下与法西斯政权共处。
尚不清楚哈耶克的宣传在美国小资产阶级中的受欢迎程度如何。他对战争及其所有污秽、鲜血和邪恶利润的支持并不会增加《通往奴役之路》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吸引力,这些小资产阶级开始厌恶千百万人的伤亡、严重的破坏和天文数字般的代价。然而,他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很可能会影响那些在战争宣传的影响下已经离开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他们模糊的情绪和困惑的想法在这里被《纽约时报》称为“非常好”的英式风格。
然而,在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中,这本书将被列为从罗斯福“隔离侵略者”演讲开始的系列丛书的其中一部,当时正在认真进行战争准备工作,政府在下军火订单。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退出马克思主义阵营。
[1] 显然,声称作者将失去人气,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理解,说的是令人不快的真理等等,增加了这类书对小资产阶级读者的吸引力。 自认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劳伦斯·丹尼斯(Lawrence Dennis)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思想与丹尼斯(Dennis)的思想非常相似,他在他的大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中也有几句关于不受欢迎的主题。
[2]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为合引文,对原中译本作少许修改。
[3] 《通往奴役之路》,第33页。
[4] 《通往奴役之路》,第33页。
[5] 此一部分可参见《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
[6] 《通往奴役之路》,第59页。
[7] 见《通往奴役之路》第123、234页脚注。伯纳姆曾在1933年参与组建美利坚工人党,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随合众国工人党加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起伯纳姆开始表达工人国家并不存在的观点。1938年参与组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伯纳姆从沙赫特曼等一起组建反对派,反对保卫苏联的立场,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1940年被开除。50年代,伯纳姆转向保守主义立场。
[8] 《通往奴役之路》,第59页。
[9] 《通往奴役之路》,第133页。
[10] 《通往奴役之路》,第55页。
[11] 《通往奴役之路》,第154页。
[12] 《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3] 在莱茵河流经圣高尔豪森之处,河流湍急,当地有一个传说,有一位名为罗蕾莱的女子,边用金色的木梳梳头发,边唱歌,过往的水手会被她的歌声吸引,而忘记行船之事,最终触礁而亡。
[14] 《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5] 《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6] 《通往奴役之路》,第141页。
[17] 《通往奴役之路》,第166页。
[18] 《通往奴役之路》,第178—179页。
[19] 《通往奴役之路》,第117—118页。
[20] 《通往奴役之路》,第208页。
[21] 《通往奴役之路》,第216—217页。
[22] 《通往奴役之路》,第204 页。
[23] 《通往奴役之路》,第12页,亦见第123页。因感觉引言中的译文更准确,所以此处未用正文中的译文。
[24] 《通往奴役之路》,第122页,译文稍有改动。
[25] 《通往奴役之路》,第109页。
[26] 《通往奴役之路》,第124页。
[27] 《通往奴役之路》,第221页。
[28] 《通往奴役之路》,第34页。
[29] 《通往奴役之路》,第200页。
[30] 《通往奴役之路》,第86页。
[31] 《通往奴役之路》,第249页。
[32] 罗马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是美国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将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与宗教经典相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译注
[33] 《通往奴役之路》,第99页。
[34] 《通往奴役之路》,第65页。
[35] 《通往奴役之路》,第213—214页。
[36] 《通往奴役之路》,第152页。译按:这段引文前面的话是:“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大。毫无疑问,假使向着这种制度的转变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好的领导人。”甚至不需要是英美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当智利的极右翼军事领导人皮诺切特上台时,哈耶克立即去拥抱这种军事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