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瑟·韩生 相关文献：《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1938年4月—7月）
Trotsky's Transitional Program: Its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for Today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起源及其在今天的意义
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
素侠云雪、张兄 译 星原 校
原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Socialist RevolutionPathfinder Press ，1973），页9-30.
一
在托洛茨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中，人们对《过渡纲领》占据的地位没还有完全理解。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分子将其奉为圭臬。与之对立的其他人则把它视作过时的东西，虽然在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即它刚刚写成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说它是适应时势的。
甚至伊萨克·多伊彻都没能成功地看出这份纲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尽管当这个理论在1905到1906年首次发表时，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盛赞它是：“对革命的绝佳阐述和对行动的强烈号召”，并认为它可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到1848年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
事实上，多伊彻在他的托洛茨基传记中贬低了《过渡纲领》：“……他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草案并不是一份完整的能在政策上提供指导的原则性文件，也没有为党设计能直接开展产业工会斗争、日常政治活动、领导权力获取的方案。”
事实上，多伊彻的评价延续了他在1938年反对发起第四国际的立场。同样，他也一直不相信，在反对斯大林派、社会民主派的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且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像堂吉诃德一样为此而努力，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多伊彻在反对托洛茨基做法这些问题上为自己的观点提出的辩护，使得他为托洛茨基写的传记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过渡纲领》和托洛茨基写作此文时的动机。
如果多伊彻将《过渡纲领》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上进行考察，他或许能做出不同的结论。
《过渡纲领》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托洛茨基所陈述的：
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则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这段内容紧凑的陈述背后是很长的一段历史。据我所知，第一次提出要架起群众“自觉性”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间桥梁的人是英国经济学家J·F·布雷（J.F. Bray），他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分析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在其出版于1839年的著作《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曾写道：
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的每一步，都必须从当前系统下的成长中创造出来，因此，或多或少都会吸收当前系统所产生的腐败与不适。关于平等原则的纯粹知识并不是建成公共所有制唯一必要的条件。同样必需的是高度发达的必要主观感受和道德水准，还必须伴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除非以下两种方式中有一种被采纳：要么开启新体制的人必须拥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来战胜当前体制所强加的各种缺陷，直到新体制下所产生的更高的物质条件能发挥作用，并且在这个体制中创造出一个与现今人类的性格和习惯都大不相同的新的人类种族；否则，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
布雷所提出的“预备阶段”或“中间缓冲地带”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在形式上，它由全国范围内实现融合的“合股企业”或“社区”组成。在内容上，这项计划囊括了全体劳动者，“广大劳工联盟”里所有“肢体健全的人”都应当参加工作。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通过可支付的票据凭证买断资本家，促使国家的劳动力与国家资本联合起来。劳工社区应当在商品交换中推动平等原则，每一个参与者都保证能获得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同时也需要收取低额税收，维持政府运营。这个“中间缓冲地带”会发展成为未来的社会。
二
马克思的《哲学的批判》写于1846—1847年，这篇著作批判了比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不合科学的观点。在此书中，卡尔·马克思从布雷的“杰出作品”中引用了很多。马克思的想法中有两大目标，第一是打破普鲁东自称独创的理论：“把所有人改造为公平交易自己劳动的真正工人来改造社会”，第二是和批判布雷一样，揭露蒲鲁东的乌托邦提案的谬误。
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马克思对布雷“合股体制”中经济幻想的批判。他对布雷的工作目标的评论值得注意：“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违背了我们的意志，取蒲鲁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
一年后，即1847-1988年之间的冬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上提出了另一种方式的过渡性措施，即《共产党宣言》，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筹备会议所委托而写成。
首先，他们持一种国际的观点。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在夺取政权之后，消灭民族差异和矛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第二，他们持一种革命的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第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后，需要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改革经济体制：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与买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方案不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夺取权力，并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之后，他们添加了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政治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得很明确：“但是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且，“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也就是要将他们组织成为“政党”。
布雷首先发现并尝试解决的问题在高度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相当可行”的十项过渡措施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托洛茨基1937年10月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90周年纪念》中谈到了这十个要求：
宣言第二章末列举了十条要求。这是为一个革命时代，即一个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而制定的。马克思及恩格斯在1872年的序言中，宣布这些要求已经部份过时，而且无论如何也只是次要的。改良主义者抓住这个评语，将之演绎为：过渡性的革命要求已经从此永远让位于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众所周知，所谓“最低纲领”就是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事实上，宣言作者很确切地指出了他们就其过渡纲领的主要修正意见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他们的修订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拜物教的。后来马克思就是拿公社式的国家来抗衡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类型后来便以生动形式体现在苏维埃当中。今天，没有包括苏维埃及工人控制的主张在内的纲领，不可能是革命纲领。至于其它要求，即宣言的十点要求，在和平的国会活动的时代曾经看似过时，今天已完全重新显出真正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才变得不可救药地过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到了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便创作《共产党宣言》。但是，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最终还是以反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动开始了，而唯一打破这景象的反抗来自于短暂存在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看起来延期到了遥远的未来。
然而，革命运动仍在发展。在理论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固的根基上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工人争取短期利益的日常斗争中，第二国际的骨干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他们组建起来的这个庞大组织尽管还占据着优势，但是最终还是被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影响所捕获，最终成为了牺牲品。特别是，工人贵族被资产阶级给予的物质让步收买，变得中立、保守。种种错误的认识在群众中泛滥开来，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良，甚至认为可以不通过革命手段而是通过议会斗争和渐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当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改良主义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便全面地让位于争取改良斗争的“最低”纲领，而且这个最低纲领转化为新的最高纲领。这种可悲景象的最终结果是，这些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竟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三
改良主义大潮遭到了来自帕尔乌斯、罗莎·卢森堡、弗·伊·列宁、列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赢得一场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依据其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基础，预测到革命有可能先不是在先进国家，而在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能确保胜利的战斗性的党，并且开始建立这样一个同各个反对势力相对抗的党。这最终促使布尔什维克恢复“过渡政策”的理念并在俄国实施。列宁写于1917年9月的文章《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说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面对由俄国参加一战而带来的经济混乱和毁灭性的饥荒威胁，列宁提出五项总措施：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要求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要求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对此实行监督。
这些提议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与极左派们提出的“合时宜”的提议大不一样。事实上，列宁多数文章都对国家面临的形势、发展原因和革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危机进行了周密的理论阐述。这种形式的宣传符合现实，为布尔什维克纲领赢得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多少机会来实施过渡措施。资产阶级与受其影响的追随者们给社会造成了广泛破坏，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加快他们的进程。后果之一便是，随后他们不得不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做出一些让步、允许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整理、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没有相应地拟定出一份过渡纲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1919到1922年人们对革命还很记忆犹新，可以在革命领导人们的直接指导下学习活生生的例子。有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世界主要力量联合起来想要摧毁俄国革命，这是最紧迫、关乎生死的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重要。此外，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高，布尔什维克能够确保在这场动乱中提前发挥重要的间接影响，甚至当有必要时可以直接发挥作用，即动用托洛茨基指挥下的红军来应对反革命的攻击。为了建立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共产主义政党，此时最为关键的工作是要争取干部，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分子。就像列宁在1921年7月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所阐述的：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
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强调要保卫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国家，强调欧洲革命已经成熟，要追随俄国工人的范例建立苏维埃，强调共产国际成员加入的条件等等。就像列宁阐释过的，这在头两次代表大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那时的工作重点是筛选并争取第一批骨干。如何赢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策略问题在随后的代表大会中引起了更多关注。
尽管没有专门、详细的过渡措施的论述和方案，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在前四次代表大会中已经是很明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策略论述集”提到“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要求所有的共产党都为斗争做好充分准备。“任何斗争都有可能转化为夺权斗争”。
论述集说：“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引号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极左派和机会主义者都试图对此进行阻挠：
—些有革命急躁情绪的、政治上幼稚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企图采取实质上是断然举行革命起义的极端方法（提议1919年的应征者抗拒入伍），这样做是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的；如果真正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真正革命的准备工作长期受到损害……
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只有与斗争着的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彻底铲除自己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残余和传统，只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斗争中摈弃那种自欺欺人的、抹煞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机会主义政策，并放弃―切革命高调，才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
至于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最低纲领”，已经“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骗局”。共产党不应提出一项旨在拯救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低纲领。“破坏现有体系仍然是他们的指导目标，是当下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共产党提出了要求，“共产党必须提出那些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是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有关，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实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并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共产党必须关注无产阶级所不能和不应忍受的痛苦处境。如果提出的要求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需要，如果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不实现这些要求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起点。与中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最低纲领不同，共产国际提出的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斗争。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就能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就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这些要求标志着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即使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上述的每项措施本身也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
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被提议的作者认为是最关键的口号：
凡是根据工人群众的经济需要而提出的一切具体口号，都必须纳入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轨道，使生产不是按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国民经济实行官僚主义组织计划来进行，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工会来进行。只有建立了这种组织，只有把这些组织按工业部门和工业中心联合起来，才能使工人群众的斗争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分裂群众的阴谋作斗争。工厂委员会只有在为广大工人群众的共同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只有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即同共产党、革命团体、工人联合会以及向革命方向发展的工会保持联系，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对于认为提出短期诉求和过渡诉求就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份文件提出：
每一种反对提出这种局部要求的意见，每一种指责局部斗争为改良主义的意见，都是由于不理解革命行动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其具体表现是，有些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参加工会和利用代议制。问题并不是要号召无产阶级去达到最终目的，而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因为只有实际斗争才能引导无产阶级去为最终目的而奋斗……当代的革命实质，就在于工人群众最起码的切身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相抵触，因此争取满足这种需要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
这份文件也提出了其他任务，包括如何吸引失业者（“在当前环境下，失业大军很明显是革命因素”）、强调“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而进行的联合行动”的迫切要求、做好充分的防御组织工作准备抵抗资本主义的进攻。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自诩本身坚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通过它所领导的政府清楚地知道，它只不过是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在当前的情势下，每一次群众性罢工都有可能变成国内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
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不只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斗争者认清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还要依靠工业企业和工会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和工人队伍，以便抵抗法西斯分子，使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不敢肆意刁难和攻击罢工者。
鉴于反革命突击队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共产党，特别是工会中的党支部，应当特别重视这一问题，要组织周密的侦察和通讯联系，要经常注视白卫军事机关及其实力的情况，监视其指挥部、武器库以及指挥部同警察、新闻界、各政党的联系，先期拟定详尽的全面防御和反击计划。
如何在工会开展工作、提高工会成员斗争性的过渡需求与过渡措施的问题得到了非常详细的考察。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对于工会的群众基层组织有着特殊的关注，这么做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1920年7月-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共产国际论文集》强调了工人控制的口号“通过工厂委员会来控制生产”的重要性。
下面的三段文字（出自第二部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教导的过渡方法：
3．工厂委员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当前是以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为目的……各个工厂的工厂委员会面前很快就会出现工人对一系列生产部门以及所有生产部门实行监督的问题。可是，由于工人企图监督工厂的原料供应和工厂主的财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就必然要采取种种最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样一来，为了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就会引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将成为建立全国性经济机构之前的第一个管理工业的机构。到那时，工人阶级将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来管理工厂和领导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并将为此而利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科学力量。
4．为成立工厂委员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必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不直接属于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深信，资产阶级是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而无产阶级提出工人监督工业的口号，是为了组织生产，为了消灭投机倒把，经济混乱和物价上涨等现象。共产党的任务是：针对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即燃料不足、运输破坏等问题来争取监督生产；把分散的各部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由于经济崩溃而遭受空前苦难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5．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工厂委员会才能按产业部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领导整个斗争的总机构。工厂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人都能参加的一种广泛的组织，工会虽然不像工厂委员会那样能包括如此广大的工人群众，但现在已经是一种集中的战斗机关。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任务的划分，是社会革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工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方面，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成立工厂委员会，则是为了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工厂委员会虽然能掌握企业的全体工人，但是，它们的斗争只能逐渐地具有全国范围的斗争性质。只有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才能变成工厂中的工会基层组织，才能同地方和中央的工人政权机关一起组成专门的经济机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间召开，在会议结束前，红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的第一次会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讨论从7月3日一直延续到19日。需要解释的是，鉴于资本主义的大环境，布尔什维克已经决定在工会中采用双重策略。无论总部的官员们如何保守或反动，每一位战斗者都要在已经建立的工会中工作。同时，共产国际应该不断尝试建立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会。这和国际红色劳动工会是一致的。
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反映出，关于共产主义者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存在大量讨论。组织的国际秘书罗佐夫斯基（A. Lozovsky）在会议之后随即为会议资料汇编撰写了一段介绍，关于其中一个议题是这样说的：
……大会对于工人控制的问题非常关注。当社会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人控制”就会变成所有国家工人的十分实际的口号。从这点来说，最近很多经验已经积累起来了，俄国也自然拥有了最多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代表大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这个问题，还要明确这个问题，吸引工人进行关注，讨论工人控制该如何形成以及其形成的方法，并针对此事制定一个实践纲领。这样，对于此事的解决方案才可以认为是彻底的。
即使不是完全“彻底”，这样的解决方案（“关于策略的问题”）也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细节。它具备着与时俱进的特点，有一些句子甚至是段落听起来就像是17年后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草稿中所列出的要点一样。
使用一些摘录就能表明这一点：
扩大我们影响的基础必须来自于经济斗争。包括工资、战争受害者的保障救援、社会保险、失业、女工和童工、工业设施的卫生条件、高物价、住房、征税、动员、殖民体系、金融组合等等在内的问题，都应该用来作为宣传组织、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教育的日常材料……
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技术援助、法国和英国境内退役无军衔的军官组织起来的市民白色武装，尽管它们的组织形式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试图采取措施瓦解、阻止工人们的所有活动，不仅仅是想破坏罢工，而且要破坏工人组织、杀死劳工运功的领导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组织特殊的罢工武装民兵组织以及自卫分遣队，对于工人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资产阶级表面上竭尽所能在阻止经济危机，暗地里从资本利益出发，引入了强硬的仲裁法庭和纠纷委员会。在同样的出发角度下，一些国家引入了工资税，但收税者自己就是雇主，因此就将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全部转嫁到工人身上。工会去反抗这些国家政策是义不容辞的，这些政策完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为了改善劳工工作环境、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组织工人控制工业等事业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牢记，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我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解决方案提出了实现工人控制所需经历的不同阶段。其中最为基础的阶段仅仅是工人们通过社会经验而觉悟到必须由自己来控制工厂。这些社会经验包括战争、失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老板的霸道无理等等。
在工人控制的最初阶段，零星出现一些现象：工人尝试管理生产、原材料供应、设备状况，判断关闭工厂或是削减生产是真正必要的、还是因为工厂主的恶意报复导致的。
工人“完整”的控制除了技术管理外，还应该包括财务控制。
只有完全控制财务，工人们才能揭晓资本主义系统的根基。在控制财务的过程中，工人们能够通过实践了解到工厂是如何依赖于银行和国内国际的信托。商业、工业、尤其是财务方面秘密的揭示，能够让无产阶级了解到资产阶级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巨大的破坏。
控制财务的斗争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财政权力的。在这一阶段，夺取控制权的斗争不可避免会带有政治倾向，并要求有政治领导。同时因为没有掌握财务机关，工人控制了工厂却无法进行管理的案例不断增加，这些情况将会让工人们意识到管控财务系统，并籍此管控整个工业的必要性。（这会引发一场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的斗争。）……红色工会必须密切关注工人夺取控制权的实践，这是接手政权的无产阶级最好的预备学校。
四
在《过渡纲领》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诉求。理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在哪里，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当下的诉求，包括日常生活中保卫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斗争，例如建立群众自卫组织（激进工会）的问题。这对革命者来说是起步级别。参加这一级别的斗争是参与其他各项活动的前提。关于生活水平的斗争让群众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无力确保工薪一族最基础的生存问题了。
民主的诉求，包括保卫、扩大组织独立的政治、经济团体的权利。在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压制民主、资本主义建立极权主义政权、资本主义镇压群众组织的过程中，民主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逻辑延伸是在经济中建立民主制度。
过渡的诉求则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它们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满足工人阶级整体的诉求。它们强调要满足这些诉求就应该建立一个有着合理基础的社会。在经济上，过渡诉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则要求工人建立自己的政府。同时，它们提出措施，确保这样的政府能够抵御少数人的攻击。这些人因为私利而希望维持资本主义。
这三组诉求表达了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实时的客观诉求。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的成立而撰写了这份纲领，他对其性质的关注可以从纲领的标题中看出来。他将纲领命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及第四国际的任务》。（他的追随者们简称为《过渡纲领》，这个简称后来反而代替了原来的名称。）
不管斗争是围绕着当下的、民主的还是过渡的诉求在进行开展，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宣传那些使得无产阶级变得最强大的斗争方法，的，例如，可以利用其在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行大规模动员等。
应注意到，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当下的、民主的和过渡的诉求的斗争只是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方法而已。例如，在争取当下诉求的斗争中，工人获得了组织凝聚力，并通过更为艰巨的斗争，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斗争经验。
然而，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时，他们才会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并利用各种方法来实现它。革命政党的发展反映了阶级的觉悟，它将革命历史经验（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开始，这些经验就通过理论总结不断传承着）交给了群众。革命政党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政策中筛选并培养干部，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确保时机成熟时能够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开头表明了建立这种政党的必要性：“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
应注意到，《过渡纲领》中谨慎地区分了世界的不同地区。托洛茨基的分析能够应对1938年复杂的客观现实。不同任务与不同类型的口号（或者说不同重要程度的口号）是为不同国家类型的工人和其同盟所准备的，这些国家类型包括先进工业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官僚化工人国家、法西斯掌权的国家。
通过这种区分方法，托洛茨基指出不断革命理论应在何处运用。关于如何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运用不断革命理论，正确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些简单的观察或许对我们的理解有所裨益。
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彻底反动的角色，从历史角度上来讲过时的落后群体（尽管他们整体上是反对进步的）可能偶尔也会表现出比较进步的行动方式。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封建皇帝海尔·赛拉西在1935年时抵抗由意大利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某些民族主义政权也曾经在短期内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例如蒋介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安·庇隆和拉萨罗·卡德纳斯反抗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中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即如何在政治上利用他们并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托洛茨基也相应的形势下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某些不利条件下，无产阶级在试图夺取政权时发现自己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不断革命论中阐述了这一点，提前十二年就准确地预测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走向。
根据此理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今天所讲的“第三世界”）尤为相关。以下是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讲的：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34年前，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撰写了《过渡纲领》，所有主要的内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些关键的方案很快就获取了成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完善、不再需要更加具体化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过渡纲领》包含以下告诫：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统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组织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应该像防范瘟疫一样，谨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应该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托洛茨基举了30年代中期的一次静坐示威运动的例子。运动过程中工人暂时控制住了工厂。
再一次，在讨论二次世界大战迫近的问题时，托洛茨基说：“必须把这些基本观念分解得更具体、更细致，而且要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以及群众思维方式来加以解释。”
在另一个例子中，托洛茨基让他的追随者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制定出过渡性的诉求：
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性，在农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匠及小老板）的境况里表现的最奇特。这些阶级，不管在数目上如何强大，实质上总是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尽可能具体地订出一个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应适应各自国家的条件的。进步的工人应学会对他们的未来同盟者所提出的问题，作明确和具体的答复。
另一方面，《过渡纲领》的工作明显是应该被视作开放性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采用的文献《策略论述集》中提到的“过渡时期”比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所认为的延续时间要长得多，主要原因是人们未曾意料到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以及由它扮演的种种反革命角色。
过渡时期的延长造成了极度的复杂状况。1938年，托洛茨基不得不将一些工作提上议程，提出要开展反对另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他将苏联定义为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d workers’state），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段文字。他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复杂情形，担负起重新建立革命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由克里姆林宫暗地支持的共产国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阻挡革命前进的新障碍。此外，在当时考虑到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会导致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些国家强调革命任务也极为必要，阶级斗争必然会因此而快速前进。不仅如此，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才能阻止它传播到更远的地区，如何才能在法西斯已经掌权的国家推翻它们。
1972年的情形如何呢？我们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另一方面未来无阶级的社会正在孕育之中。自1938年起，变化已经在不断发生，而且变化很大。
我们可以把这些巨大的变化列举出来：二战中苏联获得胜利，东欧国家资本主义被推翻，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爆发独立高潮（这一点仍然在进行着，越南革命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例子），斯大林独裁的瓦解，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尝试进行政治革命，苏联内部新左翼反对派出现，古巴革命（这标志着西半球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1965年开始的世界青年激进运动，西欧国家工人阶级的复苏（以1968年5-6月法国事件为代表），充分动员的国际反战运动的兴起（在美国尤其突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运动范围从孟加拉、中东、非洲直至爱尔兰、魁北克人地区、黑人地区、墨西哥裔美国人地区、印第安人地区，一直扩展到苏联被压迫民族的地区），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汹涌澎湃的兴起。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霸主（事实上是一支超级反革命的力量）开始崛起，已经成功击败了刚果（扎伊尔）、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关键地区的世界革命，在朝鲜、古巴、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暗中策划伊朗、瓜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政变。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军事力量，核潜艇遍布各个海域，在中印半岛投放了两千六百万的炸弹，储备了大量核武器，足以摧毁人类数百次。
如何遏制美帝国主义？如何打败它并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与斯大林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察从1938年开始以来的这些发展变化。从克里姆林宫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后逃脱处罚，以及毛派政权在中国试图抹杀一些无产阶级民主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仍然很顽强。然而，斯大林主义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再加上工人反抗情绪的增长，群众正在酝酿政治革命，准备和他们进行清算。官僚阶级想要推迟革命，面临的困难正在不断增加。
斯大林主义衰落的一个结果是，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独立发展出来的形成革命的倾向比1938年更为明显。
今天，在制定当下的、民主的、过渡的口号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发展情况，考虑包括游击战策略问题在内的种种问题。
乔治·诺瓦克在他的著作《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中讨论了托洛茨基运动如何使用托洛茨基的方法，使用过渡纲领相应的扩展措施进行应对的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世界青年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又称《革命青年策略》）。它在1969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得到了一致通过，在次年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提交给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进行讨论。
另外一个例子是《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大会上采用了这个文件。文件内容在美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黑人解放运动中得到了热烈响应。
正如诺瓦克所说，如何将过渡纲领应用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如何使用过渡纲领指导并参与到新阶段中，是当前革命政党组织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能否成功，与政党革命经验的积累，以及过渡纲领方法的使用技巧密切相关。我们从上面列举出来的各类过渡纲领案例中可以看出，尽管需要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有效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并不复杂。过渡纲领开篇分析了充满矛盾的客观现实，从分析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不同群体的运动方向，从而有可能制定出相应的宣传口号和行动方案。接着，根据不同群体的反应和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对口号和方案进行调整。
至于这个方法是否被成功应用，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过渡纲领已经在革命运动历史中提出来了，它的后继者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检验。托洛茨基这样说：“纲领和对未来的预测是在实践的指导下不断测试和修正的，实践是判断真理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