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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
约瑟夫·狄慈根
（1868年）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中译文译自《〈资本论〉和德国工人运动》第193-208页，佐海娴译。
一
我清楚地记得，歌德直到临终时还渴望光明，光明，更多的光明！他感到缺少人间的光明，大概像他的崇拜者们所解释的那样，因为他预先看到了天上的光明。同样的感觉使我追求知识的光明，为的是帮助我充分理解眼前这部著作。如果我最终成功地逐章理解了这部著作，我将欢呼：光明，光明！它是这样清楚明白，这样光辉灿烂！脑力劳动就要求这样。但是，对于一个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不仅使自己高兴，而且也使别人十倍高兴的工人来说，是不会被这件事难住的。
请允许我冒昧地向读者介绍，我是一个制革工人，当我最初还不能理解我们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就反复对自己说：别人能做到的事，你也必定能做到。思考并不是教授们的特有本领，它要求像其它一切工作一样不断地练习。大量的工人群众终于开始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不用头脑来经常练习自己思考，就见不到光明。我们这个阶级终于普遍地开始懂得，如果我们还长期听任别人教知识，那就始终会有一些人利用这种智力上的优势来取得物质上的好处。一个愿意参加本阶级自身解放的工人，首先对他提出的要求就是，不要以无知为荣，而是要自己去求知识。我们可以把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专门的东西委托给专家们去做。但是，在社会斗争中，认识我们共同面临的强大敌人——资本，却是每个人都必须关心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现在用得上资本的代言人和辩护士们对我们如此巧妙地使用的那个字眼了，这就是“自救”。
如果一个人不穿道袍，变成赤脚修道士和隐修者，靠草根树皮为生，那他在经济领域中就不能自救。舒尔采-德里奇不希望工人们成为修道士，拉萨尔也不希望工人们像专心祈祷的人那样期待上帝和善人的帮助。他们俩人都希望人们自救。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说的自救。我们指的不是实践，而是指对实践的理解，科学的启迪。这里只能是并且必须是个人自救，这里——特别是对工人，因为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受压抑的——用得着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吧”。
作者给我们指教，不是让我们去轻信，而是让我们去观察和认识。
一部巨著摆在我们面前。它不是为了日常利益，为了市场和市场的投机者们生产的工业品，也不是为了虚荣而欺骗读者并令人眼花缭乱的玄妙出版物。它是一部著作，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是把始终不渝的热爱都贡献给它的毕生努力的结果。但是，只有爱是不能从过去文献和当今生活的纷繁材料中挖掘、整理和产生出这样的科学宝库的。它除了需要有对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以外，还需要有出类拔萃的头脑，锐不可挡的逻辑精神，天才思想家的非凡才干，博学多能的研究者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勤奋。
这部著作的对象是值得人们去理解的。当然，作为科学的课题，最细微的东西也是值得探究的。然而，我们可以根据必要的和共同关心的程度来使一件事从属于另一件事。对人类一般来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首先又是对工人来说，难道还有比当前物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过程更迫切的事情吗？认识这个过程，研究它的规律，是作者的目的，依我说，是他选择的终生任务。这里涉及的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像我、你、他怎样谋生这样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大家，民族，或者更确切些说，涉及到国际劳动组织的问题。
但是人们不要对上面的话产生误解，把这部著作看成某种设想，看成个人关于即将来临的事物的秩序的想法。这部著作是最高意义上的科学的产物。科学只研究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设想；即使是研究设想，那也只限于实际存在的并且不断进入科学的设想。
国际劳动组织不是刚刚产生出来的，而是已经存在着的，我们只是间接地依靠自己的产品，却直接地依靠国际的劳动产品为生，我们消费俄国的谷物，荷兰的青鱼，美国的棉花。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依靠孤立的劳动，而是依靠共同的社会劳动来进行生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劳动不是以共同劳动的形式，而是以私人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指出：假象是骗人的，并非太阳围着地球转。认识我们具有私人形式的劳动的社会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任务。卡尔·马克思在这部批判的著作中向我们展示了上述任务是如何解决的。
（《民主周报》1868年8月1日第31期附刊）
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思辨哲学非常相似。最初，政治经济学既不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也不清楚所要采取的方法。它还缺少康德所说的科学的特点“安固途径”[1]。李比希说：“古代既不知道也没有用过归纳法。它从出现的那天起，就改造了世界。人们按照这种方法找到的改造世界的各种结论，不外乎是经验和事实在思想上的表现。如果看一下化学或物理杂志，人们就会感到吃惊……每天都会出现进步，而且对一切进步人们都没有争议，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就是事实、结论、规则、规律、意见和阐释。人们对所有这些进行检验，但每个人只有在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投入流通之前才进行检验。律师如果坚持一种看法，或者企图让别人相信一些未经证实的事情，那他就会立即遭到科学道德的抨击。”[2]国民经济学家们完全缺少这种科学道德。像律师、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一样，他们今天关于科学的本质、界限和形态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他们有时在实际现象中通过归纳来寻求真理，有时又认为，无需感性的客体，无需经验，就能通过推论从人的灵魂深处获得他们所寻求的知识。
我们作者首要的科学功绩在于公开而明确地揭示了研究的感觉对象，即国民经济学的课题。我们今天的那些所谓国民经济学者有谁能说出，国民经济究竟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独特的有组织的整体，或者只是像一大堆沙子那样的私人经济的集合体呢？谁知道国民经济、国民财富和国民劳动从何处开始，而私人经济、私人财富和私人劳动又到何处告终呢？国民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是本质的差别，经济科学虽然至今并未完全否认，但也很少承认。它对这种差别虽然有所感觉，但是并没有弄明白。经济科学正像康德所形容的那样：“冥行盲索”。
作者的智慧驱散了笼罩在经济科学上的这团迷雾，使我们懂得，我们的生产的私人经营，只不过是掩盖着生产的社会的即共同的本质的一种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劳动产品越是普遍地成为商品，劳动就越是普遍地不再是私人劳动。商品是为了市场，为了社会的储备。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是私人劳动的那种劳动，并不是创造交换价值，而是创造使用价值。现代生产的目的是把劳动成果完全变成商品，在这种生产中，表现出了使个人劳动逐步变为社会劳动过程的趋势。这种趋势首先是从事物的本性中自发地产生的，是不依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神秘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人的事情。产品被交换，买卖，转化为价值，价格，货币，商品和资本等等。所有这些经济关系只能在下列条件下来理解：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一种生产共同体，它使资产者作为生产者出现，而丧失财产的劳动力则被当作商品，当作原料来买卖，并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分配给独立的生产者，但不是集体地分配，而是根据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量来分配。由于这个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们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所以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人们的目的，而是盲目的必然性。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都是由个人随意决定的，是通过市场上的销售状况由社会间接地来调节的。生产者拥有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的“自由”，也就是说，社会对此事先不作规定，而是在事后通过奖惩来取得教训。
（《民主周报》1868年8月22日第34期）
三
如果物体有头脑会说话的话，它也许会用下面这样的表达方式说出自己的本质：我，生产过程，依靠我的善良的大自然母亲的帮助，生产出人类所需的一切东西。我同人类本身的年纪一样大，并且永不消失。然而，我与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不断更替。我以各种形式出现，如单个的经济、家庭经济、共同体劳动、奴隶劳动、行会的或“自由的”资产阶级经济等等。我从来还不是国民经济，因为人民从来没有掌管过经济而总是受经济掌管。如果我回顾我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会发现，我的伟大的现代力量和生产能力应当归功于将孤立的劳动变成相互联系的社会劳动的那种发展。但是，在我充分享受我的权力的时刻，我也同时看到，人类开始支配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让他们为步变为社会劳动过程的趋势。这种趋势首先是从事物的本性中自发地产生的，是不依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神秘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人的事情。产品被交换，买卖，转化为价值，价格，货币，商品和资本等等。所有这些经济关系只能在下列条件下来理解：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一种生产共同体，它使资产者作为生产者出现，而丧失财产的劳动力则被当作商品，当作原料来买卖，并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分配给独立的生产者，但不是集体地分配，而是根据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量来分配。由于这个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们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所以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人们的目的，而是盲目的必然性。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都是由个人随意决定的，是通过市场上的销售状况由社会间接地来调节的。生产者拥有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的“自由”，也就是说，社会对此事先不作规定，而是在事后通过奖惩来取得教训。
如果物体有头脑会说话的话，它也许会用下面这样的表达方式说出自己的本质：我，生产过程，依靠我的善良的大自然母亲的帮助，生产出人类所需的一切东西。我同人类本身的年纪一样大，并且永不消失。然而，我与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不断更替。我以各种形式出现，如单个的经济、家庭经济、共同体劳动、奴隶劳动、行会的或“自由的”资产阶级经济等等。我从来还不是国民经济，因为人民从来没有掌管过经济而总是受经济掌管。如果我回顾我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会发现，我的伟大的现代力量和生产能力应当归功于将孤立的劳动变成相互联系的社会劳动的那种发展。但是，在我充分享受我的权力的时刻，我也同时看到，人类开始支配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让他们为我服务。开始时我用奴隶主的鞭子组织劳动，后来，占有者不能把他们的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且妨碍了我进一步的发展，于是我便把人类的统治者召集起来并向他们说明，如果他们所有的人都把他们的各种剩余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并把这些看作是共同劳动或合作劳动的总产品，然后根据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时间的量来分配，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加富裕。例如，一个罗马奴隶在一定的时间里（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年）生产出来的葡萄酒，可以是一个希腊奴隶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来的无核葡萄干的等价物。为了进一步使人们关心经济，我还做了附加的规定，即决定价值的不是在这里或那里生产一种产品所耗费的现实时间，而是社会生产同类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平均时间。
劳动和劳动是有区别的，公正地说，技艺劳动的价值比普通劳动的价值大，因此仅仅根据时间来确定价值是不合理的。根据这些矛盾，我使他们明白，如果各种劳动象数学上分数的不同分母那样需要先通分，那么他们作为有头脑的人，是能够很容易把这些区别进行比较的。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平均劳动”作为包括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在内的一切劳动的分母，那么阿贝尔劳动一天就等于两天，该隐劳动一天就只等于一天。这并没有违反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要根据社会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算的思想。要是一个笨拙的集体把这种产品生产多了，或者把那种产品生产少了，那么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就必须同社会生产必要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一样来计算。总之，我发明了交换价值，把个人劳动折算成人类平均劳动。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总是想使自己更强大，更丰富。出于这种动机，我创造了使我得到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手段：货币。这使我解决了一项充满矛盾的任务，即用一种特殊的手段使独立的私人经济执行有机的社会经济的职能。这种特殊的手段是在矛盾中充当共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货币。
当经济学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琐碎的职责移交给人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人也学会从根本上保护我了。由于我的缘故，奴隶开始时得到一半自由，后来又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成为依附者，最后变成了“自由的”工人。经济采取过古代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行会的和资本主义的形式，它曾经是保护关税式的和自由贸易式的，所有这些都要看我的目标如何要求，都要看经济性如何要求而定。为了我，人类发动战争和进行探险，他们发明了奴役和自由，他们学习和劳动，担惊受怕和节衣缩食并且积累资本，有时经营变得零散和细小，有时经营则集中和扩大起来。然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一项进步。而我，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有力、强大、丰富、有利可图。我如此居于支配地位，以致我可以说，我的发展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我越接近于现代，就越显示出这句话的正确。是啊，这句话是如此正确，以致人类感到吃惊并且产生疑问：究竟是我，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还是反过来，生产过程为我而存在？
（《民主周报》1868年8月29日第35期）
四
作者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把社会问题阐述清楚的人。他最先认识到，物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早就是一种社会的事情，而且从现在起要自觉地去进行这种生产。对他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固定的实体，不是“永恒真理”的总和，而是一种不断的发展。它是文明史的基础。迄今的文化根源在于人类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劳动生产力是动力，而人和人的历史变化只不过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而已。
这种力量在新的时期竟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生产出来的国民财富不是使国民更富裕地生活，而是使它面临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众所周知，我们的国民财富掌握在少数个人手中。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把它这样集中起来。只要每个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种，每个织工在自己的织机旁织布，就不可能采取现代的劳动方法，哪怕这种方法也许在同样的时间里具有五倍的工作效率。要使人们不再那样疲备不堪地劳动，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块土地和织机，总之，把劳动资料集中起来。这是事物的本性所要求的。物理的规律是，一方面把一个杠杆延长，另一方面较重的物体就会被移动。在政治经济学中再现着这种物理的规律。只有在另一方面增加了工具和劳动资料，我们才能提高在既定的时间内多生产产品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按照这种规律发展起来的。资本是劳动资料，它在发展过程中变得如此自由、重要和强大，以致支配劳动的要素不是活的工人，而是物质资料。资本，一种物质，是有生命的东西，能够独立进行生产就像作者恰当比喻的那样，“它会产仔，或者，会生金蛋”。[3]获得剩余价值、收益、利润、利息、财富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学从不考虑人，只是改良了劳动过程。这种改良的顶峰，就是缺乏补充的部分，就是生产提高了，却缺乏消费的提高。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趋势，是用最小的力量生产出最大的效果。“自由竞争”的自由就是属于这种趋势的。自由竞争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它过去和现在都迫使小生产资料让位于大生产资料。它使资本家的数目减少，使工人的人数增加。同时，由于这种生产的目的是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工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购买劳动力，不是根据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量，而是根据工人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开支的最低额来支付工人工资，所以，必然出现社会的仓库充满货物，而顾客却没有支付能力的局面。几十年来，工业一直在危机和繁荣之间摇来摆去，几乎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必然会是每当繁荣之后立即一落千丈。劳动过程停滞不前，社会陷入贫困和忧虑之中——因为这个社会不懂得消费。
然而“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作者特别注重用详细的阐述，并且以英国这个工业典型国家的工厂立法作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怎样被迫由彻底变为不彻底，国民经济后来不再听任它自己盲目地发展，而服从于人的理智的规范。有朝一日，劳动必须得到解放，以便提高它的效力，而从现在起，必须把生产能力组织起来，使之对人有所帮助。
当然，我们这个具有传统的自由教条的固执世界，只是逐步地勉强懂得了这一点。“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5]作者根据这个内战的文献记载描绘了一幅绝妙的图画。“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6]“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德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北美合众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7]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8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9月）在自己的声明中都同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一样认为：“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8]“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作者问，“资本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9]“资本是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创造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0]作者在引述李比希关于现代农业强盗的特点时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1]
最后，这些例证是多么充分和确切呀，作者以多么绝妙的方式阐明了他的论点！在阅读这些论述时，任何一个公正的读者，任何一个没有被切身利益的偏见蒙住眼睛的人，都不能不确信，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死攸关的问题。
注释：
[1]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言》1787年版第8页。
[2]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化学书简》1865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376-381页。狄慈根把前面的引文集中在一起并稍作改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5] 同上书，第23卷第331页。
[6] 同上。
[7] 这段引文由狄慈根作了一些改动。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页。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4页。
[10] 同上书，第344页。
[11] 同上书，第553页。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