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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Work’s Control of Industry in Russia
约翰·里德
本文首次发表在1918年11月23日出版的《革命时代》杂志上，里德是在当年2月离开俄国来到瑞士的时候，写下这篇文章的，以反驳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媒体对俄国工业的不实报道。
我们的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在革命中间总是孜孜不倦地宣传着俄国产业工人的“愚蠢”行为：他们放肆的要求、他们的无知和对待制造厂商和技术专家的残暴。外面的世界似乎以为俄国工人拿着巨额工资而拒绝工作，甚至更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认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已经被摧毁。
是的，目前俄国的工业情况很糟，卡列金和他的哥萨克控制了顿涅兹克盆地，他们走了之后是德国人，这样，新的工人政权没办法得到煤；机器大为磨损，因为在长达两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无法从外国进口新零件；技术专家、工程师对资产阶级信心满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工人代表大会的指挥；最至关重要的一点，工人阶级被剧烈地卷入政治，他们同一切革命的敌人——从科尔尼洛夫到克伦斯基、卡列金、乌克兰国会（Ukrainian Rada）、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及其盟友进行搏斗。但在技术方面，就算俄国工业被摧毁，这一切也都是老板们的责任，他们关闭工厂和矿山、瓦解生产组织、故意损毁工厂的机器、淹没矿井，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让革命窒息。
许多关于俄国工人监督委员会提出非分要求的谣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是直到11月革命之前，俄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依然过度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少数特殊的工厂除外），而与此同时，一个全俄的自发产业组织成长起来，至少有能力保证一个新的产业秩序的框架。
11月革命的3项基本要求世人皆知：和平，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新俄国是要废除旧的政治体系，并建立起新的产业民主。
俄国劳工组织的发展历史很简短。严格意义上来说，在1905年以前，俄国不存在工会。工人只被允许选举长官（starosta）或者“长老”，这些选举大都是在村子里进行的，即使在监狱里，这些长官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在1905年，大约20万工人加入工会。斯托雷平镇压了他们。一些小工会坚持了下来，但很快他们也被碾碎，资金被掳夺，领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个时候的俄国，工会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大约有1万名会员。大战期间，所有成立劳工组织的企图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任何工人一经发现同非法组织有联系，就会被送到前线。
革命让工人们摆脱了束缚，并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俄国革命胜利四个月之后，全俄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200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了140万俄国工人。两个月后，根据梁赞诺夫的报告，全俄工会有300万名会员，人数扩大了一倍。
俄国的工会既不同于法国的辛迪加，也不是德国式的那种政府支持的劳动合作工会。工人们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总之，在日常的工作中工会无处不在。例如，他们成立了一个系统的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劳资纠纷，使工业仲裁处在工人政府的监督下。他们所做的重大工作就是在于让所有各种工会组织的工人包容在一个大的总工会下，原来的各种零散的集体被组织了起来。我们以Sestroretzk国有兵工厂为例，制造来复枪的人，从锻造枪筒的技工到负责安装的机械工以及木匠师傅都是金属工会的成员。
但是这种专业工会在俄国产业工人心中目前并不处于主要位置。这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半政治半经济的苏维埃，它真正唤醒了工人们的热情，使他们精神饱满；其次，在这些自发的组织的基础之上，工人们缔造了俄国革命，工厂里的委员会将他们组织起来，而这就是俄国工人监督的基石。
工厂委员会最初是在政府的兵工厂里成立的。革命爆发后，这些政府工厂里的头头，大多是倚仗战时法欺压工人的军官逃跑了。与那些私有工厂厂主不同，这些政府官员和工厂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工人们为了避免关厂，只能予以接管。在一些地方，比如Sestroretzk，这也意味着工人们接管了整个镇子。原来的这些厂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工厂委员会成立之后，尽管上调了工资，缩短了工时，雇用了更多工友，但生产增加了，成本减少了，Sestroretzk的工人们接管了由一个不法商人承包的工程，在那建立起了医院，镇上第一个污水处理系统也修建完毕。依托这些政府作坊，工厂委员会有效运行着。革命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对工人的权威提出质疑，待到克伦斯基政府准备干涉的时候，工人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政府提供他们燃料和原料，工厂井然有序地生产着军火，因而便没有关厂。虽然效率低下的克伦斯基政府多次让工厂处于濒临关门的境地，但工厂委员会派代表去巴库采购石油，去哈尔科夫采购煤，去西伯利亚采购铁。
Sestroretrk工厂委员会的经验很快传到了其它国营厂，之后是按政府法令进行生产的私营厂，然后是其它私有部门和一些在革命初期关闭的厂子。运动最初局限在彼得格勒，后来传播到全俄各地，在11月革命之前，举行了全俄工厂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当时，一些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进入新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工作，另外一些人组织起了工人监督理事会。
私营厂最初的工厂委员会面临着煤炭和原材料的缺乏以及企图关闭厂子的业主和当局的破坏，它们致力于保证生产的进行。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新成立的工厂委员会必须清楚厂里有多少订单，还有多少燃料和原材料，生意的收入是多少——以此来决定工人的工资、维护工厂纪律、决定雇佣和解雇谁。如果某个工厂的业主要关厂，工人只能被迫自己接管并对工厂进行管理。
工人们的一些经历很有趣。比如，诺夫哥罗德一个糟糕的工厂被业主放弃了，对管理毫无经验的工人们接管了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生产衣服，探后按照诺夫哥罗德其他工人的需求加工服装。之后，工厂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各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那里的工人们以纽扣服装，来换取鞋子和其它工具；他们用衣服和农民交换面包；为工人购买商业住宅。为了得到原材料，他们把工人代表送到南方生产纽扣的地方，给铁路工人一些衣服让他们帮助运送。这样，顿河那边的原料就被送来了。
在那些开工的大型私有厂，工厂委员会派出代表和管理层讨论获取燃料、原材料和订单的事宜。工厂委员会过问整个企业账目的流动。他们对整个厂的经济情况进行评估，以了解厂内的资产价值、股票持有的情况和利润状况。工人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无疑是来自老板的，他隐瞒利润，拒绝订单，并尝试以各种手段摧毁厂子，诋毁工人组织。所有反革命、反民主的工程师、职员、领班都遭到了工厂委员会的开除，如果没有他们前面工作的厂的委员会的推荐，他们找不到任何工作。工人们在被雇用之前被要求加入工会，而工厂委员会会对工会的各种规章予以监督。
工厂委员会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痛苦的。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阻击。关于他们最夸大其词的污蔑来自于资方媒体的“懒汉”说——这群家伙一天到晚讨论到底什么时候工作，而事实是工厂委员会一般要求一天工作8小时；上等人们喜欢拿委员会的数目庞大来说事——然而在彼得格勒最大的普提洛夫工厂，4万人的厂里面有11个部门和16个车间，总共选出了22名代表。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工部长——“社会主义者”斯科别列夫在9月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工厂委员会只能“在工作结束后碰头”，并声称委员会成员不再享有带薪开会的权利。而事实上是工厂委员会在腐朽政权统治的日子里避免了俄国工业的完全崩溃。因此，建立新的俄国工业秩序迫在眉睫。
每个工厂委员会有5个部门：生产与分配、燃料、原材料、工业技术主管以及动员宣传部门。在每个地区，单个的工厂委员会可以向本地区的理事会派出两名代表，每个地区的理事会派出一名工人代表进入市级理事会——市级理事会也会向全俄的工厂委员会理事会、全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苏维埃派出经过推举的代表。
并非所有的俄国工人都加入了工会，但工厂委员会却囊括了全俄每一家工厂里的每一名工人。工厂委员会将补充和完善工会的作用，并最终完成在各方面对生产的监督。
革命中自发产生的工人监督生产的方法已经被新成立的工农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写进了法典。工人掌权之后，工友们接管了那些业主无法继续运营下去的厂并让它继续生产。现在，工人背后有无限的信贷支持，有政府力量的巨大的帮助，他们雇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通过训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能把更多的俄国企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通过劳苦大众的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实现产业民主的障碍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原载美国左翼杂志《革命的世纪》（The Revolutionary Age ）191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