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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俄国
参观俄国军队（上）
约翰·里德
1918年
木易贺雄 翻译
“持证人约翰.里德，美国社会党成员，已经向军事部政治处文化宣传办公室报备，允许为北美媒体收集当前的军事消息……”
“注：政委有权召回煽动者和政治宣传者。”
毫无疑问，这个毫不陌生的通行证把记者们带到了前线，打开了所有的门，还让波罗的海车站的指挥员给“美国使团”，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单独留出了一个头等舱。一名东正教牧师在战壕中义务地担任牧师，他恭敬地请求与我们同行。他是一个高大且健康的人，长着一张非常简单的俄罗斯脸，他有着绅士的微笑以及巨大的红胡子，和无法满足的谈话欲望。
“是这样的！”他带着一丝叹息。“革命削弱了教会对人民群众的掌控。有人说我们在为前朝服务，我们会保佑给革命烈士用的绞刑架。但是我记得在1905年，当十三名工兵因叛变被处决时，没有牧师主持往生仪式。我们怎么会和一个即将被谋杀的人说安慰的话呢？”
“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所有信仰，但是人民大众还是非常有信仰的-即使他们是非常极端的革命者。我们的帽子上以前有一个十字，和几个单词‘Zaverau, tsaria, i otechestvo’-‘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好吧，他们连同‘信仰’把这几个词都抹去了……”他摇了摇头。“在以前，教堂里对上帝的祈祷都会把他称之为‘天堂的沙皇’，把圣母称之为‘女沙皇’。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人都说这是在侮辱上帝”
我们又谈了谈他在军队里的工作，他的脸变得十分温柔。
“在部队里的牧师会为全世界的和平而祷告。然后军人们就会在祈祷词里加上‘不要占领也不要赔款！’然后我们又为那些所有的前来打仗的人祷告，为了穷人和病人祷告；然后就有士兵就会哭着说‘也为失踪的人进行祷告吧！’头脑简单的孩子们啊！他们都以为只要有被授予圣秩的牧师的祷告了，上帝会应许他们任何想要的东西。拒绝为士兵祷告的牧师有祸了！”他沉思了一会儿。
“但是士兵要不是处于危险之中是不会虔诚的。他们只有在遭到攻击之前才会聚到我这里来，对我阐述他们以前的罪孽，有时还一边哭一边说，哀求我对上帝祷告，让上帝原谅他们的灵魂。我们俄罗斯人有句谚语-俄罗斯人不打雷就不画十字。”
我们谈论了在莫斯科的教会大会，第一次教会大会是在彼得一世时期召开的。君士坦丁堡，雅典，亚历山大城，耶路撒冷，以及俄罗斯的大城市的长老们；还有日本，波斯，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大主教们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一切都在民主起义的骚动之中；无数的俄国教派，杜霍波尔派，莫洛恰尼施洗者派，以及迪恩迪基派，他们也被称之为“洞人”；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礼拜堂的房顶上凿个洞，以便圣灵进入。威廉姆斯，我的一个美国同伴，告诉我有一名伏尔加农民，他把俄国的衰弱归咎于有人用三根手指画十字这一罪恶行为。这名农民是个老信徒了，他只用两根手指画十字……接着，牧师就像我们解释东正教的仪式是如何代表着耶稣在不同时期受到的不同苦难，而且为什么女人不能接近圣坛，甚至女孩为什么不能受洗。
火车到了每一站都会停下了很长时间，让乘客有时间在拥挤喧闹的候车室里喝杯茶，吃点东西。在这段时间里，外地人，官员和平民上上下下，而我们的谈话中充满了令人好奇的事情。
晚报宣布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正式与“泽里特利-利伯-丹”组织决裂，因为他们“对妥协政策犹豫不决”。
“泽里特利，丹，利伯，戈茨，以及切伊兹就是我们时代的吉伦特派，”一个将法语的队长说。“他们会得到像吉伦特派一样的命运。我追随他们，”他补充道。
牧师以前住在塔什干，在里海附近，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住在那里。他告诉我有一个机构叫做偷窃局，被抢劫的人可以去那里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只要花上等价钱，而且现金还打八折。一个瘦小的学校老师告诉我们今年夏天，在罗斯托夫召开小偷大会，全俄罗斯都会派代表，而且他们还郑重地向政府抗议，反对警方的掠夺和贪污行为。一个肥胖的团长说起了在莫斯科的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他们被要求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这些都被我听到了。
有流言成在前线的军队将会离开战壕，回家庆祝十月一日的帕克罗夫节-然后放四天假。每个人都对解散的巨大威胁感到担忧……牧师参加了两次苏维埃团级会议，会上他们通过了痛苦的决议。有些人有第八军团士兵委员会的官方报纸，上面写着含糊其辞地写着关于戈梅利军事暴动。拉脱维亚军队也混乱了。如果百万俄罗斯士兵直接停止战斗，然后涌进大城市里，首都和农村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老团长小声说，“我们输了，俄国战败了。除此之外，生活太艰难了，活着也没意思。为什么不终结所有事情呢？”那位讲法语的军官在理论上是革命者，他进行了激烈却有礼貌的辩论。然后牧师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恶俗故事，说有一个士兵勾引了一个村姑，士兵保证她的孩子以后可以当上将军。
天色越来越晚，灯光昏暗且时断时续，车厢里也没有暖气。牧师冻得发抖。“好吧，”他终于开口，他的牙在打颤，“醒着太冷了！”然后他就重新躺下了，他除了长袍以外身上什么都没盖，他很快就睡着了，还打呼噜。
第二天早上他醒的很早，他都被冻僵了。阳光穿过满是冰霜的窗户。一个小男孩带着茶水过来了-他用巧克力糖果代替糖粉。火车穿过了富饶的爱沙尼亚，穿过白桦林，秋天的黄色的树叶像明亮的火焰一样；有时能看见一丛丛阴暗的松树，白桦树叶穿过松树丛，就像整个树林都着火了一样；冗长且肥沃的农田像温柔翻滚的波浪，还有黄色的麦穗，玉绿色的草地，还有长达几英里的淡蓝绿色的卷心菜；巨大的农场坐落在粮仓中间，整个粮仓都被一个巨大的茅草屋顶遮盖着，上面还生长着厚厚的苔藓。乡村缓慢地升了起来，巨大的灰色石头做成的风车久经风霜，长满苔藓，风车的风扇来回转圈。铁道旁要有一条新的路床，在很多地方都有系杆，还有成堆的铁轨。
在革命之前，没有人会去修建这些急需的铁路。但是从三月开始，俄罗斯人已经完成了26段铁路；而德国人，在里加沦陷后的一个月内，铁路只修了不到30英里。
士兵开始越来越多，他们聚集在所有的车站，粮仓和远处的农场；留着大胡子的巨人们穿着棕灰色外套，靴子，尖顶帽或是绒帽，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抹红色。哥萨克人巡警沿着满是黑泥的道路巡逻。军用火车还有装着很多人的卡车叮当作响地路过，回声时断时续。红十字旗应运而生。在瓦尔克，一位激动的低级军官告诉我们，如果想继续往前走，那么就必须穿越城镇。司机说火车三分钟后离开这里。
“你会被抓走的，你会被抓走的！”低级军官一边摇着手指一边对我喊道。但是我们坐在那里安然不动，也没人说起通行证的事。
过了凡登之后就再也没有火车了，我们随着一大群返乡的士兵下了车。一个站在门旁的卫兵已经厌倦了检查通行证，所以他只是疲倦地示意我们通过。看起来没有人知道司令部在何处；终于有一个军官，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告诉我们说司令已经在瓦尔克退休了。“你们见到司令也没用，”他补充道，“伊斯科索尔已经控制了这里。”他指着城镇中的主楼，这个楼之前是正义与和平大会的楼，现在是“伊斯科索尔”，即中央士兵代表执行委员会。
在二楼的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速记员在信使中间来来往往，这里是第十二军的中枢神经，这个自发的民主组织由革命爆发时的士兵组成。有一位帅气的年轻班长，长着一副犹太人面孔，他站在桌子后面，忧心忡忡地用手摸着他有些发灰的头发，然后一阵抱怨涌上心头。战壕里的军团派了四个代表团，大多是士兵，里面有两个军官掺杂在里面，他们同时请求伊斯科索尔；一个军团快没有靴子了-伊斯科索尔承诺给他们六百双，但就到了六十双。一名来自另一个军团的衣衫褴褛的发言人抱怨，说炮兵部队已经有了冬天的毛大衣，而骑兵部队却还穿着夏装……一名还是孩子的低级军官对着伊斯科索尔愤怒地大喊，声音回荡了好一阵，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
“是，是！”军官含糊地回答道，“是，是。我马上通知军需处。”
一个小桌子上堆满了小册子和报纸，我还注意到中间还有埃利兹.雷克白和《无政府和教会》。一名士兵坐在附近的一个坏椅子上，大声朗读着《消息报》-即全俄罗斯苏维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的官媒-内容是关于新政府的组成；当士兵读到军校部长的名字时，边上的人发出了笑声，然后讽刺地说“万岁！”站在窗边的是维经斯基，第十二军政委的助手。他穿着半身军大衣，扣子一直系到脖领子-他是一个矮小的人，透过厚厚的镜片可以看见他蓝色的眼睛，他有着浓密的橙色头发和胡须；他是一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知名人士。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的内容比《吊死的七个人》还恐怖。
这些政委都是平民，这个制度受到了法国革命政府在1793年的革命政委制度的启发；临时政府在苏维埃的同意后，向前线指派了几名主要代表。
维经斯基用简短的话解释说，除非他的意见被征求，否则军事行动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在他来到瓦登的那天，一位将军便要求他决定一个战术问题。
“我的工作，”他说，“是建立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夺回里加的战争机器。但是我在这里的条件是令人绝望的。军队现在什么都缺-缺食物，衣服，靴子，和弹药。路况也不好，过去的两周一直下雨。用来运货的马也喂不饱，还十分疲惫，而且它们能做的只有给我们送点面包，不以至于挨饿。但是前线最缺乏的东西远比食物和衣服重要，前线最急需靴子，小册子和报纸。你们可以看见，自从革命爆发，军队吸纳了一大批书籍和政治宣传，而且士兵对他们如饥似渴；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我们不仅允许，而且还要鼓励各式各样的书籍输入进部队-这些东西对于维持军心是必要的。自从科尔尼洛夫事件和民主议会一来，军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是的，一些人直接就放下武器回家了。俄国军队已经厌倦战争了……”
维经斯基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都没睡觉。但是当他敬礼后下台阶，然后走进那辆泥泞的车里时，他散发出了能量。他准备在阴雨天的泥泞道路上前行40英里，去解决官兵冲突……
军队代表团的人一边咆哮一边抱怨地走着，然后来了一位犹太人班长，他的名字叫图马金。他一边带领我们进入房间，一边递香烟，然后还讲述着伊斯科索尔的历史。
这是第一个由现役军人组成的革命组织。
“你们看，”图马金说，“彼得格勒的军队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或早或晚都会知道……但是这一下子就来了。军队里有一群革命者-当战争爆发时，我自己也曾经在法国因政治问题被流放。”
“好吧，在1905年的革命中，人们成立了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然后我们还尝试在军队和其他地方中成立苏维埃。但是广大士兵并不了解社会主义，而且对此漠不关心-所以我们后来失败了。后来，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错误，然后开始在军队中进行工作；但是在1917年二月，当彼得格勒有点绷不住了的时候，我们都怕了。我以为他们会派遣我们去镇压革命。所以我们匆忙地开了会，我们中大概有十二个人开始在军中掌权……”
“来自彼得格勒的新闻很少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我们的自己军官也充满敌意。我们不知道革命到底取胜了没有……我们在一个星期里跑来跑去，和士兵们开会，解释，争吵……而且在每一个会议上，我们都会让人们宣誓他们将会为革命奋战至死。”
“三月9日，再过11天之后首都就爆发了，我们在里加召集了一个士兵苏维埃-每个连队，战斗排和连队都要出一位代表-总共三千人。他们选举出了60人组成了执行委员会，并开始个其他的革命军事组织建立联系。大多时间，我们都不认识其他的像我们这样的组织，至今简单地在电报上写上‘革命士兵，第四军团’之类的字。对于签名，我们编了一个暗语，这个暗语是给予我们组织的名字-‘伊斯-科-索尔。’其他的执行委员会都自称‘阿尔弥空’。”
“三天之后，我们在组建并发行了我们自己的报纸《俄国前线报》。我们教育人们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了，多棒的工作啊！军官不是很理解革命-他们接受了把人们阶级分开的教育；但是我们军队没有杀死上级的事情。我们只会把他们开除……在我们离开里加之前，《俄国前线报》已经在军人之中发行了25000份，在城市中发行了5000份；为了支持这份报纸，我们发起了一个‘为军人媒体捐款日’的活动，筹集了58000卢布……”
伊斯科索尔只是一个代表组织巨大能力的典型例子，这种例子被重复了上千遍，如今在俄国军队和日常生活中极为流行。它主要还是第十二军士兵参与激烈且崭新的政治生活的机构；但是由于前朝垮台留下的混乱，这个机构不得不履行一些特殊职则。例如：伊斯科索尔履行军需部的职责；还要维持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在预备役部队中开办中学和小学；有些时候，就像在里加撤退时，当指挥官失去士气时，伊斯科索尔要指挥部队。它的成员分散在部队之中，他们在交战中被四处派遣，他们要鼓励，激励和领导人们……
在这之下有一个复杂的委员会系统-每个排，连，营，团，旅中士兵们都要选举一个半政治半军事的代表到上级委员会报到-他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士兵代表们的小苏维埃。每个连队都有一个代表团，他们大概每个月开一次会。每个连队选五个人组成大苏维埃，他们的会议不是那么频繁，每三个月选举一次执行委员会，然后成立伊斯科索尔。伊斯科索尔在位于彼得格勒的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中有三个代表，有一个人隶属于陆军指挥部。
但这还不是全部。对于民主表达的热情以及革命事件的快速发生形成了其他的组织。三个月之前，当伊斯科索尔被选举出来时，第十二军中只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氛；但是从科尔尼洛夫事件依赖，广大士兵都成了布尔什维克。现在伊斯科索尔没有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了，而且伊斯科索尔成员大多都是战斗派-支持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所以43个连队成立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代表机构，叫做“左翼集团”，他们在彼得格勒中也有代表。
然后还有拉脱维亚人。军队里有九个拉脱维亚李娜对，大多数人都是绝望的都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而且大部分人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们在伊斯科索尔中又代表，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叫做“伊斯科罗斯特雷”，也叫拉脱维亚狙击手中央委员。在“伊斯科罗斯特雷”上级还有一个机构，叫做“伊斯科拉特”，即拉脱维亚苏维埃工兵以及失地农民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每个大区或省的苏维埃都在农村，乡镇和城市里下属无数的小苏维埃，在大区或省的苏维埃会向在彼得格勒的中央机构派遣代表。而且，失地农民就是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失地农民在爱沙尼亚就相当于俄国各省的佃农；俄国利沃尼亚大区的苏维埃只有士兵组成，因为这里既没有工人也没有农民。
还有另一个组织，叫“民族主义集团”，由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芬兰人和其他俄国57个民族组成，目的是煽动不同程度的分离政策……
这个极度复杂机构的特点是有多个选举组织系统，他们疯狂地工作，有时还目的不一致，通过大量的文字书籍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伊斯科索尔发行了《俄国前线报》，苏维埃发行了另一份报纸，叫做《士兵代表摘要》；左翼集团有《第十二军报》；民族主义集团也有自己的机构；“伊斯科罗斯特雷”也有《拉脱维亚狙击手报》；在里加沦陷之前，那里除了有社会民主派的三种报纸，还有一份社会革命派，以及民粹派在革命之前就在里加创立的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又开始在满是阵地的拉脱维亚小镇中出现。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彼得格勒的报纸，特别是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军人报》和《工人真理报》，而且还有许许多多我记不住名字的报纸，它们数以百万计地流入到军事区域。
对自我管理和自我表达的强烈且急切要求在军队里流行开来，在一千英里的战线上，一千二百的个人突然从暴君手中解脱。
图马金告诉我们伊斯科索尔是如何为了石油而向巴库派遣代表的，他们还派代表去伏尔加购买或征收面粉，管阿尔汉格尔斯克政府要木材，以及如何向彼得格勒的大型兵工厂要枪支弹药。然后们就开了，一个皱着眉头的人看了一眼，后面还跟着一个肮脏且满脸胡子的人。“我迷路了！”图马金抱怨道。房间里立刻挤满了脸色阴沉的士兵；代表团的发言人开始说。
“我代表，”发言人说，“第二十六师的炊事员。我们没有劈柴了-士兵们想把农场拆了，然后把木头拆了生火做饭。”
下一个士兵用胳膊肘挤到了前面，他的马刺还叮当作响。骑兵的马快要饿死了。没有草啊……泪水从他的眼里流出；他亲眼看到了他自己马在路上倒下了。
“这里！”不高兴的图马金喊道，对着我们拿着一张纸。“这是我们在士兵报社在里加沦陷那天印的一份声明。我们打字的时候，办公室的炮弹都炸了。然后志愿者们把它贴在了整个城市的墙上和柱子上。”然后他咽了一下口水。
声明是用德语写的。
“俄国第十二军苏维埃士兵代表执行委员会写给德国士兵。”
“德国士兵们！”
“第十二军的俄国士兵注意到你们在为独裁政权打仗，反对革命，自由和正义。德皇威廉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死亡。我们从里加撤退了，但是我们革命将会证明革命的力量比大炮的力量更加强大。我们知道，长久来看，你们的良心将会克服所有事情；德国士兵和俄国革命军人将会共同走向自由的胜利。你们现在比我们强大，但是的胜利也只是属于野蛮力量的胜利。道德的力量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将会说德国的无产阶级反对他们的革命兄弟，忘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你们只能用一种方法来赎罪。你们必须要在了解你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了解全人类的利益；你们应该用你们最大的能力去对抗帝国主义，和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命与自由！”
外面下着雨，一千双靴子把街上的泥踏出了一条路，直到不能走为止。这座城暗了下来，对敌方飞机不利；只有百叶窗的缝隙透出了暗红色的光亮。狭窄的街道上有意想不到的转弯。在黑暗中我们超过了路过的士兵，他们之中还有香烟发出了星星之火。附近经过了一系列卡车，一些还是军用运输车，它们在黑暗之中一边发出雷霆般的声音一边快速前行，而且还溅起了扇形的泥。在我前面有人划了一根火柴，我看见过一个士兵在墙上贴了一张纸。我们的向导是一名伊斯科索尔成员，他惊呼了一声，跑了过来，打开了手电筒。我们看见
“士兵同志们！”
“瓦登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九月28日，星期四，四点在公园里安排了一次会议。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皮特斯同志将会以‘民主议会和权力危机’为主体发表讲话。”
一名伊斯科索尔的成员语无伦次地说“开会被禁止了，”他喊道，“指挥官禁止了开会！”另一个人怒喊道：“指挥官是个该死的布尔乔亚，”他还说，“这个彼得斯是个布尔什维克”，我们的朋友辩解道，“不能在战斗区域开会，这是规矩。伊斯科索尔禁止这种会议。”但是这名士兵坏笑着说“伊斯科索尔太布尔乔亚了，”他转过身说道，“我们想听听民主议会。”
小宾馆的老板带有一半敌意，一半贪婪，他说没有房间了。
“那个房间怎么样？”我们的朋友边指边问。
“那个是指挥官的房间，”他粗暴地回答。
“伊斯科索尔占了。”另一人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一位老拉脱维亚农妇给我们端来了茶，她用她看不太清的眼睛盯着我们，还揉着她的手，用德语含糊不清地说。“你们是外国人，”她说“上帝啊，俄罗斯人都很讨厌，他们不付钱。”她靠在墙上低声沙哑地说：“哦，如果德国人快点来就好了。我们这些良民都想让德国人快点来到这里。”
当我们安顿下来睡觉时，透过关上木制的百叶窗，我们能听见远处的德国大炮在轰隆隆地在攻击着瘦弱，衣衫褴褛而且还营养不良的俄国前线。俄国军人被怀疑，恐惧，不信任撕毁，在雨中死去，腐烂，因为有人告诉他们革命将会拯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