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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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布尔·道奇是个叛逆者，但却是个有着大量银行存款的叛逆者。她住在第五大道二十三号一套豪华的公寓里，那里的墙壁、木器和随风摇曳的丝绸窗帘都白得刺目。这种洁白是对纽约的肮脏和污秽的挑战，正象道奇女士本人是对所有那些道德观严谨的维多利亚式人物的挑战一样。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限制他的独立自主，即使对她自己所钟情的丈夫也不例外，每当她感到他在妨碍自己前进时，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赶开一段很长的时间。她的一住一行都随心所欲，没有定处，而且爱结识什么人就结交什么人。那时候，现代的妇女自由还处于虚无飘渺之间，而她已认为自己是一个摩登女性了。不拘习俗不光是她生活的爱好，而且是她的感情，是她的原则。
例如，就是道奇第一个把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的那部摧毁传统的著作在美国公布的；就是她协助组织了著名的甲胄展览，这个展览是美国人所看到的立体派艺术的第一个范例，以此而震动了纽约，风靡了纽约。但是这位腼腆而富于魅力的，心灵聪慧的女人，在她三十刚出头时就主要以她的“晚会”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她把各个阶级，持各种观点的人邀集到她那沙龙里，从文学界、艺术界受人尊敬的男子和妇女到无政府主义者都有。她总是引起他们交谈和争论，而她却静静地坐着，欣赏着那些热烈的辩论。然后，管家维托利奥打开餐厅大门，里面摆着美酒佳肴，热烈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道奇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娱乐才举行这样的晚会，而是因为她认识到这种晚会的重要性；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她的晚会为那些平常互不接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换意见的论坛。尽管纽约的社会贤达对她那超凡脱俗的作风颇有微词，但道奇本人却毫不介意，仍然我行我素地让无数风流人物一年到头在她的沙龙里出出进进。在她看来，象诗人艾米·洛厄尔和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雕塑家约·戴维森，画家约翰·马林，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以及林肯·斯蒂芬斯、沃尔特·李普曼等知名人士，都是文化界的精英。可是，里德为着手筹备演出而前来造访的那一天，所有的客人都被道奇置诸脑后了。里德与道奇女士才互相交换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融洽了，因为他们两人无论谁提出来的建议，似乎都不会使对方感到太冒失、太极端。麦迪逊广场花园占有整整一个街区，就是让巴纳姆——贝利马戏团的三个演出班子和两个乐队同时登场演出，也容纳得下，而里德和道奇打算全部占有这个广场。要想使操五六种不同语言的一千多名丝绸工人在这里演出，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办到的业绩，但是他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这个广场花园即使只租一个晚上，也要花一笔租金，但他们能筹出这笔钱来。……他们拟议中的这场演出是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的，这件事情本身向他们提出了挑战，需要他们两个人都必须有刚强的意志才能对付。
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演出制定计划和提供经费，还在玛格丽特·桑格家里开了几次会。会议决定由道奇提出计划并筹集款项。里德为这场夜间演出编写脚本，训练罢工工人并帮助他们排演。里德从前的哈佛同学罗伯特·埃德蒙·琼斯负责舞台布景，此人后来在百老汇作为一个舞台设计家而获盛誉，但在当时，里德不过把他看作一个能干的“花花公子”。其他的人也帮着做些能作的事情，甚至去花店募捐一些红色的石竹花，以便在演到被杀害的罢工工人莫台斯泰诺的葬礼时使用。
里德放弃了他在《美国杂志》的工作，全力以赴搞露天演出。他日夜操劳，极少睡眠，偶睡片刻也和衣而卧，并经常奔波于帕特森和纽约之间。他有几场戏是和罢工工人一起创作的。里德领大家唱他们熟悉的一些歌曲，象“水远团结起来”、“约翰·戈尔登和劳伦斯罢工”，后面这首歌是著名的劳工组织者乔·希尔，替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而谱写的。里德自己也编写歌曲，他用古老的歌曲“哈佛，老哈佛！”的曲调配上鼓动性的抒情诗句。
在这段时间里，帕特森的罢工还在继续。一个星期天，在邻近的小镇海勒顿开了一个三万人的群众大会，因为罢工工人被剥夺了在他们本城开会的权利。哈钦斯·哈普古德在《环球月报》他的专栏里，对有里德参加的这次大会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为感人、更为壮丽的情景。我从一个高处可以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脸，他们在仰望着站在房子阳台上的演讲人。他们在思考着对他们，而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感情，从那一张张机敏的、富于表情而又疲倦的脸上反映出来……
里德，这位青年诗人，这位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罢工工人露天演出的大力组织者，带领着罢工工人高唱他们准备拿到纽约去唱的帕特森纠察队里常唱的歌。他那张年轻而热情的脸俯视着台下的人海，而人群在节奏鲜明的歌声中带着深厚的、自然流露出来的陶醉的表情，表现出对爱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这对我来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哪种景象可以与之同台媲美的。
在准备演出期间，里德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新闻记者。他常常去帕特森，这使他回忆起他在帕塞伊克县监狱里度过的四天日子，以及狱中骇人听闻的情况。他以这段经历作素材，写出了一篇题为《拉德克利夫行政司法长官的旅馆》。这篇文章讲的虽然是冷酷的社会现实，却能以其讽刺的笔调吸引住广大的读者。因此，里德觉得这篇文章可以投到闹市区的一家大杂志上发表。他决定投交《大都会》去试试。
《大都会》是当时定期发行的刊物，印刷精良、图文并茂，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它在用上等有光纸印刷的刊物之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为它刊用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作品，撰稿者中有不少文坛泰斗，其中有肖伯纳，D·H·劳伦斯，约瑟夫·康拉德，H·G·威尔斯，阿诺德·贝涅特，拉迪亚德，吉普林，埃德纳·菲尔白，范尼·赫斯特，鲁珀特·休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同时，它对当代的激进思潮极为敏感，所以也刊登有关社会改革甚至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它显然是个异端，却能生存下去。里德把手稿塞入信封。不管怎样，除了邮资之外，他还会损失什么呢？
几天后，《大都会》的编辑卡尔·霍维从办公桌上的一大堆投稿中，把里德的稿子挑了出来。他看到这是一篇关于监狱情况的报告文学，以为照例是一篇严肃对待这类主题的文章。因此准备受十几分钟的罪把它大致看一下。可是，几乎只在一刹那间，他就为这位作者的独创性而惊喜不已。
确实，里德在文章中对监狱的剖析很是成功：他讲明监狱既无益于那些被当作垃圾而投入监狱、遭受缧绁之苦的人们，也无益于社会。他通过观察白人囚犯在苦中作乐，半饥不饱的黑人囚犯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痴情地观看蜂螂赛跑，从而得出一个人类精神不可摧毁的绝妙证明，这也是确实的。里德还描绘了帕特森教养院和主持该院的行政司法长官。他用嬉笑怒骂的文笔，巧妙而准确地攫住了读者的感情。
当时卡尔·霍维还料想不到，这位作者将给他的编辑部撰写许多文章，而这一篇不过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想不到，这篇文章标志着里德与霍维以及与《大都会》之间未来若干年中硕果累累的合作的开端。几十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提到里德送到他手中的第一篇文章时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通篇充满了热情奔放的精神，从来没有人用笔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点。文章才气焕发，顺达流畅，态度坦率，直言无隐——这些特征相当新颖。捧读之余，觉得此文对编辑这个苦差事可算一种安慰奖，顿感欣悦，更想得到这位作家未来的作品。我意识到这个小伙子所能提供的东西，决不是对斯蒂芬·克兰（他是写这类作品的高手）的拙劣模仿，而且和风行一时的“形象化”报道毫无共同之处。这样的作品，宛如一阵狂飙，吹破了文学界沉闷的框框。看看这位崭新的人物吧！一位生气蓬勃、才华天赋的明星正在放射出光芒。
过不多久，里德来到了《大都会》编辑部里。霍维的记叙中提到，他注意到里德似乎总喜欢站着听人讲话，站着与人交谈，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里德的言语不多。在霍维看来，里德身上除了那令人愉快的安详不语之外，只是一张苍白而热情的脸。后来，里德终于说道：
“我想，你还得考虑一下吧！”
“不！”
里德惊奇地瞥了他一眼。于是霍维接着说三地道：“我认为写得很不错，我挺喜欢它。”
里德谦逊地说：“只是稍加揶揄而已。”接着又说道：“不过，我有所指。”
话题转到了具体问题，谈到了这篇文章和刊出的日期。但在分手前，编辑和作者都对决定作品好坏的因素简单交换了意见。而他们共同探讨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正是由同一个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这人就是那位寓居在霍利斯大厦的查尔斯·汤森·科普兰教授；虽然他们两人年纪相差十几岁，可是对科普兰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钦佩他那坚定不渝献身文学的精神。
霍维认为里德必非新手，说他行文流畅，成竹在胸。他说：“你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又收得恰到好处，可见深知画蛇添足，反而令人生厌的道理。”
里德立即回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我已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认为，有时讲得含蓄，反倒留着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回味”。
里德走了，但他的面容却长时间地萦回在霍维的脑中：
一张年轻的脸，充满魅力，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喜悦；但是毫无疑问，浅灰色的眼睛也会进发出暴怒的火花。那副脑袋里有自己感觉不到的倔强，好象就是他那勇敢行为的源泉。有着充分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是如此自然，加上态度十分谦逊，以致使人不会有不愉快的感觉。
我这样想：他不象哈里·肯普，不象厄普顿·辛克莱，不象维切尔·林赛，也不象卡尔·桑德伯格，然而，他使人想起所有这些人。这一定是因为他和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是为同胞们提供的真理而大声疾呼的新型民主党人。
由于《大都会》接受了他的文章，里德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看来他已经摸到了一条创作的道路，使他不仅能够在自己的《群众》杂志专页上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能够向一些付酬的刊物推销这些思想。事业上新的远景似乎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深深地卷入并真诚地支持帕特森罢工事件，并且决心不再放弃这样的事业，要始终为这样的事业从事写作，从而满足他竭尽全力改善人类命运的宿愿。同时，也有另一种同样热切、同样强烈的愿望扎入了他的脑海，那就是渴望得到荣誉、金钱和声望。由于《大都会》的青睐，他就有可能得到这两方面最美好的东西，而仍不失其为一个正派的人物。
里德以新的热情，回去继续筹备演出。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一千多名罢工工人搭乘十四节车厢的专列，离开了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他们在后波肯下车，乘船渡河抵达纽约。在纽约由国际工联的乐队为前导，沿着第五大道，走向麦迪逊广场。
那天晚上，一万五千名观众挤满了广场。不光是帕特森的男女工人们来了，东部各州也有男女工人前来，而且纽约大批的同情者也加入了。工厂汽笛一声尖啸，演出开始，观众一片静寂，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舞台。台上，无数隐隐约约的人影，在博比·琼斯设计的灯光布景之下，向着一幢光秃、阴沉的工厂大楼移动，最后都隐入楼内。汽笛又一声尖啸，接着是机器的轰鸣，而后万籁俱寂，随即响起了《马赛曲》的歌声；曙光初现，工人们便从工厂蜂涌而出，异口同声地宣布继续罢工。
这是在那个晚上轰动了几个小时的戏中的“第一幕”，里德在这幕戏中勾画出了历时十周的帕特森罢工斗争的轮廓。意大利籍工人莫台斯泰诺在罢工的初期被枪杀了，他的棺木放在带轮的架上从公园后部运向舞台。当棺木缓缓经过时，每个罢工工人都把一朵红色的石竹花放在棺木上面。这时，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所有的观众都被卷入了再现于他们面前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了。虽然，“活报剧”这个名词当时还没有发明，而那些到场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美国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
第二天，报界为这次演出而欢呼，称之为“惊人之作”，“它确立了一种‘合法形式’的示威，其它形式在它的面前都将黯然失色”。对于里德的工作作了如下评价：“场景以动人心弦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出来，凡是看了演出的人都难以忘怀。”报纸还提到，即使在最激烈的政治运动期间，麦迪逊广场花园所容纳过的观众是否会多于这次帕特森露天演出，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些新闻记者，起初被露天演出弄得忘乎所以，以致把他们报纸的编辑方针也忘得一干二净，但不久就把他们的热情投入撰写吹毛求疵的批判文章了；当然不是批评露天演出的艺术方面，而是抨击国际工联“蛊惑人心”的动机。而这时候，帕特森的工人已重新回到了纠察队，以新的勇气为赢得罢工的胜利而努力奋斗；至于露天演出的创办者道奇和里德，则偕同他们的卓越的舞台设计者琼斯搭上了去欧洲的远洋轮，远走高飞了。
琼斯要去德国向著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学习，他的一伙朋友相信他有才能，凑了一笔钱给他，现在他正在赴德途中。里德由于为露天演出日夜幼劳而心力交瘁，接受了梅布·道奇的邀请，去她的佛罗伦萨的别墅消夏。他们在露天演出中密切配合，未曾有过片言只语涉及儿女私情。可是，道奇在多年后写成的《私人回忆录》里的《挑情者与动情人》一卷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必将相爱，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在船上，“我们无拘无束，准备互诉爱慕之情。然而很奇怪，我内心有点什么东西在强烈地抵制他……我喜欢崇高而纯洁的情感从而知所克制，我乐于体验我们在沟通彼此的活力时共同感到的紧张情绪”。梅布尔拒绝了里德的求爱，甚至在他们午夜到达她的卧室门外，他以一种富有诗意的形式向她恳求的时候，梅布尔仍不为所动。
但是，他们在巴黎（他们打算从这里驱车去意大利）的圣彼尔旅馆找到了一个双套间后，梅布尔的抵抗就彻底垮了。“一天晚上，我除了里德以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不加考虑了。”至于里德，自从和玛德莱娜解除婚约以来，结识了不少姑娘，但他和她们的关系犹如行云流水。他发现梅布尔已不是姑娘，而是成熟的妇女，但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但在肉体上吸引着他，而且在知识上使他得到强烈的共鸣。但是，里德尽管真心实意地深深爱着梅布尔，可是他却不能与世隔绝，而始终向往着外间的一切。他不会象梅布尔那样，把爱情说成“你只想到我，我只想到你”，也不能象梅布尔要满足狂热的占有欲那样，只过一种“双宿双飞”的生活。性格上的这种差异，几乎立刻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以后一连串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同样激烈的热情谅解。正如梅布尔在《挑情者与动情人》中写道：
在巴黎的第二天早晨，有人使劲地敲里德的门，让他匆匆地离开了我，而去到自己的房里。我听到那人和他亲热地打招呼：
“嗨！你这家伙，连太阳已当头了还不知道？……我听说你到巴黎来了。老伙计，穿上裤子，吃中饭去。”这是沃尔多·皮尔斯。里德关上我们套间的门，我听得见这两个男子快乐、随便、互相打趣的声音。他很快穿上衣服出去了，而就在那时候，我的心简直点滴欲碎了。
以后几个月里，梅布尔和里德一起住在意大利她那可爱的裘露尼亚别墅里。这期间，梅布尔的心“点滴欲碎”了好多次。虽然她有时占据了里德的全部注意力，可是里德的注意力偶而也会从她身上溜开。起先，里德的注意力被他新发现的那些宏伟的大教堂和壁画的美所吸引住了。后来，是她自己邀请到别墅来的一些活跃的客人，如卡尔·范·威赫顿，格特鲁德·斯坦，阿瑟·鲁滨斯坦这些作家和音乐家，转移了里德的视线。而里德本人的良知，使她最终失去了他的倾心。
里德在几个星期的时光流逝中，瞻仰了一些纪念碑，或在附近的池子里懒洋洋地游几趟水来打发日子；这时，他开始变得不满足了，觉得需要干些有意义的活动。景慕前人取得的成就固然不错，可是对于自己尚未实现的功业又该如何呢？而特别是他应该对此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他得到国内的消息，帕特森罢工已告失败，丝绸工人忍受着更大的痛苦回到了织机旁。尤其是露天演出的财务结算证实，他们的演出虽然鼓舞了人心，却因耗资太多，不但没有为罢工工人搞到钱，反而有所亏蚀。里德渐渐忧郁起来，悲观起来了。在刚抵此地时使他那么心醉的纪念碑和新朋友，已经和他懒洋洋的生活方式一样，愈来愈没有意思。他终于怀着十分内疚的痛苦写道：
这里是老一辈诗人为进入美境而殉身的地方。
我坐在这围墙高高的乐园里，
全不知人世沧桑，
望着簇簇白云翻腾在瓦龙白罗沙山脉顶上。
阳光透过翠柏的浓荫酒向枯萎的葡萄园，
这里是声色犬马的醉乡，
而我就在其间……
长诗的结尾，向那位把他关入这“围墙高高的乐园”里的女人提出了恳求。
啊！我们走吧，冲出这窒息人的温柔乡，
我最亲爱的人儿
梅布尔！我们生活在这里究竟为哪桩？
梅布尔答应了他的要求。九月中旬，他们返航纽约。里德搬进了第五大道二十三号漂亮的白房间。不过，这对情人不久就开始吵嘴了。梅布尔居然要占据里德的一切，对于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她都要吃醋，甚至对报纸也吃醋。正如她在《挑情者与动情人》中写的：
晨报上刊载的关于墨西哥、俄国、波兰所发生的事情都激动了里德的心，可是我却激动不到这么深，这叫我不高兴。我感到无可奈何。
他会大声叫起来，“听听这一段——”，接着就大声读了出来，把字迹密密麻麻的报纸弄得沙沙作响，手指上抹上了未干的油墨迹印，这只是为了让我更加集中注意到他对我的漠不关心。
梅布尔固执的占有欲使里德一度绝袂而去，留下如下一封信：
再见，亲爱的。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你憋得我透不过气来。你压得我无法忍受。你要扼杀我的心灵。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我不想让我的心灵幻灭。我要远远离开你而拯救自己。
梅布尔怅然若失，而里德则如她后来所写：
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最后他才发觉已经蹒蹒珊珊地走到剑桥，到了科比的门前。亲爱的老科比，是他告诉过里德，只有当上了情人，他才能当上作家。他眼睛发直，蓬首垢面地走向科比。
“我当了情夫，”他吼着，“可是现在我失去了我的爱！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受不了。”
“你去用一条冷水漫湿的土耳其毛巾把头扎起来，”科比对他说，“然后回来，把事情讲给我听。”
里德却回到梅布尔那里，两人重归于好。他和她一样，也忍受不了分离。
但是，纵然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里德也不象梅布尔喜欢的那样，老耽在家里，而始终要跑到她的对立面——外部世界中去。他找到了工作，当了《群众》杂志的总编。并且致力于营救一位被控参加帕特森罢工的朋友。在格林威治村以往常去的地方漫步，使他找到了写新诗和新小说的素材。
但是他无论做什么，似乎都未曾满足过。他梦想过名望和荣誉，并且一度感觉到这两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行将在握，但现在又在哪里呢？尽管他和《大都会》的联系一直大有希望，却没有引出什么成果。此外，他感到被日常生活所羁绊，这位俄勒冈来的小伙子渴望着开拓新疆界的刺激。不久，他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而且还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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