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卑论（1929年1月）

政党政治卑论

江亢虎

（1929年1月）

　　有革命党，有朋党，有政党，语其同，则三者皆有领袖，有组织，皆以汲引同类取得政权为先务；语其异，则革命党不公开，朋党半公开，政党全公开。革命党、政党有党纲，朋党无党纲。革命党专事政治、法律范围以外之活动，政党专事政治、法律范围以内之活动，朋党则范围内外无所不可为。革命党、政党均以取得政权为手段，而以根本或局部改造政治为目的；朋党则取得政权，即手段，即目的。革命党以革命为标帜，革命成而标帜倒；朋党以党魁为重心，党魁死而重心移；政党则党义持久不变，政纲因时制宜，领袖新陈代谢，其势力与他党互为消长，而决不至根本消亡。革命党、朋党务排除异己，当其未取得政权，不恤用政治、法律所不许之技俩中伤之，及其既得政权，即凭借政治、法律所特许之权威摧残之；政党则始终承认敌党之地位，而尊重其不同之主张，当其未取得政权，则根据法律，以非难或监督异己者政治上之不正行为，及其既取得政权，则运用政治，以制裁或取缔异己者法律外之反对举动。革命党虽宣布政纲，但既已取得政权，是否实行其先所宣布之政纲，人民或异己者无非难与监督之可能；朋党本无政纲，一切更不负责；政党则既取得政权，而不实行其政纲，人民固得而非难之，监督之，异己者尤得而攻击之，推翻之。是故革命党与朋党之更迭，必须应用政治、法律范围以外之手段，大则武装革命，小则暗杀暴动，必须经过一番恐慌；政党之更迭，只须应用政治、法律范围以内之手段，一方诉诸选举，征求民众之后援，一方提出弹劾，要求议会之通过，不须经过任何恐慌。革命党、朋党一旦失败，其领袖及徒众，在异己者统治下，或遇害，或在逃，必更从事政治、法律以外之活动，然后乃有恢复自由或再得政权之希望，如此循环报复无已时；政党一旦失败，其领袖及徒众，仍在异己者统治下，安然继续其政治、法律范围以内之活动，常时维持对抗之态度，每届皆有再起之希望，如此非但国家秩序，人民生活，不至因而纷扰，即各政党领袖及其徒众之生命财产亦永远在安全保障之中。

　　各国多有政党，此其常也；亦有革命党、朋党，乃其变也。中国则自古至今，只有革命党、朋党，而无政党。非中国程度不如人也，政党之发生之存在，固有先决必要之条件。第一，公布实行之宪法。第二，人民选举之立法代议机关。第三，对人民之议会负责，以其从违为进退之总统或内阁。此三者不存在，则政党必不能存在。且此三者不存在，即不能认为立宪国家，更不能谓为共和民主国家。交互言之，凡无政党之国家，皆不能谓为立宪国家，更不能谓为共和民主国家。在此等国家，其既取得政权之革命党，必变为朋党，自然倾向于专制或独裁，自然流入于恶化或腐化。幸得二三正人端士，又具创造干济之才，则形成开明的君主制、贵族制，如吾二十四史中一朝代。不幸而驾御失宜，守成无道，则第二革命党，或其他一朋党，或本党中之一他系，或本系中之他一人，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取而代之，尤而效之，所谓后人复哀后人。自彼英雄豪杰立场以观，我得我失，亦复何憾？然而吾民苦矣。又不但蚩蚩者氓，常供无谓之牺牲已也，即彼前仆后起之英雄豪杰，使得处真正民主宪治之环境，皆能于政治、法律范围以内，有大贡献，大成功，乃挺而走险，穷无复之，举全国有数非常之才，侥幸博进于不可知之一掷。呜呼！天地不仁，不信然哉。

　　各国之政党政治，无一不自千辛万苦千锤百炼中得来。公共宪法之颁行，代表议会之成立，责任内阁之演进，乃中世纪以来，无数革命暴动阅历经验之结晶也。不幸所谓民主主义者，意美而法未尽良，利兴而害未全去。又不幸欧战以后，政象剧变，人心震惶，武治代兴，专制再起。论者对民主主义，大有因噎废食之慨，不佞尝鳃鳃然忧之。十年前早有新民主主义之倡议，期保存近代民主主义之精神，而补救现行代议制度之缺失。法制之形式可变也，而根本信条之宪法，必不可废。选举之方法可变也，而人民代表之国会必不可废。内阁之组织可变也，而对人民或国会负责，一见不信任之表示，即引咎去职之政府，必不可废。此三者乃政党政治之原素，即宪治国家之原素，无论君主立宪，无论民主立宪，断然不容其不存在者也。顾当反动势力之方张，矫枉者不期而过正，流下者每荡而忘返，十年来共产党治下之苏俄，法西党治下之意大利，军阀党治下之西班牙，少年党治下之土耳其，均以一时小康，使历史上潜伏之惰性，人民讴歌英雄服从帝王之观念复活，而举数世纪来各国志士仁人心血颈血换来之政党政治、民主主义，遗忘净尽。最可痛者，去其实而犹存空名。更可痛者，假其名以自谋私利。不佞敢断言，此后俄、意、西、土诸邦，及其迪克推多之命运，不出两途。一则筹安劝进，帝制自为，将来或依血统而传子，如历史上之王朝；或依法统而传贤，如西藏、蒙古之活佛。一则内部分裂，祸起萧墙，如斯塔林之放逐托洛斯基，郭松麟之倒戈张作霖；或平民揭竿起事，如嬴秦之暴亡；或邻国合从抗衡，如拿翁之忽灭。总之，每一更迭，必大恐慌，党人本身，国民全体，怨毒祸乱，未知所极。夫自古无万年天子，天下非一人天下，人类者，政治的动物也，而政见不能尽人从同，在位者垄断把持，束缚驰骤，使一般人对政治无正当宣泄与平均支配之机会，势不至冲溢横决倒行逆施不止。故政党政治之妙用，即在以选举代议，使人民政见得自由发挥；以内阁更迭，使国家政权得和平更迭。而不然者，无论如何扩张国势，无论如何收拾人心，无论如何表章功德，无论如何粉饰升平，均贾长沙所谓抱火厝薪，而安寝其上者耳。

　　返观中国，革命告终，统一就绪，军事收束，训政肇始，真十八年来一大转关也。当轴巨公，建国元老，才不世出，任匪异人，当个人功成名遂志满意得之余，正国运贞下起元人心乱极思治之日。千钧一发，千载一时，方寸危微之间，众目睽瞩之下，为国为党，何去何从？有美友告我，中国英雄豪杰，但能为刘邦、朱元璋、洪秀全，不能为华盛顿、林肯、威尔逊，此问题非我所能答，惟在身当其冲者之自觉与自决耳。我思中山，或思民权主义。我信仰新民主主义，而主张政党政治。我希望中华民国宪法早日颁行，人民自由选举之立法代议国会，与对人民或国会负责、依舆论为进退、以和平相更迭之政府，早日成立。退步言之，三十年前，异族君主专制时代，尚有公车上书，要求立宪；尚有各省请愿，速开国会；尚有抱光绪木主，力争路权之代表；尚有九年预备立宪之诏令；尚有太庙十九信条之誓词；尚有似是而非之资政院、谘议局，为假民意之机关。我深信揭橥三民主义倡道天下为公之国民党，必能顾名思议，使 “国民党”三字不偏废于巩固党基之余，亦一念及国，并一念及民，党固神圣尊严，然党外尚有国有民。即专为党计，至少亦应仿君主立宪之意，使大权虽操自朝廷，而庶政仍公诸舆论，庶党治可卜万年有道之长也。

感谢刘彦游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