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之概观（1914年）

中国革命之概观

江亢虎

（1914年）

　　中国上古之时，君位皆由禅让，且及身而止，有共和民主之意。自夏以来，传子传世，君主专制之局成。而其末叶，则必有革命者起而代之。历史相沿，始终不变。清定鼎之初，民族恶感戟刺异常，革命思想旷代流传，乘机爆裂，太平天国之乱，其最著者也。惟前此皆为中国历史上旧革命思想，而孙逸仙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之说，则以改革政体为重要之目的，是为世界历史上新革命思想。同时又有主张君主立宪者，其势力亦颇与革命党相颉颃.此两种新势力皆发生于清末叶外患□急剧之时，而构成中国近二十年之历史。间尝各区养成、猛进、反动、回复等时期观察之，则得极有趣味之比例如左。

　　一、光绪二十年，中国败于日本，朝野大惊，思想骤变，为两种新势力发生之时期。

　　二、自当时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废八股，兴学校，奖游学，立报馆，保国会于以成立进行，为第一新势力（假定为君主立宪党）养成时期。

　　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至八月约一百日间，第一新势力之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次擢用，变法极速，为第一新势力之猛进时期。

　　四、自是年八月西太后临朝，六烈士弃市，康、梁出走，新政推翻，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约三年间，为第一新势力之反动时期。迨信用拳匪，排斥外人，而反动乃达于极点矣。

　　五、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联军入京，清帝西狩，和议幸成，而新法复起，至宣布预备立宪之谕旨，康、梁个人虽未复用，康、梁学说则已盛行，直至宣统三年七月，约十年间，为第一新势力之回复时期。然自拳匪之乱，清廷之威信全失，君主立宪之说已不如民主革命之说之动人，而同盟会、光复会于以成立进行，故同时又为第二新势力（假定为民主革命党）之养成时期。

　　六、宣统三年八月，武汉革命党起义，至中华民国元年，约一百日间，而南京之共和政府成立，第二新势力之代表孙逸仙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至南北统一，为第二新势力之猛进时期。

　　七、自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孙逸仙退位，袁世凯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内阁一倒，官僚党、君主党渐次起用，至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解散，孙、黄出走，为第二新势力之反动时期。迨政党、国会、《约法》、自治团体、司法制度相继取消，讫于今日，而反动亦几达极点矣。

　　自右表观察之，可得两种新势力之比例。第二新势力之养成，较第一新势力为长，其猛进即较第一新势力为剧，而其反动亦较第一新势力为甚。以此推之，其回复也，必较第一新势力为迟。而既回复也，必较第一新势力为久。但有猛进必有反动，有反动必有回复，此乃物理自然之定率，不可以苟免者也。若欲安步直进，而免此迂回挫折之苦，则惟以制造心理，转移舆论，求大多数人思想普及为第一根本要义。盖当戊戌变法之时，君主立宪之思想未普及也，故康、梁虽猛进一时，而终有西太后之反动出焉。辛亥革命之时，民主共和之思想未普及也，故孙、黄虽猛进一时，而终有袁世凯之反动出焉。西太后、袁世凯实当时大多数旧势力之代表，非一私人之能事也。然反动力达于极点，则第二反动力又起，所谓回复是已。夫迂回挫折，固大为国计民生之不幸，然欲安步直进，则又有人寿几何之叹。且思想之普及，有时亦必假猛进之势力为后援，而其功乃尤速而大也。故西哲有言，万事有渐而无顿，又曰进化为螺旋体。而事实往往不能如理想之圆满，此中若有不可思议之造化。迫人必入于迂回挫折之途，而不能以自脱，而猛进，而反动，而回复，如扁舟之下瞿塘，如六马之走峻坂，虽欲操纵而控制之，其效亦已仅矣。天地不仁，刍狗万物，何其酷也。

　　至于社会主义之在中国可称为第三新势力，其发生在第二新势力养成之时期，其养成在第二新势力猛进之时期，今与第二新势力同受反动之压抑，其猛进当在将来第二新势力回复之时期。至于反动如何，回复如何，则当视其猛进如何为比例，非此时所能逆料也。惟世界进化之结果，最新之势力必占最后之胜利，此则吾党所当自信而自奋者矣。中国革命之原因，虽由种族之恶感与政体之变更，而究其实际，仍从经济问题而起。盖中国种族最杂，同化作用又最大，满人入关二百数十年，已为汉人所同化殆尽。其持复仇主义者，不过倡道革命之少数人，且假借名义为号召之便利而已。至于共和政体之思想，则尤居少数之少数。然而武汉一役，各省从风者，实因大多数人迫于生计之困难，而希冀革命一成，可以增进其生活之程度而已。前清末叶，朝野空虚，真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象。一因外债稠叠，利息繁重。二因洋货充斥，现金外溢。三因宦途拥挤，人骛分利。四因实业幼稚，民多游手。总之外国资本家侵入之结果，鲸吞蚕食，精华无几。政府与人民又皆不思根本的救济法，饮鸩止渴，剜肉补创，至死而不悟。其后邮传部倡铁路国有之说，近似国家社会主义之政策，不知当时人民对于政府已无丝毫信用心。而政府专任亲贵，滥借外资，尤动全国之公愤，于是乱事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民军初起，豁免租赋，广招游民，颇能得社会一时之欢迎，而根本的救济法仍讫未着手。其生活程度之增进，不过少数军官及军人，而大多数人自革命以来外债愈加多，实业愈停滞，生命财产直接间接之受其损害者尤不可胜计，国利民福，愈趋愈远。此等意外之失望，相反之结果，不啻心理上之自杀，而反动力乃得间以行之。吾人观于第一次革命所以遽成与第二次革命所以遽败，以为皆经济问题之枢机，今则人民对于革命信用与对于政府之信用同降于冰度，而所谓根本的救济法，乃愈不能不重望于社会党人。惩前毖后，尚慎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