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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党对于宋教仁暗杀案宣言
江亢虎
（1913年4月）
社会党之所以成立，人道与正义而已。国家之所以成立，宪法与法律而已。故反乎人道、正义，悖于宪法、法律者，我社会党人我国民必出全力冒万死以抗争之。本党性质向主温和，于现政府固无所容心，与各政党亦不存成见，且深引权利竞争为炯戒，而专以普遍鼓吹为前提。故一年半以来，对于朝野新旧两派间，常持中立的超然的态度。兹不幸而发见一不祥之事，使本党不能自已于言，则宋教仁暗杀案是也。暗杀罪大恶极，虽在野党，虽无政府党，犹非所应为。乃众口喧传，各报移载，则政府在朝者竟为此案之主谋人。夫政府对内对外所恃者惟信任耳，此案发现，信任全失，更何以代表国家统率国民? 此实中华民国之奇耻大辱也。不惟不信任也，又互相猜疑，而即此互相猜疑之一念，已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此尤中华民国之巨患隐忧也。一般政党及国民，或慑于威武，或诱于利禄，或惊于意气，或蔽于感情，或敢怒而不敢言，或可言而不可行。而公堂之一味迁延，舆论之任意揣测，人人怀弓蛇之惧，处处闻风鹤之警。小则扰乱心思，荒废政事;大则酿成祸变，破坏和平。此案乃益不可收拾矣。本党认此案为朝野新旧两派竞争之见端，故非局中人所能自了。媾和固未可易言，决裂则不堪设想。夫所恶夫暗杀者，为其反乎人道、正义，悖于宪法、法律也。故处分此暗杀案，亦必以不反乎人道、正义，不悖于宪法、法律者为断。调停不可也，报复亦不可也，回护不可也，株连亦不可也。用持平之方法，为正当之解决，使政治罪恶不致演而愈烈，国家根本不致因以动摇，斯我中立的超然的社会党人之天职，亦我普通国民之天职也。兹发表本党之主张，以征求国民之同意。其大略如左。
一、会审公堂应从速正式宣布一切证据。
二、国会及国民应向政府为严重之质问，并要求满意之答复。
三、证据正式宣布，果与政府有嫌疑关系，国会应提出弹劾大总统及国务员案。
四、证据正式宣布，果与政府有嫌疑关系，大总统及国务员应辞职，由副总统代行大总统之职权。
五、最高法院应组织特别法庭，收回自办，以伸国权。大总统以次均亲身到案，公开审判，以伸法权。
六、一般政党及国民，应尊重司法之信用，静候审判之结果。至公认法律解决全然无效时，应以政治解决继之。
似此办法，虽未必尽当于两派之初意。然自人道、正义之精神言之，自宪法、法律之范围言之，我社会党人我国民，今日所主张者，当然如是。本党具第三者资格，负维持之责任，谨合四十万党员而一致宣言。亟希望同意之团体或个人，共为声援，向各方面要求并监督以上条件之实行。成败利害，所不计也。
后记：宋案发现，舆论激昂，什九集矢于中央，展转猜疑，不可究诘。各党人多来探求意见，因草右文，于四月十四日，假南市新舞台，召集大会公布之。自问于人道、正义、宪法、法律两得其平。乃政府嫌其太激烈，斥本党为国民党前驱。而国民党又嫌其太温和，诋本党为政府左袒。甚矣！ 直道之不可行也。其后审判迁延，事机决裂，第一条一切证据讫未在法庭正式宣布，而竟由程雪楼、应季中两君以行政官地位，黄克强君以私人资格，通电发表。第二条国会始终无严重之质问，政府亦始终无满意之答复。第三、四、五、六条，则因证据之宣布非出正式，故不能确定其与政府之关系如何。国民乃纯以怀疑心理，感情作用，演成种种无意识无价值之行为，既未见国会提出有效之弹劾案，亦未见政府提出引咎之辞职表。该案虽收回自办，而法庭组织，颇费周章。尤可笑者，竟为应桂馨、武士英二人，议开特别法庭，以 《约法》上大总统礼待遇之。余率先专函驳诘，其事亦率 [卒]不果行。然一般政党及国民遂益不复尊重司法之信用，不及静候审判之结果，且不俟公认法律解决之无效。一部分人已进取政治解决、兵力解决，而法律解决乃真全然无效矣。乌乎！ 谁为为之，此岂本党初意所及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