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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社会主义讲演集》弁言
江亢虎
（1912年10月）
中山先生倡道民生主义最早，顾与余夙昔所主张者间有异同。客秋九月中旬，本党成立于沪上，未几先生自新大陆莅止，执手欢然相谓曰：余亦社会党党员也。既以西籍数巨帙见贻，复命其子科君俾襄译事。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南京政府解职后，慨允担任本党讲师。会他去不果，余亦缘事北行。今秋先后归来，乃得重申前约，演说于中华大戏院者三日。群众听闻，欢喜赞叹。独是先生所言，专重国家社会主义，宏畅德人卡尔·马格斯之宗风，而于三无二各学说，不甚赞成。余窃以为生人苦恼罪恶之来，其源匪一，如宗教之束缚、政府之关防、家庭之牵掣皆是。先生于地税唯一，资本归公，教育平等，皆如本党党纲之旨。惟破除世袭遗产制度，谓必俟至若干万年。千虑一失，美犹有憾。不知家庭主义一日不废，则社会经济问题断无根本解决之理。至其难易迟早，仍视吾人之致力如何，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事属未来，畴能逆计。又先生坚持社会党必改组政党，一若政治万能，此外别无措手。本党固非绝无政治关系者，而初不悬此为唯一之方针，普遍鼓吹，其途千万。且以个人为本位，以世界为范围，目的尤不仅在国家，此与先生不无出入。先生大政论家也，所处地位不同，其陈词固应如是。然除一二特殊事件外，乃无不恰如吾人胸中所欲言，而入人之深，感人之速，风行草偃，过化存神，使社会主义之常识，灌输于一般心目间，其嘉惠于本党者，至大且远已。速记原稿，已遍登报章，兹经先生增订审阅，付印单行。辄弁数言，以志景仰，并贡其愚，示不阿好也。
余倡道社会主义，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为究竟。而其方法，则唯普遍鼓吹，取得大多数之同意，以一致进行。非唯不忍有暴乱之行为，乃至不欲有激烈之言论。惟恃至诚相感应，顺舆情之自然而已。孙中山君则专重国家社会主义，且迷信政治万能，务借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之最高权，以实行其干涉的政策。盖一则自上而下，从最少数人着手；一则自下而上，从大多数人着手。一则采用演绎式，一则采用归纳式。一则近于政治家，一则近于教育家。一则势顺而效速，然可恃而不可恃；一则势逆而效缓，然不可恃而可恃。此其异同之大较也。弁言意有未尽，特申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