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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历史探讨
田淑（姜君羊）
2005年8月23日
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根据他在理论研究及社会实践中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结合各个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二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变革”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私有制的经济关係、社会关系，以及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并创造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意义至为重大，值得一切争取社会进步的人深入研究。本文就是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学习心得，共同提高认识。
（一）《共产党宣言》的由来及它关于过渡时期的观点
《共产党宣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同当时的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成果。我们知道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从1844年至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历史巨人通力合作写成了《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至1846年)，又称“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斯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贫困的哲学》等。这些具有批判性的著作，他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了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了蒲鲁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批判了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从而确立了他们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所有这些著作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而与此同时，19世纪的三十年代，正是西欧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继出现了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发展起来。1831年11月31日和1834年4月9日曾先后两次发生了里昂的工人阶级的起义，提出“工作不能生活，不如战斗而死”的口号，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自此以后，在法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便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在英国，从30年代起，工人阶级便开展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36年木匠洛维特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第二年的六月，该会便向国会提出六条请愿书：即（1）普选权；（2）废除议员候选人资格限制；（3）每年改选国会；（4）平等选区；（5）规定议员薪资；（6）秘密投票，称为“人民宪章”。英国的“宪章运动”发展很快，得到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宪章运动”经历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28万人；第二次是在1842年签名，人数达330万人，除要求实行宪章之外，还要求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时，提高工资等；第三次高潮是在1848年，签名的有197万人。三次请愿都遭到国会的否决，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和武装斗争都被镇压，领导人被逮捕和判刑。参加“宪章运动”的人是极为复杂的，各阶层的人都有。大致可分为三派。以海员家庭出身的哈尼和钟斯为首，采取比较坚定的革命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他们来影响“宪章运动”的。他们都为哈尼、钟斯主办的《北极星报》撰稿。
在德国，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因为不堪封建压迫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举行起义，捣毁资本家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烧毁帐簿和票证。
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三次工人阶级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都表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各国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秘密的革命者组织，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建立平等的新社会。这些初期工人运动的革命组织如哈尼、钟斯为首的宪章派，从德国政治流亡者同盟分裂出来的以沙佩尔、鲍威尔、魏特林为首的正义者同盟等。当时，这些组织在思想上理论是很混乱的，他们虽然有要求工人阶级解放和建立新的平等的社会愿望，但它们都不能正确说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所负的历史责任，所以它们都不能为工人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道路。
1843年，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之后，他深切感到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工人阶级的重要。他在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一直与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并且在1846年的2月，马、恩二人和菲力浦、日果及其他志同道合者筹划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关于这件事他在1846年5月5日给蒲鲁东的信中说：“他和恩格斯、日果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导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的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马恩全集27卷464页）显然，马克思希望通过广泛的通讯工作，使真正革命的力量在统一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封信里，他还告诉蒲鲁东，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已经同德国国内，和在巴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他希望蒲鲁东也参加他的通讯活动。但遭到了拒绝。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委员会的通讯活动，很快便扩大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团体，以马克思为核心，团聚了威廉·沃弗尔、路易·海尔堡、塞巴斯蒂安·塞莱、斐迪南·沃弗尔、威廉·魏特林、爱德格尔·冯·威斯特华伦，和约瑟夫·魏特迈等人。并且逐渐成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个中心。
马克思组织的共产主义通讯活动得到当时在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中心的回应。它们的领导者鲍威尔、莫尔、沙佩尔答应以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在有正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城市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样一来，在短短几个月中，便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科伦、汉堡、来比锡等城市都有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组织。这些共产主义通讯组织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扫清工人运动中种种错误的空想的有害思想和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其时，在西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又特别是在正义者同盟中，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以克利盖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思想十分流行。前者主张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保证社会的“和谐与自由”实现这一目的，要靠革命者的密谋和起义。这种思想对工人阶级的解放特别有害。马克思在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魏特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批评他的密谋策略，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道路只能是通过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随着在同年的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提出讨论。克利盖主张抽象的人性论，把超阶级的爱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鼓吹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用“爱”来解放全人类，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错误的观点并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愿望，而是代表破落的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的理想。马克思还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反克利盖的通告》，使各地都了解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的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既清算了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理论，又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在1847年1月20日派约·莫尔到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并到巴黎去见恩格斯，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马恩二人在确信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作为组织的纲领后便决定加入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恩格斯出席了正义者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亦即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时起，正义同盟便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把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年的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之后，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大会之后，马恩二人即着手起草《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1月底完成，同年6月即在伦敦公开出版。
以上叙述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由此可知，《共产党宣言》乃是马恩二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当时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成果。从此后，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开始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借以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直到今天，《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仍然在激励全世界工人阶级去战斗，去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
《共产党宣言》中贯彻始终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的《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就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即有从这个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观点，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实际表现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所应採取的战略和策略的。
现在有一些人用折中主义的观点，企图抹杀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如现在流行的用所谓“企业家”、“经理阶层”或“管理阶层”来取代资产阶级这个正确的科学的概念。还有人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划定“中产阶级”等等。这都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违背的。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宣言》特别加了一个注脚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劳动者。”恩格斯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明确指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上有过的阶级斗争不同，“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至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佔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今天在读到《共产党宣言》中这些话时，联想起自那时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历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因为未能“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所以至今无产阶级仍然未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目的那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宣言》里，马克思虽然还不曾提到“过渡时期”这个概念，但他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提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些在数年后他使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来表达了。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还作出了如下合乎逻辑的推论，他说：“如果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在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宣言》里表达的这些观点，就当时来说无疑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瞻望。但经过150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使它自身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阶级与阶级社会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空前紧张临近爆炸的程度了。摆在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的最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铲除造成这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关于革命经验的总结
1848年2月爆发了德国人民推翻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革命，接着在3月间德国各邦及奥地利人民也举行起义，要求推翻梅特涅体制（即保护欧洲封建统治及反对革命的体制），要求实现德国的统一。在欧洲各国发生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共产主义同盟的几百名法国盟员分别回到德国参加革命。马克思在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成为当时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为此，他受到当权的反动派最无耻的迫害，在1849年5月11日发出了驱逐他出境的命令。这道命令说：“《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因此“限令24小时内离境，如果不服，就要强制执行”云云。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压迫下，《新莱茵报》终于被迫停刊，马克思也就在当年的6月3日去了巴黎。但在巴黎又被法国的反动派驱逐出境，终于在8月下旬流亡到了伦敦。恩格斯也在同年的11月中旬来到伦敦。在伦敦，这两位战友一起投人到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紧张工作的同时，又筹画出版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取名《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这个刊物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亲身的经历及拥有的深刻而广泛的法国历史知识，总结了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阶级斗争的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写成了《1848年六月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以及《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等共四篇系列文章，刊登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二、三期和四、五期合刊上。1895年恩格斯将上述文章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导言一文。恩格斯说：“这本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尽管判断当前的历史事件还不能同时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但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二月革命后的历史，所以他“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程度”。
马克思这部名著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今天我们要学习这部书并有所收益，首先必需了解有关的法国历史知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
从1830年至1848年2月，是法国历史上的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法国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七月王朝是在1830年七月的所谓光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七月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当革命人民筑起街垒同波旁复辟王朝浴血奋战迫使查理十世（复辟王朝的皇帝）退位时，大银行家拉菲特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将军君主立宪主义者拉菲叶特等人及一大批君主立宪主义的议员们却在积极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法国的王位。所以马克思在这个著作的开篇便引用银行家拉菲特说的话：“从今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并明确指出，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批“金融贵族”“他们盘踞了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
这就是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的统治者集团。资产阶级在七月王朝的议会中只占少数，成了王朝反对派中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在七月革命中虽然是最主要推动者，但在七月王朝统治下，却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的要求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了最无情的排斥。工人阶级在1832、1834、1839年的三次起义中，都遭了七月王朝最残酷的镇压。因此，工人阶级就成了七月王朝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至于各社会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由于完全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自然也程度不同地加入到七月王朝的反对派行列。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七月王朝的统治集团的贪得无厌的本质，指出：“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这个以路易·菲力浦为经理的公司是如何聚敛财富的呢？马克思指出，“既然金融贵族颁佈法令，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各组织的社会机关，而且借助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投机得到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今天，我们读了马克思这些控告七月王朝统治者们的无耻罪行时，不由得想到今天的统治者们的所作所为，其欺诈的手段，他们的贪欲，他们的巧取豪夺，他们生活的腐化堕落，同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不是一脉相承吗！
正是由于七月王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发了法国各社会阶层人民的义愤，要求改革，和实现共和，终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农业失收的条件下，促成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发。
投入到1848年2月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有：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贵族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广大的工人阶级。这些不同社会阶级、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虽然在推翻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採取了共同行动，但他们由于利益的不同，他们的要求和要达到的目的也各不相同。这在推翻七月王朝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组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中代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有马拉斯特、巴蒂斯德、加尔涅-帕热斯；代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有赖德律·罗兰和弗洛孔；代表王朝反对派的贵族共和主义者有克莱米约、杜邦；而代表工人阶级的是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外交部长拉马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虽然“不代表任何实际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的阶级”，但“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开始，其内部便包含着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主要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佔领导的政府，在工人阶级强大的压力底下，曾经不得不在1848年3月1日成立卢森堡工人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以此把这两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赶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市政厅。而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既无实权，又无经费。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麻痹工人阶级的一个花瓶。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控制失业工人，不得不在1848年的2月28号颁布法令，开办国家工厂，从3月2日起正式开办，约有12万失业工人参加。这个名为“国家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从事真正的工业生产，而且只有一万多人得到平整土地、栽种树木的劳动机会。按照临时政府原先的规定，无论有无工作做“国家工厂”的工人都可以领取工作日3法郎，非工作日1法郎的工资，还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临时政府为了应付“国家工厂”这笔开支，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增收45生丁的附加税，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以此为由，解散了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取消国家工厂，并规定青年未婚男工入伍参军，其余的人则迁往外省自谋出路。这样一来，十余万工人顿时陷入绝望的境地，这就迫使工人阶级在1848年的六月23日至26日举行起义，在“民主与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下与任临时政府军政部长卡芬雅克率领的武装奋战数天后，终于被卡芬雅克无情地镇压下去。起义者有1500战死，有15000人被捕，4000人被流放海外。这就是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搏斗中的悲惨结局，其更为严重后果则为路易·邦拿巴在1951年12月2日举行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独裁，为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舖平了道路。
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第一次伟大战斗”的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工人阶级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马克思据此认为，六月起义的失败，使工人阶级从中“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抛弃一切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现存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进行“不断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以上的引文均见马恩全集第七卷《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使用“过渡时期”这个概念来表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根据1848年6月起义遭到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深切地认识到工人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是用血的教训才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的一条真理。马克思这句言简意赅，精辟入微的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事实胜于雄辩。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哪怕工人阶级再忍辱负重，对资产阶级的欺压和剥削不予斤斤计较，不管是个人或群体，对不合理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提出合情合理的意见和要求都会遭到资本家阶级的种种阻挠，直至断然拒绝，搞不好，当事者还会受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部门的拘捕、监禁、判刑、坐牢、乃至杀头。这些令人愤慨的事何止千桩万宗，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有那一个正直的统计学家给予详细的揭露和统计呢。即便在今天，从传媒偶有的简单报导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150年前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同样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的奴隶。试看一些传媒的报导，一次又一次发生的矿难牺牲的矿工，他们能有什么生命的保障。那些由于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条件造成的工伤至残的工人们又有什么安全保障。劳动时间问题，早在1886年，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工人们便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了。但直至今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又有那些国家真正做到了呢？前些时，法国议会还提出议案要取消早在1997年即已成为法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呢！至于工资问题，即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至今都只保持在该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线以下。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则被视为贱价劳动力，其工资收入的微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联合国公报的统计，全世界收入不足1美元的有13亿人，收入不足2美元的有30亿人之多。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无疑都是现社会制度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劳动农民。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才得到的微薄收入来养家糊口，其艰难度日的情景谁都能想像得到，更不要说那些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令人发指的事了，这几乎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有些国家甚至一拖几年不发工资的，以至迫使某些生活极端困难而求助无门的工人含恨自杀以示抗议。而那些剥削阶级的鹰犬们还要大声斥责这些不幸者是“破坏安定团结”呢。
至于说到失业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有统计资料表明，在90年代，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10—12%左右，失业人口已达320万人。意大利的失业率也达到12%，5750万的人口中只有2300万人有工可做，约有1000万人是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的。在英国，只有1/3有就业能力的人达到充分就业，1/5家庭处在失业状态，本世纪初的贫困人口有500万人。德国的失业率曾达到7—9%，90年代失业人口就达到350万人。90年代欧盟15个成员国的失业大军超过1850万人，占应就业人口的10.8%。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美国，其失业率在90年代初从5.3%升至年底的5.9%，2002年为6%，失业人数达到735万人。自90年代末以来，网路经济泡沫破灭，以及世纪初相继出现的大公司如安然、世通等公司的相继破产，大规模的失业席捲整个美国大陆，失业率急剧增加，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布什政府一意孤行，借口911事件，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不惜以残酷的战争手段来谋求缓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千百万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丧失了生命，家园被摧毁；也使美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的和军事的负担。这就是当今的资本主义！
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第二国际的党即已变成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党，至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尽管它们某些党的总部还挂著马、恩的肖像，尽管它们成为某些国家的执政党，尽管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也曾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它们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根本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可否认，在今天所谓“福利国家”里工人阶级仍然处于被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奴役地位。
马克思写于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论及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地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他们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他们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係”，至于对于工人呢？“那么，首先毫无疑问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想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的办法，部分地用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认为，以上所说的要求，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马克思当年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精辟分析，对照今天第二国际及其他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包括斯大林主义党在内）的所作所为，这不就是说的他们吗？马克思认为，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来说，“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直到无产阶级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斗争停止为止，至少是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社会，而在于建立新制度”。马克思这段话，对于今天沉迷于社会改良的人，可说是一付最有效的清醒剂。
马克思以其亲身的经历，总结了1848年至1850年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确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出的战略：不断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正确的。他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有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下，剷除产生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社会发展到无阶级差别、无阶级压迫、无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去，这就是马克思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的结论。
当然，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马克思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如何发生？如何构成？如何运作，以及它发展的前途等问题，还不可能作出深入的探究。因为到那时为止，社会的实践还没有提供必要的经验。只是在20年后的1871年，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才能深入去探讨有关“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在学习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时跟随马克思去探讨这个有关无产阶级革命至为重要的问题。
（三）“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标题所引的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巴黎公社20周年时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的人说的。这些人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政治学概念的含义。他们像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任何“专政”。他们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不相容的，互相是绝对排斥的概念。讲“专政”，必定反对“民主”，讲“民主”，必定不要“专政”。他们根本不懂得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都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专政”，在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封建社会，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管这些统治阶级採取的政治统治形式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这些国家政权的阶级专政本质并不因之而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之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就在于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逻辑得出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阶段中，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国家政权作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杠杆或工具，不然就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而这个国家政权或统治的政治形式的阶级本质，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不能是别的什么阶级的专政，这即是说在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不能让别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来掌握国家政权。
标题所引的恩格斯的话，对于今天一切真诚的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来说，特别具有启示的作用。因为自从斯大林盗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掩盖他推行的苏维埃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以来，人们都把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等同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把斯大林官僚专制统治的所有罪行都算在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帐上，这如果不是有意，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所做的那样；那就是由于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无知。因此，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稀里糊涂地不分黑白随声附和，以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入歧途。
究竟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的呢？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最明显最有力的例证。当巴黎公社一出现，马克思便以最大的热情给予最大的关注，收集和研究了有关巴黎公社的全部资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恩全集17卷361页）而恩格斯则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要知道巴黎公社的来龙去脉，首先应当知道有关的法国历史。
巴黎公社发生于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的起义。在此之前，从1851年12月2日至1870年9月4日，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期。帝国的皇帝就是路易·波拿巴，他原是拿破仑的侄子，做了皇帝之后，自称为拿破仑第三。他生于1804年，自幼即受拿破仑家族皇帝思想的熏陶，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时才11岁，便过着破落贵族的浪荡生活。他28岁时，在1836年9月，在一批冒险家的军官协助下发动过斯特拉斯堡两个炮兵团叛乱，企图恢复拿破仑帝制统治。失败后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他和一小撮密谋家在布伦登陆，发动当地驻军叛乱。失败后被判终身监禁。1846年5月他从阿姆要塞逃脱。去到英国。1848年他曾自愿充当英国的特别员警，协助警察局镇压宪章派领导的工人运动。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法国，在一批波拿巴主义者的支援下，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和总统竞选。在当时特定的阶级关系下：工人阶级在六月起义中已被打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以及秩序党人，都因镇压工人阶级而臭名远扬。因而在广大的保守的农民阶级由于对临时政府征收附加税45先令不满，而支持波拿巴当选为总统。但波拿巴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他在1849年9月成立“12月10日社”。12月10日是波拿巴当选总统的日子，用作团体的名称，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个团体名义上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波拿巴借以搜罗为他服务的秘密武装组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对这个团体有过非常生动的阶级分析。他指出，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者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怜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士兵、释放的刑事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12月10社即‘慈善会’的核心”。“波拿巴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把这些由所有各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依靠的唯一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在他巡游期间，12月10日社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当他回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前卫，防止和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马恩全集8卷173—175页）
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具有根深蒂固的帝皇思想的一心以恢复帝制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登上法国第二帝国的皇帝宝座之后，统治法国达19年之久。对于这一段历史，所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赞扬路易·波拿巴取得的成就，把当时法国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腾飞”“文化繁荣”等等，都记在路易·波拿巴个人的功劳簿上。而对于在他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却只字不提。所谓“政治稳定”，这就是波拿巴实行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他统治下，一切报刊均须经政府批准后方可发行，一切政治俱乐部都被取缔，一切公共集会都被禁止，对一切反对政府的分子可以不经审判便逮捕监禁或流放海外。所谓“经济上腾飞”，就是以种种优惠的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资产阶级招商引资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以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换来的。在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也跟着发展，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连年不断的罢工风潮遍及全国。1853年的工人罢工有109次，1855年增至168次（参看陈文海《法国史》361页）。在对外扩张方面，1857年，波拿巴完成了阿尔利亚的全境占领。1857年与英国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满清皇朝，先后在1858年和1860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在中国通商、传教、在内河自由航行的权利和巨额的赔款。那个率领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了胜仗的库赞·蒙托邦还被波拿巴封为八里桥伯爵，并得到50万法郎的奖赏。1863年柬埔寨成了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也变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此外，在此期间波拿巴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以及大洋洲进行不断的军事掠夺，这一切使得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统治法国的政绩，这是用对内残酷压迫，对外掠夺别国人民换来的。
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引发了人民的广泛反抗。在他统治的后期，路易·波拿巴为了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他在1870年7月19日借口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问题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由此爆发。马克思当即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揭露路易·波拿巴发动战争的阶级根源和掠夺性质，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号召法国工人阶级同德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战争政策，战争开始后，由于法国军队连续吃了败仗，在1870年8月9日，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巴黎群众数万人便自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武装人民、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同年的9月1日，普军在色当大败法军，第二日，路易·波拿巴签署了投降书，他本人成了俘虏。消息传到巴黎，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无比愤怒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9月4日愤怒的革命群众拥到立法团宫去，驱散了立法团会议，并到市政厅宣佈共和国的成立。就在这时，资产阶级政客法夫尔等人伙同奥尔良党人，参加过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将军特罗胥，乘机篡夺的人民革命的成果，宣布成立以特罗胥为首的“国防政府”，法夫尔充当外交部长，掌握实权。但也就在同一天，巴黎的工人代表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的会址举行集会，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的要求，包括：取消警察局，它的职能由区政府兼管；撤销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公职人员的职务，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等。
9月5日，为了从组织上落实9月4日的决定，巴黎革命人民，包括工人和其他革命市民，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在当时巴黎所有20个区通过选举产生“共和主义警备委员会”，由各区的警备委员会选派四人组成20区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在此后的日子裡曾充当巴黎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领导者。在巴黎人民越来越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压力下，以特罗胥为首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被迫在原有的60个国民自卫军营队之外，再扩充60个新营队。巴黎工人阶级及革命群众即以最大的热情参加了新建的国民自卫军营队，由此使自己得以武装起来。这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新建的国民自卫军成了日后的巴黎公社得力的支柱。
20区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于9月15日发表历史上称为的“第一个红色公告”，要求取消旧警察局，由选举产生的区政府掌管员警的职能，新警署的官吏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取消限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法律，征用生活必需品，将无主住宅分配给无住房的居民。立即选举流动自卫军军官，发给全体公民枪支和弹药。由区中央委员会组织人力和物力进行各区的防卫，以抵御普军的入侵，以保卫刚刚成立的共和国。
9月18日普军开始包围巴黎。直到1871年3月3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批准和约的先决条件，普军围城才结束。在此期间，法国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波拿巴在色当被俘，人民推翻了帝制，成立了共和国，至此，普法战争的性质改变了。马克思在9月9日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第二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指出：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已随着路易·波拿巴的被俘和巴黎革命人民成立共和国而宣告结束。普鲁士继续进行的战争变成了掠夺法国人民，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称雄欧洲的战争。因此，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站在法国人民一边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就在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一及其首相俾斯麦一意推行掠夺战争的威胁下，武装起来的巴黎革命人民，决心保卫自己取得的革命成果。但是，篡夺了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却为了镇压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千方百计要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妥协谈判。在9月12日派出做过七月王朝的总理并策划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的梯也尔出访各国游说，乞求各国的统治者出面调解，与普鲁士议和。9月19—20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亲自到菲利埃尔去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10月27日，在国防政府对巴黎革命人民抗击普鲁士入侵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并一再乞降，巴黎人民在10月31日第一次举行起义，革命群众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这天的清早便来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高呼推翻国防政府，成立公社的口号，涌入市政厅把国防政府的要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等人软禁在黄色大厅内。当革命群众在领导人布朗基、弗路朗斯主持下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筹备公社选举，热烈酝酿公社人选名单之时，特罗胥和皮卡尔等乘机逃去，并立即组织反动军队进行反扑，致使这次起义流产，国防政府在11月2日还下令逮捕起义领导人，列入逮捕名单的有布朗基、弗路朗斯等23人。
10月31日起义的失败，使人民更加认清了国防政府的反动本质。群众并不因为一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相反，群众更加迫切要求成立公社来取代国防政府。群众在集会中公开提出“如果人们不给我们公社，我们就自己去拿”，这表明公社的要求已深深在群众中扎根。国防政府为了抵消成立公社的号召力，曾妄图用虚伪的区长选举，实行市政自治的假像来欺骗群众。但恰好在区长选举中，群众却把被国防政府通缉和逮捕的10月31日起义领导人如弗路朗斯、德勒克吕兹、米里哀尔、朗维耶、瓦莱斯、等选为区长或副区长。1871年1月6日，20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历史上称为“红色公告”的“告巴黎人民书”，揭露国防政府的种种罪行：不履行国防义务，使巴黎在敌人的进攻中陷入绝境，政府成员“既不会管理政务，又不会打仗”。公告指出，“公社是人民唯一的救星”，是“防止毁灭的唯一方法”。公告要求国防政府应当“让位给人民，让位给人民公社”。
国防政府的特罗胥为了加强同普鲁士的妥协来对付巴黎人民的反抗，建议由反动的维努亚担任巴黎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调派大量宪警部队把守要道，防止革命群众冲击市政厅。当巴黎革命人民在1月22日，响应20区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再次准备举行起义时，遭到了国防政府早早佈防好的宪警部队的袭击。巴黎人民为建立公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又一次遭到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残酷镇压。
国防政府就在加紧镇压和大肆搜捕起义者的同时，在1月23日派出了法夫尔到凡尔塞去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停战谈判，普军也于1月26日停止了对巴黎进攻的军事行动。当停战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巴黎人民纷纷抗议，驻守的15000名水兵拒绝弃守自己守卫的炮台。国民自卫队回应水兵的行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防政府的口号，号召人们去支援水兵。根据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国方面要把巴黎周围的炮台移交普军。解除正规军和流动自卫军的武装，但不敢提解除巴黎人民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就在签订停战协定的紧急关头，巴黎国民自卫军于2月15日，三千多国民自卫军代表在蒂沃里—沃克斯霍尔舞厅举行第一次国民自卫军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选派巴黎各区国民自卫营队代表20人组成临时委员会，拟定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办法。会议提出一系列要求，反对任何解除国民自卫军武器的企图，把前国防政府的主要成员特罗胥、法夫尔及其同谋者梯也尔等人交付法庭审判，建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用武力反对普军进入巴黎等。由于巴黎工人和劳动者基本上都加入国民自卫军，因此，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就成了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军事组织。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个组织取代了20区中央委员会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月24日巴黎国民自卫军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反对任何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企图；（2）一旦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全体国民自卫军应立即进行反击；（3）国民自卫军只承认自己委派的将领，不承认其他任何将领。会后全体代表整队前往巴士底狱广场参加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这次示威游行是巴黎革命力量的大检阅，大大增强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信心。3月3日，国民自卫军再次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组织章程，3月15日，按照通过的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章程，选举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选为委员的共40余人。他们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职员、记者，但他们都是巴黎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信赖的人。并推选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担任国防自卫军总司令。（他没有到职）
早在2月间，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推选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梯也尔为国防政府的行政首脑，他精心挑选反动分子如法夫尔、皮卡尔等人组成他的内阁。梯也尔从一开始便筹划镇压巴黎的革命人民，查封最受巴黎人民欢迎的革命报纸，如《复仇者报》《人民呼声报》《杜歇老爹报》等。并频频召开军事会议，筹划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并解除其武装，逮捕国民自卫军委员会成员，摧毁巴黎一切革命组织，并决定在3月18日凌晨开始行动实行对巴黎人民突然袭击。当梯也尔的反动军队在勒康特的领导下把在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抢到手并企图运走时，全城的警钟敲响了，革命群众（包括男女老少）像怒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蒙马特尔高地，武装的国民自卫军纷纷出动，把勒康特一伙团团围住。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巴黎革命妇女，面对勒康特军队的枪口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斥责敌人的指挥官说：“你们在这里干的事情是可耻的！”又对敌人的士兵说：“你们给敌人服务吗？”“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吗？”“你们替压迫者充当盲目的工具还不够吗？”“你们替卖国贼服务难道不害羞吗？”敌人的士兵被问得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就在这时，暴跳如雷的勒康特四次下令开枪射杀革命群众都遭到士兵的拒绝，而且，士兵们纷纷起义同革命群众举行联欢。勒康特及其亲信，随即被逮捕。革命群众即于当天的4点半钟，在红宫花园把勒康特和充当夺炮密探的曾经被特罗胥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1848年6月起义镇压工人阶级的侩子手克刘芒·托马枪决了。在当天晚上10时，起义者便佔领了市政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就迁入上空飘扬红旗的市政厅，从而占领了整个巴黎，取得了政权，巴黎公社的起义宣告胜利。巴黎公社起义的胜利是巴黎革命群众自觉地自动地自发地进行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统治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推上了政治统治的权力地位取得的。在巴黎人民热烈欢呼革命胜利声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于3月19日发表宣言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由他们亲身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拯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随着反动的军警部队的瓦解和崩溃，反动的官僚们纷纷随梯也尔逃往凡尔赛。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派出它的委员去接管各军政部门，由普通工人、职员、革命知识份子组成了新型的行政人员队伍，取代旧的国家机关的官吏，这些来自人民群众中的小人物登上了革命政权的领导岗位，掌握权力，都表现出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派去接管财政部的是装订工，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委员，3.18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瓦尔兰，和会计员、蒲鲁东主义者国际会员茹尔德；接管内务部的是记者、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瓦扬；派埃德去接管陆军部；派铸工杜瓦尔（布朗基主义者，3.18起义领导人之一）去接管警察局；派职员出身的贝热瑞去接管卫戍司令部；派制鞋工卢利叶去接管教育部；派机械工阿西任员警厅警卫司令等。3月26日，巴黎的革命群众，满怀喜悦心情参加公社的选举，总人数达22万8千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名单。选举的办法，各区公社委员按各区人数的比例而定。候选人得票，达到选举人数的1/8，才算有效。当日选出公社委员64人，其中工人27人，职员8人各种自由职业者29人。从政治思想派别分，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宾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10人，在64人中，第一国际会员28人。后来在4月16日补选公社委员20人，两次选出公社委员共84人。补选后只有龙格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3月28号是公社正式成立的日子。3月29日公社成立10个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这10个委员会是：
（1）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决议。
（2）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工作，领导国民自卫军。
（3）财政委员会。编制公社预算。经营拨款、房租、债务、捐税事宜。
（4）粮食委员会。负责粮食供应，对食品实现管理，清查各商店所有物资。
（5）司法委员会。管理一切诉颂案件，实行司法改革。
（6）治安委员会。负责保卫公社安全，保护公民利益、镇压反革命。
（7）劳动、工业、交换委员会。管理工业、公共工程、商业贸易。
（8）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监督邮电局、公路局、铁路公司。
（9）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外交工作，联络法国各地公社
（10）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事业，进行教育改革普及义务教育。
通过这些委员会的设立，公社统一行使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担负起管理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治安等各方面的职务。公社发布一系列重要的法令，并立即贯彻执行。其中有：
（1）3月29日公社颁布第一道法令，即废除常备军和代之以国民自卫军。法令宣称“（一）取消征兵制；（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调入任何武装力量；（三）一切适于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这道法令是巴黎公社废除资产阶级的军事武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权力，而代之以人民武装，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的一项最重要措施。
在同一天公社会还颁布一项重要法令，宣佈“公社是当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即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拥护者所发的命令、指示一律无效”。“任何官吏或职员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
（2）4月1日公社通过关于限定公职人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相当于工人的工薪）的著名法令。该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且在真正的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兹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工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
（3）4月16日，公社领发了关于将逃亡企业主所遗弃的工厂移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重要法令，该法令宣称“鉴于许多工厂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愿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从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为了恢复这些企业的生产，公社授权工人协会联合会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如下工作（A）调查被遗弃的工厂的状况及编制工厂财产清册；（B）拟定实际开工措施，依靠本厂工人组成工人生产协会进行生产等经济活动；（C）制定工人生产协会章程；（D）成立仲裁法庭，规定将工厂完全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办法和条件。这道法令无疑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所以受到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
（4）4月19日，公社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这是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它宣布公社的目的是巩固共和制，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社的完全自治，在地方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宣布公社的权力如下：批准公社预算，保证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保证公民经常参加公社事务；组织城防和国民自卫军；进行必要的行政和经济的改革；等等。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经济措施和社会措施，都是以保证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除上面已提到的之外，还有禁止面包工人夜班工作，废除厂主等擅自僭取私人裁判权；废除他们擅自用制定罚金，扣款来掠夺劳动者工资的权利；学校所有学习用品，包括书籍，地图纸张等，免费由政府供给；1871年4月份以前最近三个月房租全免，禁止赌博，所有政治犯立即释放。拆除象征暴力推崇军国主义的旺多姆圆柱等，都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巴黎公社是在朝着共产主义即废除造成阶级分裂的私有制度的方向努力工作的。虽然公社领导者大多数是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而公社的工作却正好是同这些领导者的政治观点相反。
以上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扼要介绍了巴黎公社产生的经过和它所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立足于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巴黎公社这个客观事实，进行细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才得出结论说：“巴黎公社的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根据巴黎人民的斗争经验，特别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武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初，巴黎人民曾寄希望于推翻帝制后成立的国防政府及稍后的国民议会政府。但事实证明，这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却同普鲁士皇帝沆瀣一气来反对人民。这就表明，工人阶级绝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来谋求自身的解放，而必须推翻这个反人民的政权，而以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来取代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同旧的压迫人民国家的政权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回顾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政权演变的历史，他指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员警、官僚、僧侣和法官，”都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像蟒蛇一样”“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这个国家政权，不管它的形式是所谓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和帝制的，都是压制和剥削生产者，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巴黎人民建立的公社，同这些压迫人民的国家政权是“真正的对立物”。
巴黎公社之所以不同于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就在于它是由革命人民自动自觉积极行动起来干预国家生活，经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各行政部门自上至下的一切公职人员，自公社委员起，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过去的国家政权的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办公费，都被取消。由于取消了旧国家政权的常备军、员警和庞大的官吏队伍以及他们所享有特权，使公社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公正廉洁的政府。
对于旧的国家政权的特点，恩格斯在他写的导言中有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以往国家（政权）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人民更加明白了解问题，恩格斯特意举了美国的例子，他继续说：“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取得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报酬。”“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掌握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治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恩格斯这段精辟的论述虽说是以当年的美国为例子，但对照今天美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不也是一样的吗？从那时以来，美国就是由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轮流执政”来统治和掠夺人民的，这是事实。
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府根本上同旧的国家政权相反，任何人都无法谋取国家政权的职位来获得丰厚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防止国家政权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措施，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出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只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许可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就是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根本性改革，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此外，更为重要的，公社所以不同于旧的国家政权。在于它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的统治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不可能实行。而且，所谓“公社”就将是一个“骗局”。
巴黎公社采取的经济措施就是朝向“劳动解放”这一伟大目的的。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能离开劳动生产。“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没有劳动生产，任何个人和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但在过去有过的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由于一些人採取“篡夺、欺骗、权诈”的手段，占有了劳动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资料，因而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绝大多数的生产者因为自己没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受到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奴役和剥削。在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在封建社会，则是农奴，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生产者就是受雇于生产资料占有者，即资本家阶级的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被奴役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政治的统治地位，他当然要谋求经济上的解放，摆脱劳动生产者受制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奴隶地位。办法就是把生产资料从占有者手中收回来归社会所有，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不再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再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巴黎公社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不但进行政治上的改造，而且进行深刻的经济的改革来开始工作的。而所有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都是维护、保护原来的剥削制度，镇压任何对剥削制度的侵犯。而巴黎公社则以取消任何剥削制度为目的，这就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同过去的旧国家政权的根本区别所在。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提出了如下富有教育意义而有远见的观点。他说：“公社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裡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著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取代，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取代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这就是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创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篇章，因此巴黎公社的业绩，“将永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躯而受人敬仰”。正因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动地积极地通过普选选出自己所信赖的代表组成的，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工作，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政权，因而是最民主的政权。这就是马克思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群众的政权。
所以，正当巴黎公社在巴黎革命人民支持下火热朝天地进行创造伟大的历史业绩时，法国所有的反动派，包括保皇党、秩序党、君主立宪党，各式各样的共和党人乃至拿破仑分子都齐集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周围，策划着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扑，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对巴黎进行反攻。并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开始了对巴黎人民血腥大屠杀的五月“流血周。（从5月21日—28日）”巴黎公社在它成立后的第72天，终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失败了。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梯也尔及其帮凶，杀害公社社员达三万人之多。加上被逮捕监禁和流放的受害者，总数达10万人之众（有人估计为保卫公社同敌人进行斗争而牺牲的社员为7.29万人，被梯也尔政府逮捕后被枪杀的达2.98万人）。梯也尔的所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和尸骨之上的。
当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2天，它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工作上做得更多。但它提供了创造新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并不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不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个“新社会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现存社会的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生产者，即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所有的私有制社会里，劳动者，生产者阶级总是被排除在国家管理的权力之外不仅不能过问政治事务，甚至连自己的经济生活也只能任由统治者通过种种政策法令乃至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手段来安排，更谈不上接受文化科学技术的教育和训练了。而公社正好与此相反，它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的自己管理自己的空间，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能力通过实践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巴黎公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宣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这些迟生150年的人，未能亲身参加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但通过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深深感受到巴黎公社社员们为了创造新社会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并为这种革命精神所鼓舞。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无产阶级为创建新社会的斗争，不仅经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破坏，还遭到来自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这些“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者的严重“阻挠和延误”，以至直至今天工人阶级未能建立起如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来推动彻底的社会变革。摆在当今无产阶级面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坚决粉碎一切反动派的旧国家政权。建立起强大的拥有广泛革命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有这个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
（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阐述的过渡时期理论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德国两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和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和特尔克领导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前拟定了合併后的党纲草案。马克思看到这份纲领草案后，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全面地严肃地批判了纲领草纲的错误观点。但，这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却因为急于要实现两个工人组织合并的李卜克内西隐瞒了长达15年之久，直到1890年10月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来取代《哥达纲领》时，恩格斯为了帮助德国党制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才在《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一号上公开发表这份重要文献，同时也发表了恩格斯写给倍倍尔的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一些信件。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详细介绍马克思这份文献的全部内容，我们提出来讨论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时阐述的关于过渡时期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注）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后者就是常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历史上第一个曾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瓦解已经有15个年头的今天，一切关心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人对于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这个重要思想，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并认真加以研究。因为从十月革命成立之后在俄国发生的一切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诸如工人阶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变质的问题，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政权下如何对旧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由此形成的旧的社会思想、意识及社会生活习惯进行改造和创立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新的生产关係和新的社会上层建筑问题，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如何打破旧的私有制的国际秩序，推进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里发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地从理论上去探讨过渡时期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它的含义是十分深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需要我们在学习中认真去思考和体会。首先，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句话应如何去理解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任何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都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比如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土地分封制关係早在奴隶制社会里就发生和发展了，只是在奴隶制社会崩溃之后，封建制的土地关係才普遍盛行起来，奴隶制社会也就为封建制社会取代了。再如从封建制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还未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资本主义的经济关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早就在封建社会里生长和发展起来了，这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已经开始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因素发展到不堪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时，资产阶级才起而闹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便可以“自由”地在自身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但，无论是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还是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从一种私有制社会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社会，所以，它们的“革命转变”可以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孕育成长和发展，这体现了整个私有制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从私有制社会形态转变为公有制社会形态，所以它们的“革命转变”同私有制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素或成分不可能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成长；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切的发生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事实上乃是无产阶级有意识的自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变革的过程。这也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开始。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那些具体内容呢？毫无疑问，所谓“革命转变”，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即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一再申述的“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差别的“一切生产关係”，和“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此外，还要“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係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但这还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的一个方面，即破除的方面，而目的的另一面则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破除的任务和创立的任务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在学习巴黎公社时就已经知道马克思曾说过：“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就经济方面的“革命转变”说的。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联合的”经济组织究竟是啥样子的，谁也没有见过。我们见过资本家的工厂、商店、公司，也见过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因、卡特尔、乃至当今的跨国公司等资本主义庞大的经济组织，它们的分支机构和相关的组织遍布全世界，可以说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已经把全世界纳入它的网罗之中。毫无疑义，这些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都是资产阶级为赚取利润而设立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联合体”就是相对与资本主义的纯粹为谋取利润的经济组织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不自由的，它们只服从一个主宰，那就是利润；为了利润，这些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可以不顾工人的健康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极不道德地使用童工和女工，以便增加生产，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而在引发生产过剩招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它又可以大批大批地解雇工人，把他们抛入失业大军中去，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包括人和物，都是不自由的，整个组织都为利润这个无上的主宰所驱使，谈不上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也谈不上人的尊严；就像木偶戏中的木偶一样，既不能说话，也没有自主行动的可能；它的表演，它的说唱，它的一招一式，完全操从在提线人的手中，任由提线人摆布，这就是没有自由。如何把不自由的奴役人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改变为“自由的联合的”经济组织，从而使劳动者获得解放呢？这就是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只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原则，那就是首先要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阶级性质”，即取消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使这些经济组织变成工人国家所有。至于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中如何真正的当家作主而获得自由，这却没有任何先验的方案可循，而只能由工人阶级在新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去探讨去解决。
其次，说到政治方面的“革命转变”问题，事实上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如何才能巩固发挥其应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就一般情况说，似乎工人阶级经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事情不如此简单。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工具，中国有句古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木匠要做好一张品质上成的桌子或一张床，除要有好木料之外，还得要有好的刀、斧、凿、锯等工具；这些工具不好，甚至坏到不能使用，这位木匠是不可能做出好桌子好的床的。作为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转变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呢？当然不是。正如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新生的事物总会经历它幼年时期，然后才能发展到成熟的时期。一个刚开始结成的苹果总是酸涩的甚至带有苦味，只有成熟的果子才是甜美可口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初生的工人阶级政权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完美无缺的。它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甚至错误，才能使自己完善起来，担当起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重任。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注意到公社存在的缺点，他指出公社太过仁慈，对敌人太宽大，它曾放走过反动分子特罗胥、法夫尔等；它发布通缉反动分子的法令交付法庭审判，但却不能付之行动。它本应没收银行归国家所有，却低声下气地向银行乞求贷款。第一次公社选举时，还把倾向反动政权的人选为公社委员，这些都表明公社软弱无力，选举的漏洞太多；更使马克思感到不安的是公社还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花在彼此间的纷争的时间太多，以至分散了公社的整体力量。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亟需解决的政权建设的问题。
如何才能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完善和巩固起来，发挥它在过渡时期中担负起革命作用呢？这正如同在经济方面用“自由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一样，没有先验的方案可以遵循，工人阶级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去探索解决。但，这里也有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那就是：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必须是自觉的主动的参加政权工作的一切方面。离开这一条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政权完善和巩固可言，甚至可以说这个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其次，马克思说得很明白，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过渡性质的政权，是适应“革命转变”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这个政权将随着“革命转变”的逐步完成而成为不需要的政权。正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批评《哥达纲领》草案时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性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会存在了”。由此看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另一条原则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必需促使这个过渡性的国家政权走向“自行解体和消失”。如果不是这样，肯定说，这个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这里，似乎存在有矛盾：一方面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完善和巩固”，另方面又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走向 “自行解体和消失”，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完善和巩固”是由于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的主动的参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在对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能发挥最大的革命作用。而与此同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随着阶级的消失，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作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自然不再需要而“自行解体和消失”。这正好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矛盾统一规律的客观辩证过程。
至于说到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革命转变”的问题，那更是琐碎麻烦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观念乃至人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非常顽固的，绝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这将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经过长期的教育工作和不断的批评斗争，才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和发展逐步得到改变，而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也由此得到逐步的确立起来。不难想像，一个在私有制培养起来的满身铜臭的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也不难想像一个吊儿郎当，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或地痞无赖，怎么可以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即便是个工人阶级，如果他受到私有制形成的思想观念影响和腐蚀很深，没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他也不可能担负起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的。列宁在1919年3月的一次彼得格勒苏维唉代表会议上，答复与会者的提问时讲了一个故事，他偶然看到一位美国理发匠写的赞扬百万富翁的回忆录。这位理发匠当然是个工人阶级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世界观却是资本主义的，这位理发匠每天为百万富翁美容，呆上一个小时，便得到一美元的酬劳。在当时，一美元当然是相当优厚了，因此这位理发匠很心满意足，觉得资本主义很好，他不想要什么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这种思想值得警惕，不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工人生活得好就不要社会主义。显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腐蚀的这位理发匠是不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斗争的，如果他不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也不可以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必定是一代新人，他是以劳动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知识、有文化、自觉为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竭尽自己才能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的人，同时也是具有历史上公认的道德品质和高尚品格的人。公正、无私、诚实、坦白、友爱、互助必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于人之间关系遵循的准则。旧社会那种贪得无厌、损人利己、你虞我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际关系必将不复存在而成了可笑的历史记忆。只有当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创立才是不可逆转的。
最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斗争的舞台，“形式上”虽然是在本国，但实际它是国际性的斗争。所以，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
由此可见，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刻的，它涉及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乃至国际关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所谓过渡时期，事实上就是这种“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开始，而不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结束。因此，处在这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自然也就是过渡性的社会了。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正在实行“革命转变”当中。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还在创立的过程中，所以，这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就像十月怀胎的母亲，既有临产的痛苦，又充满新生的幸福的希望。说痛苦，因为旧社会的一切正在被破除，难免有切肤之痛。说希望，因为已经看到了人类渴望己久的“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就要出生，这个所谓“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在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愚弄劳动人民的谎言。而在无产阶级这里，通过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却是能够付之实现的。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历史来看。从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起，马克思吸收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又经过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的亲身体验，直至1875年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前后共历时24年之久。在此期间，马克思时时刻刻都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发展方向，才明确提出“过渡时期”这个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概念的。我们切莫由于“过渡”这个词的表面意义，以为这只是历史短暂瞬间，如同从河的此岸过到彼岸一样，过了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过渡时期乃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实现革命转变的“十月怀胎”的历史过程。谁也无法确定这个历史过程的终点。这只能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来决定。由此看来，当今流行的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有的人还认为只要是共产党（指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像英国那样国家，也就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更有些国家，不管是什么阶级占统治地位，也不管它的经济状况如何，也自称为社会主义，什么“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低级的”社会主义，“初级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通通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不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中的过渡社会。这就表明，这些观点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骗人的政治谎言。
附一 恩格斯论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消亡
上面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的观点。但，这过渡时期的理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完整理解过渡时期理论，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的观点，特别是有关国家的起源和国家消亡的观点，为此，我们特意从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这两本书中摘录有关的观点如下：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恩全集》21卷194页）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等级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马恩全集》21卷196页）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恩全集》21卷198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就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下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之被消除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的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恩全集》19卷242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国家，当然就是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民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恩全集》19卷245页）
最后，我们还要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后的话作为总结，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应当成为激励当今一切献身于这一“解放世界事业”的人的用之不竭的动力。
2005年8月23日
附二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问题的一封旧信
……
你的“思想体系”及你和郑老交换的意见，我都拜读了。我觉得从求知出发，经过交换意见，一定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解得到更加深刻透彻，这是件好事。
你似乎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马克思的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段话的理解不同。当然，如果理解不同，就会争论不休。但，马克思用以表述他的思想的这段话文字本身是非常清晰透彻的，根本不存在有引起误解的可能，只要我们按照这段文字的逻辑结构去思考就会明白的。
依我的理解，马克思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第二，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第三，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三层意思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开的。
在这裡，我们应当理解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为什么必然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这个时期的社会有什么特点？
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都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但过去有过的“革命转变”，都是从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原始氏族公有制到奴隶制的转变除外）。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则是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转变，所以它的革命转变时期就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转变时期。比如说，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资本主义的成分，资本主义的因素就已经在封建社会的胚胎里孕育成长了，这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开始了。只是在资本主义成分，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到不堪忍受封建社会这个“外壳”的束缚，资产阶级才起来闹革命，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当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时，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就完成了。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则不同，这个革命转变包含两个相反但又互相连系的过程，即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过程。私有制不会自行消灭。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胚胎里孕育成长。这一切的发生都只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才能发生。
其次，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历次革命经验已经证实了的。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万岁”的封建帝国，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永恒的自由王国”，而是过渡时期的国家。一当私有制决定地被消灭，公有制确定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期也就到了终点，社会也就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而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开始消亡了。……
“革命转变时期”，或“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没有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革命转变时期”（巴黎公社只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但他知道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里，正是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处于连续性中断的阶段，各种社会因素、成分、阶级、阶层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上升与下降，生与死的搏斗使整个社会处在剧烈变化之中。这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朝着那一个方向发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当然要向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才有出路。但这不取决于个人、政党、派别的愿望，而取决于各种社会成分的力量对比。正是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了“革命转变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并根据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教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强大的工具，来解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促使社会向着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
斯大林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从来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无条件接受了。但当斯大林的罪行公开揭露出来之后，人们对斯大林伪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失所望，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本应从此面对严酷的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严酷的事实进行批判认识，扫除斯大林散布的乌烟瘴气，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得以认清前进的道路。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为斯大林的已经破产的伪造学说进行修修补补。于是许许多多的稀奇古怪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名词现纷纷出笼：什么“民主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狭义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共产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还有苏联人说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使人眼花缭乱。但肯定说，在马克思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过程中，绝对不会有它们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确实是当务之急。
1985年5月22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