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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饶勒斯与马克思主义
〔法〕马·雷贝里乌
1977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一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1903年3月，拉加代尔几乎以毫不隐讳的语言宣布了与饶勒斯的决裂，他说：“法国社会主义只有回到马克思那里去，才能摆脱种种混乱思想。”当时，马克思逝世已有二十周年，拉加代尔对马克思的推崇，至少在社会主义者内部，却还显得有些孤立。1900年10月，当社会党人就“两种方法”问题在里尔进行著名的论争时，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一词只提到过两次，而且提到马克思的人不是盖得，却是饶勒斯。再往前五年，即使拉法格自己，当他以唯物主义的名义为“这个怪人”的历史观辩护时，也没有更多地引证马克思。可是，盖得和拉法格是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两位最负盛名的领袖，他们在1880年与马克思一起起草了著名的《工人党纲领》！在1914年前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真正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实在寥寥无几：瓦扬和盖得可以算是，当然还有拉法格。丹尼尔·林登贝格的近著一语道破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简直是“无声无臭”。总之，盖得派自1898年起对饶勒斯展开的频繁和有力的攻击，以及瓦扬在本世纪初对饶勒斯的攻击，其目标主要针对着饶勒斯的政治实践和“方法”，间或也有人身攻；击多即使偶而涉及饶勒斯的总体观点和哲学，那也往往停留在传统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很少谈到辩证法。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虽然自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法国，但他们在理论上十分浅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出现一个理论家，这既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讨论的展开，又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究竟是何时展开的呢？实事求是地说，那是在1893至1900年期间。当时，一些社会主义的学生小组在巴黎举办报告会，由报告人各抒己见，报告人之间有时就出现矛盾的意见。1894年底和1895年初，饶勒斯和拉法格正是在一轮这样的讨论会上发生了意见冲突。与此同时，先后出版了《新世纪》（1893-1895）和《社会未来》（1895-1898）两个新刊物。可惜，它们几乎不对外发行。它们刊载了罗马尼亚、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特别是德国理论家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但是，除了索列尔（他用了很多笔名）和拉法格以外，法国人所占的地位实在微乎其微！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刊物何况只是昙花一现，而贝努瓦·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于1885年创刊，直到1914年还经久不衰，它在法国涌现的漠视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合唱队中占有一席之地。古斯塔夫·鲁瓦奈1887年在该刊物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的文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人们或许会问，拉加代尔1899年与人合办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如何呢？这个刊物的读者虽然从未超过八百人。它至少使读者了解到有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部分著作。它的功绩还在于，刊物的撰稿人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而不限于重复几个口号。但是，从1903年和1904年开始，它的领导班子逐渐缩小了，刊物着重于介绍索列尔的“工人社会主义”。在法国总工会处于黄金时代的那几年里，至少在1908年以前，拉加代尔的刊物尽管办得多么引人入胜，却逐渐埋头于搞理论讨论。表面上，似乎很少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但这毕竟是一张日报呀……
论述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或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以上只是概各地谈到了何以不容易的原因之一。饶勒斯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颇有名望，至少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当他展开行动和号召行动时，却往往由于他的理论思想而处于孤立。1893至1900年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发展到了最高潮。
饶勒斯虽然参加了讨论，但他认为革命已迫在眉睫，面对政府方面的保守势力施加的压力，他感到十分焦急，因而往往把他的意识形态分歧暂时搁在一边。他于1896年11月在他的朋友索杜米埃的墓前说：“只要全体雇佣劳动者和被压迫者还不能同我们一道自由地探索生活的奥秘，我们也将不去进行这一探索。”后来，由于讨论在一些策略问题上僵持不下，饶勒斯也就积极地投身进去。不愿就策略问题表态的索列尔等人很少参加讨论，饶勒斯因而把他们当作无用的东西而抛弃了。为了找人进行讨论，他把目光转向国外。可是，他对意大利人很不了解，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的确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唯物史观概论》早在1895年已由《社会未来》杂志刊登了重要段落，并于1897年由吉阿尔和布里埃尔出版社出版，拉布里奥拉与索列尔的通信集也于1899年出版。这是由于饶勒斯偶然的忽略，或是因为他看到索列尔的名字就对拉布里奥拉也抱有成见，对此我们不得而知。饶勒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陌生，尽管他十分重视俄国局势的发展。障碍也许来自鲁巴诺维奇，这位对社会民主党人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任《人道报》俄国事务的记者。何况，总的说来，俄国理论家在法国几乎从未露过头角。饶勒斯主要从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基地德国和奥地利，从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希法亭和伯恩施坦那里得到启发。因此，在他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很可能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政治辩论，而这对整个理论工作是不利的。以上也部分地说明了我们研究饶勒斯的另一种困难，饶勒斯从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从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言论很零碎，而且明显地带有偶然性。不久前，有人把饶勒斯与伯恩施坦和贝奈戴托·柯罗齐并列为“修正主义者”，[1]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同德国的思想家和意大利的哲学家相反，饶勒斯身上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可供他修正。那么，能否象另一部著作[2]那样，把饶勒斯从马克思主义史中彻底排除出去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 饶勒斯与马克思主义
饶勒斯接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重大的物质障碍需要克服。他的德语说得结结巴巴，但阅读则毫不费力。这和盖得相比，甚至和拉法格相比，是个不容忽视的有利条件。恩格斯生前曾一再规劝拉法格，要他学习马克思的语言。1872年，即饶勒斯十三岁那年，中学教育增加了活语言的课时，其中德语居于首位，因为法国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德国相对而言的。虽然盖得派领导人不重视德国，但对爱德华·瓦扬、吕西安·黑尔，夏尔·昂德勒、于贝尔·拉加代尔和阿尔贝·托马等历史上属于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说来，情况就不是如此。饶勒斯在大学学习期间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标准的德语，而且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象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向往着德国——渊源于康德的各种伟大学说的故乡。他这一代人，作为“布特鲁先生”的学生，不仅对康德，而且对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感兴趣。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摆脱德国大学的思想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几年前还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吕西安·黑尔说：“人们今天到德国去，不再是为了探索，也不是为了朝圣，但去那里还是有益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哲学或与哲学邻近的学科，但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的东西却不是哲学。
这就是饶勒斯所走的道路。他于1892年提出了题为《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的副论文，这篇用拉丁文写就的论文力图从“那些堪称德意志天才思想的培育者”身上找出“社会主义与德国哲学的联系”。他发现哲学具有“好斗的”本能；他宣称，“如果仅仅看到倍倍尔及其同志们所创造的特殊的和过渡的形式，还不足以真正理解德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挖掘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和深刻的根源”。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哲学、一种组织形式和“国家中的一个党派”对饶勒斯具有诱惑力，他的注意力首先转向业已成为一股现实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而且他正确地看到，这一社会主义的最新的思想家既不是谢夫莱，又不是拉萨尔（尽管他对拉萨尔也感兴趣），而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饶勒斯走的这条道路至少有以下的好处，就是他一开始不把马克思主义单纯地看作是政治说教、斗争实践，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因此，即令饶勒斯当时既看不到黑格尔同个人主义决裂的重要性，也看不到马克思彻底转向唯物主义立场的重要性。他把社会主义当作整个哲学和政治斗争工具的总体；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表明，他所追求的目标与马克思相接近。饶勒斯曾经是哲学家，这一事实对我们研究“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纯哲学分析没有什么创见（也许我们的看法不对）。总之，他是法国唯一具有哲学修养而又成为社会主义领袖的人，他的政治实践与他的哲学观点不能截然分开。
显然，这还不能保证饶勒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但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比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正式代言人要高得多。除开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哲学界的朋友以外。他与路易·雷佛兰和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结成友谊，前者的理论修养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曾获得众口一词的赞誉，后者是根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饶勒斯编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一书时，杰维尔是他的联系人之一，并且几乎是他的资料员。我们显然不能断言，奥勒斯没有引证过的书，他就一定没有读过。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他曾引证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没有提到《神圣家族》，更不用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后一部著作在伯恩施坦于1902至1903年摘要发表前，即使在德国也不为人知。最早给饶勒斯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资本论》一书，这部“论据有力、结构严密”的著作饶勒斯自一八八九年起曾反复读过。这一点并不突出，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五年里，即使马克思的敌人也为他的非凡才智赞叹不已。与众不同的是，饶勒斯努力把《资本论》同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联系起来研究。他注意《新时代》上刊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未发表著作，即使对序和跋也不放过。马克思的女儿把她们父亲的手稿交给了考茨基，而考茨基则在《新时代》上陆续发表。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初步形象。
饶勒斯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伯思施坦以及同海德门都有个人交往，他旅居英国时曾住在海德门家里，这种关系使他了解到一些个人回忆和鲜为人知的情况。他研究这些材料，并非作为一个考证入微的学者，而是作为一名肩负教育使命的社会主义者，他懂得把活动家的理论修养同一般的普及工作区别开来。为此，他向《小共和国报》和《电讯报》的读者推荐了《社会主义丛书》，包括本世纪初由沙尔·龙格作序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由昂德勒作序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发出的号召，从此才第一次为广大法国读者所知道。饶勒斯去世前，有时也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简短有力的提法评论一番，这些评论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在观点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是否因马克思于1883年的去世，或者因恩格斯于1895年的去世而寿终正寝呢？饶勒斯不承认任何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擅长，他对普及读物一概持怀疑态度，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全都感兴趣。他同伯恩施坦辩论，为考茨基的著作写序，阅读希法亭的作品，研究《资本的积累》一书，并象对待《伊里亚特》那样作了详细的批注。他在蒙特勒伊的书房里至今保存着这本原版的德文书。他是否特别喜欢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呢？似乎不是。在他看来，凡属社会主义倾向的著作，只要真有内容，就值得推广。这是折衷主义吗？为了作出判断，我们必须按时间顺序从头说起，并尽可能地再现出饶勒斯在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中所走过的道路。
三 饶勒斯的成长
研究饶勒斯的专家今天一致认为，饶勒斯是在卡尔莫罢工以后，即在他满三十三岁那年，才完全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曾先后在阿尔比中学和图卢兹大学教哲学。当他撰写博士论文和第一次研究《资本论》时，他还不具备为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性质所必需的具体知识和社会实践。他自己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呢？他只意识到一半。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更加重视饶勒斯自己的言论，而十五年来，大家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自己也是加此。在饶勒斯的一生中，当他回顾往事时，他用什么形象来说明他的思想演变呢？我们且听他说吧。
1893年：“我拥护社会主义事业迭经多年。早在1886年底，我在《电讯报》上发表的第一批文章已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确实……我当时认为，不用分裂和斗争也可以使所有共和主义者一致接受社会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是我青年时代的天真幻想。”
几个月后：“从我1885年当上众议员的头几个月开始，我痛感当今社会的不公正，因而深为厌倦。我看到，弥补的办法是要用集体主义来组织社会。1886年，我写了一些不供发表的关于集体主义的笔记；这些笔记我至今还保存着，通过它们，我竭力想弄清实行集体主义的困难和问题。”
1899年：“在加入社会党前，我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
1904年：“生活没有使我有所长进……我这样责备自己一点也不过分。在我早年的研究中，我领会了或已经预感到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全部社会主义学说，却不知道法国的社会主义划分派别……在1885至1889年这届议会里，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从座位的地理位置看，我属于中间派……然而，我在那时已是完全彻底地拥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了。”
这是饶勒斯在回忆往事时幻觉？或是他想以此反驳种种卑劣的攻击（对于象他这样一个变节者，当然不免要受到攻击），并想进一步说明他的充满变迁的生活道路具有连续性（他的哲学思想使这种变迁中的连续性在人类历史上更有位值）？两种原因大概兼而有之。但还有另外的原因。根据饶勒斯的说法，他似乎先发现思想，后发现组织，先发现理论，后发现行动。如同所有“似乎”的说法一样，饶勒斯的这一说法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即使根据我们的看法，饶勒斯对他的思想演变的认识是错误的，从他如此强调这一演变，我们也会想到，他一方面把思想与实践，理论与行动加以区分，同时却又认为实践来自思想，思想是第一性，思想必定通过肉体而体现，因为“人是存在”。为此，他经常要反对他或批评他的人读一读他于八十年代初写成的、于1889至1891年撰写论文时作了修订的，关于《感性世界的现实》的哲学著述。这一著述的实质内容他从没有否定过。与他开始的时候相比，他的哲学研究的重点是有所变化的，他年轻时研究康德的批判主义，后来转而研究唯实论。但他的哲学观点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他始终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人生来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因为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要寻求包罗一切现象和一切规律的总体”。
由此可见，对他最初十年所持的哲学立场，饶勒斯没有予以否定过，甚至没有批判过。不难理解，这种立场使他很难接受与形而上学相决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早年的文章里（包括1890年那篇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文章在内），特别在他的副论文里，他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方法正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解决他1886年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理论“难题”，为了建立一种能与他的形而上学观溶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在摸索中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最新的因素，但这一因素还不能使他“驳倒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诡辩有效地思考当前的社会问题”。他阅读了《资本论》，正如他也阅读了路易·勃朗的《组织劳动》和蒲鲁东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样。由于大学的传统，由于直接了解的情况和孕育中的政治觉悟，他决定在副论文中论述德国社会主义，不过他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来演绎《资本论》的。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但他用的“差异”一词却极端地缩小了两人的“差异”。饶勒斯指出：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经济运动和历史运动”，但他错误地以为，他的思想形成与大工业的进步相联系，其实他的思想主要来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是一个由其民族传统而与工业化过程相联系的英国哲学家，而是一个认为任何观念形式都不是永恒真理的辩证论者和黑格尔的门生。“事变导源于观念，历史从属于哲学，这是饶勒斯于1891年得出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克服他的教授习气，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世界观。但后来，他还是把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革命思想和革命立场《只有庸人才认为二者可以分开）同他自己的想法揉合在一起。由于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饶勒斯个人在同乡、亲戚和同事关系中，都与工人斗争相隔绝。直到1890至1893年间，当工人运动迅猛高涨时，他才慢慢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笃信存在的统一性，对反教会的言论不能同声相应，但他还是一个好的共和党人。他象费里一样爱国，具有以法国为中心的浓厚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直到1892年夏季前，他还从没有置身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中去。他提出的关于民主共和派大联合的设想，虽然开始要求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他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里知道，社会中存在各种阶级），但还没有明确地抓住每个阶级的特点。例如，他于1889年对无产者、中产阶级和资本家作了以下的区分：无产者“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中产阶级“虽然占有一定的资本，但他们主要不依赖资本收入为生，而是通过使用资本从事劳动为生”；至于资本家，他们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劳动，而来自他们的资本，尽管他们并非游手好闲。只是到了1892年，在卡尔莫罢工的启示下，他才真正认识了无产者，真正了解到资本主义对无产者施加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矿工代表卡尔维涅克同矿主，卡尔莫选区的议员索拉热侯爵之间的冲突使饶勒斯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工人斗争的一边。在此以前，他自1885年起作为众议员与矿工的接触，后来作为图卢兹市议员与劳工联合会以及同地方性罢工的接触，也为他采取这一行动作了长期准备。1893年1月，他取代索拉热侯爵当选为众议员，这一事实标志着饶勒斯从此与无产阶级休戚与共，标志着这位新议员不仅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和绝对必要，而且也看到了产生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他懂得，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支持了卡尔莫的工人斗争，但真正受压迫的是工人，因而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索拉热进行斗争并战胜了索拉热的也是工人。
四 1893堇1900年的饶勒斯
我们看到，饶勒斯已是个集体主义者（他是这样自称的），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也就是说，属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那一批人）和根据法国工人党纲领而当选的议员。1893至1900年是饶勒斯为思考马克思主义而作出巨大努力的时期。促使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很多，因而他研究的方面也多种多样。法国工人党并不要求饶勒斯就马克思主义学说表明立场，他们对有这样一位声望颇高的议员靠拢他们已经感到相当高兴。此外，我们已经说过，饶勒斯热衷于从事斗争行动，他在理论上倾向于采取比较随和的态度。但是，随着他阅读了生命力不强而种类很多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他的思想逐渐在发生转变并进一步定型了。举一个例子，1894年4月，《新纪元》第一期发表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译文的第一部分。一个月后，饶勒斯为马隆的《社会道德》一书写了导言，这篇于同年6月刊载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导言无疑受了恩格斯那篇文章的影响。6月26日，拉法格俏皮地对恩格斯说，饶勒斯的文章“表明他被打动了”，“不但他不象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反复说马隆对马克思作了补充，而且他力图证明马隆懂得了马克思和没有背离马克思的方法"。后来，环境促使饶勒斯多次公开澄清他同马克思的一致点和分歧点。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894年给集体主义学生小组作的两次报告。7月9日作的第一次报告可惜未能保留下来，报告的题目原定为《个人与集体主义》，后来讲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于12月作的第二次报告十分有名，报告的主题在当时是个大题目，即唯物史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之父多勃雷努·盖雷1892年曾给布加勒斯特社会研究小组讲过这个题目，他的讲话后来发表在《新纪元》1894年1月号上。恩格斯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也是讲的这个题目。饶勒斯既作演讲又写文章。在他为马隆的书撰写导言前几个月，他在《电讯报》上就集体主义问题与参议员拉维涅（这是他最初在塔尔纳省的共和党保护人）展开辩论，这场辩论在1893年9月至1894年1月期间引起了外省广大公众的注意。从1895年3月至1896年5月，他在《社会主义评论》发表了一系列长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象他以往的文章那样直接涉及马克思的著作，但仍然谈到一些关系到马克思著作的问题。他于1898年为两个资产阶级刊物——《超国家》和《巴黎评论》撰写的一些出色文章也属于这种情况。1900年2月，正当德国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和法国关于米勒兰主义的论战达到白热化程度时，饶勒斯又给集体主义学生小组作了演讲，以《伯恩施坦与社会主义方法的演变》为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这八年里、特别是在头三年里所形成的思想，虽然在后来有过一些程度不同的修正，或者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但却从没有予以否定。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切磋琢磨，并吸取了其中他认为可以吸收的东西。
饶勒斯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适应于他自己的世界观，另方面又批判地摒弃了一些与他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分析。1893至1900年间，他的这一研究工作在政治形势相当有利的条件下继续进行。饶勒斯与盖得派的关系直到1898年前一直是密切的。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人，他很容易就和德国的马克主义者达成一致的看法，虽然他有时不免感到懊悔。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他在1896年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后，很快又回过来支持他们。由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引起的分裂本来不是不可挽回的。饶勒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团结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需。他长期得到象他一样重视群众运动的瓦扬的支持，他不能相信“由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各派竟会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何况，在米勒兰参加瓦德克-卢梭政府（1899年6月）的问题上，当他与盖得和瓦扬发生冲突时，他知道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考茨基的支持。1900年9月国际巴黎代表大会通过考茨基的所谓“橡皮动议”不可能作别的解释。饶勒斯从未想过同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分裂。他长期希望避免这种分裂。且不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否出自政治上机会主义的动机，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由于当时总的形势比较有利，这为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自己的需要提供了方便。
他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方面”，也正是那几年里进行的公开辩论在不同程度上所涉及的方面：阶级斗争、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战士，饶勒斯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我们这里先谈这个问题。他于1901年11月在题为《方法问题》的著名前言中写道：“马克思的决定性贡献，他的唯一真正经得起批判和时间考验的贡献，在于他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接近起来……他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生活中去，又把工人生活带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来。”饶勒斯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日趋尖锐，这番话确切地概括了饶勒斯从马克思主义和卡尔莫的矿工那里究竟学到了什么。饶勒斯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但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事件、悲剧和冲突又使他深感痛心。当工人运动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在蓬勃高涨时，那种种引起他痛心的事并没有被忘记，而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社会主义是奋斗的目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的壮大”就势在必然。工人阶级之成为真正的“阶级”，不仅由于它担负着历史的使命，而且因为无产阶级与“永远不忘追求资本”的资本家相反，它不单为着无产者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比似乎有多一层存在的理由，这两个阶级所占的阵地却同样的牢固。关于这一点，他于1900年尖锐地批判伯恩施坦的观点时曾再次明确地指出过。他说：“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与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线，虽然在这两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野”，这条界线正是两个阶级根本对抗的根据所在。饶勒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抛弃思想上、认识上和组织上的一切分歧，才能实现坚如磐石的团结；他希望依靠这一团结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统一政党，并克服法国历史上出现的党派社会主义与总工会社会主义之间的分裂。
劳动与资本相对立，关键就在于生产关系。饶勒斯对此是同意的。至少从1893年以后，他确认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和价值理论。他说：“至于我，我认为关于价值观念以及关于资本的形成在于不断对劳动的榨敢的分析是值得钦佩的和言之成理的。”当时，特别是1895年后，经济学家们都津津乐道地取笑马克思的“错误”。虽然索列尔曾于1897年在《经济学家报》上撰文为马克思辩护（同年年底，他与马克思主义就分道扬镳），但随着恩格斯的逝世，随着利润的黄金时代重新出现，从罗马的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到洛桑的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从托马·马萨里克到伯恩施坦本人，他们全都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展开了攻击。饶勒斯却没有动摇。当然，他不是个经济学专家，但他能毫不费力地领会一些深奥的分析。他指出：”当我们分析和挖掘格拉齐亚德伊的论点时，我们发现他的论点中除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外，就一无所有。”1900年2月10日，当他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时，他明确地提到了他于1894年7月所作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的报告，这篇报告无疑反映了饶勒斯努力领会《资本论》第一卷所达到的顶点。克洛德·维拉尔指出：在法国，只有饶勒斯一人曾批驳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战线上，盖得派虽然比其他人略高一筹，但在恩格斯逝世和加布里埃尔·杰维尔退党后，他们在关于价值和剩余劳动理论方面的认识并不比饶勒斯高明。
然而，由于饶勒斯只是在撰写他的副论文时才开始接触了马克思的著作，他不可能完全从经济方面去勾画马克思的形象。随着他对马克思的研究更加深入，他逐渐抛弃了把社会主义分为“经济社会主义"和“理想社会主义”的提法。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他直到1893年春还曾提到，虽然那是为了用二者的相互作用来消除二者的对立。他于1896年为杰维尔的《社会主义原理》一书作了介绍，他以学生对老师那样的恭敬态度，感谢杰维尔在他前进道路上清除了马克思留下的最棘手的难题。他和杰维尔一起对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肚皮社会主义”的人进行反驳，他说：“对马克思进行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相反，作为一位辩证法大师，他有力地指出了经济现象在精神和道德现象中的伟大和壮丽的反映。”这是什么样的反映，它们又有何表现呢？针对某些法国人认为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绝对的力量，饶勒斯曾多次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反映从不是直接的。经济事实的确是历史的基础，但饶勒斯首先说明，决不能把经济事实仅仅理解为技术，它“包括生产、劳动、所有权在内的全部制度”。其次，他指出：“不要以为以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反映：随着人性力量的不断多样化和不断丰富，经济秩序在日渐瓦解，但又不彻底被打破”，因而经济只是在最后才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正是索列尔和拉布里奥拉于1897年作出的分析，唯一的不同只是在饶勒斯的话里，见不到那些据以识别马克思的门生的惯用术语。而且，他所使用的词比他所不用的词更加说明他的用词不当，那时，他刚加入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行列，正在努力去承认马克思主义，人性概念的出现恰好暴露出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顽强的力量，在抗拒他的热情奔放的精神、他与工人党密切合作的愿望以及他从博览群书和友人交谈中接受的思想。
看来，即使在那几年里，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直注意同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同马克思在法国的继承者则更是如此。他保持距离的技术相当巧妙。首先，他认为“大名鼎鼎的马克思”只比法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略高一筹。为此，他指出，马克思从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战斗中得益非浅；其次，他强调“法国社会主义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正如法国在全人类中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一样”。饶勒斯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不仅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而且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卡尔莫选民的影响，他们是坚信共和主义的矿工和坚持“个人所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农民。他采取了以上的立场，毫无咄咄逼人的味道。况且，饶勒斯还经常指出，他同马克思的分歧只是属于次要的地位。尤其，他是在与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贝纳尔·拉维涅（更正确地说，是与埃米尔·法盖）进行论战的文章里才提到了他和马克思的分歧，这种做法的效果是最好不过的。这两位先生不是为马克思主义拒绝把“未来社会的锅”烧开，拒绝勾画出社会主义未来的轮廓而感到愤慨吗？饶勒斯接着补充说，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确太“过分”了，“马克思主义有惯于否定的癖好”。其实，他正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因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从此就停滞不前。
饶勒斯手段之巧妙还在于，当他同盖得派的争论变得日益激烈时，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说明和证明自己的正确。他援引了马克思的名言来批判铁的规律。没有效果。他又引证了《社会主义运动》杂志1900年发表的恩格斯过去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以说明非社会主义群众并非清一色，不应该把资产阶级的各种共和派混为一谈。他的这种论证方法在他批判伯恩施坦的那次演讲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篇演讲的思路大致如下：伯恩施坦并不需要对马克思进行修正，就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改良主义行动的理论根据。因此，为了制订“一种象现实那样复杂、全面、广泛和多样的行动方式“，并不需要去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他得出结论说：“假如马克思主义真使无产阶级想入非非地坐等未来社会的到来，以为单靠辩证法的发展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解放，我或许可以理解人们何以要扼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事情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刻和具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的论述始终是字斟句酌的，只能使必然的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只能使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充实和实现必然性的内在力量”。饶勒斯同盖得派的政治论战于1900年2月已经开始，但当时还只限于党内的争论。当饶勒斯含沙射影地提到“有些社会党人主张不必直接反而宗教，认为反对宗教的最好办法是反对它的根子资本主义”时，盖得派很容易知道他指的是谁。特别有意思的是，饶勒斯援用了马克思的权威，既反对盖得派又反对他们的死敌伯恩施坦。他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决定性的论据：马克思主义允许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而在具体的当前，允许采取“改良”的策略来巩固政治民主，因为社会主义迅速胜利的前景已经推迟（在这个问题上，饶勒斯作了自我批评）。
五 1901至1905年的饶勒斯
“花好月圆”的时期结束了。1902至1905年间，社会党人的分裂导致了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分别成立；前者包括盖得派和瓦扬派，于1901年11月至1902年9月间形成，后者于1902年3月诞生。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仍然不断地就马克思主义发表议论，而且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祖国”等一些新题目，围绕这个题目的争论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他公开发表的著述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日趋下降，并被《社会主义评论》所欢迎的其他论题所代替。他通常只是在日报上写点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而日报则比较适宜于讨论策略问题，而不适于辩论实质性问题。剩下的就是撰写长篇的序言，饶勒斯可以有足够的篇幅阐明总的方向。1899年，在为出版他的第一个论文集《社会主义行动》时，他写了一个只有几行字的前言；而在1901年11月17日，即在盖得派和瓦扬派签署伊夫里宪章后的十五天，他为贝玑发表《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写了一篇长序。总之，他以公开的言论批判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涉及新的领域，他开始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过时的东西。
当然，他的变化既不是突然的又不是全面的。在1901年，甚至在1902年，他还以赞赏的口吻谈到马克思，他不仅反复指出马克思的“决定性功绩”（马克思“根据工人阶级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肯定了工人阶级是个伟大的阶级”，他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解决民族对抗和实现社会主义中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为掌握现实和历史所具有的特别敏锐的感觉”表示钦佩。他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于1849至1856年间所写的有关国际局势的文章，并指出：马克思“对政治生活的变迁，对各大民族力量之间的冲突力”了如指掌，因而他能从中“推断出普遍的革命行动”。他安然无事地继续他的研究，并竭力把马克思拉在自己一边，虽然有时不免相当牵强。例如，他于1901年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了关于“革命演变”的概念，并把它说成是打开他的渐进主义之门的钥匙。如果说“革命演变”指的是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缓慢而连续的行动”，人们或许还可以予以接受；但是，人们很难相信，在马克思看来，所谓革命演变竟是“在今天的社会中采用一些否定和破除现社会、预示和准备新社会到来的所有制形式”。饶勒斯对于马克思说过“社会革命如能对现有的资本家实行赎买，那将是最便宜不过的事了”这样的话备加称赞，但马克思讲这番话是否意味着建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发行债券和建立财产转让体制，开始把大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这也同样是不可靠的。这里可以看到，饶勒斯对马克思的某些提法的解释有点走样，这些解释能否站得住脚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些解释至少表明饶勒斯坚持要和马克思保持一脉相承的关系。
饶勒斯终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判，或更正确地说。他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批判，因为他从没有赞同过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这一行动既是为了就策略问题同盖得派进行辩论，也是为了回答一些新的责难，特别是以古斯达夫·爱尔威为首的“工人无祖国论”者的责难。饶勒斯的分析不再围绕着《资本论》，而是围绕着《共产党宣言》展开。这表明，他不再从社会经济方面和哲学方面，而主要地从政治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表明，由于他担负着新的政治责任，他必须维护他认为行之有效的策略，但他又不能不看到，这种策略并不是始终对他有利的，它使饶勒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危险地陷于孤立。正是在这种处境险恶的总背景下，他重新对圣西门发生了兴趣，或直截了当地说，对蒲鲁东发生了兴趣；他专心致意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编写了大革命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他重又回到早年的折衷主义去。这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希望对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探索，特别是他想努力恢复法国工人革命传统的本来面目。难道是有人剥夺了法国工人的革命传统吗？饶勒斯没有谈得那么远，但他含蓄地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经济在历史运动中居于首位，这也许因为他掌握的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的材料。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博学多识和擅长辩证思考，却从没有充分地理解法国的革命传统。”
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说成主要由抽象的公式所组成，因而对法国意识形态的特点很少注意。饶勒斯甚至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系列抽象公式”与复杂的现实不相符合。当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前夕宣布“工人没有祖国”时，他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要说明当时工人阶级的共同觉悟，更不是要陈述一项普遍真理（饶勒斯说：“单从字面上看，《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公式简直是无稽之谈了），而是要强迫无产阶级从思想上暂时切断“与它周围的各种势力的历史联系，这些势力虽然有时支持无产阶级，但却使它陷于无能为力和半愚昧的状态”。饶勒斯后来在《新军论》里的看法相更加严厉，但他暂且还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革命工具，这一认识没有违背作者的原意。可是，指责《宣言》过于抽象是否完全恰当呢？饶勒斯指出，马克思是过去的人了，可以原谅，他针对的是马克思的继承人，针对那些满足于“简单地重复抽象概念”的人，针对那些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拒绝参加保卫国家的人。他坚信，法国工人阶级不再需要被人利用去搞分裂。总之，《宣言》已经“过时”了。“过时”这个新的修饰词在饶勒斯的笔下后来曾多次出现。它针对“马克思思想的许多方面”，更确切地说，针对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的整个“革命方法”。饶勒斯并不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都已过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科学并没有过时，过时的只是马克思于1848年提出的关于工业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前景的一系列设想。
饶勒斯写道，马克思的革命方法“或者以早已过时的历史假设为依据，或者以不确切的经济假设为依据”。能否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无产级革命呢？巴贝夫主义者曾作过尝试，但失败了。布朗基也有多次失败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无论在德国或法国，革命尝试全都失败了。这种“方法”是要勉强无产阶级去做不能做到的事情，它要工人阶级在不具备解决所有制问题的条件下在欧洲提出这个根本性问题，以为只要工人阶级提出了问题，就一定能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但今夭，“马克思，恩格斯和布朗基所设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形式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饶勒斯以西欧和中欧各国的和平发展为依据，说明无论在哪个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不通过革命危机都能得到蓬勃的发展，他只是对俄国的情况作了谨慎的保留。既然如此，怎么希望在这些国家里爆发工人革命呢？现在是无产阶级直接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了。但怎么过渡呢？能否继续希望，由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里社会已不能控制对经济的调节，资产阶级短期内会突然垮台呢？饶勒斯认为这种“经济推测”是不正确的。他把马克思关于“贫困以比人口和财富更快的速度增长”的说法看作是一种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与欧洲的经济发展是矛盾的。当时他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赞同欧洲中心论，因而他不可能用工业社会以外的尺度来分析马克思的这个说法。
针对《宣言》的论点，他提出了另一种相反的论点，即渐进主义的论点。虽然他从不排除出现历史危机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小。德雷福斯案件期间，他一度认为无产阶级的介入“很可能”使事件具有革命的性质，他考虑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将不会重犯1848年革命者的错误。它将立即对所有制实现伟大的社会改革，决不绐反动派以欺骗或镇压群众的时间。”可是，他强调应进行长期的准备，以便减少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抗和缩短“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由于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取得了一半胜利，由于左翼联盟的前景和实现，他转而相信，“在共和民主制下，社会主义合法地掌握政权在国内没有任何障碍”。从青年时代起，饶勒斯就向往着共和制，这种神秘感情是五月十六日事件时正当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人所共有的。现在，他不仅认为共和制是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由于实行了普选制和议会制，人民从此能够发挥政治作用），而且他想，在左翼联盟改革纲领的推动下，共和制将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通过军队的清洗和教会力量的削弱，共和制将清除可能来自国家机器的反抗。他在1903年底或1904年初所写的《一八八五年的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中，修正了他于1898年提出的还没有定型的看法。他不仅从历史上，而且从理论上把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和以缓慢渐进的方式夺取政权对立了起来。他认为，把希望寄托于两种可能性上，这是一种“荒诞的结合”，是一种“令人不知所措的二元论”。
六 1905至1914年的饶勒斯
从1905年起，在饶勒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一个新阶段。在批判的时期过去后，随之而来的是沉寂的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似乎已经停止。能否说饶勒斯对马克思的研究也停止了呢？
论战的沉寂有几方面原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建立结束了前些年进行的有关策略的争论。为了巩固党的团结，至少在口头上，现在不应该再把不同的方针对立起来，而应让它们同时并存。理论辩论既然失去了与具体问题的联系，就变得无的放矢，因而也只能告一段落。饶勒斯似乎很容易适应了这一变化。他要说的话基本上早已说完。如果辩论已无益于行动，干吗再去辩论呢？从饶勒斯晚年的私人藏书看来，以及根据他的朋友莱维-勃吕尔和恩雅尔兰提供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饶勒斯读些什么书。在蒙特勒伊的书房里，只有《宣言》、《资本论》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随着年事日高，饶勒斯逐渐集中于阅读《圣经》、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哥德、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以及休谟、康德和尼采等哲学家的作品。巴枯宁著作所占的地位超过了马克思的著作，饶勒斯对1907至1913年间出版的巴枯宁的六卷集都作了笔记。据恩雅尔兰说，饶勒斯曾责备自己读德国人的书太多，读英国人的书太少。1911年夏，在他拉美旅行期间，他的演讲的题目和口气都超出了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十分频繁，他没有时间沉静地从事思考。他曾打算撰写几部宏篇巨著来阐述他的世界观，但他也没有时间实现这一宿愿，我们只是从《新军论》的第十章里也许可以对饶勒斯的世界观略知一二。
必须指出的是9，1904和1905年以后，历史又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第二国际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模式，因而谁也不知如何解答。亚洲的觉醒，伊斯兰革新的初步，俄国、巴尔干诸国以及地处古老欧洲中心的奥匈帝国，全都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而马克思学说的广为传播的主体部分很难对这一切予以说明。马克思学说不能直接有助于人们理解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新形式，也不能使人们懂得何以在资本日趋国际化的世界里战争的阴影却日趋上升。总之，资本主义世界的面目正在改变。但是，为了充分认识这一点，就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真正历史的舞台，即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舞台。必须使工人国际真正具有国际的性质。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阶级斗争能否扩大运用于国际范围呢？如果能够，那就意味着工人运动不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体现，而在饶勒斯看来，马克思的不朽贡献正是他发现了工人运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体现。要使饶勒斯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形象能够更加广阔，就必须使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适应这种情况。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似乎严重地僵化了。在盖得派复刊不久的《社会主义》周刊上，偶而也登载德国左翼激进派的几篇有分析的文章，但它们被淹没在大量陈词滥调和不堪入耳的人身攻击之中。至于拉加代尔的刊物，它对全世界的呼声听而不闻，一味沉溺于工运至上主义。在其他国家，最有胆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缓慢地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他们正在思考关于民族要求和殖民统治的问题，也有少数人试图把这方面的问题同从世界范围对帝国主义的观察联系起来考虑。饶勒斯并非完全无视这些努力。他十分了解罗莎·卢森堡；他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上写下的大量批注证明了他对卢森堡的重视。他阅读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称希法亭是“马克思的门生”。他倾向于赞同希法亭和考茨基的观点，以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将能使资本主义克服其矛盾和终于成为和平的力量。然而，人们有理由提出以下的问题：饶勒斯的行动和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他在战前十年里为重温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巨大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特有的范围而沿着新的轨道进行？
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概略地谈谈饶勒斯所关心的新问题。饶勒斯的活动领域在迅速扩大，他经常出席工人国际的会议，这使他有机会听到和学到很多东西。巴黎当时实际上已是国际的一个缩影。孙逸仙和印度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曾途经巴黎，埃及穆斯林现代派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曾把巴黎作为活动中心。巴黎的俄国人也很多，他们分属相互敌对的各社会主义派别，季诺维也夫曾于1909年在社会党创办的社会主义学校读书。匈牙利的进步人士，俄国的犹太人也在巴黎作长期逗留。他们一般都力图会见饶勒斯，有的负有具体的使命，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因此，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社会主义在变化中的世界里的各种含意。第二国际的领柚几乎没有人能象他那样，同期待从社会主义那里取得理解和支持的各国力量保持如此广泛和烈情的联系。
奥托·鲍威尔、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努力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为民族问题寻找答案，饶勒斯在为欧洲内外寻求真理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意图和原则的启发呢？他似乎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可以肯定，他同奥托·鲍威尔关于“集体伦理意识”的分析比较接近，但他的出发点不同于鲍威尔。他时刻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他的国际主义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1914年7月29日，他在布鲁塞尔作了毕生最后一次演说，这一演说的最后第二句话是：“全世界一切有人性的人，这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和平与正义的事业。”这句话具有遗嘱的价值。在《人道报》的许多文章里，以及在阿根廷的各次讲演中，人们很容易找到类似的话。饶勒斯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他的世界观面向全人类，而不仅仅面向无产阶级。与此同时，他得出了关于多种文明的新认识，通过这一认识，他摒弃了原有的法国中心论，摒弃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隐藏着的欧洲中心论，因而他能够为那些蒙受战争威胁的“有人性的人”制订一项世界性计划。从被西班牙人破坏了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文明到被欧洲士兵践踏的辽阔中国的文明，从发祥于里约格朗德以南的新文明到被法国人蔑视的北非文明，饶勒斯对多种文化进行了研究，希望据以说明“不同种族对共同事业的贡献”。
是否应该认为，这种观点是贬低阶级斗争的地位和放弃无产阶级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历史动力的特殊作用呢？不难看到，饶勒斯在他国内外的政治实践中，相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工人的力量和工人的团结。他认为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都捍卫总工会，反对敌人制造的各种阴谋，不论是1908年克列孟梭的阴谋，1910年白里安的阴谋，或来自法国社会党内部的阴谋。此外，在世界范围的反战斗争中，他越来越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国际性的工人罢工，即使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他也强调无产阶级的特殊使命。饶勒斯虽然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忠诚战士，但我们必须对他的理论立场作仔细的研究。在这方面，问题就比较复杂。
饶勒斯对资产阶级的伟大作用空前地予以高度的肯定。他公开希望资产阶级摆脱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异化，要它不再“怀着幻想生活”，同意实行资本的集体化，使“全体劳动者终于能过人的生活，并在劳动中自己管理自己”。饶勒斯是否如伊夫·勒勃拉在最近的论文中所推测的那样，把对无产阶级作用的歌颂同否定阶级斗争放在同等的地位呢？不，饶勒斯只是在一段时间内（1905-1906年）曾希望资产阶级觉悟到自身的异化，即便在当时，那也是为使资产阶级有所震动，而不完全是一种希望。他指出：“希望资产阶级做出这种有远见的行动，无疑是一种空想”。在《新军论》中，他还说：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有朝一日必将激起“统治阶级的担忧”；统治阶级并不因此就改恶从善。但它们的力量将会削弱，如同一支被迫在逆境中作战的军队一样。以上是饶勒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最后认识。他在《新军论》一书中没有谈到他的直觉，而阐述了他在社会问题上的全部思想，整个文章鲜明地表现了他对阶级斗争长期性的确信。他并不对此感到欣慰。据他的朋友恩雅尔兰说，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逐渐变得悲观”。当然，这不仅有他个人方面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为战争危险的增长而感到担忧，他认为战争是人类莫大的灾难，即使战争可能引起一场革命；而且，他逐渐得出以下的信念。“在阶级与阶级的根本冲突中”，不能再希望资产阶级会破除异化。在殖民地问题上，资产阶级把自己提出的社会准则已彻底颠倒，却依然表现为若无其事。
七 饶勒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以上按时间顺序所做的介绍是必要的，它使我们懂得，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非一成不变。现在我们可以着手全面的分析，看什么因素使饶勒斯成为“大名鼎鼎的马克思”的一个崇拜者，什么因素又使他不能被认为完全是马克思的门生。这种分析可能会产生繁琐和不够辩证的缺点，但由于有了按时间顺序的介绍，而且这种分析仅限于在结论中进行，缺点也就可以得到局部的弥补
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明确承认阶级斗争的作用；赋予矛盾过程以潜在的地位；基本上无保留地赞同马克思对资本的形成所作的分析。他对社会阶级现实的看法自1893年后从未发生变化。在《1885年的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一文中，他对阶级斗争的进程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论证，力图使他的盟友激进党人认识自己的错误，那时，他刚完成了他的四卷巨著《法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他为他的《议会演说集》所写的序言是这部巨著完成后的第一篇长文。应该承认，他在这篇序言中阐明的。社会运动理论力与贯穿于他的代表作中的历史方法是协调一致的。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中把没落的、萌芽中的和新生的阶级描绘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从而分清了马克思只是含糊看到的力量界线。尽管在饶勒斯的叙述中没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尽管他从没有把矛盾概念用于随时在理论上确定历史事件的作用范围，但他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这一发展中居领导地位）与生产关系的保持《生产关系使资产阶级居少数地位》之间的根本矛盾，因而他至今被认为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而且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饶勒斯不仅有别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而且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对立，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当代历史的主宰；自从卡尔莫罢工使他坚定了从初读《资本论》中得出的信念后，他的这一看法也没有改变过。无论在《新军论》中或在十年前批判伯恩施坦的报告中，他都原原本本地坚持了他对价值理论的看法，他说：“我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其真正含意而言，即作为一种社会的形而上学，作为关于价值的内在辩证法，而不是作为关于价格的一种浅薄理论，它是经得起任何批判的。”
由此可见，饶勒斯具有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然而，我们不能把他列为马克思的学生。他在本世纪初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分岐并不那么简单，它们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能解释得了的。罗莎·卢森堡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于1900至1901年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分歧的根本问题涉及到国家的性质。所以，在饶勒斯的全部议会策略中都潜伏着这些问题。在法国社会党内，象饶勒斯那样对现代国家的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出强烈不信任的人是不多的。从1886年他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到撰写《新军论》，包括1893年他同贝尔纳·拉维涅的争论、1895年提出组织社会党的计划和1898年的长篇文章在内，他反复思考了这个主题。他甚至主张，工会和基层组织对未来的“过渡性国家”应实行严格的监督，这种监督表现为在国家财产不容侵犯的条件下实现对生产工具的直接管理。因此，他绝不主张把国家当作一个自在的实体。他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并不涉及到应该赋予国家以什么权力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的性质问题。饶勒斯对议会制，特别对法国的议会眷恋不舍，因为与无权无勇的德国议会相比。法国的议会更有效率，言论自由也基本上得到保障。他坚信学校是解放思想的工具，他因而认为，也可以把民主思想灌输到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的其他机构中去。那时，整个国家将成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两个敌对阶级服务的、具有双重目的的工具”。所以他认为，逋过善言巧语、社会党人充当部长或在议会中组织左翼联盟等手段，可以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渗透。
议会活动既然转向推行“积极的”方针，这就意味着需要结成同盟。在饶勒斯看来，1893年后社会党应最先争取的同盟者是激进党。于是，他于1896年支持布尔茹瓦内阁，德雷福斯案件期间与克列孟梭共同斗争，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期与激进党实行灵活的合作，左翼联盟期间实行密切的合作，直到1906至1907年间左翼联盟破裂时依然对激进党怀有希望。1911年随着莫尼组阁，这种希望重又恢复，而在1914年波城代表大会后，他认为法国历史开始走上正轨。饶勒斯毕生希望说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实现社会改良和完全接受社会主义的前景。但他不相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汇合。不过他认为，激进党人可能会把政治意识置于阶级意识之上。难道他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说教来取得这一胜利吗？并不完全如此。我们这里可以看出，饶勒斯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采取了拒不接受的态度。在1894年12月所作的关于《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报告里，他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劳永逸的说明，他说：“确实，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发展，无非是经济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是的，人的头脑同时也起作用，因此，人类就应该事先为自己的头脑作好准备”。人不仅是经济现象或社会关系的总和或结果。由此我们看到，一旦人道主义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被完全确立起来，饶勒斯立即就抛弃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经济直接决定着精神），并主张，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是暗中受正义思想指导的、能够摆脱其阶级狭隘利益的，总有一天要变得“有人性”的“人气”。
根据昂利·吉尔曼的说法，饶勒斯“内心深处”所崇拜的“隐蔽的上帝”就是人类，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饶勒斯说，社会主义胜利后，任何超人的力量都不再能压倒人类，“当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和他所推动的普遍运动的壮丽，人一旦成为自己的主人，上帝也就不再存在”。当1959年第一次公开发表饶勒斯于1891年写就的《宗教问题与社会主义》这篇长文时，关于饶勒斯的“宗教观”的问题又重新会提了出来，虽然这些问题的规模与1891至1892年间（当时饶勒斯对宗教问题着了迷）和战前时期（有时隐晦地谈到宗教，但大量的是发挥其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不同，但问题的实质没有变化：所谓宗教精神，其实就是认为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人道主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远景。人的整体性高于人的分散性。
当然，我们目前还处于分散的阶段，但任何个人都能想到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如果出身于资产阶级，他应该背离本阶级）。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争取同盟者的政策和策略同他通过局部改良、不断影响资产阶级国家并确保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占有合法地位的希望是密切相联系的，同时又和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他在斗争行动中与工人阶级的殊途同归并没有深刻地改变他在博士论文中追象的目标。饶勒斯拒不接受马克思观点的原因就在这里。
作为结论，我想提出以下几个明确的看法：
（一）
1．饶勒斯的理论思想在他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以前业已基本形成。它并不产生自马克思主义。它同他这代人所受的大学教育，同他个人对世界，自然界和人，以及对沉思怀有的强烈兴趣和关注，同他把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进行思考的需要，都是有联系的。这是一种排斥它元独尊一元的一元论。他在1901年谈到爱德华·瓦扬时曾使用过的这个概念，对他自己是首先适用的。
2．阶级斗争现实的发现使这位哲学家成为一位伟大的斗争战士。他那奋勇战斗的气质蕴蓄着无比的力量，这一力量为着劳动者和全人类的利益迸发了出来。任何人都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地理解这位伟人的崇高品格。
3．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固然是不全面的，但和当时自称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法国人相比，至少毫无逊色。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同他的出发点不相矛盾的所有观点。尽管有多次短暂的论战，他始终捍卫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的基本观点。他发展了关于异化和官僚主义等当时普遍地被人忽略的概念。他运用了关于矛盾的概念，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说。尤其，他善于避免空谈，努力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他的历史著作和晚年的斗争生活中，他的实践有时超过了他的理论。
4．在马克思主义中，他完全不能同意的地方也占重要的“部分”。每当他看到阶级斗争不可阻止地恶化时，他都感到忧虑，甚至有所退缩。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乐观气质受到了伤感情绪的威胁；从根本上看，因为他坚信人先于社会的阶级关系而存在，坚信在所有人从社会异化中得到解放后，人道主义必能实现。
5．在这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他可能比较接近还用黑格尔的语言说明自己观点的“青年马克思”，而与发生“认识论断裂”后的马克思则相去甚远。他自己有时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说，罗莎·卢森堡和我，“我们二人都是黑格尔的门生……而我则是黑格尔的不肖门生”。当他1901年阅读（或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如果说他在这篇1844年所写的文章里发现了马克思关于工人的任何局部改良都无济于事的思想出发点，他同时也注意到其中包括着以下的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形成是由于“它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它除了作为人的资格以外不具有任何“历史的资格”，由于他“不解放社会的其他阶层”就不能“解放自己”。后来，在1903年关于《人类中的正义》的报告中，在1910年的《新军论》中，在1911年在阿根廷的历次报告中，饶勒斯都几乎一字不差地重申了这个思想。
但是，饶勒斯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不能使他对青年马克思作深入的研究。
（二）
1．这个马克思主义环境首先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几乎所有的盖得派对哲学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政治实践日益僵化，他们很难把政治实践同总体的世界观联结起来。由于他们抱住理论信条不放而牺性了精神实质，饶勒斯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在总的哲学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任何具体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饶勒斯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看来则不尽然。党的统一的实现是以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沉默为代价的。
2．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只是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他或者用唯灵论的同义词来表达这些概念，或者根本不予置理。他的用语和他的哲学使他不能为当时包括正统派、修正主义派和激进派在内的各派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他是个不属任何派别的人物。
（三）
1．从他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起，他就强调法国的特殊性。由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饶勒斯在与社会民主党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只得更加强调他的社会主义中的“法国”特点。一方面，他坚持赋予共和政体以重要的地位，人们认为这可以证明，饶勒斯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自在实体，他更喜爱与资产阶级折冲樽俎的议会舞台，却不够重视壮大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场所。另一方面，他十分看重法国的革命传统，多次指出德国人缺少这一传统。饶勒斯以此说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他用历史为依据，证明了两大阵营总有一天会把由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松弛了的人类团结的重新联结起来。
2．但是，在大战前的十年期间，当其他人力图去理解酝酿中的事件何以可能发生的一般原因时，饶勒斯却没有这样做，而且不想这样做，他反对重复那些不合时宜的和含糊的传统公式。他非常注重新的开端。作为法国社会党的发言人，他决意和整个国际保持意见一致并能代表整个国际讲话。他认为国际不仅是反战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且可以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组织。
译自《当代马克思主义史》1977年巴黎
法文版第3卷第205-246页。
（王金圣 译 顾良 校）
[1] 比埃尔和莫尼克·法夫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版。
[2] 比埃尔·苏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0年弗拉马里第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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