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让·饶勒斯
和平和社会主义
〔法〕让·饶勒斯
（1905年7月9日）
本文是饶勒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准备于1905年7月9日在柏林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由于德国首相毕洛夫禁止饶勒斯入境，饶勒斯的演讲稿只得发表在当天法国《人道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原编者注
公民们！我很高兴作为法国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团代表来到这里，与你们一起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保卫和平和通过组织和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争取和平的共同的坚强意志。我还很高兴，目前法国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摩洛哥冲突正在得到解决。这一冲突到什么时刻将威胁到和平？难道两国人民真的会走向互相交手的可怕危险？谁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外交的奥妙之一在于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外交在什么时刻会使各国人民处于危险境地，而它的使命本来是拯救他们。德意志帝国首相对法国的一家大报说，他为最终从“紧张危险的”的局势中摆脱出来而感到高兴。这是认真的谈话。而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暗示说，这实际上是两个政府的虚张声势，只是各国人民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立。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自己的游戏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的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的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惕，一旦出现事件，一旦发生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便立即加以控制。
请相信，在我的讲话中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夸张言词。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互相交换幻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蕴涵着冲突的可怕力量、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日益加剧的对抗，在当前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政治力量达到的程度远远不足的情况下，还不能自认为有充分把握与之相抗衡，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经济竞争，发财致富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借助于大炮来开辟新的销售市场的需要，以便减轻资本主义生产的负担，——它由于商品过剩及其自身造成的混乱而窒息，——所有这一切目前使人类处于经常的、潜在的战争状态。所谓战争，只不过是在我们地球的血管里流淌着的隐蔽的热病的爆发，这种热病周期性地、严重地使我们生活发烧。于是，不得不到遥远的地方寻找异国的、带有依附性的顾客。因为，现存制度从工人那里剥夺了他的大部分劳动产品，从而降低了本国的自由购买力。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知道，工人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觉悟还不够高，行动能力还不够强，还无法对抗这些邪恶力量，并制止它们。有的时候，无产者由于受到虚假的表面上的民族强盛的诱惑，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用一小块微不足道的猎获物所收买，对穷兵黩武的冒险活动只给予无力的抵抗。有的时候，统治阶级狡猾地掩盖由经济对抗引起的分歧实质，以致无产者不能认识到这些分歧的真正原因。有的时候，甚至最有觉悟的无产者也不能对政府和政治机器施加应有的压力，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动摇不定的和无组织的分子的声音之中，每当可能发生危机的时刻，资本主义总是把这些分子发动起来。最后，有的时候，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还过于分散，相应还缺乏了解，不相信行动会产生效果。只有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会是有用的。由于不相信会得到来自邻国的支持，他们悲痛地屈服于命运。
是的，单靠工人阶级的抗议还不足以驱散所有这些暴风雨。在那些被没完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大钟歌》里的话他们还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Vivos voso，mortuos plango，我呼唤生者，我悲悼死者。但他们还不能说：Fulgura frango，我击碎雷霆。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
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规定工作日长度的最初的一些法律时说，这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第一个自觉的反应。战争，如同对工人劳动的直接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无产阶级可以坚持不懈地、卓有成效地与战争作斗争，如同它坚持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反对剥削的斗争一样。如同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无法改变的铁的工资规律一样，如同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无法缩短的铁的工作日长度规律一样，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无法克服的铁的战争规律。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错综复杂之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性，也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力量既不是那样强大，可以使和平必然保持下来，但也不是那样微弱，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在事物的发展尚不明朗、力量的对比未趋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那一大部分未知数不仅使我们社会党人感到可怕，而且也使那些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人同样感到可怕。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在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今天谁也难以预料。
可见，即使今天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事态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由于谁也无法预先知道，我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以便确保我们的胜利。
但愿人们不要曲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着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医治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的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将享有自主权，正像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因此，我们法国社会党人不担心有人会指责我们放弃权利，不管将来力量对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拒绝任何关于对德国进行军事复仇的想法，拒绝任何复仇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将会打击民主制，打击无产者，从而打击各民族的权利，只有无产者和民主制才能完全保障这种权利。现在欧洲的和平对于人类进步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和法国之间牢固的、持久的、充满信任的和平对于欧洲的和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曾经为欧洲民主运动和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作出了许多贡献，法国的利益不可能与民主制和无产阶级的发展相矛盾。因此，我们法国社会党人认为，当我们在这里，在你们面前，宜布拒绝任何关于战争的想法，拒绝任何凭借武装力量提出的要求，并号召法国和德国抛弃潜在的敌对态度和相互不信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和平，也就是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
我在这里可以以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它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它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它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像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它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它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它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民主的运动后，未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它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持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它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阻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废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它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打击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它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它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它对人满怀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它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它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他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它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它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它进行欺凌和侮辱。
我已经坦率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而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像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国家的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
35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因此，如果我们各自向对方表现自己没有排他性的、傲慢的意图，如果我们回忆过去只是为了共同宣誓，放弃一切傲慢，一切仇恨，一切不信任，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使两国无产阶级能够全部献身于解放争业，使两国人民能够全部献身于文明事业。
在你们的士兵进入巴黎之前，我们的士兵曾经进入这个首都柏林。在这里，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法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工人阶级结成团结公约，并使之更加紧密。我们要共同拒绝所有的国际暴力的思想。我们要一起摒弃和揭露所有那些企图使两国互相打架的人，无论他们是谁。我们要用国际无产阶级的和平、公开和正直的外交对抗资本主义政府和封建主义政府的轻率、贪婪或狡诈的外交。你们必须重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为反对各种阴谋诡计、防止灾难性后果所作的努力，就像我们必须重视你们在自己的国家为反对狂妄的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所作的努力一样。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应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们不需要向它提出和平的劝告。法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不想轻率地用自己国家的生存去冒险。它不想为了那些暴力的不会有成效的冒险行动，而抛弃它所完成的精神解放事业和它所准备的社会改革。它已经推翻了专制制度，它以不懈的努力克服民族主义。假如法国民族陷入了战争，那么只能说，这或者是由于来自外部的侵略，或者是由于各种计谋所带来的间接的和出乎意料的影响，它没有估计到这种后果。而我们致力于防止由于没有考虑到一种政策的后果而带来的意外情况。
法俄联盟就其本身来说决不是进攻性的。那些梦想把它变成反对德国的斗争工具的人只是极少数，其数量真正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1870年的事件有朝一日将使法国与俄国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对于全体法国人民来说只具有防御性质，在他们看来，这种联盟只是一种保持平衡和维护完全的工具。只要它清楚地保持这一性质，只要它不遭到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歪曲和贬低，尽管在机构方面存在分歧，我们不会对它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因为一个民族的首要权利和首要义务是生存：两国协议和三国协议可以成为互相平衡的力量。
但是，当法俄联盟开始明确起来的时候，政治和社会反动派在法国取得了政权。从1890年到1900年，一个民主共和派政党占了上风，由于它对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飞速进步感到惊恐不安，退回到了旧政党那里，在教权主义的鼓动下，与这些旧政党缔结了抵抗条约。而反动派最关心的是把法俄联盟拉向自己一边，并给它打上自己政策的烙印。他们争先恐后地宣称，只有当共和派非常明智、非常温和、非常保守的时候，共和制的法国才能保持沙皇俄国的友谊。为了加强这种关系，为了使这种变得非常紧密，为了使国家失去全部思想自由和全部批判能力，他们片面地夸大在法国失去联盟后可能产生的危险，夸大这种联盟的效用和必要性。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条约给予法国一个听命于他人的、屈辱的地位。这个条约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互相保障和平的条约。
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说了算，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吃了大亏，而俄国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实行了这个糟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和法国的联盟如果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盟，但它却转而反对日本，通过签订“下关条约”在远东为俄国贪得无厌的如意打算效劳，结果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痛恨的条约。即使如此，法国仍然不希望打仗，但自己既然已被条约置于俄国的管束之下，只是一个听从俄国摆布的盟友，法国就不知不觉地为以后要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因此，法国在不知道原委的情况下，参与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卷进去的冒险计划，而这个损害自由的反动政策同样也威胁着和平。法国的政策同俄国的政策联结在一起，就像一个吊篮挂在气球上一样。这个气球庞大无比，它带着俄国专制制度的狂妄野心可以把法国的政策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广阔的远东去从事冒险。气球万一漏气，或者其脆弱的、已经老化的外壳一旦破裂，则法国的命运就将不堪设想。
法国人民很久以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蒙在鼓里，法国社会党人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指出的，也就是这一危险。而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发生之前抽身，没有卷入远东的这场冲突，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利令智昏的沙皇政策，没有放弃自己的中立政策给俄国的军舰提供便利，致使和平的维护成为泡影，这部分地应当归功于社会党洞察敏锐。
今天，这种联盟无论是作为一种保障或是作为一种危险再也没有价值，直到新秩序到来为止。实际上，它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当俄罗斯民族通过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的英勇努力，摆脱失望、奴役和压迫，有朝一日将夺取对政府的监督和领导权，这个新的、人民的俄罗斯将成为欧洲所有民族的一个保障，它不会成为任何威胁和危险。它需要同所有国家实行和平，以便改造生活，发展它的内部潜力。它不会支持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各国，从德国以及从法国，民主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将向这个自由的、遵守法律的俄国表达自己的好感。它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纽带。
法俄联盟这一戏剧开始时是作为对和平的一种许诺，接着被反动派用来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欺骗手腕，现在则陷入了灾难，法国可能会像俄国一样掉入其中。但是，当法俄联盟这一戏剧发生这样的演变时，另一个戏剧正在酝酿之中，它的最后的高潮是突然使法国与德国互相对峙。
从1898年到1900年，从德雷福斯事件大危机以后，法国逐渐脱离反动派。与一种新的对内政策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政府当局继续宣布法俄联盟。他们继续按照反动派明确地传授给他们的卑躬屈膝和依附精神实施这一联盟。但是，几乎与此相反，他们扩大了法国的交往范围。这一次是扩大了与自由国家的交往，扩大了与当代意大利的交往，意大利的君主制不得不接受革命的帮助；扩大了与英国的交往，以建立谅解或友谊。法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都为法国对外政策的这种革新和扩展而感到高兴。他们把与意大利的和解以及与英国的接近看作是和平的新的保障，是自由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并对此表示欢迎。使他们高兴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一点也没有留下与俄国联盟的排他性烙印。
人们可以期待在两国联盟和三国联盟之间建立沟通和联系，这种欧洲协奏曲也许将保障全世界的和平和所有各国人民的权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这是几乎全体法国人的共识。他们不想使这些日益扩大的同盟转而反对德国，不想用一个协调一致的、以反对德国为目标的联盟体系来包围德国，孤立德国。
但是，这里有危险。这里可能由于一种轻率和自负的外交而产生一种诱惑。谁知道，在这些傲慢而又徒然的秘密策划中，这种诱惑是不是打算使这些联盟或条约成为一个体系并故意孤立德国？我不知道，这一个空想的和荒谬的计划是否已经制定。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产重威胁。
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画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我首先看到了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他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11月，当法英协定被提交给议会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中针对德国的东西。”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但是我再一次向你们宣布：如果说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法国舆论对社会党的警告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那只不过是因为法国舆论赋予法英协议排他性的和侵略性的意义；只不过是因为它想秘密地确定一个反对德国的糟糕计划。不，这只不过是因为它从开始起就充分预计到德国在摩洛哥可能有的利益。
在法国接到警告后，它想从自己的思想中清除掉一切含糊其辞的东西，这些含糊其辞的东西曾经掩盖一种没有受到充分监督的外交。法国大声地宣布，无论在摩洛哥问题上，或是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它都不打算蓄意反对德国、德国的利益、德国的政策，我再重复一句，这是法国的真实想法。它在表达这一想法时，没有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它在大庭广众面前确认了在自己的意识和愿望中的东西。请容许我对你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如果在这场危机中明显地表明，即使在议会制度下，即使在共和制度下，政府的外交事务部门也往往逃避国家的直接监督，那么它还表明，自由制度可以成为和平的保障，部长们对国家意志和议会负责可以成为对各种轻率行动的制动器和纠正各种错误事情的工具。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引起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首相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这种态度同你们后来发出的咆哮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如果说，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传统外交的特点，那么德国外交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任何传统性可言了：一阵悠扬的笛声最后变成了一场狂风暴雨。诚然，你们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而是你们如果真心实意要维护和平，如果你们愿意让曾经受到命运的摧残但仍很自信的一个大的邻邦同你们德国签订体面的协议，可能最好还是采取一些不太生硬的办法来克服困难。
深深地触犯法国人，使所有的法国人——从社会党人到保守派——都大为反感的是，你们有些报纸和学者声称，如果德国和英国一旦打起来，就会把法国作为某种人质。你们要我国同英国断绝关系，废除我国同英国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不赞成同英国签订把矛头指向德国的条约，但也不赞成以同英国断交的代价来同德国握手言和。
期待我国与英国断绝关系，废除它与英国缔结的良好合作协议，这是无法接受的。正如我们不希望把与英国的协议引导到反对德国一样，我们也不希望以废除与英国的协议来达到与德国的接近一样。我们认为可以按照中庸与公平的精神与两个国家都和谐相处。如果有人期待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放弃法英友好，我们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有人企图不顾我们的意愿把我们拉入反对英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将反抗到最后一息。这是因为，首先，如果一个民族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友谊，那么这个民族是被奴役的民族；而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来说，就像对一个奴隶一样，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其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是文明的胜利与和平的保证。两个长期不和的民族得以消除误解，克服怀疑，这是智慧和理智的努力结果。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榜样。
由于英国劳动者和法国劳动者一样为法国和英国之间缔结的协议作了准备，我们社会党人对它倍加珍惜。就在英国和法国都卷入进去的意外事件发生的次日，英国工联代表来到巴黎劳动交易所，宣布当务之急是重新接近，因此，当我们捍卫法英协议，反对有些人企图歪曲它的实质，把它解释成具有侵略性质，反对有些人企图破坏这一协议从而把法国引导到另一种政策轨道，我们是在捍卫工人阶级国际事业的一个部分。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这一协议使俄国与日本的冲突限于局部地区，这就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它还将促进改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为和平服务。法国不寻求充当妄自尊大和令人畏惧的仲裁人角色。如果鲁莽的世界扩张政策使英国和德国打起来，那么，法国肯定还不足以防止这场冲突。但是法国可以帮助它们，防止冲突复杂化。
含混不清的局势是最危险的局势。摩洛哥问题之所以突然变成严重问题，是因为它是多种冲突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英国和德国的经济竞争暗暗地使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不满和猜疑变得错综复杂。摆脱这些含混不清的局势，克服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这就是准备和平地调解各种争执；因为冲突的每一个原因在单独的和确切的条件下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当法国宣布，它唯一关心的是和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英国反对德国的敌视政策，或参与德国反对英国的敌视政策，当它宣布，它希望忠实地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协议，任何时候都不会容许把它变成反对德国的公开的或隠蔽的同盟，它就力所能及地消除了有朝一口可能导致战争的推论和含糊不清的东西。
觉醒了的、激发起普遍意识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按照和平的思想采取坚决行动。一切使德国、英国和法国互相打架或其中两国互相打架的冲突都是对于人类的一场灾难。所有这三支力量都是文明所必需的：自由，政治自由和议会自由，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民主，科学，哲学社会主义，——人类所取得的成果，目前和将来的成果，有哪一种不会受到这三个国家的血腥对抗的威胁呢？假如这几支伟大力量之一被削弱，更不用说消失，那么，多么大的一部分人类遗产将受到损害啊！确实，这些国家凭借他们的才智可以对世界作出比在世界上激起仇恨和破坏力量更有益的贡献，德国和英国之间通过大炮夺取世界市场的斗争将复活拿破仑时代的一切痛苦、一切悲剧。谁将承担这种大灾难的责任？难道这种灾难不能够消除吗？
当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和法国（起初是革命的法国，后来很快变成拿破仑的法国）之间开始进行可怕的斗争时，各种各样的成分复杂的力量阴谋策划一场战争，这无疑背离了避免战争的人道精神。这不仅是两国争夺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一场竞争；由于争吵煽起所有人的情绪，这场冲突变得更加巨大，更加严重。法国与旧世界相对抗，以捍卫自己革命的自由；英国与专制民主制（la démocratie absolue）相对抗，以保卫其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可以用圣茹斯特的话来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有好几场暴风雨；更确切地说，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暴风雨，各种气流吹来的乌云向它提供充沛的水分，而混乱不堪的人类的各种暴风雨使它变得更大。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和平力量能够阻止大暴风雨的全面发作。
法国大革命起先在其最初的天真幼稚和满怀希望的日子里，曾经梦想普遍持续的和平。但是由于一种可怕的悖论，它自己很快就成为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它才能揭露国王隐蔽的叛变，把它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是为了抵抗来自旧世界的侵略，而是为了克服自身的不稳定，革命发动了战斗。它既然自己成为战争的乌云，它怎么能平息来自四面八方的闪电？
相反，现在不管各国的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想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
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有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树叶可以遮身了。
况且，为了警惕各种阴谋诡计，并揭露和挫败这些阴谋诡计，需要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它是唯一的有组织的保卫和平的力量。就像1792年的革命民主派，它并不是从统治其他民族家园的一个民族家园那里突然冒出来的。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所有国家同时形成的。它的命运并不与这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哪怕是暂时地。它与整个人类的整个演变混合在一起，而可能发生的反对人类的最严重罪行、最严重侵犯，就是使伟大的国际性祖国的各民族分支中的一些分支反对另一些分支。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管它多么强大，也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管它多么考虑周密，能够冒险使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经受这样的检验而不受惩罚
世界无产阶级耍保留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来进行反对社会不公正、反对贫困、反对无知、反对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它要在社会所有制和公共所有制的伟大和平中消灭阶级战争，在社会生产的和谐中消灭这种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后者是今天的国际战争最常用的、最顽强的原则。国际无产阶级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要创造生活，创造一种永远是最崇高、最愉快的生活；它再也不希望使人类卷入死亡事业。
公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集会的意义。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全部努力的意义。我们经受的惊恐不安和危机将到处激发工人阶级的行动。工人阶级将到处以双倍的努力把自己的力量聚集和联合起来，加强并扩大工会，增强和统一自己的政治行动，更多地召开它的同业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一针一针地结成团结一致的和平的网络，它的无产者的细线将把整个世界包围起来。工人阶级到处都以日益增强的热情开展斗争，以便夺取政权，扩大民主，使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把职业军队和等级军队改造成致力于保护国家独立的国民军，等待所有国家同时实行裁军。在这种坚忍不拔、持续不断的事业中，国际工人阶级将得到革命的伟大理想的支持，它的努力结果将是完全掌握政权，将是它所预见的彻底革新社会制度。对它来说，只有为劳动和人类的完全自由作准备，它的努力才有价值，它日常的细小成果才有价值。
世界无产阶级感到它的身上有一种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双重革命力量：火山爆发的力量和滴水穿石的力量。今天的俄国正是火山爆发，其他地方则是源源不绝的细水长流。总之，有时是地动山摇，有时则是慢慢地侵蚀，但所有这些局部的行动和局部的斗争成果都要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骚动都要蔓延开去。工人阶级起了很大作用的俄国革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谁能说得清楚？已经摆脱过去束缚和教会桎梏的共和制法国，如果能够（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几百万有民主思想的农民争取到工人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它有朝一日会具有多么大的实现全面解放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只遇到过暂时性的挫折，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确实像是一股来势虽然缓慢但不可阻挡的自然界力量，如果它能取得政权的话，那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劳动的解放，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啊！因此，我们的努力是共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才建立了能对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发挥影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此，你们现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终于使世界梦寐以求的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而几十万年以来，每当各个种族、部落和阶级的人互相仇视、互相残杀因而玷污了人们的灵魂和双手的时候，这种关于和平的梦想就不断地出现，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无情的讽刺，或虚无缥缈的寄托罢了。
在世界上所有政党和所有阶级中，有谁能够提出一个理想来与我们的理想相对抗呢？能找到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阶级来为各国人民一致抨击的不安全、不公正、野蛮的制度承担最后责任呢？有哪一个人敢于肯定，这就是人类演变的终结呢？
甚至那些最不能容忍并蔑视社会主义的人，只要他们进行思考，也不得不超越今天的制度去寻找。正是你们的尼采最激烈地指责社会主义充满嫉妒、多疑和卑劣的道德，渺小和愚蠢的道德，在民主制的奴隶制道德，基督教的奴隶制道德之后出现的奴隶制道德。他最蔑视愚蠢
的同情心，蔑视使人变得顺从的佛教，这种顺从是一定的平等与和平向人们灌输的。他没有看到，只有在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组织基础上，所有个人的活动才能够进行。他没有看到，只有在宁静的、受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规律调节的人类世界上，才能为个人的各种倡议和选择提供了无数的组合。宁静的世界比杂乱无章的、暴力的世界更具有多样性，更丰富多彩。战争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和便人压抑的：看着各种色调的“和平之门”比阴暗的乌云和暴风雨发作时的闪电之间的强烈对比更富有多样性。当尼采号召建立一种新的贵族制，他忘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经过改造的世界上，这种存在特权的和弱肉强食的贵族制将建立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呢？但是他不是在排他性的和充满嫉妒的民族性围城之内，预料人的个性将会得到巨大发展。他一直不断地说，新人将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欧洲将走向统一，必须使之实现。但是尼釆怎么能够否认，正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行动从现在起就成为，而在将来越来越成为欧洲和世界统一的决定性力量呢？
可见，甚至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这一部分人，不管怎样，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要战胜和超越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所有涌现出来的、谋求走向未来的思想都会与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思潮、一个流派相遇。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士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战争的尸体。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的。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魅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主义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
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士气，使他们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争取正义与和平的创建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3卷，1931年巴黎法文版第243—260页，李兴耕、王鹏、陈祚敏译）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