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有人说的那种精神唯物主义，即人的每项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要求和个人的福利。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如何对待英国的功利主义的，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曾用鄙弃和轻蔑的口吻谈到耶利米、边沁这类功利主义理论家——他们鼓吹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寻求个人利益——你们便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决定的。他在这里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马克思指出了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经济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某种经济社会的形式，那末社会也就具有相应的性质、相应的生活观和相应的道德观，社会活动也就具有相应的总趋势。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人类之所以处于运动状态，这是因为生产经济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定的，必然发生变化，被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一种经济制度取代另一种经济制度，例如奴隶制取代原始生番制，这必然引起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科学观和宗教观的相应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最深刻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
　　因此，正义的思想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思想，大脑皮层只能反映生产经济关系；这就是经济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
　　与唯物主义相对应的唯心主义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主张这么一种观点：人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和预感。
　　早在历史经验产生以前，早在建立这个和那个经济制度以前，人类就对正义和权利有一定的认识。在文明社会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早已存在的理想。人类的发展不是生产方式的机械和自动的变革，而是受到这一理论明显或不明显的作用。
　　于是，思想本身变成了指导运动和行动的原则，人的思想不是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活动仅仅把人类的理想逐步体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长河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顽固的基督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古代精神比主张逆来顺受的宗教要好：它崇拜和信奉自然界，而基督精神则谴责和否定自然界。
　　于是，中世纪留给思想家一笔互相矛盾的精神遗产，他们必须调和和统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似乎更加剧了这一对立。数学和机械学的研究使自然界失去了她的 “美的声誉 “以及 “天定的内在生活的表象”，只剩下一大堆因果关系。笛卡儿把自己禁锢在意识的范围内（Cogito， ergo sum）^[1]，以为这样便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他又回到有神论那里去了”。后来，他“从信奉上天变为利用基督精神创立积极的实验科学和演绎科学”。
　　莱布尼茨也想把人和自然结合起来。他指出，任何事物，乃至纯物质力量，例如这张桌子或者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都具有与精神类似的地方；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包含着愿望、美感以及某些确切的与和谐的数学关系。这就是宇宙决定论和宇宙自由论的统一。
　　莱布尼茨一方面断定，世界上任何运动都和其它运动无限地连系在一起。
　　我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早先发生的一系列运动的结果；而它又将引起无数反应，它将不知不觉地振动这堵墙，通过墙再振动外面的空气，再以我们无法觉察的形式传播开来，任何东西都不能使这一运动停止下来。因此，我们每做一个动作，每移动一粒砂子，都将改变宇宙的平衡。事物之间，运动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普遍的、无穷无尽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力量。当一个球体撞击另一个球体时，另一个球体就产生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的产生是由球体内部结构的弹力规律所决定的；表面上，它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实际上它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事物绝对的连续性和自发性。
　　斯宾诺莎也同样主张自然界和上帝，客观存在和意识，力量和权利之间的统一。
　　你们大家都知道，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在思想上遇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和归纳。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系列原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切事物是否都应服从普遍的和不可动摇的必要性？还是人有一定的活动自由？
　　人们在这些对立的命题之间，在这些肯定和否定之间寻找答案。
　　康德的哲学力图解决这些矛盾，即这些基本的对立观点。
　　至于黑格尔，他提出了完成这一漫长工作的方法。他说，真理寓于矛盾之中：如果你只肯定一个论断，而不同时提出另一个与此相反的论断，那么你就错了，你就是受到狭隘的和可笑的逻辑学的愚弄。在自然界和现实生活里，对立面是互相渗透的；例如，有限和无限是互相渗透的。这个盘子是有限的，它的面积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在盘面上画出无穷无尽的图案来。因此，假如你说这个盘子是有限的，你只说对一部分；你错了，因为盘子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精神弟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导言中也公开承认这一点（马克思在垂暮之年，又回到他的早期观点；这促使恩格斯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确认阶级的对立，确认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处于交战状态，这便是黑格尔的对立观的绝妙的运用。这一阶级对立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制造战争和分裂的这个制度，所以它同时又为和平融洽的新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马克思喜欢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旬原话：”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今天的冲突则是明天媾和的开端。”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实现，阶级对立一旦消失，人类社会一旦按照公认的需要掌握大型生产资料，人类就将摆脱世世代代不觉悟的状态，不再盲目地被事物所左右，将进入一个不受事态约束，能主动调节事物发展进程的崭新的时代。但是，在充满光明和具有高度觉悟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不觉悟和蒙昧的时期。
　　假如在历史的洪荒时代，人类就想有意识地调节事物发展的进程，这只会阻碍事物的发展，白白浪费未来的资源。过早地进行有意识的活动，这反倒会使人丧失将来进行有意识活动的手段。假如在婴儿的生理器官和智力尚未发育健全之前，就要求他思考问题和从事有意识的活动，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必将是一个头脑迟钝的自痴。

　　我认为，大脑的任何运动都是明显或不明显地与某一意识相适应的；而任何意识也都是与大脑运动相适应的。假如我们打开脑颅，观察其中互相制约、互相关联的极其细腻的活动。我们便可通过生理现象看到思想、观念和意愿等心理活动。这对矛盾是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来加以解决的。

　　人们会说我们大脑活动的方式和我们的观念、思想和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尽管两种方式，两种观点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它们已经结合和统一了。我们每一个思想都与某一大脑运动相适应，而大脑的每一个运动都至少与某一初步的思想相适应。

　　马克思说：“人的头脑不会自发地产生权利思想，否划这种思想将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全部生活，甚至包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在内．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我同意这一观点。是的，在人类的精神、道德、宗教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只有经济现象的反映。但是，既然同时存在着人的头脑，那么在头脑中必定有事先形成的观念。
　　人类是长期生理演变的结果，而这一演变要早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是由低级动物演变而成的，在人类祖先的头脑里就已经产生原始的要求和倾向。

　　我再次提请你们注意，我并未把智力同经济力量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我无意把我们的朋友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几个月前费了很大气力才分清的各种历史因素重新搅混。不，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认为，经济现象在反映到人的大脑里时，不可能不引起我刚才分析的原始本能的活动。我不能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政治、道德观念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的说法，因为在人的身上，思想和经济环境是互相渗透的，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同精神生活截然分开。若要使两者处于隶属关系，那就必须首先把它们分开。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人一劈两半，分为肌体和意识两部分；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上的人类一劈两半，分为理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两部分。古希腊哲学家部分地论证了我的这个观点。

　　光指出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一种生产形式是不够的；光指出奴隶制代替原始生番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制代替农奴制以及集体制或共产制代替雇佣制，这是不够的。光指出这一点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表态。这里究竟有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有的话，那么衡量人类发展形式的决定性思想又是什么？倘若有人认为这种发展的观点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试问，为什么历史不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而偏偏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一个经济阶段，从原始生番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雇佣制，又从雇佣制到社会主义制？什么力量——我不承认天命，因我始终坚持积极的历史唯物观——推动历史朝着这样的方向，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发展？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不是也把理想、进步和权利的概念包括在他的历史观里吗？他不仅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而且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不再有使人类饱受痛苦的阶级对立。他宣布，人类将第一次获得广阔的和自由的生活天地，全体劳动人民将既具有工人的敏捷头脑，又具有农民的强壮体魄，人类将幸福地生活，巍峨地屹立在获得新生的大地上。
　　这不是等于承认，正义这个词在历史唯物观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吗？这样，我向你们提出的调和的观点不是也能为你们所接受吗？

　　“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之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2]

　　毋容置疑，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和北方地区深深陷入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关于社会的发展，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在里尔市，法国工人党在很短时间内交替采用两种策略。由于这两者是无法调和的，结果它们互相抵消，并使工人党本身处于瘫痪状态。
　　一方面，法国工人党从最狭隘的定义出发，解释阶级斗争。这样的解释曾遭到了马克思毫不含糊的批驳。该党轻易地宣布，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外，其它一切社会力量都是反动的一帮。他们故意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异和各政党之间的差异。法国工人党在反动派、温和派和激进社会党人之间划等号，把他们统统缝在一个口袋里。他们断言，工人根本不需要把僧侣同民主主义者的极左派区别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某些关于社会进步的提法颇能笼络人心，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这就是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第一轮竞选中采取的观点和策略。
　　但是，法国工人党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和策略。北方工人中参加法国工人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表面上装出毫不妥协地坚持阶级立场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坚定的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他们懂得，至少法国的共和制是得到法国人民支持的，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条件。他们也感到，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是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强烈主张政治权利的平等，赞同普选制和要求人民在各市、各委员会和议会中享有自主权。他们要求剥夺教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取消教会每年的俸禄。他们要求把教会势力从一切公用事业部门、教育部门和社会救济部门中清除出去，使教会变成一个私人性质的协会，直至随着人们文化知识的丰富，世俗公共教育的影响的扩大和被压迫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逐步枯竭为止。
　　因为他们是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所以他们同那些维护共和制、主张发扬民主和反对教会特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他们必然把支持共和制、民主和自由考试的政党同反对这些东西的政党区别开来。这就是法国工人党的第二种观点。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观点，由于激进党人的支持，他们在里尔市政府选举中最终获得了胜利。第二轮竞选时，他们打出共和的旗号，把在第一轮竞选中处于少数地位的激进党人的选票争取了过来。法国工人党在波尔多市大讲 “共和派的团结“。他们又在里尔市的第二轮选举中求助于真正的共和党人。这种团结意味什么呢？他们凭什么权利求助于共和党人呢？

　　试问，法国工人党根据什么原则，在第二轮竞选时求助于激进共和党人？法国工人党曾经说过，混在敌人阵营里的激进共和党人是很难辨认的。那末，工人党现在又是如何把激进共和党区分出来的呢？为了把激进共和党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法国工人党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呢？他们对激进共和党人说；“你们是共和派和民主派，我们也是共和派和民主派、因此你们应该投票支持我们。”但是，激进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只有在消除阶级对立之后，才会投票支持社会党人。他们只有在脱离反动营垒之后才会这样做。他们只有在确认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或社会党人要比支持非共和党人或资产阶级更为有利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因此，向他们发出呼吁的社会主义者设想，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设想，至少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阶级对立的情绪最终将被团结起来的共和与民主力量克服，而不管这种情绪原先是多么强烈。要么法国工人党在第二轮竞选时发出的呼吁是毫无意义的，要么这一呼吁包含了上述意思。这同第一轮竞选中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

　　工人阶级希望改革。我这里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改革，这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不至于被重担压垮，为了更坚定地朝着未来前进。他们需要救济法，需要保护他们的劳动力，需要法律把每日劳动时间限定在人道的范围之内，需要把工厂雇佣童工的年龄提高，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需要让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拥有更大的监督权。他们需要加强工会的合法社会地位，使工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权利。他们需要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疾病保险，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他们需要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力量和占有制方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假如在铁路、矿山等资本主义部门实行国有化，工会以及大型行会组织就可以同国家一起管理和监督新的公共事业部门，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人阶级通过其工会正式参加到大工业和大商业掌握的六千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中去，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会组织在每个企业中合法地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这也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无产阶级将慢慢地渗入到资本主义的肝脏，新社会将以马克思所说的 “革命发展 ”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从旧社会里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西欧各国的民主发展方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压迫势力进行武装干涉的障碍。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建立不是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制也不应采取那种形式。使英国在 1860年至 1885年基本建立普选制的法律与革命一样深刻。但是，除了有识之士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一法律的确切意义。它好比一支默默绽开的花朵。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生活和政府活动中所起的新作用也相当于一场平静的革命：这是又一场 risorgimento^[3]。法国无产阶级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同样如此。沙皇政府可以阻挠和削弱这样的运动。它可以施展精明、圆滑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手腕来保护自己。但是它再也不能阻挡各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潮流，再也不能阻挡民主国家中工人阶级队伍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工人阶级真正能够进行统治之前，就应该铲除这个障碍。尽管它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但已经被削弱或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削弱了这个障碍，使俄国贵族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而使意大利民族在四年之后，即从 1859年起，开始复兴。历史巧妙地打消了沙皇政府的满腹狐疑，使德国民主制得以在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下开始萌芽。这样，障碍就被绕开了。此外，俄国工人阶级和自由派的日益壮大，使这一障碍就地受到破坏。最后，由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它们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并未引起战争危机——这一障碍完全被撇在一边，再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这些叫做革命的重大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或者不再可能是少数人的事。少数革命者，不管他们多么聪明和热情，不可能单独地完成革命，至少在现代社会里是这样。他们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历史上可能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期和国家——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大多数人处于消极和软弱的地位，而某些个人或集团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布大多数人。但是，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以来，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几乎每个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观点。因此，在现代欧洲各国，许多年来，每个人都是力量、思想和行动的中心。由于处在古代社会联系逐渐消失的变革时期，人的力量是相等的，故势必实行由大多数人决定事情的这一法则。只有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要求或者同意进行重大变革时，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新的形式。
　　1788年的革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和取得成果，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或者说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求革命。与城乡中属于第三等级的人相比，特权者、高级僧侣和贵族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他们只有二十万人，而属于第三等级的人则有两千四百万，比例为 1 ： 100。况且，僧侣阶级和贵族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有些特权，就连特权阶级自己都不想去维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利产生了怀疑，只好听天由命。朝廷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召开它所害怕的三级会议。

　　可以完全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能只靠少数勇敢分子的努力或他们的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应依靠绝大多数公民的鲜明的和一致的意愿。如果不顾大多数公民的要求，只想凭运气或靠事情的偶然性行事，那就等于放弃改造社会秩序的努力。

　　我们不应该问：你是不是雇佣工人？而应该间：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
　　光靠雇佣工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胜利的。只有当全体劳动人民以及全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精华都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才有成功的把握。
　　为什么我们现在遭受我们的朋友们所遭受的那种迫害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受到如此粗暴的待遇呢？
　　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弱小。
　　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弱小呢？
　　因为人民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
　　既然我们的力量尚很弱小，我们怎么可以把那些由于偶然的原因暂不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千上万的人拒之于门外，从而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呢？如果谁干出这种蠢事，那就是对党的背叛。
　　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能缩小，只能扩大。我们必须日益扩大社会主义的圈子，甚至应该把我们对手中的大部分人变为我们的朋友，或者起码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用来伤害我们。
　　在平时，这一群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在政治杠杆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就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目标和性质，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他们无法变成 “咬人的疯狗 ”。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予以支持的每项法律措施必须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为人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以便消除对我们的常有的偏见。饶勒斯在评论李卜克内西的这段话时说：
　　这里，李卜克内西试想了一个立法时期。在这期间，社会党人应该表现出——如果可以这么说——巨大的谅解，使得头脑最糊涂的人也明自，社会党是一个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政党；社会党人应该使一切有识之士，一切最有觉悟的人以及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慢慢熟悉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想，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和放心地跟着社会党走到底。为此，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作为对口头宣传的一种补充。

　　我引用这些精辟的话，决不是为了使我提出的社会党政策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假如我们大家在党内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的社会党就太可悲、太糟糕了。
　　不，当我们同无产阶级一起光明正大地寻求一条最宽广、最灿烂和最平坦的捷径时，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权威和保护。
　　老实说，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崇高的和切实可行的想法，由于受到许多不同的或者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反对和抵毁，故没有发挥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作用。我认为，现在是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变为我们政策和思想的精髓和基础，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漂亮的装饰品。我认为，假如社会党能把这些伟大的思想贯彻到向共产主义这个明确目标稳步前进的具体纲领中去，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般性的空洞提法；假如社会党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既有高昂的斗志又热爱和平，既坚定地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又能有步骤地去推翻这一制度并对人采取和解的态度；那么，真正的社会革命将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将是一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人们内心要求的革命，而决不是停留在空洞言辞上的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不同于充满仇恨和血腥味的资产阶级革命。

　　向所有的人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性质，以便澄清由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造成的种种误解，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首要条件。
　　社会主义思想是明确的和崇高的。我们看到，现存的所有制形式把今天的社会分成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他们的才能，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交纳某种形式的押金。社会上有很多人，很多公民不占有任何财产。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为了从事劳动，他们需要昂贵的工具、原料和资金。然而他们手中并没有这一切，于是只好甘受另一个掌握了生产资料、土地、矿山、机器、原料和资金的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自然就利用手中的这一切，强迫无产阶级交纳大笔押金。但是，资产阶级井不满足于收回原来的贷款以及工具的折旧费，他们年复一年地大肆敲诈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田租、地租、城市中的房租、公债、股票证券、工业盈利和商业盈利等。
　　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无产阶级的劳动不是全部归他们自己所有。由于在我们这个以紧张繁重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是人的基本职能，由于劳动是人的特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无产阶级的本身也不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一部分活动，也就是说一部分存在，转让给了另外一个阶级。人的权利在他们的身上是不完全的和毫无意义的。在他们的全部生命活动中，处处是这种权利的限制和人身的转让。他们除了每天在工厂、矿山和工地上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创造利润外，还得为全家所住的简陋和拥挤不堪的房子交纳租金。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征收税赋。从他们的已经打过两次折扣的工资中再扣除一部分钱。国家拿了这笔钱不光是为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且还为了支付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庞大的行政费用，或者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毫无益处的军队。由于缺乏资金和时间，无产者只好用经过层层克扣后剩下的工资向零售商购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他们将受到多如牛毛的中间商的盘剥。他们或者向大商店和大市场购买商品，那么，除了负担商品生产和批发的直接费用之外，他们还要付给大商业资本家 10%—20%的利润。在封建时代，大路上布满关卡，行人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交纳通行税。同样，资本在无产阶级的生活道路上，也处处设置那种封建关卡。无产者在劳动、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受到资产阶级的敲诈勒索。
　　无产阶级不但在生活上受到剥削，而且被剥夺了自由。为了保证劳动者享有真正的自由，必须让他们参加生产的管理，让他们参加车间的经济管理，就象他们通过普选参加市政管理一样。但是，无产阶级在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无权决定应该做哪一项工作和如何使用现有的能力。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事先根本不征求无产阶级的意见，往往背着无产阶级就决定兴建或关闭某一企业。无产阶级只是替资本主义制度干活的小工，只需执行由资本独自制定的计划。资本想兴建什么工程，就让无产阶级在资本选派的人的领导下，去完成该项工程。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制定生产目标，又无权参与调节生产的权威性领导机构。这就是说，劳动具有双重的奴役性，因为无产阶级必须按照并不符合他们意愿的目的和使用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方法，来从事生产。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践踏了劳动者的自由。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他们的人格被贬低。

　　因此，共产主义的根须已伸入资产阶级的革命权利，已伸入关于人权和生存权利的宣言。但是，假如没有无产阶级从外部给予的强大的作用力，关于权利和人道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将永远处于休眠状态。无产阶级从革命一开始就参加进来了。他们根本不理睬马拉一伙的荒谬的阶级劝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攻打巴士底？ “无产阶级照直前进，发动攻击；他们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为了拯救革命，他们开赴边境，与国内外的敌人同时作战。他们成为一支必不可少的力扯；他们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得到了奖赏：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即从 1789年到 1792年，把一个半民主、半资产阶级制度改变成单纯的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行动有时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在发挥自己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信心。正如巴贝夫所说的那样，当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无产阶级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这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行动，共产主义不再是哲学家们的空洞理论，而是一个政党，一支活生生的力量。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诞生了：权利的思想和新兴无产阶级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不再是抽象的遐想，它从炽热沸腾的现代生活中喷薄而出。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学说。社会主义处于运动状态，它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向前发展。它是一支生气勃勃的伟大力量，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不久就能主宰生活。与局部、零碎地实现正义和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社会主义将全面地和决定性地实现人权。针对资本主义支离破碎地、狭隘地和杂乱无章地组织财富生产，社会主义提出同心协力共同创造财富的思想，主张通过大家团结一致的努力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辛辣地嘲讽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在课税剥削和垄断剥削中集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冷漠无情的傲慢和利己主义。社会主义以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阶级组织来反对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

　　萨尼亚克在他的巨著《法国革命的民法》中写道：“革命党人在加强了所有制之后，却又在削弱它。个人完全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们的终身权利，但是它不应该危及家庭和社会。个人之上存在着天然形成的和人为组织的集团——家庭和国家。它们的利益不容侵犯，故立法者必须制定出有利于家庭和国家的财产转让法。”
　　督政期间制定的民法使人感到，它在继承权的问题上，有点缩手缩脚。制宪议会，立法议会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时，米拉波、佩蒂翁和特龙歇曾提出相当大胆的建议，但是最后均未被采纳。国民公会是当时的立法机构，因此我在《社会主义史》一书中专门写了《国民公会》这一卷，详尽地叙述和批判性地剖析了这一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公会仅仅把大革命中各届议会提出的原则变成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条文不光缩小了个人的所有权：它们几乎完全取消了这一权利。
　　现在，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父亲便有权支配一半财产；如果有二个孩子，他可支配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有三个孩子，那他只能支配四分之一的财产。父亲可以把他有权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分给其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可比其它的兄弟姐妹得到更多的财产。但是，国民公会在 1 793年3月7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任何人都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不管他是否去世或健在，也不管他是否已经立下字据和遗嘱。他的子女必须分得数目相同的财产。“父亲不能偏袒某一个儿子，祖父不能偏袒某一个孙子。这样一来，直接处理财产的权利被完全取消了。对于子女来说，长辈的个人意愿丝毫不能影响财产的分配。长辈不但不能出于偏心，把自己有权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单独留给某一个孩子，而且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支配，因为根据国民公会 1793年颁布的法律，一个人若有子女的话，他有权支配的不是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而只能是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