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尔·盖得和他的工人党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羞羞答答地不敢全部予以承认。他的思想混乱不清，矛盾百出。他知道，光靠武力和起义来争取社会解放是不够的。民主和普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工人阶级必须把现有的权力机构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必须进入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去。一旦发动总攻击时，他们就可在内部把这些机构妥善地移交给革命。起初，盖得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一切议会活动和竞选活动，反对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任何联系。现在，他转为反对无政府主义。他强烈谴责那些拒绝向政府转达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爱耍花枪的小丑”。他责问道：身受企业主剥削的工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美德，难道就不应该向企业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吗？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必须对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包围，如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通过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集体提出要求等途径在经济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包围一样。
　　但是，在这段时期里，盖得从未放弃在将来使用革命力量的想法。从他在1885年11月17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发表文章起，他的这种思想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指望通过有组织的和有思想准备的普选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虽然他不再象原先那样把使用武力看成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即使在激烈的竞选中，他仍用一些令人费解的华丽词藻把合法活动和暴力行动混为一谈。例如，他在选举中要求分裂的革命者重新团结起来，以便用“共同的候选人和共同的武器”对付阶级敌人。但是，进行竞选宣传和争取议会中的席位，这些都是次要的和暂时的措施，为的是确保革命的胜利，为的是在资本主义营垒内部保存我们的人材和立脚点。

　　克列孟梭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足够的和统一的认识。一方面他们提出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没有把改革完全看成是一个 “陷阱”，但至少认为改革只是一付 “止痛剂”。无容置疑，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能派比盖得的伙伴们更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保尔·布鲁斯要求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改变为公用事业，这将为无产阶级稳妥地从事合法活动开辟道路。布鲁斯认为，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他承认，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绝对不可能渗透到具有阶级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去的。不管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如何对立，就整体而言，如果社会党人只想依靠暴力来赢得无产阶级的突然的和彻底的解放，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深刻地理解改良政策呢？
　　盖得的思想尤其令人困惑。他一面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改革纲领，一面又竭力贬低每一项改革的意义。
　　盖得在1886年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少数人占有——这些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宪法或者法律赋予那些从事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是一纸空文。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而已。”
　　“这是指各省的免费医疗吗？有病的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去看病吧！多亏里昂的那些‘进步人士’，你们的医疗费将由纳税人支付。纳税人将向男女病人提供一切，……谁知道提供什么？恐怕是在需要时，提供一口棺材吧！里昂的工人党议员真会恶作剧。”
　　这篇文章刊登在 1885年11月12 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十年之后，身为议员的盖得要求设立鲁贝市一级的药房。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上面那段尖刻的话？他恰恰也想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工人们的“药费”。老板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要求吧！
　　这是指关于工伤抚恤金和义务保险的法律吗？盖得曾说过，企业家们在保险公司保险之后，根本无视工厂的安全。事实并非如此。保险公司要根据车间生产组织的好坏，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的大小，来规定保险金额，所以企业主一向很重视如何减少事故的发生。
　　这是指工人的养老金吗？盖得不仅反对养老金从工人平时的工资中扣除，而且反对由企业主捐助，其理由是，企业主捐献的钱最终还将从工人那里扣除。盖得在1886年写道：“众所周知，雇主的救济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由工厂主捐献，实际上就是让工厂的工人来支付，因为扣除工人工资的办法不是为傻瓜发明的。“盖得的话并没有使瓦扬就此罢休。瓦扬在一份关于社会保险的提案中规定，企业主必须交纳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如果盖得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税收。要么向工人征税，但这将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要么向企业主征税，这就象企业主直接捐款一样，到头来还是在工人头上分摊。照这么看来，工人养老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由工人、企业主或国家出钱全都行不通。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同失业作斗争的社会组织更是难以建立。即便能够建立这样的组织，它们的作用也将是微乎其微的。盖得接着说：“巴黎劳动人民在 1848年7月赢得的工作权利早已不再是两个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了。今天，由于国际这个大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各国成立了以集体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政党，劳动人民所要求的，他们期望从一个与其它政治组织明显不同的政党那里所能得到的，不仅仅是希望他们的劳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而是希望获得全部劳动果实和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
　　“这就是说，他们不愿再充当为别人采蜜的蜜蜂，替主人拉犁的牛马和提供羊毛的绵羊。羊毛、花蜜和农作物收成应统统由他们自己享受。”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被当作会活动的工具——这并非是竟话故事——他们流血流汗，受尽苦难，为的是填满别人的肚子。如今他们要求用他们生产的产品来填满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如果只能保证劳动人民在目前的条件下从事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劳动人民在养肥不劳动的人的同时，自己只能得到为维持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一点东西，那么，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制度。”
　　“即使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劳动阶级仅仅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当牛做马，以便养家活口，俾斯麦主义和目前经济制度中的其它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保证人人有工作可做。 ”
　　“今天，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部分人只能出卖自己的体力，故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之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使劳动力的数量不超过对劳动力的需要，能使剩余的劳动力也有事可做。”
　　“只要生产取决于少数人的利益，只要生产工具和原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任何人都无法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由于生产过剩，产品式样过时，设备更新或某一工业部门的搬迁，失业现象就会加剧。”
　　“除非把现有的资本、生产工具和原料归还集体所有，除非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取代私人所有制和私人生产，否则，无论失业问题还是贫困问题，都无法解决。 ”
　　我不想在这里挑起争论。一切社会党人都认为有必要建立集体所有制和组织集体生产。但是，社会的失业救济难道因此就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吗？减轻失业的后果难道也是不可能的吗？难道现在不能号召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生产进行某种程度的谓节，就象卡特尔和托拉斯从企业主和资本家的角度调节生产那样？瓦扬在社会保险和救济委员会上曾经指出，社会失业救济是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事情。德国社会党人还要求增加工伤事故抚恤金、养老金和残废补助金。他们都没有受盖得的极度悲观的情绪的影响。他们不认为，在组织方面、理论方面、工人互相声援方面以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盖得对公用事业也持同样的看法：
　　“有个名叫路易 ·勃朗的人曾建议现代国家在组织劳动时应该拥有类似的经济权力。对此我们并不表示异议。但是路易·勃朗主义——就算有过这么一个主义——很快就破产了，尽管当时该主义的发明者还活在人间，而且他从凡尔赛政府那里已经获得了｀专利权＇。如果说一年来几个小丑（这是盖得给布鲁斯及其同伙们起的‘雅号’）在公用事业的名义下，重新捡起了主张把私人工业改变为国家工业的倒霉观点，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在那些从未读过他们的文章的盲目追随者中间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指导当代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巴拉圭的这些高明的耶稣会教士搞的新制度也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若想把矿山、铁路、炼铁厂、纱厂、织布厂、炼油厂和其它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国有，就应该不局限于邮电、烟草和其它已经由政府经营的部门的经验，否则，只会使工业生产部门退居第二位。”
　　“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
　　“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这是把原来个体的、无政府状态的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由此产生的混乱正使它逐步走向灭亡——改变为集体的、统一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将变得更加厉害，更加难以被摧毁。”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什么，否则会引起一场无休止的争论。盖得忘记了，如果掌握生产的国家处于民主制度的监督之下，那么，不管资本家对国家施加什么影响，国家并不象资本家本身那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其它影响也会渗透到国家中去。如果国家果真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盖得和工人党还在他们的纲领中要求国家出面保护受企业主残酷剥削的工人呢？为什么他们要求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呢？直接向资本家提出这些要求或许更加简便些，因为分散的资本主义比统一的资本主义更容易作出让步。不过，我并不想多争辩。事实上，这场争论已经结束，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我只想指出，犹如攻击医疗、工伤事故、退休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一样，盖得在1885年拼命攻击企图把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的一切做法。盖得指责说，合作社，甚至消费合作社也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危害：
　　“各城市中的工人毫无疑问可以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从目前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额中获得好处：合作社按成本价格把消费品出售给合作社的成员，或者按市场的流通价格出售，然后把其中的差额部分或节余部分分给每个成员或作为公共资金。”
　　“即使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即使单单面包业就能获得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我在这里照抄《时代报》提供的数字），但也不能因此断定，工人阶级从中一定能得到‘明显的好处’。事实远非如此。对于那些比精打细算的企业主看得更远的人来说，这个‘提供廉价商品的工具’只能是‘制造赤贫的工具’。”
　　“《时代报》承认，消费合作社是｀针对零售商的＇；它们想｀从零售商那里抢走顾客＇，这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诸如面包铺、肉铺和杂货铺一类的零售商店均将倒闭。 ”
　　“这些无生意可做的零售商，这些破产的——被迫关门的——店铺老板，在象舍莱尔这样勤奋的人的眼里，简直是‘多余的中间人’和‘寄生虫’。他们的破产根本无关大局。但是，在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之后，只要允许他们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为了活命就只好去当｀工人＇，只好加入劳动大军的行列。他们的人数有五十万之多，而现在失业的劳动者已经高达数十万。这场新的不祥的竞争将导致失业人数的激增和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下降。”
　　“参加合作社的工人不但需要出钱购买消费品，而且，由于他们剥夺了零售商的资本，被迫进入工厂做工的零售商会把他们从工厂中挤走，或者由于劳动力在市场上过剩，工人不得不削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
　　“此外，合作社还会带来另一种性质的但同样十分严重的危害：这类经营单位将遏止和埋没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人们是否想过，这种经营管理将使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的无产者白白浪费多少时间、精力、智慧和忘我的热情？对于劳动者和他们的事业来说，这种无形的损失要比在 1871年5月流血事件中的损失更加难以弥补。这将使谁感到高兴呢？——资本主义制度的得益者和支持者。因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将从此陷入合作社的鸡毛蒜皮的事务堆中，他们再也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了。”
　　“谁都知道——谁都没有权利不知道这一点——雇佣制度中的劳动报酬是根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调整的。如果生活费用昂贵，工资就不可能不相应地提高；否则，为资本家先生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就会因为缺乏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条件而逐步消亡。如果生活费用便宜，那么工资便会下降。消费合作社一旦从几个人扩大到整个劳动阶级，在工人生活费用降低的同时，合作社将迫使雇主尽可能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以便降低产品的成本。”
　　“情况确实如此。即使工人不组织合作社，在德卡斯维尔企业主建立的合作社也多如牛毛，它们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便按成本价格向工人出售商品。 ”
　　“无容置疑，合作化是‘有利可图’的，不过，这是对那些个体的或集体的名副其实的企业主而言。合作化使他们的利润成倍增加。 ”
　　“当然，个别消费合作社在某些情况和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也可能给工人带来某些裨益，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弗拉芒的社会主义从消费合作社中得到的好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围绕根特的｀符吕＇面包合作社，形成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运动。民主党报刊笨拙地或不怀好意地把这个运动同我们的工人党对立起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在安塞尔和万贝书伦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进行宣传。廉价的面包只是作为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战斗性的报纸。”
　　“按这种想法办起来的合作社便可成为无产阶级打击敌人的真正的武器。”
　　人们提出许多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暂时有一点道理的反对意见。我甚至不想重提那个过时的铁的纪律。但是，如果被合作社搞垮的小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如果他们参加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难道必然会导致旷日持久的危机和极度的贫困吗？
　　无产阶级摆脱商业的中间剥削之后，手中将有更多的钱，他们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这将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将增加就业的人数，最终消灭失业现象。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将随之提高。如果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花在管理合作社上面，这难道会使无产阶级大伤元气，甚至一蹶不振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岂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不能通过实践来增强自己的才干吗？
　　况且，合作社不是仅仅消耗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精力，它还培养和增强无产阶级的才干。工人阶级通过独立经营合作社，必将提高自己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是发挥他们才能的首要条件。人类和自然界中的各种器官是根据需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智力将随着思维作用的扩大而增强。
　　我现在只想指出一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盖得只想纠正合作社的宗旨，但实际上，他根本就反对安塞尔以及后来的工人党在法国北部在里尔、鲁贝、阿尔芒蒂埃尔、奥布利纳等地建立合作社。
　　如果工人的工资果真象盖得说的那样是受铁的规律支配的，即生活费用下降必将减少工人的工资；如果必然引起工资下降和失业现象加剧的合作社只可能是 “制造赤贫的工具”，那么，操纵这一工具的社会党又该如何改造合作社这个怪物呢？难道只需把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造成工人工资下降和使大批劳动力失业的合作社就能变成受人齐声称颂的组织吗？把利润用于宣传的合作社确实会给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劳工兄弟本身带来危害。但是这类合作社对整个无产阶级事业是有利的。合作社将使参加合作社或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无产者的工资减少；企业主将以合作社内部生活费用低廉为借口，来削减那些不是合作社的受益者的工资，合作社将使失业持续下去，使生活日益贫困。关于这一切，无产者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坚决支持办一份无产阶级的战斗报纸，甘愿让自己和整个阶级过这种极度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不管作出多大牺牲，必须迅速筹齐宣传所需的资金，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既然这些无产者具有如此高的觉悟，表现出如此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要求他们向党和党的机关报提供必要的经费呢？为什么偏让本来可以采取不太艰苦的方法赢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去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艰难生活呢？
　　或许因为无产阶级尚处在半觉醒状态，为了使他们同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让他们筹集宣传所需的资金，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在合作社的周围，用降低面包价格这个立刻见效 的办法使他们“上钩“。这个办法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仅仅是一种骗人的诱饵呢？如果正象盖得所说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所希望的欢乐和舒适，而是工资下降和失业加剧，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恶的大骗局啊！劝他们加入合作社就象引诱他们跌入陷阱一样。事先什么情况也不告诉他们，硬把一个极度贫困的生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而且据说这是为了在没有他们参加和不让他们知道争取解放的秘诀的情况下，开辟通往解放的道路。以无知作为引导人们思想的动力，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光靠欺骗，也就是说，光靠绝对的盲从来争取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方法！无产阶级在这辆驶向未来的大车上，只不过是一个在沉重的负荷下盲目转动的和吱吱发响的轮子。
　　不，这决不是安塞尔所说的合作社。如果他把合作社看成是为争取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提供经费的一个途径，那是因为合作社首先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因为它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从中得到诸如提高工资这一类的好处。合作社不是骗人的诱饵：它能满足人们的眼前利益和保障他们的长远利益。
　　然而，盖得却指责合作社是 “制造赤贫的工具“。尽管后来他不再攻击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他指责和歪曲社会主义合作社和其它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合作社不但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社一样，是 “制造赤贫的工具”，而且是蓄意欺骗工人的工具，所以他实际上比别人更痛恨社会主义合作社。
　　于是，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任何形式的公用事业和任何形式的合作社都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里能够着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组织起来，争取各种权利的保障，能够建立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的初步的生产形式。现在还不存在任何类似布朗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最高形式发展的日益复杂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保险形式。这是十足的悲观论调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这是要人们完全消极地或者想入非非地等待革命的突然爆发。但是，工人党在制定政策时却提出一个关于改革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们现在就能从国家那里争取到一些权益。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象一方面主张进行普选的合法行动，另一方面却要求采取争取解放的暴力行动一样。

　　他的对外政策同样是软弱无力和含糊不清的。不错，他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国际主义者。他早就激烈地反对戴鲁莱德和“爱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他指出，这种走江湖式的招摇撞骗会给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盖得的国际主义又是和平的国际主义，不是旨在扩大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利、从而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的国际主义，也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集中今天消耗在战争或者维持和平上面的一切精力和财力，以便对所有制进行必要改革的国际主义。他不认为，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最终会给工人带来解放。他希望发生强烈的震动，使革命力量从地层的深处进发出来。因此，对于他来说，灾难越大，好处就越多。然而，再大的灾难也莫过于各大国之间的流血冲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上将要爆发的战争已经感到忐忑不安。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国政府机构将被互相残杀的战争破坏殆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此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发出来，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工人国际就此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束缚。
　　如果俄国和英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结果两败俱伤，这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或者说，这将给革命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如俄国是专制主义的堡垒，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堡垒。这两个国家都是压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的大山，推迟了革命的进程。
　　俄国不仅是因为它有凶悍的哥萨克骑兵，所以才对西方的共和自由和立宪自由构成威胁。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使西部邻国德国神经高度紧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德国帝国主义得以用保卫日耳曼独立作为大搞军国主义的借口。德国无产阶级因此而不敢向德意志帝国发动进攻，生怕内部冲突会引起沙皇俄国的干涉，进而使德国沦为另一个波兰。英国对世界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一个祸害。由于英国无产阶级从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掠夺中分得一些好处，因此他们的思想僵化，十分保守，他们至多只愿意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沙皇制度的垮台将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资本主义的垮台则将使英国无产阶级迅速地投身到世界革命运动中去。因此，盖得为1885年俄国和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冲突拍手叫好，称赞它是一场 “富有成果的战争”：
　　“欧洲各国政府不惧怕这场日益迫近的大规模冲突，只怕西方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冲突并不是笼罩在革命上空的乌云，不管这两个‘文明’国家中谁一败涂地。如果两败俱伤那就更有利于革命。 ”
　　“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过于胆小，迟迟不敢动手，迄今为止他们只是放一些空炮而已。现在，他们突然成立了一个立宪制的、议会制的和西方化的政府。彼得堡的这场政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德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此可以摆脱莫斯科的可怕威胁，不用担心在威廉军队的背后还会出现亚历山大的军队。工人们可以在铁血帝国的废墟上举行盛大的革命舞会，庆祝1789年式的胜利。沙皇政府的报刊被迫承认，在遭到彻底失败之前，俄国的后退必将动摇整个旧世界。”
　　“战争万岁！最后一丝和平希望已经破灭 ……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几天，最迟几个星期之后，莫斯科的军国主义和英国的财阀之间将爆发冲突。正当欧洲的资本主义——用《时代报》上的话来说——对战争阴云的日益扩大感到惊恐不安的时候，正当保皇派的《太阳报》、机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报》和激进党人的《正义报》声嘶力竭地叫嚷‘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却拍手欢迎这两大保守势力之间的决斗，我们同英吉利海峡那一边的社会党机关报《联邦报》一起高呼：但愿不是冲突的一方，而是冲突的双方都完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