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手上掌握着孩子们的智慧和心灵，你们肩负着祖国的重任。交给你们的孩子不应该只会写信，看信，只会识别街头广告，只会做加法或是除法。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应当了解法国，了解法国的地理和历史，总之，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他们将成为公民，他们应当知道自由民主是怎么回事，知道国家让叫们享受哪些最高权利。总之他们将长大成人，应当让他们知道造成我们种种不幸的根源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利己主义，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崇高原则是自豪加仁爱。必须让他们大体上知道人类是逐渐克服其粗暴本性的，使他们能够分辨出人类文明这一辉煌成果的主要方面。应该向他们指出思想的伟大，教给他们尊敬和崇拜灵魂，唤起他们对于无限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将会战胜邪恶、黑暗和死亡。

　　诚然，人们通常是在需要间接地反对世俗化的时候，才打出市镇享有特权这块牌子。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之后，我认为这种策略的深处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市镇虽然不是一个虚构的自由人，但也不是一个实在的自由人。当然它是历史形成的，它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它的权力来自国家。他从国家得到了征税的权利，而没有这项权利其它一切都谈不上。因此，如果你给予市镇独自开设、管理学校的权力，它就没有权利反对公共教育的主导方针，因为它的权力来自国家。这个主导方针是：法国社会不再建立在代代相传、很有争议的宗教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人人接受的、自然的正义思想上。既然这个方针的表现形式是世俗化，那么不仅国立学校，而且市镇自己办的学校也应该世俗化。因此，我的主张很简单。我只要求，当市镇对国家承担起一切义务，建立的国立学校达到国家要求的数目之后，它还有权用自己的经费在不离开世俗化的前提下，开办一些实验学校，人们可以在这些学校里试验新的教学大纲和新的教学方法，提出更为大胆的理论。
　　况且，先生们，请你们注意，关于这一点，1 882年的法律和今天提交诸位讨论的增补法并没有说清楚。我曾询问过好几位最懂行的议员，他们大都对我说他们不知道市镇的特权是否存在。有几位并且对我说：市镇的这项特权当然还存在，不过只是没有明说。咱们注意一些，别再谈啦；更不要告诉市镇，说他们可以同国家竞争。咱们可不能重蹈忏悔神父把错误泄露给忏悔者的覆辙。先生们，我们的政敌现在并不缺乏能把错误告诉给忏悔者的智囊和指路人。继续在法律中把市镇的特权弄得含糊其辞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应有的做法，同时，不把这件事告诉市镇也是不实际的。
　　至少从现在起，我们应当考虑让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这主要是因为市镇和国立学校的一切联系从今尔后即将中断。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小学教育——不管哪一个年级——的全部事务应当由市镇和国家通力合作来进行。
　　否则，人民将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替自己的孩子们接受一种自己并未参与意见的教育，正象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无可奈何地接受一种自己无权干预的教育一样。因此，还是让个别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吧．这样，市镇就会成天使各个家庭考虑教育问题。我希望，当共和制学校结出第一批硕果，大批真正的劳动者来到地方政府的时候，如果你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的话，他们将会告诉你们，他们过去受的教育哪些对他们帮助最大；他们将会告诉你们究竟哪些知识在实践中最为有用：是关于某些技术规则的具体知识呢，还是对于某些普遍原则的扎扎实实的了解；他们会告诉你们，应当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他们会告诉你们，哪一方面的历史知识最能使他们了解当代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还会告诉你们，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理解科学归纳宇宙所使用的一些深奥的原理；他们还会给你们举出一些例子，讲一些生动的故事，强调某些看法……。

　　今天有两种力量在争夺人们的思想：一种是对过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坚守不渝的传统势力，一种是以科学为后盾的批判精神，后者不仅批判宗教信条而且批判哲学信条，不仅批判天主教，而且批判唯灵论。
　　在宗教方面，你们能够解决困难，而且也已经解决：推行公共教育只能求助于理性，这样，任何除理性外还赞成别的理论的观点便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小学教育之外了。你们整天喋喋不休，说我们把上帝从学校赶了出去，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的上帝喜欢呆在阴暗的教堂里。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不放弃我们的观点；我们只有一项义务：不在学校里搞人身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只会伤害一些人，而且于事无补。我们要用科学的真理不断地攻击你们。
　　在哲学方面，只以理性为标榜的理论不胜枚举，你们究竟选择哪一种呢？你们已经选定了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我指的是传统的唯灵论，不过你们也不能不这样做。
　　你们代表着国家，你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为孩子们解释国内普遍接受的思想。我的意思是在国立学校，人们只能讲授在国内最流行的观点，但我要再说一句，作为我国 “国学 ”的唯灵论，这种学说已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欧洲知识界人士的摒弃，不过他们这样做正确与否，就不用我来多话了。
　　先生们，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存在着同事们没有想到的一个严重困难，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在法国各地，在各个阶层中爆发。现在城乡各地流传着各种理论，你们这些国家的代表，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你们只好传授一些各地可能接受的理论。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大城市的劳动者已经掌握了批判精神和科学的一般成果；在这些大城市中，唯灵论不可能成为人们独无二的思想准则和学校的教条。我还要说一句，国家虽然小能超越在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观点，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你们应当允许市镇通过自办的学校试探一下人们的意见，并根据这种思想状况允许在教育方面有不同的做法。

　　先生们，首先，我同意预算中的必要开支。上一次议会休会期间，为了使收支平衡，我就对我那个选区的小学教员说过，鉴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他们应当等待，应当把法律规定的八年期限作适当宽延。我现在感到我错了，但我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是由于听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而是绝大多数人痛苦地在那里忍耐着，一声也不吭。我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正确地决定改善小学教员的待遇，以提高他们的独立地位和威望。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再一次把他们的待遇改善往后推延，我们可能会使他们大失所望，因而影响甚至妨碍小学教育的发展，可是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小学教育是我国目前的唯一财富。
　　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下，共和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大力推动民众教育的发展。
　　我一想到国内的自由可能遇到的危险，一想到劳动阶层将来的必然发展趋势和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责任——它应当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造就优秀人材……我就不禁感到我们国家的民众教育还处在刚刚起步的原始状态。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学校的数量太少，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天花乱坠；不仅是因为设付高小的学校少得可怜，也不是因为正如报告人在他的内容丰富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小学一个教员要教 70至 80个学生。不！不是上述原因，而是我们没有给那些直到十三岁还在读小学的儿童以他们理应得到的全部教育。这是由于我们缺少头脑比较清楚的教员，我们的民主制度可能还缺少足够的为劳动阶级的未来设想的雄心壮志。

　　先生们，请你们来做一个对比吧！你们看一看，十四岁左右从国立中学毕业的资产阶级的子弟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物质世界最基本的规律以及人体的主要器官及其功能，他们已经知道人类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姓名及其简历。他们已经培育起一定的艺术感，能够欣赏和体会从《奥德赛》——当然通过译文——到《阿达利》的合唱，和《秋叶》这些世界名著中的朴素而高尚的美。
　　可是你们把十三、四岁从小学毕业的大批劳动人民的孩子同他们比一比吧。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求他们也得到与资产阶级子弟一模一样的文化知识，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传授相当的文化知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子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向高探、全面发展；我们看到，他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就由一些水平较高、出类拔萃的教师授课，特别是你们在最近过分强调改善低年级的学习条件后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你们还没有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做他们有权享受的全部事情。可是他们将长大成人，他们将成为劳动者，成为公民，有鉴于此，为了斗争和生活的快乐，他们也有权得到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同资产阶级子弟一样充实、一样完备的教育。
　　先生们，劳动人民的子弟应当首先能够迅速对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右翼席上鼓掌起哄）是的，我说他们应当能够迅速对这些方面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你们为什么反对我的话，你们自己很清楚，因为你们不愿意给他们提供这些起码的知识。你们应当知道，在法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有三百万选民——这大概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想当然地认为预算中有几十亿法郎落入私人腰包。
　　右翼席上：这是真的！
　　饶勒斯：你们说这是真的。很好，正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希望这些命运不济的选民愚昧无知，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情，你们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是的，一些无耻之徒已经越来越多地打入政治生活中来，在他们的欺骗下，现在有几百万天真的人认为预算委员会的成员在围着聚宝盆商议，进行神秘的分赃。我们没有通过发展教育去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旧制度积累的愚昧无知进行反击，我们没有能对下层大众进行启蒙，但这并不是当前这场危机的症结，而是存在于这场危机中的一个很大的危险。
　　先生们，应该使这个年轻的民主制度热爱自由。它有平等的要求，但是没有同这种平等要求同等的自由观念。要得到这种自由的观念是一项更为艰巨、费时更久的事情。所以，要通过比较高级的思维能力的训练，培养劳动人民的子弟对人的意义，进而对自由的价值有所认识，因为没有自由，人是不成其为人的。
　　此外，即使最不留心的人也已发现劳动阶层中正在出现一种趋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萌发出一种雄心、希望和遐想。
　　既然我国劳动人民努力摆脱雇佣劳动条件的时刻似乎已为期不远，既然象政治上所做的那样，他们也想在经济上争取到他们那一部分最高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劳动的管理，那么他们的子弟在校外感受到这种正当的雄心壮志的同时，也应当在学校里通过足够的思维训练学会思考，学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学会鉴赏名著的能力和养成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美德。先生们，我甚至认为——有人或许以为我在想入非非——，劳动人民的子弟将来就是因为从事单调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而不能尝到艺术享受的乐趣，不能通过法语领略各种名著中的简朴、高尚的美是不公道的。我不是不知道，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困难要比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得多。法国现在有一半地方，小学教员还在费尽心血给学生们讲授法语的基本常识。他们在家里虽然能经常接触到热烈的气氛，淳朴的思想，以及对于劳动和秩序的热爱和敦厚的感情，总之可以接触到扎扎实实的品德，但肯定接触不到足够的文化知识，因而不能理解文学名著所给予人的美感，因为那些名著并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一个经过修葺的美丽的花园。
　　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改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水平，以便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今后几代人得益，二三十年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会随着劳动人民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平衡，而不是象现在有时见到的那样，靠学校的低劣来维持这种平衡。

　　我过去说过，本世纪的社会运动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资本家阶级正在日益严重地伤害无产阶级的尊严和压迫中产阶级。中小工厂主已经被大资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大资本能够添置大型机械设备，只有他们能够以很低的利息得到信贷。
　　因此小店铺越来越被大商店吞并，小店主越来越被股份公司吃掉。此外，金融投机也对中产阶级不利。大银行老板已成为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他们逐渐抬高自己手上掌握的铁路股票的行情，并从历届内阁政府得到方便，使他们的股票得到稳定的股息。因此铁路动输价格中就不得不包括比原来的实际股票价值多出的10亿法郎所付的利息。而铁路运输价格的提高则造成了生产费用的全面上涨，结果使一大批中小资本纷纷垮台。
　　随着工商股份公司逐渐成为金融企业，投资交易不仅扩张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且也扩张到产品和商品上来了。今天，这种投机交易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程度，羊毛、丝绸、糖、咖啡和金属材料没有一样不是投机经营。因此工商业市场也同金融市场一样震动频繁，惶恐不安，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小工厂主和小店主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到交易所中去了。只有腰杆硬的人才能顶得住投机交易的一切冲击，也正因为这样许多小资本家都被压垮了。
　　不过，这还没有完。大资本家们又商量起来，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一场赌博，那就要赌得十拿九稳。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同业公会来垄断产品。只要全部商品都在我们手里，价格就将由我们来决定。”臭名远扬的铜业公会是这类公会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后来垮台时造下的孽同它成立时造下的孽一样多。此外这类公会在国际上还有几百个。
　　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也遭到了资本主义的祸害，许多佃农纷纷破产。因为土地也被卷进了投机交易的洪流。随着大城市、消费事业和运输工具的发展 ，随着剩余资本的增加，帝国腹地的土地价格和租佃价格突然直线上升，地主向佃农索要的租金超过原来的两三倍。投入土地的资本也象其他行业的资本一样要求得到大量的报酬，佃农同意了，因为他们舍此别无他法，其次也由于他们被价格全面上涨所带来的暂时繁荣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这样，在 1860年到 1880年的二十年中，土地赚了惊人的数额，但这笔钱并未用到土地上去不断提高生产。相反，它只是从佃农那儿转了一下手便又落入终日游乐的地主腰包里，地主则把它或是挥霍掉，或是进行别的投资了。因此当农业危机发生，国外竞争加强的时候，当 1882年各种股票急剧下跌导致物价全面暴跌的时候，佃农这个中产阶级就被过分沉重的负担压垮了。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他们留下必要的资金去改良农具、土壤、牲畜，增加肥料，加强竞争能力。他们于是发现从 1860年到 1880年的这场繁荣完全是虚假的，冲击一来，不过是一场空，等待他们的只是破产。所以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今天希望为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寻求保障。
　　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失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精神方面。不仅他们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而且高等教育和科学几乎一直在着力培养的他们身上那种乐于助人的感情也受到了冲击。中产阶级中的科技人员在这个新世界里安顿了下来，他们青云直上。但他们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站到了强权的一边，我指的是站到了暴虐的资本一边。随着机械化和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家需要工程师，这样，工程师也就得以飞黄腾达。可是他们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同他们应当做的距离何其遥远！他们本来可以把科学用来为劳动和劳动入民服务。他们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而且可以发挥人的意义；不仅可以指导机械设备的生产，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团结起来，高瞻远瞩，公平合理地分配劳动成果。他们可以在革新机器的时候留有余地，逐步为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劳动者提供新的天地，可以在取得生产者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生产定额，免得造成产品积压和失业的危险，总之可以实现邦塞尔在11848年提出的理想方案：使机器的发展同人的进步共同进行，就是说不断地使二者的步伐协调起来。
　　当然，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看一看1830年到1848年期间巴黎高等工业学院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年轻人当时都有着宏伟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他们感到，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环境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本来想通过社会变革来校正工业变革，并想让科学真正地在各个方面起到解放的作用。
　　可是，12月2 日^[2]，随着政治自由的消失，社会博爱的思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那以后，他们这些人也就逐渐地、自然而然地被资本夺去，被资本吞噬了。资本一步一步地让他们适应其要求，如今，他们已沦为股息的奴仆。但是他们也感到自己这种迫不得己的急剧变化对他们是一种屈辱，内心很是痛苦。因此，我深信，当博爱的曙光重新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这此中产阶级的科技人员定会兴高采烈地焕发起当年襟怀广阔的情操。 （1888年）　　

　　人们在争论不休，好象一个大国可以随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先生们，你是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我甚至认为，你也不能知道什么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你只能是什么样就教什么样。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一句话：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 “繁殖”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教师应该努力给孩子们或年轻人传授或者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公式，这样或那样的理论。
　　如果这样去教学生的话，那只能把学生变成一种思想盲从的人。假如有朝一日社会党人能够办学校的话，我认为教员的责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在于在孩子们面前讲什么社会主义。
　　如果教员是一个社会党人，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党人，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所享有的自由应用于某种具体而广泛的知识后把他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的。因此，他能引导孩子们或年轻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自己思考问题的这种自由，把这些广泛的知识教给他们。
　　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公民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或发挥政治威力不是靠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公式。只要公民或成年人享有自由，有自己的特性，并愿意执行这一权利，那么这个现代国家就可以说：“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所仰赖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源泉。”

　　在过去各个时代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信仰哪个宗教，赞成哪种理论，只要他们曾经思考过问题提出过要求、经受过痛苦、寻求过出路，即使他们在当时的斗争中可能表现为保守派也罢，他们都势所必然地曾经是一种前进的力量，推动的力量，革新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些微小的努力和进步的成果接收下来，我们忠于过去的这些力量，好象奔向大海的河流忠于自己的发源地一样。
　　先生们，是的，我们也崇拜过去。每一代人的灶火都不是白白地在那里燃烧，白白地发出光辉的。由于我们正在前进，由于我们正在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而斗争，我们才是祖先的真正继承者。我们从祖先的灶火中接收过来的是火，而你们却只是守着那些灶火中的灰烬……就是说我们一贯地把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中加以考虑，不管我们这种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管这种信仰起源何处，得到过谁的批准和保障。
　　我们一谈到对于人类的希望和正义所怀抱的信仰，你们就说：“你们这种信仰没有得到上帝的‘批准‘和许可。“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们，你们是否认为日本的宗教也得到了你们的上帝的批准？
　　不，先生们，事实是不管你们怎么说，随着世界的扩大，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地都存在着大量的、正在喷发的泉水，而这些泉水并不是你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事实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人的意义和思考问题、忠贞不贰、勇于牺牲以及捍卫尊严的品德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不是这种勇于牺牲和思考问题的精神的局部的、地区的、暂时的表现形式，而是这种品德本身。

　　先生们，有些人说大革命创造了法国这个国家，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早已存在。
　　我的意思是说法国象一个有意识的人一样早已存在，不过她的统一的象征是王族，因为王族好比是体现了她的出身、地位和权利一样。即便在那时，她也是一个整体。诚然，大革命使这个国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而变得更加统一了。可是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会变得更加统一、更加自觉、更加热气腾腾、更加强大呢？是不是由于宗教的复兴，是不是由于天主教的统一，大革命才得到这火一般的热情呢？不是，先生们。这是因为那些过去一直受奴役，一直持消极态度的公民全都能行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的结果。由于他们带着焕然一新、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参加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整个法国才沸腾起来，因而变得更加伟大了。
　　在1790年 7月 14日的联邦节上，当各省代表会聚一堂宣布国家统一和共同享有自由的时候，使全国上下人心振奋、热情奔放的并不是瘸腿主教在马尔斯广场主持的那个立宪仪式，不，新时代的昭光不是从那个临时搭起来的意义不明的祭坛上发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感情和希望。
　　我并不是要同坐在右翼席上的天主教议员过不去，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 1793年和1794年，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年的那些如火如荼、充满牺牲精神的日子里，天主教曾经在短暂的时间内实际上处于最不受人重视的地位——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硬扯在一起——那时人们很少想到天主教，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国家。
　　同样，先生们，尽管拿破仑的半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外表披的是正式的天主教外衣，但促使大部分不信教的帝国儿女去进行史诗般的远征的却不是出于对天主教——当时的旧教——的崇拜。当时那股奔放不羁的热情并不是天主教掀起来的，而是由于大革命把我们的祖国世俗化了，帝国才从世俗化中得到了好处。
　　可是，先生们，科学呢？谁没有看到科学的独立性已在各个现代国家显示出来？我是把科学当成一种国家机构来说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有一些国家实验室，而且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些高度概括的材料后对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因而实际上起到某种独立机构的作用。过去一些时候，虽然教会的一些说教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风马牛不相及，但科学却不得不说自己的研究活动是以这些说教为指导的。可是今天，科学以其独到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扩大计算成果，又通过计算证实实验成果，已经观察到空间中的一些无比遥远的事实，进而把一些关系确定了下来。现在已没有一本书，不管这本书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能够在任何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不信教的人——的思想上抵消或挫败科学在它所涉及的学科和领域内所阐明的真理。
　　我也不认为科学已穷尽一切问题。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有一天写道：“世界已无神秘性可言“，我觉得这种天真无知的话不应该出自他这位天才之口。
　　但是，科学在它所研究的领域，所达到的学科中，在它所确立的关系上，它所向无敌，不是任何其它权威所能驾驭得了的。如果一本书在研究和探索宇宙的时候同科学发生争论，错的肯定是那本书，对的肯定是宇宙。
　　因此，世俗化的运动，理性的运动和独立思想的运动如今已深入现代世界的各个领域。今天的社会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社会。自从1日世界响起新世界的号角，大革命在古老的钟楼里敲响新时代的钟声以来，人们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不但人们的生活充满活力，不但新世界的原则还在同旧世界残存的原则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正摆在被埋性发动起来的新世界面前。
　　先生们，我们有时一谈到民主制，就往往流露出一种蔑视．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宣布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受到排挤，没有一个人遭到歧视，人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这不单单是个说法或提法的问题，宣布每个人都享有权利，那就要真正让他们能够通过思想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增加，通过一系列实际的社会保障来行使这种权利。如果你想让每个人在实际上成为其天赋所具有的那种样子——一个自由的人，那末这种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政治民主要通过理性原则本身所包含的力量，通过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这种思想所唤醒的群众提出的要求，发展成为社会民主。这样，不断发展的人类思想就会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先生们，我们的一些右翼议员常常指责我们的思想缺乏哲学基础，因而不得不以没有哲学指导的旧思想为依据，或是自卑自贱，甘愿接受卑微的实用主义思想。
　　他们忘了，人类至今还受着自然界规律的约束，而在这严酷的自然界中，人类正努力建立一个社会形态，使每一个人都真正享有自由，并通过正义的实施，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社会形态建立起来，在这个蒙昧的、未开化的世界上实现这一可能，从而使人们享有的这种自由和相互关系的协调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实生活中为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奠定了基础。

　　当天主教死守着它那抽象的教条拒不妥协，似乎使法国在生活和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时候，教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先生们，我们这些革命党人难道对教会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吗？我们不但不做宽容派——米拉波曾经正确指出用“宽容”这个词来对待他人的理论是不妥当的，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待各种理论不但不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且尊重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人格和精神。
　　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始终。诚然，这次大革命为了能顺利进行，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曾不得不进行过一些尖锐的内部斗争，你们可能会举出这些斗争来指责它。可是你们应当知道，恰恰是由于这次大革命人们才对我国的伟大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才是这次大革命非常了不起的和无比重要的地方，你们这些顽固的守旧派恐怕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看到历史上出现的那支伟大力量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对旧世界的认识，这确实是很不平凡的。
　　先生们，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不仅是因为大革命使人们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严峻考验并因而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也不仅是因为大革命在推翻旧世界的时候给它涂上了一层魅人的，富有诗意的浪漫色彩，面且是因为通过这次大革命，在旧社会一直是默默无闻、乱槽糟的人民力量开天辟地第一回象火山爆发一样从社会深处迸发了出来，显示了行动和理性的巨大威力，从而促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事情澄清之后去研究这些伟大的人民力量。
　　火山爆发时把地层深处埋藏多年的岩石和熔岩喷发了出来，因而促使地质学家们去研究地层深处的构造。同样，大革命的伟大力量也把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民生活——法国社会的基础——象火山爆发一样地表现了出来，因而促使历史学家们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沙多勃里昂、梯叶里和米希勒等伟大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们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了出来。
　　先生们，这是我们当代文明史上的又一光荣。绚丽多彩、充满智慧的希腊文化对本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应完全归功于希罗多德那样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由于他们个人的钻研精神，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在此之前，希腊人一直把同本国文化无关的东西一律视为未开化的。基督教呢？他们对待古希腊和古罗马常常是多么地不公正！历史上第一个能够想到遥远的过去，能够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和人类传统的大的社会实体是现代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而不会贬低过去。
　　勒米尔：这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
　　饶勒斯：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但基督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且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们，有谁否认过这一点？
　　吉拉尔－瓦莱那一天说我们继承的是希腊文化。不止于此。我觉得我们从希腊文化继承来的是对于规律、速度和平衡的认识，以及对于朴素的美的鉴赏力。我认为希腊文化不是造成法兰西的伟大的唯一因素。东方的基督教的传统也有一份。我们法国的思想如果没有把那些伟大的犹太人严肃认真的态度吸收过来，那就会大为逊色。这些犹太人不仅把正义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而且怀着满腔热情要求实行正义。他们向公正的上帝呼吁这种正义，以便对待一切蛮横无理的势力。他们希望能出现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能按照正义的原则取得和解，那时，用赞美诗的作者或先知的话来说，他们所祷告的上帝将会把 “每个人脸上的眼泪擦干 ”。
　　法兰西民族的思想就是由希伯来人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对于人类正义的热烈要求同纯洁、有力、合乎理性的希腊人思想融合成的。
　　我承认，我无法理解皮佑所表示的惋惜。我们的敌人说起话来真是反复无常！巴黎大学有一个时期曾遭到指责，理由是它教授维克多·古仁和茹尔 ·西蒙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据说会把人们引向泛神论，泛神论又会把人们引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要不是命中注定掉进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那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祸！这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是曾几何时，一度遭到痛斥和诅咒的茹尔·西蒙和古仁的哲学现在却又有人为它鸣不平，埋怨小学教员不再天天背诵他们的经典论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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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何等可悲地反映出你们的内心在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我知道耶稣会教士和杨逊派教士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他们的互相指责还是比较公正的。可是德拉古约涅埃尔那样做对吗？他在谈到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时，把著名散文家、诗人和英勇无畏的哲学家都一一列举出来，连笛卡尔和《伪君子》的作者莫里哀也未漏掉，而唯独对巴斯卡只字不提，以证明他对那些距今较近的人恨之犹甚。
　　其次，在谈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时，你们这些掌管人民教育的人，基督教徒的徒子徒孙，你们有什么权利象德拉吉约涅埃尔那样对待伏尔泰和卢梭？关于这两个人我不想多所评论，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不够公正、或者说，有人会怀疑我存有偏见。我只想根据他们自己的互相评价来作出判断。不过，你们在向孩子们介绍伏尔泰时有什么权利只让他们知道一句卢梭骂伏尔泰的话，而在介绍卢梭的时候又只让他们知道一两句伏尔泰对卢梭的批评或讥讽？

　　啊！我可不是要埋怨今天。我只是觉得人们很可怜，不知道今天是过去伟大成就的结晶，也是明天取得伟大成果的保证。因此我丝毫没有贬低今天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前进的历史上，今天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对今天的赞美未免太浮夸，太过分了，这样做不仅对过去不公道而且对将来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教科书一谈到过去的君主制，必定是富人住在如何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穷人则住在如何简陋的贫民窟里。我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十分担心，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离开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绕过繁华的大街去上学时，头脑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痛苦的问题而大声问道：“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
　　我们的作家对过去的饥荒大书特书，把整个时代一笔抹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态度欠公正，他们没有看到这不能完全归罪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组织，而是由于生产工具的不够发达造成的。我们一方面为因贫困而产生的饥荒对过去的社会人加指责，另一方面在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大大丰富的今无我们又常常不能，也不知道，甚至压根儿不愿意帮助那些至今仍受这种痛苦煎熬的人们摆脱困境，我一想到这些心中就十分难受。不要忘记，印度大饥荒和爱尔兰大饥荒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今天！我们已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先生们，今天是应该赞美的，但要适度，要留有余地，不要言过其实！
　　我们不应当没完没了地把时间花在评价过去上面。当然，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几乎不能不同光明灿烂的今天作比较，几乎不可能不带着激动的心情去研究、寻求一切预示当代这些伟大成果的先声。但每一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方式和自然发展来评价。
　　我们应当上溯到克劳维，基督教和高卢人的存在之前——高卢人甚至在罗马人之前就具有明显特征了——，就是说，我们应当从法国历史的远古时代开始，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的情况弄清楚，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以及生产和文化状况，看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工作中有哪些危险或棘手的问题，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正确的评价。
　　只有这样从发展的眼光来阐述历史，你才能对今天作出公正的评论，才能一步一步地帮助孩子们对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同时，你也会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突出的方面。我自己就觉得查理曼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公元八世纪，当一切都处于分崩离析的时候，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濒于绝境的世界组织起来，维持下来。查理曼帝国陷入封建割据后，我们的语言也随之解体，成为一种无法明确表达思想和分析问题的生硬语言。可是我发现三个世纪后，到了十二世纪，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诗歌，这些诗歌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生硬的语言，所用语汇十分成熟，保留了拉丁语的清脆特点，并且具备古法语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混乱之中竟能产生有条不紊的思想，这不能不叫我大为赞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说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们——由于精力有限，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把这个历史发展分析清楚，可是孩子们却应当按照这种办法去学会了解真正的法国。这个法国不是某一个时代所能概括得了的，不但若干世纪前的某一天不能概括，而且前不久的某一天也不能概括。这个法国有她完整的历史，她经历过日日夜夜，经历过黎明和黄昏，复兴和衰败，如今，她在经过一切艰难险阻和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正在走向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这个时代今天尚未到来，但她在思想上已经意识到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而且我想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教会如果想存在下去，就应该继续进行它几百年来不得不进行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转变，直到完全承认人们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教会可以在世俗化的革命的新法国，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但要胸怀广阔，放开手做去，而不要小里小气，缩手缩脚。同时，它应当教育人民尊重法国的过去，尊重各种社会力量，各种首创精神和国家的一切伟大之处。我想我已经把我的话说清楚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世俗化的全民学校，把国家的每一个儿童都吸收进来。

　　最后，我想就此问题说两句话。《辩论报》以十分客气的措词说我反对 “垄断”。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说了两点。第一，建立国立学校似乎应当由国家去进行。
　　埃纳尔：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饶勒斯： ……我的意思是这种国立学校应当把每个儿童都吸收进去。
　　埃纳尔：这是把孩子们收归国有l
　　饶勒斯：埃纳尔先生，请允许我把这两个词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什么家庭的权利，而是孩子们的权利。
　　作为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孩子们有权接受来自地平线各个方面的阳光，国家的责任在于防止一部分阳光被人遮断。
　　这就从权利的问题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我要再说一句，我并不认为国家在执行教育的职能时一定会独断专行。同时，正象我的杰出的朋友阿拉尔所指出的，我也不认为对国家实行监督不会起作用。相反，我认为这种监督可以进行，因此我认为由国家建立面向每一个人的学校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不过，我要声明－下，而且我也一直这样认为，由于这项权利非同寻常，只自当孩子们的权利被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滥用，因而引起公愤，需要加以制止的时候，国家才能够使用这项权利，也应该使用这项权利。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在从这一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正式通过法律对其他儿童推行国家教育之前，应当首先把学校整顿一下。否则，即使有了法律，如果我们对每班六、七十人的现象听之任之，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如果我们不敢把小学在校儿音的年龄延长到十四岁，我们又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我们的小学教员的人数正在增加，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又怎么能去扩大招生？阿拉尔前天说得好，教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提高教育水平必不可少的。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教授的学生太多，负担过于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获得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