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准备条件，实现法国社会党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专制性的、僵死的统一：党的各个组织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存在，他们应当始终可以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协商和讨论，采取共同的行动。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比我们的敌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集体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诚然，在策略上和斗争方式上分歧是存在的，但这些分歧不是不可克服的，况且前不久，比利时社会党在同民主激进派建立竞选联盟的问题上，内部就存在着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最后所取得的一致和亲密的合作精神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令人鼓舞的榜样吗？同样，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些人更多地相信普选，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人拒绝参加竞选斗争，也没有任何人想阻挡历史的意外发展，而把社会党的活动局限在依靠选举的范围内。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场无比深刻的经济革命，它会引起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使许多人产生希望和担心，因此不可能由谁事先准确无误地规定无产阶级应当走哪一条路。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决心利用能够为建立新制度准备条件的各种政治力星。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行动而拒绝与他人合作。相反，不管他是从事经济组织的建设也好，还是负责建立、管理和发展工会或者合作社也好，也不管他是响应劳动人民的斗争号召而参加战斗的也好，还是设法从资本家的手中夺取一部分市政府的权力或立法权的也好，再或是在议会斗争中举着红旗在敌人制造武器的地方——议会——进行斗争的也好，大家都是进行共同战斗的同一支部队的战友，都是怀着同一个理想的兄弟。因此，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敌人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对各个政党和各个经济组织，对南方工人玻璃工厂和北方卢贝市无产阶级的疯狂迫害，这一切都将逐渐地迫使我们实现社会党的统一，因为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党的力量得到成十倍的加强。

　　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的党，不应该参加内阁，否则便是自杀。它不应该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因为在资产阶级手中，国家只能是社会保守势力和压迫势力的工具。党的使命是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使之为社会解放和社会革命服务。
　　我们是反对党。作为一个反对党，我们应当继续反对敌对阶级及其各个政治代表机构。同时只能以敌对身份把我们的人派到议会和其它选举产生的机构中去。

　　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原则、基础和准则。不承认阶级斗争的人可能是共和派、民主派、激进派，说得更确切一点可能是社会主义激进派，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承认阶级斗争，就是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两个阶级：资本资产阶级^[1]和无产阶级。它们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阶级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另一个阶级的消亡为前提。

　　盖得常对我们说：“让我们看着他们混战吧，我们应当在一旁留心观察，然后利用他们揭露出来的真实情况来反对他们双方。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归根结蒂是创造真正的人。当诡计多端的剑子手们对个人滥施淫威，人们因而围绕他的问题展开一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不应当袖手旁观，而应当投入战斗。我们是要消灭一切寄生现象的，我们不愿意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为了无产阶级的荣誉及其革命力量，我们希望无产阶级能通过其成员来发现和揭露参谋部的谎言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罪行；我们希望它能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悲剧中发挥自己的思想和宽阔胸怀的影响。我们希望资产阶级能自己承认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无法为他们自己的人伸张正义的。因为消灭一个阶级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代替这个阶级，帮助它去执行它已经不会也不能执行的高级职能。
　　盖得和瓦扬对于这点是清楚的：所以他们不敢在这个一问题上攻击我们，而只是使用些谩骂的、空泛的言辞说我们“很久以来“就在逃避”阶级斗争“。他们还说我们想欺骗无产阶级和社会党，这是他们对一个党员，对一个人所进行的最伤人的诬蔑。他们说”我们上当受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概是为了便于人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他们把对我们的指责说得十分含糊其辞，但他们用不着这样做，因为签名的人同我们一样不可能看不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对我们所能提出的指责不过是参加内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加以说明。他们说，我们 “很久以来 ”就执行了一项 “离经叛道，妥协退让，欺骗大家 ”的政策。这些话要么根本没有意义，要么是盖得和瓦扬的意思，他们想以此说明，十五个月来，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参谋部和僧侣的斗争使社会党背离了原来的方向，我们欺骗了党。既然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本应该把话说明白。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在他们三人之后在声明上签名的那些人不会看不出其中的内幕，因为他们同盖得和瓦扬一样反对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的立场。
　　这样，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欺骗了谁？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危机：各个组织中的狭隘的、僵死的门户之见使得我们想建立的生动活泼的、自由的统一无法进行，它不仅搅乱了一切同志友情，而且搅乱了一切道德观念。
　　这些优秀党员目前正处在怎样奇怪的死胡同呢？我们的勇敢的朋友麦克桑斯·罗尔德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早站出来的一个党员。作为同布里松争夺议员席位的社会党候选人，他明确地表示必须修改判决。他谴责布里松胆小如鼠，态度圆滑。他的胸怀广阔、铿锵有力的话语充满社会主义的观点和革命的激情，一度曾使他的选区大为震动。他曾以同样强有力的思想和斗争帮助二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勒克勒佐和蒙索莱明的工人恢复了生气。我们同他在思想上过去完全一致，今天也完全一致，可是他却在这份不仅反对我们，而且对我们大肆诬蔑的声明上签了名。我们现在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
　　四天之前，吉罗尔特—理查和我应让蒂利党员的要求在那里开了一个会。我问这些同志，我们是否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有没有满腔热情地在他们面前畅谈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他们在晚上唱着革命歌曲送我们回来的时候，我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同两年来一直 “欺骗”党的人走在一起。
　　总负责人托马在会上讲了话。他提醒大家社会党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危急时刻不得不呼吁它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当时颇有见地对我说，内阁一成立，他就把党员召集到一起叫他们切勿轻举妄动。可是他自己也被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了。
　　会议主席古当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大声说道：“现在我要讲一件事，我要请饶勒斯回忆一件往事。一年以前我曾经在圣—日尔曼大街遇到他，他同我谈了德雷福斯事件。他告诉我，德雷福斯清白无罪，一旦全国得知参谋部的罪行，军阀集团很快就会声名狼藉。他的这些话我当时不相信，今天我相信了。是的，德雷福斯没有罪，参谋部的罪行必然会使整个军阀集团身败名裂。“古当的讲话当时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呼。我们现在公布了托马和古当的名字，他们签署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谴责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态度，不仅反对我们，还竭力诋毁我们。
　　那末，在那些集团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事情，使得我们这个一向襟怀坦白、充满激情、无比刚直的党似乎是在做一些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呢？这都是社会党内可恶的四分五裂的状况造成的，它妨碍人们交换意见，树立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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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他们有过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们享有多高的威信，盖得和瓦扬现在都不再能随心所欲地擅自把别人从社会党的行动中开除出去了。经过他们自己的长期努力，社会党如今已成为个特别庞大的组织，他们想在党内称王称霸，进行家长式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了。正如个人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要改变成社会所有制一样，社会党将不再是某些集团首领的个人财产或那些集团本身共有的财产了。它将是全党、全体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共财产。社会党必须先将自己社会化，然后才去将其它一切社会化。

　　我曾经说过，德累斯登提案的主要缺点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没有看出来。这个提案试图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它目前不应当遵循的行动准则。而我说过，德国无产阶级现在还不具备向政界和社会施加影响的两个条件。首先，你们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德国无产阶级有过不少杰出的忠诚战士，但它过去并没有革命的传统。普选权并不是它以革命的手段争取到的，而是从上面接受来的。虽然人们不会想到从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争取到普选权的人手中把它夺走，因为他们可能很容易再把它夺回去，可是人们却会想到把上面交给的东西收回去。你们曾经眼看着你们的萨克森红色王国——“社会主义王国”——没有进行抵抗便让人家把普选权取消了，因此你们不能担保……
　　当倍倍尔就克鲁普事件在国会慷慨激昂、大胆陈词，发表反对德皇的讲话——这些讲话我们已经翻译和散发——的时候，你们对于德国老板强迫本厂的社会党工人在给德皇歌功颂德的祝贺信上签名，也就是强迫你们自己污辱自己一事，却毫无办法，竟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和成天骂我严重腐蚀无产阶级（dengrossen Verderber）的杂志上建议他们不要拒绝签名！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因为缺少革命的传统而特别单薄，可你们今天却还在消磨它的意志，模糊它的视线，削弱它的力量。
　　你们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就对别国人民发挥革命传统的作法看不顺眼。对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争取普选权的比利时同志，你们一味进行污辱和谩骂，你们的理论家则更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不但没有什么办法采取革命的行动，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所赋子的那种力量，而且在国会中也没有什么力量。即使你们今后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你们仍旧不是主人，社会主义在占了多数时还不能做主人的国家你们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你们的国会只不过是一个虚设的、徒有其名的国会，它手中没有执行权，没有行政权，它的决定不过是表达一些愿望，这些愿望随时会遭到帝国当局的否决。因此，你们已经知道，已经感到你们的情况很是困难。你们在寻找出路。我认为你们会找到的。命运的道路是谁也不会来阻挡的，而你们德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德国的命运，德国的希望！人们不会来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不过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实践中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好，是做革命者还是做议会派，以及怎样在你们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在取得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德累斯登代表大会上，人们当时期待你们，全人类都期待你们把政策定下来。你们那时在报纸上高呼：“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Unser das Reich！ Unser die Welt！） 不！帝国现在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连能否在本国的首都给各国社会党提供友好的接待都没有把握。（鼓掌）
　　因此，你们不知道应当走哪条路。在那次伟大的胜利之后，人们就在期待着你们提出口号，拿出行动纲领和策略来。你们对形势进行了调查、探测和了解，发现人们的思想还不成熟。于是你们就死死抱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不遗余力向你们提供的理论公式，向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掩饰你们在行动上的软弱。（鼓掌和笑声）
　　因此，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德累斯登决议就意味着各国社会党及其每一个成员，每一种力量都要对德国民主党目前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软弱状态和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按兵不动表示赞同。

　　啊！我知道共和制基本上并不包含社会正义。我希望倍倍尔和我在这一点上彼此没有误会。我并不迷信政体。我不认为共和制只是因为它是共和制才是进步的，而且民主，即使是共和制的民主，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对它不断地发出警告和推动，仍然会停滞不前。因此，为了推动进步，单靠共和制是不行的，况且没有共和制，经济和社会也会照样发展。我的意思是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它们认为，利用君主制制度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为基础的初步的立宪制和民主制所提供的行动办法更为有益。我就是这个意思。但请注意！虽然共和制目前在各国不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但法国的共和制从一开始产生的时候起就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事件，如 1791年的马尔斯广场上书，1792年的人民进入土伊勒利宫， 1793年 1月的路易十六在协和广场被处死，以及 1830年，1848年和 1871年的事件，所以法国的共和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没有这个革命运动就没有今日的法国。这个革命运动本身并不很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是无产阶级给它提供了共和制这种最高的、必然的形式，无产阶级把共和制当作一种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法国的共和制在历史上就意味着进步和自由，而别的国家的共和制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含义。因此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捍卫共和制和共和自由的时候，正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悠久传统，忠于巴贝夫，邦纳罗蒂和布朗基的表现。
　　其次，倍倍尔，还是这个问题。你说当前各国并不都在同样的程度上需要共和制。清注意！共和是民主制的必然的、最高的形式。如果以共和制为必然形式的民主制在法国遭到破坏，那么欧洲各国的民主制也必然会随着遭到损失。因此，象你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共和制——即便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的得失之间进行权衡是轻率的。社会君主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超越各个阶级之上——不过这只是为了君主的个人私利而不是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且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它可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进行某些改革，但请注意，这种作法虽然在实际上会产生一些结果，但却不如自由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意志，进行勇敢的直接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为好。欧洲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无产阶级在大步迈向社会主义，而且几乎各国人民，包括你们德国的各个邦在内，也都在开展工作，要求建立民主制，此外，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人们也已开始争取普选权。请注意，所有这些正在争取政治自由的人以及象我们的杰出的朋友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俄国革命家是不能担保对专制制度不满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和自由分子不混入工人运动中来的，你们让他们相信共和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所期望的全部好处，这种言论是十分轻率的。因为照你们的说法，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会被资产阶级夺去，民主制的这一胜利只会使资产阶级的自由个人主义代替君主的明智个人主义。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法国阻止教会和军阀集团破坏民主制的必然产物——共和制，不仅是为了法国的民主制，而且也是为了全欧洲的民主制。

　　我现在不想提出我们在目前形势下所不再面临的问题，可是由于我听到考茨基一再地说他赞成社会党人在国家遇到民族危亡的时候可以参加中央政府，赞成布朗基那样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参加政府，我不明白参加政府是否一定要加上民族主义的内容才能成为一种正统的理论，我不明白一个无产者是否一定要牺牲阶级斗争而去保卫那个被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是被资产阶级剥削的祖国。我不明白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争取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对每一个无产者说来是否同今天的祖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感到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始至终地赞同考茨基同志这种民族主义的参加政府的观点。

　　我知道，已经签字的这个文件不能使我们一切通常的看法都得到完全的满意，而且其中有些提法不是有点狭隘，就是有点过时。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人们在执行文件的时候抱着某种偏见或宗派情绪，态度过于偏激，因而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有时就会妨碍社会党在民主气氛中进行必要的发展和发挥它的生命力。然而哪里能在存在着各种倾向的情况下，规定一个只适合这些人或那些人的想法的统一的协议呢？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都不愿意眼看着生动活泼的共产主义思想蜕化为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纯理论的、毫无作用的僵硬立场和成为民主激进派的变种，我们已经统一起来，并真心诚意地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管人们在这样那样的提法上存在着一些枝节性的保留性意见，广泛建立起来并加以贯彻的社会党的统一给每个人带来的决定性的好处也就在此。无论我们是 “革命派 ”还是 “议会派 ”，党的统一都将使我们摆脱派性——机会主义或不妥协集团的派性——的诱惑和危险，使我们摆脱一切派性政策，建立一个革命的，向民主发展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对当前的斗争和今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们十分重视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重视劳保法和社会保险法，同时他们也知道，只有进行深刻的所有制革命，完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才能在思想上和劳动上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党的统一将使我们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全部思想协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