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辩论中，饶勒斯表面上坐在戴沙奈尔旁边，实际上比他高明得多。饶勒斯也是一位青年，坐在中间或者说中闯靠左的席位上，但他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观点肯定超过不止一个因为要求经济自山而门认为很先进的极左分子。
　　因为饶勒斯提出的一项建议，内容与我们的朋友鲍埃在他之后提出来的建议相同。他要求政府研究一下，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把从新的税收中得到的收益用来资助“佃农和农业工人 ”。他在这项建议前面写的唯一的一条理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考虑到在民主制度中，保护政策只有对劳动者有益方可执行……”
　　好极了！先生。这是一项很好、很健康的经济政策。不过你可知道？你已大大地接近于社会主义，如果再向前一步，你就会越过极左派，双脚跳进社会党里，同我们的朋友鲍埃、加美利纳、普朗多、巴斯利、吉利、米勒兰、米舍兰坐在一起了。请读者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你在那篇演说中说：“我声明不反对保护贸易政策。我不仅赞成许多议员的观点，认为还是不要搞自由交换为好，而且我坚信，以一定方式理解的保护政策是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的。不过这种保护政策应当附加一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附加一些社会正义的措施。 “你这样说是不是为了那些过去被坑害人的法律弄得倾家荡产的劳动者？如果是的话，先生，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如果你的那些 “社会正义的措施 ”就是为了至今仍受剥削的劳动者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那末，不管你坐在哪一派席位上，我们都欢迎你到埃尔斯诺来！你是我们的人。

　　“你们想作为诚实的资产阶级重新恢复老一套的选举制。”他的话击中了要害。当时正是选举前夕，每一个议员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他在争取连选。《公报》说“这是不同的倾向“，好心的卡米尔·柏勒当则认为他说得”好极了！”

　　说真的，你们这些人的思想状况实在奇怪。（中间派的席位上发出惊叫声）你们一厢情愿地要给人民制定几项教育法，并通过自由的报刊、学校和自由的集会，反复地激发人民的热情，让他们觉醒起来。你们大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全体成员都在同一程度上被你们自己要搞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把情绪激发起来了。少数几个人比较活跃，声调特别高，这是难免的。他们不脱离人民，相反，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同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他们不去向心怀叵测的资本家乞求同情，而是同人民一起准备整个阶级——他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全面解放，你们竟然异想天开，以为通过几项法律的把戏就可以使他们威信扫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们知道为首分子和煽动分子在哪里吗？他们既不在组织工会——你们正在施展阴谋要把这些工会解散掉——的工人里面，也不在社会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中。不，主要的为首分子，主要的煽动分子，首先在资本家当中，在政府的多数派当中。（极左派热烈鼓掌，中间派抗议）
　　啊！先生们，你们怎么发昏到这种程度，竟然把各地的发展说成是少数几个人搞起来的。你们是不是被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吓破了胆？这个运动在世界各国同时爆发了。十年来，你们再也不能离开社会党的历史来谈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被你们看成是个人主义避难所的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工联已经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们已不再单纯地闹点工潮，而是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了。他们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参加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他们不愿意再做工人贵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为个人谋点私利。他们已经向各个行业开门，向最下层的、即所谓最卑贱的人们开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这个所谓个人主义的国家站住脚。英国工联最近在毕尔法斯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甚至通过了社会主义的提案。自由党政府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了社会法。这个政府也干预劳资纠纷，不过不象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部长们借此镇压工人……（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而是让纠纷体面地停息下来，这样至少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对立情绪的发展。
　　当前，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论他们的自然环境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他们都被这个世界范围的运动卷了进去，你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个别人煽动的问题的。因此，总理先生，你们这样指责他们，给予他们的荣誉未免太大了。你们说他们是为首分子，把他们说得也太神通广大了。掀起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少数几个人吹出的气，软弱得很，根本不会掀起世界无产阶级的狂涛巨澜。（上述席位热烈鼓掌）
　　不，先生们，事实是，这场运动是从事物的深部发展起来的，是人们不堪忍受无数痛苦的总爆发；在此之前，这些人并没有商量过，后来才在自由这个提法中找到了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事实是，在我们的共和制法国，这场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你们建立的共和制和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经济制度中产生出来的。
　　你们建立了共和制，这是你们的光荣；你们使得它无懈可击，坚不可摧，但你们也因而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制造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矛盾。
　　勒内·戈柏来：说得好！
　　饶勒斯：在这个政治制度中，人民已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粉碎了过去各个寡头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他们今天还依然受着这类寡头们的统治。附带说一句，总理先生，仅仅对议会说法兰西银行的问题将向议会提出来是不够的，这件事你不说议会也知道；你们应当告诉议会，政府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大厅的极左边和极右边热烈鼓掌）
　　是的，你们让包括雇佣劳动者在内的一切公民通过普选，通过行使国家主权（共和制就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最终的必然形式），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和政府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产生；他们可以罢免和撤换特使、立法议员和部长。可是就在这些雇佣劳动者们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是的！就在他们可以把部长赶出内阁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保障，被人家从工厂赶了出来。他们的劳动不过是手中握着资本的人爱要就要，爱不要就不要的一种商品罢了。
　　工厂的规章制度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没有道理，是专门用来同他们作对、在他们无权过问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他们由于不理睬这些规章制度，随时都遭到被解雇的威胁。
　　他们完全是听天由命、任人驱使，虽然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随时有可能被踢出工厂大门之外。如果他们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大的矿业公司联盟随时会将他们解雇，停发他们的工资，断绝他们的生路。工人们虽然从政治制度上说已不必再向已经被你们推翻的国王付给几百万法郎的俸银，但却不得不从自己的劳动中提取几十亿法郎送给不劳而获的寡头们——主宰全国劳动者的国王。（大厅极左边和极右边的好几排席位长时间热烈鼓掌）
　　 看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现今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共和必须发展到社会共和；因为它主张不但议会需要共和，工厂也需要共和；因为它主张人民不但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也享有最高权力，以便铲除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特权；就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便从共和运动中产生出来了。因此，共和是最大的煽动分子，共和是最大的为首分子。让你们的宪兵把它带到法庭把它带到法庭去接受审判吧！（上述席位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其次，你们制定了教育法。既然你们为劳动者在思想上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你们为什么不愿劳动者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再获得社会上的解放呢？因为你们不仅想实行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还想使教育世俗化，你们做得很好。（许多席位上的人点头同意，中间派发出喧闹声）
　　阿道尔夫·都来尔：勒米尔神父刚才为你鼓了掌，不过你一说到 “世俗化 ”，他就不鼓掌了。（闹声）
　　路易·朱尔当：不管怎么说，他做了一个榜样，可惜学他的人并不多。应当象他那样多看一看。（闹声）
　　饶勒斯：坚决反对你们的人常常指责你们毁灭了基督教信仰，但你们并没有毁灭基督教信仰，这也不是你们的目标。你们只是想在学校里建立理性教育罢了。过去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你们毁掉的，而是在你们很久之前被下列因素毁掉的：批判的展开，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大，对于其它文化和宗教的了解和接受。基督教同现代思想的生动活泼的关系也不是你们破坏的，而是在你们之前就破坏了。不过你们在建立纯理性的教育制度时，你们所做的，所宣称的，就是只有理性足以指导每个人的生活。（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
　　勒米尔：说得好！说得好！
　　费尔迪南·拉梅尔：你忘了，饶勒斯先生，由于把教育世俗化，你已经侵犯了你刚才说的自由。
　　饶勒斯：可是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你们使人民的教育同现代思想的成果协调起来了，使人民摆脱了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你们没有破坏我刚才说的那个生动活泼的关系，而是把仅存的那种消极的、习惯的、传统的、老一套的关系破坏了。
　　你们因此而做了什么呢？啊！我可知道，当时在许多人头脑里存在的东西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习惯势力，而且这种习惯势力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一帖镇静剂，一种安慰。可是 呢！你们把这首让人们忘记贫困的古老歌曲打断了 （上述席位热烈鼓掌）于是贫困被叫嚷声吵醒，它站立在你们面前，要求你们在自然界的阳光下——这是你们唯一没有玷污的地方——给予它足够的位置。
　　正如地球上白天积蓄的热量夜间要散去一部分一样，人民的力量过去也有一部分是被宗教扩散到广阔无垠的空间去的。
　　可是你们把这条宗教扩散的渠道堵死了，这样你们也就把人民的热烈愿望和思想都集中到当前社会方面的要求上来了，是你们自己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提高了。你们现在惊慌失措，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极左派和极右派热烈鼓掌）

打倒卡西米尔！

　　卡西米尔仇恨人民是恨得对的。他把宝押在这上面能取得这样大的好处实在是千载难逢，因为人民也以百倍的仇恨来回敬他了。
　　这只能使他从放高利贷的爷爷那儿继承来的家传本性更加膨胀起来。
　　他对于自己的不得人心十分了然，所以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必是戒备森严、刀枪林立、黑压压的密探前呼后拥才敢成行。
　　他坐在专用车上，笑容可掬地向行人招手致意，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死气沉沉、怀有恶感的脸，谁也不答理他。
　　从基佐以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经受得了人们这样大的反感。他比那位不择手段地发迹的家伙还要略胜一筹，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这种待遇。
　　他一当上总统，马上就感到了研究爱情的心理学家所说的“一见钟情 ”的反面——一看就令人讨厌。他的照片印了一张又一张，挂满大街小巷，过往行人偶尔瞟上一眼，必然大声骂道：”呵！无耻的畜生！“
　　连顽皮的小孩也一边吹着口哨，一边骂道： “猪猡！“警察听了大为动怒。
　　卡西米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想用武力来博取人家对他的爱戴。他为自己的一表堂堂而得意洋洋，谁敢对此有任何怀疑就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把他投进拘留所关上几个小时，狠狠揍一顿，这当然不能使人对他发生好感。

　　当然我在决定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以前，曾经有过一点犹豫，这一点你们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犹豫的时间很短。我之所以要出来为他辩护，是因为有人对这场激烈的、正确的必要辩论极力进行攻击和非难——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要在你们面前从道义上把这场辩论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样，我便毫无畏惧地到这儿来了。
　　至于我到这儿来是否有什么法律上的困难或不便解释的地方，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没有穿律师服，你们也没有穿法官服；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公民，只要我们能够运用共和法律的活的灵魂——自由，而不要象大法官先生那样听命于他人，死抱住僵死的教条就行了。
　　你们说，“打倒卡西米尔^[1]！ ”这个题目本身就构成污辱罪。何以见得？难道这样一个亲切的称呼有损于总统的尊严吗？至于总统在大街上经过时，公民们为什么缄默不语，各个半官方的和友好的报纸都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名字太长、不便启口，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这些报纸说，老百姓不好贸然地叫那些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名宇，他们由于害怕叫的时候接不上气来，只好把自己的热情压下去，干脆不叫。吉罗尔特—理查的胆量要比别人大一点，他倒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叫了。不过，由于接不上来气而不得不中途停住，这总不能说是一个罪过。况且你们也知道人们对于国王也是直接以名字称呼的。我还要提醒你们：“卡西米尔 ”这个名字如今已不再是名字，两代人以来它已怀着一片虔诚同姓合为一体了，使得祖上那种独断专行、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和带着血腥味的奥尔良主义从此成为柏里家族用之不尽的遗产。
　　难道在这个名字或姓前面写了 “打倒 “两个字，这篇文章的题目便构成污辱罪吗？
　　当然，严格说来，如果在总统经过的时候，他在街上喊这样的口号，聚众对总统表示敌意或瞎起哄，那他受到刑事追究，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从吉罗尔特—理查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政治含义去理解，当他在最后写道：“打倒卡西米尔！也就是劳动者共和国万岁！ ”时，这句口号的含义显然只能是：我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派都希望并准备把柏里总统赶下台。这是他们的权利。

　　当一些共和党人背叛了自己的过去，想抵消自己曾举手通过的共和法律时，当特权阶级为工人民主运动和农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大伤脑筋，坐卧不宁时，当大资本感到社会的要求日益对它形成严重威胁，而内部又丑闻百出，象腐烂的肌体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时，他们便想在自己的周围找一些能够战斗和抵抗的人。可是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不是老朽无能，便是满身污垢、名声很臭，只有一个人的名声还没有怎么样，此人在资产阶级王朝时期担任过部长，靠着剥削贫苦劳动者而发了横财，他曾对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把 1830年共和中的共和精神践踏无遗。这位部长同时还是一位做过走私、股票交易等投机生意的大银行家，这些事虽然很丑恶，但他们认为大家已把它忘记了，因为 “遗忘 ”是根治百病的一帖良方。这样，为了捍卫他们这一帮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派的事业，为了尽快地拯救他们那些面临严重威胁的无耻勾当，此人的名声将可借来一用，因为同刚刚被种种丑闻弄得臭名远扬的人比较起来，他的名声总要好一些。
　　于是，他们便去找这个人的孙子，并对他说：你祖父曾做过法国商界的头领，你也象他一样，来为我们效劳，听我们使唤吧！同时，若干年来，此人也正在为扮演这一角色而积极准备，努力按照祖父的形象造就自己。

　　卡西米尔—柏里在进入七月王朝当上路易—菲力普的一名部长之前，曾经在查理十世的宫廷中鬼混过。同共和国现任总统后来在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之间进行周旋以便谋取总统职位一样，克罗德—柏里也曾在格勒诺布尔的宫廷中买了一个承袭顾问职位的资格，以便取得贵族头衔。可是由于前任迟迟不死，空缺一时不能补上，脚下的大地却开始抖动了，克罗德—柏里便又把自己私邸的一间客厅提供给开创资产阶级革命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使用。这个世代为商的家族并不以拥护新的政权为荣耀，他们所以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乃是由于旧的贵族制度未能使他们过去的发迹增添什么光彩！

　　饶勒斯：我不是把他们相提并论，我是说他的一家比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还要坏。
　　里昂有些工人一天要劳动18个小时，可是才挣18个苏的工资。后来在一次由军事长官和省长主持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会议上，工人和老板共同拟定了一个工资额。然而卡西米尔—柏里不同意让工人在确定工资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从而降低股票的利息。他于是给军事长官和省长发去一道命令，要求取消已经达成协议的工资额。这样一来，就在里昂引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血腥镇压下去。当他让人们向里昂工人开枪时，他知道他这是在向自己的工人开枪，这是在扼杀无产阶级的权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