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十章 逃亡瓦伦
宗教骚乱
因为国王的态度是受教会的态度左右的,而天主教会的敌对立场很快便将明朗化。自从出售教会财产的法律实施以来,许多主教和教士的心中便已郁结着满腔怒火了。他们觉得,教会既然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财产占有的威望,自然也就失去了它为维护其思想统治所需的世俗支柱。不过就此问题展开直接的斗争,教会是不敢的。因为不管乡村民众怎样愚昧,信教热诚多么狂热,教会也难以说服他们让那些无所事事的修院院长和贪得无厌的修士在法国占有大量的土地,是维护信仰所必须的。
可是制宪议会所制定的教会组织法一颁布,这些教士和主教也就毫不迟疑地以此为契机宣称宗教信仰受到了危害,于是竭力把几百年来一直盲从教义的思想煽动起来。
况且剥夺教会的土地占有权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清除它长期来在人们心中所灌输的对于地狱的恐惧和天国的期望,就不那么简单了。教会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希望能通过这一曲折的途径而于随后收回其财产。
1790年7月1日,即在教会组织法获得通过十来天之前,土伦主教便以提高教徒警惕性为由而挑起了斗争,对革命进行了全面攻击〔注:土伦主教马藏格因在一主教训谕和信函中流露了对“革命的极端仇视”而于1790年6月8日和8月18日在制宪议会受到谴责。——编者注。〕。他大声喊道:
“人们庄重地向你们许诺的复兴,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你们不但未能得到理应得到的幸福,而且国内现在到处是一片混乱。”
维埃纳主教勒弗朗·德·蓬皮良和弗朗德尔滨海地区的一个本堂神甫则对教会组织法展开了猛烈抨击〔注:勒弗朗·德·蓬皮良(1715-1790),维埃纳大主教,多菲内所选教会代表。1790年9月20日,他因一篇“狂热的”主教训谕而在议会讲坛受到抨击。——编者注。〕;议会开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
10月30日,形势突然急转直下。议会中的主教议员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教会组织法的原则意见书”,几乎对组织法的各条都进行了严厉批驳。他们强烈抗议世俗当局未征求教会代表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便妄图干预教会的组织。他们说:“我们提议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并要求按照法兰西教会的古老做法,请普世教会的首领〔即教皇〕来解决此事。
“我们已经指出地方议会〔注:这里的“地方”是指教会所称罗马教廷所辖各国。——译者注。〕的职权范围,并宣布决不参加一纯粹世俗的机构〔即国民议会〕就教权事宜所展开的讨论,因为此世俗机构无权过问由教会负责的教权司法。
“我们主张纯教权事务仍按教规解决;既涉及教权又涉及俗权的事务则由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共同解决。因此,一切同属于教会当局管辖的教权事务有关的决定,我们是不会接受的。最后,对于有关法令,我们要求,在教会通过其俗间首领〔即教皇〕表示意见之前或有关教规手续得以履行之前,国民议会在各郡暂且停止其实施。”
作为议会议员,卢昂、兰斯、艾克斯、阿勒、阿尔比、图卢兹和布尔热的大主教,以及普瓦蒂埃、蒙托邦、孔东、波维、芒市、尼姆、罗德、利莫热、蒙彼利埃、佩尔皮良、阿让、夏尔特尔、拉昂、圣弗卢、马恩河畔夏龙、奥雷龙、狄戎、森特,库堂斯、吕松、克莱蒙、宇泽和库斯朗的主教,都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因此这是一场全面反抗的信号〔注:与此同时,上述“意见书”的起草人艾克斯大主教布瓦热兰,同教皇进行了谈判,让他为教会组织法“行洗礼”。“意见书”最后写道,教皇完全有办法阻止分裂的发生,因而求他使用这些办法。主教们是因为罗马的毫不退让而被迫投入斗争的。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我在饶勒斯这部著作之后出版的一本书:《罗马和制宪议会时期的法国教会》。——阿·马迪厄注。〕。
特别是吕松主教梅尔西,从一开始便在旺代竭力煽动骚乱和宗教狂热〔注:吕松主教梅尔西(1736-1811),普瓦蒂埃选区所选教会代表。——编者注。〕,1790年12月,吕松教务会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此请愿书非常狡猾,一方面装腔作势地表示对教会财产不感兴趣,并对这一地区人数众多的新教教徒颇能宽容,另一方面则对信仰自由进行了攻击。该教务会在请愿书中写道:
“法兰西教会占有的财产已被掠夺一光;对此,我们没有流露任何不满,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今天,事情已是非同小可,我们不得不来讲几句了。教士们战战就兢,沮丧不已,要我们把他们的不安和忧虑转告国民议会……国民的代表不应有任何不尊重天主教会——法兰西帝国的唯一宗教——的念头,因为一千五百年来,其前任各届国民议会〔注:指1789年前的各次三级会议。——译者注。〕一直是带着感激之情尊重它的。承认此宗教为唯一国教,禁止其他一切正式的公共信仰,是各省之委任书所要求履行的一项职责……
“可是从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刊纷纷发表的报导来看,承认天主教为国教即只使此宗教受到正式信奉的议案,已在国民议会遭到否决。为此而发布的有关法令不禁令人疑窦丛生。其实只要说一句话便可将一切捉摸不定的东西确定下来,但这句话就是没有说……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省的宗教纠纷与冲突一直未停;其可悲后果有谁比我们更为清楚?公共信仰的多样化所造成的苦果,国中有哪个省比我们受害更大……现在,这悲惨可怖的年代已终于过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宁静、祥和的明丽阳光。但愿这安宁、和睦的局面不再受到信仰多样化的干扰,因为每念及此,过去的一切便使我们不寒而栗!
“啊!我们不会要求对那些到处漂泊的兄弟给予惩罚;不但如此,如果有人要处罚他们,我们甚至会飞奔前往,去为他们说情。一切有关确保其居民身份、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决定,我们都无任欢迎。思想应当享有自由。一切迫害信仰的行径,我们都深恶痛绝。违心的信奉更是我们这个宗教所不容的。它只是接受那些自由地、心悦诚服地信仰它的人……
“不过,作为一个公民和天主教徒,我们不仅主张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强加于人,而且强烈要求不要制造教派矛盾;为此,国民议会在允许任何人在私下或家里享有信仰自由的同时,应宣布天主教为唯一的国教,明令禁止其他任何正式的公开信仰。”
他们是如此地不容异端;但嘴上却是一派甜言蜜语,这番虚伪的表演可真是到家了。吕松教务会的这些人,希望能防止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宗教战争重新爆发。但怎样防止呢?是否借助法律来确保双方的信仰自由?不是,他们要以取消新教的公开信仰自由来实现这一点。
从这个省和其他大多数省份的这一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人们的思想还处于怎样的状况!教会为维护其自己的利益,正有许多事情要做。不但其财产出售已成定局,而且在个别大城市已开始出现对“戴小圆帽者〔注:对教士的贬称。——译者注。〕”的愤怒谴责。然而就在这时候,教会竟有这样的闲心,要求对新教采取严厉措施!他们竟然能够而且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语:信仰自由会导致流血冲突!
由是观之,革命思想和教会思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西部各省的可悲天主教狂热,从一开始就被那些教士煽动了起来。这些地方会怎样地利用教会组织法来反对革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制宪议会中具有自由哲学思想的人并不在少;但议会却何以会认为以教会组织法这一妥协方案为满足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也就不难理解了。
宣誓
为了阻止这场越演越烈的骚乱,议会决定给以沉重的打击。经一再坚持,它终于让国王批准了教会组织法及教士须宣誓服从的法令,并决心让教士议员首先进行这一宣誓。因为首先从议会内部发出强烈抗议的,正是这些主教议员。
现在该由他们这些议会议员来就服从此组织法一事,给全国教士作个表率了。不过关于这一点,夏姗等人对制宪议会提出的指责,我却有点弄不明白。是的,这些议会议员若拒绝宣誓,将会使教士们总的反抗力量更形加强。而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在议会中还是在议会外,他们都已表示拒绝宣誓,并对此大事宣扬。
可是反过来看,要是他们因不敢同议会正面顶撞而同意宣誓呢?这样一来,议会也就胜券在握了。结果他们拒绝宣誓。只有奥屯主教塔列朗和利达主教戈贝尔〔注:戈贝尔(1727-1794),利达主教,曾任巴塞尔主教的副手和助理司铎,贝尔弗县和余明格县所选教会代表;1791年成为拥护教会组织法的巴黎主教。——编者注。〕宣誓服从。在议会之外,也只有三名高级教士,即桑斯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奥尔良主教查朗特和维维埃主教拉封-萨维纳〔注:此外还有巴比洛纳主教米卢多·杜布尔和桑斯助理大主数马西阿·德·洛裤尼。——阿·马迪厄注。〕立刻毫无保留地进行了如下宣誓:“将务使本教区教徒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并尽力维护经国民议会颁布并得到国王认可的宪法。”
格雷古瓦尔神甫在议会讲坛发了言,试图消除教徒和教士对教会组织法所怀抱的偏见〔注:格雷古瓦尔神甫在1790年12月27日会上作此发言。1791年1月20日,他将自己写的一本书——《要求神职人员作公民宣誓的合法性》——题赠给了国民议会。——编者注。〕。他说:“毋庸讳言,许多德高望重、有着鲜明爱国立场的教士,因担心法兰西宪法同天主教原则不能相容而忧虑重重。
“无论对教规还是对国家法律,我们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既然肩负圣职的重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为本教增光。我们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自当时时为其传道;如果需要为其殉难也在所不辞。至于教会组织法,我们在做了认真而又周密的研究之后,发现它对我们所崇信和传布的神圣真谛并无任何损害。
“说国民议会这样做,是在有计划地干预教会的事务,将是对议会的诬蔑和诽谤。在国人面前,在全世界面前,议会对由信徒传授的罗马公教所表现的是深深的敬重。它从未打算剥夺教徒寻求极乐的任何途径,也从未打算对教义、品级及教会首领在精神上所享有的权威作任何损害。它认为这些事不在它的管辖范围。
“它之所以重新划分教区,不过是想确定一种对教徒和国家都更为有益的政治形态。仅仅教会组织法的名称,便充分说明了国民议会的意图。因此,我们不应提出任何理由拒绝宣誓。我们衷心希望在帝国的全部疆界内,所有教友都能打消顾虑,抓紧时间履行这一爱国主义义务。只有这样,方可确保国内的和平,巩固教士与教徒的团结。”
格雷古瓦尔这一席话是真诚的,但同时也表明所存在的反抗规模之大。此外,天主教的中央集权已达到如此地步,连他这个扬逊派教士也不得不申明,议会并未触犯罗马公教及教皇所享有的精神权威。可见一旦罗马声称自己受到了侵害,一旦教皇声称自己在精神上享有的权威受到了蔑视,情况将会怎样呢?由扬逊派提出并得到哲学家和政治家赞同的这一妥协方案,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六十一个本堂神甫议员紧跟在格雷古瓦尔之后做了宣誓。这个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了,但与低级教士当初与市镇代表会合和赞成取消什一税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基本上的一致,仍相距何其遥远!显然,部分教士心中正经受着极度的惶恐。他们当中不止一人能够在物质方面作出让步,但一想到自己所捍卫的信仰会受到损害便犹豫起来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为何不敢正视呢?这场宗教骚乱如果只与贪图钱财和炫耀实力有关,本来是易于平息的。反抗所以难以对付,是因为部分教士和教徒是狂热地、甚至英勇无畏地带着一片真心实意来参加的。试想,他们多年来所接受的是关于命途莫测的恐惧,怎能不认为对教会组织的任何变更——即使这种变更只涉及其外表也罢——至少也会损害此组织形式所包含的玄妙教义?
正因为教义有着无比的神秘性,谁也说不清它所涉及的确切范围。因此,这些时时担心自己有没有触犯神明并在他们所习惯的溟濛之中只能得到含糊的答复和捉摸不定启示的教士,在思想上正经历着怎样激烈的斗争,但议会已等得不耐烦了;1791年1月3日,它采纳了巴尔纳夫和拉梅特的建议,决定担任公职的教士必须在第二天履行宣誓手续,否则给以撤职处分。
第二天,二十三名全为本堂神甫的议会议员做了宣誓。1月6日,巴尔纳夫提议至今尚未宣誓者由议会主席指名提出质问。阿让主教于是走上讲坛,说他是不会宣誓的。接着,阿朗松选区所选代表、孔勃本堂神甫勒克莱尔,说他是天主教之子,不能做此宣誓;桑利本堂神甫库图利埃则表示只能有保留地宣誓。最后,普瓦蒂埃主教说道:“我不宣誓,因为我不想玷污自己的晚节。”(转引自罗毕奈的著作〔注:即罗毕奈所著《革命期间巴黎宗教概况》。阿让主教为波纳堂,普瓦帮埃主教为波普瓦勒·德·圣奥莱尔。——编者注。〕)
议会愤怒不已,又根据巴尔纳夫的一项提案,决定不论主教还是本堂神甫,未宣誓教士一律撤职,并将其所占职位宣布为空缺。
实际上,这是把部分拒绝宣誓的教士交由国人评判。斗争形势尚未趋明朗,议会这时可能仍希望能制服反抗。如果选举能任各地或大部分地区顺利举行,如果各地能提出一些宣誓遵守教会组织法的教士为本堂神甫或主教职位的候选人,拒绝宣誓者所进行的反抗显然将难以持久;这样的话,革命将可避免此反抗所造成的巨大危险。
爱国教士
整个形势起初相当混乱,很不明朗。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宣誓者和未宣誓者的确切人数很难弄清。看来巴黎至少有一半教士宣了誓〔注:在巴黎,应当宣誓的教士为966人,其中有545人宣了誓。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皮萨尼所著《巴黎教会与革命》。——阿·马迪厄注。〕;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宣誓教士的人数几乎都高于此数。许多教士不仅赞成教会组织法,而且按议会所作规定继续主持祭祀活动;更有甚者,这些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还以格雷古瓦尔为榜样,为把拒绝宣誓的教士争取过来而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对自己的宣誓做了尽可能的宣传。
他们在选举大会宣誓之后,往往还要正式函告国民议会。许多教友在得悉巴黎教务会的一些人攻击了这部组织法后,立即于1791年1月7日向制宪议会递交了一份对他们的抗议书:
我们这些曾以圣德立-杜巴和圣让-勒龙议事司铎及艾良助理司铎的身份,在巴黎大区教堂领取俸禄的神甫、助祭和副助祭以及该教堂的神职乐师,刚刚获悉一些前议事司铎和教务会成员所提抗议及他们在该教堂有价证券上盖章时向市政官员发表的谈话;为郑重表明——正如我们始终忠于我们同全体国人所做的公民宣誓一样——我们完全服从经国民议会颁布并得到国王认可的各项法律,特别是教会组织法,现特在此郑重声明:以巴黎教务会名义提出的抗议或发表的谈话,无论真假,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进行的,俱皆一律无效。我们认为国民议会完全有权颁布,国王完全有权批准和实施所有教士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法国教会组织法;并愿举行国民大会对神职人员所要求的宣誓,我们这样做,除受良心、理性和正义的驱使及我们对祖国的爱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空口无凭,现以下列签名为证:
圣德立-杜巴前议事司铎费莱神甫、圣艾良前首席助理司铎拉索尼埃神甫、圣让-勒龙前议事司铎达马兹神甫、圣德立-杜巴前议事司铎梅尔兰助祭、乐师波维尔、教士德维利塞、教士皮纳尔、圣让-勒龙前议事司铎古特副助祭、负责晨经的教士梅西埃、圣让-勒龙前议事司铎邓孔助祭、教士科纽、教士余莱兹
这一材料原载《议会档案》,本书转引自罗毕奈的著作。本书所以将它转载于此,是为了说明教会正经历着多么巨大的动荡。各个堂区,各个教会机构都已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派。革命思想真是威力无比,即便是求助民众来推选神职人员,竟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使得教会这个革命思想活生生的对立面,至少也会部分地受到影响。
诺瓦西-勒塞克本堂神甫托姆莱的讲话就异常地铿锵有力,其坦率之情清晰可辨。他率领庞坦县的公民代表参加了巴黎郡的选举大会,并以这些代表的名义于1791年1月7日在会上做了如下发言:
先生们,我们是满怀信心来到你们中间的;深信你们为人豁达,我们的直率定会受到你们的欢迎。
我们到这儿来,是要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意;以民众的名义,对你们为他们选出的公正廉洁的法官表示祝贺;并对你们施展自己的智慧为我们选出的管理人员感到由衷的高兴。最后,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你们表明,读了你们致国民议会的信,我们备感荣幸,深受感动。
不过除上述感激之情外,我们还感到有一点小小的不足:我们本来希望你们在列举不朽的宪法所带来的好处时,会特别提一提农村因而得到的巨大实惠。也许你们是想给我们安排一个感人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来表达我们的心情。
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农民受旧法律的摧残最为严重。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农民因新的法律而得益最多。
我们的草棚将变得好看起来。我们的田野将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迄今一直目睹我们如何受苦的教堂,如今终于可以看到我们的幸福生活了。因此,无论在草棚里还是在田野上再或是教堂里,我们都在为这新的法律祝福。
我们已成为武装起来的自由公民。暴政要重新征服我们是根本不可能了;但它仍希望能使我们受其蒙骗。它把我们的立法人员描绘得一无是处,把革命说成是险恶的灾祸,可是我们得到的好处,已使他们所预言的灾难不攻自破。我们看到,暴风雨已经远去,收获季节即将来临。
威逼和利诱都不能奏效,这些陷于一片绝望的昔日权贵,现在会以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们呢?诽谤。
是的,先生们,他们告诉国人并喋喋不休地对外国人说,法律虽然给乡村居民带来了好处;但却遭到了他们的唾弃。
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在农村煽动起来的骚乱,一度在国中造成了恐惧;心怀仇恨之徒不禁得意忘形。但他们的得意未能持续多久。因为使不慎者走上迷途的那种骗人的“热忱”很快得到暴露,而真正的热忱却使一些爱国者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民大会在得悉这一情况后,因而对魔鬼和不慎者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我们由于同首都近在咫尺,因而易于了解事情的真相,没有听信那些无耻的煽动。我们的公民意识已在这一表现中显示出来。坚定不移地遵循着既定原则的我们,有着一颗坚定不移的耿耿忠心。一句话,我们对于教会组织法不仅衷心拥护,而且身体力行;虽然庄重的表态已不胜枚举,我们仍要在此表一表我们的心意;因此特作如下宣誓:
(1)我们将一丝不苟地履行我们的义务,同时将使我们的权利得到完整的维护;前者属原始宪章,后者属自然法规。
(2)我们在心中决不对法兰西帝国中本来密不可分的东西——王权政体和民众政体——分别看待。我们觉得,完美的法律既已制定出来,苍天给予我们的最好馈赠,应是一位杰出的君王。宪法不是路易十六制定的,他好象是为了实施这部宪法而成了国王。
(3)我们将把以仁慈为本的宽容精神即福音书所倡导的博爱和宗教上的服从,视为基督教的首要美德。这种宽容精神本由基督教的缔造者所创立并得到该教宗徒的传布;不想后来却被高级神职人员中的一些野心勃勃之徒破坏殆尽。现在又由我们的立法人员恢复了起来;在宗教信仰被认为已经无望的时候,是他们重新发现了它。
(4)我们还决心把法律所规定且分配公平的税赋视为一种宗教义务及公民的契约和国民的财产来交纳,并督促众人交纳。
(5)我们将竭尽一切,毫不迟疑地为小麦的流通提供方便,因为小麦的流通对于世人之重要并不亚于空气的流通和河水的流通。
(6)我们对于财产,包括封建制的残余,将予尊重;我们虽曾不愿屈从趾高气扬的贵族,但将服从行政官员的监管。从今之后,我们将把与社会无益者视为唯一可憎的人并把造福他人者视为唯一真正高尚的人。
(7)最后,我们决不会抛弃我们在自由和文化方面所掌握的“武器”,但也决不会运用它来反对祖国,反对法律和公共秩序。我们希望维护人的自由;但不会效法猛兽的“自由”和强盗的“自由”。
先生们,以上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誓言。我们对你们的想法深为赞赏,现在也请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赞同。
革命教士这一言一行颇富启发性;农村中许多地方的神甫显然会受到广泛的影响。
革命取消了什一税,取消了给人以极大耻辱的封建权利以及食盐税等可恶税赋和贵族的狩猎专属权,因而使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和提高;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能让自己的教徒相信革命是一场灾难呢?
他们怎么能在农民面前,把自己所拥护的革命说成是上帝的敌人呢?因此,他们必然会在其古老宗教信仰和大规模民众运动间寻求妥协。
所以,革命虽然产生于资产阶级同宗教毫无关系的经济上的发展,及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义的总的哲学思想;但给农民带来的众多好处却会迫使这些教士在革命身上寻求某种神圣性,并承认它具有这种神圣性;同时革命会迫使他们在以宗教观点解释世世时,接近人类的自然观亦即上文所说的原始宪章和自然法规。
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思索的重要课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共和派,今天也遇到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一百多年前与之进行了斗争的教会。
此教会至今依然相当强大。它存在于各个阶级,妨碍了我们的前进步伐。要是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在突然间演变成一场革命,要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或大部政权,教会显然会成为与革命相对抗的中心;也可能会使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那样的工人运动推迟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会出现。
认为只有用暴力方可将教会铲除的观点,是荒谬的;其影响已深深溶入人们的习俗,偏见和好恶之中;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削弱其对世界的影响。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同教会的斗争靠的是两大支柱:只有资产阶级中最富自由思想的人所掌握的科学和哲学的威力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
“我们的草棚将变得好看起来。我们的田野将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在草棚里还是在田野上,我们都在为你祝福。”
至于我们,我们应当以不懈的努力开展民众教育,唤起城乡无产者对于理性和自由思想的追求。我们还应当从现在起通过有条不素的改革和组织工作,通过农业合作社即由农村工人工会管理的村社或合作社大规模农民所有制的建立,使农民在解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为接受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惊奇和恐惧。
因为若无此种准备,农民可能会将好事看成是坏事,因而要花一些时间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制度的要求;而这些时间革命本应用于组织方面和其他工作上,否则会有夭折的危险。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许多堂区的农民在开头几星期便可对反革命势力说出这样的话语:“我终于摆脱了压在身上的沉重税赋。”
同样,为使共产主义革命至少在一些方面立刻消除教士的可恶影响,我们也应让农村劳动者在开头几星期便能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曾为无所事事的资产阶级及金融家和贵族当牛做马;现在,通过由工会领导的村社合作社的建立,我们终于有了土地,是共产主义使我们得到了解放。”
不过,农民如果不是在一开始便明白一切,他们将无法说出上述话语而把教士逼得哑口无言。因此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在历史上始终先于大的革命变动的准备工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便努力使带有共产主义萌芽和雏形的东西在农村中扎下根来。
这样,革命一旦爆发便会在倏忽间使此萌芽成熟起来,使此雏形得以完备和扩大,而不会使农民有片刻的张惶失措。同时,乡村劳动者即使还是个基督徒,即使还有迷信思想,他们也可以同教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盟友和仆从——所施展的阴险毒辣的诡计立刻进行斗争。因此,到了那时,基督教信仰或习俗的残余将会逐渐泯灭,正如断了柴薪来源的火焰会逐渐熄灭一样;从而使农民为赢得经济上的解放而避免因宗教分裂而造成的不必要的巨大痛苦。
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能得到某些乡村教士满腔热情的支持,显然是由于部分农民对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最初好处所产生的由衷感激之情;因为作为他们的“信徒”,这些农民心中所洋溢的革命热情早已使他们受到感染。下面不妨摘引一段克罗纳本堂神甫皮埃尔一基尧姆·贝尔图满怀激情的讲话。他曾任克罗纳堂区镇长,后来成了科贝依县的选举人和管理大会成员。1791年1月30日,他在宣誓之前,做了如下发言:
要是一个国家的儿女或一个家庭的成员能把他们应邀为更新和加强保护其共同幸福的联盟发表意见的这一天,视为重大节日,这种心情怎会不使教士公民受到如痴如醉的感染?
弟兄们,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我对我们这部了不起的宪法是多么地珍爱。你们都知道,为研究其指导思想,注意其进展情况,我倾注了怎样的精力,寄予了怎样的热忱;为了维护制定此宪法的理由,我敢于站出来为它辩护并坚持不懈地为扩大其成果而进行了斗争。你们已经看到,在它受到威胁时我是怎样地怏怏不乐,在它获得通过时我是怎样地欣喜若狂。因此,你们应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已成为我的第二信仰。因为这创造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正义的“神明”在我们当中受到的崇拜不应低于我们对自己宗教信仰的缔造者和完善者〔注:这里的缔造者和完善者指的是基督。——译者注。〕所表示的崇拜。
因此,尽管那些关心自己的特权甚于关心祭坛的教士,对我们的代表所颁布的新的组织法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尽管各种类别的教士都起而反对国民的最高权力;尽管教士与教徒之间陆续出现了严重分歧;我却仍旧坚信,你们会始终认为我是公共利益和真正爱国精神的坚定捍卫者。不,你们从未担心我这个家中的老大会离家出走,会辜负众多兄弟对我的信赖,会糟蹋我作为一个镇长、选举人和管理大会成员而在世俗社会得到的荣光。
因此,我马上要向你们宣读的庄严誓词,只会是我的心愿、感情、工作、良心和表现的一贯真实反映,而不会是别的。
那些上当受骗或要尽阴谋的教士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们是否对宪法感到不满,但他们对宪法一根毫毛也触动不了。他们是否因为失去了过去的享乐生活而满腹哀怨,忘乎所以,但同他们对过去的怀念一样,这种努力也将是徒劳而已。他们是否要捍卫圣约柜〔注:圣约柜,典出《圣经》,指天主教义中最为核心的东西。——译者注。〕?但圣约柜根本用不着他们来捍卫。他们是否因为从福音书中的原则受到启发而有恃无恐起来?真是荒谬之极!……上帝创建教会是以安贫、谦恭、仁慈和忘我为本,并要求教会中人服从君王及其法规,同时主张对于世俗所向往的东西应予回避,而世人所不屑置理的事情则应去操持;可是其今天的信徒所追求的却是豪华的生活和野心毕露的统治,二者的对比是何等地鲜明!
作为一名对天主的教导和警言至信不移的信徒,我所遵循的是来自教徒的精粹而又生动的思想启迪,心中满怀基督教黄金时代所特有的那种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真谛;那些出自自负心理和贪得无厌的要求而提出的虚伪说法及经院哲学的玄妙理论,岂能使我受到动摇?我岂会接受与人类为敌的那些变化无常、亵渎神明的东西?
我深信,社会——那怕是宗教社会也罢——的宗旨是为被统治者造福而不是为统治者造福。因此,我怎会不承认并公开表明国民议会有权清除上帝田园中的杂草——因为各类可恶的弊端和渎职行为已将此田园弄得一片荒芜,不成样子,必须全部铲除干净——有权让教士回到原先状态,并有权使教会组织同帝国各机构一致,从而使福音和自由能为公共造福?
这些话很有点象是路德当年雷鸣般呐喊的回音。我们通过本堂神甫贝尔图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教士们已因一种奇异的感染而卷入革命运动之中。这首先因为旧制度下的低级教士早已因芸芸众生所经受的奴役、屈辱和苦难而在思想上同民众,特别是农民接近。各地谴责大的领主和教会显要的陈情书,本堂神甫便参与了起草和审定工作。其中不少人,如本堂神甫贝尔图及基勒摩在其卢安地区史中提到的那些教士,后来都因民众的推选而担任了镇长、管理大会成员等公共职务。他们怎会因为教会组织法的颁布而突然后退呢?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这部组织法是他们业已投入的整个运动的继续;况且他们想起,扬逊派教义对笛卡尔主义就无丝毫蔑视。有鉴于此,他们的心中已产生一种半理性主义的宗教哲学。
本堂神甫贝尔图便有两种信仰,既信仰福音,又信仰自由。
当然,这样的信仰是经不起风雨的。但是,宣誓教士要求支持革命的呼声,曾响彻许多堂区,教会组织法从一开始便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而这时候正是教会财产在各地出售的时候。教士们只要在其布道中提出一致的反对,便可能会使出售工作难以进行。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便可明白这部教会组织法给革命帮了多大的忙,因为它使教会内部出现了分裂,从而使革命赢得了时间。
拒绝宣誓派
与此同时,反对派已形成强大声势。许多教士不仅拒绝宣誓,而且把部分教徒也拉到了自己一边。新的、半基督教半世俗的选举和授职仪式,受到了未宣誓教士的辛辣嘲讽。其中一人这样说道:
“在圣母院中,人们按照古代的方式,在圣母玛利亚祭坛和圣德立祭坛之间稍稍靠前的地方,堆了个高三尺半,长和宽各为三尺,并砌成二三级台阶的方形祭坛。
“祭坛顶部有上楣装饰,底座三面为彩色绘画,正面是一个带有栎树叶的花冠,花冠上写着‘上帝、法律和王国'几个大字。右面,即靠近圣母祭坛的一面,又画的是一个带有标树叶的世俗花冠;花冠放在由一根大头棒托着的自由帽〔注:自由帽,1791年在革命者当中开始流行的一种顶端前倾的小红帽。——译者注。〕上。左面则绘了一束枪支,枪支顶端也有一个类似的花冠。此外,祭坛两边各放了一个枝形大烛台!
“所用材料看来全由‘麦努商号’提供,场面布置则全部是从歌剧伊菲姬尼〔注:《伊菲娅尼》,拉辛的一部取材希腊神话的五幕悲剧,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后来将其改编为歌剧,并在巴黎上演。——译者注。〕抄袭来的!
“市长巴伊于16日由新教教徒乌迈尔和塔珊两位银行家陪同,到了这里。
“看到身边那一大批教士和修士已准备接受这多少年来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改革,他们的心中该是多么地高兴!应当承认,拉波和巴尔纳夫之流对他们那一派确实功勋卓著;不过同胞们,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人。”
是的,早在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一手把持教俸和教区的时代,他们就已看到这另一种人了。然而比这类冷嘲热讽更为严重的是,拒绝宣誓的教土竭力向教徒证明,新任主教和本堂神甫所得到的职位不是经过正式途径授予的,因而不过是一些毫无威望可言的“篡权者”,他们所主持的圣事自然不会有任何作用,甚至是一场亵渎神明的滑稽戏。这就在人们心中造成了很大混乱。
因此,正如我们在夏珊所编的出色资料集〔注:即《法国革命文献集-关于旺代战争的准备(1789至1793年)》,巴黎1892年版,三卷。——编者注。〕中所看到的,旺代的反抗从一开始便带有内战和宗教战争的色彩。
1791年1月21日,封特奈-勒孔特市的教士向该市市政府递交了一份陈情书。他们在陈情书中所表达的意思,可以下面一句话概括之:“我保证拥护宪法,但属于教权的权利除外”。
国民议会曾要求宣誓“应直截了当,不得带有任何说明和保留”。
因此,封特奈-勒孔特市政府未能接受这些教士带有保留的誓言,虽然它本来已准备做点让步;结果三个本堂神甫中只有一人,即圣尼古拉堂区的本堂神甫,愿意按要求宣誓;圣母院长老布里多和圣让本堂神甫萨布罗则拒绝宣誓,并在其带有倾向的布道中把他们拒绝宣誓的原因向民众做了说明。由于世俗当局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未对此给予严厉制裁,人心浮动因而迅速蔓延。况且世俗当局即使愿意制裁,他们手中也拿不出任何合法依据。
与此同时,西部的贵族一发现教会这股反叛苗头,便立刻希望能利用它来为其反革命事业服务。他们对宗教突然摆出了一副分外关心的样子,这是十八世纪这些受伏尔泰思想影响的贵族所从未有过的。他们对本堂神甫运用了激将法;一些绅士淑女便这样喊道:“现在就看这些本堂神甫对于信教是否真的三心二意,以致要让上帝的伟业付诸东流了。”
他们纷纷拥入各个教堂,以宗教为掩护,肆无忌惮地举行示威活动,并迫使本堂神甫在他们这些反革命听众的启示下,和对其言行不断地品头论足的影响下,失去镇静,卷入其活动中去。
当时的一位目击者——梅西埃·杜罗遏——就在其笔记〔注:梅西埃·杜罗遏(1753-1816),旺代都管理大会成员。他于1791年3月8日写了本小册子:《致旺代郡乡村居民的一封信》,接着于同年5月又出了一本:《致旺代郡初级议会公民的一封信》。此外,他还有几本笔记和一部日记留传后世。这些东西原保存在他的孙子E.布里松手中,后由布里松交给了夏珊。但在夏珊之前,米希勒和路易·勃朗已看过这些东西。——编者注。〕中写道:“不久前还几乎空空如也的各个教堂,现在是每逢弥撒便挤满了过去以荒淫无耻的生活消磨时光的前贵族。他们一向把这类圣事称作可笑的儿戏,如今却也常来光顾了。”
如同一些不信教者有时进入教堂是为了躲避风雨一样,贵族突然拥入教堂是为了逃避革命。
革命者即爱国派对于教士队伍中出现的情况,起初未加留意;只是轻蔑地把它说成是教土间的争吵,如同人们常见的修士间的勾心斗角一样。他们的妻子在习惯的驱使下,常常带着他们既参加宣誓教士主持的弥撒,也参加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弥撒;只是在个别时候有意选择前者。
不过,当他们发现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弥撒已成为带有内战色彩的名副其实的反革命聚会时,他们也就成群结队地去参加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所主持的弥撒了。
拉罗遏尔主教即王后的忏悔神甫德·库西,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斗争。
对于负隅顽抗的教会来说,当务之急是使拒绝宣誓的教士保住其所占职位,并在教俸取消后在生活上对他们提供接济,同时不让农民为此而拿出分文。
从某些方面来说,旺代的反叛所以带有“大众性”,普通农民和手工工人所以在反叛中起了很大作用,是因为这一反叛是民众即农民个人利己主义膨胀的结果。旺代广大农民后来所执行的真正政策是不惜一切地捞取好处,而要他们拿出一分钱来则根本不可能;他们心中没有任何高尚的牺牲精神可言。有的时候,他们也能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但这只是为了一些物质利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质利益是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的。
反叛分子的主要首领深深懂得,对于农民内心深处的这种个人利己主义,必须采取这样的对策:一是照顾,二是利用。因此,他们没有要农民拿出钱来为拒绝宣誓的教士提供接济,而是由主教对教区收入采取预支的形式筹集了六万利弗尔的经费;同时贵族也已答应保证供给拒绝宣誓的教士所需生活费用。此外,成天在西部各地到处奔走的塞尔河畔圣罗朗的传教士和修女,虽然仍在托钵募捐,但他们对农民们说,这是为了建立传道和救援基金,以保护本地区不受革命者的侵扰。他们已开始向农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旺代应当自给自足,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同时不给国民大会提供任何支助。因此,一股乖实而又低级的利己主义狂热思潮正在孕育和蔓延。
教皇的抨击及其结果
与此同时,教会很快给了革命一次新的、影响很大的打击。教皇已终于打定主意。1791年3月10日,他给红衣主教拉罗什富科及艾克斯大主教和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大主教和主教发了一道谕旨,对教会组织法作了猛烈攻击。他说,议会已将归教权所有的职权据为己有,声称没有教皇的认可,它搞的那种有关教规的确认程序根本无效。他反对解散修会,并对没收教会财产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样,他也就全盘否定了革命。
接着,他在4月13日又发了一道谕旨,再次否定了革命所做的一切。此外,他还在此谕旨中明确宣布,那些拥护教会组织法教士的当选是非法的;他们所得到的确认是对神明的亵渎;因此暂行中止确认者和被确认者的一切教会职务。这是公开宣告教会业已分裂。
可以想象,拒绝宣誓的主教将会怎样利用教皇的这两道谕旨。然而教皇的所作所为却超出了反革命的谋士们所希望的。
在3月7日秘密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他不仅攻击了教会组织法,而且说革命给予非天主教徒以自由是对宗教的蔑视。
这是对宽容精神的彻底否定,且此观点在3月10日的谕旨中已有显露。
此外,在拒绝宣誓的主教看来,公开谴责教会财产的出售,因而造成人数已经很多的国有财产购买者对他们这些反对派的不满,似乎也有欠谨慎。这正是为人狡诈的吕松主教德·梅尔西在他3月27日写给属夏朗(下普瓦图)管辖的萨勒坦本堂神甫诺瓦罗的信中所指出的。
“亲爱的本堂神甫,读了你的来信及信中所附声明,我不禁因高兴和悲伤而泪流满面。高兴的是看到你的一些同僚在声明上签了名;悲伤的是另外的人已离开你们而去。但愿他们能很快迷途知返,回到整体中来。
“诺瓦穆蒂埃岛全体教士的离去,令我殊为伤感,我的信心从未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不过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教会来说,我都难以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完了;我相信,他们会回来的,这是我再三向仁慈天主发出的强烈祈求。教皇刚刚给桑斯大主教下了一道谕旨;他们将会看到,你将会同他们一起看到这道谕旨。因此,他们对教会首领的想法所存怀疑将会消除,并坚信他的看法同法国的主教所持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公开显示并加以维护的观点,实实在在就是教会的观点。
“教皇终于给国王及在‘原则意见书’上签名的议员主教复了信,我们的观点从未得到如此庄重的称赞。
“不过谕旨写得特别长,其中一些决定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不便贯彻,因为今天的情况已大大不同于谕旨草拟的时候。因此,为慎重起见,我们在将谕旨发表之前恐怕应先向教会首领提出我们的看法,并对当前的情况做一番说明。”
教皇谕旨在全体教士中所产生的效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因为一百年来,在扬逊派影响下,教士们已习惯于顶撞罗马和同教皇绕圈子,每次接到其决定和通告总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挑剔,提出各种各样的保留。
因此,宣誓教士对教皇谕旨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不管怎样,他们认为教皇无权过问俗权的事情。
特别是受到教皇点名批评的两位主教,即前财政总监桑斯大主教兼红衣主教洛梅尼〔注:洛梅尼·德·布里安(1727-1794),1788年任桑斯大主教及红衣主教,1791年成为拥护教会组织法的尧纳主教。——编者注。〕和奥屯主教塔列朗一佩里戈,毫不屈服。
桑斯主教并提笔给教皇写了封措词相当傲慢的信:
尊敬的教皇陛下:
现请教廷大使给陛下带上一封信,谈谈我对陛下给我的谕旨及其莫名其妙的公开发表所产生的最初想法。不过,我给陛下这最后一封复信,是出于自己荣誉的考虑;我在将陛下给予我的尊严还给陛下后,我这方面的事情也就算是了结了。由于感激之情而造成的束缚关系,不是一个受到不公正侮辱的正直人士所能忍受的。
当陛下愿意吸收我为神圣的枢机主教团成员时,我未料到,我要维护这一荣耀,就不能忠于我国的法律和我认为对最高权力当局所应做的。
我必须或是违背此最高权力当局,或是放弃红衣主教的职位;在这两种抉择面前,我未曾有过片刻的犹豫。希望不必经过多余的解释,仅这一表现便可使陛下看到,我并不是那种所谓违背自己口头誓言的人。我心中所想与嘴上所说毫无二致。虽然我对教会组织法各条并不全部赞同;但我仍然坚定地履行自己所做的服从此组织法的承诺。因为在组织法要我遵守的诸事中,我未发现任何同信仰或我的良心相悖的东西。
尊敬的教皇陛下,我恐怕还应当就陛下在谕旨中对我的其他指责做一点说明,因为我虽已不再是陛下的红衣主教,但作为一名主教,我与陛下这个教会首领和世间全体教徒的神甫仍有着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我本应就自己的行为向陛下做一点解释,但一想到陛下拖了这样久才复信及陛下在复信中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陛下的代表竟然如此辜负他人的信任,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不过我仍要对陛下再说一遍:关于王国的宗教状况,陛下受到了蒙骗;我努力让陛下采纳的弥补办法,是形势的迫切要求。陛下久久地一言不发,可能已把事情弄僵;陛下似乎已决心采取的严厉措施,只会事与愿违。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受到伤害的绅士所表现出的高傲自尊,而不是一个教士的唯命是从。至于塔列朗,他既然已按教会组织法的要求对一些本堂神甫的当选作了确认,因而受到暂停职务的处罚,其唯一的回答便是轻蔑地一言不发。
旺代宗教斗争
因此,教皇的干预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即便在旺代,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也没有任何示弱的表现。为了对付他们,其对手不惜接二连三地动用了下流的迷信欺骗伎俩。
这些人在一个已宣誓教士的圣体柜中放了只黑猫;因此当此教士打开圣体柜时,这只被说成是魔鬼的黑猫便从柜中跳了出来。吓得魂飞魄散的教徒,于是纷纷逃散,口中不停地咒骂革命。
玛利亚会〔注:该会由格里尼翁创建,自十七世纪末以来一直在旺代农村积极传投教理。——编者注。〕的修士则在募捐时,常以幻灯在教堂的墙上打出各种幽灵或神明的幻影,以恫吓或激励当地的农民。然而,不久之后,这粗俗、卑劣的迷信手段也就不太顶用了。贵族和大的土地所有者只得亲自出马,强迫其佃农参加由反叛教士主持的弥撒,即不许他们参加由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主持的弥撒。可是后者仍千方百计地顶住这股恶浪。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对方出小册子和教理问答,对他们造谣中伤;他们也发表宣言,出小册子,以澄清真相。
在旺代地区,其中最为突出者是佩奥(即马勒伊县)本堂神甫卡弗罗〔注:卡弗罗(1754-1839),旺代郡拥护教会组织法代理主教。后离开教会,去吕松中央学院任教。共和十八年(1800年)任旺代行界秘书长并在整个帝国时期一直担任此职;王朝复辟后被免取。著有《旺代那概况和1793至1795年内战根源》一书,(南特,1818年版)。——编者注。〕。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位好友的信》,信中似乎把孟德斯鸠关于气候的理论运用到了宗教问题上。十八世纪的思想实在威力无比,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此思想的滋发下更新了自己的思想,包括那些因万古不变的教义影响而头脑似乎已呈僵化的人!
这封信同时也是一份控诉高级教士所作所为的诉状。
为了弄清我们两人究竟谁是谁非,下面不妨谈谈导致我进行宣誓的原因;因为你出于对我的友情,在我进行了这一宣誓后对我的前途不胜忧虑。你将会看到,其中部分原因同国民议会中的教士平素可悲表现有关。
首先,你也知道,他们在三级会议开幕之初,为反对各等级坐到一起而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关于这一点,公共的看法很久以来便已形成,而此看法所依据的是正义这一万世永存的基础。
只有妄自尊大和追逐某种利益的人,才会做出与正义相悖的事情来……他们这些上帝的使者从来主张牺牲自我,漠视世俗的事情,因此岂有要求为他们并不承担任何负担的帝国制定法律的资格?要是他们从一开始便能按照神明和世俗的考虑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而采取行动,贵族定会不得不立即仿效他们;御前会议便不会召开;关于围困巴黎和绑架国王的想法就不会提出来;这样,这些教士便可使法国得到拯救,摆脱不幸的局面——这两个灾难性时期〔注:指御前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后的时期。——译者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他们的行为是轻率的,或者说是有罪的。
既然他们为实现其出于虚荣而提出的要求,竟使出了那样的劲头,当问题涉及同共命运有关的事情时,他们会如何不遗余力地抗争,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们在物质方面享有的特权面临取消时,他们的喊叫声能小得了吗?……
你可能会说,当教士还是一个单独的等级时,他们曾主动放弃自己所享有的特权,而且教士们在各选区举行选举的阶段便已提出这一要求!可是,你能让相信这一做法是出于真心?
此要求所以能出现在陈情书中,是本堂神甫的功劳,而各地的主教是坚决反对的,这一点谁不知道?谁没有听到过他们在私下谈话中如何轻蔑地拒绝国民的这一要求?
为了维护其特权,即他们不知羞耻地所说的“神圣财产”,他们在最后一次大会给国王上了个条陈。在整个法国,谁读了这个条陈不感到义愤填膺?是的,他们是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但同贵族一样,他们对迫使自己不得不这样做的必然情势是表现了怎样的狂怨;而且他们所以这样做,还因为希望在将这块肥肉扔给第三等级后,能使其虚荣心在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满足……
什一税的取消在他们的心中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什一税是世间所有税赋中最不公平,最不平等的税赋;但无论人们怎样向他们说明这一点,都无济于事。人们甚至提出以别的税赋来加以弥补;但也无济于事。他们竟然祈求天神雷劈那些胆敢将手伸向圣约柜的人……
当国民议会敢于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时,就更是了不得了。他们带着一片狂怒祈求上苍保护其财产不被人抢走,并肆无忌惮地把上帝的伟业同财神的事情混为一谈,声嘶力竭地叫喊教会完了;因为没有一个教区能有十万利弗尔的收入……
你可能会说,剥夺教会的财产即使不是对宗教的蔑视,至少也是不公正的。那么教会占有财产是凭借哪一条?
一个教士享有俸禄是否就意味着占有用于俸禄的土地?可是若无政府的许可,他对这块土地是连一棵树也不能出售的。在他死后,教士当中有谁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权益?有谁能说,不把此俸禄给他就是对他的不公?
因此,这些财产既然不归教士所有,便理所当然地属于国民。国民会以此财产来偿付其所付出的或他们将为国民所付出的劳动。
因此,国民完全有权收回这些财产,其中并无任何不公可言。此外,国民也有权把它给予教士的薪俸改以金钱支付……既然这些教士在同其俸禄有关的世俗财产受到触动时便已破口大骂起来,他们对当局为他们制定的新组织法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组织法的每一条,都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所不能忍受的。因此我敢打赌,这部组织法即便是一位天使给〔议会〕的教会委员会送来的,也会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他们就新组织法提出的第一个指责,是国民议会无权制定。因为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国民议会只应过问世俗的事情……是的,先生,宗教信仰纯属精神范畴;从这一方面说,它独立于世俗政权。这是众所公认的,且国民议会也已庄重表示尊重此点。但此宗教信仰是由人传授的,它置于人们当中是为了给他们造福。
它同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有关工作应当本着尽可能有利社会的精神进行。这也就是说,应能适应各个社会领域,而不应给其中任何一个造成妨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的地区,人们吃得不多,一天的劳动所获便足够整整一星期的饮食开销;而且在这些地区,长期的艰苦劳动不是人的体力所能支撑的,而休憩则对人有着巨大的好处。家教可以而且应当通过组织盛大活动为其施展想象提供方便,同时这类活动可经常组织,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
可是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的地区,人们必须在田间进行长期的艰苦劳动方可养活自己;上述宗教活动如果太为频繁,而且是在农忙季节举行,则会使人们受到挨饿的威胁。
因此国民大会不顾教会的反对,减少此类活动或将其放在妨碍不大的季节举行,岂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对社会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使每一块土地都能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给其成员提供丰富的食粮,方便人民的生活。
此外,社会还应使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人耕种,以便有尽可能多的人来关心秩序的维护。由于教会对土地占有不当和管理不善,这两个目的皆未达到。因此国民议会完全有权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士地。
对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必须使其每一个成员都为社会效力;凡未对社会作出贡献者不应得到任何报酬。因此,没有实际职务的空头衔可以而且应当全部取消,因为这种空头衔只会对众多无所事事者产生诱惑,而这些人本来可为祖国做点有益的工作……
最后,既然法律是社会创造其幸福和繁荣的基础,社会必须要求每一个担任社会公职的人努力使法律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爱。因此,社会有权要求宗教人士具有爱国精神。
要是一些宗教人士不但不服从国家法律,而且利用宗教对觉悟较低者所产生的影响而散布一种不服从社会的反抗思潮,社会自应革除他们的职务,让另外的宗教人士来取代他们。这后一种人由于对自己所传布的信仰的精神实质较为了解,将不会利用此信仰来推翻合法政权并动摇社会秩序的根基,而此根基正是由上帝奠定的。
按照“社会必须”这一思想,一些教士本来还可以做更多的发挥。因为对社会来说,重要之点可能还在于,必须使人的活动不被一些拯救灵魂的理论转移到脱离社会的空幻目的上去。
社会已不再为宗教而存在;相反,宗教须为最注重人的意义的社会而存在。因此,既然世俗政权可因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经济条件,甚至气候条件,而按其本身可能来改变或建立宗教组织,教义为何要避开社会这个支撑点而不与世俗社会的要求和需要相适应呢?
其次,哲学家可能会问,教士们为何会走上一条自私、懒惰和自负的道路?既然连传授原则的人也未能因通晓这些原则而没有走上反社会的歧途,那么这些原则现在又有何用?
有人可能说宗教是易于蜕化变质的;但它恰恰证明了自己具有复兴的内在力量;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虽然在宗教改革时代,路德是以福音书和圣经的名义,并借助宗教的启示而对教会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在今天,按照卡弗罗神甫的理论,复兴的原则却来自外部;因为教会的改革是来自十八世纪的哲学,来自人道精神及此哲学给一切真理所赋于的社会性。
事实上,卡弗罗神甫写的这封信,可称之为有关基督教的“人权宣言”。是的,十八世纪的哲学确实威力无比,因为此哲学一旦被一些教会人士所掌握,便促使他们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基督教义,完全成了一种人类活动方式。
因此,窘迫万状的基督教正处于奇异的十字路口:或是同十八世纪的思想顽抗到底,为使自己能站住脚而不惜采取僵尸一般的僵化立场;或是若还保留着生活的灵活性,便溶入人类理性和壮阔的社会运动中去!
因此这封信简直成了拥护教会组织法的革命天主教手册,并在三四月间发到了每个宣誓教士手中。这在同被煽动起来的宗教狂热所进行的斗争中,不但为他们提供了论据,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斗争勇气;而教皇的两道谕旨也正是在这时候发表的。
此外,圣万森-杜弗-杜雷本堂神甫本杰明·戈利,也在一本流传更广的小册子中试图对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注:此小册子写于1792年,题为:《就一本所谓教理问答的欺骗言谈向法国天主教徒作一点澄清》,文章对塞弗河畔圣洛朗传教士散发的《供教徒在当前情况下使用的教理问答》一书做了批驳。戈利于1793年任旺代郡管理大会成员,次年放弃教士职务,退出政坛。——编者注。〕。他认为教皇谕旨是假的;接着又说,此谕旨如果是真的,那就完全错了,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可以上告基督。
确实,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争论激烈的宗教改革时代。“如是当今教皇拒绝承认与教会有着同样信仰的法国教士,那么错的就是教皇了。他这样做,无异于一位因刚愎自用和受邻人的挑唆而对自己乖觉的孩子产生恶感,不但不给以温暖而且拒绝承认他们是自己孩子的父亲……这样的话,基督就要来做这些孩子的父亲了。”
本堂神甫戈利在大胆地说了这些等于要教皇让位的话后,接着对一些教士拒绝宣誓的物质利益方面的原因,做了有力的分析。
这些教士所以牢骚满腹,是因为当局未给予他们土地,并使其本堂神甫的住所带有一块花园。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有人提议给本堂神甫送上一份‘礼物’,这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国民议会说了这句不够策略的糟糕话语后,原来存在的犹豫不决也就彻底消失了。为数可观的本堂神甫转而对祖国产生了怀恨之心,同时教会组织法也由于当局拒绝给予一小块土地而成了异端邪说和导致教会分裂的祸根……是的,他们所以拒绝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宣誓,就是因为没有给他们这一小块可怜的土地。这一点,我们十分了然;至少在邻近地区便可找到这样的例证。我们也听说,各地的教士所以拒不听命,皆出于同样的原因。”
至于许多教徒只参加拒不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弥撒,则是大土地所有者的逼迫所致。
你若问一个仆人、壮工,分成租佃的佃农或一个手工工人,他们为何不参加宣了誓的神甫主持的弥撒,却在要忏悔时去找这些神甫,他们会毫不掩饰地向你说道:“我对这些神甫过去并无反感,现在也仍然没有。请不要把我的话讲出去:我不去参加他们主持的弥撒,是因为不想丢掉饭碗。
“雇用我种地的东家或让我为他干活的东家,同革命誓不两立,因为革命使他受到了损失。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他本人也对我讲过,我若参加宣了誓的教士主持的弥撒,他便会解雇我,永远不让我在他家干活。”
接着,本堂神甫戈利对拒绝宣誓的教士做了严词怒斥,他写道:
你们这些罪恶的家伙并不以分裂教会为满足;你们还在为了一点私利而分裂祖国。可是祖国给予你们的已经够多了,足以维护你们的正当生存!
请不要忘记,不止一个人所以堕落为犹大,就是因为贪婪。请不要说你们对自己的世俗财产不感兴趣;相反,在你们心中,购买这些财产已成为不可饶恕罪行。。
你们对逃亡贵族为何关怀备至,象外界所传,不仅慷慨解囊为他们筹集经费,而且替他们招兵买马?为何一些主教和一位红衣主教(其中便有罗昂)正率领着几支部队,随时准备进攻祖国?你们还为他们取得胜利举行了祝祷,这又是为什么?你们敢说这是你们的宗教热忱所许可的吗?不,不,我们再也不会受骗了。
你们已得到保证:他们将让你们收回失去的财产……是的,这些贵族就是以此为诱饵拉拢你们的。他们感到十分需要让你们去迷惑无知的民众,因为你们是民众心中唯一可靠的人。可是一旦他们胜券在握,一旦他们的荒谬权利和不公正特权得以恢复,他们不仅不会让你们收回一寸土地,而且会为教会已不再富有,无法拿出钱来弥补其战争损失而深感遗憾……
这是一份措辞严厉的诉状。在本堂神甫戈利看来,拒绝宣誓的教士是犯了叛国罪的。因为他们不仅为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能取得成功而举行了祝祷,甚至为他们提供了战争经费。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宗教狂热,而是出于卑鄙龌龊的用心,希望靠敌人的获胜而收回已经出售的教会财产和恢复已经取消的教士俸禄。要是断头台在这时已经树立起来,拥护教会组织法的教士对拒绝宣誓的教士提出的这一指控,是足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不管怎样,这份诉状使人们对于斗争的严酷性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其令人胆战心惊的言词连马拉也望尘莫及。
双方这时在旺代的力量究竟如何呢,很难做出确切的估计。萨布勒-道洛纳的爱国者在三月给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信中说,局势已难控制,他们无法与反革命狂热势力相抗衡。不过他们并未泄气,甚至在严峻形势的激励下成立了一个“流动性的宪法之友社”。考虑到旺代地区城市不多,该组织决定到农村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以革命思想批驳教会的宣传,消除由耶稣会士基歇发明的“效果神奇”的幻灯在教徒当中造成的有关天国神明下凡的恐惧。
拒绝宣誓的教士开始求助武力。好几个堂区的居民已聚集起来,阻止出售与本堂神甫住所连成一体的教会财产。贵族的走卒在逐村传授行动指示,并已开始组织民团。因此,旺代郡管理大会不得不在四月和五月要求陆军部派兵增援。不过,虽然困难重重,五月仍举行了该郡教区主教和其他教士的选举,新当选的教士好歹得以就任。
巴黎的动乱
拒绝宣誓的教士所进行的反抗,在巴黎及各城市革命民众之中激起了一片愤怒;教皇谕旨受到了咒骂和嘲讽:这个罗马主教究竟想把我们怎样?至于他的谕旨,我们应当把它烧掉。这正是各爱国联谊会在五月初所作决定。5月5日晚,罗亚尔宫花园里挤满黑压压的人群,一个高八尺的教皇庇护六世模拟像于是被付之一炬。模拟像通身教皇装饰,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3月10日和4月13日的谕旨。可是人们在焚烧时是怎样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犯民众心中依然十分强烈的天主教感情,以免引起他们对革命的不满!
由一位在场者宣读的对教皇的诉状,在这方面实在意味深长,因为他用的是一种宣读教会判决和宗教裁判所判决的滑稽腔调……“公民们,拒绝宣誓的教士很久以来就在罪恶地妄图挑动你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如果你们听信了他们的恶毒挑唆,今天一定已在相互残杀;这样,纪念我们的信仰神圣奥义的这些日子(即复活节),一定已是血流成河了。他们将会在你们的尸体上,为专制制度树立起一座祭坛!更有甚者,他们至今依然贼心不死。你们应当断绝他们的妄想;他们指责我们违背了宗教信仰,实际上却是他们使之遭到了破坏。你们应当通过对他们的惩罚,来表明你们对此信仰的尊重。这里有一个象征面目可憎的狂热主义、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诽谤文章的模拟像;烈火已经点燃,而且是他们点燃的;让我们将此模拟像投入烈火之中,你们觉得如何?
“这一必要的惩处是要让他们明白:十八世纪的法国已不愿再做教皇绝对专断的奴仆;她已将偏见永远铲除。在对天主教——其发祥的摇篮——依然保持深深敬意的同时,她可以毫无畏惧地把盛气凌人、自称为和平天神的使者却又在磨刀霍霍的穆夫提〔注:穆夫提,伊斯兰教的把宗教、司法和民政大权集中于一身的教法解释者。——译者注。〕的模拟像付之一炬。
“关于这篇诉状的起因,在座的善良公民及各位弟兄和朋友刚才都听到了,现在请大家对此说说你们的意见。”(见戈尔萨所办《信使报》,本书转引自罗毕奈的著作。)
人群中传来了响亮的回答:“对,应该把它烧掉。”教皇的模拟像及其谕旨于是在在场民众对天主教依然怀有的深深敬意中被投入熊熊烈火。
总之,因教会组织法和教会正在出现的反抗而造成的这一动乱,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十分剧烈,但也不是势不可挡。动乱受到了革命力量的遏制,要不是国王的背叛打乱了革命的阵脚及其准备向国外求助,这个动乱对于革命力量平安、稳妥的确立便不会有什么妨碍,甚至无疑很快便因厌倦情绪的产生而停息下来。因为自1790年11月后,国王身边的大臣这时已不再是原班人马了。
国王与革命
国民议会指责内克尔、拉图尔·杜潘、拉吕柴纳和圣普里埃斯特表现软弱;说他们没有坚定地按照革命的要求把国家政务管起来,而是任凭行政机构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为国王要求修改宪法制造借口。夏尔·拉梅特就说道:“行政机构在装死,以便让人相信你们已使它名存实亡。”卡扎莱斯则以其南方人所特有的雄辨口才,展示了这些大臣如何无能和形同虚设。他还引用了塔索〔注:即托尔卡托·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杰出诗人,著有《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译者注。〕的诗句来形容他们:“他们还在向前走着,但他们已经死了。”确实,内克尔这个主要的内阁成员,自从教会财产的出售和指券的发行为革命提供了广阔的财源,从而使他在财政方面引以为荣的可怜招数无所施展后,已变成一个多余的人。
他不但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而且由于向生机勃勃和充满活力的革命所提出的意见、谏言和乖戾主张根本无用或显示出无力的自负,而遭到人们的厌恶。这样,受到各方冷落的他,也就离开法国,回到他在瑞士的庄园中去了。可笑的是,他竟以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口吻,对自己的身世发出了哀叹。他在其《回忆录》中把自己比作被忘恩负义的女儿抛弃的李尔王,说他的女儿——革命——对他冷嘲热讽,几乎带着一副蔑视把他赶走了。啊,一个人的自命不凡竟会达到如此地步;在内克尔的笔下,革命竟成了他的女儿〔注:内克尔于1790年9月18日离开法国,他是在9月14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呈的。内克尔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而只写了一部《法国革命史——自显贵会议至共和四年葡月13日》(巴黎1821年版,四卷)。——编者注。〕!
山区古木参天,风声萧瑟;他只能在此凄哀环境中使其可笑思想得到抚慰。
除受到左派宽容的蒙莫兰外,其他大臣也全部离开了内阁。接替内克尔的先是朗贝尔,随后德莱萨;其他继任者是:拉吕柴纳由弗楼里欧接替;谢塞大主教所任掌玺大臣职务由杜波尔一杜泰特接替;陆军大臣拉图尔·杜潘由参加过美洲战争的前军官杜波塔伊接替。这几个人对于宪法的态度都相当暧昧,因此其任命并无多大突出意义。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拥有足够的威望,能够使国王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国王所奉行的,依然是自己的政策。他那本来就谨小慎微而又非常狭隘的宗教观念,如今已因议会所采取的各项反教会的措施而乱成一团。身为国王,他的高傲心理因其传统权力受到的限制而经受的痛苦,比他这个外表老实的人所愿承认的要大得多。
最后,民众焦急不安的监视也使他十分恼火。至于王后,她的信教热诚虽然要差一些,但其自尊心却分外强烈。目前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是她所无法忍受的。她性情热烈,天生好动,革命之前曾无所顾忌地在追欢买笑和男女私情中消磨时光;面对眼前的景况,她不禁终日嘘唏,因此正设法寻求一条能使自己得以解救的出路,亦即可以赢得充分自由,恢复昔日地位的途径。
1791年,在形同监牢的土伊勒利宫,她那惶惶不安的思绪成天彷徨无主,一筹莫展,其内心深处该是经历着多么痛苦的煎熬!对于国王,她没有多少同情,因为她觉得他为人懦弱,缺乏主见。至于伊丽莎白夫人〔注: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路易十六的妹妹,共和二年花月21日死于断头台。——编者注。〕,她也不敢同她推心置腹,因为国王的这个妹妹所赞成的策略,是孔代亲王和阿特瓦伯爵等人考虑欠周、很是可笑的策略。
王后对国王的这个弟弟本来就十分憎恶,认为自己若被他们营救出去将会名誉扫地,面临巨大危险,因此她对伊丽莎白夫人满怀怨恨。茫然无主的国王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决不采取没有退路的政策。自革命爆发以来,逃走的想法一直萦绕于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只要离开巴黎,身边有几个忠于自己的团队,便可把所有反对革命的保皇派力量聚集起来,对议会随意驱使。可是,其中风险未免太大,他因而始终犹豫不决。
民众早已看出国王要逃走,并对此怕得象是要大难临头一样。一个国王对这场革命本来就三心二意,但革命者对他的出走却惧怕如此,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甚至无法解释。可是民众所以如此,却有其原因。
这时候有关共和的主张和见解尚未出现,谁也不知道国王的权威可由什么人来取代。因此国王一旦出走,似乎会造成一种难以弥补的空缺。此外,特别是民众感到,分散各地、至今仍处于半潜伏状态的一股股反动势力非常之多,一旦出现明显的信号和联络中心,他们便会公开自己的身份而行动起来。
国王只要从边境地带向国内发表讲话,对向教会开战的行为提出指责,吓唬资产阶级中的胆小之徒,对其财产提出要挟,并以外国军队扩充自己的部队,使之打起王权的旗帜,便可形成可怕的声势。因此,民众对王宫,甚至各亲王的住所采取了严密的监视。路易十六的几个姑母于二月间宣布,她们要去一趟罗马;革命者立刻认定此行是一反革命计划的开始。因此有关方面不得不派出三十名龙骑兵护送,方使这几位夫人〔注:路易十六的三个姑母终身未婚,“夫人”一词系法国古时对贵族妇女的尊称,包括未婚女子。——译者注。〕得以成行。一天,民众还团团围住了先生〔注:指国王的大弟普罗旺斯伯爵。——译者注。〕的座车,迫使其返回卢森堡宫。
2月28日,关厢圣安东的民众听说万森城堡的主塔楼在进行军事方面的部署,于是马上跑去将主塔楼捣毁了。拉法耶特闻讯后急忙赶了来平息骚乱;但等他赶到为时已晚,其参谋人员中有好几人中了该区革命者的枪弹。与此同时,巴黎盛传土伊勒利宫也将受到同万森主塔楼一样的袭击。宫廷吓坏了,但也许是假装出来的;总之是顿时慌作一团,立即向其亲信发出了召唤。三四百名武士于是到了宫中。
拉法耶特决心对左右两派都毫不留情,即既要遏制民众的骚乱,又要严厉打击贵族的阴谋。他因而又赶到土伊勒利宫,勒令武士们交出枪械,随即在宫中大院将其砸毁。民众愤怒不已,称这些武士为“匕首骑士”。
国王的打算
骚乱并不严重,不过是一场虚惊。但这表明人们的愤怒情绪在与日俱增。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奈特该做出自己的决断了〔注:关于制宪议会议员,特别是巴尔纳夫同王后的关系,德·海登斯坦根据费森的书信所提供的材料而发表的《玛丽-安东奈特、费森和巴尔纳夫》一书(法文版于1913年在巴黎出版),曾引起长期争论,因为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受到普遍怀疑。在阿尔玛·索德尔黑姆发表了《玛丽-安东奈特和巴尔纳夫秘密通信集(1791年7月至1792年1月)》后,争论才得以平息。该书法文版初版于1934年在巴黎问世,书前序言对这场争论作了简要介绍。——编者注。〕。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四条道路可供选择。
或是义无反顾地完全站在革命一边,留在巴黎,以其岿然不动及其他表现向国人表明他们的真心实意,从而消除人们心中的不信任,名副其实地做一个拥护宪法的现代国王。这是最明智的办法;但国王和王后所怀抱的偏见及其信仰和高傲心理,却使得他们无法接受。
或是在对革命毫无二心的前提下离开巴黎,但不是前往边境地区以便同外国保持接触,而是到外省的卢昂或枫丹白露安顿下来,从那里向国民发出呼吁。这一做法的危险性上文已作了分析。到2月4日,米拉波仍坚持此想法,并希望国王和拉法耶特都能接受〔注:米拉波曾建议路易十六制定一旨在收买人心的庞大宣传计划,以便自立一派;然后离开巴黎,解散制宪议会,向国民发出呼吁并在必要情况下发动一场内战;但决不能前往边境地带,以免引起任何有关求助国外的猜疑。——编者注。〕。然而拉法耶特对他完全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国王因而也很看不起他。
国王从来也没有弄明白米拉波的才智有哪些出众之处和真诚的东西。他同意让他为自己效劳并给以报酬,以贬低其效劳的价值,以为这样米拉波便可促使革命力量的解体。在路易十六看来,让他来建立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秩序并使之得到稳定,是一种不慎之举和对自己的污辱。
这样,这一杰出人物虽然奋力拼搏,但终究枉费心机;因为他为了新法国的利益而愿意拯救的这些人,由于对他满怀蔑视而始终同他隔着一垛墙。
因此,出路现在只剩下两条,且全都出自对革命的憎恨。这两条出路是:或是国王凡事沉默,不论人们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一概消极地表示赞同;甚至在必要时支持极端派,让革命的力量因其过激行为而作大量的消耗。这样,国家被弄得精疲力竭后,将会全面恢复国王和教会所享有的古老权威。但是,此想法非常荒谬。
是的,此想法实在荒谬。因为首先,要是革命发展到“过激行为”的话,那么这种过激行为首先将是取消藏身革命心脏地带、希望国家陷于瘫痪的国王所拥有的权力。其次,由于革命的狂澜是宫廷和国王的反抗激发起来的,国王若停止采取敌对立场——即使这样做并非出于真心,可能反倒会导致人心的稳定和平静,而这正是国王所惧怕的。
或是逃出巴黎;但不是听任米拉波的安排,亦即不是依然听任革命的安排,而是去统率布耶的军队,在外国的支持下迫使国人接受其条件。国王的思想在一月、二月和三月便徘徊于这后两种选择之间。
虽然不太全面,费森〔注:阿克赛尔·冯·费森伯爵(1755-1810),1775年任瑞典禁卫军龙骑兵上尉,1779年任巴伐利亚皇家团上校;1780至1783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罗尚波手下任副职;1783年任皇家瑞典团上校。瓦伦事件发生时,他到了比利时;1797年任古斯塔夫四世的驻外使者,1807年失宠,1810年被暗杀身亡。——编者注。〕的书信和笔记便反映了他对于这两种做法的举棋不定。革命爆发之前,这位年轻的瑞典军官已在人们的引荐下而进入宫中,其英俊仪表给玛丽-安东奈特留下了深刻印象。1779年4月10日,克勒获伯爵在给其主子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秘密报告中写道:“现谨向陛下报告一件事:费森伯爵深受王后钟情,此事已引起一些人的不快。我承认,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所看到的事实太为明显,不由得我不信。年轻的费森伯爵在此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谦虚谨慎,实在令人感佩,特别是他最近作出的关于美洲之行的决定。
“他这一走,也就把种种难以逆料的危险都排除了。可是显然,要战胜这样的诱惑所必需的毅力,却不是他这种年龄的人所能有的。最近几天,王后一直同他形影不离;一看到他,她的两眼便禁不住热泪盈眶。
“请陛下为王后和费森参议员保守这一秘密。伯爵即将离去的消息一传开,王后的所有亲随都高兴异常,费茨-杰姆公爵夫人曾这样问他:‘什么,先生,您就这样放弃自己征服的成果而一走了之啦?’对此,他答道:‘如果事实确如您所说,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现在一身轻,并为自己未能留下任何值得惋惜的东西而深感遗憾。’陛下想必会承认,这寥寥数语所反映出来的智慧和行事之谨慎,远在他的年龄之上。”(乌普萨拉档案资料:古斯塔夫三世的文稿和信札〔注:见A.热弗鲁瓦:《古斯塔夫三世和法兰西宫廷》(巴黎1867年版,二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对无情镇压法国革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791年春,他象是亲临前沿视察一样,到斯帕和艾克斯一拉夏佩尔住了些时候。他生前曾将自己的文稿和书信赠给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热弗鲁瓦因而得以在该馆看到这些东西。——编者注。〕。)
费森是驻法瑞典团队的一名军官,因而有机会来法国走动,但每次到来相隔很久。1789年底,他正驻防瓦朗西安,突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所委任的一项差使,要他到巴黎去,留在法国国王身边,担负起向他传递信件,沟通两国国王联系的使命。古斯塔夫三世自命为欧洲专制王权的卫士,希望能随时了解法国的事态发展。费森所写有关大革命的许多封信,因而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10月6日,国王和王后被带往巴黎时,他也在队伍中。能重新见到这个她曾爱过,现在仍可能旧情依依,由一位友邦君王以一种骑士风度派来为她效劳的人,王后无疑备感欣喜。
费森伯爵因而很快成为国王和王后最为亲近的心腹。1791年2月,他在一封家书中将此点告诉了他父亲。这封信至为重要,因为它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来自费森的全部材料,具有特别的价值。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的地位不同于众人。我在这个国家一直受到各位大臣及国王和王后与众不同的友好接待。您的声誉和功绩就是我的‘通行证’和‘介绍信'。我的文静、适度、审慎的言行,可能也是我得到某些人的赞许,取得一点成功的一大原因。
“我很爱国王和王后,这是因为他们在可能情况下始终对我分外关照。因此,在他们不再能为我做点什么,而我却有可能为他们做点有益的事情的时候,我若抛弃他们,将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除了对我事事体贴入微,他们最近又给了我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殊荣:把我视为知己。这种信任所以使我不胜感激,是因为受此殊荣者人数非常有限,仅三四人而已;而我是其中最为年轻者。〔其他的人是布勒特耶男爵、布耶侯爵和梅尔西伯爵。〕我们若能为他们略尽绵薄,对我来说,把他们给予我的恩惠向他们做部分的回报,使他们生活幸福,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乐事,我的心灵该会感到怎样的欣慰!亲爱的父亲,这一点谅您定能理解,因而对我的想法只会赞同,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配得上是您的儿子;如果我是另外一种表现,您也会毫不迟疑地命令我这样去做的,不管这会使您付出怎样的代价。今年夏天,形势的发展将会有个定局。如果结局不幸,使全部希望落空,我将扔下一切,回去看您。”
透过这封信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费森伯爵此时已参加到一项十分危险的大胆行动中。确实,就在这时,出逃的计划得到了认真的研究。1791年2月7日,费森在给他的知心好友——瑞典国王的大臣托布男爵——的一封信中写道:
“〔瑞典〕国王的复信,法国国王深为感动。如果法国国王得以离开巴黎——此点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也能出去的话,国王是希望我携带国书,到法国国王身边去,还是希望我留在我的团队中?若让我留在团队,则一旦有事需要商量,我很可能难以同他接近。”
不过国王出走此时还只是一种可能。他仍在隐约地寄希望于法国的自行分裂,即国人对革命的所谓离心倾向;虽然此种心情现在是越来越淡泊了。特别是他很清楚,要是他在外省弄不到一支强大的军队,逃离巴黎将对他毫无益处。不过国王并不指望法国能为他提供这支军队。王权现在是准备以响应国人的真正愿望为借口,拿起武器来同革命较量了;但它又不得不带着一种尖锐的矛盾心情承认,它所依靠的军队将主要来自国外。
然而外国国君此刻正将一腔心思集中于别的方面,对于他们所说的法国在政治上的销声匿迹,心中并无多大不快。因此他们的态度尚难料定。到三月份,国王还不能肯定他们会为他提供一支军队。再说这支军队又能做些什么呢?要是国王几乎全靠的是外国的军队而重返巴黎,岂不会爆发全国性反抗?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他们一直在互相盯着对方,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费森伯爵在3月7日写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信,便清楚地反映了土伊勒利宫人士当时这种举棋不定的复杂心境。此后,他在给托布的一封用密码书写的信中说:
“我已在信中就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出走,及如何改变这里的现状和外国援助的必要性,连同我自己的看法,向瑞典国王报告了。这一切现已拟成计划,我便参加了此计划的起草工作。谁也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存在,只有四个人知悉内情;其中只有我是个外过人,另有一人即〔布耶〕肯定参与其事,但他目前不在巴黎。
“这一方面的情况,我没有报告国王。因为我担心他嘴不太严,而此事却要求绝对的保密。你由此可以看到事情如何关系重大。希望你能根据这一情况在必要时让他相信,这里现在并不是一切听天由命,什么也不想去做。望你能谨慎行事。你可以对他说,你从我写给你的信中感到,似乎存在着某个计划,人们正在为实施此计划而努力。
“你切不可相信任何法国人,包括那些怀有良好愿望者。他们很难保守秘密,随时会弄糟一切。他们要是知道点什么,马上就会写信告诉别人。过些时候,我可能会向你笔告详情。此外,阿特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同此计划毫无关系。”
可见,计划在此时已大体拟就。国王将逃到布耶所率领的军队中去,并将向外国求助,但绝不会依靠行事轻率、令人头痛的流亡贵族;被王后恨之入骨的两位亲王甚至对此秘密一无所知。对于瑞典国王,费森伯爵连这个出逃计划也没有详谈,而只是谈谈总的情况;这肯定是国王,特别是王后的看法。因此,他写的这些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
“陛下,国民议会的辩论及其所采取的决定,陛下一定已知其详,无须我在此赘述。议会中的四个党派,即保皇派贵族、八九年派(温和革命派)、王政派(马卢埃派)和雅各宾派,不仅互相间相视如仇,而且没有一个好的。
“保皇派贵族虽然有着良好的愿望,但他们性情暴躁,别出心裁,自行其是,因而做了许多蠢事。这场革命是他们最先搞起来的。他们所以又转而拥护国王,是因为财产丧失,连身家性命也难保了。其他三派所率行的原则全都恶劣透顶,其互相间的差异只在于程度上的不同。不过雅各宾派的坏事做绝,却压倒其他各派;由于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因而曾经扶摇直上。但如今,他们已开始急剧衰落;若不是他们所豢养的一批恶棍奋力相助及贵族的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早已完了。同八九年派和王政派的分裂,将会导致他们的彻底崩溃。
“被宫廷收买的米拉波依然在为宫廷效力。不过他行善的本领并不比行恶的本领大,因此为使自己的影响不致全部丧失,他不得不打着民主的旗号。他所遵循的原则依然很糟,只是比其他人略好一点。尽管如此,不让他来反对自己,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蒙莫兰或是出于胆怯和谨慎,或是为了某种利益,再或是二者皆有,现正同米拉波在一起干。他现在说自己是拥护国王的。他们已收买好几人,其中有塔龙和塞蒙维尔;这些人对于煽动巴黎起来闹事,曾起过很大作用。今天,他们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掉转过来。这一切可使秩序和安宁得到稍稍恢复并可确保国王一家的安全;不过仅此而已;绝不能利用他们去做别的事情。
“巴黎虽已今非昔比,但仍生活在希望之中;平等和自由的思想依然对她有着吸引力,外省也一样。不满的情绪相当广泛,并在与日俱增,但如果没有一个首领人物,没有一个中心,这种不满便无法表现出来。因此只要国王出不了巴黎,便一切也无从谈起。无论怎样,没有外国的援助,国王将永远不会被民众所接受,并使其追随者一心一意地拥护他。因此,国王必须离开巴黎,但怎样离开,到哪儿去?
“国王的追随者全系无能之辈。他们性情暴躁,火气很大,使得人们无法对其加以引导,什么事也不能交给他们。因此,事情得慢慢做去,必须处处小心。隐蔽地的选择更须特别谨慎;那里必须绝对安全,并须找到一个忠诚、干练、对自己的部队深为了解且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若没有西班牙、瑞士和奥地利各国的援助,没有北方国家〔俄国和瑞典〕的支持,以上办法仍不足以使英国、普鲁士和荷兰感到敬服。况且这后一类国家很可能会阻挠前两类国家实现其良好愿望,会向这些国家进攻,阻止这些国家对法国国王给予有效的援助。
“没有这种联合支援,我想法国国王是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来恢复其权威的。办法已经用尽,人人都已失去理智。军队中已无命令和服从可言。谁也不愿听命他人,人人都想发号施令。法律已不起作用,或者说已根本不存在了。各权力机构已无区别可言,彼此处于对立状态;除忠于国王会受到指责外,没有一桩罪恶受到惩罚。到处人心惶惶,一片沮丧,因此反抗精神已遍及全国。
“罪恶的祸水——煽动——到处都有其暗藏的代理人。西班牙、萨瓦和瑞士已经出现小规模骚乱;而在布拉邦,他们所掀起的骚乱已达到相当规模。他们甚至向皇上〔注:即奥地利皇帝。——译者注。〕的军队,夸耀法国的自由,并竟然赠送每人一枚金路易,试图争取他们。柏林〔外交大臣〕赫茨贝格的使者——犹太人埃弗兰——在为这些人提供经费;就在不久之前,他又领了一笔六十万利弗尔的巨款。这种伎俩如果一再使用,最后可能会得逞。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如果任其发展,必会后患无穷。将祸害连根铲除是各国君王的利益所在;否则祸害可能得以扩张,其蔓延之迅速已经令人不胜惊恐。没有秩序,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安宁和幸福也无从谈起;而确保社会的安宁和幸福,却是各国君王的天然使命。他们只有保住自己的权威,方可维护此社会秩序,使其臣民生活幸福。
“陛下,以上是我对法兰西国王及该王国目前处境的看法。此处境现已发岌可危,并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各国。要消除这场巨大的灾祸,困难确实不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陛下如果同意我的看法,我将不胜荣幸。
“国王特别是王后的坚韧不拔和勇敢精神所赢得的赞誉,非语言所能形容。你越是注意王后的一举一动,便越会情不自禁地对她备感钦佩。连她的敌人也不得不对她表示叹服。不管人们对陛下说了什么,我要告诉陛下的是,法兰西国王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但鉴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对此处境加以掩饰。在错误犯了一个又一个之后,他身边的人既然对他那样卑劣,更确切地说完全背叛了他,他此刻除了忍耐和不露心迹,别无良策。在他这个位置,任何人现在都会让自己的真正拥护者去做无谓的冒险,而他却要等到时机成熟方才行动。
“上月28日发生于宫中的那件丧风败俗的丑事〔即“匕首骑士”事件〕,有关详情,陛下已经知道了。我昨天下午给托布男爵寄了两本小册子,陛下可从中了解一些情况。
“那支卫队的倒戈,特别是拉法耶特本人的表现,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的行为已构成死罪。因为我觉得,对于他说的那些话语及他第二天让人在大街上张贴的那个错误百出的命令,贵族是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年轻的宫内卫队长杜拉斯问他,他门前出现的十来名士兵,是不是他下的命令,他竟然答道:‘是的,先生,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送一个到你床上去。'
“所幸我当时不在宫中,否则对于这些先生受到的污辱,我恐怕很难忍受。这并不是说我完全赞同他们的做法。他们虽然有一颗不愿受人驱使的忠心,但后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穿着礼服,身佩短枪出现在宫中;我就觉得有失庄重,不够谨慎。作为一名武士,他们所应携带的装器就是一把长剑,而不应携带别的枪械。但他们的错误不过是头脑发热,考虑欠周而已,并不能使拉法耶特所犯错误及其可耻背叛得到饶恕。”
这封信显然是国王、王后和费森伯爵断断续续所进行的多次秘密谈话的反映,是对国王在1791年1月至3月的思想及其政策所做的极为重要的全面阐述;同时也是王权的一份昭然若揭的罪状。这个所谓“民族的”王权,在法国已没有一点根基。它的力量,或者说全部力量,如今是仰赖从外国得到,以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此外,国王和王后对各个党派一概持不信任态度,包括他们自己的党羽。他们恨透了那些自私自利行为轻率的贵族。因为这些人在显贵会议上,拒绝对他们在税收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作部分的放弃,从而迫使国王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用费森的话说,这场革命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
贵族还不惜使舆论得到革命性的激化而热衷于传播对王后的诬蔑和指责,这也是国王和王后所不能原谅的。至于对各革命党派,即使主张最为温和、行事最为审慎的立宪派,他们也毫无信任。因为他们对这些党派所奉行的原则恨之入骨,对其中的成员更是不屑一顾;即便是米拉波这样出色的人物,他们也只是临时利用以便稍稍缓和一下群情激奋的冲击,使王权得到喘息之机而已。
他们不仅不依靠各有组织的党派,对整个国家也不予信任。他们清楚地感到,总的说来,这个国家对革命仍抱有幻想;有的人虽然对革命满怀怨恨,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心,能够自发地起来与革命对抗。因而需要国王从上面给他们发出行动的信号。
同时也需要外国的介入;因此,作为国王和王后的传声筒,费森在给瑞典国王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在我们看来等于使王权名誉扫地的令人骇异的话语:“没有外国的援助,国王将永远不会被法国人所接受。”更有其者,国王要求得到外国的援助,不仅是为了制伏和惩治其对手,而且是为了使其追随者一心一意地拥护他;否则他们对他为重整旗鼓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将不会言听计从,给予足够的支持。因此,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王权现在似乎只有两个念头:一是如何对国内的敌人进行报复,二是如何尽快地让友好国家前来搭救。
国王、王后乃至整个宫廷对拉法耶特的仇恨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拉法耶特此时已因遏制民众的过激行动而使自己的声望受到损害。“他的行为已构成死罪,”费森代表王后在信中写道。1791年6月12日,即在国王出逃仅仅几天之前,他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段奇妙的话语:“12日,星期日。启程已推迟到29日;问题出在一女仆身上。拉法耶特一案已移交军事法庭。”
可见,直到紧张、尴尬的秘密出逃前夕,他们仍在想着国王一旦成功应当如何处治拉法耶特。不言而喻,军事法庭定会对他处以变节罪。啊,他们可真是已疯狂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为了鼓动世界各国君王起来反对法国,并以大局为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试图说服这些君王:革命的煽动这股罪恶的祸水已经流到他们的脚下。
快!快!祸害就要扩张和蔓延,请快到法国来将其连根铲除。啊,各国君王们,你们到法国来搭救我们,也就是拯救你们自己!因此,为了有条不紊地为此侵略行动做准备,为使信心满怀、受到欺骗的革命方面放松其警惕,国王如今所采取的唯一策略就是撒谎。不仅向各个大臣和国民议会撒谎,而且向整个国家撒谎。表面上装出一副诚心拥护宪法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为了有朝一日将其彻底撕毁。
总之,能使他摆脱困境的办法不外两个:一是求助国外;二是以撒谎等待时机。可见法兰西王权因无视国家生活中新产生的要求,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由于自私自利和愚蠢透顶,它将径直走向背叛国家的道路。
这种竭力掩饰,巧于心计的政策,国王自结盟节那天便已开始执行了。他认为教会组织法是对天主教的亵渎,因此顽固地只参加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弥撒。但他决不与议会公开对抗,甚至在1790年12月批准了强迫神职人员进行宣誓的法令。
12月27日,他虚情假义地给议会写了一封颇富“爱国精神”的信——杜波尔-杜泰特也在上面签了名。信中说:
我刚刚批准了11月27日的法令
〔注:即1790年11月27日关于教士宣誓的法令。——编者注。〕。在尊重国民议会这一意愿的同时,我想趁此机会对我何以拖延至今才予批准的原因作一点说明……我要公开地,
坦率地,恰如我的平素为人那样说一说有关情况。我同国民议会间的相互信任,对于缔造法国的幸福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坦诚相见将可使我们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已多次告知国民议会,尽我所能支持我已接受并发誓维护的宪法,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之所以未立刻批准上述法令,是希望怀柔先行,严厉为后;我相信,如果给人们一些时间,使其心情平静下来,此法令的实施所得到的拥护将会使国民议会同我一样感到高兴。
希望这一出于审慎的考虑能为大家所理解。
不过,人们既然对我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尽管我众所周知的正直天性不应使人有此想法,我对国民议会的信任却要求我从速批准。再说一遍,我同国民议会间的这种相互信任,是使动荡不安的人心安定下来和克服各种阻力最为可靠、最为有力的手段。
此相互信任是必须的,我有权得到。
路易(签名)
杜波尔-杜泰特(补签)
这封信写于12月27日。我们从上文所谈可以看到,一个月后,即2月初,甚至在国王能找到像样借口的2月28日事件发生之前,希图借助外国的炮火毁灭宪法的谈判就已开始,有关活动已取得很大进展。可见其两面三刀的虚伪背叛嘴脸。
马拉与国王的秘密
民众不论何时皆对国王持不信任态度。2月28日后,马拉带着加倍的激情与火气要民众提高警惕,并对出逃的准备做了揭露。他愤怒地指出,市政当局让人们唱《感恩赞美诗》,是要恢复国王的统治。他在3月20日〔《人民之友报》〕写道:
“真是咄咄怪事,巴黎市政府对于牺牲穷人的利益是那样地卖力,竟然让人们唱起了《感恩赞美诗》,对国王总算又恢复了胃口表示欣慰;因为国王在看到一大批阴谋家黑压压地出现在眼前后,心中曾闷闷不乐而突然胃纳不香。2月28日的阴谋本来定会使法国陷入一场可怕的内战之中,在此阴谋幸亏被发现后,他们是否要下令张灯结彩,让人们再度唱起《感恩赞美诗》呢?”
3月28日,他又谈到这一问题。同平素一样,他的指责和揭露往往过于偏激而与事实不符,但他提出的看法却是那样地一针见血。他指责巴伊和〔已被官廷判处死刑的〕拉法耶特在为国王的出逃做准备,便完全错了。但他对宫廷勾结外国的阴谋却是一语中的,虽然此勾结所达到的程度他未免有所夸大。他写道:
“宫廷、各位大臣和元老〔注:这里的元老指国民议会议员。——译者注。〕、〔国民卫军〕司令及其参谋人员和市政官员现正怂恿民众举行起义,以便找到借口颁布戒严令,屠杀善良的公民。这一天已为期不远了。
“敌人已在我们的边镇屯兵八万,那里几乎没有法国的一卒,而只有少量外籍军团驻守。这些外籍军团已接到给奥地利人让开大路的命令。
“能够阻挡奧地利人进入王国的各郡国民卫军却缺乏枪支弹药,且其上司全系旧制度的帮凶。
“在国王的一家被强行夺走的同时,敌人将直下巴黎,国民议会和叛变投敌的市政当局将会宣布归顺国王。部分国民卫军以及骑警、贵族的私人卫队、各港口卫队和藏身巴黎的四万名强盗,将会与阴谋家会合,屠杀民众。热爱自由的人们,由于既无枪又无钱,为了免于一死,将不得不任人宰割。
“一旦国王同他的妻子和儿子逃离出去,这可怕的一幕便会开始。因此,如果我们让他们去圣克卢,我们也就永远完了。内奸贝尔蒂将会率领洛林轻骑兵、弗朗德尔团以及周围各郡的骑警,大肆杀戮巴黎卫队,把国王一家强行夺走;正如他在贝勒维抢走几个老处女〔国王的姑姑〕的座车一样。
“公民们,再说一遍,一旦我们让国王的一家到圣克户去,一旦他们离开土伊勒利宫,自由事业也就完了,祖国也就完了。”
马拉所猜测的,不仅有不要外国援助但向巴黎市当政局求助的米拉波计划,而且有不要巴黎市政当局和拉法耶特但向外国求助的宫廷计划;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烘托,因而显得特别可怕。此外,他对外国是否可能现在就以武装干涉的方式来帮助法国国王,也做了夸大。但不管怎样,他的话语象一道道强烈的光束,拆穿了谎话连篇、媚外叛国的宫廷所布下的迷魂阵。
不过,〔《人民之友报》〕3月26日一期中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一段话,则更加意味深长:“报告大家一则极其重要的消息:我从几个天天接触国王因而非常可靠的人士处获悉,2月28日以来,国王未曾有过片刻的不适。他的所谓罹疾,不过是由其大臣编造出来并由其了解内幕的内外科医生传出的一股谣言。这种谣言的用心无非想让国人对国王的寿命感到担忧,怂恿他们做出一些膜拜的举动,从而为阴谋家们在他的书房里策划新的阴谋提供方便;国民议会议员未能获见的那天,他的房间里便挤满了王权俱乐部成员和忠心耿耿的廷臣。
“最后,国王对他在一周前提出的贡比涅之行似乎十分高兴,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其目的显然是想逃往布鲁塞尔。今天,他们又谈起要去圣克卢,因为有凡尔赛卫队司令、忠诚的贝尔蒂为他出谋划策,从圣克卢逃往布鲁塞尔几乎是一样容易。”
马拉未能猜到真正的出逃计划,以为国王一走出巴黎便会有军队保驾;而没有想到路易十六会微服逃往边境。他这时未能看出布耶也参与其事。但他知道,出逃计划到三月末已基本就绪;国王和王后的脸上露出了多日未见的笑容。
而我们从费森伯爵在1791年4月1日写的一封信和他在3月27日写的一份报告可以看出,国王和王后坚定地作出出逃的决定,恰给就在三月底。国王的脸上流露出的喜悦,正是一种决心终于已定的反映。
因此,这一重要机密已经穿过土伊勒利宫宫墙,一直传到马拉那间位于地窖中的小屋,被革命方面所知晓。作为国王和王后的代言人,费森写的这封信和这篇报告,本书要在此大量引用。因为它可使我们对他们二人的思想,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同时也是批驳王权的一份新的有力诉状。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奈特所以决心尽快逃走,是因为担心革命方面只要对自己进行适当的克制和组织,将可逐渐地把所有的人都争取过去,受到举国一致的拥护,从而使整个形势变得不可逆转。
费森的报告
《费森伯爵给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报告》写于1791年3月27日。这篇报告与其说是为他们下定决心出点主意,不如说是将他们下此决心的原因写成书面的东西。他写道:“问题很清楚,若要恢复王国的秩序和幸福生活,使之免于肢解和彻底的毁灭,并使国王重登王位,恢复其原有威望;现在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了。
“雅各宾派的倒行逆施依然如故,毫无收敛;议会中的民主主义者业已出现分裂;外省的不满情绪明显增长,但由于缺乏一个中心和凝聚点而难以表现出来;国主若不采取行动的话,各位亲王特别是孔代亲主已决心行动了。这一切表明,形势是有利的;否则越是迟延,困难将越大。
“可是鉴于从皇上那边得到的消息,鉴于西班牙的犹豫不决和筹措经费的困难,应如何行动为好?办法不外两个:一个是在缔结有关盟约并在人员和经费方面从各国得到必要的援助之前,按兵不动;另一个是一旦摸准外国愿意援助的意向并弄到一笔能在两三个月内——此后将可从瑞士得到一笔借款——解决部队薪饷的款额,便即离开巴黎。
“第一个办法无疑最为稳妥,不仅对两位陛下不会造成多大危险,而且成功的可能较大,至少是遇到的问题较少。
“可是所需时间难以逆料;这期间肆虐国内的祸害万一造成太大的损失,岂不更加难以弥补?这是不能不想到的。
“届时,已经养成的习惯或消极心理会不会太普遍而难以消除?
“狂热分子会不会依然十分起劲并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始终不利于国王的新秩序,但个人却会因他们得到的安宁而仍可从中得到好处,因而宁愿要这种安宁而不欢迎内战所造成的动乱?
“各位亲王在此之前会不会先行动手?他们一旦取得成功,岂不会独享全部荣光和胜利果实,岂不会把所有贵族和对现政权不满的人都争取过去;整个王国乃至两位陛下岂不会落人他们之手?
“第二种办法危险性较大。梅尔西伯爵〔住在比利时的奥地利驻法大使〕和布勒特耶男爵〔受国王之命同外国宫廷举行谈判者〕似乎都已指出这一点。此办法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皇上和西班牙皆持积极态度;不过皇上若不参加,西班牙将无能为力,而皇上则出于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某种担心,希望能晚一点采取公开支持的立场。
“北方国家虽然怀有良好的心愿,但由于地域遥远和同土耳其的战争,因而无法对两位陛下的想法给予积极的支持。至于撒丁和瑞士,他们的支持是不成问题的。这两个国家所以犹豫不决,可能是怀疑两位陛下的决心不够坚定;担心万一两位陛下改变主意,将会使他们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因此,两位陛下一旦采取明确的行动,他们定会做出断然的决定。这一点,梅尔西先生似乎已在信中说得明明白白。
“这一行动意义崇高而又伟大。它所显示的胆略将会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整个欧洲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此举不仅可把军队重新争取过来,使之免于彻底的崩溃,而且可使法国恢复到原来状态,防止乱党为使之易于被人接受和巩固革命而对它进行修改。此外,此举若于现在进行,可使各亲王的行动变得有利于国王,因为他们如果单独行动且遭失败,以后将再也不能为国王效力。
“不管两位陛下采取哪种办法,窃以为必须等待维也纳和西班牙对已经送交他们的计划所作答复,以弄清他们的想法及可能存在的希望。
“如采取第一种办法,布耶的准备应即停止,并继续谈判。
“如采取第二种办法,则应该继续准备其实施所须的一切,积极筹措经费并挑选一干练而又可靠的人员;现在就将他派往英国,在对自己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情况下,巧妙地试探该国的意图。但是,他必须在国王动身时方可得到具体指示:为使此宫廷保持完全的中立而与之谈判;所采取的办法有:或是做出适当的牺牲,或是借助北方各国宫廷的支持而强迫它这样做;因为这些宫廷的态度是明确的,只是由于地域遥远而无法给国王以更为直接的援助。
“两位陛下对于瑞典国王的意图和他愿为你们做点有益的事情的诚意,已经确信不疑。既然如此,可否让我以你们的名义,将你们已经制定的计划及如何利用其积极支持的有关打算转告他;希望他在英国一旦不愿接受任何妥协而欲阻挠你们实施上述计划时,能在遏制该国方面出把力。
“他对这种信任之举定会深以为荣,只会更加帮助你们取得成功。由于此事须通过托布男爵进行,而托布男爵对其主子和两位陛下的感情我是知道的;因此,我将请他在他认为对两位陛下最为有益的必要时刻,才将有关情况向上转达。”
因此,事情已再清楚不过,国王将出逃。问题在于是与外国宫廷谈妥协议,使之在人员和经费方面能肯定得到援助后才走,还是相反,把慢条斯理的外交谈判搁置一旁,不顾各国如何态度审慎犹豫不决,以突然出走之举使欧洲各国君王面对既成事实。
费森显然主张尽快离开,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已对革命所造成的局面感到习惯;如果拖延日久,所有公民和个人都会从革命方面得到安宁生活的保障。
受到考虑的只是国王的利益,而此利益则与国家的利益截然相反。因此,他们已决心离去,哪怕未与外国达成明确协议也罢,只要得到其积极响应便可。
此外,为使英国在国王同国家的较量中采取有利于国王的中立立场,他们将在必要时以做出适当的牺牲来争取之,那就是让出部分领土,亦即所余全部殖民地〔注:这特别是1790年底任移民大臣的卡隆所提计划的一部分。同样,1791年5月,路易十六曾根据布耶的建议派人将部分殖民地让给英国,以换取它的中立。——编者注。〕。
这是对国家明目张胆的无耻背叛。至于使费森犹豫不决的经费短缺,这倒有点令人不解;因为路易十六的年俸是二千五百万。但他并无多少积蕃,而要立即支付外国军队的费用,则需很大一笔钱。
国王和王后所采纳的是第二个办法,即尽快离去;更确切地说,费森倾向于采取此办法,显然是投合了他们的心意。现在这样做,只是为了对行将做出的最后决定赋予一种庄严的形式,并在必要时能够形成名副其实的文件,写出两位陛下所提出的理由。1791年4月1日,费森伯爵(以密码)写给托布男爵的信表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奈特看了费森的报告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尽快离去。信中写道:“法兰西国王和王后要我向〔瑞典〕国王转达他们对陛下所给予的热心支持表示由衷的感激。他们认为陛下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基于这一信念,他们已决定将自己所拟定的计划告知陛下。
“法兰西国王的处境现在是越来越糟了,两位陛下因而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来改变它。既然忍耐、安抚和一再退让都无济于事,他们已决心动用武力。可是由于议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他们本可在法国寻求的手段如今已荡然无存或受到削弱。所以,他们觉得若无外国的援助和支持,仅靠现有手段是不够的。
“在法国,两位陛下现在还有一支力量很强的人马,并在北部边境有一退避之所。这一切现由布耶先生负责领导。奥地利、西班牙、撒丁和瑞士已表示愿意鼎力相助;但后两国担心英国、荷兰和普鲁士会联合起来攻打他们,以阻止他们对法兰西国王给予有效援助。
“他们因而希望在使这些国家保持绝对的中立之前,暂不采取行动。这便是国王〔路易十六〕的意思。可是乱党的进展太为迅速,危险已迫在眉睫,王国正迅速地走向崩溃和毁灭,使得国王无法再等待下去。因此已决定不惜一切地结束这场灾难,并通过明确而又大胆的行动,要求各友邦表态。
“国王已决心同英国谈判,用给以实惠或做出适当牺牲的办法争取其中立;若遭到拒绝,便请求腓特烈陛下出面,让俄国和丹麦与之联合起来迫使英国就范……法兰西国王期望〔瑞典〕国王能迅答复;此答复对他即将作出的决断会有很大影响。
“他想离开巴黎,最晚在两个月内成行。但这将取决于他所期待的各国答复……按照计划,他将于夜间秘密离去。此计划,我将通过信使送交国王。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最后,在逃往瓦伦期间,王后玛丽-安东东特曾交给费森伯爵一批文件。人们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批文件,其中有费森伯爵写给布勒特耶男爵一封信的原件。原件上有王后的亲笔批语,指出她对该信做了几处改动,因此,信中传给布勒特耶男爵的思想就是王后的思想。
布勒特耶男爵当时为国王的驻外代表。
阿特瓦伯爵等亲王及逃亡贵族的代表是卡隆,而布勒特耶则代表国王和王后。二人间当时展开了一场斗争。卡隆希望同革命方面所进行的斗争能全部由各亲王领导,也就是由他本人领导,因此强烈反对路易十六离开巴黎。
因为这支反革命军队若由他来领导,将会使各亲王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同时这些至今依然自命不凡的逃亡贵族还担心,国王即使手上有了一支由贵族和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也仍然会同革命妥协的。因此,无论如何,路易十六还是留在土伊勒利宫为好。如果他被革命者杀害,如果这支军队刚刚跨过边界便激起民众把矛头对准国王和王后,这一“罪行”将可产生双重好处:一方面可使各国君王对革命的法国更加怒不可遏,甚至可能会激发起各国不明真相的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另一方面则可给王权除掉一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首领。
相反,布勒特耶首先想的是设法救出国王和王后,由他们而不是由各亲王来恢复王权的威望;总之,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那些亲王。因此,费森伯爵以王后名义写给布勒特耶男爵的信,是对这一决定的确认。
“……关于梅尔西先生多封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国王的看法同你一样。他深信,他的出走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谁也不愿过问他的事情,保证对他给予支持。至于皇上对他是否持积极态度,陛下无法像你那样确信不疑。这位国君对蓬贝尔先生〔注:蓬贝尔侯爵(1744-1822),先后任驻里斯本和威尼斯大使。在政府要求其驻外使节进行宣誓后,他辞退了大使职务,转而为逃亡贵族效力。——编者注。〕所言,已传入国王耳中,他一定还同别人讲过;但这些话却同他给王后的信大相径庭。
“皇上在此信中虽然对两位陛下的处境深表关切和悲伤,但接着便明确说道,鉴于他目前所遇到的麻烦及邻国可能还会给他造成的麻烦,他此刻对于国王恢复其权力的想法无法给予积极的支持。他主张以忍耐为原则,暂且不要执行国王已交给他的那个计划。
“我认为,皇上这种前后不一的说法不能归咎于他那息事宁人的天性,深恐对国王给予稍微明确的支持会打乱自己的安宁;也不能归咎于他那优柔寡断的性格,在人们向他陈明国王的处境如何危险,各国君王捍卫陛下的事业也就是捍卫自己的事业时难于给以正面的答复……‘’
“不管怎样,国王已决心在五月下半月离开巴黎;陛下觉得此事不宜再拖了,他希望能在行前收到西班牙的答复,并筹集到为应付最初开支所须的款项。
“请叮嘱蓬贝尔先生千万小心,对阿特瓦伯爵要慎之又慎。国手担心他的打算会传入孔代亲王的耳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否则这位野心勃勃、一心想当首领的亲王会加快执行其纯属幻想的计划。这对国王实现其意图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麻烦,是可想而知的……
“国王同意你的意见,为建立反普鲁士、荷兰和英国的联盟而进行的谈判应予推迟,待这些国家所持态度是好是坏较为明朗后再举行为好;且为报答这些国家的支持应给以怎样的好处或让出哪些地方,也还要视情况而定。陛下始终不太愿意采取这种做法,在计划中从未做出这一安排,只是提出在万不得已时可予考虑。他甚至想过只对英国下这样的决心。”
这封信写于4月2日,因为要修改而没有马上发出。这样,后两段便提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鉴于18日〔4月〕出现的情况,国王现在是更加急切地感到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了。他已决心为贯彻他所拟定的计划而不惜牺牲一切;为了稳妥地实现此计划,陛下已决心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他将装出一副承认自己必须完全拥护革命的样子向乱党靠拢,以便麻痹他们,使之对其真实意图不会有任何怀疑。他将事事按他们的意见行事,不断地对这些恶棍有求必应,让他们无法找到举行暴乱的借口,以维护平静的局面;使他们对他产生信任,因为这对他能否离开巴黎至为重要。总之为实现这一目的,什么办法都可采取。据说人们即将要求打发宫内侍从,此事他会同意的;因此,这恐怕可弄到一点钱。
“阿特瓦伯爵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来信似乎表明,他想去同孔代亲王会合〔试图突然入侵法国〕。他在信中,对自己的能力做了相当的强调。这边已要他派一名心腹来谈谈,以便对他的能力有个全面的了解,并同此人一起商讨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想出这一招,是为了不让他离开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以便争取时间。这边还将给孔代亲王派去一个为亲王所信赖、名叫孔蒂的人,向他陈述国王的处境,告诉他若他现在动手,将会使国王一家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以阻止他贸然行动。”
米拉波之死
因此,在三月末四月初,国王便已下定决心,有关出逃及随后同欧洲各国谈判的计划已经拟就。上文已述,费森伯爵给布勒特耶男爵的信是1791年4月2日写的。而米拉波的去世恰好也在这一天。显然,国王所做决定同这位大平民演说家的死并无关系,且此决定已通过4月1日的信函告知瑞典国王。但梯也尔却〔在其《法国革命史》中〕写道,米拉波的死使国王失去了他在革命方面的唯一依靠,因而使他决心离去,进行公开的反抗。由此可见,这与事实根本不符。米拉波死的时候,国王已经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
这只是一种不幸的巧合。在米拉波因生活无节制和忙碌过度精力耗尽而突然一命呜呼时,王权显然已不愿再与革命保持那种被米拉波视为既可挽救革命又可挽救王权的一致性了。
因此,他一死,他的一切便都跟着他而去了,没有给世间留下任何思想。但他的死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悲痛。一盏高悬的明灯忽然熄灭了。在革命的历次暴风雨中,他的话语仿佛像是一道道电光,一声声霹雳。人们不禁带着一种呆若木鸡的神情问道,革命在失去他之后是否也失去了他那如电激一般的神奇力量。思想和激情在此人身上是那样奇异地揉合在一起,以致人类思想在他身上简直成了一种自然界的力量。民众和革命资产阶级不由地想起了他在反对家长制专制政权和旧制度的独断专行时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和他在痛斥贵族时那恰如一阵阵雷鸣响彻普罗旺斯火热晴空的吼声;想起了他在三级会议初期充满智慧和威胁的大胆而又巧妙的策略,以及他对布雷泽的呵斥和让会场安静下来的呐喊。
他们还想起,在所有重大革命行动中,如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及后来的指券发行,是他驱除了眼前的迷雾,稳定了惶惑不定的人心,是他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使此智慧成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
由于他,一条条航船虽仍控制在许多反革命贵族军官之手,但其桅杆顶端已飘扬着三色旗;此革命的旗帜以其三色光照亮了波涛汹涌的广阔海域。因此,这样一个人,谁能取而代之?革角民众不禁痛哭流涕,好象他们失去的是革命的一部分。
由于他的突然长逝不返所激起的悲伤和哀痛,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几个月来有关他受贿变节的谣传。当他主张给予国王宣战权时,提出这种受贿怀疑的不仅有一些匿名的杂文,而且有卢斯塔罗主办的严肃报刊。
米拉波成功地隐瞒了他同宫廷的关系。他还到圣克卢去见了一下王后。一家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见,但公众却不愿相信;因此,米拉波甚至无需出来否认。可是,出于一种本能,民众已认为米拉波同宫廷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秘密关系。然而,谁知道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是否为了更好地拆穿反革命的阴谋才这样做,而且不过是想对宫廷作深入的了解?
在那危机深重的日子里,他的话语始终是那样大胆,那样充满自信,常令反革命不知所措,因此很快便驱散了存在人们心中的上述疑团。只有马拉,即使在米拉波死后仍对他保持着满腔的愤恨和蔑视。4月4日,星期一,他在〔《人民之友报》〕一篇题为“里格蒂〔注:里格蒂,米拉波的姓。——译者注。〕的悼词”的文章中写道:
“民众们,谢天谢地,你们最可怕的敌人已经倒在帕尔卡〔注:帕尔卡,希腊神话中靠生死和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译着注。〕的弯刀之下,里格蒂已不在人世了。他的死同其不胜枚举的背叛行径和为时太晚的良心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死是其凶残的同谋所采取的先下手为强的野蛮手段造成的,因为他们不能看着这掌握他们可怕秘密的人在世间游荡。”
因此,马拉认为,米拉波是被宫廷毒害致死的。因为他对宫廷搞的那些针对自由事业的阴谋不想再参加下去了。于是宫廷除掉了他,以免他会揭露他们的罪恶勾当。马拉以如此指责米拉波的方式为他开脱,因为民众中情绪最激昂、疑心最大的人现在所记住的是,米拉波是被反革命毒死的,况且天晓得他参与一些阴谋不是为了更好地洞悉内幕?
因此在民众心中,既有因他的死而自然引起的悲伤,也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这一切,包括马拉的激烈指责,转而变成了对这个平民演说家的赞美。
民众的革命觉悟比任何政见,任何仇恨心理都豁达;米拉波、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所代表的各革命力量已在他们心中取得和解。因此,民众团体所树立的“不受腐蚀者”罗伯斯比尔的胸像和有受贿嫌疑的米拉波的胸像,是并放在一起的。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工人带着一种革命的天真无邪,向马拉提出了如何纪念米拉波的问题。马拉收到他们的来信后,在〔《人民之友报》〕1791年5月24日一期上发表了这封信:
致人民之友:
亲爱的人民之友,请帮我们出个主意。
我是代表京城全体鞋匠给您写这封信的;为了保护您不受到任何伤害,我们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想告诉您,本月18日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死去的米拉波。但这引起了很大争论,直到有人说:先生们,人民之友已指责他接受了好几笔贿赂,大厅里的喧闹才停息下来。然而,主流还是压倒了一切,我们于是在16日互相凑了九百利弗尔。不想市政府于20日贴出布告,说我们在聚会时既不能打鼓,也不能吹号,只能悄悄地进行。
亲爱的人民之友,我们担心,要是我们悄悄聚会的话,市政府可能会放出谣言,说我们有谋反的意图,并会颁布戒严令。因此,这笔钱应改作何用,我们想听听您的高见;因为应当承认,我们早已不给交易所送钱了。
亲爱的人民之友,我们在等候您的回音。
您忠实的朋友--聚会波佩尔街的鞋匠
执笔人:米罗(签名)
可见,即使在马拉的读者和支持者中,也是赞尝米拉波的“主流”占压倒优势。然而,举国的痛惜不仅是因为革命的力量遭到了很大损失,而且因为革命营垒中的大多数人,这时正忧心忡忡地在寻求与王权和解的途径。因此,觉得米拉波凭借其博大而又能屈能伸的才智,及他身上那种王权保守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和谐共存,定能使此必要的和解得以实现。他们感到他身上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而且此力量尚未使出其最后的招数。他在政治上的举措所表现出的勇毅和难以逆料;他的思想中难以揣度的复杂性;他时而针对旧制度的阴谋活动,时而针对混乱不堪的民众运动所发出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影响广泛的、如同晴天霹雳的威胁言辞;甚至有关他同常常被他逼得难以招架的宫廷保持着某种关系的奇异谣传;这一切都使上述焦虑不安的人深信,他掌握着一种强有力的诀窍,能够在人们从未见过的熔炉中,使互相矛盾的东西熔合在一起。
这种模糊的希望和焦急的预感,至今仍萦绕于许多历史学家的心头。其中一些,如达雷斯特〔注:即达雷斯特·德·拉夏瓦纳(1820-1882),毕业于法国文献学院,后相继任格勒诺布尔大学和里昂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法国史》一部,当时享有一定名气。——编者注。〕之流的保守派自由党人,在寻思米拉波会不会“使法国得到拯救”,也就是说能否在王权制度和革命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实现此平衡。另一些人,如梯也尔之流善于玩弄心术的大胆资产阶级革命者,则振振有词地问道,米拉波能否阻止革命沿着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斜坡滑下去?梯也尔就曾喊道:“他能否对那些也想获得荣光和政权的煽动者说:你们还是继续待在那卑微的关厢地区吧”?
从上文所引费森伯爵的信,我们可以肯定地答道:不能。在1791年4月这时候,米拉波是什么也无能为力了。他要把革命局限于君主立宪的范畴内,使自由事业与国王的执行权力相协调;这只有国王真诚拥护革命,实实在在地接受他的主张,方有可能。可是事实表明,1791年4月,即在米拉波行将就木之际,国王显然已决定在外国援助下同革命作殊死的斗争。国王不仅没有听他的话,而且鄙视他,骗了他;他的出逃计划就一点也没有让他知道。在国王的眼中,米拉波不过是一个他花钱请来临时委以次要使命的卑微小人,随后便会轻蔑地将他弃置一旁。对这位迷途的大平民演说家来说,更为可怕的是,他在被排除于内阁和政权的光辉大道之后,却深深地陷进了一种暧昧不明的政治关系中。这是米拉波提出的一项建议,国王似乎采纳了;但国王曲解了他的意思;国王将此建议改头换面,最后使之走上了背叛的道路。逃出巴黎,问国民求助,这也是米拉波的设想。但他所希望的是,国王能因真诚地拥护革命、祈求革命而从革命方面得到求助国民所必须的力量。
他不主张求助外国乌合之众,实行专制统治,即不主张逃往边界地区,建立暴虐政权;而是主张国王在离开巴黎后到法国和自由事业的心脏地带安顿下来。可是国王搞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可恶模仿——这是对此秘密关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的惩罚——,他在离开巴黎的同时也离开了革命。这是对这位大平民演说家所提主张的恶意嘲讽,因为这一做法保留了此主张中的许多东西,足以使米拉波名誉扫地,心灰意冷。要是米拉波能多活几天,他在得悉国王已逃往瓦伦时,其高傲天性和自尊心定会受到沉重打击。他将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宫廷的当;人们根本就没有看重他,因而结局很是可悲。至于国王给他的钱,他曾自欺欺人地把它视为一种合作的报偿,一种“地下内阁”的薪俸;现在,他会鄙夷地觉得这是他行事轻率,认贼作父所付出的代价。啊,一条昏暗的小径突然变成了污秽不堪的泥潭,他这一跤可是葬送了自己的一切!要想重新爬起来,走出这阴森可怖的泥潭,是根本不可能了。
对国王的出逃予以原谅,把出逃说成或设法说成是国家利益的需要,那将等于承认可以背叛的计划取代其撤离的计划。这本身将是彻底的背叛。对此,米拉波决不会甘心接受。为了摆脱这种卑鄙罪恶行径的影响,他会一下子跳到革命的极端。他已不止一次警告过宫廷: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将一切都完了;这样的话,他将只有使自己摆脱干系,重新走上革命的前列。可是什么?在瓦伦事件之后,这在他是可能的吗?
对国王来说,由于他届时将不再有什么要顾及的,因此把米拉波同他的关系及他所受贿赂的清单公诸于众,将他置于死地,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国王完全可以把这位声名显赫的革命家的突然转变说成是中止了贿赂的结果。因此,国王不仅可以搞臭米拉波,使之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可因而给革命以致命的打击。
后来,当革命民众于8月10日事件后在土伊勒利宫发现米拉波与宫廷关系的证据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怎样有失尊严和受到污辱;因为革命在那时所施展的力量,早已没有米拉波的参与。因此获得这一可悲的秘密并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仍可归功于革命的一次胜利。可是在1791年,要是国王逃出去后在指挥外国的军队向革命的法国进攻时,厚颜无耻地说这是米拉波给他出的主意;可以说,这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伤心透顶,无地自容。因为他们起来进行斗争,正是听了这位杰出革命家说过的一句话:“这就是你们的热情所产生的源泉;强烈的电光正是从这阴谋和腐败的乌云中发射出来的。”
整个国家将会有一个时期在思想上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因此,国王这种玩世不恭的做法将借助革命的雷霆万钧所产生的回击而打垮革命。不,没有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能够同命运相对抗,能够使古老的王权改变其倒退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够使王权拥有一个革命的灵魂。米拉波这个大平民演说家就是因为做了这一方面的尝试,就是因为曾象一个一心扑在炉火上的炼金术的人一样,想把不可能熔合的成份熔合在一起,而几乎成了一个阴谋家,面临着王权叛国者的可怕围攻。这种痛苦和耻辱,他总算得以幸免,因为独来独往的死神把他召去了。
米拉波是大革命中唯一不是死于断头台的大人物。因此,他的死具有更高的哲学意义。面对韦尼奥、罗兰夫人、丹东、罗伯斯比尔被铡刀割下的头颅,一阵阵可怕的战栗不禁使思想陷于瘫痪。米拉波看着死神向他走了过来,他直视着它,没有流露出软弱的表现,也没有斗胆狂言,而是静心沉浸于自己的荣光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没有做任何神秘的幻想。他的思想安息于十八世纪的光辉思想中。他清楚地感到,他所希望的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确实有悖常情,只有他那出众的才华能够使之实现;但他也知道永无止境的世界会产生其他生活形式,作出其他社会安排;因此,他寄希望于宇宙。此外,他的早逝,可能同他两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这种矛盾,超人的事业在不知不觉中给他造成的劳累不无关系。他叮嘱人们有朝一日定要把他同宫廷的往返书信发表出来〔注:关于这一点,后来有经由德·巴库尔整理出版的《米拉波伯爵与拉马克伯爵1789至1791年通信集》(巴黎1851年版,三卷),实际上,此通信集的发表,证实了丹东的受贿(见1791年3月10日米拉波致拉马克伯爵的信)。——编者注。〕,说道:“这些信将可为我辩护,将是我的荣光。”这个人在辞世之前把自己的全部秘密都交给了后世。人们怎能指责他变节不忠,行为卑怯呢?卡米尔·德穆兰在他死后第二天写道,我怀着无比的悲痛久久地凝视着他那非同一般的头颅,“这满载高超思想的‘库房’,现在是被死神撤空了!”
议会、巴黎乃至整个革命队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他的灵魂尚不能得到安息,仍要不断受到革命风暴的惊扰。这位大平民演说家同革命的关系实在太为密切;即使在他死后,他也仍然存在于革命之中,时而受到称赞,时而受到诅咒,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注:米拉波死后,国民议会决定给予他入葬先贤祠的殊荣。1792年11月20日,铁柜秘密被发现后,国民公会决定将其塑像用布罩了起来。共和二年霜月5日(1793年11月25日),又决定将其遗体挪出先贤祠。——编者注。〕。
圣克卢之行
这期间,宫廷仍在继续进行其有关出逃的谈判和准备,民众有理由怀抱的不信任情绪日渐加剧。1791年4月18日,国王提出要到圣克卢去。这圣克卢之行据认为是为了同一个拒绝宣誓的教士一起过复活节,民众对此感到十分恼怒;此外,他们认为国王可能试图从圣克卢逃跑。费森伯爵后来写给托布男爵的报告,对民众的这一态度看得非常清楚。报告中说:“十一点半,国王即将启程去做弥撒。巴伊先生已先期来到,告诉他此行可能会引起麻烦,民众似乎准备不让他离去。国王对他说,他所颁布的自由权利适用于每一个人;如果只有他一人连到二法里以外的地方去走走的自由也没有,那就太离奇了。因此,他决定还是走。于是他偕同王后、伊丽莎白夫人、两个孩子及图泽尔夫人到了‘君王大院'。由于车子未能进入院内,他想去‘骑兵竞技场’广场看看。有人对他说,那边已是人山人海,他只得在院子中央停了下来。恰巧这时有一辆车驶了进来,王后于是向他提议就上这辆车,虽然这只是一辆轿式马车。六个人随即上了车,但车到门边,守门的国民卫军却拒绝开门,不让国王离去。
“拉法耶拉先生同他们谈了谈,说只有与宪法为敌的人敢于这样做;又说如果不让国王按其意愿行事,那将使人感到他是一名囚徒,并等于宣布他所批准的所有法令业已废除。但他的话根本不顶用。他们痛骂他,发誓绝不让国王离去。他们并以不堪入耳的话语咒骂国王,说他是该死的可恶贵族,身材臃肿的蠢猪;说他根本没有能力执政,应该把他废黜,将王位让给奥尔良公爵;说他只是一名公职人员,应当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民众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咒骂,说他身边的人全是贵族和拒绝宣誓的教士,应该让他把这些人统统赶走。拉法耶特先生建议市长发布戒严令,打出红旗;但遭到市长的拒绝。人们对拉法耶特说,这一套不会有人听;否则他会首先成为众矢之的。拉法耶特说他要辞职,人们马上叫他快点去提。他想向民众讲几句话,民众对他同样很不客气。
“恰在这时,掷弹手的队伍走了过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发誓决不让国王离去。好几人把枪弹放在嘴里嘬了嘬,说国王一走出大门,他们便用这些枪弹向他射击。宫里的人这时已来到马车近旁,他们也无一例外受到士兵的污辱。杜拉斯先生就被几个士兵强拉了过去,虽然国王对他们说杜拉斯来这里是对的,因为他是他的内侍,但也不顶用。只是在同他们谈了很久,并责令他们一定要交出人来后,他们才在车门边把他放了。他随即向两名掷弹手喊了喊,叫他们去保护也站在车旁的维尔基埃公爵。这时,御膳房总管古热诺先生走到车门边,想就午餐的安排听一听王后的示下,但也被一些人强拉走了;若不是几名掷弹手赶了过去,他将被活活吊死。这些掷弹手一边粗暴地生拉硬拽,把他带离现场,一边低声对他说道:‘不管怎样,你可以对国王说,现在还有一些正真的人能够救他手下的人。’王后于是走上前去,叫他们把他放了,说他是国王的人。他们对她说,他们只接受上司的命令,对她恕不从命。
“其他人也附和道:这个女人实在好笑,竟对他们下起命令来了。他们肆意谩骂同他们面对面站成一排的瑞士人卫队及站在王宫窗前向这边观看的教士;有的甚至举起枪来向教会巨擘蒙莫朗西红衣主教瞄准,拉法耶特先生派人去郡政府问了问,想请他们发布戒严令,但毫无回音。他问国王可否以武力驱散人群,使法律得到尊重。但士兵们说,他们无法从命;他们已将枪上的刺刀全都取了下来,说他们不想以此办法对付正直的公民。国王不同意使用武力,说道:‘我不想让人们为我流血。我若不在这里,你想以何种办法使法律得到尊重,那是你的事。’
“停在骑兵竞技场广场的国王专用马车,始终未能进入院内。人们向车夫威胁道,如果他胆敢动一动,便结果他的小命。他差一点被人绑去吊死。一些站在桥式马车近旁的掷弹手,这时已哭得泪人一般;好几个人走上前来对国王说道:‘陛下,您的臣民是爱您的,敬重您的,您不能走。否则您将面临生命危险,有人给您出了坏主意,把您引上了歧途;我们担心会失去您,希望您能赶走那些教士。'国王叫他们不要再说了;他对他们说,被引入歧途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应当怀疑他此行的意图及他对民众的爱。
“就这样,局面僵持了两小时一刻钟之久,拉法耶特的努力毫无结果。国王只得把车子打发走了。车上的人下来后,士兵们立即将他们围了起来,其中几个说道:瞧,我们会保护你们的。王后以高傲的神色看了看他们,说道:不错,我们此刻就仰靠你们的保护了;但你们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已失去自由。大家互相紧挨着进到门厅里;王后抱起小王子,伊丽莎白夫人领着小公主,快步向里边走去。少顷,国王放慢了脚步;见她们已进入王后的房间后,他忽然转过身来,以坚定的语气向跟着走来的掷弹手说道:‘你们就到此为止吧!’他们也就咔嚓一声停了下来。
“‘君王大院’现在只剩下一些国民卫军了。民众则仍待在骑兵竞技场广场。各扇大门已经关闭。人们对国王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话,对王后倒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两人都表现得异常坚定而又冷静,仪表从容。宫内一片平静。晚上八点,国王被告知,国民卫军已决定夜间要来查房,包括国王的房间,看宫内是否有教士躲藏。此决定到十点钟又撤消了。在骑兵竞技场广场,有一人此时正借着火把的亮光在宣读一份文件;文件中充满对国王的恶毒咒骂,并煽动民众冲进宫去,把一切都扔到窗外,特别是不要错过他们已于10月6日在凡尔赛错过的机会。”
奇怪的是,这一天对局势的发展并未马上产生任何影响;但它表明民众的感情是多么地复杂!那黑压压的人群中,还没有一个共和派。即使是那些以粗俗的话语咒骂国王的人,他们虽然骂他是贵族,是昏庸无能的蠢猪;但他们所谈到的也只是要以奥尔良公爵而不是以共和制来取代他。实际上,在这些在场的人中,绝大多数首先希望的是能保住国王,但要他能同反革命营垒绝裂。在此骚乱中,民众与资产阶级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首先出来阻止国王逃跑的,是身为积极公民和资产者的国民卫军。可见每当革命受到威胁时,民众与资产者相互间的不信任便会退居次要地位;在捍卫革命方面,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同时对于路易十六来说,要维护自己的权力甚至赢得广泛的拥护还是何等地容易!他只要站在革命一边,民众就会由衷地跟着他走。人们认为他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十六要是能够不让国民在革命与王权之间进行选择,他因此而激起的感激之情将会令人难以置信。资产阶级既担心反动势力的报复,又担心民众的冲击。因此没有一个国王所面临的情势有现在这样简单,只须赞成革命便会使革命平息下来。4月18日事件发生后,因国民卫军未服从他的命令而感到气愤不已的拉法耶特,在第二天提出了辞呈。这在巴黎的几乎整个资产阶级中,激起了一片惊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留下来,表示一定对他绝对服从,他因而又留了下来〔注:拉法耶特于1791年4月18日提出辞呈,28日收回。——编者注。〕。是的,国王的一举一动要是诚实可信,他所赢得的合法权力可以说将会史无前例。但他的诡诈心计却有增无已。王后脱口说出的一句话值得注意:你们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已失去自由。在使民众与资产阶级团结一致的这种巨大革命激情中,国王和王后所看到的不是一种警告,而是诋毁宪法的借口。
这显然预示着他们要彻底废除国王所批准的各项法令。但这句不慎的话语却可引起人们的怀疑。当务之急是不让国民和议会认为,国王因对4月18日事件的不满而想以此为由在日后否定宪法。因为更加严密的监视,可能会使出逃难以进行。路易十六因而觉得还是到议会去再撒一次谎为好。他于是向议会说道:
“先生们,我是带着对你们的一向信任到这儿来的。我的圣克卢之行昨天所遇到的阻挠,这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没有同意以武力将其驱散,因为我担心这对那些受蒙骗的群众未免太严厉了;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法律,虽然这恰恰是违背了法律。现在,国民大会所要做的,是设法证明我是自由的;维护由你们制定并经我同意和批准的各项法令的权威,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仍希望我的圣克卢之行能够进行;其必要性,国民议会应能理解。
“忠心耿耿的民众对于我的爱,我由于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当之无愧;为了煽动他们反对我,有人似乎力图鼓动他们怀疑我对宪法的态度。我已接受并发誓维护这部宪法,其中包括教会组织法。我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努力使之得以实施。这番话不过是重申我已在国民议会反复表明的态度。因此国民议会早已知道,我的意图和愿望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民众的幸福;而此幸福只有在法律得到遵守,各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权威机构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方可实现。”
据此,外交大臣以国王的名义照会各国官廷,路易十六对这部宪法是自愿接受并衷心拥护的。
可是与此同时,路易十六又让人转告各国宫廷,这不过是一种把戏,他们对此不应产生错觉。4月22日,费森在将路易十六的上述讲话寄给托布男爵的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国王现在什么反对意见也说不得了;相反,他只能事事让步,要他做什么便做什么,以便更好地让那些人看出他已一切听任摆布,使他们对其真实想法产生麻痹;而此想法,他现在要不惜一切地使之实现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无论这会遇到多大困难……因此,〔瑞典〕国王不应对他可能会说出的任何话语和做出的任何事情感到奇怪。这都是他不能自由行事的结果。礼拜日,两位陛下将去堂区教堂做弥撒;不管人们怎样地不愿意,他们将向一个宣了誓的教士举行忏悔并从他手上领复活节的圣体。”
国王的秘密谈判
4月18日事件发生后,国王在国外的代表力图利用此事件挑动欧洲各国君王,以他们也会遇到的同样危险去吓唬他们,要他们早日进行干预。5月3日,布勒特耶男爵让人给当时在佛罗伦萨的利奥波德皇帝递了一个十万火急的奏章:“乱党分子为阻止国王离开土伊勒利宫而于最近犯下的新的暴行,只能使两位陛下对摆脱其囚禁状况变得更为心切。公众的愤怒指责将可为此提供方便,同时皇上为营救王后所做的努力也定将受到欧洲的称颂。
“这些各国王权的共同敌人所以罪愆不断,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已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他们的暴行如今是愈演愈烈了。人们若对此熟视无睹,显然比公开表示愿意营救会使两位陛下面临更大的危险。
“在‘恺撒’的女儿〔指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安东奈特〕备受凌辱之际,皇上最有资格对此行径给予惩罚,因此是唯一应当而且能够对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予以推动的君王。陛下的部队正驻扎在阿尔萨斯、三个主教国〔注:指洛林的麦茨、图勒和凡尔登拥有行政权的三个主教城及其附属地区,1648年正式并入法国。——译者注。〕和弗朗德尔附近。旨在恢复荷兰秩序的调动应继续进行,同时应有足够的声势,使得忠诚的部队和有头脑的将领能够在边境地带建立一个国王可平安前往的据点;因为两位陛下逃出的可能性并非一点没有。但如果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控制,那就只有靠皇上发表一则以大军压境为后盾的声明来迫使对方撤消这种控制了……
“国王需要一千五百万;其中四百万尽快送到卢森堡,其余在几星期后送到。恕我这个皇上的忠实奴仆在这里斗胆说一句,在帝国国库的所有开支中,上述开支应放在首位;因为这关系到法兰西王后和王权的能否获救及利奥波德朝政的安宁。民主制进展如此之快,令人不胜惶恐;若不加以阻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王位会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这是在向外国伸手要钱,要人。此外,布勒特耶还提出了两种办法:首先,国王若能逃出,便来指挥一支由奥地人、克罗地亚人和撒丁人组成的军队;其次,国王若不能逃出,便由各国发表一强硬声明,继而进行武装干涉。利奥波德依然犹豫不决,因而采取了回避态度,且反革命营垒所存在的不同想法也给他帮了忙。上文已述,5月3日,布勒特耶通过蓬贝尔给奥皇上了一道奏章,奏章的结论侧重于国王的出逃。5月20日,阿特瓦伯爵在芒图同利奥波德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的结论见于贝特朗·德·摩勒维尔〔注:贝特朗·德·摩勒维尔(1744-1818),又名安东·弗朗索瓦。1791至1792年任海军大臣。著有《有关路易十六当政最后一年一些秘密情况的回忆录》一部。——编者注。〕整理的著名纪要中。
此纪要虽然答应在弗朗德尔边境和多菲内边境各派遣三万五千和一万五千的兵力,并宣布波旁家族应于7月底作一集体性表态,但对出逃却明确劝阻。
“迄今为止,虽然人们一直盼望两位陛下能获得自由;但目前的情况却迫切要求他们打消此念。他们的处境已不同于4月18日之前;那时候,国王前往议会和让人给驻外使节写信还不是出于被迫。
“两位陛下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尽一切可能提高其声望,以便机会一到便可加以利用。民众对外国军队的迫近,定会感到万分恐慌。应设法让民众看到,只有国王出面调停和服从〔皇帝〕陛下的旨意,方可免于一场灾难。这就是皇上的看法。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他采取的策略取得成功。因此,他特别希望大家能排除其他一切想法。两位陛下在出逃时万一未能摆脱严密的监视,将会遇到何种情况?皇上每念及此,便忧心如焚。陛下认为,先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继而是各国大军压境,最是万全之策。”
许多历史学家对此纪要的评价超过了实际情况。这并不是奥皇的实在想法和他准备实施的计划。他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争取时间。阿特瓦伯爵关于推迟国王的出逃,从而使问题暂且搁置的观点,他似乎十分同意,原因就在这里。奥皇便是利用布勒特耶男爵和阿特瓦伯爵所奉行的这一矛盾政策而乘虚溜掉的。
此纪要的出笼,阿特瓦伯爵显然起了授意作用,甚至可能就是由他在奥皇较为含糊的赞同下亲自草拟的。况且他正千方百计挟制路易十六,束缚其手脚。“既然一切已同各国商妥,大家应认为此计划已定下来了,不要提出不一致的想法与之相左。因此,两位陛下应努力避免使已经建立起来的信心再行分裂,停止在各方面的奔走;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起到损害、阻滞和拖延的作用。”
阿特瓦伯爵希望这场反对革命的斗争能由他独自领导。这真是不可思议。悲残结局的阴影已经在向国王扩展过来,国王身边的人竟然还有这样的野心,还在要弄这样的阴谋,阿特瓦伯爵反对国王出逃的原因实在不值一驳。因为既然国王已因4月18日事件而不得不变本加厉地玩弄其撒谎的伎俩,让国人和世界相信他对那部深恶痛绝的宪法是拥护的,还有何必要非要他留在巴黎不可?
阿特瓦伯爵不就是想让国王在可能情况下再说一些更加可恶的谎言,做一些更加无耻更加卑劣的虚伪表演吗?可是乞求外国军队来镇压自由事业,使宪法毁于一旦,同时在被外敌入侵所激怒的民众面前摆出一副非我莫属的调解人和救星的姿态,这令人厌恶的花招难道还嫌不够吗?
因此,5月20日谈话纪要即使不是以口头方式而是以其他方式转告路易十六,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正如布耶写给费森的信所显示的,早在四月底,有关出逃的决定便已明确做出,因此布耶和费森如今正在设法确定出逃的路线。国王觉得,他将因而迫使欧洲各国君王支持其维护王权的斗争,反对民主制。但路易十六是否制定了一个有关国内政策,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复辟计划呢?他在战胜了革命的法国后将对革命采取何种对策?关于这一点,他的思想非常地飘忽不定。可以肯定的事只有一件,这就是不但阿特瓦伯爵梦想成为反革命营垒的最高首领,力图为此而扫除一切障碍,布勒特耶男爵也在盼望着能成为首席内阁大臣,即在王权恢复其全部权力后担任其最高行政长官。
4月30日,布勒特耶在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我怎样快地赶路,国王肯定会在我之前几天到达他所前往的地点。有鉴于此,我希望,除军事行动外——以确保〔布耶〕将军的想法不受干扰和延误——,国王陛下也不要在我能够接受其命令之前,对人和事作出任何决定。避免操之过急,以免劳而无功。这对于国王有着至为重要的好处。
“恕我斗胆再说一句,同样重要的是,国王陛下宜将其对我负责此事的信任程度,让我得知其详。国王可能会认为,我这一毫无私心的要求是怀有野心的表现。这样的话,在王国目前所处的艰难困境中,我从现在起便将无力发挥多大作用了。”
这显然是在要挟:国王必须做出明确而又详细的保证,将把内阁的权力全部交给布勒特耶男爵负责,否则这个在艰巨而又可怕的谈判中掌握着国王全部秘密的布勒特耶男爵,将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而突然躺倒不干。为了让国王给他以掌管内阁的全权,这身居要津的显贵竟使出了威胁甚至讹诈的手腕;相形之下,平民百姓在骑兵竞技场广场对国王的蔑视,显然逊色得多。
此外,将要进行的反抗是采取激烈的方式,还是较为温和的方式,国王面前摆着的是两种不同的行动方案。
瑞典国王这个为专政制度和王权撑腰壮胆的“好汉”,给路易十六拟定了一个与梦呓无异的反革命计划。托布男爵1791年5月6日从斯德哥尔摩寄给费森伯爵的信,就是一篇荒谬透顶的奇文。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瑞典〕国王要我让你转告法国国王和王后,他将尽一切可能设法营救他们。他现在正等着对斯特丁克邮班所带来的要求作出答复。他的意见是,若两位陛下能逃出巴黎,便立即召集各高等法院开会,宣布窃取国王和王权权利的国民议会为非法,并宣布乱党分子背叛了祖国,下令在全王国对其进行追剿;召回被迫逃往国外的各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以及各个主教;恢复革命前的一切和教会的原先体制和祭祀活动;恢复因国民议会的篡权而混为一体的三个等级,同时宣布三个等级在税收方面一视同仁;下令逮捕奥尔良公爵,由高等法院进行审判,绝不对其宽容;特别是恢复军队中的纪律和绝对服从,不惜以严厉制裁使之就范。最后,不与任何人妥协,不成立任何成份混杂的政府,务使王权的威望得以全部恢复;永远离开巴黎,让人们完全忘却这个乱党分子巢穴的存在,使之彻底消亡。因为法国只要有一个巴黎存在,便永远不会有国王的安宁。”
这是多么狂热的呓话,同这要杀绝一切的梦呓相比,后来发生的无比残酷、完全没有必要的九月屠杀,即民众因爱国义愤和对外敌入侵的深深畏惧而突然挑起的暴力事件,又算得了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将必须沉着地在国王吹起的号角声中,对国民议会议员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大搜捕。可是与此同时,这同一封信却告诉我们,这维护专制制度的狂人与疯魔却象个孩子一样受到其大臣的摆布;这实在是历史的绝妙嘲讽。这些大臣对他的不善保守机密深感头痛,常常只把一些可让人人知道的事向他禀奏。因此,他们对他的诓骗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托布在以〔瑞典〕国王的名义对这一旨在维护专制制度,充满血腥味的疯狂计划做了一番陈述后,接着写道:“对于〔瑞典〕国王的远行,我没有试图阻止。因为这定会枉然无益……我采取的是另一种作法:进一步激发他对国民议会的憎恨,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早已对此议会恨得咬牙切齿了。
“我已对他说,你曾要我告诉他,他身边可能围着一帮国民议会派来的暗探;他若不慎说漏什么,这些人是定会穷追不放的。此外,对那些他认为心地纯正的人,他也应当有所警惕;万一他们泄漏机密大事,对法兰西国王所造成的祸害,将同疯狂反对他的那些人对他的侵害一样严重。〔瑞典〕国王要我向你转达他对此忠告的谢意,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他在一般场合的谈话将主要是赞成共和,而不是维护王权,他请你将此点转告〔法兰西国王和王后〕两位阵下。”
这个要人们对所有革命的议员进行追剿,要将巴黎一笔勾销的狂徒,为了迷惑其大臣编造出来的所谓暗探,所想到的唯一办法仅仅是做一些“赞成共和的谈话”而已。
财政计划
可是路易十六却同这样一个向他提出疯狂建议,即要他以屠杀对付国人的家伙,结成了莫逆之交。逃亡贵族和各位亲王本来就已张狂之极,如今受到一些国家君王的进一步煽动,天晓得他能否对他们加以遏制?可是,他日夜焦虑的却是那曾导致革命爆发的财政问题。王权一旦得以保住,将何以解决财政之需?革命在其预算获得正常运转之前,正以出售国有财产的办法解其燃眉之急。但国王在宗教方面的落后观念,却会使他将此财产还给教会。因此,这一笔巨大的财源他是一枚铜钱也拿不到的。此外,指券在失去此抵押后,其持有人将会怎样呢?他们岂不会因其破产而对刚刚复辟的王权发泄怒火?啊!革命方面将教会财产予以没收,并立即通过发行指券的办法将其出售,是看得多么准!只此一招,它便造成了局面的不可逆转。因此,国王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寻求解决途径,也定将无济于事。
他首先想到的是宣布破产的简单办法;为安抚指券持有者,随后将由教会以其收回的财产,向他们偿还十亿的数额。5月16日,费森伯爵就此征询了布勒特耶男爵的意见。
“事情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要卷土重来;不过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在你到来之前便做出决定。有鉴于此,国王希望你能将一些总的想法和估计写成书面意见,作为有条不紊地维持一致步调的基础和指南。我们现有四百万,以应紧急之需。我想,对于是否宣布破产及有关指券的事宜,应马上做出决定。教会财产对于偿还这些指券可以提供担保。这样做树敌较少,具可使所有指券持有者和银行家都盼望国王的行动能取得成功;你以为如何?”
费森这番话显然反映了路易十六的思想和他的彷徨不定。下面一封信就说得更明确了。在费森的侄孙后来整理出版的费森书简中,这封信所加标题是:“布勒特耶男爵致费森伯爵”,这无疑是弄错了。相反,此信是费森伯爵写给布勒特耶伯爵的,而且是费森亲笔所写:“巴黎,1791年5月23日。国王打算在六月初成行。因为到那时,他将可从其年俸中领到二百万的款额,这笔钱也当带走。国王现在感到为难的是应带谁一同走。他想到了圣普里埃斯特先生,但又担心圣普里埃斯特已经是内阁成员,因而要给予他某种许诺;可是他的车上需要有个人,能在必要时出来说句话。
“至于指券,国王认为应将教会财产归还教会,同时对购买此财产者于以退赔,这就需要教会对作为货币流通的指券按国王启程时的价值加以收购。指卷的价值届时可能为百分之三十,从而使指券的全部价值降至九亿;教会可能要拿出十亿。至于破产,国王认为这应当是部分的;终身年金应于确保,以便减少不满者。这也是同我谈及此事的好几人所持意见。”
这些想法是何等地混乱,不但难以通行,而且会造成严重后果!实际上,破产将涉及一切方面;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将因而陷于停顿。因为终身年金债券持有者,在看到其他国家债券被一一取消后,如何还会保持信心?况且人们将何以偿还这些债券?何以对购买国有财产者进行退赔,而对于那些指券持有者,国王如何能指望教会在其财产收回后,会同意从中白白拿出十亿来收购他们手中的指券?此外,教会手头并无十亿现金。要弄到这笔钱,只有出售价值十亿的土地。可是,在反革命营垒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既然上次出售可以不认账,谁还会来购买教会的财产?确实,教会将非常易于对这种难以办到的事装出一副十分乐意的样子,接二连三地让购买者感到失望,因而以未能出售为由而保住其土地。
因此,国家债主将因破产手段的采用而被一脚踢开;国有财产购买者所购财产将横遭剥夺而得不到补偿;最后,指券持有者在指券失去其抵押后,手上拿着的钱将不过成了一把废纸,一把因遭雷击而从革命这棵树上落下的枯黄的树叶。总之,对上述几种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彻底的破产。不但生机勃勃的革命资产阶级行将破产,购买教会财产的农民也将面临破产;再说,作为教会财产一部分的什一税,也将对他们恢复征收。可见路易十六向外因乞求经费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完全是为了教会和他本人的利益而不惜使整个国家遭到扼杀!即使人们对国王在当时情况下所怀偏见作较多的考虑,即使人们以他作为一个国王当时所能产生的想法来评价他,这一罪行也是无可赎补的。
通过英国的例子,他清楚地看到,一个专制王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立宪制或议会制王权而不会使国家遭到毁灭或削弱。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他清楚地知道,宣布破产是致命的一招;因为他所以冒险召开三级会议正是为了避免采取这一招。因此,他乞求克罗地亚的悍兵强将到法国来为他恢复专制制度并推行破产手段,正是为了满足其万恶的个人私利和使其大大膨胀的虚荣心得到一时之快,而不顾他心中一清二楚的国家利益。
可是就是这个国王,在他如此背叛了国家之后,其多少有点直系血缘的后代今天竟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民族”精神的唯一捍卫者,要是我们的人民对这种以背叛和说谎为其特点的“民族精神”认真加以接受,他们会愚蠢到何等地步!
然而使布勒特耶男爵这时所苦恼的,却不是这些。他对这封有关破产和指券的如此重要的信中所特别注意到的,只是几个字,即圣普里埃斯特的名字。在行将对一切产生影响的最初决定中,此人岂不将成为智囊人物和首席大臣?
“国王关于圣普里埃斯特先生的提议,我不能苟同;因为陛下的打算我无法理解。正如你所说,国王让他同行如果是为了在最初行动中身边能有个人出出主意,无疑要给予他重大许诺。”至于有关破产的问题,他未置可否:“任何关于此问题的决定现在都为时过早。”
议会的政策
在此针对革命和国家的滔天罪行酝酿之际,在这个所谓“民族的”王权正与并不怎样情愿甚至相当勉强的外国宫廷密谋策划,妄图以外国的入侵和破产手段的采用而使整个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国民议会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使革命与王权协调一致。因此,对于各种动乱的因素,它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缓和。在弗内森伯爵领地,虽然保守派和要求并入革命的法国版图的爱国派之间已酿成流血冲突;但为了照顾教皇的面子,同时也为了使欧洲各国不致因这一首起领土归并而感到惶惶不安,制宪议会对此要求始终犹豫不决,到本届议会任期终了的九月方才做出决定〔注:1791年6月17日,制宪议会将阿维尼翁市主张并入法国的决议案送交国王阅览。7月17日,议会成立一委员会负责研究此事;到9月14日才终于做出决定,宜布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并入法国。——编者注。〕。对一个地区为居民的出生和死亡登记而争执不下时,议会将此“非宗教”事务交给了国民即世俗当局,从而总算解决了这一纠纷〔注:有关户籍登记的事宜到1792年9月20日法颁布后才交给世俗当局,制宪议会未“解决这一纠纷”。——阿·马迪厄注。〕。特别是议会通过有关法律,对请愿权和民众积极性的发挥做了限制〔注:1791年5月10日,制宪议会决定,禁止举行集体请愿。同年8月9日,议会虽将请愿权列入“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法规”,但明确指出,请愿书须由个人签名。——编者注。〕,力图加强国王的行政权,密切国王与革命的关系。
在它1791年下半年进行的修宪工作中,保守思想颇有抬头。勒夏帕利埃甚至试图把议会一分为二,恢复两院制。此主张虽未实现;但出版自由和请愿权却受到了限制。总之,革命资产阶级简直象是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使自己所做的事情能被国王接受〔注:在因马尔斯广场事件而进行的镇压之后,整个局势由巴尔纳夫、杜波尔和拉梅特兄弟控制,他们试图争取右派,修改宪法,希望以此扩大国王的权力,加强纳税选举制,另建一个议院,以及恢复贵族等级和允许议员可连选连任并可进入内阁。此图谋的主要方面实际上未能成功,因为“黑党"(指议会中比王政派更右的议员——译者注)依然我行我素,部分爱国者也不愿走得这样远。——编者注。〕。
议会在革新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后,现在迫切感到需要使自己的业绩得到维护和巩固。可是国王虽已服从国民高于一切的意志;但在议会所开展的工作中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万一逃走,将由何人取代,何种资产者组织能够具有足够的威望,取代已存在几百年的王权,迫使进行反抗的教士即持怀疑态度或拒不服从的部分国民接受宪法?因此,革命一旦与国王分道扬镳,若不动用粗犷的有形力量,何以能对付齐集于国王旗帜下的所有敌人?而这一股有形力量,用上文所引米拉波的话说,就是城乡广大民众。
可是资产阶级若求助民众来挽救革命,他们会提出何种“报酬”呢?他们岂不会要求实行普选?一些人,如罗伯斯比尔,已庄重提出;还有一些人,如科德利埃俱乐部,已以带有威胁的激烈言词表示,希望实现这一平等。若要民众投入反对国王的斗争,挽救受到威胁的革命,将何以抵制他们这一日益强烈的要求?此外,在此大规模斗争中,民众的自发组织,如各俱乐部和街区大会,将会成为一种拥有广泛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机构,因而会夺走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享优势。而且,谁知道工人即无产者在联合起来捍卫革命时,会不会利用这一重新赢得的联合权,迫使企业主提高工资,并在气势上压倒老板即“前行会师傅”,因为这些工人总可以他们在革命受到威胁、形势逼人之际表现不力为由,而对他们提出指责。因此,把国王留在身边,逐渐地把他争取过来,消除其怀疑心态,治愈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可使民众骚乱得以避免。
这差不多也就是等于省去一场新的革命。
革命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支撑点;而此支撑点,同焦躁不安、能量无限的民众这支新的、变化不定的巨大力量相比,则他们从自己较为熟悉的,能量有限的,受到制约的稳定王权方面是多么地更加易于得到!制宪议会就是这样想的;因此杜波尔毫无胆怯地在议会讲坛上说:“革命已取得成功”〔注: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溘然长逝,作为宫廷的秘密谋士,他的位置立即由杜波尔、拉梅特和巴尔纳夫接替。民主主义者的迅速崛起和工人的骚乱吓破了他们的胆,这三驾马车现在也想来阻止革命的前进步伐了。因此出现了1791年春与时代潮流唱反调的法律,心惊胆战的资产阶级希望能强使民众接受。可是要在右翼支持下通过扼杀民众运动来阻止革命,这就意味着把革命往后拉,立宪派因而打算扩大国王的权力,建立一个上院。这就需要他们继续待在台上,使议会允许他们可以连选连任。但罗伯斯比尔让议会否决了有关连选连任的议案,从而挫败了这一阴谋。——编者注。〕。是的,要是王权真心实意地接受业已取得的成果,革命确已成功,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确已奠定。这样的话,革命随后将会在内部各方利益即各派势力的影响下或是沿着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道路,或是沿着民主制的道路继续发展,直到有朝一日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壮大足以打破现有平衡,在财产、社会和法律方面产生新的形态。啊,必须让国王接受已完成的一切!必须让他毫无二心地拥护宪法!这是制宪议会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因此,当制宪议会应罗伯斯比尔的要求,决定并宣布其议员将全部卸任,在下届议会不得连选时,它可能有点儿想给国王本人树个大公无私的榜样。
这些议员好象在对国王说:我们对什么都碰了碰;包括你的权力,但这并非出于私心。我们要走了,已经完成的一切将交由其他人来维护。你呢,将留在你的位置上。若你能对革命和你自己满怀信心,将会享有更大的权力。因此,请不要再给自己画地为牢,而应做一个新社会的国王。此外,制宪议会所以做出这一非同寻常的决定,这同他们心中的厌倦情绪——关于这一点,罗伯斯比尔说得非常中肯:“我们是一些竞技者,虽然获胜,但疲惫不堪”——及对新的风险和艰苦工作的忧郁预感,显然不无关系。最后,怀抱相反看法,坚持相反利益的右翼和极左翼,对于解散这个众所周知的革命班底,因而给新的发展机会提供方便,并无任何不快。不过其中也有上文所说想松弛和缓和一下的需要,情不自禁地对革命的伟大业绩未免有点扬扬得意的卡扎莱斯,便在议会的一片掌声中以感人的言辞表露了这一想法。
议会已引起一些人的憎恨,它挫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干扰或触犯了一些同它所理解的整体利益截然相反的个人利益;天晓得这些仇恨会不会因它的解散而统统消失,从而使革命得以解脱?这满身尘土的疲乏不堪的出色工匠现在要撤走了,以便不在其劳动成品上留下自己的任何痕迹,甚至工作中所扬起的细微尘土;这种牺牲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愿这大公无私的精神能感染他人,但愿国王能因这伟大的革命议会自动交出其合法权力而无所遗憾地将其过去的专制统治彻底扬弃。
国王出逃
可是就在议会顽固坚持要使革命和国王取得和解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国王已经逃走。不言而喻,这是王权将与革命进行公开激烈斗争的信号。”
确实,国主已于6月20日夜逃出土伊勒利宫,携带全家前往边境地带的蒙梅迪;布耶显然将去那里接驾。国王一家是晚十一时逃走的。费森给他们弄了张化名柯夫男爵夫人的通行证。两个孩子的女教师图泽尔夫人便成了这位“男爵夫人”。王后改名“罗歇夫人”,其身份为女教师。伊丽莎白夫人则作为与男爵夫人结伴同行的一位女眷而改名“罗莎丽”。国王穿着灰色的衣装,头戴发套,成了一个名叫杜朗的男仆。他们走出王宫时未被发现。
嗣后,他们登上第一辆车,由通身车夫打扮的费森把他们送到蓬迪。然后换乘一辆宽大的轿式马车,马车由三个穿着信使黄色衣装的年轻侍卫驾驶。他们取道马恩河畔的夏龙及圣麦纳乌,奔向蒙梅迪。费森离开他们后,直接前往比利时。6月22日上午十一时,他从蒙斯给托布男爵写了张短笺:“亲爱的朋友,国王、王后、伊丽莎白夫人、王子和夫人〔即小王子的姐姐〕,已于午夜离开巴黎。我把他们一直送到蓬迪,途中一切顺利。我马上就要启程,去与他们会合。”这一天的上午八时,他还给他父亲写了封信:“亲爱的父亲,我刚刚抵达这里。国王及其全家已于20日夜平安离开巴黎。我把他们送到第一个驿站。愿上帝保佑,余下的路程将同样顺利。先生〔即国王的大弟普罗旺斯伯爵〕马上即到,我现正在此等他。随后,我将沿着边界继续赶路,到蒙梅迪去与国王会合,但愿他能平安到达。”
国王及其一家是怎样逃出王宫的?他们从一供仆人使用的楼梯到了“君王大院”里,然后混杂于当时正离开王宫的人群中走了出去,因而未被认出。监视为何会出现这一疏漏〔注:1791年6月20日晚,有点放心不下的巴伊派拉法耶特去土伊勒利宫看看。拉法耶特去转了转后,认为王宫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问题,然而国王一家就在这时逃了出去。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是有人暗中相助?这一重要之点始终未能弄清,有关史籍对此只字未提。圣普里埃斯特伯爵在其《回忆录》(巴黎1929年版,二卷)中说,拉法耶特曾有意让土伊勒利宫的一扇小门没有设岗,以便费森能自由进入王后的房间。——编者注。〕?然而最近几周乃至几个月来,针对逃跑所提出的警告并不在少。上文已述,马拉便在3月底4月初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可能,此后仍一直在不停地讲。不过,路易·勃朗所说马拉的一篇“轰动性”文章,我翻遍《人民之友报》的合订本也未找到。不管怎样,此文不可能写于几星期之前,因为路易·勃朗说,文中有这样的话语:“巴黎市民们,莫名其妙的巴黎市民们,我已不知对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快去把国王和王子弄回来。”可是5月和6月,国王与王子就在巴黎,因此路易·勃朗所说而又未注明日期的所谓马拉的这篇文章,是否只是对其几篇文章,特别是4月20日的文章所做的一篇不太确切的摘要。这后一篇文章中便有这样的话语:“啊,巴黎市民们,要是你们竟然允许他〔指国王〕离开巴黎的话,三百万同胞将会因为你们这一愚蠢行为而丧命。”
马拉的警告
马拉在6月间不停地发出的警告,虽有一些东西纯属无中生有,但也说了些令人惊异的真实情况。因此,对这非同寻常的警告仍须以比上述大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更加准确的方式,在这里谈一谈。首先是6月6日星期一的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
致人民之友,
亲爱的马拉,对于反革命所施展的阴谋,你虽待在地窖中;但却比我们这些密切注视它的爱国党人看得清楚百倍,这是怎么回事?你一再对我们说:反革命已一切准备就绪。国王一家一旦逃走,他们就会立即动手。全国将会爆发一场内战。因此,我们若不日夜看好国王一家,便一切都完了。告诉你,我们的福星最近又一次保佑了我们,要不是国王身体壮实的话,一心想搞垮我们的魔鬼在上星期六晚便终于如愿得偿了。
他的妻子象个泼妇,弄得他终日不得安宁。一周来,她一真在设法说服他逃走。她恳求他为了他自己的荣光,为了他对亲生儿子的爱以及为了他的那些忠心耿耿的臣民而一定要这样做。至于后果,将一切由她负责。可是路易总是对安东奈特说,他怕自己会因而丢掉王冠。见自己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十分恼火的她不禁心生一计:她要亲自用酒把他灌醉,期望这香味浓郁的烈酒,能比她的苦口婆心更为顶用;现在,她已在为自己的成功而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了。
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似乎为她实现其毒计提供了方便。这一天的上午,此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便已接到了命令;到了晚上,他们名副其实的首领莫蒂埃〔即拉法耶特〕则已向其手下的头目部署完毕:让他们将各人所率领的打手集结待命。午夜时分,这些阴谋分子和强盗于是分成若干批到了爱丽舍宫大街,同已先期到达的各营身佩肩章的喽啰和被雇佣的暗探会合。
这些身穿制服、带着枪械的家伙共有七千人。现在就等事先约定的信号来
劫持国王一家了。他们的头领已齐集于土伊勒利宫,车辆也已准备停当,只须人一上车便可扬鞭而去。莫蒂埃、维里欧、德帕勒姆尼尔、德·安德烈、拉加利索尼埃尔、古维戎、拉加斯、拉科伦布等一百来人如今正待在安东奈特身边,把国王弄到布鲁塞尔去的计划眼看即可付诸实施。
可是,当人们把国王从椅子上往车上抬去时,座椅的移动所发出的声响把他弄醒了。人们以为他已大醉,不想在他沉入醉乡之后,这酒的力量很快便散去了。他以为这会儿应是他一个人待在房内,见身边围着这许多人,他不禁惊讶地问他们想干什么;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到后来,还是他妻子对他把话挑明了。
在场者个个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国王哀求着,他本人也泪如雨下。他不停地问大家是否已考虑到一切后果;结局会不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王冠每一旦失去,他们能否给他弄回来!
王后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依然无效。她于是把小王子领到了他面前,小家伙见他父亲泪流满面,以为他身边的歹徒伤害了他,因而叫了起来。听到孩子的叫声,这帮恶棍随即向四周退了退。国王乘机带着儿子逃进书房,立即把门关了起来。一场美梦因而破灭。
莫蒂埃于是派一名副官到爱丽舍宫大街传达他的命令,让那些荷枪实弹的匪徒象来的时候一样分批撤走,等待新的命令。这一天的后半夜,他是同王后及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一起度过的;一方面为这恼人的意外事故和国王的软弱而叹息不已,一方面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
一个为拯救民众而混入贵族之中的爱国者(签名)
显然,在这离奇的故事中,荒谬的主观臆想占有很大成份。说拉法耶特同玛丽-安东奈特狼狈为奸,国民卫军为劫持国王而于夜间进行了集结,王后为把路易十六弄到布鲁塞尔去而用酒将他灌醉,纯属幼稚可笑的编造,近似天方夜谭。不过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些真实的内核。
平常出入土伊勒利宫的人非常之多,如供应商、时装师和浆洗女工。有些人更是常来常往;久而久之,他们便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想看看国王一家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这样,要是国王和王后的警惕性一时有所放松,要是他们因情绪激动或争吵激烈而禁不住大声喊了起来,一些话语便有可能被这些人听到。他们凭借这些片言只语,便可发挥其想象力而把整个场面编造得有声有色。这个“为拯救民众而混入贵族之中的爱国者”,不是常去宫中的某个供应商,便是宫内哪个女佣的男友或情人。就是这样的人把民众所密切注意的这些有关大内的传闻,转告给了马拉。根据这封来信,我们完全可以弄清5月28日星期六晚国王的房内发生的事情。
谈话的主题依然是拟议中的出逃。国王又犹豫起来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对他的王位和家人的安全造成危险。虽然未放弃此计划,但他说了些担心的话语,同时为了使自己放心,希望王后能把她满怀信心的看法再说一遍。王后再次恳求他不要总是这样胆小怕事;随后,她对自己为使他变得坚强起来而一再进行的努力显然已感到厌倦,未免有点不耐烦地说了一句:“现在该吃晚饭了。”这时,可能有个浆洗女工在侧房内或昏暗的过道里延宕时光,等待十一时的出宫,因而正在那里远远地听着。于是这一句简单的话语,也就被她说成是一大阴谋了:王后未能说服国王;她要在餐桌上把他灌醉。
饭后,谈话复又开始,气氛十分凄侧。内心斗争激烈的国王和王后,面对各个方面可能存在的巨大危险,不禁声泪俱下地哭了起来。恰在这时,有人领着小王子走了进来,这或是为了让他在临睡之前来亲一亲爸爸妈妈;或是因为王后在苦苦哀求之际把他弄了来,想表明为了她这年幼的儿子有朝一日能承继大统,不致失去大好江山,他们必须这样做;以此激励性情懦弱的犹豫不定的国王毅然同革命展开一场较量。
小家伙一见这紧张的场面和父母脸上的泪水,不禁一阵惊吓,便叫了起来。国王于是迈着沉重的脚步把孩子领到别处哄哄去了——在一旁偷听的女仆显然看到了这一幕。她走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一次,他们未能制服他。”
可是她心中所念叨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出逃和她想象的对国王的劫持。而且,当她于十一时随同大批仆人走下国王和王后后来在出逃时走的那个楼梯,出了大门时,在一片昏暗的黑夜中,她看到国民卫军一队队巡逻队正在土伊勒利宫附近和爱丽舍宫大街走来走去。她因而觉得这些国民卫军都是此阴谋的同党,他们显然是为了劫持国王而到这里来的。一回到家里,她便把自己所看到的告诉了自己的情人,这位情人也就在第二天赶去报告了马拉。
看来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为了出逃而进行的准备已经有些日子了。要说来宫中干活的贫苦百姓,在这期间未听到一句不慎说漏的话语或未见到一次大声咆哮或呜咽啜泣的场面,是很难说得过去的。马拉所以语出惊人,所以有着非凡的预见性,原因就在于他对民众提供的这类消息,没有做任何的否定。因为这些消息虽然表面看去近于荒诞;但往往包含着真实的东西。特别耐人寻味的是,1791年5月28日,国王一家何以那样悲伤,使谈话出现声泪俱下的场面,读一读费森所写书信,便可明了其中原委。5月26日,费森伯爵在他给布耶候爵的信中写道:“所选路线,国王已经同意,将按你在来信中所谈确定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解决侍卫人选。明天或星期二将通过邮车给你送去指券一百万,这些钱包在一块白色塔夫绸中,收件人写的是德·孔塔德先生。我们现有四百万,其中一百万在国外。国王想在六月的第一周成行,因为届时他将可领到二百万的月俸。”1791年5月29日,即上述女仆听到争吵和哭泣的第二天,费森在给布耶的信中写道:“启程日期已定在下月12日。一切已准备就绪,本来可以在6日或7日动身的,但那二百万要到7日或8日方可拿到。再说王子身边的一个女仆民主思想很浓,她要到11日才离去。所走道路是最后确定的那条路线。我不陪国王前往,因为他不愿意。”
这日期的变更显然使路易十六深为不安和焦虑。什么!仅仅因为月俸要晚一天才能拿到,仅仅因为对一个女仆的态度产生怀疑,整个计划就得改变。须知我们随时会遇到各种不测和风险!你们至少能否肯定,我们不会走上一条后果不祥的道路?
接着,在这些忧虑被再度打消后,关于费森的争论又使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神情忧郁的军官是王后所深深爱着的,虽然此次冒险对他说来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但是,他却表现出了骑士般的自告奋勇;不过国王不愿让他冒此风险而婉言谢绝了他。这样,他在国王一家的出逃途中,也即随时会遇到意外的时刻,将不能与众人同行。此外,当此国王将这一重大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逐一敲定下来,从而显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之际,其内心深处该是怎样地烦乱不堪!因此,5月28日这天晚上,凡此种种早已打乱人们的心绪,不但说话声时有提高,而且不时伴有难以遏制的抽泣。作为民众的代表,那个不知姓名的女仆此时所听到并努力做出解释的,便是这一切。
因此,这个瑞典军官以密码书写的上述密信,同转告马拉的基本情况是多么惊人地一致!历次伟大的革命所以威力无比,是因为它能使那么多人为它而兴奋不已,个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因此没有任何事能瞒得了革命,它似乎天生具有一种超人的洞察力。
女仆的讲述还有一点十分有趣,也相当重要,这就是她那关于有人要劫持国王的想法,从而以其想象为革命中的温和派在瓦伦事件后因急于拯救国王而公然散布的欺骗性说法做好了准备。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拉法耶特本人后来所进行的虚假编造,就是利用了这一说法。马拉在无意中让民众接受了这种说法,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
马拉对女仆的讲述是完全相信的。有鉴于此,他无疑一度认为国王本不愿走,而是有人硬要把他弄走。他写道:“是的,在当前这场斗争中,上天一直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因目光短浅,粗心大意和意志薄弱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就是上天不断地帮我们纠正的。凶恶的敌人一次次想把我们推入万丈深渊,每次都是上天以某种意想不到的办法而使我们化险为夷的。它在奇迹般地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后,现在又通过一个孩子〔小王子〕之口而帮了我们一把。宫廷的用心是多么地险恶,这是不言自明的。谁不对它感到切齿的痛恨!但我却不能不看到,不管怎么说,国王比他身边那些卑鄙的奸邪之徒更有远见,更为明智。他担心,他们为恢复他昔日的权威和他们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做法,会使他彻底丢掉王冠,便是很有见地的。他只有放弃一切反革命图谋,努力做一个公正的人,方可保住其王位,如果他对此尚无清醒的认识;但愿这种唯一能使他勉强保住王位的有益担心,能时时萦绕他的心头。”
马拉曾不止一次地对国王本人提出指责,说他是阴谋集团的首领;甚至在不久前还明确指出,他正仰靠布耶实现其逃跑计划。当国王信誓旦旦,说自己完全拥护宪法时,马拉曾列数其一次次反对宪法的罪恶行径,说道:“一个国王的回心转意岂会易如反掌?”因此,既然他已不再对他提出这一指责,同意把他视为坏人试图劫持的一个意志薄弱者,他显然完全相信女仆所讲述的情况。这岂不足以引起拉法耶特和巴伊的警惕?马拉在6月6日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
“公民们,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危险;你们应加倍注意土伊勒利宫的动向,不让国王一家逃走。”
最后是〔《人民之友报》〕6月21日的一期。由于一种戏剧性的巧合,马拉这一期的报纸无疑会在民众中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下面是马拉在6月21日——即巴黎得悉土伊勒利宫已空空如也,国王已于夜间逃走的当天上午——这一期上所写的话语。文章的标题是:“剑已出鞘”。
“本报的职责在于时时提醒民众,使之摆脱其要命的麻木不仁状态,并不断地给他们鼓气,使之免于消沉。因此,最近一个时期来,本报一直在大声疾呼,危险已迫在眉睫,局面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一切已准备就绪。皇上定于26日到达布鲁塞尔;瑞典国王、帝国圈内几个国家的君王以及卡佩两兄弟即逃亡在外的阴谋分子首领,也将陆续抵达。据说路易十六也将参加这些戴着王冠的强益即将举行的秘密会议。为了能够逃离出去,国王一家如今所期待的是民众的麻痹大意。祖国的儿女们,你们应当想到,你们将象牲畜一样遭到无情的杀戮。你们应当想到,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只有精神失常者才不会对他们早做防备。要是国王得以逃脱的话,他一走你们就应立即对专制制度的那些无人不晓的走卒采取行动,从国民议会、〔国民卫军〕参谋部政当局、市政当局、王权俱乐部和各街区大会中的叛贼,到旧警察机构中的暗探;这帮家伙皆是大家所熟悉的,应将他们一网打尽。届时,你们所遵循的唯一原则应当是,除了拯救民众,世间没有任何东西神圣不可侵犯。
“同时为将国民中的坏人从好人中清除出去,各城市在得悉国王出逃后,应关上城门,把暗中与革命为敌的人统统杀光。”
可是,马拉一再提出的上述严峻警告,并未引起巴黎市政当局和国民卫军的警觉。不但如此,国王逃走后,拉法耶特的一个名叫古维戎的副官向制宪议会说,他们在几天前已就国王一家出逃所进行的准备提交多次紧急报告;可是巴伊和拉法耶特只是对这些报告撩了一眼,似乎没有采取格外的防范措施。原因何在?如果像马拉那样,说他们参与了这一阴谋,这是非常荒谬的。而是因为:首先,有关逃跑的谣传他们已听得太多,因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他们担心,如果采取格外的措施,不但将会引起民众的惊慌,而且会激发起革命的集会并使之合法化。他们显然担心四月间发生的事件会再度重演,因而把送交上来的紧急报告按了下来。因此,国王一家在晚十一时所以能逃出土伊勒利宫而未被发现,只能这样解释。
议会的态度
议会在得悉国王已逃之夭夭的消息后,又表现出了其当初那种博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情怀。它克制住胸中的怒火,带着一种庄重而近于威严的平静讨论了有关问题。它的注意力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稳定人心,防止革命者产生任何沮丧情绪。因此,它在此时此刻对革命所怀抱的坚定信心,很快便使全体国民受到了感染。
议会立刻召见了全体大臣并宣布,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议会将要作出的所有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无须批准。因此,议会把国王的权力接了过来,可以说对国王的权力担负起了代理职能。与此同时,制宪议会为平息民众的愤怒和维护资产阶级在危机期间的主导地位而作了不懈的努力。为此,首先必须保护拉法耶特,因为民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指责他或是因为背叛或是由于疏忽而为国王的出逃帮了忙。他的处境一度因而极其危险。工人云集的巴黎各工地都响起了愤怒的吼声;这表明,马拉那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已发挥作用。
可是拉法耶特一旦名誉扫地或受到撒查,革命资产阶级温和派将会失去其军事方面的首领;大街上马上就会聚集起愤怒不已的无产者,不久恐怕连权力也会落入他们之手。作为资产阶级在此严峻时刻的真正首领,巴尔纳夫清楚地意识到危险之所在;因此从6月21日会议一开始,便急忙出来替拉法耶特辩护,反对勒贝尔的含沙射影:
“恕我打断这位先生的发言,因为他似乎在散布某种怀疑论调。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所应关注的,是如何拯救国家,同心同德,使民众对那些理应得到其真正信任的人满怀信赖。我提议,议会不要让这位先生再说下去了,不能让他在这里对一些人提出不公正的怀疑,因为这些人的爱国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在某些情况下,要对表现杰出的公民提出怀疑,并不是一件难事。(会场复又平静下来。)这类意外情况确可使一些人受到怀疑,但我深信,我甚至可以当着全体国民的面发誓,他们并不是那种人……(鼓掌)拉法耶特先生应当得到我们的全部信任;国民应对他一切如故;我们应当直言不讳地向他们说明这一点。”(主席台响起掌声。)
巴尔纳夫曾长期与拉法耶特为敌,直至出事头一天也依然如此。因此这篇辩护词不但显出其雍容大度,而且方法巧妙,民众的怀疑几乎立刻冰释。巴尔纳夫在《法国革命导言》即其《回忆录》中,曾谈到他在6月21日之前所经历的声望下降。他写道:“所幸我的影响不是在几个星期内便可被人一笔勾销的;因此不管我的敌人如何千方百计诋毁我这受到动摇的声望,6月21日,我仍拥有足够的影响搭救拉法耶特……”而他既针对宫廷又针对民众所要拯救的,恰恰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一点,他在6月21日的议会讲坛上便以明确的语言大胆地说了出来。
“我想提请每一个善良的公民注意一点:在当前情况下特别需要的是,国家权力机构不仅应当能够说话,能够采取行动,而且应当能够自由行事,总之要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团结一致的气氛;其一切行动只应由国民的代表慎重从事,不应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不论具有怎样的民众性,尽会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这是对的。]
“先生们,巴黎需要有力量的显示,但也需要安宁。力量是需要的,但此力量只应是一种意志的显示;而此意志就是你们的意志。一旦人们认为可以左右这种意志,便会使国家利益受到危害;而你们才是国家利益的唯一受托人,只有你们能对此利益负责。当前的真正危险在于这一非常情况:一些并不具有爱国思想,并不以拯救国家为目的的人将会煽动骚乱。
“因此,所有真正热爱祖国,同祖国命运与共的人,所有在革命爆发的7月14日拯救过法国和巴黎的人,现在应更紧密地团结起来,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你们想必记得,那时候,最初的行动是由一些考虑不多、易受他人影响的人开始的;结果造成了混乱局面。第二天,一些有头脑的人,一些有产者,即真正热爱祖国的公民拿起了武器,混乱随之消失并被真正的公民行动取而代之,法国因而得救。这才是我们所应遵循的。因此,我提议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命令巴黎全体公民拿起武器,做好准备并保持绝对的安静,静心等待,直到国民的代表需要让他们行动起来,去维护公共秩序或捍卫祖国。”
这是要把整个局势置于议会的领导之下,并对试图鼓动民众推翻王权的人提出怀疑。这等于宣布,领导这个新世界是那些有产者菁英的事情。只有他们才配称作有头脑的人。勒贝尔力图反驳,但徒劳无益;他一开口,就被人打断了。需要指出的是,佩琼、罗伯斯比尔等所有极左翼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出来对巴尔纳夫带有如此资产阶级倾向的话语提出反对。
好象在危险突然降临后,受到威胁的革命又撤回到其中间派即资产阶级温和派所持的立场上去了。因此,制宪议会通过其信心满怀的大胆行动,如将全部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下令各地截住国王和命令所有公职人员再度进行效忠国民和法律的宣誓,终于使举国团结于自己的周围。各地纷纷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支持信。各个市政府和郡政府都在信中向议会表示,当前的危险不但没有挫伤他们的勇气,反而使他们受到了更大的激励。“共和”一词虽然尚未出现,但共和思想已开始在各地显露出来。
上文已述,南特市政机构当时便说了这样一句气势恢弘的话语:“国王已经走了,但国民还在。”在许多支持信中,还应在此提一提吉维市的来信,信中写道:“善良的公民说,国王已经走了,很好;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气馁。国民议会将取代一切。如果统治是一种报偿的话,国民议会的不朽业绩使它完全有权实行这种统治。”
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民本身所实行的统治,将取代卡佩家族江河日下、媚外叛国的统治。上文已经谈到,议会刚刚做了个解散公共作坊的决定,这些作坊也派了些工人来到议会会场的栏杆前;但他们不是来指责议会的,而是向议会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和法律的一腔忠心。会议记录写道:“其中一人代表他们做了忠于国民的宣誓。他在谈到限期关闭慈善作坊的法令时,虽然要求暂缓执行,但神情恭敬。他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因此,议会所得到的,是举国一致的拥护。
国王在行前曾给其年俸总管拉帕特留下一封用火封印的信。此信后来交给了司法大臣杜波尔-杜泰特。这是一份告全体国人书。他在信中对国民议会“践踏”他的权力写了冗长的埋怨,说他不但从未享有丝毫的自由,而且年俸少得可怜(定为二千五百万),土伊勒利宫陈设简陋。这封庸俗乏味的信,最后罗罗唆唆地宣布要修改宪法:“同胞们,特别是巴黎这个朕的祖先喜欢称之为美好城市的市民们,你们那些虚假的朋友给你们出的主意,对你们说的谎言,你们切不可轻信,你们应当回到朕的身边来,朕将继续为你们作主,做你们的好友。我们神圣的宗教应受到尊重;政府应有稳固的基础,开展有益的工作;每个人的利益和境遇应不再受到干扰;法律应不再受到肆无忌惮的违反;最后,自由应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坚固基础上;一旦由朕自愿接受的宪法能做到以上之点,朕将一笔勾销朕个人所受到的种种侮辱,重新回到你们当中。”
这是公然与革命对抗。议会怀着满腔蔑视静静地听完这满纸哀怨的信函。同时,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已突然变得明确起来:国王既已逃离职守,并全盘否定了他已批准其主要部分的宪法,议会应采取何种对策?议会知道,它在国人面前不能对国王的这一表态保持缄默。因此,它起草了一份告国人书。在此告国人书中,它努力不把事情弄僵,既对路易十六的上述谰言作了有力的批驳,又没有把话说到要将他废黜的程度〔注:此告国人书实际上是6月22日通过的。这次会议以不间断的方式整整开了几天,从6月21日星期二上午八时半开始,到26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半方才结束。——编者注。〕。
有关路易十六可能受到劫持的说法,开始在议会中出现。德茂尼埃在6月22日的会上宣读的告国人书初稿〔注:德茂尼埃是以宪法委员会名义宣读此告国人书的。——编者注。〕说道:“国内刚刚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就在国民议会的漫长工作行将告一段落,宪法已经制定,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停息的时候,公共利益的敌人却想以其罪大恶极的行径向全体国民复仇:国王及其一家已在本月20日至21日夜间遭到劫持。”(会场出现低声议论。)
罗德雷猛的打断德茂尼埃:“情况不是这样,是他可耻地逃离了职守……”
德茂尼埃答道:“请议会仔细听我把它读完。宪法委员会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草拟这份告国人书初稿的;在将它全部听完后,刚才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恐怕将不会再提。”确实,告国人书为给将来的进退留有余地,而在开头部分说了上述经过巧妙斟酌的谨慎话语,然后,接着便义正严辞,显示了毫不退让的立场。“公共自由将得到维护;阴谋家和盲从者将会看到,我们这些法兰西自由事业的缔造者是不会屈服的。现在,我们谨向国民作如下庄严宣誓:不维护法律的尊严毋宁死。(鼓掌)
“法国要获得自由,也定会获得。有人妄图使革命后退;但革命决不会后退……”
接着,德茂尼埃对国王效忠宪法的历次誓言作了一一回顾。他喊道:“要是国王不在哪一天说自己是被乱党分子强行弄走的,我们将把他的背信弃义诏告天下……
“祝贺信和感谢信自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有人说这是犯上作乱;是的,当然,我们这些犯上作乱者有二千四百万。(热烈鼓掌)……有人指责我们在宪法问题上采取了不许国王拒绝接受的作法;可是王权完全是为了国民而建立的,国民所以不得不对王权予以维持,是因为王权可使其幸福得到维护。况且,宪法并未触动王权的真正性质及其所享特权。你们的代表如果仅仅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牺牲二千四百万公民的利益,那将是犯罪……
“全国的情况可从首都看出来;国王的出走并未引起动乱。不但如此,使我们的敌人备感失望的是,首都到处一片平静。(热烈鼓掌)
“对伟大的国民来说,有些暴行只有宽容的精神可使人们忘却。法兰西国民在备受奴役的时代便豪情满怀,在自由的时代更会显出其刚强不屈和英勇气概。这一点,那些与宪法为敌的人应当铭记于怀;要重新奴役帝国这块国土,只有消灭全体国民。专制主义者如果愿意,不妨试试看;他们必会遭到失败,否则他们如果得逞,所得到的只会是一片废墟。”(热烈鼓掌)
这差不多已经含有《马赛曲》的味道了。不过与此同时,议会在政治上却极其谨慎。对于国王是否确系被人裹挟和是否要国民对这一滔天罪行给予宽容,议会要看一看再说。它只是提醒人们,君主制的存在是一国伟大的国民所必需的,即使这份对反革命王权提出指责的文件,也没有回避这一点。
国王被扣
可是6月22日,就在上述会议举行期间,德茂尼埃读完告国人书刚刚半小时,外面突然传来信使到来的叫喊声。会议记录写道:人们这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国王被抓到了!国王被抓到了!议员们于是急忙回到大厅里,整个会场一片喧闹。两个信使在一片掌声中走了进来,递给会议主席一个大信封。确实,国王已被抓到。信封中封的是圣麦纳乌市政官员的来信及夏龙和克莱蒙的来信。前者说,国王已在途中被认出,德卢埃已追了上去。“现在是三时半,他们尚未回来。”但夏龙和克莱蒙的来信却说,国王已在瓦伦被扣。
他试图博得瓦伦市政官员的同情;但未奏效。布耶安排在瓦伦的几队轻骑兵打算把国王夺走;但也未如愿。密密麻麻的民众迫使他们不得不撤走了,因此国王已在被弄回巴黎的途中〔注:关于这一点,可参见A·德·布耶伯爵在1956年《法国革命史年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际上,就现实可能而言,布耶侯爵当时已无法救出国王,因为他赶到瓦伦时,路易十六已走了一个半小时了。——编者注。〕。议会立刻下令逮捕布耶,并命令国王在归途中须由国民卫军护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人身安全。此外,议会还派了三名特使,即佩琼、拉图尔-莫布和巴尔纳夫,去迎国王一家。
得悉国王被扣后,议会中的温和派不禁为自己未说出一句过头话而感到十分庆幸。他们现在已不必担心国王在外国支持下所领导和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因而想平稳地结束这场危机,既不修改宪法,也不取消王权,连国王本人也尽可予以留任。
从巴尔纳夫在6月21日会上,即在刚刚得知国王出走时所作谨慎发言可以明显看出,他此时所倾向的便是这一解决办法。同他为敌的人说,他在陪同国王回巴黎途中曾为王后的美貌所打动,并对她的痛苦产生恻隐之心,这是可能的;但他向其朋友游说,主张不对国王起诉,并恢复其原有权力,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结束这场革命”——如同他在各种场合所说。
况且他后来所写那部回忆录也对此表现做了说明;他按自己的看法对人们当时的思想状况做了如下分析:“议会没有仓促行事,没有接二连三地采取只会显示其软弱的极端措施;而是作好防备一切的准备,没有遗漏任何重要之点。因此在国王出走两天之后,当人们听到国王已在瓦伦被扣时,啊,长期来的诬蔑不实之词这时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些人人在内心深处都深知其诚挚、忠诚和刚强不屈的人又很快得到了信任。这时候,恐怕最易看出的是议会中左翼各派的思想。有的人一厢情愿地想入非非,悄悄串通一气,考虑着如何利用这一势态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他人则将目光转到了那些最应受到其尊重的人身上。因此,这后一种人在几天前还受到各派的围攻;但忽然间却得到了周围的人几乎一致的信任,赢得了近乎独断的权力。
“我是受命陪伴国王返回巴黎的三名特派员之一;这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虽给无耻诽谤提供了许多口实,但也使这命途不幸的典型例证铭刻于我心中,无疑对我今后忍受自己的不幸大有裨益。
“这次陪伴国王之行是否促使我个人的态度有所转变,这只要看一看我在这之前的表现与后来的表现是否一致,便可弄清。
“在前往瓦伦之前及自那时以来,我没有片刻认为这次意外事件会对宪法造成损害。其证据是:(1)国王出走当天,雅各宾俱乐部便在我的倡议和努力下给其各分部发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国民议会尽我们的舵手!宪法是我们联合的纽带!(2)第二天,议会决定所有军人须向它作效忠宣誓。各委员会联席会议向议会提交的有关誓词,我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誓词中有这样的话语:忠于拥护宪法的国王,因为倘若我们不得不打仗的话,这场战争应以各国家权力机构的名义进行,反对叛逆者。议会删去了誓词中的这句话。(3)在各委员会上述联席会议上,我起草了一份对派往瓦伦的特派员所拥有的权力加以限制的法令;法令特别要求他们注意维护国王的尊严。(4)我们在道尔芒至艾佩奈路段与国王的座车相会,上车之前先向国王读了读国民议会的法令;嗣后,国王说他根本未想离开法国。我于是转向站在我身后的迪马〔注:迪马,军中一位高级将领,受议会之命负责陪伴三名特派员并“执行其命令”。——编者注。〕,对他说道:‘既然这样说,王国也就得救了。’”
有一点巴尔纳夫没有谈到,即国王一回来,他便成了国王的谋士;在议会特派员审问国王时给国王作了巧妙的提示,甚至为他草拟了有关回答。民众和各俱乐部的情绪相当激烈。但议会中的温和派仍决心不对国王起诉,以免翻出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按照议会议程,7月13日,各委员会就国王及其一家出逃的有关事宜提出了报告。宪法委员会宣称国王神圣不可侵犯;宪法对逃跑罪所作规定不够明确;况且国王如动辄受到起诉,则立法议员想通过维护王权而使国王的权力达到的稳定性,将不断受到起诉的摆布;国王的行动应始终由各个大臣负责。如果国王是背着其大臣行事的,那末按照必然的推断,主要罪魁应是那些为此非法行为出谋划策和推波助澜者。
根据这一理论,各委员会最后认为应对布耶起诉,而对国王不予起诉。巴尔纳夫没有从法学上引经据典;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远远甚于这一点。他在一篇发挥透彻、言词犀利的演说中,将希望寄托于议会中革命者的保守本性。实际上,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你们是否打算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你们是否想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对此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感到,体制上的任何变更都会在今天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革命的任何延续都会在今天酿成一场灾难。我现在提出此问题,是因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我们是结束这场革命?还是要让它重新开始?(长时间鼓掌)你们只要有一次对宪法产生怀疑,那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特别是我们的后代到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这场革命运动已经摧毁应该摧毁的一切,现在该是停步的时候了。如果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必会造成一场大难。……先生们,你们应当想一想,在你们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你们已经为自由和平等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有一种专断的权力得以逃脱,没有一种对人的自尊或财产的侵犯得以幸免。你们已经使人人在民事上和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你们已将从国家夺走的一切收回来交还国家。因而可看出这样一个明显道理:革命若再往前一步,将必会造成危险后果。因为若向自由方面再迈出一步,那将是消灭王权;若向平等方面再迈出一步,那将是消灭财产。”(鼓掌)
问题已全部摆了出来;就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言,要是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国王现在已屈从革命,不会以其反抗使得革命重又开始,则巴尔纳夫的观点是对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看来极左翼民主主义者可以发表一点看法。总的说来,他们所要说的无非是一点:庄重的誓言说了那么多,结果却没有一句是真的;因此经验已经证明,路易十六和革命不可能走到一起。
左派的尴尬
可以认为,无论是路易十六的儿子,还是他的兄弟或堂兄,都不会怀抱更多的诚意接受革命的原则。因此,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不仅撇开国王,而且撇开君主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政府。担心这会引起动荡和骚乱是错误的。在国王出走和议会执掌全权期间,巴黎和全国出现的平静局面便表明,国民已为直接行使全部最高权力做好准备。况且要是国王因被扣而感到羞辱,再度与革命对抗,因而引起的骚乱将会更为严重。到那时,将不得不在由此而造成的暴风雨和风险频仍的形势下来改变政体,而这种改变如果现在进行,则可以比较平静地完成。因此,针对巴尔纳夫的保守君主制理论,应当鲜明地提出民主的共和理论。但极左翼没有这种胆量。他们只是在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上吹毛求疵,说道:“要是国王强奸了你的妻子或女儿,你也会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吗?”佩琼在发言中虽然最后要求由国民议会或专设的国民权力机构对国王进行审判;但他的思想却很不明确。
他一方面要求对国王起诉,一方面却似乎已预见到并希望会免于处罚。因为他说:“如果最后不给予任何惩处,那么宣布他可以判刑并使此原则得到确认,也是必要的。
“这个人,国民已将他选作自己的首领;要是国民宽大为怀,打算对他所犯罪行不予追究,那就应当将此宽容态度说清楚,说明免于处分与法律无关。”
这种思想显然不能使一国国民决定对业已存在几百年的王权提出控告,而必须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坚决打击君主制的真正决心。因此佩琼的发言相当窘迫:“我们无须非严加惩治不可。”他说有一种办法可使一切得以协调。此办法他未在议会的讲坛上提出,而是以书面方式做了说明;其要旨是“在执行机构的首领身边派任一定数量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国民代表”。这很有点象是由议会在国王身边设立一个行政院;而在佩琼的思想中,国王所任命的内阁将同时存在。这就太为复杂,也太可笑了。这等于以设立监督机构的办法来维护王权的存在;这样,此监督机构或是会扮演可笑的角色,或是会拥有最高权力。啊,从君主制思想过渡到共和思想,人们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其中的转变是多么地笨拙和举棋不定!罗伯斯比尔虽然提出了国民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反对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措辞含混。因此,他关于共和制的话语,非常地暧昧不明〔注:关于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罗伯斯比尔于1791年7月13日晚在雅各宾俱乐部做了一次发言,随后于7月14日在国民议会做了两次发言。——编者注。〕:“你们尽可指责我是个共和主义者。但我却要说,我憎恨一切由乱党分子控制的政府。仅仅推翻一个暴君的统治是不够的。英国虽然摆脱了其一个国王的统治;但却落入了一小撮同胞更为恶劣的桎梏之下。我承认,我未看到,我们当中有谁具有高超的才智,能够扮演克伦威尔的角色;我也未看到有任何人能够忍受这一角色。我所看到的是,一些太为活跃太为有力的联盟并不适于一国自由的人民。我所看到的是,一些公民在影响舆论方面掌握了太为众多、太为强大的手段。”
问题不在于此,即不在于取代君主制的共和制会不会或多或少地有被少数人垄断的可能;而在于如果对国王及其家庭起诉,人们有没有决心走到底,也即建立共和制。因为对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建立共和制是审判路易十六并对他判刑的必然结果〔注:罗伯斯比尔在此谈到克论威尔,是影射拉法耶特的野心;因为八九年俱乐部的某些成员,如孔多塞、夏特莱公爵、杜莲·德·纳穆尔、罗德雷、布里索和拉罗什富科,一度曾想推荐他为共和国总统。——阿·马迪厄注。〕。
因此,罗伯斯比尔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问道:“我们有什么权利在此法令中把非神圣不可侵犯者,比如国王的弟弟——先生---,排除了出去?”这也是一种回避,他不敢提王后的名。格雷古瓦尔神甫的观点则更为明确:“不予信任是自由人民的一条‘救生索’。信任不是靠强迫可以得到的。因此,你们现在还能使路易十六赢得国民的信任吗?要是他答应今后一定忠于宪法,谁敢为之担保……我提议尽快召集选民开会,成立国民公会……”这正是革命在一年后的8月10日事件后所采取的步骤。但格雷古瓦尔神甫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语:“要是此国民公会认为不仅路易十六与革命不可调和,革命与君主制也不可调和,则我们将建立共和自由。”他也对法国的未来避而不谈。这些政治家是何等地软弱!
年迈的瓦迪埃——图尼埃对他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为他写了一部资料翔实的传记〔注:瓦迪埃(1736-1828),帕米埃初等法院推事,帕米埃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图尼埃为他所写传记为:《瓦迪埃——恐怖时期公安委员会主席》(巴黎1896年版)。——编者注。〕——对路易十六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个在罗斯巴赫战役〔注:罗斯巴赫,今德国一地名。1757年11月5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在此打败法国以及同普鲁士为敌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军。——译者注。〕后辞职的前军官,不久前在帕米埃初等法院任法官,素性喜爱争讼。他觉得现在该是他脱颖而出,结束其默默无闻生涯的时候了。7月14日,他在议会发表了一篇马拉的影响随处可见的演说:“你们即将颁布的法令将关系到帝国的存亡。一桩滔天罪行已经犯下,祸首尽人皆知!世界在看着你们,后代在期待着你们。你们的业绩是得到巩固还是付诸东流,将在此一举。我认为,在解决豁免权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这就是:国王既然背弃自己的誓言,逃离职守,带着王储去投奔一个背信弃义的将军,决心以屠杀来对付国人,并发表声明,撕毁宪法。这样一个人还是否有资格做法兰西国王?既然他已放弃王位,有关豁免权的规定对他也就不再适用了。(左翼席位的个别人及主席台报以掌声)我们当中有谁听说过一个戴着王冠的强盗……(左翼席位大部分人发出低声议论……大厅里和主席台上响起稀疏的掌声,右翼席位有好几人突然站了起来,对发言者发出威胁)我们当中有谁会相信,一个戴着王冠的强盗能够杀人放火,把外国的打手引入王国而不受惩罚?这种可怕的想法如果任其发展,不久便会产生尼禄和卡利古拉式的人物〔注:尼禄和卡利古拉,古罗马暴君。——译者注。〕!(有人鼓掌)
“我要向那些提议让国王重登王位的人提个问题。将来一旦需要执行惩办卖国贼的法律,你们岂不要以一个叛国者或变节者即一个公开践踏了此法律的人的名义去执行?对于这种无耻行径,法国这个业已复兴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习惯起来的。因此,把他的懦弱无能所造成的损失一笔勾销,使他的统治避免使用卑鄙的破产手段,这还不够吗?他的仆人生活之豪华同一个平等的制度毫不相称,但他们却在指责我们太为吝啬。(掌声又起)几百万人流血流汗的辛苦所得,也不足以维护他一个人的消费。至于他当政期间的情况及那次御前会议和派兵包围你们开会场所的事,就无须我在这里重提了;总之,他打算同时以战争和饥饿这两种手段来搞垮王国。
“这些祸国殃民之举,今天也就不用再提了。(大厅中的各个部分都出现了骚动)有人指责我的观点同马拉一样,可是我很少登上讲坛。(右翼座位有好几人同声喊道:‘谢天谢地,先生,谢天谢地!')我只是说了几句心里话;为了我的选民,我不得不把它说出来;即便有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国民给了你们以信任,他们的要求你们是知道的。请切勿让步,并请赶紧让被你们停止了的选民活动再开展起来。总之,你们切不可擅自主张免于起诉,这只会有损你们的名声。(再次鼓掌)最后,我要求把同国王此次出逃有关的帮凶、支持者或参与者,送交设在奥尔良的临时法庭;让选民们行动起来,推举你们的继任人;成立国民公会,对废黜罪有应得的路易十六予以宣判。”(左翼席位和主席台掌声又起。)
这已经是后来的国民公会所使用的语言和腔调了。瓦迪埃将这篇发言稿寄给了马拉,请他予以发表。此人对国王的态度既然如此激烈,谁不认为他至少已具有共和思想,可是两天之后,即7月16日,当关于国王享有豁免权的法令获得通过后,瓦迪埃却在议会讲坛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昨天〔注:原文如此。——译者注。〕以一个国民代表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发表了与各委员会截然相反的观点。不过有一点要在此声明,我讨厌共和制,因为我认为它具有破坏性,不合我国国情。今天,有关法律既然已获通过,虽然我曾不赞成绝对维护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我却要在此作如下表示:在法令通过之前,我曾积极发表自己的主张;今天,我将以同样的热情来维护法令的实施,而且如果需要我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一个正直公民的身份去捍卫它,我是决不会犹豫的!”(热烈鼓掌)
这是一头多么温顺的羔羊!马拉气愤不已,指责他接受了宫廷的贿赂〔注:马拉在1791年7月19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有这样一段话:“瓦迪埃先生一度受虚荣心驱使,曾通过我的一位前出版商将他〔7月14日〕的发言寄给我,想让我在本报发表。我本想对他这次发言的尖锐性夸奖几句。不想他今天已可耻地赞同有关恢复〔国王〕权利的法令,从而彻底推翻了自己所说的一切。有鉴于此,我只得将这位帕米埃议员的尖锐发言全文发表,以展示其出尔反尔的嘴脸。……”——编者注。〕,事实上,瓦迪埃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且保皇思潮当时还根深蒂固,因此这喜爱争讼而又十分狡猾的家伙,在做了一番表演,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便又谨慎地缩了回去,以观形势的发展了。后来,他曾就这次抨击国王的发言大事吹嘘;但对他反对共和制的言论却只字未提。他说:“1791年7月,当这尸位素餐的国王被人从瓦伦弄回来后,那些贪得无厌的吸血鬼是多么无耻地拜倒在他的脚下。他们不但未将他送上断头台,反而为把他重新扶上王位而不惜费尽心血。对此,我深感气愤。他们死死抱住这个魔鬼,完全是为了满足其贫婪的欲望。可是制宪议会中少数未受蚀的议员,对于这种人所不齿的沆瀣一气却一言未发。他们当年的勃勃生机已被麻木不仁所取代,这是他们思想僵化所造成的可悲后果。只有我敢于提议成立国民公会,对这出逃叛国的国王进行审判……我以受到污辱的国民的名义,大胆地要求将这戴着王冠的恶棍处以极刑。因此,只有我敢于拿起利剑砍向王权这威名赫赫的人物,只有我敢于为共和大厦放下了第一块基石。”
这种大言不惭是何等地可笑,是无须赘言的。不过有一点他却说得很对,值得我们给予注意。这就是极左翼民主主义者的“麻木不仁”和缺乏活力……这一点应如何解释?不言而喻,他们虽然要求对国王加以追究,但感到很难对他判刑。事实上,由于国王的图谋未能得逞,他完全可以说自己并不是想离开王国;且外国军队并未动起来,人们当时对国王同欧洲各国君王所进行的背叛国家的谈判也还一无所知。因此,虽然王权作为法国所遭首次失败的同谋而于1792年8月10日被彻底推翻乃是举国一致的强烈要求所致,但国民的情绪在1791年底的和平环境下所达到的程度,也还不足以抑制古老的保皇意识。既然如此,审判国王岂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最后只会使国王重新赢得人们的同情?议会中的民主主义者显然是由于内心的这一焦虑而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此外,共和思想才刚刚出现。人人都意识到,这种共和不可能是希腊和罗马当年以奴隶制为基础所建立的共和;也不可能是日内瓦式的贵族共和。
而且也不可能仿效新兴国家美国的例子。因此要建立的共和在历史上尚无先例;事情既然如此扑朔迷离,把握不定,大部分革命者自然也就退缩了。正是由于这一点,议会通过了对路易十六免于起诉的决定,准备逐渐恢复其权力;唯一条件是他对所修订的宪法必须全部接受,但是不管怎样,打击是沉重的,以致可以说,国王和王权从现在起是犯不得一个错误了。国王权力的暂停行使,实际上是共和制的首次尝试。共和思想业已提出,个别突出人物已开始对此思想作出明确的阐述。民众的共和观虽然尚不明确;但他们至少已准备跟着这场革命运动走到底,直到建立共和制。布里索虽有共和思想,但想法太多,左右逢源。有关行政院的奇怪想法,就是他向佩琼提出来的。
尤有甚者,他在此时便已竭力引导舆论,要人们不要惧怕外国的干涉。7月10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会上说:“各委员会认为,要对国王起诉和审判必会遭到外国的报复。他们就各国联合起来入侵法国所造成的灾难,向国民议会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希望以这种想当然的恐怖,使一些真心实意但行事胆怯、不太了解情况的爱国者接受可耻的懦弱主张……你们是什么人?自由的人民,可是有人竟然以几个戴着王冠的强盗和对奴隶的追剿来威胁你们!雅典和斯巴达城面对波斯的暴君所带来的庞大军队,可曾有过片刻的惧怕?可曾有人对米太亚德、西门和阿里斯提德斯〔注:以上三人为雅典政治家与将军。——译者注。〕说道:你们若不承认某人为国王将遭杀身之祸?否则他们会以不愧为希腊人的气魄答道:‘让我们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见吧……’因此,如果有些国家失去理智,来攻打法国,我们也会有我们的马拉松和萨拉米斯。先生们,在我们这里,自由事业甚至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我们因而会对斯巴达人以少胜多所取得的荣光感到羡慕,我们的‘温泉关’将会驻守密密麻麻的部队。”
他说:“况且这些国家为了避免本国人民同革命的法国接触,恰恰应当避免这场战争。外国的君王以武力对付我们,让他们的军队来淹没法国,难道便可阻止自由的传播吗?他们岂能认为自己的士兵对我们的神圣‘赞歌’会听而不闻,对我们每人皆可担任任何职务,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无动于衷?他们难道不应担心,自己的士兵会仿效德国人在美国的做法而站到自由的旗帜之下,并进入我们的各个家庭,耕种起很快会属于他们的土地?
“应使他们感到担心的,不仅是有些人将会留下来,还有一些人将带着对这场一无所获的肮脏战争所产生的厌倦情绪而回到国内。这些人自然会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人的命运做个对比;也就是说,会将他们世世代代所处的奴役地位同他人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做个对比。他们将会觉得,他们的贵族老爷更是盛气凌人,他们的内阁大臣更具压迫性,他们的税收更为沉重;因此,他们势必会起来反抗。美国革命产生了法国革命,而法国革命则象是一团圣火,哪个国家的主子敢于接近它,此圣火所迸发的火星就会在该国燃起一场燎原烈火。”
因此,在布里索的激越思绪中,革命方面下一步所应采取的整个做法,现在已经形成。这就是显示共和意向,保持好斗性和展开宣传战。
总之,在七月的这些动荡不安的炎热日子里,新出现的思想相当之多。不过这些思想不但含混不清,而且自相矛盾,难以对局势产生影响。
比如在谈到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可能导致各国君王向革命的法国使用暴力时,布里索的言论便非常轻率;说法国已准备好击退整个世界的入侵。这样,此案也就处于什么状况呢?
要对国王免于处分,就必然会使此赦免显得象是由于害怕各国君王的武力威胁而做出的让步。因此不仅给国王定罪将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否定各国君王准备以武力捍卫其权利的王权,也将成为势所必然。因此,从布里索的这一假想,必然导致共和的结论。
可是这种势在必然的共和,布里索本人却因提出了行政院等种种复杂的想法而将其掩盖了起来。民主主义者即共和派所以在时机成熟之前便说出他们的主张,是由于国王的突然出逃及其图谋——此图谋虽因及时受到制止而使其罪责有所减轻——所迫;这些所谓民主主义者反对派,在1791年7月的吞吞吐吐和表现软弱,盖源于此。
孔塞多与共和思想
孔多塞对共和思想的捍卫却泰然自若,毫无杂念〔注:孔多塞关于共和的主张,是1791年7月8日在“社会俱乐部”召开的“真理之友联合会”会上发表的(见1791年7月10日《铁嘴报》)。——编者注。〕。其发言是从哲学的角度在政治上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共和制作为当前的必然需要而不是作为一种遥远的梦想,在此宣言中得到了有力的如实肯定。就主要方面而言,孔多塞的论证只是未预见到在大规模战争和重大胜利后突然出现军事独裁的可能性。
“王权支持者对我们说,一个国王总比一个暴君好;因为一个按照法律建立起来并受到法律约束的政权,其可怕性总比全凭智谋和勇气行事的首领所篡夺的权力小得多。
“可是在我们看来,这种个人篡权的可能是否存在?显然不存在,帝国分为许多郡,将足以使这类怀有野心的企图难以得逞……〔这无疑指革命方面在行政上所开展的组织工作,使得郡和地方政权皆由选举产生。〕各权力机构的分别设置,不仅以此为基础,而且各司其职,从而会成为一道屏障……最后,出版所享有的自由、书刊阅读的普及和大量发行,也足可防止此危险的出现。任何人只要认真读一读克伦威尔的篡权史便可明白,当时只要有一份报刊,便足可阻止其得逞;显然,要是英国人民能够阅读除《圣经》之外的其他书籍,这个从一开始便被人识破行藏的伪善者,很快就会没有多大危险性了。
“出身平民的暴君只能借着伪装行事;如一旦有可靠办法在其成功之前便剥去其伪装,迫使他们不得不光明正大地行事,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怕之处。
这是对自由和知识所具有的威力怀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有人说,为给予执行机构以力量,必须有个国王;可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真正的力量是国民的力量;各个由国民建立的民享权力机构所拥有的力量,只能来自国民的信任和他们对法律的遵守。平等一旦确立,便需要有一点强迫性来迫使个人服从,因为使帝国的每一部分都不得不执行其它部分所承认的法律,是整个帝国的利益所在。
“上述言论似乎仍停留在一些强大的团体给予其成员可恶的特权而任其践踏法律的时代,停留在布列塔尼对皮卡迪纳税与否漠不关心的时代。那时候,执行机构的首领显然须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我们看到,专制政权即便拥有武装,其力量对执行机构来说也还是不够的。由于一些弊端和危害性的出现,国王的存在对于消除这些弊端和危害性是有益的;否则哪里会有国王?人类社会这一最为糟糕的体制难道只是一帖对于假想的或实际存在的疾病服用不当的药方?……相反,执行机构丧失其力量,是首领的世袭制造成的。因为世袭制使得热爱自由的人们对执行机构失去了信任,并迫使人们为它设置重重障碍,以阻挠和延缓其活动。相反,国王的存在这时只会给执行机构带来不光彩的有害东西,只会导致其蜕化变质。
“把一个人奉为神明,敢于将这种亵渎宗教的迷信视为确保法律威严的一种手段,这个时代今天已一去不返。我们显然已不再认为,为了对人进行统治,需要以可笑的排场强迫人们凭借想象去接受,然则一旦法律的最高执行人没有爵位很高的仆役侍候左右,民众便会藐视法律的存在。”
可见,孔多塞从历史哲理的高度承认,王权的存在在过去是有益的。但自法兰西社会因革命的爆发而变得更为统一,并因这种统一而有助于执行机构发挥其作用后,王权的这种益处已不复存在。同时,随着王权所享有的宗教威望因理性的启迪而消失,国王现在的毫无益处也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接着,孔多塞发表了饱含历史哲理的深刻见解:“有些人只记得一些历史事件;但不懂历史。因此,对古代少数共和体制中出现的混乱、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十分畏惧。
“他们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便可发现,在这些共和体制中,总有一部分人掌握着最高权力,其它人则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进而会看到,在此体制下,对这前一种人进行拉拢和腐蚀很有必要,并完全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然而,当平等不仅在公民之间而且在帝国的所有居民间得到彻底实现时,上述必要性和办法也就不存在了。当一城市的居民统治着一大块国土,或一个省的居民以武力统治着邻近各省,再或是分散于一地的贵族统治着该地的居民时,这种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是最为可恶的暴政。这一形式的政体无论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居民还是对处于服从地位的居民,都有着极大的危害性。但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们,即那些希望理性和法律能成为人类唯一主宰的人们所要求的,难道就是这种政体吗?我们岂能为了满足首领人物的贪婪欲望而损害他人的利益?一个法国将军岂能为获得我们的选票而去搜括被征服的省份?一个怀有雄心的人岂能象当初有人向雅典人所提议的那样,建议我们为了修造庙字或举行盛典而对盟国横征暴敛?他岂能象当初有人向罗马公民所许诺的那样,对我们的士兵做出掠夺西班牙或叙利亚的许诺?当然不能,正因为我们不能去统治他,我们将始终做个自由的人。”
每当我们读到这一段非同寻常的话语,心中便交织着兴奋和痛苦之情。用当时还远未出现的摄影业术语来说,孔多塞这最后一句话很象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有关拿破仑万恶暴政的“底片”。作为对凯撒的那些将军英勇效劳的报偿,我们似乎看到了叙利亚和西班牙横遭掠夺的惨景。孔多塞虽然未能象罗伯斯比尔后来很快所看到的那样,预感到革命方面同各国君王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将会导致一场军事独裁;但他对共和自由所需的根本条件,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看错。从法国方面来说,要建立共和自由,就必须有一个长期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
然而,可悲地截然不同的是,在孔多塞关于自由与和平的伟大思想形成之际,也正是布里索为革命方面拟定好斗政策的时候。此政策何以会在布里索派刚刚走上冒险道路的时候便提了出来?战争难道是必由之路?原因何在?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将在革命方面于1792年4月进行首次战争挑衅时,做一番深入的研究。
然而,现在虽然布里索已提出好斗政策,我们仍希望局势的发展和人力的不足,能迫使革命树立起孔多塞所拟定的关于共和和平的崇高理想。我们希望,通过共和精神这第一篇伟大而又崇高的宣言,通过我们可借助的这一哲学上和政治上的首要之点,和平能庄重地与自由连结在一起。这才是我们真正而又崇高的使命从理想意义上说——这与历史事实起着决定作用并不相违——拿破仑穷兵黩武的“壮丽诗史”不过是革命中所出现的一个偏差。我们在回到和平政策上后,也就回到了我们自己所追求的真理,重新走上这位体现了十八世纪精神在新形势下所取得的发展的哲学家,在1791年7月就已指出的光辉道路。
共和动乱
孔多塞虽然提出了上述高超思想,力图使制宪议会走上共和道路,但一无所获;就在这时,许多地方的民众已纷纷挺身而起。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出现了要求审判国王的愤怒呐喊。科德里埃俱乐部在丹东的影响下走得更远,提出了结束君主制的要求。6月22日,即国王出逃的消息传出第二天,丹东的好友罗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于当天举行的会上,给人们带来了科德利埃俱乐部非常强烈的共和思想:“四点钟时,我还在科德利埃俱乐部,随后同另两名俱乐部成员一起被派往‘联合会’送去一份要求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
会议记录说,会场四面八方响起了一片反对声。雅备宾俱乐部不想离开宪法所规定的合法体制,原先提出共和口号的布里索则支支吾吾地后退了。罗伯斯比尔由于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唯一稳妥的合法轨道,依然是那样巧妙地四平八稳。他既不赞成共和制,也不赞成君主制,而只主张维护宪法和自由。因此,民众中出现的这股以科德利埃俱乐部为代表的激流,似乎遇到了雅各宾俱乐部所坚持的合法性这块顽石。不过雅各宾俱乐部也已开始发生动摇。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因受形势的激励,如今正频繁地出入雅各宾俱乐部;有的以代表团名义前来,有的以普通听众的身份列席其会议。因此一方的自发革命精神,已同另一方的合法革命精神混和在一起。
况且工人大众也因此次事件的非同寻常和形势发展中所包含的未知成份,给他们带来的神秘希望而激动不已。因而纷纷涌入迄今只由资产阶级前往的各俱乐部。对于无产者突然深深介入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来,巴尔纳夫以其一贯的明确观点,十分强调地指了出来,说道:
“自国王出走以来,巴黎的形势一直非常稳定;但在有关豁免权的议案即将付诸表决之际,该城却可能会发生一定的骚乱。这并不是说绝大多数公民人心不稳,而是各个希望自己关于惩办路易十六的主张能够实现的派别在左右着雅各宾俱乐部,从而使该俱乐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人们已成功地把巴黎近郊各作坊为数可观的工人发动起来。这些工人虽然上无片瓦,且大都来自穷乡僻壤,至今被认为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但对惩办暴君却显示了格外的兴趣。”
巴尔纳夫这番话含有怎样的蔑视和污辱,这里就不用说了。须要注意的是事实本身。巴尔纳夫接着说道:
“因此就在巴黎衷心拥护这一〔对国王免于起诉的〕决定时,雅各宾俱乐部却对此决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公开声称要举行暴动,并对他们内部的众多工人赞赏备至,把他们称之为‘国民’,鼓动他们起来造反。”
可见,当巴尔纳夫和资产阶级温和派首领,在国王出逃事件发生后仍要求“有产者和有头脑的人”来维护宪法,巩固君主制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向工人敞开了其组织的大门,开始进行反对王权的斗争。在议会举行辩论期间,科德利埃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都收到了一些建议;其中有的言词激烈,有的较为温和。科德利埃俱乐部早在得悉国王出逃的时候,便直接提出了共和的要求。“1789年,我们是毫无自由的奴隶;1790年,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到1791年底才真正获得自由。
“立法议员们,你们把自己所代表的国民权力拱手让了出去;你们给了路易十六过多的权力;你们让他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终身世袭国王,从而使专制制度原封未动;你们宣布法国为君主制国家,从而使国人依然处于奴役的地位。
“正直的公民因而不胜叹息,舆论一片哗然。可是法律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得不服从,只能寄希望于知识和哲学的发展能使我们得到拯救。
“一方面是一国贡献了一切的国民,一方面是一个什么贡献也没有的人;二者之间的这种所谓契约,似乎要维持下来;在路易十六忘恩负义背叛国家之前,我们只能怪罪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可是现在情况变了。一国国民同其国王间的这种所谓契约如今已不复存在。从今而后,路易十六在我们心中除了已成为我们的敌人外,将什么也不是。
“因此,我们今天所处状况同攻陷巴士底狱时一样:不但是自由的,而且没有国王。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另找一个。
“‘人权之友协会’认为,一国国民或是由他们自己,或是通过他们所选择的可以撤换的官员,应当无所不能。国中任何个人所占财富和特权不应超过合理限度,以免能够腐蚀政界人士;国中不存在任何职务为国家所有成员所不能担任的;最后,一职务越是重要,相应任职期便越应短暂。
“本会对上述重要原则所反映的真谛深信不疑,因此对王权,特别是世袭王权同自由事业的不可调和,再也不能熟视无睹。
“以上为本会之主张,本会是本着对全体国人负责的精神提出这一主张的。可以料想,此主张定会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人权宣言不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吗?不管怎样,此问题十分重要,立法议员应予认真研究。你们已经由于对王权幽灵所给予的残余迁就而使革命错过一次机会〔这显然指的是7月14日之后〕;此幽灵现在既已不复存在,我们便应大胆地,毫无畏惧地行动起来,务必不要使其死灰复燃。
“要是国王忠于自己的誓言,以履行誓言为其职责,要是一直受此有害人类的体制蒙骗的民众至今仍未看清真相,我们这个人权和公民权协会可能不会这样快便要求废除王权。
“可是今天,完全可以保住王冠的国王既已自愿放弃王位,公众的呼声既已响彻国中,全体公民既已幡然醒悟,我们便有必要替他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立即要求永远铲除自由事业的这一祸根。
“立法议员们,深刻的教训显而易见;你们应当看到,在这次事件之后,你们若想让民众对这个被称为国王的国家官员怀抱任何信任,是根本不可能了。有鉴于此,我们以祖国的名义恳请你们或是立即宣布法国已不再是君主制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或是至少先听听各郡和各初级议会就此重要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然后再考虑是否要使我们这个世间最美好的国家,再度带上君主制的枷锁。”
话已说得非常明白;在孔多塞从哲学上提出了建立共和的要求后,这是民众从政治方面发表的第一篇共和宣言。
第二天,即6月23日,丹东以其洪亮的嗓音在雅各宾俱乐部说,国王此举足见其是一个蠢货或白痴;而“一个身为国王的人既然显示其是一个白痴,是不能再当国王的。在将他废黜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位摄政王,而是一个委员会。
“此委员会组成人员不能从立法议员中挑选,而应召开各郡大会,每个郡产生一名选举人;由这些选举人推举十至十二人组成该委员会并同立法议员一样,委员会成员每两年更换一次。”
事实上,丹东以嘲讽的口吻提出的这个取代愚蠢国王处理政务的委员会,就是共和制下执行机构的最终组织形式〔注:丹东这一想法不过来自宪法有关摄政机构的条款。此条款规定,在王室成员全部拒绝宣誓忠于宪法的情况下,可建立摄政机构。——阿·马迪厄注。〕。他此时已是8月10日的人物,其敏锐而又大胆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罗伯斯比尔含糊而又谨慎的泛泛之谈〔注:后来的情况表明,丹东的态度并不象饶勒斯在此所说这样明确。关于丹东在1791年7月所起模糊作用,可参看勒费弗尔的文章“论丹东”。此文载于1932年《法国革命史年鉴》。——编者注。〕。
在科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已变得越来越强烈的看法是:议会若恢复国王的职权,就应以请愿的方式呼吁议会对此决定重新审议。7月15日,拉克洛向雅各宾俱乐部提交了一份按宪法精神起草的相当温和的请愿书初稿〔注:丹东和罗伯斯比尔皆赞成请愿的做法。——编者注。〕。
此请愿书于7月16日按合法手续送到马尔斯广场,但未引起多大重视〔注:此请愿书由丹东和布里索起草,要求“按宪法途径”撤换路易十六,即让奥尔良公爵即位。见拙作《瓦伦危机期间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巴黎1910年版)。——阿·马尼厄注。〕。民众所期待的是更为激烈,更为明确的言词。面对这一正在形成的动乱局面,制宪议会不免有点恼火。
不过,不管怎样,议会自己也感到,它所采取的解决办法确实有点勉强。宣布布耶为罪魁祸首,对国王免于起诉,这一做法在这些立法议员心中显然也造成了混乱。
可是,正如不满于自己做法的各权力机构所常有的,议会仍打算压制言论,决心对反对者以乱党论处。7月16日,它把市政官员、公诉人和内阁大臣都召到议会,命令他们对一切骚乱严加镇压。会上特别点了市长巴伊的名,好几个议员对市政府在头一天和当天上午的表现不力提出了埋怨。这种不计后果的指责对于造成第二天的慘案,显然起了很大作用。
马尔斯广场的屠杀
因为科德利埃俱乐部当时已经决定,要给马尔斯广场送去一份措辞更为有力的请愿书。雅各宾俱乐部则因头天晚上有大批来自罗亚尔宫的示威者涌了进来,结果未做出决定便散会了〔注:该俱乐部已经决定维持其带有奥尔良派倾向的请愿书。——阿·马迪厄。〕。可是带着日趋激昂的情绪而涌入马尔斯广场的民众,简直是成群结队。一个下午,上述请愿书便已写满密密麻麻的签名。请愿书是这样写的:
国民代表们,
你们的任期已届期满;由国民选出的继任者不久将踏着你们的足迹继续前进,而不再会遇到两个特权等级必然反对神圣平等原则的议员为我们设置的障碍。国内刚刚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路易十六无耻地逃离职守,帝国差一点陷入一场大乱。所幸他在瓦伦被一些公民抓住,并已被送回巴黎。
首都民众强烈要求你们在听取八十三个郡就此发表的意见之前,不要对罪犯的处置做出任何决定
〔注:这正是罗伯斯比尔向制宪议会提出的建议。——阿·马迪厄注。〕。
可是你们始终未置可否。
请愿书如雪片一般飞向议会;帝国各郡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审判路易。然而先生们,你们却认定他无罪,说他享有豁免权,并在昨天的决定中宣布,宪法一旦修订完毕,将交他批准。
立法议员们,这不是国民的意愿。我们原来以为,你们会把按公共意志行事视为你们的无上荣光和职责。
先生们,你们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显然是受一大批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影响的结果;因为他们先已表示,反对成立任何机构来审判他。可是,先生们,作为英勇顽强信心满怀的国民所选出的代表,你们应当看到这二百三十个反对者〔指国王被捕后宣称不再参加任何表决的右翼议员〕在国民议会已没有表决权;因此上述决定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无效的。说它在实质上无效,是因为他违背了享有最高权力的国民所表达的意愿;说它在形式上无效,是因为它是根据二百九十个
〔注:原文如此。——译者注。〕毫无资格的人提出的要求做出的。
这些考虑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迫切希望避免国民同其代表的不一致可能导致的混乱。总之,鉴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以全法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收回上述决定,看到路易十六罪证确凿,国王已放弃其王位;因而要求你们对他的逊位予以接受,成立一新的、有制宪权的机构,以名副其实的国民名义来审判罪犯,特别是建立一个新的执行机构,以取代原有的
〔注:1791年7月17日的这份请愿书原件,后由一些勇敢的公民冒着国民卫军的枪弹从现场抢救出来,因而得以保存。此文件,毕舍和米希勒曾在塞纳郡档案馆见到过,后在1871年大火时失踪。——编者注。〕。
〔革命〕三年7月17日于祖国祭坛
这是自l789年10月的那些日子以来,部分情绪激昂的民众首次起来反对国民议会的一项决定。那时候,出于对议会给予国王绝对否决权的担心,民主主义者也说过其决定无效的话语,因为占议会半数席位的贵族和教会的代表无权以国民的名义做出决定。这一次,是因为右翼议员先已宣布不参加任何表决,但在国王是否享有豁免权的问题上却又投了票,民主主义者法学家因而否认表决有效。
当人们秩序井然,平静地在请愿书上签名时,在市政厅举行会议的市政当局,却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因为这天早上,在祖国祭坛下发现了两个人。他们藏在那里可能是出于淫秽心理,希望会有妇女登上祭坛旁的阶梯。他们被发现后,立即被当场打死,因为人们怀疑他们想在那里埋设爆炸物。这杀人的消息传到市政府时已夸大得完全走了样:马尔斯广场已被乱民控制!那里在随意杀人!市政当局于是颁布了戒严令,市政厅各窗口挂起了红旗——资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旗帜。市长和拉法耶特并率领几个营的国民卫军直奔广场。他们到达时,天色已晚,约在七点半或七点四十五分左右。广场上挤满人群,但气氛平静。然而在国民卫军到来后,民众中出现了骚动,人人气愤不已。“放下红旗!收起刺刀!”等带有敌意的吼声此起彼伏。有人开始向国民卫军投掷石块。巴伊后来说,一发子弹这时从他身边擦过,击中一龙骑兵的大腿。国民卫军或是由于惊吓,或是出于愤怒,随即开了火,而没有给予法定的三次警告。
巴伊一口咬定,他们在开始时是向空中射击,并未造成任何伤亡。奇怪的是,这些人既然如此镇定,只是朝天开枪,却为何不能在给予法定的警告后再动手呢?密集的枪弹把民众激怒了,于是又向他们扔起了石块。这样,国民卫军的射击也就益发不可收拾了。据民主主义者说,在这次被马拉称之为“马尔斯广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死伤男女达几百人之多。7月18日,巴伊在向制宪议会所做报告中只承认有十一或十二人被打死,十来人受伤。不管怎样,死伤人数相当之多。实在说来,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因社会方面的问题而发生的一场冲突。因为请愿书毕竟是由部分资产阶级起草的,财产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可是显然,资产阶级有产者所支持的是国民议会,而工人大众则同情请愿者,因此,惨案的发生意味着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尽管部分资产者和工人所流的血都是为了共和。
巴黎和全国一片震惊,悲痛不已。但若认为对市政当局和议会的愤怒是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错了。相反,在革命的法国,这时的公共舆论主要是指责请愿者。议会在思想上依然享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在民众中也是这样。它在国王出逃以来所做出的非凡表现及其所起的独主国事的作用,已使其威望得以恢复。在国民选出新一届议会之前,它这个权力机构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如果反对它所做出的决定,这看来是很不审慎的行为。要是革命者也来攻击宪法,国民还有何保障可言?为了能够迫使贵族以及拒绝宣誓的教士、宫廷、逃亡贵族和各国暴君尊重这部宪法,他们难道不应当处处维护它,包括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这支勇敢的以科德利埃俱乐部为代表的共和先驱,甚至也受到了民主主义者的谴责,而且带有相当怜悯的意味。
7月18日,巴伊亲自来到议会,讲述头天事件的经过。他把责任一古脑儿全推到民众身上。这时,无论是普里欧还是佩琼或罗伯斯比尔,谁也没有提出反对〔注:议会对巴伊所做报告未进行任何讨论。不过在此之后,佩琼对宪法委员会和刑法委员会所拟镇压法令提出了反对;但此法令仍获通过。见下文第440页。——编者注。〕。更有甚者,会议主席夏尔·德·拉梅特甚至代表议会对市政当局和国民卫军的表现加以称赞〔注:拉梅特这一发言后由议会一致决定予以印刷和张贴。——编者注。〕:“国民议会十分痛心地获悉,少数人对一些不希望国人得到幸福和自由的人未能识破其面目。他们在其爱国言词的伪装迷惑下举行了暴乱,公然对抗法律。你们因而不得不放弃迄今一直成功使用的说服办法,采取了严厉手段。
“国民议会赞成你们的随机应变和你们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它满意地看到,巴黎国民卫军这支自由事业和法律的卫土,这些因具有日常工作而无暇经常训练,并被人诬蔑为别有用心的公民,这一次突出显示了他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真挚情感,因而以其热忱、稳重和忠诚继续赢得国民的高度评价和由衷感谢。”(热烈鼓掌)
对此,罗伯斯比尔连一点带保留性的意见也没敢说,虽然他后来在谈到拉法耶特手上沾满鲜血时,态度是那样激烈。曾始终以决不对议会的决定提出任何疑义为其绝对信条的雅各宾俱乐部,对自己这几天暧昧不明的平庸表现深感歉疚。他们当时任从科德利埃俱乐部打入其内部,并超越了他们;既没有勇气对他们及时提出反对,又不敢跟着走。现在,其中间分子正大批离开他们,去另建一个温和派俱乐部,即菲扬俱乐部。气愤不已的外省各分部,纷纷表示要脱离总部。总部则在发往各地的通报中低声下气地承认,他们同马尔斯广场请愿书没有任何关系。确实,建立共和的时刻尚未到来,因为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威胁下就这样低下了头。他们被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听任人们以他们的名义对马尔斯广场的屠杀大加颂扬。
就在18日这天举行的会上,议会在听取了巴伊的报告后,似乎对头天实行的戒严令犹感不足,立刻通过了一项新的镇压法令:
国民议会听取了宪法委员会和刑法委员会所提有关草案,现特发布如下法令:
第一条:凡张贴标语文告,发表和散发文章或在公共场所和公共集会发表演说,公然煽动杀人、抢劫、纵火和藐视法律者,将被视为谋反和破坏公共秩序;治安人员因而有权立即将其逮捕,送交法院依法处治。
第二条:凡在聚众闹事场所大声煽动杀人者,若杀害未成将判处三年监禁;若凶杀随即发生,将以同谋罪论处。任何在场公民必须努力协助警方将其就地逮捕。
第三条:凡对国民卫军大声喊叫,要其放下武器者,即为谋反,将处以两年以下监禁。
本法令将印刷出来,发往各郡。
佩琼在法令表决之前登上了讲坛;一见到他,大厅里顿时一片骚动,那样子简直就象他是头天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马上付诸表决!”整个大厅喊道。面对这狂怒的场面,一个演说家要能顶得住并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只见他说道:“现在这种气氛对于我将要发表的意见是不利的。但我仍将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把它说出来。我认为两委员会所提草案第一条,在我将要向议会说明的部分,对报刊自由非常有害。”(哄笑)
左翼席位喊道:“是的,对马拉、布里索、拉克洛和丹东有害!”
佩琼接着说道:“这一条中的某些用词会使人们得出武断的结论(极左翼座位报以掌声)。你们显然并不认为我是要反对整个这一条,至少不应这样认为。”(有人发出低声埋怨。)
可见,佩琼从其发言一开始,便在回避斗争。他只是要求在“煽动”一词前面加上“公然”两字。报告人接受了此意见,因此在该条做了这一改动后,佩琼也就对新法令投了赞成票。这股资产阶级逆流裹胁了一切。
受到威胁的罗伯斯比尔在圣奥诺雷街的杜帕莱木匠家找了个藏身之地,德穆兰也躲了起来,丹东则到英国去待了几星期。因此罗毕奈所说的“制宪议会的“恐怖时期,”和奥拉尔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小小恐怖时期”,一度确实存在。
宪法的修订
以保守态度完成宪法修订的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而平息了报界对国家官员的“诬蔑”。接着它修改了纳税选举法,使之变得有利于有产者。被选资格法要求当选议员须交纳四十银马克的税赋,这对资产阶级是一大妨碍;这项立法使一些受过教育的贫寒资产者无法担任公共职务,而对保守原则提供的保障也很有限。因此,宪法委员会要求取消银马克法,即将有关被选资格的纳税规定全部取消。与此同时,委员会却将选举的纳税额提高了许多。新的法律草案规定,选举人即那些被初级议会选中去推举议员的人,所交税赋不再是相当于十天的工资,而是相当于四十天的工资。多希〔注:多希,自耕农,克莱蒙-昂博韦西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他在8月11日的会上发了言。——编者注。〕等一些乡村议员因而指出,按照这一税额,农村中今后是几乎不可能再产生选举人了。议会不但改变了上述做法,最后还规定,进入选举人大会者“所占有或享有用益权的财产,按纳税人簿册计算,在拥有六千居民以上的城市,须达到相当于二百天当地工资值的收入;在拥有六千居民以下的集镇及农村,须达到相当于一百五十天当地工资值的收入;或是所出租的房屋按纳税人簿册计算,须达到——视所在城市人口多寡而定——相当于一百五十天或一百天当地工资值的收入;再或是所租佃——分成制租佃或一般租佃——的土地,须达到相当于四百天工资的收入”。这在人数上对于能当选为选举人者是个很大的限制。初级议会仍由只交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税赋的公民组成,但他们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选举第二轮选举人。制宪议会如今正远离民主制,往倾向于中产阶级的政策靠近。
此选举制不可能运用于1791年的选举,因为这次选举所需的纳税人簿册早已根据1789年初步确定的宪法基本原则制定完毕;实际上,此选举制后来根本就没有实行。但此选举制清楚地显示了制宪议会中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注:此处的“资产阶级”即为中产阶级。——译者注。〕思想状况。在围绕此问题所进行的整个辩论中,巴尔纳夫就是这中产阶级的理论家。他在1791年8月11日的长篇演说,实在是主张纳税选举制的资产阶级所发表的一篇宣言,是基佐式空论主义的首次尝试。在这思想不断涌现的日子里,各种在今后一百年中助长党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几乎全都显露了出来。巴尔纳夫的资产阶级空论观同孔多塞和科德利埃俱乐部所持民主共和观便截然相反。他首先提出了一种后来被鲁瓦耶-科拉尔〔注: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王朝复辟时期的温和保皇派首领,1828至1830年任众议院议长。同基佐一起为当时空论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接过去的理论:“选举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职能。”巴尔纳夫说道:
“选民资格只是一种谁也无权干预,而由社会按其本身利益的需要所授予的公共职能……[第二轮]选举人的职能不是一种权利;每人行使这种职能仍然是为了公共;积极公民推选选举人就是为了公共;他们是为了整个社会而存在;当选选举人的条件由整个社会确定。有些人对代议制政府的性质和好处不甚了然,常常向我们提出雅典和斯巴达所采取的政府形式。他们不管人和疆域的不同,难道忘了这样一点:纯粹民主制在这些小共和国的存在及其在罗马自由政权日趋衰落之际在该地区的存在,完全是因为推行了一种比代议制政府受到指责的体制更为糟糕的体制?他们难道忘了,拉栖第梦人〔注:即斯巴达人。——译者注。〕在公共会议上所以享有投票权,是因为他们拥有奴隶,是因为拉栖第梦人和罗马人在实行纯粹民主制而不是当时尚未出现的代议制政府时,他们所牺牲的并不是政治权利,而是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的个人权利?
“我不禁要对那些想把这些政府同我们的政府加以比较的人问一句,他们是否打算以此代价来赢得自由?”(鼓掌)
此观点实在奇怪而又可笑,似乎要使新法国的全体公民都有权出现在第二轮选举人中,就必须恢复奴隶制!
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第二天,即在巴尔纳夫发表此演说的整整一年之后,立法议会在民众的推动下建立了两轮普选制〔注:1792年8月11日关于初级议会组成的法令,在第二条中做了如下规定:“积极公民和非积极公民的区别将予取消”。此法令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确认。在国内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消极公民于1792年7月大批涌入巴黎各区议会。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因而名存实亡。——编者注。〕。可见民众一旦起来,巴尔纳夫这一套巧妙的历史理论也就被彻底推倒了;这同1848年2月民众起来后,基佐的巧妙历史理论所遭到的命运一样。
巴尔纳夫接着说道:“至于各选举大会想给国民即国中全体选民提供的维护自由三手段,即三种保障[知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财产的独立性],我不认为这种保障存在于上等阶级中。因为只要财产具有独立性,人们显然非常易于在此阶级中找到〔操纵选举的〕个人动机及野心勃勃、背离公共利益的个人利益和腐蚀手段。这些东西虽然不同于为谋求生存而采取的做法,但对自由往往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同时,上述三种保障虽然一般说来不存在于上等阶级中;但也不在在于这样的公民中:这些人因没有丝毫财产,不得不不断地天天为温饱而奔忙,因而无法获得进行选举所必须的任何知识,并对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缺乏浓厚兴趣;又因时时为生存而斗争,天天都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绝境,因而易于被富有者收买,成为他们操纵选举的工具。因此,选举人应从中产阶级中产生。在座诸位,你们说吧,这些仅交纳相当于十天工资税赋的人是不是中产阶级?他们能否为社会安宁提供可靠的保障?
巴尔纳夫已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说他所担心的恰恰不是无产者。因为这时候的无产者力量还非常薄弱,且并未怎样意识到其阶级利益,因而对资产阶级有产者不会构成直接的威胁。
巴尔纳夫所惧怕的,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新兴阶层。这些人虽然家境贫寒,但欲望极大,野心勃勃,为给自己创造某种机会,他们会不惜延长革命,煽动民众;而没有他们,民众是不会提出什么要求的。
因此,巴尔纳夫所憎恨的,是布里索及其追随者;他所惧怕的,是那些抨击时政的文人。请看他下面一段话说得多么激烈!“不过选举大会中常常混入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不具备两委员会所要求的条件,而且同我和别人一样希望在选举大会中看到的真正手工业者和农民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没有交纳相当于三十或四十天工资税赋的当选者中,行使选举人职能的并不是没有欠债的工人,并不是农民和成天为生计奔忙的正直手工业者,而是一些心怀鬼胎,在初级议会中把水搅浑,处心积虑要改变现状的家伙。这些人由于一无所有,但又不能通过诚实的劳动去填饱肚皮,因而试图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使之能够靠阴谋诡计和小聪明实现其想入非非的个人打算,而不必光明正大地按照通常情理行事,不必顾及社会的长远整体利益。(热烈鼓掌)
“若要我对自己刚才提出的议案举例说明,我当然不会舍近求远,而只须向在座诸位中持相反意见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足矣:我们天天可以见到,你们所熟悉的选举人,即那些没有交纳相当于三十或四十天工资税赋的人,是不是工人?不是。是不是农民?不是。是不是专写诽谤文章的家伙?是不是记者?是的。(热烈鼓掌)
“政府的形式一旦确定,每个人的权利一旦因宪法的制定而得以解决,并确有保障(但愿我们很快就会到达这一天),靠财产为生和靠诚实劳动为生的人所谋求的利益将是一样的。到那时,社会上将只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一种人因其幸福与财产相关,因其生存与劳动相关而希望维护现存秩序;另一种人则希望改变现状,因为他们只有在无休止的革命中方可求得生路;因为他们同虫一样,只有在动乱和腐败中方可得到发展!”(热烈鼓掌)
这说得十分巧妙的激烈话语很是迎合革命资产阶级的保守心理,因而受到热烈欢呼;然而,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因为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没有选自己人为第二轮选举人,选举大会的大门便应对他们永远关闭?此外,家境贫寒的资产者确实雄心勃勃。他们正在努力把最深层的民主力量发动起来。因此,为何要对他们说出这种带有蔑视和污辱的话语?巴尔纳夫难道忘了,手工工人和农民三年前交上来的那些陈情书并不是他们自己写的,而是借助乡村小资产阶级的笔杆和满腔热情写成的?
这愤怒的言辞恰恰显示了某种不安。革命资产阶级温和派意识到,不管怎样,他们的成就并不稳固;他们巧妙的三权组合如今正因国王的拒绝接受和民主运动的兴起而在不声不响地受到削弱,因而显示出极度的烦躁。
巴尔纳夫带着一腔热忱把多数左派所怀抱的这一心情明确说了出来。8月13日,议员基尧姆〔注:基尧姆(1750-1794),高等法院律师,巴黎城关子爵领地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在发言中只是说了句修改后的宪法并不尽如人意,巴尔纳夫立刻气势汹汹地替两委员会辩护:“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对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反对的,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我将这些人截然分明地分为两类,一类在内心深处倾向于另一种政府,即共和政府,只是在言论上多少有点吞吞吐吐。他们即使放弃了这一看法,一旦遇到具体问题,也还会回到此政府的原则上来,力图除去我们这部君主制宪法中一切远离其期望的东西。
“我要说,对于这一类人,我不想提出丝毫指责。任何有真诚想法和纯正政治见解的人——我完全相信其中大多数人就是这样——都有权把它说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法律就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制定的。不过反对我们这项工作的,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提出反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是因为喜欢共和制,讨厌君主制,或是喜欢民主制,讨厌独裁制,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一切使政治体制得以确定,与维护公共秩序有关的东西;一切对每个人占有的财产加以确认,把正直善良的人和心术不端、恶意中伤的人放到其应有位置的做法;都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竭力反对的。”(左翼席位上的大部分人多次报以热烈掌声)
因7月17日事件而受到动摇,至今十分虚弱的极左翼,对这场暴风雨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罗伯斯比尔只是就一些枝节问题做了几次发言。但在佩琼的支持下,他已逐渐使雅各宾俱乐部稳住阵脚,把各分部挽留了下来。现在,只待时机一到,他便会给予其对手沉重的打击,暗示他们修改宪法是为了取悦宫廷,从而指责他们在为宫廷效劳。在9月1日的会上,他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宪法中有关条款的表决已经结束,现在要做的是将整个宪法提交国王批准。好几位议员希望国王能够接受。罗伯斯比尔以讥讽的言词喊道,为了使国王高兴,这部宪法现已做了多处改动;要是他仍不赞成,那可真是咄咄怪事。他接着说:“人们起码应向我们保证,原有条款中至今尚存的残余部分现在是不会变了。”
随后,他提高噪音,发出了革命的威胁:“我们的宪法在经过两次制定之后如果还会受到抨击,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或是重新带上镣铐,或是重新拿起武器。”这种要举行起义的言词,表明罗伯斯比尔对自己的力量已恢复信心,“资产阶级的恐怖”时期,更确切地说,菲扬派所制造的恐怖时期,已经过去。
好象罗伯斯比尔又在号召民众到马尔斯广场去,并要展开更为重大行动似的。议会愤怒不已。巴尔纳夫的好友、理论家杜波尔火气尤甚,据说对他本人发出了要挟。
至少是罗伯斯比尔认为,他的举止是对他的污辱,因为他说道:“主席先生,请告诉杜波尔先生,要是他还想留在这里的话,请不要对我无礼。”因惊吓而一直沉默不语的极左翼此时已恢复过来。罗伯斯比尔在他们的支持下,通过议会讲坛含沙射影地提到杜波尔新近发表的一本小册子,以犀利的旁敲侧击,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本议会中似乎有这样一位无耻之徒,他竟然在某一宪法条款上同宫廷进行妥协,让宫廷提出连他自己也没脸提的新的修改方案。此人是如此敌视我们的祖国,竟然由于宪法使其勃勃野心或贪婪欲望难以得逞而力图诋毁它。同时,他又是那样地肆无忌惮,竟然当着国人的面,承认他在这次革命中只是想寻求飞黄腾达的阶梯。但我不能断定他就是这种人,因我只想把反映出这一意思的某篇文章或某次讲话看成是一时气恼所致,且此气恼已因后悔而烟消云散。”
这一次,是杜波尔和巴尔纳夫默然无语了。要是米拉波的话,面对这样的污辱和使人身败名裂的指责,他是决不会安然不动,一言不发的,因此,巴尔纳夫岂非并无多大能耐?或者说,他是否因为同宫廷保持的秘密关系而难以辩驳?对于罗伯斯比尔如此直言不讳地指出的危险,他是否感觉到了?
9月3日,此宪法由一个六十人代表团送交国王。国王于9月13日予以接受,并于第二天再度来到议会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巴黎为此举行了盛大庆祝。但就在这时,王室同费森和外国宫廷的秘密接触仍在继续。
皮尔尼茨声明
被瓦伦事件吓得心惊胆战并开始对革命的宣传感到畏惧的外国宫廷,如今正通过一些神秘的协议而走上战争的道路。8月27日,奥皇和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签署了一份声明。此著名声明是反革命联盟所采取的第一个正式行动:
皇帝陛下和普鲁士国王陛下听取了“先生”和阿特瓦伯爵的陈述及其所表达的愿望,现特联合声明如下:他们认为法兰西国王目前的处境是
一件关系到欧洲各国国君共同利益的事情。他们希望,已被要求提供援助的各国能承认这一点,因而不反对同两位陛下携起手来,在武力方面采取最佳办法,使法兰西国王能够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巩固君主制政权的基础。因为此政权不仅有利于维护各国君王的权利,而且可确保法兰西国民的幸福。
果能如此并在此情况下,皇帝陆下和普鲁士国王陛下决定将动用必要武力,迅速采取一致行动,以实现共同提出的目标。
在此期间,他们将给本国军队下达适当命令,使之能够随时行动。
利奥波德(签名)
腓特烈-威廉(签名)
1791年8月27日于皮尔尼茨
武装干涉马上还不会进行。两国君王显然还在犹豫之中,因为他们投入行动是以其他几个国家的参加为前提的。但尽管他们的允诺还是那样地暧昧不明,作为逃亡贵族首领的两亲王立刻就将此消息公之于众了。普罗旺斯伯爵和阿特瓦伯爵很不谨慎,昏头昏恼地给路易十六写了一封足可使整个法国都起来反对他的公开信:
陛下,我们的明主和兄长:议会是因为您的宽容才得以存在的;但他们却忘恩负义,竟然将您囚禁于京城,且更为无耻的是想让您自己来毁掉您的王位。现在,我们要报告陛下一条喜讯:我们为陛下请求了援助的各国已经决定要运用一切力量〔……〕陛下,在您身处不幸的时候,你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各国将会联合起来帮您解脱。在此危难之际,您的坚定决心将会得到整个欧洲的支持。各个将给您以援助的君王所抱目的,同我们要求此援助的意图一样纯正。这些联合一致的国家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支持国民中的健康部分同那些狂热分子进行斗争,把在王国肆虐的狂热思潮这口火山熄灭掉;因为此火山日益蔓延的喷发物已经威胁到各个帝国〔……〕全巴黎应当知道,要是一些思想狂热或被人收买的暴徒敢于谋害您或王后的性命,
一支支强大的军队将会立即扫除不堪一击的民团,直捣因此而引起全世界必欲给予报复的巴黎,……不过陛下,有一点我们要先说清楚,要是您由于我们无法弄清的原因而不得不接受您所不愿接受的东西,我们将为了您的臣民,为了宗教及社稷的根本法传统和国内的各个等级而提出抗议;这样做也就是替您本人提出抗议。陛下,我们将抵制您违心下达的禁令,只服从您真正的意愿。我们相信,我们这种维护尊严的做法定会得到你的赞同。
路易·斯塔尼斯拉-查维埃
〔普罗旺斯伯爵〕(签名)
夏尔-菲力浦
〔阿特瓦伯爵〕(签名)
1791年9月10日于科布伦茨附近的休恩波恩路斯特城堡
这封信实在莫名其妙。它简直是在轻率地拿国王的生命当儿戏,因为这种怒气冲天的要挟只会使之处于危险的境地,同时对国王来说,这封信读来也十分刺心。总而言之,两位亲王已就他可能接受宪法一事,将他视为懦夫,对他提出了指责,因为他们声称看不出他为何要这样做。而国王如果接受,即使是虚情假意,也只有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心意至诚的样子方可对他有用。他们现在则对这种欺骗性做法公开提出了怀疑。布耶在瓦伦事件后已经给议会写了一封毫无廉耻十分狂妄的信,公然把国人称为嗜血成性的强盗,声称要借助外国的枪炮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一次,巴黎对于国王的亲兄弟发出的这一新的威胁,将会怎样看呢?路易十六惶恐不已,他给布勒特耶男爵写了一封公开信,试图把矛头转移开:“布勒特耶男爵先生,我已获悉我的亲兄弟‘先生’——普罗旺斯伯爵——因不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以为我身陷囹圄而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中央政权来管理我的国家,好象王位已出现空缺或新君尚未成年似的。上帝保佑,事情绝没有到达到这一步。除个别动乱时刻外,我享有一个国王所享有的自由,而且只有我在统领这个国家。布勒特耶男爵先生,请在收到此信后立即前往维也纳,把我的意思转告我亲爱的奥皇内兄;随后请去拜见其他各国君王,以我的名义请他们不要承认上述摄政政权。这凭空虚设的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只会更加激怒我的臣民,使之在反对我时必会走上极端。”
这是因恐惧而发出的呐喊。但是,这种恐惧至少从瓦伦事件以来是否已使路易十六变得聪明起来?是否已使他终于下定决心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即将宣誓效忠的宪法,不再存有任何反抗和背叛的念头?没有。相反,他仍在悄悄进行着同有关方面的谈判,继续玩弄其两面手法。因此,他一方面终日为逃亡贵族和两位亲王的轻率举动而提心吊胆,一方面又始终在祈求外国的援救。
早在6月27日,即在瓦伦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费森便以密码的形式从布鲁塞尔给玛丽-安东奈特写了这样一封信:“刚刚发生的不幸,势将完全改变事情的进程。因此,鉴于你们现在已无力解救自己,要是你们原先那请求他人援助的决定仍然有效,谈判应重新开始,为此须授予全权委任书。投入行动的众多国家应相当强大,以造成足够声势,争取宝贵时光。这样,应解决下列问题:
“(1)你们是否打算让我们不顾可能收到的一切禁令而采取行动?
“(2)你们是否愿意给‘先生’或阿特瓦伯爵投以全权?
“(3)你们是否愿意让他任用布勒特耶男爵或把卡隆交给他,再或是让他在两人中任选一个?”
费森并在信中附了一份他为国王草拟的等于让路易十六将王位让给其弟弟的“全权委任书”:
鉴于我被囚禁巴黎,无法收回我的合法权力,发布必要命令,恢复王国秩序,使臣民幸福,生活安宁;现委托‘先生’——若他不行,则委托阿特瓦伯爵——替我照管我的事务和王国事务,并为此而投以无限权力。我以国王的名誉担保,一定不折不扣地认真履行将来同有关国家签订的所有契约。我保证,一俟我恢复自由,便即批准他同愿营救我的各国可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或公约。同样,‘先生’认为必须授予的所有委任、爵位或职务,我也以国王的名誉担保,一定予以承认。
1791年6月20日于巴黎。
此全权委任书应以隐形墨水书写,并应尽快交来人带下。
这等于将王权和整个国家拱手让给两位亲王。这是路易十六所决不甘心的。7月7日,他只是给两个弟弟写了封充满信赖的信,而不是什么“全权委任书”:“我绝对相信,我弟弟同我的手足之情和他们对祖国的爱,以及邻国君主——我的姻亲——同我的友情和其他国君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怀,定能使他们在为恢复王国秩序和安宁而举行的谈判中商量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我认为,武力的任何使用……〔遗缺〕。我待在后台而授予我弟弟以全权,让他们按照这一意思去同他们所看中的人举行谈判,并挑选他们在此政治事务中所需用的人员。”
这些话是说得多么躲躲闪闪,暧昧不明!因惧怕而受到克制的背叛心理是多么地明显!要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法国的立宪成果,事情将该是多么简单和明智,多么光明正大!王后在7月8日同一天〔注:原文如此。——译者注。〕给费森的信中谈了谈国王这封信,对为何不能授予“全权委任书”做了说明:“国王认为,人们对他的看管现在是如何严厉,国民议会不让他行使任何职权,从而已使王权降到何等地步,各国对此已知道得很多,因而有必要在此说一说。
“国王认为,这些国家的援救只有通过谈判这一途径方可对他及其王国有用。武力的使用只应置于次要地位,且只有这边拒绝谈判方可使用。
“国王认为,一旦动用武力,即便是发表一篇声明,将不仅对他及其家庭而且对国中所有不赞成革命的人,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险后果。外国军队无疑将会进入法国,手中现在已有枪械的民众在逃离边境和躲避外来军队时,定会马上用这些武器来对付那些两年来不断地被人们说成是其敌人的同胞。
“国王认为,鉴于他目前的处境,现在这种授予无限权力的委任书,即使注明的日期是6月20日,对他也会非常不利。这个委任书不可能一点风声也不会传出去,各国内阁并不都能保守秘密。
“人们已宣布:一些被说成是具有宪法效力的条文,将在十五天内送交国王;到那时,人们将会给他以自由,允许他随便走走,以便让他最终决定接受这些条文。但不管此言确实与否,人们都会扣押他的儿子,因此所谓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人们应当看到,两年来所做的一切根本无用,只要大多数国民赞成那些新的玩意儿,就不可能改变国王的意志。我们的全部努力应转而改变他们的想法。
“总之,国王希望,对于他的被囚,各国能看到这一点,知道这一点;他希望,他的弟弟、朋友、姻亲和其他国君打算给予营救的良好愿望,能以一种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会议而采取谈判的途径;当然,为支持这种谈判,必须有强大的武力显示。不过,此武力之显示,应始终放在相当靠后的位置上,以免激起一场屠杀。
“国王认为,他不能也不应授予无限权力委任书,但他用隐形墨水写了这封信,此信将交给来人,以转交他弟弟。”
因此,瓦伦事件之后所形成的革命声势,使得国王和王后十分举棋不定。由于担心民众会把他们杀掉,他们已不敢请求外国出兵援救。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接受宪法。因此公开要人们知道白已现在已被囚禁,以便日后能在世人面前收回其关于忠于这部新法律的誓言。
他们希望外国能对法国施加压力,但此干预要谨慎行事,把动用武力置于召开国际会议和开展外交努力的烟幕之后。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反倒会弄巧成拙。
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已遭囚禁。这就等于允许两位亲王可以越过他们的训令。因此,这两位亲王毫无节制或出于个人目的的狂热之举,随时会使他们受到连累。实际上,即使在皮尔尼茨声明发表之后,有关国家也仍然在等待时机,并未马上行动起来。只有瑞典国王在其宫中接待了布耶后,打算对法国采取冒险行动,梦想在英吉利海峡结集一支舰队,从诺曼底登陆。但此建议在欧洲受到的是一片冷遇。为实现其海军集结计划,他希望英国能给予支持。可是英王乔治二世在其大臣的建议下,断然拒绝参与任何会损害其本身利益的事情。
1791年8月13日,他在给瑞典国王的信中写道:“对于法兰西王国的动乱局面,我所遵循的是不折不扣的绝对中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这一原则。
“我不想介入该王国的内部事务,利用当前的危机或视情况发展而为自己捞取好处。按照这一原则,我决定不参加欧洲其他国家就此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对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所唯一希望的是笃信天主的国王和王后陛下及其臣民生活幸福,祝愿这个与我国一衣带水,同我的臣民保持着友好贸易关系的邻邦国泰民安。对于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一令人神往目标的事态,我皆取欢迎态度。要是眼前这一新的形势所导致的后果会影响到我国臣民的利益,我在日后将不难于就此向欧洲各国做出坦率的解释,因为我有幸同他们相处和睦,十分融洽。”
古斯塔夫三世将此信翻来复去地看了几遍,但一无所获。他所得到的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不言而喻,英国现时不想介入法国的事务。况且费森发现,奥皇利奥波德也在犹豫不决,拖延时日。10月10日,他在给王后的信中写道:“对于你们不得不批准〔宪法〕的做法,我曾感到难以理解。现在,我已明白你们的处境。此处境非常糟糕,别无他法……皇上的态度最为消极;他为人懦弱,嘴又不牢。虽然他什么都答应,但其内阁因怕受牵累,不想介入而处处劝阻。”
因此,在瓦伦事件之后这段时期,无论在欧洲各国的内阁中还是在国王的幕僚中,到处都是暧昧不明,缺乏定见。同时革命方面也是一片困惑,捉摸不定。它清楚地感到,国王的意愿依然是可怕地难以揣度。因此,尽管它努力让自己相信同王权的冲突已经完结;但枉然无益。不过不管怎样,就目前而言,倒没有什么具体危险对革命成果形成威胁。此成果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牢固地耸立在浮云飘忽的灰色天空下。不久的将来,是一场狂风暴雨还是碧空万里?
补充注释
逃往瓦伦
关于制宪议会的对外改策,饶勒斯在本书中对此问题所谈不多,只是稍微提到阿维尼翁事件。实际上,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于革命与旧制度下的统治者,在法律上和领土上所发生的争端。
阿尔萨斯领主事件〔注:这里的领主乃从前德皇的封臣。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他们在阿尔萨斯的领地并入法国版图,但他们仍在当地享有某些自主权。这些自主权后来遭到革命方面的拒绝承认。——译者注。〕根源在于封建权利的取消。许多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国王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把问题提到德国国会,对制宪议会的决定提出了抗议。
阿维尼翁事件则使得教皇同革命的法国彻底闹翻。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因反对教皇的统治而决定废除旧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通过并入法国的请愿书。制宪议会对此事犹豫不定,久拖不决。8月24日,当问题提交议会讨论时,议员们都希望避免激化教皇对法国的不满。最后,特龙歇〔注:特龙歇(1726-1806),法学家,路易十六受审时,他是其三个辨护律师之一。——译者注。〕的意见被采纳:既然国王拥有外交事务处理权,不如将阿维尼翁请愿书交他处理。议会不想通过不合时宜的表决,损害正在进行的关于教会组织法的谈判。
不过与此同时,一项产生于1789年原则的国际公法已逐渐形成。1790年5月22日,制宪议会庄重地放弃了征服权,认为国家的组成只应按照居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进行。1790年11月,它向德国王公宣布,阿尔萨斯成为法国一部分不是由征服权,而是由当地居民的意愿决定的;他们参加了7月14日的结盟节,便是此意愿的证明。确实,1790年10月28日,梅尔兰·德·杜艾在阐明这一新的国际法所包含的原则时便已指出,此点是专制国家和自愿组合的国家根本区别所在。“除新旧两类国人去年在此大会中所确定的社会契约外,你们和阿尔萨斯兄弟没有其他合法的合并名义。”[这是暗示第三等级1789年6月17日宣布自己组成国民议会的决定和此议同年7月9日宣布自己为制宪议会的决定。]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随即提了出来:“阿尔萨斯人民要并入法国是否要经过外交途径解决……专制时代目的在于把阿尔萨斯人民同法国人民合并的协议,对二者来说有何意义?前者与后者合作,是因为他们愿意;因此,使此合并合法化的只是其意愿,而不是明斯特条约。”此意愿,阿尔萨斯已通过其参加1790年7月14日的结盟节表现出来。
1791年5月,教皇既然否定了教会组织法,议会也就决定派员前往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以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1791年9月14日,合并终于在议会获得通过。因此在各国君王看来,这个新的国际公法等于宣布革命的国家有权兼并愿意与之合并的地方。旧制度下的外交政策因而被彻底打乱。
不过议会担心因此而导致的战争会对宫廷有利,所以表示愿对德国王公给予赔偿。路易十六则立即要他们拒绝接受。同时对于阿维尼翁的归并,议会也一直拖了很久才做出决定。这一和平政策所以便于推行,是因为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当时正将精力集中于波兰事件。利奥波德意识到,腓特烈-威廉和叶卡捷琳娜所以鼓吹对法国进行军事干涉,是希望趁他忙于西边的事情而使波兰事件的解决对他们有利,因此他宁愿按兵不动。但国王的出逃打乱了国民议会的和平政策,并使利奥波德二世不得不对法国的事务加以干预。
关于利奥波德二世的态度。在旧制度下的所有帝王中,奥皇对反对法国革命无疑最不起劲,对战争也最不热衷。鉴于他作为一位开明君主在托斯卡纳的所作所为,他对制宪议会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不可能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在法国恢复旧制度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他显然还认为削弱法兰西国王的权力并不是一件坏事。此外,国内要他操心的事也不在少,如重新征服比利时,平定匈牙利动乱和结束同土耳其的战争。因此,由于忙于整顿国内事务,他希望路易十六能与制宪议会取得和解,把问题放一放再说。他妹妹玛丽-安东奈特指责他自私自利,处事轻率,盖源于此。不过,利奥波德对革命的宣传所造成的危险,以及两王室的姻亲关系和君主政权的共同利害所唤起的责任,也并没有漠然视之。他显然认为以不插手为好。但玛丽-安东奈持和路易十六的出逃迫使他不得不卷了进来。
制宪议会的业绩
在制宪议会任期届满之际,这些议员在其内心深处可能会这样认为:他们做出了巨大努力,而此努力没有白费。原来的等级业已废除,下届议会将只由国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封建制受到了致命打击,国王的独断专行已不复存在。作为国民努力成果及其意志表现的法律,可随着此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以适应生机勃勃的社会不断提出的新的要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方面的冲突已在孕育之中;资产阶级寡头和民主势力的政治冲突已经相当尖锐;但每当严重关头,即当革命和国民受到威胁的时候,资产者和无产者总能重新团结起来。
在制宪议会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其资产阶级倾向表现得尤为强烈,巴尔纳夫在其“关于宪法”一文〔注:即巴尔纳夫所著《法国革命导言》一书的下卷第十一章。——编者注。〕中恰恰指出了此倾向的保守方面。“我在〔宪法〕修订中为提高对选举人的纳税要求而做了极大努力;因此,我如果说,关于我不太重视财产的指责是夸大其词,这一说法不应受到怀疑。
“人们在此问题及其他许多问题上,无疑把革命形势所造成的后果同宪法的执行结果混淆了起来。富有土地所有者已大都逃往国外,明确表示反对新政权;其他态度较为温和的人则由于在总的动荡形势下受到怀疑,只有很小一部分获选;人们因而认为是宪法把他们排除了出去,至少未对他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可是如是做一番仔细的观察,便可发现在少数明确拥护新政权,因而消除了人们怀疑的富有公民甚至从前的贵族中,被选进选举人大会的仍为大多数,在这方面胜过其他许多能力更强但财产不如他们的公民。
“再说选举人的产生虽有一些缺陷;但却完全弥补了法律在财产方面对选民的要求太低。除两三个郡因革命形势过于动荡,一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城市决定了整个郡的选举外,8月10日以前组成的选举人大会,虽然产生于革命所造成的混乱、猜疑和仇恨气氛中,但所选的选举人皆来自社会最值得称道的健康部分。几乎所有的人所占财产不仅超过法律对当选选举所作规定,而且不是任何合乎情理的法律所能要求的。
“他们每个人除拥有财产这一担保外,还享有在初级议会获选所必须的公共声望。特别是农村,除个别坚决反对革命的人外,占主要地位的公民全都当选为选举人。”
巴尔纳夫对整个情况提出的这一看法,同人们对个别城市在社会方面所做的调查是一致的。因为在1791年,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手中。民众在将旧制度下拥有特权的资产阶级推翻后,他们寄希望的是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因此瓦迪埃在其关于1790年帕米埃动乱的报告中说:“在帕米埃,革命只能通过受压迫民众举行神圣起义的方式进行。情况依然处于不稳定状况,包括执行有关建立市政机构的法令。只有这样民众才能放开手脚,彻底行使其权利。在市政机构选举中,他们没有选那些通常对他们残酷盘剥的吸血鬼,即多年来一直贪得无厌地吞食其肌体的寄生虫,没有选那些他们不恰当地称之为戴黑帽的家伙和正人君子,而是选了自己人,其中各种职业都有。他们所注视的,是那些表现出高昂革命热情,追随自由旗帜的人。”
不过获选的这些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者。瓦迪埃本人就拥有价值三十万利弗尔左右的土地。因此愤怒不已的特权等级于1790年在帕米埃抛出一种类似土地法的东西,试图对革命营垒中的资产者加以报复。可见资产阶级这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占优势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宪法的执行并不太严格,人们可以从民主的角度做灵活的处置。特别是围绕市镇生活的展开而出现了几处民众气氛较浓的热点,其影响很可能会逐渐扩大到全体国民中去。就在制宪议会努力对选举权加以限制的时候,巴黎各区却在致力于扩大此权利,使人人皆可享受。
1791年6月,当巴黎各初级议会产生即将去推选议员的选举人时,好几个地方出现了要求实行普选的强大声势。6月8日,圣热纳维埃弗区做出决定,将任命两名特派员去同其他区的特派员会合,以便根据罗伯斯比尔的一次讲话,起草一份请愿书,反对将公民一分为二。(见梅利叶所著:《巴黎各区》)戈柏兰区也起草了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请愿书。
1792年7月25日,卢浮宫区在其请愿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积极公民权应当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即使有些人所交税赋较少;这些人就其在帝国中的毫无地位所发出的抱怨完全正当,因为他们本人及其妻子儿女都在以其双手为祖国效劳。相反,应当剥夺此权利的,倒是那些因表现恶劣而无人不晓的囤积居奇者和债券投机商。人们应将他们送交各区议会问罪,并从这些议会中请除出去。”因此,在群情激昂的区,这些显然为资产者的“囤积居奇者”反倒成了消极公民。马拉把这些应当从初级议会中清除出去的坏公民,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列了份清单,并在报上公布了出来。
法兰西剧院区不仅写了请愿书,要求实行普选,而且通过一项革命行动,在本区范围内执行了起来。1792年6月23日,他们做了个决定:凡住在本区、年满二十五岁的公民皆可参加初级议会,并将“积极公民”中的“积极”一词从誓词中删去了。7月30日,他们又庄重地重申了这一决定,在本区废除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注:据图诺整理出版的资料,在革命四年即1792年7月30日法兰西剧院区所发表的政治声明上签字的是:主席:丹东;秘书:阿纳克扎戈拉斯·肖梅(原文如此)和莫姆洛。——编者注。〕。当然,此革命的决定是在同宪法这个根本大法唱对台戏,因而很快受到镇压。但我想说的是,民主思想的迅猛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自由和平时期存在较长,这种思想定会战胜资产阶级关于选举的那一套纳税主张。制宪议会在确保资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同时,对于民众力量曾经相当地任其自由发展,因此逐步实现完全的民主制并不是一种幻想。宪法的资产阶级性质虽然十分明确,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有关民众生活的萌芽,这一复杂性是其威力大大增强的原因所在。
此外,议会在财政方面展开的大规模行动,也取得了圆满成功。国有财产的出售不仅进展迅速,而且卖出了好价钱。各地的拍卖都明显超出了原先的估价。勒布勒通在其关于萨尔瓦多斯郡组建情况的一篇深刻的出色研究文章〔注:即P.勒布勒通所著:《卡尔瓦多斯郡的组建及其管理》,巴黎1894年版。——编者注。〕中,对该郡在1791年8月1日之前所进行的出售,开列了一张明细表。从此表可以看出,该郡国有财产的出售情况是:卡宴:估价为六百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利弗尔,拍卖结果为八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九利弗尔,超出四分之一;巴佑:估价为二百七十万零九百九十九利弗尔,拍卖结果为四百九十四万五千零十一利弗尔;梨谢欧:估价为一百八十六万九千一百六十八利弗尔,拍卖结果为三百万零一千八百二十八利弗尔;法莱斯:估价为一百零三万二千七百三十一利弗尔,拍卖结果为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二十三利弗尔;维尔:估价为八十六万五千九百二十八利弗尔,拍卖结果为一百三十八万九千七百二十五利弗尔;主教桥:估价为一百七十万三千三百二十八利弗尔,拍卖结果为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九百九十一利弗尔。总计:1791年8月1日以前的出售,估价为一千五百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利弗尔,拍卖结果为二千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八利弗尔,超出四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点。因此对革命方面来说,所取得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且这股势头仍在继续中,勒布勒通对半年后即1792作第一季度的出售情况所作统计为:
卡宴县
估价 拍卖结果
1791年12月 657,950利弗尔 982,782利弗尔
1792年1月 730,115利弗尔 1,013,182利弗尔
1792年2月 337,451利弗尔 515,078利弗尔
1792年3月 435,038利弗尔 644,538利弗尔 |
可见,不仅革命方面财源广进,从而在新税制正常运行,使其预算得到保障之前,不会遇到麻烦,而且出售结果表明国民对革命怀有坚定的信心。面对这一成就,制宪议会对自己的工作不禁深感自豪;尽管许多事情进展缓慢,且革命内部的分歧日趋严重,它对于后人会怎样评价自己仍信心满怀。特别使它引以为荣的是,这场规模宏大的革命,它几乎完全是在平静的局面下进行的,即便国王出逃这一非常事件也未能使此局面受到干扰。这种平静是如此地牢固,使得国内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举国上下一片欢欣,此心情在图莱代表宪法委员会宣读宪法,最后在与会者的热烈欢呼中谈到下列感人言辞时,简直达到近于神圣的地步:“至于本宪法的维护,国民制宪议会寄希望于立法议员、国王和法官们的忠诚,寄希望于各家户主、妻子和母亲的高度警惕,及年轻公民的诚挚爱护和全体国人的勇敢精神。”
制宪议会可以闭幕了,神圣的自由如今已名符其实地深入国民的心中。
可是在我们行将告别这出色的议会之际,我心中却产生了一种不安和近于歉疚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否将议会所具有的那股思想的力量,即十八世纪伟大思想的影响,充分反映了出来。为使本书篇幅不致过长,我在开篇第一章没有首先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和布丰的著作一一加以介绍,而是着重分析了今天还不太为人所知的革命爆发的原因,即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我没有以足够的篇幅回顾十八世纪思想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未能使人们强烈感到,此思想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个革命者的身上。为了很好地了解这些革命者,本来应当在跟随他们进入那一次次疾风暴雨般的事件之前,先同他们一起久久地体味一下那平静而又热烈的研究气氛,体味一下卢梭给他们指出的宁静火热天际和布丰为他们打开的广阔视野。十八世纪的这些伟大著作家和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人亲身参加这场革命。革命爆发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早已作古。同伏尔泰和杜尔果有过书信往来的孔多塞这个涉足广泛的自由思想家,当时尚未得到其《进步论》〔注:即《人类思想进步史发凡》,巴黎共和三年版。——编者注。〕和他的死给他带来的崇高荣光。在这思想的英勇一代中,只有老态龙钟神虚体弱的神甫雷纳尔依然健在。任何变革都难以避免的混乱,打乱了他的宁静。他气哼哼地给制宪议会写了一封加指责的信。这封信在议会宣读时,人们虽然怀着一片敬重静静地听着,但心中无不忿忿然〔注:上述思想家的生卒年代是:雷纳尔,1717-1793;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秦,1694-1778;布丰,1707-1788;卢梭,1712-1778;狄罗,1713-1784。——编者注。〕。
不过,十八世纪的这些伟大思想家,虽然在他们的思想眼看就要对局势产生决定性作用时已一一离开人世,但此思想早已渗入每个制宪议会议员的心中,米拉波那非凡的大脑,便装满了他们的著作。罗伯斯比尔则每当斗争遇到挫折而心烦意乱时,总要以翻阅卢梭的著作来激励自己。巴尔纳夫虽然很快就因虚荣而卷进了一股阴谋的旋涡;但仍常常留恋他在少年时代带着一副沉思曾经久久阅读的那些东西,缅怀他在秋风卷着枯叶的萧瑟秋色中,在父亲的花园里捧读过《维特》〔注:即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者注。〕的那条小径。
大多数制宪议会议员在来到凡尔赛时,其“实际”生活经验实在少得可怜;许多人对巴黎一无所知,因此最初出现的俱乐部,如凡尔赛的布列塔尼人俱乐部,他们是为了互相帮助,为了在大的风浪中能彼此有个照应而建立的。不过,他们在外省十分孤寂的生活中,几乎全都在思想、激情和遐想方面已经逐渐有所积累。在制宪议会最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萨尔便曾以其抑扬顿挫的声调谈了谈他久久存于心中的焦虑:每当他在乡间的小路上徜徉时,他总要问自己,这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会不会最终摆脱其几百年来的麻木状态,明白自由的意义。他的脑际因而终日萦绕着他对农村民主力量的强烈感觉,其中既有带晋鲁塔克色彩的东西,又有卢梭的思想。在这些制宪议会议员的内心深处,正是这股思想和遐想的力量在始终鼓舞着他们。因此,他们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雄伟的力量和洞察一切的威严。
他们对政治本来一窍不通;可是一旦会聚在一起,却能挫败宫廷所施展的一个又一个阴谋。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心中已经形成一种经过长期苦苦思索、现已成为其指路明灯的庄严而又深奥的思想。国民应享有最高权力,法律应得到公共意志的认可,人权应高于各等级自称的权利;这些想法早已深深印入他们的脑海,使之像是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成竹在胸,并使这些政治斗争的门外汉,从其内心信念中突然萌发出无比巧妙的斗争策略,产生英勇无畏的气概。他们在网球厅宣誓及其他重大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泰然自若的勇敢精神,我们在今天便难以充分地想象出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到,革命时期的这些人真是非常地了不起;由于一种奇异的幻觉,他们在我们心中似乎从斗争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种无懈可击的神奇力量。可是1789年6月20口,这些来自各市镇的人还只不过是遭到人们鄙弃和嘲笑的第三等级可怜代表。面对咄咄逼人的宫廷和冷嘲热讽的特权者,他们那种临危不惧的勇气并不是来自他们身上还刚刚形成且尚不明朗的斗争性,而是来自早已渗入他们每个人心中的十八世纪的高超思想。
制宪议会议员的思想比其业绩所表现出来的要更为丰富,更为广阔。因为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所传授给他们的众多主张,只有很小一部分得以实现。这些思想家在他们身上播下的种子,只有少量首先发芽,其余一些则埋得很深,要等到适当时候,待季节更加和暖时方会冲破壳壁,破土而出。他们的心灵深处该是经历了多少难以觉察的痛苦斗争,在讨论人权宣言时,便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按照人权的逻辑行事,直到建立共和民主,还是同王权这一历史产物进行妥协?制宪议会一度选择的是介于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折衷方案,可是谁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出,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
后来,在瓦伦事件发生后,这些原来以为已从半君主半民众的折衷宪法中找到了妥善解决办法的人们,在一刹那中忽然看到建立一种彻底的共和民主新秩序,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孟德斯鸠的主张和让-雅克的主张无疑在他们心中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妥协的折衷方案再次占了上风。可是,观念不安于现状的必然要求,在不声不响地推动着他们。因此,就在制宪议会按照温和的原则和复杂的平衡建立新世界的时候,他们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一种更为完整、更为热烈的秩序正在形成;在此秩序中,民众的意志将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民主制将在革命与欧洲所进行的严酷斗争中喷薄而出,但它此时在制宪议会议员的思想深处已经存在。不要忘记,要走上国民公会的道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无须对自己的思想做怎样的改变,而只须让其原来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按照必然的逻辑行事便可;这种思想当初曾由于历史传统的重压而受到了部分的抑制。
如果对制宪议会议员的心境作仔细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除因确实创建了一个新世界而庄重地感到分外的欢欣外,还存在着一种因为舍弃了观念中许多大胆的东西而产生的说不出所以然的哀伤,因此已可预感到,在这些温和而又严肃的议员心中,已经隐隐出现进行更为大胆尝试的萌芽。革命的初步业绩虽然宏伟,但这种宏伟是适度的,平静的,我们从中已可看到——用勒皮纳丝〔注:即朱莉·德·勒皮纳丝(1732-1776),革命爆发前巴黎一思想活跃的女性。与达朗贝、杜尔果等人过从甚密。——译者注。〕小姐说过的一句非常贴切的话说——一场新的革命的“炽热而痛苦的灵魂”。
在历史领域,所谓“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因而显露出来。以阶级关系解释重大事件的经济唯物论,确是分析纷繁杂乱事物的极好指南,但这未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
首先,无须费言,它未能告诉我们,个人的表现何以会千差万别。比如,为何罗伯斯比尔是民主制的执着追求者,而巴尔纳夫则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为何罗伯斯比尔对让-雅克的感情近于膜拜,而巴尔纳夫在文章中谈到他时,说他使许多人变成了疯子,否则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白痴?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杰出人物的行动和思想不是仅仅靠阶级利益的作用或反映,所能完全解释的;在情绪激昂的广大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能够完全以经济关系的影响来解释。
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失去其原来的样子,单纯地成为一个阶级的人。因此,在许多人的思想上,在许多充满活力的中心,人性、悠久传统和模糊要求中一种带根本性的几乎难以言喻的东西,会搀和到为当前利益而进行的一定规模的斗争中去,更有甚者,即便是各个阶级,也并不具有清一色的阶级意识。正如同样的化学元素在不同的温度下可以组成不同的化合物,思想的“温度”和人性的“温度”也可使同样的经济因素产生不同的历史现象。比如,为何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在提防穷苦公民的同时能让四百万选民参加选举,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资产阶级则只让二十万选民参加了选举?不错,在1790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没有1830年尖锐,因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在开始阶段并不是那样狭隘,那样充满猜疑;可是谁能否认十八世纪哲学在当时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它通过分析而瓦解了一切人为的体制,剩下的只是“天赋”,即人类社会中的人。十八世纪的理性浸透了人权,谁也无法在革命的业绩中将此巨大影响同发自阶级性的最初考虑截然分开。
沃邦、拉辛和费内隆把基督教说不出所以然而后来转向拯救社会的柔情传给了十八世纪。这个世纪就是通过他们,并通过伏尔泰的愤怒情绪和卢梭的热烈情感,而给自己造就了一颗极富人性的心灵;因此没有一件革命事件未显示出这颗心灵在跳动。卢梭给予人们的热情教育及不久之后的革命形势,把思想的温度提得很高很高,因而使民主与人性的结合得以实现。而如果仅靠经济关系,则这种结合恐怕要在一百年之后方可促成。革命的幸存者在过了许多年后仍会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的心中现在只剩下片灰烬了,但从那里仍可喷发出大量炽热的岩浆。大革命的这股内在烈火,曾不止一次地打乱各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如同地下岩浆一旦喷发,便会给地上重重叠叠的地形造成一片混乱。
附言
〔注:此“附言”在本书初版时原放在第一卷——《制宪议会》——卷术。阿尔贝·马迪厄主持的1922年版曾将它移至卷首,篇名也改为“前音(Introduction critique)”,现仍将其所应放位置和标题按原样恢复,至于此文原来所附“勘误”,因再版时已经考虑,自然也就取消了。——编者注。〕
我不能时时标出各种材料的来源;否则本书的篇幅就太长了。不但如此,我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此附上一份关于法国革命的一般参考书目。我曾努力把主要的东西都看上一遍,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将不难发现,我所参阅的全都是有关原件或原始资料。其中《议会档案》〔注:即《1787至1860年议会档案》,第一批为1789至1799年,在立法议员的推动下,此文集于1862年开始编辑,1867年出版第一卷,此后陆续面世。由于书中五段地把正式会议记录同各报报导混编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大杂烩,必须细加核实方可引用;因而在1902和1904年受到严厉批评。从1907年出版的第72卷起,此情况方得到改进。涉及1789年陈情书的1-6卷,由于出版时未作筛选,质量十分低劣。饶勒斯在研究陈情书时显然参考了这一部分。7-70卷关于各次会议的材料也难以使用。但其众多“附件”大都来自国家档案馆所藏第三部分,因而很是珍贵。——编者注。〕是我经常使用的,我觉得奥拉尔先生对它的评价似乎过于严厉。此文集确有许多印刷错误,材料来源有时也往得不够准确。但若与一些根据法律汇编、《公报》及瓦兹郡的鲍蒂埃藏书〔注:鲍蒂埃藏书现存众议院图书馆,1832年由该馆收藏。其中包括二万多份革命时期的印刷品,共编为四百六十五卷集。此外还有一批报刊和大约三千份珍稀文告。饶勒斯大量使用了这批收藏。——编者注。〕翻印的文章相比,却是一部十分完备的工具书。
不言而喻,奥拉尔先生搜集出版的大部头资料集〔注:这里主要指:《救国委员会文件汇编》,1889年出版第一卷;《雅各宾俱乐部》即《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史料汇编》,六卷,1889-1897年出版于巴黎;《热月政变和督政府时期的巴黎》,五卷,1898-1902年出版于巴黎。——编者注。〕,我也经常参考。此外,我还仔细阅读了革命时期的各个大报。我没有像许多历史学家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只是满足于一般的浏览和翻阅,而是坚持不懈,一字不漏地阅读。这主要是指马拉、艾贝尔、布里索、孔多塞、普鲁多姆和卡拉所办报刊〔注:以上各人所办报刊为:马拉:《人民之友报》,又名巴黎政论,后相继改名为《法兰西共和报》和《法兰西共和改论》;艾贝尔:《杜申老爹报》;布里素:《法兰西爱国者报》;孔多塞:《巴黎新闻》;卡拉:《法国爱国文献年鉴》。——编者注。〕。我觉得,只要认真阅读,便可从中获得不少新的发现。
有人指责我不该给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主义史》,他们说历史就是历史。这意思如果是说,历史的首要使命是准确地反映人和事,也就是说应当“客观”,当然完全正确。可是历史学家观察各个事件是以其总的社会观和生活观为出发点的。因此一些社会党人在研究1789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时,为何不能以其著作的标题点明,在他们看来,整个这一历史发展已由他们认为的必然结果所阐明呢?
我想,人们总不致于指责我是中了社会主义的魔,片面夸大无产阶级在这次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相反,我曾指出它在开始阶段是多么地卑微和弱小。不过我同时也指出,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大胆地把革命的理想运用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是如何迅速地便成长了起来。
奥塞尔先生在《历史评论》上就热尔曼·马坦的一部新作所发表的短评,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注:翻遍1900年前后的《历史评论》,没有发现任何署名奥塞尔的关于热尔曼·马坦某本书的评论文章。绕勒斯显然是记错了。——编者注。〕。他说,我在这部因采取分册出版的方式而已广为人知的《社会主义史》第一卷中,说工人在重大的革命日子里未起任何作用。翻开这本书,人们可以看到,我在第46〔注:即本书汉译本第一卷(上)第15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版。——译者注。〕页上说的不是工人而是乞丐,游民等被秦纳说成是完全控制了巴黎的“破衣烂衫无产者”(也即德国人所说的“流氓无产者”。相反,我曾努力揭示无产阶级如何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兴奋不已,如何在斗争的烈火中成长壮大。如果我的想法不致完全落空的话,这正是专写这次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前三卷所要明确显示的。
恩格斯曾经写道,1793年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从何种意义上及何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在一场由财产观所决定、基本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一种类似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何以能出现?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互相间究竟产生了哪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影响,才使得这种专政得以形成?我试图逐日录下的正是这些,如同物理学家在金属熔化时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将其颜色的深浅变化逐一记录下来一样。因此,我对革命运动的研究越深入,便越加确信民主本身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性,它有助于促进工人队伍的成长。
1848年12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时写道:“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年版,第124页。——译者注。〕。”
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也正是我在本卷卷首总的导言中所明确指出的。不过这种方式并非无足轻重,随着无产阶级更加积极地介入资产阶级的革命进程,他们已开始意识到其自身利益:为工资而掀起的浩大工潮伴随着民众的政治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生存权的提出已具有一种全新的深刻含义,甚至连“人权宣言”也随着无产者所开展的政治斗争而逐渐渗入一种大胆的思想,此思想为巴贝夫共产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因此在这场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把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截然分开。
利希腾贝格先生研究革命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注:即《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巴黎1895年版)和《社会主义与法国革命》(巴黎1899年版)。——编者注。〕虽然十分有益,很有意义,但其危险性在于,许多理论、提法和话语,一旦离开对其产生起着促进或决定作用的复杂政治事件,就会失去其真正意义。
另一方面,奥拉尔先生的《法国革命政治史》这部著作,不但内容充实,而且立论稳妥而又明晰,我不会可笑到这种程度,竟会对其总的写法提出无端指责。只写事情的某一重要方面,是历史学家的权利。不过应当始终想到,这只是一种经过抽象的东西。即便在革命时期,如果不密切注视同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社会方面的斗争,如何能够充分理解资产阶级的寡头统治向民主制的过渡?
我们试图把握的,就是这一复杂的整个现实。不过奥拉尔先生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难题,关系到我们这部书的成败,我想趁此机会回答一下。他在《法国革命政治史》的前言中写道:“至于史料问题,我希望人们至少会对我所谈主题的取材纯正感到放心。我的意思是说,人们不必担心我所涉及的题材无法在人的一生中把基本史料全部弄清。其他题材则不是这样。比如革命的经济史和社会史,有关史料就多如牛毛又极其分散,在目前情况下不是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所能尽览,即使将主要部分读上一遍也不可能。一个人若想写一整部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势必只能对个别问题谈得深一点;至于总的情况,便只能仰靠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浮光掠影地谈一谈。”
确实,对于革命经济史的这一严重缺陷,我比任何人都感觉强烈,深深感到靠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恳切希望奥拉尔先生能与我们合作,要求由国家出面,在各个大部及法国革命史学会和巴黎市的配合下,使与革命有关的经济史料最终得以出版。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史料,如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会议记录、巴黎公社、雅各宾俱乐部和救国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国民公会各委员会的信函和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些史料的出版当然是件好事,而且非常必要,凡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从中得到许多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但革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并未完全揭示清楚,各郡和巴黎档案馆所藏珍贵资料不是大多数研究人员所能问津的。
当务之急是出版和搜集所有能够找到的1789年陈情书。这些陈情书不但反映了农民的真实思想,而且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城市资产阶级起草的陈情书,以压缩和简化为名,删去了他们提出的强烈要求。农民当时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不如说是其经济的组织形式。他们就常常这样说过:“拟定宪法大纲的事还是让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去做吧,我们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艰难困苦。”
包括葡萄酒产区、小麦产区、沿海地区和辽阔中央平原在内的全国各地所反映的问题是那样明晰,那样一目了然,而且往往是满纸辛酸,揪人心肺,如夏马斯先生整理出版的奥屯陈情书和本书根据厄尔-卢瓦尔郡的一部年鉴所引用的该郡陈情书即为一例。我们如果能够弄到这些陈情书,便可对法国农村的各个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此外,有关国有财产即第一来源财产(教会财产)和第二来源财产(马尔特会和逃亡贵族财产)的出售史料也应出版。无论曼寨斯和卢契斯基起开创作用的研究文章怎样重要,怎样引人注目,无论勒卡庞蒂埃新近发表的关于下塞纳郡国有财产出售的简短文章〔注:以上三人的著作为:曼寨斯:《关于法国革命期间塞纳-瓦兹郡国有财产出售的研究》(耶拿1892年版);卢契斯基:《革命前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国有财产的出售》(载《历史评论》1895年第59卷);勒卡庞蒂埃:《下塞纳郡教会所占土地和教会财产的出售》(卢昂1901年版)。——编者注。〕如何存益,我们仍须知道有关出售的全部详情。
卢维埃已经搜集了一批关于加尔郡的材料〔注:指卢维埃所著《加尔郡国有财产的比售》(尼姆1900年版)。关于这本书,可参见本卷(下)第154页注①。——编者注。〕,如果能对各郡的出售都能系统地开展类似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核对,我们便可对这次自蛮族入侵〔注:蛮族入侵,指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北欧人和亚洲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译者注。〕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有一个准确的了解。看来在许多地方,当地历史学家和学者所以未进行此项工作,是害怕得罪那些国有财产买主的后代,因为其中一些人今天已对这场革命持反对态度。比如颇有建树、成就突出的《革命时期的盖拉克乡》(图卢兹1890年版)一书的作者埃利·罗西料尔,便对出售情况显然作了认真调查,但调查结果他却有很大一部分未予发表。他写道:“早在1790年5月24日,盖拉克乡政府便已开始寻求债券持有人,以筹集必要资金,购买它所能买的财产。8月13日,乡政府决定认购其所在镇的全部财产;8月22日,‘鉴于购买有很大实惠’,认购扩及布伦斯镇、蒙堂斯镇、埃纳镇和格拉第堂区的财产。两次认购于9月6日和7日得到认准。但财产估价工作进展缓慢,出售于1791年5月11日和17日分别获得出售委员会和国民议会批准;可是正式文件到11月2日才在巴黎签发,郡里于12月6日收到,县里16日收到。全部金额为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利弗尔。这些财产〔由乡政府进行〕的二次出售于1791年1月开始,此后在这一年和1792年一直未断。所售金额达四十一万零五百零五利弗尔。如龙格维尔分成制租佃庄园原估价为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利弗尔,在二次出售中卖了五万六千利弗尔;骑士封地的屋宇原估价为七千五百八十五利弗尔,结果卖了一万六千三百利弗尔;克鲁素河上的磨坊原估价为二万零九百利弗尔,结果卖了四万一千三百利弗尔;圣米歇尔修道院原估价为二万八千六百利弗尔,结果卖了四万一千三百利弗尔。
“利勒乡政府也认购了一大批财产,此认购于1791年2月15日获准,总金额为二十万零四千四百四十五利弗尔。同年12月31日,这些财产再度售出,共得二十八万六千八百九十四利弗尔。佩罗尔、特库、拉帕利萨里和贝纳克乡政府也认购了一批国有财产。
“1791年8月和9月颁布的法律规定,各市镇可以其二次出售所得的十六分之一偿还债务;1792年11月,盖拉克乡政府作出执行上述法令的安排,并于1793年2月25日下令结清这十六分之一的出售金额。
“1791年8月1日,全县国有财产售得一百八十万利弗尔,11月1日售得一百九十七万五千四百三十二利弗尔;此外还有二十二万四千利弗尔的财产待售,其中不包括除树林和林园外,价值十五万利弗尔的未按期售出财产。允许赎买的无形财产估价为一百万,因此全县当时已经售出或已折价的国有财产总额为三百三十五万零四百三十二利弗尔;除此之外,还有盖拉克的修道院、骑士封地和嘉布遣会财产以及利勒的奥古斯丁会财产和拉巴堂斯的隐修院待售。
“因此,全县国有财产在一年中的出售额为二百多万。当局为买主的支付提供了很大方便:可分十二年交清。买主来自各个方面,具体人名就不必说了。许多人显然认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或是觉得可趁此机会购置大笔不动产。其中既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有旧制度死心塌地的维护者。大批买主后来逃之夭夭便是证明。有人问内政部长,这些人所购财产是以应交款项为基数而再度拍卖,还是按逃亡贵族的财产予以查封?他在1793年3月答道,买主逃亡与否不能改变这些财产为指券提供担保的目的,因此应当重新拍卖。”
可见,事情不是三言两语便可说清楚的。可以看出,罗西料尔要不是因为保守思想作怪或是出于某种担心而坚信“具体人名就不必说了”,他本来会向我们准确地描述经过严格核对的出售详情。他的担心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出身购买国有财产的家庭,本来没有什么耻辱可言;但他若对这场革命采取了否定态度,便可能会有此耻辱之感。不过,历史是不管这些的;为了弄清真实情况,必须把各地的出售簿册公之于众,并标明买主的姓名和身份。只有这样,方可查清国有财产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情况。
同时若能发现来自农民、资产者、金融家等各社会阶层的买主所占比例,从出售的第一阶段(教会财产的出售)到第二阶段(逃亡贵族财产的出售)经历了哪些变化,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将是对新世界社会生活的一种极好调查。可是只要全部出售详情一天不公布,人们便只能做一些推测,或得出局部的、不牢靠的结论。因此必须从这方面展开大规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世。
此外,地方上的研究人员若能在法国革命史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尽可能查清资产者或农民在农村或城市所购不动产,到了他们手中后经历了哪些变化,用于哪些方面,也很有意义。巴黎的一些修道院在出售后随即用到了哪些商业活动中,我根据当时的报刊偶尔也可说出。要是能够准确查明许多城市的修道院、饭堂和小教堂后来改成了商店和作坊,且能弄清哪些作坊是这样建起来的,我们将可对革命造成的大发展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最后,除各堂区的农民陈情书及国有财产的出售簿册外,还亟须出版有关粮食的史料;如粮食委员会同各方面的往返函件以及同“最高限价”的制定与执行有关的各种决定、公告、信件和请愿书。这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谁要是能在这方面长期进行适当发掘,定可整理出以下重要资料:各个行业的状况、各类物价(包括制成品和原材料)、工资、各生产部门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的比例、各作坊是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壮工的要求及革命的经济观和社会观。毕奥莱先生的研究〔注:指毕奥菜所著《关于十八世纪的经济研究——1790年的物价》(巴黎1886年版)。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主要根据当时为执行革命的最高限价法而由行政当局所展开的调查进行。——编者注。〕虽然十分认真,但仍忽略了不少东西。这些丰富的史料若不以科学的方法加以集中和整理并将其出版,便无法使用。我曾对塔恩档案馆所藏这方面资料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拍摄了几张图片,准备放入关于国民公会的一卷中,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最高限价法在小型村镇的执行情况。
我曾努力从巴黎各档案馆发掘出尽可能多的东西;可是实在说来,一个研究人员要想从那些丰富的藏品中找到其所需的全部材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如同奥拉尔先生所说,在史料极其分散的目前情况下,一个人即使花费毕生的精力也不可能将其全部翻阅一遍;而且因为要弄清多种多样的产品和工资的差异,必须能够对地区之间或城市之间的价目表进行比较。可是就物质条件而言,这些价目表根本不可能抄录,以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
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方可进行大规模出版,使各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史料能够经研究人员孜孜不倦有条不紊的分析而汇集在一起。劳工事务所一向负责工资和物价的统计及行业和职业的调查,应拨给他们足够的经费,使之在革命史学会的配合下担负起这一必不可少的浩大工程,从而使我们终于可以洞悉这场波澜壮阔社会运动的主要方面。既然泰纳先生想到翻阅档案只是为了数一数革命期间的民众骚乱砸碎了多少块地砖,一切须沿着这一方向做去。
不过对那些同我们一样,希望揭示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全部革命生活,而不只是经济生活的人来说,必要的工具书和主要参考资料尽管还十分缺乏,但也不能因为听了奥拉尔先生的上述话语而得出这样的印象:历史学家什么也无从参考。
首先,他们虽然无法翻阅全部档案,但至少可以从中进行较深的探索,得出个别重要的明确看法。特别是,他们如果能够带着对经济问题的关心去阅读,许多众所周知,早已出版的史料,如各届议会的发言、各委员会和部长所提交的报告及议员们印成文字的言论和各类报刊,便会具有一种崭新的含义,显露出一些他们迄今尚未想到的事实。可是现在,令人吃惊甚至愤慨的是,在大革命最为知名的史学家著作中,离奇的无知和天真竟然俯拾皆是。若能从这一方面对革命的史学家进行一番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只是本文在此无法谈及。这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所缺少的恰恰不是史料,而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关注和敏锐洞察力。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在观察问题和对待史料方面所以做得好一点,是因为马克思的一些杰出观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法俄史学界〔注:在饶勒斯撰写本书时,法国史学家以萨涅克为代表,其主要著作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民事立法——财产和家庭》,巴黎1898年版。俄国史学家有卡列也夫、珂瓦列夫斯基、特别是卢契斯基。关于后者,可参看本卷(下)第473页注①。——编者注。〕所开展的工作,现在使我们身上的这种洞察力得到了激发。总的成果同我们的努力是否一致,随着本丛书的陆续出版,将由读者作出评价。
最后,我想就以下三点作一点简短说明:
(l)本书中的引文有的似乎过长,或者说没有只引最能说明问题的关键语句。我常常发现,引文的选用如果太为紧凑,原意可能会受到曲解;因此,我宁愿多引一点,让读者直接面对实实在在的原文。
(2)一般说来,我对各种问题的萌芽、发展程度及细微之处,总要尽量阐述清楚。但对某些问题却要等到事情因思想的发展而形成法律或决定时才去谈及,如制宪议会关于继承法的讨论便是这样。因此,本书从这第一卷起不是对所有问题的起始与发端都立刻有所交待,读者对此不应感到奇怪。
(3)本书所收插图皆取自当时的版画或漫画。希望读者能看到其严肃的史料价值。当然,插图所表达的意思,我不一定全都赞同。因为其中有的拥护革命,有的反对革命;有的笔触细腻,引人入胜,有的则相当粗俗,令我无从欣赏。这些东西虽然鱼龙混杂,但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场规模广阔的运动。
当我在卡尔纳瓦莱博物馆因若尔热·凯恩先生及其助手的协助而找到这些有关革命的保存完好、生动感人的图片时,我曾兴奋不已。今天能将它重新抛入生活的劲风中去,在我是一大快乐。
让·饶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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