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家兼历史学家

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 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1]托

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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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洛茨基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中，前一部当然最少虚荣。在某种意义上，他写这本书有点儿超前，尽管假如他不是在1929年或1929年之后很快就写出它的话，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写了。该书主要讲述了他的前半生，讲述了革命的胜利，而对他的后半生，即当时仍处于发展中的另一半，却只勾勒了一个草图。此书是托洛茨基在流亡后的几个月中写完的，即在与斯大林开始公开论战的5年以后。冲突刚刚过去，还十分新鲜，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以及因其前途未卜，增加了它的难度。在其后的11年中，他被迫忍受的一切不仅本身很有意义，而且在他的前半生中也有所反映：黯淡的结局使他的整个一生都放射出悲剧的光芒。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的结尾中用普鲁东（Proudhon)的话向所有评论其悲剧的人提出了挑战：“我欣赏这种场面，我理解其中的每个画面……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提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2]几年以后他还会说同样的话吗？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悲剧必须含有主人公的赎罪苦行的话，那么托洛茨基没有悲剧，因为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未进行过赎罪苦行。和雪莱一样，他无法设想他的普罗米修斯以在朱比特面前受辱作结。托洛茨基“对由软弱而导致的灾难极端厌恶”。他的悲剧是一个与其同时代人处于冲突中的

先驱者的现代悲剧，他认为巴贝夫就是这种悲剧的典范。区别仅仅在于托洛茨基的悲剧要宏大得多，介人其中的灾难性力量也要强大得多。但在他的自传中甚至就连这样的悲剧也没有预见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自传中看待其命运的观点给人以肤浅的印象，而这对一个即将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的悲剧主人公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我的生平》中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是叙述托洛茨基如何与斯大林斗争的最后几章。在这几章中，他提供了许多细节、真知灼见和评价，但却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且，对斯大林扶摇直上的原因也只解释了一半。他把斯大林描写成了一个极其狡猾的恶棍，认为这个人微不足道，而且仍然持他几年前所持的看法：斯大林根本不配当自己的对手，更不用说会统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整整30年了。“对党的最高领导层人士（较大范围内几乎没人知道他）来说，斯大林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托洛茨基在此提出了他的这样一个推断，即尽管斯大林攫取了主角，但他很快就会智穷力竭的。[1]在这方面，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在《遗嘱》中的评价，他说斯大林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之一，另一个是托洛茨基。列宁警告全党说，这两个人的相互敌视会成为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托洛茨基无法说明斯大林上升的多方面的政治原因，只说他是党的机关和官僚集团贪婪地攫取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什么会在一开始帮助斯大林篡权、尔后又对此加以纵容以及为什么这导致了形式如此惊人的党内斗争。作为一位自传作者，同时也作为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确忽略了布尔什维主义压制其他各个党派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自我压制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斯大林就是这种压制的最高体现。

他不理解为什么党不得不用自己亲手锻造的武器来对付它自己，而且即便是对敌人也未曾如此凶狠。他觉得这是“一个阴谋”的结果。[1]

尽管如此，《我的生平》仍不失为自传体裁中的一部杰作。弗郎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公正地将此书的头8章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童年的描写相比。[2]托洛茨基与上述两位作家一样，都具有一种清新的“儿童”的目光，都具有取之不竭的视觉记忆力，都具有再现气氛和情绪的力量，并且也都具有同样的看似轻松裕如地表现形象和场面的能力。他善于借描写人的表情、手势或眼神，通过寥寥数笔来传达一个人的本质和性格。他就是这样描绘出了整整一系列由亲戚、家里的仆人、邻居和中学老师组成的人物画廊。让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尽管在他那上下文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叙述中作任何摘取都会有损于其原有的生命力。例如，他对敖德萨中学的校长是这样描写的：“他从不正眼看和他谈话的人，穿着一双胶底鞋，悄然无声地在走廊里或教室里走动，他用低沉沙哑的假嗓子说话，能不提高嗓音就使人心惊胆战。从外表看……他是个宁静平和的人，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没有摆脱过根深蒂固的忿恨恼火的状态。”托洛茨基有一位老师，他“身材瘦削，黑黄的脸上长着刺人的胡须，他的白眼球总是浑浊的，动作没精打采，好像没睡醒似的，他时不时地大声咳嗽，并把痰吐在教室里……他是一位不错的数学老师，但他的目光却总是超越于学生、工作甚至数学之上。过了几年之后，他用剃须刀割断了自己的气管”。另一位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小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那张胖胖的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只有在他笑的时候

才突然暴露出这个人的威严纯粹是假象，这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有什么东西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他总是担心别人知道他的私事，这一点是那么明显，甚至我们这些小孩也能看出来……”。还有一个“……是身躯庞大的德国人，长着一颗大脑袋，长长的胡子垂到腰际。他那双孩子般的小脚负载着他那沉重的躯体，这机体似乎装满了善良。斯特鲁韦是一个最正派的人，他为学生的成绩不好而痛苦，他总是激动不安，苦口婆心地劝说……”。[1]我们看到，那些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衰败——发展”的地主邻居们身上，都打上了“注定灭亡的印记”。其中有一家前地主“一度曾是这个地区所有土地的主人；而现在他们的后代却靠替农民写诉讼状和书信为生。每当他来我家时，总是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讲述她的青春，讲她那众多的女奴、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们家的作坊里当学徒”。再如对另一位犹太地主的描写：“他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他的左手弹得不好，而右手，用他的话来说，可以举办演奏会，……老头突然停止演奏，走到镜子跟前。如果旁边没人的话，他就用香烟把胡子整个烧一遍。用这种方式把胡子理整齐”。在这一组由破产地主、正在上升的农场主、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形形色色的亲戚们组成的人物画廊后面的，总是乌克兰草原上的气息：“法尔茨一法因这个名字（一个被称为“绵羊大王”的地主）就像数万只羊蹄的囊豪声，像无数只绵羊的哗哗叫声，就像背上背着长长牧棒的草原牧人的喊叫声和口哨声……像无数牧羊犬的汪汪吠叫声，无论在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草原呼唤的也是这个名字。” [2]

托洛茨基又把我们从其童年的生活环境带到尼古拉耶夫市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带到敖德萨和莫斯科的监狱、西伯利亚流放者居留地，尔后又向我们展现了《火星报》编辑画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诞生。我们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看到的对这次分裂的描述，比所有涉及这一时期的回忆录、见证人的笔记及其他任何文献都更鲜明。托洛茨基在1903年还是一个孟什维克，但撰写此书时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一事实本身对他再现会议气氛、描写其中人物具有重要意义。他回顾了自己是如何转而站在列宁一边的过程，也给自己、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以应有的评价，说明当时为什么他们全都反对列宁。与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回忆录作者不同，他是从内部来表现彼此敌对的每个团体的，尽管如今他在政治上批评孟什维克分子，但对他们仍怀着理解和好感。甚至在将我们引导到政治论战的实质性问题上来之前，他就使我们感受到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冲突：

那时，马尔托夫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他们一起工作已经多年。他们当时相互之间还是以“你”相称，但两人的关系已冷淡下来。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当前的热门话题、今天的文字工作。……而列宁则把今天压在身下，他的思想已经进入到明天之中。马尔托夫有无数往往是很机智的猜测、假说和建议，这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会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而列宁却总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种精雕细刻的脆弱的思想不止一次使列宁不安地摇头。……至于列宁和马尔托夫，早在分裂和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是“强硬派”，而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目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见面交谈时，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玩笑，最起码我没有听到过。列宁说话时不看马尔托夫，后者的眼睛在那付从来不擦的、下垂的夹鼻镜后面变得呆板无情。当列宁与我谈起马尔托夫时，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语调：“这大概是尤里说的？”为什么尤里这个名字用稍稍有些加重的特殊声调说出，似乎是在警告：“人是挺不错的，甚至非常出色，不过就是太温和了。”[1]

此时此刻，在这两个“亲密的战友”之间所产生的命运的气息和悬在瘦弱而又邋遢的马尔托夫头顶上的失败的预感让人立刻就能感觉出来。托洛茨基没有忘记，在他还是个年轻人时马尔托夫对他帮助很大，所以，在提出对马尔托夫的最终裁决时，他怀着感伤和温情说：“马尔托夫（是）……革命运动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头脑敏捷、才气横溢的作家，是机敏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远远地高出于他所领导的思想派别。但是，他的思想缺少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这二者是执著所不能取代的。他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流露出革命的意向。但是他的思想因没有意志的弹簧支撑，很快就消沉下去。”积极的意志力的缺乏在此被描写成是使得大胆的理性和高尚的性格削弱的根本缺陷。而对普列汉诺夫的描写却截然不同，带有有节制的反感：

……看来，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也感觉到了点儿什

么。至少，他当时曾这样对阿克雪里罗得评价列宁：“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普列汉诺夫本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很难叫人羡慕。我只看到一次处于其巅峰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并听了他的讲话，这是在代表大会的纲领起草委员会上。普列汉诺夫是会议主席，他胸中已有一个清晰严密的党纲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学识、自己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在他那张蓄着花白梆硬的胡子的脸上，一双眼睛里闪耀着愉快嘲讽的光芒，他做着稍稍有些做作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机智喷涌而出，像生机勃勃的焰火一样，照亮了所有与会的小组。”[1]

这张貌似赞美的肖像就这样入木三分、击中要害，它透过他那杰出品质暴露出他的自满和虚荣并把他比做转瞬就会消失在黑暗中的焰火。

对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素描也同样鲜明、令人难忘，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让·绕勒斯、维克多·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Rdolf Hilferding）、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许多人。在那些讲述表面看似乎毫不新奇的小事的简短而又富于幽默感的片断中，托洛茨基对那个时代与人的描述的内容要比许多学术专著丰富得多。例如，他讲到，他在1902年第一次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后，身无分文、饥肠辘辘，但却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维也纳的使命的重要性，于是就到社会民主党本部向著名的维克多·阿德勒求助，以便继续其前往伦敦的旅行。事情发生在礼拜日。机关关门。在楼梯上他碰到一位中年先生，脸上一副“爱答不理”的表情，他对那人说要见阿德勒。“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

子吗？”那人严厉地问道。“今天是礼拜日，”那位高大的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并想从他身边走开。“无论如何我也要见阿德勒。”“‘告诉您，阿德勒博士礼拜天不会客！’那先生吼道，声音就像在暴风雨中指挥一个营一般。‘哪怕您的事再重要上十倍也不行，明白吗？即使您带来了你们的沙皇遇刺身亡或你们那里又发生了革命的消息也不行，听见没有？您无权在礼拜天打扰博士的休息！’”此人是弗里茨·奥斯特利茨（Fritz Austerlitz)，他是《工人报》“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惧的人物”，1914年他成了沙文主义战争的最有力的吹鼓手。[1]

这位刚刚从俄国地下工作状态中逃出来的年轻革命家就这样在那段楼梯上与秩序井然、等级森严、备受官僚体制陈规陋习压抑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发生了冲突。托洛茨基最终还是找到了阿德勒。他在自传中用寥寥数语描述了他同后者的会面：“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出来迎接他。他背有点儿驼，几乎可以说是驼背，两眼肿胀，脸色疲惫。”托洛茨基为在礼拜天来打扰他而表示歉意。“‘说下去，说下去……，’他外表严厉，但声调却不是要把人拒之门外，而是在鼓励。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露出智慧。”当托洛茨基向他讲述了楼梯上的奇遇以后，阿德勒思考起来：“这能是谁呢？高个的？大喊大叫？这大概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是吗？这准是奥斯特利茨。您别介意。如果您从俄国带来了革命的消息，可以深夜来按我的门铃。”寥寥数行，立刻使我们认识到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另一种素质，这位前辈先驱领袖的洞察力和智慧；后来他却逐渐转变成为党内军士长手中光荣的俘虏。全书中有着上百个如此简明扼要但却富于表现力的小故事和对话。

当托洛茨基转而讲述他一生中的至高点——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他的叙述准确而又极端节制，并且常常轻描淡写。这里举一个例子。在1917年7月那些饥谨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反动势力暂时得胜，布尔什维主义走入低潮，被诬蔑为德国间谍的列宁也被迫隐藏起来，对在这些日子里的人民的情绪他是这样描绘的。托洛茨基将我们带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食堂：

我却发现格拉福夫经常眼望着别处，悄悄塞给我一杯最热的茶、最好的夹肉面包。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不想让上司发现。我开始仔细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斯莫尔尼宫的所有下层人员：看门的，送信的和警卫员，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但目前也仅是一半而已。[1]

孩子的议论，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宁那“脏兮兮的衬衫领”的细节，如蚁巢一般挤满了人的斯莫尔尼宫的长长的、昏暗的走廊，在殊死决战进行到白热化关头发生的一件可笑的事和紧张的对话——托洛茨基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细节来传达时代精神的。托洛茨基的艺术才华表现在他通过迂回的手法来接近那些在自传作品中难于从正面描绘的，用响亮、谧美之词也不可名状其宏大的事件。

关于《我的生平》还有一种说法，说其中表现了托洛茨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吹自擂”。然而，仅就其定义而言，任何自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这一批评等于是建议托洛茨基不要写自

传。托洛茨基有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良心谴责，在他为书名而沉思的时候，它折磨过他。托洛茨基抱歉地说：“如果我在其他情况下写这些回忆（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我是根本不会写的），将难以转达我目前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许多东西。”然而他被迫采用相应措施以反对斯大林派伪造历史的狂潮。这股浊流已经淹没了他所经历的全部岁月。“我的朋友们有些入狱，有些被流放。我不得不讲述自己在其他情况下不愿讲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事情不仅关系到重要的历史真相问题，还关系到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问题。”他正处在被告席上，受到各种可能有的和莫须有的罪名的指控，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向法庭提供一份有关自己全部活动的完整报告。可人们却在对他大喊，说他关注的首先是他自己。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丝毫没有公然表露出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植根于他的艺术家天性中的品质是在革命前的岁月里培养起来的，那时托洛茨基在走着自己的路，既非布尔什维克，也非孟什维克；是斯大林发动的攻击迫使托洛茨基在自卫中采取紧张的个人防卫，是斯大林的攻击突出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但有关托洛茨基的自吹自擂的指责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成立，即如果他的自传或有关他的任何传记对其一生的描绘比其实际情况更富于戏剧性。由于托洛茨基在写作《我的生平》时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命运的悲剧性，因此，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他自吹自擂的程度还不够。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说什么托洛茨基夸大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无论是在《我的生平》还是在《俄国革命史》中，主人公都不是他托洛茨基自己，而是列宁，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列宁的身影之后。

还有人批评《我的生平》缺乏自我分析，说作者没有展现自己的潜意识世界。托洛茨基当然没有做“内心独白”，也没有讲述自己的理想或情结，而且在性的问题上，他也遵循了一种几乎是清教徒式的宗教观。这本书毕竟是一本政治自传，它是最广义的政治书籍。尽管如此，作者对心理分析的合理内核是尊重的，这表现在：他描述了童年生活，其中没有忘记为心理分析学家提供诸如童年生活的经验、“遇险”、玩具一类可能需要的材料。（叙述以这样一句话开始：“有时我觉得，我记得我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情景。”）他捎带着解释了自己对弗洛伊德自我分析如此慎重的原因。他在前言中写道：“记忆……的私心最重。它常常把从虚荣心角度看对监督它的意识不利的情节遗忘或推入阴暗角落，这是心理分析批评的工作了。这种批评有时机智敏锐，颇有教益，但更多的是任性和胡闹。”托洛茨基曾经系统深入地研究过心理分析问题，所以深知这种方法的缺陷。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对自己的潜意识世界进行任性和胡闹的猜测。但他却为自己画出了一幅就完整性和人情味儿而言非常出色的自画像。

《我的生平》作为一本政治论著未能达到它的直接目标。它未能使共产主义阵营的读者产生印象。而他这本书首先是写给他们看的。对于普通党员来说，仅仅浏览一下这本书也会构成罪过。所以，他们根本不读这本书。读过自传的少数人或是感觉受了侮辱，或是义愤填膺。这些人中有的是赞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因而此书在他们眼里仅仅证实了斯大林诋毁托洛茨基有个人野心的话是正确的而已。有人看到一个革命领导人居然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心里十分不快。“瞧，托洛茨基干脆是个自我欣赏的自恋狂”——这是此书所遇到的非常典型的评论。因此，共产党员忽略了托洛茨基为他们提供的这份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他的革命思想、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阐释，否则，他们会从中获益匪浅。从另一方面说，此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却广为流传，人们盛赞此书在文学上的优点，但在此情况下，此书的社会意义却完全消失了。“我的痛苦与他们格格不入，我的痛苦不会使他们的心灵震颤……”，

托洛茨基也许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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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规模、叙述力度和革命思想表述的完整性而言，《俄国革命史》堪称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这部叙述这场革命的著作出自其主要人物之一的笔下，就此而言，它在世界文库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俄国发展的特点》一章中，托洛茨基将我们带到了1917年那个大变革的舞台上。他在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当时的各种事件。我们马上可以认出，这一章是其写于1906年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早期论文的更丰富、更成熟的版本。[1]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俄国刚刚进入20世纪，它虽然没有受过中世纪的震撼，没有经历过基督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但却具有了已在其古老生活中扎下了根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因素。被迫在西方经济和军事压力下发展的俄国无法走完西欧进步的“典型周期”的所有阶段。“野蛮人抛弃了弓箭，抓起了火枪，却并未走过过去将这两种武器分隔开来的那条道路”。现代俄国是无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从事自身改革或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落后本身迫使它在政治上急剧地向西欧已达到的水平靠拢，并超越它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摆脱束缚自身的半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组织严密，最终得到了骚动的农民的支持，因而能够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走上前台。工人阶级不会仅仅满足于搞一次导致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他应当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因此，在“组合发展法则”的作用下，极端落后具有与极端进步结合的倾向，这就导致了1917年的爆炸性事件。

“组合发展法则”还可以用以解释俄国社会结构的内部压力。但托洛茨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局势因素，它本身不会是导致革命事变的原因。在与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论战时，托洛茨基指出，无论是在1917年还是在此前的10年中，俄国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动。战争削弱并暴露了这一结构，却并未根本改变它。

好几代人可以生活在业已走向衰落的制度下而不自觉。但是，一旦他们处于某种诸如战争或经济危机这样的灾难的压力之下，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产生绝望、希望和活力的巨大爆炸。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洞悉”数百万人的“神经”和头脑，以便感受和传达摧毁现存制度的强大推动力。

仅为重构一个历史事实就钻进浩如烟海的文件中的学院派学究也许会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洞悉”数百万人的“神经”。托洛茨基也理解这件事的难度。群众意识的展示是零星分散的，它能引导历史学家走向主观武断的理论和错误的直觉。但托洛茨基指出，只要采用一些严格客观的范畴，一个历史学家仍有能力在其对群众意识的观念中有效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历史学家应当坚定不移地以事件的内在含义为准绳。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而且应当检验他所看到的群众意识的运动是否与自身相符，每一个阶段是否一定由前一个阶段发展而来，其后的阶段是否确实是由它导致的。他还应该进一步考察群众意识的运动是否与事件的运动相符：人民的情绪是否在运动中得到了反映，还有，事件本身是否也反映了这些情绪？如果有人争辩说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将是模糊和主观的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即以实践活动为最终标准。他指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所做的。依据分析和观察，他们构想了有关群众情绪的一些假设。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以这些“猜测”为依据；革命的进程证明，尽管也有过一些麻烦和失误，它们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如果说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革命家尚能对百万人的政治热情和思想形成基本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在事件业已完成之后，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任何理由达不到同样的结果。

托洛茨基对群众运动的描写，其风格与爱森斯坦（Эйэенштейн）执导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的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从人群中撷取个别几个人，把他们放在情绪激昂或淡漠消沉的关头予以表现，让他们有机会用话语或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尔后再一次表现热血沸腾的广大人群，他们或为情感的浪潮所激励，或正在投入行动，于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个人的话语或手势是群众情绪或行动的先声。当群众大声说出他们的思考时，托洛茨基具有一种善于倾听他们心声的特殊的才能，并且能让我们也有机会聆听到群众的呼声。在观念和形象方面，托洛茨基常常从一般到具体，然后再从具体到一般，在他笔下两者间的过渡总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在此又一次能使我们想起对托洛茨基与卡莱尔所作的比较。但这种比较与其说突出了相似性，倒不如说是突出了对比。在这二人的历史著作中，相当一部分形象取决于群众场面。两人都能使我们感受到起义人民的自发性力量，使我们好像看到一场山崩。但是，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推动人群的仅仅是情绪的话，那么托洛茨基笔下的人群却会思考和思想。他们是自然之子，但同时又是人。卡莱尔笔下的群众裹着一层华而不实的神秘主义的烟雾，它暗示法国的革命人民是上帝报复统治阶级罪恶的盲目的武器。卡莱尔笔下的群众既可爱又可憎。只有在作者自己也慷慨激昂起来、确实像人发烧说胡话时，卡莱尔才能“洞悉神经”。托洛茨基以同样的想象力描写了群众场面，但他的描写具有一种水晶般的透明。他使我们感到：人们当时就是这样创造着历史：既遵循“历史的规律”，又有自觉的坚定行动。他为这样的人而自豪，尽管他们可能目不识丁、粗直憨愚。他想让我们也为这些人而自豪。对他来说，革命是短暂的，但又是意味深长的事件，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终于赢得了发言权。在他看来，这样的瞬间足以补偿世世代代所受的压迫。他带着怀旧之情追述革命，这就使其再现变得栩栩如生。

然而，托洛茨基却并未过高估计群众的作用。他并未像法国革命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家克鲁泡特金那样把群众与党和领袖对立起来，后者总是力求证明，革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民群众行动的结果，而革命的每一次失败都是政客的阴谋和“政治手腕”的结果。托洛茨基虽也认为群众是推动变革的动力，但必须把群众集合起来加以指导，而只有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起指导作用的组织，群众的力量会像未能进入活塞的蒸汽一样烟消云散。但活塞不是靠事件推动的，而是靠蒸汽。”托洛茨基从1917年两次革命中得出的强烈对比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的。二月革命基本上是群众自己搞的，而群众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迫使沙皇逊位，并促成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但此后却被消耗殆尽，以致未能解决任何最根本的问题，结果使得利沃夫公爵当上了政府首脑。而十月革命则主要是把群众力量集中起来并加以指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杰作。

在托洛茨基的阐述中，阶级与党的关系远较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机械性比较更复杂。托洛茨基描述了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微妙组合和交织。指导党行动的首先是特定的阶级利益。然而，阶级与党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模棱两可，而在革命时代则更是极不稳定。尽管党的行为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与特定阶级的关系，但它却可以从其他潜在的敌对阶级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或者，它只能代表社会环境发展中的某一阶段，这是因为其领袖的思想只适应于这一个阶段。而此时的社会环境早已把该阶段抛在了身后。或者，党还可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而提出该阶级还不准备接受的纲领，而且事件也在迫使他们接受它，等等，等等。在革命进程中，传统的政治平衡往往被打破，而新的联盟便会迅即涌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可以说是一部研究这些过程的原动力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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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过，托洛茨基并不隐瞒他对十月革命的敌人心怀仇恨。确切地说，他像一个检察官将敌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并继在彼得格勒大街上那次以后第二次让敌人遭受失败。按照惯例，这一角色通常不是由历史学家来扮演的。但在历史中亦如在法学中一样常会出现下述情况，检察官在许多场合之下都可以对案件的实质作出最完整的陈述：一、他所指控被告的罪行确实是被告所犯下的；二、检察官并未夸大被告的罪行；三、检察官了解被告的动机，说明其所处的环境，并恰当地考虑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况；四、检察官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他的每一项指控，而拥有充分自由反驳指控的被告不但不能提出反诉，而且被告席上被告相互之间的大声争吵只能证实检察官的正确。托洛茨基正是这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他的《俄国革命史》问世之时以及问世以后的许多年中，多数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领导人——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阿布拉莫维奇等人还健在，并在国外作为侨民继续活动。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在托洛茨基编织出的这一张由事实构成的网络中有什么实质性的弱点。除米留可夫外，任何人都不曾认真地作过某种相反的陈述。[1]由于在苏联至今没有一部值得冠以此名的革命史出版，因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在十月革命5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唯一一部翔实可靠的

革命史；这绝非偶然。除米留科夫外，其他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于自己本身的重重矛盾和错误之中不能自拔，所以没有能力对这些事件进行一番多少有些条理的叙述。他们拒绝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返昔日那个决定命运的战场，因为那里的一切，甚至每一寸土地都能令他们想起他们的耻辱。而托洛茨基却怀着纯洁的良心，高昂着头颅重访昔日的战场。

尽管如此，在托洛茨基的史书中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恶棍。他一般不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定性为行贿受贿、卑鄙龌龊的人。他并不否认他们个人的优点和人格。但他认为，他们仍注定要灭亡，那是因为他们捍卫了不可能捍卫的东西；是因为他们蹒跚在事件之后，仿佛是变幻不定的局势将他们抬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在智力和道义方面他们并未达到那一高度；是因为他们经常言行不一。被托洛茨基所揭露的卑鄙和凶残植根于古老的社会制度而非某个个人。但他那历史决定论观点使他能公正地对待对手，所以他不仅不居高临下，有时甚至还宽宏大量。当他描绘当权的敌人时，他展现他们的自命不凡、自吹自擂，给他们以致命的嘲讽，用雷霆万钧的愤怒将其击溃。然而，托洛茨基也常常会驻足留步，给对手以往的成就、其天性的完整、甚至英雄主义精神以应有的评价，并为本应享有更好命运的人的毁灭而痛心。当他描写已被打倒的敌人时，他总要强调指出所发生的一切是必然的，并为历史的公正审判而欣喜。但有时候他抑制住胜利的喜悦，向那已被打倒的牺牲品投去同情的、往往也是最后的一瞥。

在描绘革命的敌人时，他从未使用比敌人相互描绘时所使用的更黑的油彩。托洛茨基往往不把敌人描绘得那么阴险，因为他剖析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竞争，给蕴含在他们彼此之间粗暴攻讦中的夸张打了折扣。他对待沙皇和皇后的态度并不比对维特、米留可夫、邓尼金及正统的保皇党们更无情。当自由派批评家断言只有沙皇适时作出让步才能防止灾难时，他甚至“保卫”沙皇而反对自由派的攻击。托洛茨基证实，尼古拉二世已经作了许多让步，他不能再退了，因为这将与他的自我保护的利益相抵牾。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托洛茨基笔下的沙皇也是“历史的囚徒”。“尼古拉二世从其祖先那里不仅继承了一个巨大的帝国，而且也继承了革命。他的祖先未曾给他遗留下来任何一种足以使他有可能统治一个帝国、一个省、甚至一个县的品质。当历史洪流的浪头一个比一个更近地朝他宫廷的大门涌来之时，最后一位罗曼诺夫却只会以无言的冷漠与之抗衡。”[1]托洛茨基比较了注定要灭亡的3个君主——尼古拉二世、路易十六与查理一世之间和那几位王后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尼古拉的主要特点不是残酷，尽管他能做出残酷的事；也不是愚蠢，而是“缺乏内在力量、神经系统软弱和精神资源贫乏”。“无论是尼古拉二世还是路易十六，都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无力担负肩上的重担，同时却又不愿放弃哪怕是部分自己无力使用的权力”。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他们戴在头上的王冠”走向深渊。但托洛茨基指出，“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劫数难逃的深渊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托洛茨基表明，在命运攸关的时刻，当宿命主宰着这3位君主的时候，他们之间是那么相似，所以其间本有的差异似乎也化为乌有。因为“人们对胳肢的反应各不同，但对烧红的烙铁的灼烫的反应却是完全一样的”。至于皇后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这两位妇人都“精明强干，但头脑空虚”，而日两人“即使在已陷入灭顶之灾时仍看到彩虹般的希望”。[2]

托洛茨基还描绘了诸多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肖像。如米留可夫这位“历史学家、几部重要的学院派论著的作者，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他丝毫未曾沾染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半贵族半知识分子式的半吊子政治家的习气。而这是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所固有的毛病。米留可夫对待自己的职业非常严肃，这一点使他卓尔不群。”俄国资产阶级并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加任何粉饰地、平淡清醒地表述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在米留可夫这面镜子里，俄国资产阶级照见了自己的尊容，于是它明白了它是多么乏味、自私和胆怯，就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它开始抱怨起这面镜子来”。罗将柯（Родзянко）曾是沙皇的管家，后来成了二月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一个怪诞的人物：“在从阴谋家、暴乱分子和专制暴君手中窃取到权力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他一脸恐慌万状的表情……蹑手蹑脚地围绕着革命的大火打转，被烟火呛得直咳嗽，他说：‘就让一切都烧成木炭好了，到那时候我们再来煮点儿什么。’”[3]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斯大林时期，甚至在后斯大林时期文学中往往被描写成毫无个性的反革命幽灵，而托洛茨基笔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与此绝少共同之处。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既属于某一类型，又具有个性特征。如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齐赫泽的出色速写：“他竭力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奉献自己的一切，经常借愉快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缺乏自信。他身上带有无法去掉的土头土脑的外省习气的烙印……而且是多山的格鲁吉亚——俄国革命的纪龙德三角湾的习气。”来自纪龙德三角湾的最杰出的活动家策列铁里，在西伯利亚服了多年苦役，但仍然是南部法国类型的激进分子。在通常的议会陈规条件下，他如鱼得水，但他却不幸生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并在年轻时饮下了一口马克思主义而毒害了自己。在所有孟什维克分子当中，策列铁里至少……具有最开阔的视野和想要推行一种始终一贯的政策的最强烈的愿望。由于这个原因，在破坏二月体制这个问题上，他提供的帮助要多于其他任何人。齐赫泽对策列铁里俯首贴耳，但有时，后者那种使昨日的苦役犯革命者同保守的资产阶级代表握手言欢的死教条和固执常常使得他惊恐万状。[1]

一度曾是托洛茨基学生的斯科别列夫看起来像是一个肄业的学生“在业余演出中扮演着国务活动家的角色”。

至于李伯尔：

如果说乐队中演奏第一小提琴的人……是策列铁里，那么，睁着充血的眼睛、使出全部肺部的力量尖声刺耳地吹奏黑管的人必是李伯尔无疑。这位孟什维克属于崩得，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非常忠诚，热情洋溢，能善辫，但鼠目寸光，他狂热地想要表现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护国主义者和意志坚定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极端仇恨布尔什维克。

再比如切尔诺夫，他以前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现在担任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

这是一个博览群书但却没有教养的人，知识渊博，但不成体系。切尔诺夫身边常备有一大套合适的引文，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俘虏了俄国青年的想象力，但却并未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口若悬河的领袖无法解答的：他在指导谁，并把他们引导到哪儿去？切尔诺夫那些粉饰了道德说教和美丽诗句的折衷主义格言只能暂时网罗一批乌合之众，但一到危急关头，这些人就会各奔东西。所以，切尔诺夫居然会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建党方法与列宁的“宗派主义”对立起来，这．点不足为奇。……他决定避免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也不参与投票，这成了他政治生活的方式。彼此仇视的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尽管完全不同，但此二人都与革命前姜靡不振的旧俄国社会和无血性而又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渴望教育人民群众、充当人民的保护者和施惠者，却根本不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不善于理解人民和向人民学习。[1]

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有别于其他所有党派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既善于教育群众，也善于“向群众学习”。但他们在向人民学习、挺身担当自己的任务时并非没有勉强和抵触。当托洛茨基以对革命和党的赞美来结束此书时，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题：即布尔什维克还将“向群众学习”多久？他为我们所展示的党绝非是一支“钢铁队伍”，按照官方传说，这支队伍没有人的弱点，它坚定不移地朝着预定目标迈进。问题并不是说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不具有钢铁般的决心和勇敢，而是说他们拥

有的这类品质的多寡与人的性格相应以及它们在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分布极不平衡。我们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全都正处于他们最艰苦的日子中，他们处境孤立，横遭诽谤，怀抱着希望继续进行斗争。就其对事业忘我的忠诚而言，在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当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比。尽管托洛茨基记述了他们的伟大目标和性格，但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那些领袖近视而又胆怯，而普通党员则磕磕绊绊地在黑暗中摸索。人们正是为此指责托洛茨基，说他讽刺了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什么比这一结论离事实更远的了。他的描述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展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弱点：犹疑和动摇。但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和纷争歧见会减弱或被完全克服，怀疑让位于信心。党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必须与敌人斗争，而且还必须与自己斗争，这种情况非但不会抹煞它的成就，而且恰恰相反，会使得成就更大。甚至就连对那些曾对十月革命的大步飞跃感到惊恐万状的人，如季诺缪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加里宁及其他人，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他们在政治上的诚实。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叙述给他们带来了羞辱，那也只是因为这些人在革命以后竭力想以一支钢铁队伍的从不犯错的领袖形象而出场的缘故。

在《俄国革命史》中详细讲述了布尔什维主义在革命的那一年中所发生的两次重大的“内部危机”。在第一次危机期间，刚从瑞士回国的列宁发表了他的《四月提纲》，从政治上“武装了党”，以便发动反对二月政权的战争。第二次危机期恰好在革命前夜，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起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们相互对垒。在对这两次危机的描写中，叙述的中心限于领袖圈，但这些场面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下述事件同样深刻：波澜壮阔、雄伟壮丽的二月起义、十月革命的画面、以及最阴暗的过渡期―七月事件，当时运动处于最低潮。在这两次危机发生时，我们都能感觉到革命的命运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为数不多的几位委员：他们的投票将决定群众的力量将付诸东流还是走向胜利。群众与领袖的关系问题被十分尖锐的提了出来，而关注的重心立刻就集中在了唯一的领袖―列宁身上。

无论是在4月还是10月，列宁几乎都是孤立的。就连他的学生也不理解他。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差点儿没把列宁坚决要求他们准备起义的那封信给烧了。列宁曾下定决心与中央委员们“开战”，而且如果必要，他将无视党的纪律，直接向普通党员呼吁。托洛茨基解释说：“列宁不信任一个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列宁的不信任完全是正确的。”[1]尽管如此，每次危机，列宁最终还是说服全党相信其战略的英明，并使它投入战斗。托洛茨基表明，列宁的洞察力、现实精神和坚定意志是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就其重要性而言，与数百万工人士兵的自发斗争同样重要。如果把群众的力量比做“蒸汽”，把布尔什维克党比作“蒸汽机”，那么列宁就是司机。

托洛茨基因此着手研究历史中的个人这一古老的课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显然微不足道。他对列宁的活动记述，其真实性是无可指摘的。可以说，在各个阶段上，在每一件事上，列宁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都与托洛茨基的叙述一致。托洛茨基同样也不把列宁说成是事变的唯一创造者。托洛茨基告诉我们：“列宁不是从外部来反对党，他本人就是党的最完整的体现。”他不止一次证实，列宁只不过是把激动着普通党员的思想和情绪活动转变成为明确的公式并因此而最终获胜。领袖与群众可谓行动一致、配合默契。在列宁与他的党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即使在列宁与中央委员会有矛盾时也是这样。正如布尔什维主义

走上历史舞台不是偶然的那样，列宁的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列宁是“全部过去时代的产物……并深深地植根于过去之中”。列宁不是“革命进程的缔造者”，而是一个环节，一个客观历史规律链中的“重大的环节”。[1]

但在把列宁的作用定义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后，托洛茨基接着又提醒说，如没有这个“环节”，整个“链条”便会中断。他问道，如果1917年4月列宁没有回到俄国，那会怎样呢？“是否仍能满怀信心地断言即使没有他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呢？我们没有勇气来断定这一点……。”托洛茨基又补充说，完全有可能的是，“迷失方向和四分五裂的党可能错过革命的机会，把它延误数年之久”。如果说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还只是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他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则是畅所欲言。在从阿拉木图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托洛茨基断言：“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列宁没有在1917年4月回到彼得格勒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在写于法国的日记中，他的说法更加绝对："1917年如果我没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不过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那里有列宁在领导。如果我和列宁当时都不在彼得格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不会允许举行起义。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2]如果说列宁仍然不能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不是在虚无中完成了革命。革命需要有社会结构的衰落，群众的力量―即“蒸汽”，布尔什维克党―即蒸汽机（由列宁设计并缔造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能发挥其作用。托洛茨基告诉我们，但是即便所有这

些因素都已具备而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也会错过革命的机会，使它延误多年”。延误多少年？五六年还是三四十年？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假如没有列宁，俄国也许会继续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可能会生活在复辟的沙皇制度之中。而且时间可能还会很长，长得无法确定。至少本世纪的世界历史将会重写。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使人吃惊的结论。这一结论无疑带有经院哲学的色彩，而一个以经验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学家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无法把列宁排除在行动场以外，再搞一次革命，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说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被进一步地考察了的话，那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从这个角度看一看该书中的主要人物。在此，历史学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作为已遭到失败的反对派领袖的托洛茨基的经验和情绪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大可怀疑的是，托洛茨基在此之前未必会表达与马克思主义理性传统如此背道而驰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著名的文章《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传统。如同普列汉诺夫的其他理论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同样也对俄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通过一对经典对立范畴―必然性与自由来考察这一问题的。他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他同意卡莱尔的观点，即“伟人是开创者”。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名称。伟人就是开创者。因为他看得比别人远，而且他的期望也比别人强。伟大领袖在历史中的“巨大意义”和“极大的力量”即来源于此。但普列汉诺夫坚持说，领袖不过是历史必然性手中的武器。当必然性感到需要伟人时，它会创造出自己的武器。因此，不要以为任何伟人都是“不可取代的”。任何一种相当深远广阔的历史倾向都不仅仅通过某一个人，而且还通过一定数量的人来体现。在考察法国革命时，普列汉诺夫提第三章革希家淤厉史学家

出了一个与托洛茨基所提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或拿破仑，事件进程会怎样呢？

我们假定他（罗伯斯庇尔）在党内是一种完全不可取代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他并不是党的唯一的力量。假如他在1793年1月间偶然被砖头给砸死了，那么他的位置当然会被其他什么人占据，尽管占据他位置的这个人在所有方面都远远不如他。事件仍然还是会沿着罗伯斯庇尔在世时的那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吉伦特党徒们也仍然难逃失致的命运；但罗伯斯庇尔的党丧失政权的时间也许会略早一些……罗伯斯庇尔的党也仍会垮台……在时间上，也许会略早，也许会略晚，但垮台乃是不可避免的……。”[1]

托洛茨基也假设说，假如1917年3月列宁被砖头砸死了，那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那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都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一块砖头的坠落也许会将巨大的历史洪流引入不同的渠道。对个人作用的考察由此转变成为一场关于历史中的偶然性问题的争论，而这场争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普列汉诺夫在结束自己的论证时指出：“事件进程中的偶然性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嗣后的政治生活……”，但“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终究是不会与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具有影响力的个人由于其思维和性格独有的特征可以改变事件的个性特征及其若干具体结果，但却无法彻底改变事件的总倾向，因为它取决于其他力量”。托洛茨基则认为，列宁个人不仅改变了“事件的个性特征”，

而且也改变了事件的总倾向，因为，如果没有列宁，构成这一总倾向以及有助于这一总倾向的各种社会力量就不起作用了。这一结论与托洛茨基本人的世界观和许多其他理论不尽相符。如果说一切时代的伟大革命没有某一个具体的领袖便不可能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也不是荒谬的。而这样一来，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所有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以及进步思想界对它的义愤都会是毫无意义的了。

显然，托洛茨基在此堕人了普列汉诺夫在与一些历史学家的论战中所说的“视错觉”的掌握之中。这些历史学家坚决认为拿破仑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其他任何人即便占据了他的位置也不会带来这样的或与此相似的结果。“错觉”在于这一事实，即领袖似乎是不可取代的，因为领袖只要一占据领袖地位，便会防止他人问鼎。

拿破仑一旦以拯救社会扶序的“利剑”的角色出场，便以此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扮演这一角色的可能，尽管在这些将军们当中有些人扮演这一角色也许会和他一样或相差无几。既然对一个精力旺盛的军人统治者的社会需求业已满足，那么社会组织便会切断所有其他军事天才们想要夺取军人统治者位置的道路。……拿破仑个人的力量以极其夸大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将把他推至显著地位和支持他的所有社会力量都归到了他的名下。这种力量看起来似乎是唯一的，因为其他与之相似的力量都未能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当人们问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样时，我们的想象力会发生混乱，我们会觉得，如果没有拿破仑，以拿破仑的力量和影响为基础第三章革命家兼厉史学家的整个社会运动便不会发生。[1]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我们看来，列宁对事件的影响也被极度夸大了，因为列宁只要一占据领袖地位，便会防止他人问鼎。我们当然不能说，如果列宁不曾在其位的话，谁又能占据他的位置。托洛茨基自己就可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有意思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乌里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这样一些著名革命家在1917年夏季讨论和比较过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优点时都同意托洛茨基在当时已经胜过了列宁这种说法。说这话的当时，列宁还在位。尽管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十月起义事实上是根据托洛茨基而非列宁的计划完成的。如果当时既没有列宁又没有托洛茨基，那么也会推出某个别的什么人来的。显然，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并不曾有过一个与他们并驾齐驱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此二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历史上，伟大领袖和军事首脑职位的空缺数额的确有限得很，如果空位被占，潜在的候选人则没有任何机会达到其“自我实现”的目的。难道由此就可以引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吗？较次一些的领导人是否也能发挥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作用呢？其中唯一的区别恐怕仅仅在于，较次一些的人不是“让命运来指导”他们，而是被命运“拖着自己的衣领走”。

毫无疑问，差不多每位伟大领袖或独裁者在其生前都是无法取代的，在他们死后都会有什么人来占据其位置。而这个人在他的同事看来，往往是一个最不可能被选中的、命定只配扮演二流角色乃至三流角色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当许多人先看到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继承者、继而看到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时都

会惊讶不已的原因。这种惊奇感乃是有关不可替代的巨人的视错觉的副产品。托洛茨基断言，只有列宁的天才能胜任俄国革命的任务，他常说，在其他国家中，要使革命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像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党和像列宁这样的领袖。没有任何必要否认列宁的卓越才华和坚定性格，否认布尔什维克由列宁来领导乃是它的运气。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难道说中国和南斯拉夫革命在一个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有很大区别的党的领导下，在一些水平低一些、甚至低好多的领袖的领导之下没有取胜吗？在每一种情况下，革命倾向总是能从手头现有的人材资源中遴选或是创建自己的机构。如果断言十月革命即使没有列宁也会发生不无根据的话，那么，相反论断的根据就要小得多：1917年年初苏黎世屋顶上落下的那块砖头可能会改变本世纪人类的命运。

在此，我们要补充说明一点，即这后一种观点，与托洛茨基有关革命的基本哲学和观念并不十分吻合。因此托洛茨基无法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观点。例如，在几年以后所写的《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断言：

领袖的品质绝非是无关紧要的……但这却不是唯一一个因素，而且归根结底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布尔什维克的获胜……不是由于其领袖个人的优越性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法国大革命中）米拉波、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巴拉斯、波拿巴相继当政的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其力量远比历史主角本人身上的特殊特征更大。[1]

正如上文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托洛茨基在列宁问题上的“视错觉”所阐明的不是列宁，而是他本人及其在这些年中的心境。他撰写《俄国革命史》这本书时，对斯大林个人祟拜的狂热已经开始了。因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对这种崇拜的否定性反应。他以列宁的“不可取代性”为依据反对斯大林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注意到苏联社会的普遍冷漠和无序性，那么这位领袖在那些年中肯定显得是一个比在人民群众政治热情沸腾的1917年重要得多的人物。一方面，斯大林是作为一个独裁者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亦有发挥其某种类似于思想和道义上的独裁者、反对派唯一一位代言人的作用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即便失败了，也会令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凡的人，而且就其重要性而言，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把领袖的巨大身影投射在1917年的荧屏上，并由此得出带有自我保护性的教训：“由列宁的抵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即领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逐渐被遴选出来并由数十年的斗争锻炼出来的，因此，领袖不能被任意更换，把他们机械地排除在斗争之外会给党造成巨大创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会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丧失行动能力。”[1]托洛茨基在日记中更清晰地表述了这一教训：

……我认为我目前从事的工作（领导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和创立第四国际）尽管极不充实并带有局部性，却是

出结论，说十月革命“与其说是全部俄国以往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有史以来所有划时代性格之一的产物”。参见西·胡克：《历史上的英雄》第150——151页。）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它比我在1917年的工作更重要，也比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作以及其他任何工作都更加重要。……我不能说我在1917——1921年间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但我现在的工作的确是“不可取代的”。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儿夸张之处。两个国际的垮台提出了一个这两个国际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个人命运的反复无常迫使我正视这一问题，并赋予我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经验。今天，除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用革命方法来武装新一代的重大使命。……为了保证它的成功，我必须至少不间断地工作5年。[1]

托洛茨基必须使自己确信，领袖，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30年代中的他本人，都是无法取代的，他就是从这一信念中汲取着支持他独自进行英勇斗争的力量。现在，当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中唯有他一个人出面反对斯大林时，的确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的位置。……但也正是由于托洛茨基是孤立的和无法取代的，才使得他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被徒劳无益地消耗掉了。

我们先不管这段论据中的“对”与“错”，继续考察一下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不妨让我们摘录两个同时代人的话。1923年，在反托洛茨基战役即将打响时，卢纳察尔斯基这样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浑身带刺、不能容人和专横的人。只是在他对列宁的态度中（在他们结盟之后）才表现出动人的发自内心的敬意。他以真正伟人的谦虚承认列宁的优越……。”[1]在30年代初，克鲁普斯卡娅曾与一位著名的外国非党人士交谈，当时她知道自己的话被偷听并肯定会被汇报给斯大林的。她同样提到托洛茨基的“专横和难以相处的性格”，但补充说：“他由衷地爱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他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后，他休克了，两小时后才苏醒过来。”[2]对列宁的热爱和承认列宁的优越，这在托洛茨基于革命后发表的关于列宁的言论中处处可见。早在1918年9月，在范妮·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以后，托洛茨基曾这样谈及这位受了伤的领袖：

自我牺牲、敢做敢为、仇恨压迫——这些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身上一切最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他依靠俄国年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用世界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在政治的天穹上顶天立地地站了起来。这就是列宁——我们这个革命时代中最伟大的人物。……当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的生命受到死神威胁的时刻，我们当中每个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微不足道。[3]

这段话里丝毫也没有恭维讨好的味道。当时的列宁还没有被崇拜所包围，而且托洛茨基此后还不止一次激烈地表达过与他的意见分歧。1920年，在列宁诞辰50周年时，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传记随笔，口气比较节制，文章谈及列宁身上的民族性，说它们体

现了俄罗斯性格中最优秀的方面。[1]在流亡中，在离开王子群岛以后，托洛茨基开始写作列宁大传，但只写出了前几章。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但他还是部分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20年代初，发表了许多传记随笔。托洛茨基在其中讲述了列宁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时期：1901——1902年和1917——1918年，提供了一幅非常生动的肖像，它充满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温情。[2]

托洛茨基盛赞列宁目标明确、善于使自己完全服从于伟大的目标，而且还赞扬了列宁的人格，他说，在列宁身上，崇高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严肃认真和富于幽默感、对原则的狂热忠诚和思维的开阔、行动中的毫不留情、狡黔和细腻的感受力、高度的智力和纯朴结合在一起。他表明“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同样也会犯错误，从而打碎了斯大林创造的列宁偶像。但托洛茨基自己却走向列宁，向他脱帽致敬，对他无比景仰，并且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但他没有跪倒在列宁面前。托洛茨基不是在给偶像而是给他所了解的人以应有的评价。托洛茨基即使是在描写列宁的英雄主义性格时也没有把他变为半神似的人物。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与本人一样的平凡形象，而不是在描写一尊庄严肃穆的半身雕像。他虽未用传世之作的风格而仅采用了记者随笔的形式，但却创造了历久弥新的画面。他描述列宁的那些随笔比同时代另外两位伟大作家——高尔基和威尔斯的随笔的艺术感染力更强。他从各个角度关注着列宁：列宁怎样思考问题，怎样立论，怎样走上讲台以及在讲台上的风度，列宁的手势和动作，列宁的笑声和戏弄人的玩笑。我们能看到列宁雷霆般的震怒；看到列宁在采取重大决定的紧要关头是怎样亲切地逗小狗。我们看到列宁如何像一名中学生

似地匆匆忙忙地跑过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到政府会议厅去，急于跟他那些人民委员朋友们风趣地开个玩笑。我们总能在这位艺术家的目光中捕捉到热爱“平凡的革命天才”的闪光。

然而，在这位艺术家的眼里还可以看到一种遗憾的表情。托洛茨基和列宁并肩紧密合作了大约只有6年时光。虽然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划时代的6年。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却是在反对列宁的派别斗争中度过的，他对列宁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称列宁是“一个马虎的律师”、“是罗伯斯庇尔的一张令人反感的漫画”、“居心叵测、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俄国落后的利用者”、“败坏俄国工人阶级道德的”，等等。和他的这些诬蔑相比，列宁的答复不但显得颇有分寸，甚至很温和。尽管从1917年以来列宁从未重提此事，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但托洛茨基的恶毒攻击是如此凶猛，不可能不留下创伤。甚至在1917至1923年间，当两人都在同一个最紧密的政治同盟中共事的时候，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也没有个人间的亲密关系，列宁对他有所保留。[1]托洛茨基竭力想要以自己的“令人感动的尊敬和爱戴”默默地、有分寸地平息此事。在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也许只是半无意识地在自己的论著中继续纠正他侮辱列宁的行为。他承认，在他与列宁决裂的1903年时革命对他来说基本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而在那时，列宁却完全理解革命的现实性。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在“走向列宁”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克服内心的抵触情绪。但当他一旦克服了这种情绪并和列宁联合，他便处于列宁的身影之下，他始终把作为历史学

家的自己留在了那里。他一再故意讲述曾经有过的许多分歧，但他的记忆却不愿回想。他本能地有意缩短他们分手的时间，缓和对立的严重性，满怀喜悦地追溯他们友好的岁月，并竭力把这段时间往后、往前扩展。有时，满怀崇敬的他努力重新体验自己的生平，似乎任何东西都未曾打断他和列宁的一致性。他还想写一本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终生友谊的书，而这种理想的友谊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未能获得。在列宁逝世11年后，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我梦见我在跟列宁谈话。看情形谈话是在客轮的三等舱里进行的。列宁躺在铺位上，而我在他身边，不是站着就是坐着。……他担心地询问我的病情：“您显然是得了神经性疲劳，您必须休息……。”我回答说，我以前总能很快克服疲劳，不过……这一次，情形看来不那么简单。……“既然这样，您可得认真（他着重地强调了这个词）去瞧一瞧医生了（接着说了几位医生的姓名）。”我说我已找许多医生看过了……但我瞥了一眼列宁之后想起来他已经死了。我即刻就想把这个念头从我头脑里赶走……当我讲完我在1926年前往柏林治病的事之后想追加一句：“这事发生在您去世以后”，但克制住了自己，只说一句：“这是在您生病以后的事……。”[1]

梦境和幻想保护着易受伤害的托洛茨基，他在幻想中看到自己处于列宁的友爱和关心的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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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问题上的“视错觉”是《俄国革命史》中主观思维的唯一一个例证。在所有其他场合下，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描述所有事件的。当然，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才会有他那么深刻的感受，才能感觉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实质、色彩和味道。但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却比作为亲历者和旁观者的自己站得更高。人们关于凯撒所说的一切是不能用于托洛茨基身上的，因为作为作家的凯撒与作为统帅与政治家的凯撒相比则会黯然失色。托洛茨基让自己的论著经受最苛刻的检验，而且他以极其严格的事实来加强自己的叙述。这些事实往往不是从朋友那里，而是从敌人那里拿来的。他从不依赖自己个人的威望，而且把自己当做书中人物的情形也极为罕见。例如，对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一事，他只说了干巴巴一句话，而实际上这事是当时发生的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之一。[1]此书的缺陷可能在于，如果仅就此书来评价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必然会导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在1917年的《真理报》上，在每种反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在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报告的每一页上，托洛茨基的形象远比在他自己亲手所写的书中显得重要得多。在这样一幅巨大而又生动的历史长卷中，托洛茨基的剪影差不多是全书唯一的一个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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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兹利特（Hazlitt）断言，演说天赋和文学才华不可兼得。但托洛茨基却既充分具有演说家的敏锐感受、天生的雄辩和善于理解

听众的能力，同时又在同等程度上具有持续深人思考的能力。他不但对转瞬即逝的成功十分淡漠，而且具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必不可少的“心灵的耐力”。本身也是一位杰出演说家的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托洛茨基“是我们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演说家”，而他的文章和著作则仿佛是“冷却下来的言辞”。“……他的演说是文学性的，他在文字工作中也是演说家。”[1]这种评价非常适合托洛茨基的早期著作。卢纳察尔斯基的这句话是在1923年说的，那时，作为一位作家的托洛茨基尚未登上新的高度。在《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中，演说成分严格遵守记述和阐释的需要，其叙述具有一种史诗般的节奏。“言语凝重”虽仍然保留，但仅仅是因为这是任何叙述都在所难免的。

数十年中，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只能以译作的形式为人所阅读。随着他本人的被放逐，连他的文学天才也被放逐到外国语中去了。他找到了几位很有才华而又忠实的译者，如马克斯·伊斯特曼、亚历山德拉·拉姆和莫里斯·巴黎冉宁，他们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介绍给了欧洲和美国的读者已但在译本中却缺乏某种来自于托洛茨基精神和风格的神韵，尽管托洛茨基从欧洲文学传统中汲取了许多东西而成为最具有世界主义的俄国作家。然而，他从母语中汲取的养分又最多，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了俄语的力量、含蓄、色彩和幽默。在自己的那一代人中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俄国散文大师。对于英国人的耳朵来说，托洛茨基的风格听起来似乎有些滞重、“冗长累赘”，柯勒律治认为这一缺点就连最优秀的德国或大陆风格也难于幸免。但这只是一个趣味与公认的风格标准的问题。况且，仅在公认的风格标准这点上，不仅不同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就连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代也有发展和变化。慷慨

激昂、铿锵有力、反复强调，这是革命时代特有的一种风格，那时演说家和作家对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所宣传的思想是人们为之进行殊死战斗的思想。当然，在战场上或在革命时期，人们说话的声音是高亢洪亮的。这对于英国城堡中守着宁静壁炉的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但《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并无“冗长累赘”的毛病。在这两本书中，托洛茨基在选择表现手段上体现了古典主义式的精炼。在这里的托洛茨基像一个“客观的语言创造者”，一个在文学这块庄稼地里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他力求在词义色彩和情绪色彩方面达到高度精确。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始终高度警觉地关注着全书的结构及其各部分间的比例，艺术统一感从未离他而去。他是如此巧妙地把自己的理论论据编织进叙述之中，以至一旦想把它们从中抽出来，整幢大厦的比例便会被破坏。他深知何处可以压缩、何处可以扩展故事的底韵，在这方面能与他媲美的屈指可数。但他在此的做法的确并非出于任性：速度和节奏是事件脉搏的反映。所有这一切都如一股巨流滚滚向前，而这正是有关革命的故事所需要的。在篇幅较长的段落中，他又保持了一种平稳节奏，直至叙事达到高潮点时为止。一旦达到高潮，节奏立刻加快，语调升高，叙述变得波澜壮阔、热情洋溢：赤卫队攻打冬宫，涅瓦河上军舰的汽笛，苏维埃内各党派之间最后一次搏斗，社会秩序的混乱，革命的胜利，都像交响乐一样气势磅礴。[1]尽管如此，叙事的完整性却并未因而消失。托洛茨基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古典主义的庄严和现代健全的理智融为一体。

在托洛茨基这部著作的每一页上，令人惊奇的各种明喻和暗喻俯拾皆是。它们是他想象力的自发产物，但他从未放弃对它们的监督。他的想象力十分生动，也同样精确、富于理性。他使用暗

喻都带有一定的目的―加快节奏，说明情境，或是把两三个思想联结得更紧密一些。一个形象既可以被包容在一个短句中，也可以在整个段落进行中慢慢地生成或是在整整一章中如植物一般长成：先是种子破土而出萌发新芽，过几页后植物开花，而到一章的末尾它就开始结果了。这里，不妨让我们以作者在描写二月革命开端的那一节中如何应用暗喻的情形为例来作说明。这里讲的是彼得格勒的2500名工人在狭窄的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时与一队哥萨克——人民起义“永恒的讨伐者”相遇的情形。

军官们纵马开路，首先冲进了人群。紧随其后是一队哥萨克打马奔驰而来，马队宽度与街相等。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可那些骑手们却排成一溜儿，像一根长长的带子，小心翼翼地通过军官们给他们开出的那条长廊。“其中有几个人脸上还挂着笑容，”卡尤诺夫回忆说，“有一个哥萨克还好意地冲工人们眨了眨眼。”这眨眼并非没有意思。由于这种友好的、非敌意的保证，工人们敢于跟在哥萨克后面了。那眨眼人很快就有了模仿者。不顾军官们再次努力约束，那些哥萨克在并不公然违反纪律的情况下不是去驱散人群，而是从人群中穿过去。这种情形重复三到四次以后，两边的人开始接近了。个别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们的提问，甚至还有人和工人开始了简短的交谈，纪律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透明外壳，似乎随时都会訇然倒塌。军官们放弃了想要将人群驱散的念头，急忙去把哥萨克和工人分开，他们让哥萨克站成一排、隔断街道、组成一道屏障，不让示威者走进市中心。可就连这也无济于事：完全遵守纪律的哥萨克们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听任工人们从他们的马肚子底下“钻过去”。革命不择其路。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1]

从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钻过来的革命这一概括性形象自然来自这个片断。它揭示了新的形象、乐观主义和局势的不确定性。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至少工人们这次再不会被哥萨克的马蹄所践踏了，尽管他们的地位还有待巩固。但当我们翻过讲述起义声势如何逐渐壮大的20页后，看到这一暗喻又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再次出现，这一次它的作用是提示革命所走过的路程：

于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我们自己的第一批装甲车出现了！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下，它们向尚未投降的地区传播着恐怖。革命再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爬行了，它挺直了腰杆，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2]

在同样典型的另外一段描写中，作者热情地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场面，使它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他讲的是业已分崩离析的沙皇军队中的官兵对立情景：

盲目的搏斗也有其潮涨潮落。军官们努力去适应它。士兵们再一次赢得了时间，但在这个短暂时期中，在这些和解的日子里，使旧制度下的军队解体的社会仇恨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它越来越频繁地、尖锐地爆发出来。

在莫斯科的一家剧院里召开的一次残废军人会议上，参加者中有军官也有士兵。一个残废士兵在发言中开始侮辱军官，台下响起了抗议声。皮靴声、手杖声和拐杖声。而你们，军官先生，又是如何拳打脚踢地侮辱士兵们的呢？这些因伤而残废的人像两堵墙一样面对面地站在那里，残废士兵对残废军官，多数时少数，拐杖对拐杖。这一发生在剧院中的可怕的场面是嗣后狂暴凶残的国内战争的一个先兆。

这一严格现实主义的报导洋溢着高度浓缩的激情。传达这一场面只用了6个简短、如刀砍斧凿般的句子。寥寥数语就将我们带进了剧院，我们的耳边好似回响着“皮靴、手杖和拐杖的笃笃敲击声”。用普通的比喻来说明不寻常的场景：拄拐杖的人“像两堵墙一样”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在这言简意赅，初看上去十分简单的短句里包含有多大的悲剧性呀！

托洛茨基的作品充满嘲弄讽刺和幽默。他起而反抗现行制度，不仅出于愤怒和理论信念，而且也出于深知它的荒谬性。即使在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白热化关头，托洛茨基也能发现可使人发笑的喜剧性的事件。人们的愚蠢、无理性的虚伪一次又一次使他惊讶。在《我的生平》中，他回忆1917年年初在纽约当他预言俄国革命将以资产阶级政权和专制主义的被推翻而结束时，一些俄、美社会主义者的反应：

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玩笑。我在一次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证明在俄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上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效果有如往满是自负迟钝的青蛙的池塘里投了块石头一般。英格曼博士不失时机地在会议上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算术的四则运算，连花费5分钟驳斥我的痴人臆语也不值得。[1]

多数情况下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蔑视嘲笑他的对手。他的笑不是善意的，只有他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时，他才会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声，这只是罕见的例外。后来，他太深地投入那些极其严酷的斗争，而他嘲笑人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民来反对它们。他问道：“什么？什么？我们居然能让这些自负迟钝的青蛙们走自己的路并替我们进行我们人类的事业？”他的讽刺旨在促使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蔑视这个强权的世界，迫使那些强者们在它的鞭挞下发抖。托洛茨基正如莱辛在那幅有名的海涅肖像上题词所说的的那样，不仅砍下了敌人的脑袋，而且还“恶毒地把头颅从地上拿起来，让人们看一看它是多么空虚”。托洛茨基从未像他和克里俄一起重新造访伟大的十月战场时那样砍掉过如此之多的头颅并展示这些头颅的空虚。